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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 热度 40 燕庐敕 2016-2-16 00:04; 本文作者:杜润生,来源:人民网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本文作者:杜润生,来源:人民网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1950年6月，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2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3亿1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这次会见，我又提到，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几，最高50%，没有70%的情况，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差别，所以将来可分配土地的数量不会太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只友40%左右，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很大，不够分配。邓子恢同志主张动一下富农的出租土地。我事先听说，49年底50年初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中国将对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一种新的政策。苏区时代对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实行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将土地打乱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好。因此新区土改准备保存富农经济。这个政策拟写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人数较少，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次我被派来参与土改法定稿，遵嘱将子恢同志建议先向少奇同志转述一篇。少奇说，中央一致主张保存富农经济，不过有意见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说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当时讲了许多条)。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基本不动，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这就是《土改法》规定的，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种种的原因，新区土改中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地区是较少的。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后讨论土改法。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引导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不可大吃大喝，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阻。”主席这里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关于土改的这次谈话，我还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听别人讲话，具有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风度。二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酝酿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农村工作(1952年11月)，决定调邓子恢同志组成中央农村工作部。中组部通知叫我和邓老一块来，邓老任部长，我担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邓老)。我们来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见毛主席，向他报到。毛主席在驻地接见我们，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工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老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中南地区互助合作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搞得很不错了。我们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学习的时间。毛主席接着说：杜润生同志，咱们见过面，下面农村情况如何？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思想还不够稳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即毛后来批他的“四大自由”，在这之前这四个“自由”中央通过新华社信箱讲过全国各大区都倡导过)，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着说，对于新区，还是生产压倒一切，上级发的任务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强烈。毛主席说：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遵主席指示，我们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布署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此外，农工部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两件加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共三个文件，毛主席都亲自过目，批示合出一个小册子，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发展互助合作，重心还放在办好互助组和试办初级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主席讲，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农工部下去的同志回来反映，某些地方的合作化有一点“冒进”。对建立生产合作社，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还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应限制富农发展和两极分化，适当地动摇私有制，把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办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华北局领导和刘少奇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认为山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下边也有类似的分歧意见存在。在讨论总路线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论点，说不可确保，就是要动摇。不久又批评“四大自由”，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看来，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巩固论”据说是批刘少奇，实际上从他们二人的讲话记录中未找到这种说法。但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记得好像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还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怎么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700亿斤，这都是他们的收入嘛，难道不是改善吗？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高，生活条件也不一样，当然收入会高一些。问题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观点，我们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陈伯达和廖鲁言传达了毛主席说的有名的那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又说，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同时还批评了农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对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1953年这一年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有40%，其中常年组约占1/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还很少。年底毛主席讲话后，就将“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方针，改变为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提出要摊派数字，要有计划。到1954 年春，全国初级社由1万多个发展到7万多个。各地方已出现有一点强迫命令的现象，这一年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出现紧张。据统计，从1953年到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实际粮食收购785亿斤，比上年多收178亿斤，增长29.3%。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习惯，对取消粮食市场不知是怎么回事，怨声四起。