这个系列起名字时，用的是土共反腐的套话，想来想去还是这个标题合适，也反映了土共对腐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为什么？我认为，腐败也是我们“人性”的表现，如果把“人性”看成二项分布，它应该类似正态分布，就是拒腐蚀永不沾的人是极少数，五毒俱全的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在权力的作用下或多或少会变异。

从社会舆论角度，很多人把腐败看成改革开放的重要后果，特别不断有人与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相比。确实，解放初期干部队伍中理想主义或许更多一些，但坦率说，现实条件也不可能让腐败有多严重，举两个例子：

宏观方面来看，以1976年为例，当时全国GDP仅有3千亿人民币，人口大约不到10亿，人均GDP才300元左右，一般人均收入大概是GDP的20%-30%，所以当时人均年收入不到90元，老百姓手上真的没有钱。所以，我小时候听到的腐败行为大多是送礼，特别是送土特产。我小时候看到的两大腐败领域，一是参军，另一个是知青回城。前者是人武部体系，特别是县级人武部，说是从部队来县里带兵的，走的时候都要用吉普车专门把礼物带回家。后者我家住在轮船码头附近，我经常看到判刑甚至枪毙的布告，是各级知青办头头欺负女知青的，知青要回城往往就是请客送礼了。记得我们公社供销社会计还是什么的，贪污了300元就被判刑了。是过去对腐败打击严厉吗？只是那时的300元价值远远高于目前的起刑标准3万元而已。

微观角度，我父亲在我们那儿公社工作，整个公社的情况我小时都有印象：人均一亩地，粮食800斤/亩，每斤稻谷算0.1元，2万人，农业GDP占全公社50%吧，毕竟那时除了副业少量商店没啥工业，这样估算整个公社全年GDP不过32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这个原来的公社转成“镇”，吃了3个周边原来的小社，人口7万左右，2019年国庆70周年时公布前一年的GDP达66亿元(我以前日志记录了)，人口增加3-4倍，GDP足足扩大了2000倍。这还是我们市的穷镇，去年我们县级市人均GDP是2.3万美元，这在苏南县域经济还属于中等偏下。

列出上述指标，是说目前要腐败是有经济基础的，一是老百姓手中有钱，二是经济法人体比改开前要丰富得多，三是上传下达的资金渠道也特别多，什么种粮补贴，新农村建设，乡村道路改造等等。所以，乡镇干部如果要腐败，百万甚至千万不是不可能，到县级市这级，千万甚至过亿也是可以想像的，因为腐败分子腐败总额是多年累积的。

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GDP世界第二的国家，财富的积累效果非常明显，腐败的形式多样化，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权力”不一定是官当得大，想当年，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把他在无锡的520人才计划移植到南京，称之为321计划，好像是要培养3000个科技企业家，200个领军企业家，100个千人计划顶级企业家，不知南京市通过什么途径，评审最后落到我家LD所在中心头上，她们中心主任名义挂帅，实际负责的就是一个普通员工，既没有官位，也没有高级职称，好么，这个家伙在组织321评审时收取不少被评审企业的好处费，最后总计高达800万元，不是他个人拿到这么多，是经过他转手的总额，在杨卫泽出事后不久也这件事东窗事发，这个员工被判了11年。我家LD比较郁闷，一个是本单位，一个是家乡，都出糗了。

目前，土共一方面高举反腐大旗惩处大量贪官，另一方面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官员和权力的管理，从我的角度来看，还是有成效的，至少遏制了腐败的公开化和表面化。现在象我们学校中常规的工作已经很少有腐败的机会。但土共的体制说实在的并不有利于彻底铲除腐败，现在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弱化舆论监督，腐败从表面向深层次转化。典型的象本系列(二)中曹处是前后两任处长被查，当然他们一个窝案，而(三)中孙副主任加上前两任处长都被抓了，分成两个案件。证明在重要的权力环节“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把权转成钱太方便了。

据我家LD讲，在警示教育会上，纪检组长说：本部委反腐形势严峻，目前手上还有十几条线索在追查。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多年高压打击，他们部委反而有蔓延的趋势，可能是18大开始反腐吓住一些人，后来大家吓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