本来统购统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战时经济措施，现在把它做为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实施，强求农民接受，当然有困难。当时中央农工部为避免全面出击，建议合作化应稳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给中央写报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单纯追求数字，努力先办好这7万个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真正是自愿的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因此4月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标就是办好这7万个社，主张发展一批，办好一批，稳步前进。一直到1955年春，始终是这个态度。这和毛主席这个时期一连串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是不协调的。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尽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期；2)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克服困难，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土改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毛主席的合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15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所谓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可能落空。总之，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同志似乎未予重视。53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部反冒进变成“冒退”。中央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三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至55年度购粮891亿斤，增加106亿斤)，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1/3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些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予期的讯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党与农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和“自发势力”。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的，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到3万多个，共减少1万5千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1/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三月份所提“三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反对右倾保守。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一百万就行，多三十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材料。毛主席就开始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这基础上扩大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写越起劲。后来认为右倾保守不仅是邓子恢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解决。会前书记处召集我们开会，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接着在10月份召开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先由邓老和我两人做了检查，承认落后于形势，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处在大潮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像小脚女人走路，总嫌别人走得过快；合作社是能办得好的，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不能办好？10万个能办好，100万个、130万个就办不好？能办小的就不能办大的？能办初级的就不能办高级的？说没有干部，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嘛!他指出特别是把中农划为上、中、下三类，我们只要团结贫雇农、下中农，就争取了多数，就能保证合作化健康发展。少数富裕中农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评具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提出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说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他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浙江“坚决收缩”合作社是惊惶失措的表现。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在7月讲话稿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于10月发表的，此件和7月31日会议文件有差别，其中许多问题，如明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等等，都是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了后来加进文件的。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另有提纲，有许多话没有上文件。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当时有人提出邓子恢检讨不够，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反封建还是很坚决的，此次犯错误是做了检讨的，是可以改的，向来对犯错误做检讨的人都不满意，都说他检讨得不够，我看差不多了。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经验不足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陈那样讲我，使我回想起过去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虚”的印象。记得1954年有一次谈话，他说资本主义初期，家庭手工业变成作坊的工厂，作坊里头集体作业，有了分工，于是生产就增长了一倍两倍，难道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吗？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当时只凭直感就说，恐怕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把工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边，手工业老板能够直接监督管理，农业分散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劳动纪律，更多靠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他觉得我的思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不听毛主席的。此外还有几个小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我说高级社可能难办，他说不比初级社难办。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他想把我的问题往政治问题方面挂钩，可能与此次顶撞有关。毛主席在那次会上给我和邓老说好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允许人们犯错误、改错误，一看二帮。有错，进行严格批评，同时又给予信任，对这种爱护干部的精神，我们都是感觉到的。今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回顾的这段历史，也已是40 年前的往事，这段往事，历史发展本身已作出或还将继续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然，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个人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新的认识。乡村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亿万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和试验，这个运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不论人们对这个事业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变化和差异，绝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基本认识。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当他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变动的趋向，从而做出战略决策时，他那披荆斩棘，一往直前，相信群众，藐视困难，百折不回，义无反顾，务求必成的气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坚持，都是极具特色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的前无古人的业绩，和他的理论成就，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宝贵遗产，永垂青史。我想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1371 次阅读|28 个评论

分享黑人的世纪: 热度 6 席琳 2015-7-19 09:59; 2015-7-18 妹妹今天又去参加同学的爬梯了。是一个黑人女孩的16岁（Sweet Sixteen）生日，在一所豪华宾馆的礼堂里举办的，邀请了所有的男女同学。黑人女孩的奶奶和弟弟，坐在礼堂的门口当接纳。女孩的妈妈，长得很年轻，十八岁就结了婚，又离了婚，生了六个孩子，女孩是老大，和后爸一起生活。妹妹上一次参加的16岁生日爬梯，也是一个黑人女孩，也是在同一所宾馆举办的。临别的时候，每人还发二十块钱的红包。; 个人分类: 点点滴滴|514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文化背景（转）: gordon 2015-7-12 07:56; 注：这很长，找一篇论文看吧《鲍勃·迪伦摇滚艺术价值探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硕士论文，能下到。意识传递中的价值矛盾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尔斯#弗兰克尔一布朗斯维克(Else Frenkel一Brunswick)1955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强调观念灌输和价值观熏陶等人格培养问题。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收入与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工人阶级家庭,所以他们也更期望将自身的中产阶级理念、价值观得到完整传递,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价值观念上也有所富足。就职业中产阶级而言,在教育方面他们更是强调精英教育,把教育看做是改变自我命运并能够提升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所以他们十分注重对孩子自信心的建立,使他们将来敢于挑战、大胆创新以求在竞争之中取得成功。众所周知,伴随着/婴儿潮0(baby bomm)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人数己是相当可观,但加入到反正统文化运动之中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只是其中一部分。这表明,中产阶级家庭向其子女们所传递的的价值观念只是众多青年文化反叛原因其中的一种,它并不一定使青年一代走上反正统文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推论,凡受到这种观念熏陶的中产阶级青年一代必然具备反叛精神。虽然50年代时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们重视自立品质和个人主义精神,但在政治方面都明显的带有一种中性特质。这既可以使他们走向政治文化激进,也可以使他们走向政治文化保守,因此不能简单确定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自立品质和个人主义精神等中产阶级价值观没有鲜明的左翼或右翼的意识形态倾向,从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现代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个人主义观念中,本身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内在矛盾。首先是美国中产阶级价值体系过分强调个人成功, 特别是在经济意义上表现极为明显。中产阶级极力主张的公平竞争、科学管理和共同进步,皆是为了确保个人经济上的成功与发展。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中产阶级在极力促进个人奋斗与成功的同时又强调次序理性化!计划合理化和管理科学化,从而遏制自由竞争经济的潜在破坏作用。这一结果也导致了社会各机构的高度组织化与个人作用和特性的日益萎缩 ,也让专家管理、政府介入与社会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重要起来。其次是中产阶级家庭在培养子女时又总是强调“表达式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如自我价值、自我尊严、自我理想等观念。以此教导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始终保持自主自立、自尊自强的精神,而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或人云亦云。这两种方式也逐渐成为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也势必会在中产阶级青年一代中产生失落与茫然。而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失落的青年一代的情绪就会转变为异化,表现出愤怒与绝望,从而最终走向反叛之路。不仅如此,个人竞争与个人成功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中还占据着非常显著的位置,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与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成为其重要特点。因为他们坚信通过自我奋斗、努力拼搏、积极竞争才能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人的才能和价值才可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价值观念,极易导致人们崇尚精英主义从而增大了竞争的残酷性。但20世纪60年代的中产阶级子女们对于父辈的这些观念却仅仅是有条件的接受,他们普遍认为如果竞争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财富,成功仅仅意味着取得更高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不敢苟同,有时甚至表现出相当的反感。他们虽然有条件上较好的学校,读较好的书,有较好的老师。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骄傲,并对他们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而他们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溺爱的一代。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比二战一代的父母!“大萧条”一代的祖父母要高。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感到了希望的破灭。从本质上讲,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子女之所以走上文化反叛之路,是由于他们所经历和面临的现实社会与之前所认同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与之间存在着巨大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促使他们重新寻找心灵救赎之路的重要原因。对中产阶级的青年一代来说,此时美国社会到处充斥着伪善与不公,种族歧视随处可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残酷的竞争使得人们彼此感情冷漠,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逐让心灵变得极度空虚,所有眼前的一切都与美国公开宣传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总之,这些成长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中产阶级青年一代,都发现其自身所认同的诸多价值观是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于是他们心中便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异化感。但的对于中产阶级青年一代中那些具有个性追求、怀揣美好理想并渴望全面自由生活方式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难以容忍和接受的,应当对其进行坚决的反抗。可以想象,当大量具有相同背景的同龄人相聚在一起,共同面对相同的内心困惑、共同直视相同的现实难题时,一种群体感或者阶层感很容易在他们中间产生,并由此逐渐形成一种共识,直至最终汇聚成一股群体力量。反主流、反正统文化运动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16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攻占京津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 (转): gordon 2015-5-9 01:26; 用现代学术眼光，看马克思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狗臭屁。但是在历史这门学科中，他却是里程碑式的人物。让我们步入他的经典名篇《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世界。注：重点的不是他的书，而是后来者的分析。房谋杜断，你懂的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现载于陈乐民著《欧洲与中国》（精装本，三联书店，2014年，“陈乐民作品”）　　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是一本研究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学术著作。书中大量引用了几份有关这个时期外交史的文件，许多是全文照录，书的主要部分则是马克思对这些文件所作的脚注、评论和发挥。乍一看，似乎不像一本有头有尾的书；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这是一本别具特色的国际问题著作，贯穿着引人入胜的理论思维。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关系和它们各自的政策、行为特点，也旁及有关的欧洲国际关系问题。要了解俄国和英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这确实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马克思对于欧洲问题分析之精辟自不待言，在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方面也给我们以极重要的启发。　　一　　这本书引用的主要文件，是直接反映1700年开始的北方战争的三本小册子：《北方危机》、《防御条约》和《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　　《北方危机》看来是丹麦宫廷透露出来的，1716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印行了英译本。1715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缔结了北方联盟，目标是瓜分瑞典帝国，并准备第二年入侵瑞典本土。俄、丹两国是出兵最多的，利害关系也最直接。在同盟国行将向瑞典的马尔默首府肖楠(肖楠是根据1660年哥本哈根条约由丹麦割让给瑞典的)发起进攻的前夕，俄国突然变卦，表示不能如约派出三万俄军，只能派一万五千人，并说要推迟对肖楠的攻击(这并不是说俄国不想进攻瑞典了，只不过是想先造成瑞丹相互消耗的局面，然后再来收拾瑞典帝国)。这就给丹麦造成了很大困难和压力。丹麦宫廷认为有必要把有关情况向各国宫廷作一公开声明，《北方危机》的小册子就是为此而发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肖楠之战，而是英国的立场。英国本于1700年与瑞典签有防御同盟条约，但在北方联盟决定进攻肖楠时，却站在了瑞典的敌人——北方联盟一边。英国国王通过驻丹公使表示支持丹麦，想方设法说服沙皇维持进攻肖楠的原议。英国还通过汉诺威以海军增援丹麦，因而在两军对垒中背弃了自己的盟国——瑞典。马克思指出，英国就这样被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俄国也由此很清楚地了解到英国在北方战争中的立场和作用。　　《防御条约》是根据英国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要求发表的小册子。它把英瑞同盟条约的主要条款公诸于世，并且用批注的方式提出了二十几个“疑问”，比前一本小册子更直接地揭露英国背弃条约、勾结俄国的“亲俄性质”。例如，条约的第二条写道： “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任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或敌对者，以损害其盟国。”小册子则针对这一条款揭露，英国正在与俄国联合行动，英国的海军上将参加了俄国的针对瑞典的军事会议，并与北方联盟各国一起参与对瑞典的袭击。小册子说，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缘故，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这本小册子无疑出自英国“反俄派”议员之手。　　《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于1717年在伦敦出版，写明“全部摘自N.N.在1715年8月从出使莫斯科宫廷回国奉国王陛下之命编写并向国务大臣的报告。谨呈下院”。也反映“反俄派”观点。这本小册子提醒英国内阁警惕俄国将成为危害英国利益的竞争敌手。　　此外，还全文收进三封英国驻俄使节写回的信和一份报告。这些函件的国际背景，是北方战争以后直至18世纪晚期以英俄关系为主的欧洲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文件披露了英国为了攫取欧洲霸权与俄国相互利用的情况。这些出使俄国宫廷的英国使节根据他们奉使期间的见闻，担心俄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可能损及英国的利益。　　马克思以这些材料为依据，揭开了18世纪欧洲外交史的若干内幕。马克思做这件工作的时候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和英法联合侵华战争的前夕。欧洲列强的实力都大大膨胀起来，竞相向着帝国主义阶段迅跑。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大量剖视欧洲局势、揭发列强争夺的文章和通信。结合起来读，对于二百年的欧洲是怎样发展的，便可以有一个连贯的印象，对于了解尔后的国际关系亦大有益处。　　二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分量最大、着墨最多的，是马克思回顾几个世纪以来的俄国的发展道路。他在最后两章里集中写透了这个问题，堪称“通古今之变”的精彩文字。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沙皇俄国的文章很多，这本书可说是最系统的。　　马克思在谈到研究俄国发展史的意义时写了下面两段话：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期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 　　当时，西方对俄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低估或干脆否认俄国的强大潜力，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俄国从来就有广漠的版图，并非后来发展所强大起来的。有些俄国历史学家便硬说“这个使19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9世纪柳里克王公们统治下就是笼罩欧洲的现实了。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照这样说，早已如此，何来扩张之有！　　于是，马克思从9世纪柳里克王公帝国时谈起，讲到它怎样不断分裂，以至诺曼式的俄罗斯迅速地从舞台上消失，一个与柳里克王公帝国的延续性微乎其微的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中代之而起。马克思很详细地追述了莫斯科公国怎样“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叙述了伊万一世·卡利塔怎样把其他王公一个一个地打下去，终于成为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是为莫斯科大公(1328年)。但当时的莫斯科公国还处于东方鞑靼人的统治之下。　　当公位传到伊万三世(1440—1505)时，莫斯科公国才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伊万三世其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公认的懦夫”，他绝不是靠自己出众的智慧和韬略完成这个业绩的。然而，时代使他在位时进行了几场使欧洲震惊的斗争，由此巩固了莫斯科公国。这几场斗争是：与东方鞑靼人的斗争，与北方诺夫哥罗德人的斗争，与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斗争，与西方的立陶宛、波兰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伊万三世做了伊万一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马克思说：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　　伊万三世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使莫斯科公国摆脱了东方蒙古贵族的统治，巩固了伊万一世缔造的业绩。但继承传统政策，并且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使欧洲感到威胁的，则是一百多年以后的彼得一世(彼得大帝)(1672—1725)。彼得一世把伊万的传统政策“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并且进而“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莫斯科公国于是变成了“现代俄国”，彼得一世则因此成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　　彼得一世是伊万三世以后又一个俄国历史上的权力人物，他把俄罗斯的历史推到现代；他的新业绩，就是把僻居内陆地区的斯拉夫人世世代代要“探海”的梦想实现了。他宣布：“俄国需要的是水域。” 　　为了实现这句写在自己传记扉页上的誓言，彼得一世在阿速夫海、黑海、里海、波罗的海与土耳其、波斯、瑞典迎头相撞，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一步一步地向四周延伸出去，东抵顿河、德涅伯河、布格河、刻赤海峡，北抵涅瓦河口，并通过与瑞典的战争在波罗的海占据要津，建立了一个“俄国的利物浦”，然后从北向西扩展。马克思分析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于是，“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的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一个外偏中心。” 　　马克思特别重视彼得一世的迁都(迁至圣彼得堡)，这是俄国发展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一举。从此，俄国就由原来的内陆国家转向了海洋，使原来只借助东方的政策发展为同时向西开放和扩展的政策。这对于俄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一，马克思犀利地指出，既然彼得堡是彼得一世“有意”制造出来的“外偏中心”，那么以此为中心的圆周怎样画和画到哪里，就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划定。”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明确地说，这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　　其二，彼得一世因此使俄国接触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么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 　　彼得一世的俄国从北向西，从波罗的海接触了英国、荷兰等“海上强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商业，从而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从俄罗斯的发展看，这第二种意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种意义。甚或可以说，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定会遇到困难，甚至难免落空。　　有彼得一世的政策确定了俄国向外大力扩展的姿态，俄国才得以借着这一强劲的推动向前奔跑起来，才会有叶卡特林娜二世乃至保罗一世的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俄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才因而能够野心勃勃地迈进19世纪，逼使欧洲接受它，同它认真地打交道。　　三　　一般史书写到北方战争时，都不太注意英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马克思则注意到了这个后台的演员，把它在这个时期的政策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着眼于这一政策的延续性。　　北方战争时期(“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外来户”，除了忙于同荷兰、西班牙、法国等争夺海上和海外霸权外，还要想方设法取得除与汉诺威的姻亲关系以外的更多的利益；能否涉足波罗的海地区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在短短十多年当中，它先与瑞典帝国缔结防御同盟，旋即背弃了同盟者，使俄皇得以趁瑞王年幼、丹麦和波兰孱弱，放手向爱沙尼亚、芬兰伸手，并伺机把丹麦、波兰、瑞典“一个一个吞噬掉”。马克思几乎全文引证的这份文件说，如果沙皇的计划得逞，他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敌人，那时的俄国将不仅“独揽全部北方贸易”，而且可以把里海或黑海与彼得堡连结起来，土耳其和波斯地区就都在俄国的影响之下了。同时，俄国势将西向开进德意志帝国，深入欧洲腹地。　　问题是，英国在决心把瑞典出卖给俄国的时候，难道不清楚俄国的脚步不可能止于彼得堡么？难道英国内阁不理解俄国的意图么？马克思答曰，不是不理解，而是早就理解了：　　它们(《北方危机》等小册子)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的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的抨击。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说，英国在北方战争一开始，也就是在它同瑞典缔约的时候，就已“理解”了俄国的意图，对于俄国的扩张是“默许”的。俄国在瓜分瑞典帝国的战争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国在瓜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国虽然不是北方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但其中时刻有它的影子，终于由于背弃了与瑞典的盟约而在波罗的海地区分得了一杯羹。因此，英国的“亲俄”本有所图，只是“假装天真糊涂”而已。英国要染指波罗的海是定了的，问题是在俄国和瑞典之间选择谁。英国是先选择了瑞典，不久以后选择了俄国。　　当时曾有人用“商业利益”来解释为什么英国背弃瑞典，倒向俄国。马克思说这只是“杜撰”出来的“借口”；“商业利益”问题不过是个“外表”，英国内阁做的文章比“商业利益”要大得多。“光荣革命”后英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地位已经迅速膨胀了起来，它的眼睛远处盯着世界，近处盯着欧洲；它既看中了波罗的海地区，也看中了俄国这个可以容纳巨额投资的场所。彼得一世从荷兰拿到投资的前例，使英国金融资本不禁垂涎三尺，也跃跃欲试。英国决心尽早与俄国缔约，为此需要向俄国送礼，开始衰落的瑞典帝国便充当了牺牲品。俄国也深深理解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绝好机会。因此，马克思说：“霍雷修·沃尔波尔(1678—1757，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儿子，作家)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这段故事再恰当不过地为百多年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作了注脚，他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继续实行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它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同它们争夺外殖民地，但对俄国则取拉拢政策。那时，西欧大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互相排斥，几乎都把俄国看做可以利用来牵制自己的直接敌人的力量，这当然为俄国提供了插足欧洲事务的机会。人们看到：　　——英国和俄国相互利用，先是一起针对瑞典，继而是共同遏制法国。　　——当英国困于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之中，并面对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联合进攻的时候，它指望俄国不要参加进反英的行列。俄国宣布了“武装中立”，这对英国既是安抚，也是威胁，但英国为了不增加压力，仍报以米诺尔卡岛。米诺尔卡岛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18世纪曾多次易手。1763—1782年属英，英于1779年曾提出送给俄国，1802年归属西班牙。　　——法国和俄国相互利用，以共同针对普鲁士；而法俄接近，特别是北美战争期间法俄的任何亲密表示都足以引起英国的警觉。　　——普鲁士与俄国先在北方战争、后在七年战争期间缔约，并三次勾结一起瓜分波兰。　　——法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都相互勾结起来，结成几次反法联盟，把战争强加给法国。　　于是，马克思敏锐地提示给人们一把观察18世纪外交史的钥匙：“……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这许多相互利用的关系中，无例外地都有一个俄国。英国等在相互利用中都为俄国之西向提供了机会，但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也算作一条欧洲近代史中的规律。马克思大量摘引的《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中提出警告说，英国内阁希图用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维持波罗的海均势，必定会因失控而养虎贻患。这本匿名小册子大声疾呼英国已不能独立控制均势，“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内阁的首要目的。”这是马克思摘录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没有再多加评述，但引文本身足以说明，一个斗争更加复杂激烈的19世纪的欧洲的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　　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宣告了英俄合作的结束，而克里米亚战争则为从18世纪以来的英俄关系作了小结，它们终于转友为敌了。像恩格斯说的，切身利益使英国“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据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页。）　　四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全书的方法论，对一般治学(起码对我涉足的国际政治)也有指导意义。他说：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　　这段话包含两点意思：　　在观察一个限定时期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同其他时期比较，即要超越这个时期的局限；只有经过不同时期的比较，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限定的历史时期的特质。换言之，就是要有历史发展、延续和比较的观点。　　在对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团体)的行为加以判断或评价时则相反，即不能超越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必须以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所许可的条件为依据；“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一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的“良知”。换言之，就是要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　　总起来说，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有“历史感”。国际关系既有历史的连贯性，又有历史的阶段性；没有历史感，便不足以言今天的国际关系。　　例如，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比较了俄国在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是柳里克王公帝国时期；第二是伊万一世至伊万三世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第三是彼得一世缔造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加以发扬的“现代俄国”。经过比较这三个时期各自的内外部条件，彼得一世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和独创性便都清楚了。“现代俄国”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庞大、这样富有侵略扩张性，而是经过了被东方蒙古贵族征服、摆脱蒙古的控制、为了生存和发展向北寻找出海口等等历史长过程，才有彼得一世的俄罗斯帝国的。从这个角度看，彼得一世既继续了两个伊万的遗志，又有所创造：伊万一世的统治术是从蒙古贵族那里学来的，伊万三世使莫斯科公国从蒙古汗国的“宠臣”地位挣脱出来，而彼得一世则更进一步使传统政策转向了大步开拓的政策。彼得一世在向外开拓的事业中完成了一件俄国史上的空前创举，即迁都滨海地区，开门迎进西方文明，开始用先进的西方科技装备落后的俄国。　　当然，写史终究是为了说明今天、乃至预见明天。马克思更不是为史而史。他所处的时代已是沙皇俄国全面扩张的时代，它不仅要波罗的海，而且也要达达尼尔海峡。这种意图在18世纪已见端倪，即马克思说的“外偏中心”和新的“圆周”。那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俄国的“圆周”画到哪里了呢？马克思写道：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么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高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六十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31页。）这应该说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没有写进的沙俄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沙皇俄国的政策及其意图是很容易理解的，以当时“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英国统治阶级并没有按同一尺度行事。这就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内阁在北方战争中的“亲俄性质”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化，而是：第一，把英国统治阶级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有的主张英国应继续站在瑞典一边，有的则主张应站在俄国一边。由于有不同的集团，英国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政策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第二，即使是站在俄国一边对瑞典落井下石的英国内阁，也是很早就理解了俄国的“意图”。所以，马克思所谓英国内阁的“亲俄性质”不过是极而言之，是从它的政策表象来看的，并不是说英国内阁真的“亲俄”。　　既然“理解”了俄国的“意图”，还要同它如此勾结，这岂不费解！但当时的英国正是这样玩弄策略，把宝押在与俄国相互利用上面的。这看来颇有悖于同时代常人的“良知”。马克思说：　　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17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1673—1721，英国将领、内务大臣)、沃尔波尔(1676—1745，英国首相)、唐森（1674— 1738，英内阁大臣）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　　马克思在这本书中没有写19世纪的事情，却提出了19世纪仍存在着的一个认识问题，即这篇文章引用过的对俄国的“魅力”一直有人抱怀疑态度的那段话。看来马克思写这本书的用意，很大成分是为了点明这个“魅力”的渊源。但是，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内幕》引用的文件已足资说明，只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充分发挥。俄国的扩张同西欧列强的扩张，不可能保证18世纪的英俄关系不起变化，冲突是必然的。终于首先在土耳其地区爆发了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恩格斯说：……历史和现代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须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页。）恩格斯是 1853年写的这段话，比马克思写的《内幕》早三年，但可作为《内幕》的续篇。 **************************************************************************************** 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科迁往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服（这项工作直到一八○九年征服芬兰之后才完成）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从一开始起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 从地缘格局而言，对中国要建设自己的中央经济核心区，建设在哪里我们可以放眼全国，京津冀也是最合适的，从紧邻海边，到内海的战略纵深，还有北部的山区屏障，现有的交通格局等等，都是合适的，在广东则太偏，在上海则海上没有保护，在内地则没有海洋的交通和世界的开放，北京是中国定都最好的地缘格局。在这个格局下，我们要知道的是京津冀的经济实力实际上也是极为强悍的，而且这些经济实力是有文化教育支撑的。北京中央经济和总部经济不是简单的 GDP 可以衡量的注：实际上不一定在北京，附近的小县城都行，哪有那么教条的 **************************************************************************************** 实际上一直有一个事我搞不明白，在英俄争霸前的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继续实行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它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同它们争夺外殖民地，但对俄国则取拉拢政策。那时，西欧大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互相排斥，几乎都把俄国看做可以利用来牵制自己的直接敌人的力量，这当然为俄国提供了插足欧洲事务的机会。马克思敏锐地提示给人们一把观察18世纪外交史的钥匙：“……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 今天本来想说“徐纯合” 的事情的，欲言又止这一篇很早我就想写了，工作一直忙，没有时间。今天写这个，本来是不合时宜的，但既然有这个思想，就整理出来吧资中筠老师谈陈乐民先生说，他负责欧洲所，我负责美国所。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把国际问题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而不是追求当谋士。那时候人们都认为，研究国际问题就是给领导出谋划策，但我们认为要把欧洲所或者美国所办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单位。刚开始，就是经过闭关锁国以后，放眼看世界，先别说对我们有什么用，而是先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好好研究清楚。” 注：在我想搞清楚俄罗斯的面目时，遇到了陈乐民先生的这篇好文那年的雨，今天才下。纪念一下; 2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推荐《重生成猎豹》作者：来自远方 BL: 热度 1 小乌龟 2014-11-30 13:19; 罗乔穿了，从贰拾壹世纪的地球，穿到了洛萨星球大年夜草原。成了壹只被称为退化种的公猎豹。为了生存养孩子，与猎豹比赛跑，和花豹比爬树，同狮子抢土地，和鬣狗斗殴这是壹只猎豹养家糊口的艰苦奋斗史 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580141 哈哈，很欢乐的二货，二得有理由！耽美; 个人分类: 小说|68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在19世纪频繁动荡的法国仍然扩张影响力、社会能够取得进步？（转） ... ... ... ...: gordon 2014-11-22 06:58; 注：我现在如饥似渴的在阅读法国 19世纪的著作，中国社会也不过是这么个水平。象涂尔干就是19世纪的。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法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1789)、雅各宾专政(1793)、热月政变(1794)、拿破仑的征战(1804 - 1815)、七月革命(1830)、二月革命(1848)、拿破仑三世政变(1851)、普法战争(1870 - 1871)、巴黎公社(1871)、中法战争(1883 - 1885)，几乎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革命、复辟、动乱和战争之中，成立过3次共和国、2次帝国，恢复君主制多达4次。但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法国仍然在非洲和亚洲开辟了多处殖民地，开凿了苏伊士运河，成为现代艺术尤其是印象派的发源地，虽然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麦克斯韦和达尔文这样级别的伟大科学家，但也涌现出柯西、傅里叶、伽罗瓦、布莱叶、庞加莱、哈密顿、涂尔干、巴斯德、法布尔等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最重要的是法国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铁路网，在 1889年世博会，埃菲尔铁塔矗立在巴黎的天际线。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管理机构维持，是什么因素使得法国在国家机器频繁崩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取得上述成就？希望您可以基于事实（如历史、经济、社会、地理、政治制度等等）而非猜测（如民族性）进行分析。补充：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在十九世纪人口增长缓慢，自1789年至1880年法国人口仅从2800万增长到3900万(Franc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鉴于战乱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巨大（如1840年中国人口已达4亿，1949年中国人口约5亿多)，法国应该事实上还是受到了动荡局势的拖累。注：普法战争的赔款，对法国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正像一鸦、二鸦一样，很快就赔完了。因为那时候白银还值钱呢中国彻底翻不了身，是甲午战争，主要是因为英国推了金本位。导致了中国的资产贬值，就像房地产贬值一样。因为中国流通大量白银嘛甲午战争，日本想跨入工业社会，所以要求必须用英镑支付。 ************************************************************************************ 有意思的问题。不过您描述的那些现象，可以拆分成很多小问题，每个问题都应该用一篇博士论文来解答。从最笼统的方面来说，您可能夸大了政治变动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孙立平先生有个说法我比较认同：一个社会，只要没有大的灾害，只要政府不去蓄意钳制，它的经济自然会发展，这种动力根源于人的本性，尤其是在物质至上的现代社会。政治上虽然有剧烈的波动，但牵涉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重要的深层因素，如财产状况、产权关系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并没有太大的改变。19世纪的法国虽然有很多革命，但真正对经济制度造成威胁的，我认为只有两次：1848年的6月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但它们都很快被镇压了。因此，这些政治动荡更像是高层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不像后来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革命那样，几乎彻底改造了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当然，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很深刻的革命，但从经济制度而言，它更像一场解放（不过其实际功效值得探讨），比如它引入了自由市场原则，打碎了行会等旧壁垒。因此，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动力源泉，它们的走势并不必然与政治局势同步，这就是有人说的，历史中各种运动的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法国的那些政治动荡，从时间上说都很短，1830年的革命其实只有几天时间，普法战争只有几个月。除了拿破仑时代，19世纪的欧洲大体是平静的。而且，两个拿破仑的统治给法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从积极的方面说，第一帝国的关税政策有利于某些工业的发展；而在第二帝国时期，经济成就是拿破仑三世用来粉饰其独裁统治的重要手段，它注意刺激经济发展，那时候出现了铁路投资风潮，法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此时完成的。但是，法国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德国和英国。政治原因只是一个方面，人们更多是从其他方面来寻找这种相对落后的根源。比如，法国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缺陷，它的煤炭资源匮乏，这是一个瓶颈，而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情况要好得多；它的农村剩余劳力太多，在工业革命起步的阶段，法国的工业家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大量廉价劳力，因而缺少使用机器的动力；从心态上说，法国人相对保守的投资取向制约了工业部门的融资，人们习惯于把钱投向风险较小、获取固定收益的公债，而不是风险较大的工业股票；法国的农业革命起步太晚，农民相对贫困，国内消费品市场有限；等等。公认的看法是，到1914年，与英国和德国相比，法国更像是个农民的国家，它的工业集中程度及城市化水平都相对滞后。不过在某些明星产业，法国的表现还不错，比如20世纪初的汽车工业。从社会结构上说，法国各阶层之间的对立可能要比英国更明显，工人中不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多，阶级关系比较紧张。这应该视为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之一。不过这种紧张的社会关系、斑斓驳杂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可能也是法国文化之所以有独特创造力的一个根源。您谈到的人口问题，曾困扰过很多学者。但我认为人口出生率跟政治局势没有太大关系。有人认为，法国的人口早在18世纪就已经趋于饱和，那时很多法国人就已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在19世纪，由于继承法的影响，农民不愿过分地分割地产，因而不愿多生孩子；资产阶级为了社会地位的爬升而重视子女教育投入，上流社会的妇女注重自我形象（美容）和社交生活也不愿多要孩子，这些都抑制了出生率。人口增长的缓慢对法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种情况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明显。至于殖民帝国的建立，也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法国是最早开展海外殖民的国家之一，它的国家统一比较早，国力相对集中，在黎塞留和柯尔伯时代，国家就积极推动海军建设和海外殖民。这是德国和意大利所没有的情况。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虽然它的实力落后于英国，但在地中海周边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过去在海外的遗产仍可以利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有一种以海外利益来弥补普法战争损失（不光是实际利益的损失，还有法国的“光荣”的损失）的意识，而在德国，俾斯麦不是很热衷于到海外扩张，他认为这是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所决定的。 ************************************************************************************ 1815年拿破仑战败以后，英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确立了霸主的地位，经济史学家称1815－1914年称为"英国霸权"（Pax Britannica Hegemony）时期。由于英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当中的核心地位，1880年以后，主要工业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因为白银流出造成英国经济的通缩，英国当然不同意了。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从元代开始，到明代确立的白银通货地位毁于一旦。元明清三代积累的财富，大幅贬值。 ************************************************************************************ 　　中国银矿不多，清朝末年赔给外国的大量银子，应该不是中国产的，应该是元到清初从对外贸易中获得。　　　　银应该在元末明初开始才成为主要货币之一，汉代是铜钱和黄金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史记中没有白银的说法，陈平用的黄金贿赂敌方，西汉官员的俸禄用的是粮食，而不是流通货币，应该当时铜币量不够，所以只有用粮食作为官员工资发放。　　　　唐宋时期白银没有成为流通货币，唐朝一直是以铜作为流通货币，北宋沈括（1031-1095）在1077年回答宋神宗关于市场流通货币不够之原因的时候，用的还是铜钱作用货币单位。可是在付战争赔款时，北宋倒是大部分用的银子，应该银子当时已经作为国际流通货币使用，并且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白银要比绢方便携带。　　　　1004年，北宋和契的澶渊之盟，条件是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1042年，又将岁银增加十万两，绢十万匹，1038年，北宋同夏战败，结果每年北宋给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北宋960年建国，但从1004年就是建国44年后，就开始每年要白送出银子十万两，　　34年后增加到每年送出十五万两，　　再过四年（1042年）增加到每年二十五万两白银。　　1141年，南宋政府向金称臣，每年岁贡25万两白银，绢25万匹，　　1163年起，银绢各减半。　　1207年，因为战败，岁贡增为30万，另外还送犒师银300万两。　　　　1232年，金被元灭。这样算下来，从澶渊之盟到金被元灭，南北宋在218年间，一共向外国赠送了白银10万*34+15万*4+25万*65+30万*25+300万＝3175万两白银，平均每年15万两左右，这些白白输出的银子，数量巨大，宋朝的人口应该在四五千万左右吧，相当于每年每300人要向外国白送一两白银，而中国本来银矿就不丰富，大量的白银输出造成国内无法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　　　　1276年，元灭南宋。1368年明朝建立。元统治中国的时间前后就八十年，积累不起财富，到了明朝，中国开始继续积累财富。白银开始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注：日本的白银在东亚流通体系里面起了很大作用，日本镰仓幕府能够对抗蒙古，不是偶然的。（神风的作用）输出那么多白银，人家要换宋朝东西的。游牧民族要白银日本的刀剑极为精美，还有武士阶层，这都是需要大量的钱的。 ************************************************************************************ 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讲《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而不谈为什么采用“西班牙银元”而不是用“中国银两”的货币形式，那是因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入超，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西班牙银元”质量好，人们爱用，故赔款用它作为货币单位，“中国银两”成色、重量不一致，还要加换算，太费事。在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微观历史事实背后，隐含着深远广阔的“国际权力易手”。中国 “废两改元” 都到好久好久以后了。甲午战争以后，就是美西战争，西班牙彻底玩完了。注：英、法、德、俄罗斯都是用黄金，西班牙是用白银的。加入苏联体系，人家让你用货换工业品，这是多大的便利啊。实物货币情况下，你用初级产品换工业品，换的多了，初级产品是要掉价的。因为黄金不变的，一般是稳定的，产量增加不多，初级产品产出速度肯定快啊，肯定要掉价啊。当然苏联的工业品也卖不出去，就像咱们的东西，无偿援助非洲一样。所以朝鲜战争打那一仗，打的太对了，不然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要什么东西呢。最后竟然把 B一29 轰炸机（图 4 ）都搞来了，二战美国扔原子弹用的就是这款飞机。苏联才不管呢，工业品有销路就行。; 3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抗日战争对后来的社会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gordon 2014-11-21 11:58; 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得出中国制度形成的原因。虽然印度农民和19、20世纪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同样的苦难，但他们却不曾爆发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最大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二战。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朝鲜战争是中国制度形成的催化剂实际上他们的情况比以前变得更好了。因为在二战前夕，英国废除了金本位制 , 当然有偶然性因素，但是当今学术的局限，只能研究一般性规律。 ************************************************************************************** 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区别是没有长子继承制。西方因为有长子继承制，剩下的子女吃不成饭，只能向外殖民。立长还是立贤？什么是贤，这个没有标准。肯定得立长啊，它是一个自然法。注：老外的君主制和中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起来以前，英国的君主制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制根本排不上号。当然英国有自己一些独特优势，岛国、军事上的一些原因，例如不用总动员。人少地多，都是放羊的。 ************************************************************************************** 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规定，富裕的家庭不消几代，就能把遗产平分得一干二净，以致变成赤贫。防止家道中衰的主要办法，是把有知识有才干的子弟送到官僚机构中，他们会受纳虽遭明令禁止、但为社会所默认的贿赂，来使自己的家业愈益兴旺。以买地方式把钱投资于土地，以备告老还乡之用。这里，官僚机构用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来榨取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经济剩余。从各方面来看，官僚机构似乎是比土地所有者更有权势，更有效率的组织，虽然双方谁都离不开谁。土地的财富来自于官僚机构，并受官僚机构的保护而存在。注：汉代开始的削藩之策，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继续。因为官僚组织，它是最后的 “星辰大海” 。获得了官职，但是丧失了土地，这个生意值得干，呵呵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浅。图样图森破; 2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分享好文章-- 世纪酒诈骗案: 热度 12 jerf71 2014-10-3 00:45; 中纪委：把拉菲的牌子喝倒了。下文也是一例。黄向京 2014年10月01日古老稀有年份的酒品因价格昂贵，少人尝过，供不应求，造假防不胜防，经常浮现台面。假酒不仅在中国泛滥，还有本事攀到西方高端市场与上流社会，让知名拍卖行与无数藏家上当受骗，金钱名誉受损。我说的是本世纪最轰动的葡萄酒诈骗案——印度尼西亚华裔Rudy Kurniawan今年8月被纽约联邦法院宣判：出售超过2000万美元假酒罪成，入狱10年，须赔偿受害者2840万美元，另付罚金2000万美元。到底这名37岁的印尼人怎样瞒天过海？ 2000年以后，西方葡萄酒拍卖会非常火热，稀珍酒品价格十年内增加五倍，一瓶难求，美国买家尤其趋向年轻化。自称印尼华侨富商后代的Rudy Kurniawan开始登场，混入上流社会品酒圈子，与商人艺人、好莱坞导演等结交。他穿爱马仕西装，戴百达翡丽腕表，驾法拉利与宾利，还拥有私人飞机，出手大方。2007年曾包下餐馆为母亲庆生。其光鲜外表具说服力，令上流社会阶层不设防，博得有名望藏家的信任。 Rudy在2003年开始购买名酒，有时一个月可花上百万美元，并通过Acker Merrall拍卖行数次拍卖名庄老酒，总额达数千万美元。他因对法国勃艮地的罗曼尼康帝（Domaine de la Romanee-Conti）情有独钟，曾被誉为“Dr. Conti”。 Rudy与拍卖行负责人等在某餐馆一口气喝掉总值25万美元的稀珍，让餐馆将空瓶送往他家。此后餐馆经常将名酒空瓶送往他家，餐馆伙计回溯，若空瓶损坏，他会大发雷霆。诈骗案曝光的导火线是2008年的Acker Merrall拍卖会，勃艮地庞索庄主Laurent发现自己的酒品是伪酒而出面阻止。该庄1982年才开始酿Clos Saint-Denis系列，拍卖会竟然出现1945到1971年份！庄主非常纳闷，花了四年努力追踪假酒来源，还聘请FBI调查。 2012年3月，Rudy在加州住家被捕，FBI发现他的“魔幻酒窖”原来出自厨房的假酒工厂，充斥大量波尔多与勃艮地假酒标。他将廉价酒效仿名庄酒，灌注到自制的空瓶里行骗。搜查中还发现了打塞器、橡木塞、铅封、封蜡及数百个用于印制年份的印章，从1899年拉图到1992年啸鹰酒庄可谓应有尽有。他用于记录造假手段的笔记也被查出，震惊酒界。古老稀有年份的酒品因价格昂贵，少人尝过，供不应求，造假防不胜防，经常浮现台面。美国亿万富翁Bill Koch在2009年提控Rudy卖假酒。这名藏家曾在1980年代向德国藏家购买据说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4瓶酒藏，到了2005年才发现是假酒而提控卖方。 Rudy真正身份曝光了，原来他16岁从雅加达移民到加州，非法居留至今，居然还获得两次开设酒类专卖店准证。他向拍卖行与藏家多次借贷不还，到底他是单独作业，还是有同伙，搞出这场惊人骗局，酒界议论纷纷。检察官指控Rudy行骗手法简单而老练，推销技术的确高超，连亿万富翁也上当。而为什么亿万富翁会上当？留世的传奇酒品本来稀少，可藏家荷包胃口大好，为诈骗提供了土壤？不仅个人诈骗，葡萄酒公司诈骗也层出不穷。最新例子是2012年12月成立的Le Bordeaux Wines Limited，获得近百万英镑葡萄酒投资项目，后被揭发投资酒根本不存在，卖家也没收到钱。庞索庄主Laurent怀疑当前拍卖行售卖的1980年之前的勃艮地酒品中有八成是假的！而市面上的假酒最终有多少？它们是不是比想象的多？它们会否流到新富地盘——亚洲？; 1567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19世纪俄国的食品消费水平: 热度 13 natasa 2014-9-18 01:25; 出处：Б.Н.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3.4 一、1840-1850年圣彼得堡、基辅、罗斯托克、雷宾斯克、乌格利奇、雅罗斯拉夫尔六座俄国城市市民某些食物的消费（年人均，取平均值）：植物油8.3公斤鸡蛋46个白糖3.6公斤盐25公斤茶叶0.51公斤咖啡0.026公斤马铃薯90公斤蔬菜和水果45公斤牛奶108公斤鱼11公斤奶油2.1公斤 ================================================ 二、1850-1857年，圣彼得堡市民协会雇佣的清扫广场和人行道的清洁工，在市民养老食堂就餐时，每人每天的食物配给量：烤面包1229克牛肉或煮胡瓜鱼231克植物油13克炼过的油17克豌豆205克做菜汤用的面粉21克熬粥用的荞麦128克白菜246克马铃薯283克葱188克干蘑菇34克盐26克共提供4584千卡热量 ================================================ 三、19世纪中叶俄国和外国工人的主要食物消费对比（人均年公斤）： ================================================ 四、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村的伙食（俄国地理协会驻各省的通讯员所写的报告）：（雅罗斯拉夫尔省莫洛加县）：平常日子是牛奶和白菜汤、黑面包、燕麦饼、乳渣馅的淡馅饼、酸奶、煮土豆；斋日是灰白菜汤、克瓦斯腌的白菜汤、煮土豆（有时是亚麻油煎的土豆）、燕麦粥和燕麦饼。非斋日的食物有肉汤、黑麦烤馅饼（加燕麦）、乳渣馅荞麦面烤馅饼（加燕麦）、淡牛奶、猪油炸土豆、猪油炸燕麦饼、用牛奶煮的燕麦粥、油炸大麦饼。斋日的食物包括白菜汤、黑麦馅饼、燕麦饼、亚麻油炸土豆、咸鱼干、梭鲈鱼和鲟鱼肉、粥。（统计者未提及农村伙食中蘑菇、浆果、水果、蔬菜、鸡蛋、家禽和野味的消费情况）（图拉省卡希拉县）：在斋日是白菜、黄瓜、土豆、甜菜、胡萝卜和洋葱外加调料油，大麦或荞麦粥。平常日子人们喝牛奶、吃鸡蛋，此外还有腌牛肉、羊肉和猪肉。过节的时候饭菜通常丰盛一些，而且种类丰富。馅饼不是用普通的黑麦粉，而是家庭小麦粉烤制。使用同样的面粉做肉面条汤或者牛奶面条汤和肉面汤，并且拌上一些黄米和土豆；一般用牛奶煮荞麦粥；凉菜是肉冻加黄瓜和洋姜；热菜必须要有肉。（乌克兰的农民伙食）：平常午饭喝猪油做的红菜汤，节日喝加牛肉的红菜汤，斋日则只喝各种蘑菇汤或大麻油做的红菜汤，外加猪油、牛奶或橄榄油做的粥；中午便餐时吃面包、猪油，斋日则吃面包、洋葱和腌黄瓜；晚饭最经常吃的是炸土豆或煮土豆，一般搭配黄瓜或白菜。每逢节日，除红菜汤外，还要准备牛奶或牛肉做的面条汤、热菜、饼和烤馅饼。到了复活节，每个人必须烤制两三个或者四个大的复活节面包，上面画着十字架，配一些香料，并且涂着一层鸡蛋。除了烤乳猪和香肠外，还要准备乳酪、奶油、菜单和蜂蜜。人们一直用筛选过的纯黑麦面烤面包，过节时还会烤些饼。祈祷时通常要带上三张小麦饼和一块牛肉。……每到圣诞节、复活节和秋季的最后一次荤食日，甚至最贫困的农民都会杀猪宰羊。其他时间只食用腌猪油一种肉类食物，而且主要作为副食。在重要的宗教或习俗仪式上，如洗礼、婚礼、葬礼、忌辰等，平常吃饭的规矩变化很大，这时会吃掉大量的家禽、肉和猪油，喝光许多酒（注：当时提到节日食物，并不仅仅是指宗教、国家、地方（教区）和家庭的节日，通常还包括星期日）。（19世纪初富裕的手工业村镇的农民）吃得不错，非斋日有凉肉冻、煎火腿、俄式白菜汤或面条汤，热菜包括羊肉或者鸡肉。经常做些鸭子和大鹅。秋季的最佳食物是羔羊。（夏季农忙时节）早晨6点吃早饭，中午12点吃便餐，晚上8点吃晚饭，有时在午饭和晚饭之间有第四顿饭，有时在早饭和午饭之间吃第五顿饭……早上4-6点太阳升起时吃顿饱饱的早饭：面包、蔬菜、格瓦斯；10-12点的午饭最丰盛，包括2到3道菜，第一道菜必须有汤，冬季热汤，夏季偶尔是凉汤，还有粥、蔬菜；16-17点的便餐包括格瓦斯、牛奶、小菜；太阳落山时吃晚饭……早饭热的饭食有豌豆、燕麦或荚蒾羹、荞麦饼和焖萝卜，平常的午饭和晚饭包括牛奶煮的素汤、奶油或牛奶熬的粥，偶尔有早饭剩的荞麦饼、烤饼或者胡萝卜、萝卜、白菜和大麻籽烤制的馅饼，饼和酸奶；星期日和节日时会做猪肉汤（咸肉或者鲜肉）（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的饮食）：白菜汤（俄罗斯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喝红甜菜汤），各种谷物做的粥（荞麦、燕麦、大麦和黄米），黑麦面包，植物性食物（白菜、黄瓜、洋葱、萝卜、豌豆、菜豆、胡萝卜、甜菜、甘蓝、生姜、大蒜）。1840年代马铃薯进入食物消费。成年人主要在春季和夏季喝鲜牛奶和酸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吃乳酪），儿童和病人常年食用牛奶。所有人主要饮用牛奶，但南部省份和乌拉尔地区的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还喝绵羊奶和山羊奶。用鲜奶做汤、煎鸡蛋、炒饭。通常就着面包和土豆喝酸奶，用酸奶做乳渣和乳酪。在乌克兰用绵羊奶做干酪。乳脂和酸奶油作为配料使用，或者用这些东西和原奶做奶油。用俄式火炉将酸奶油熬制成奶油，二次熬制后成为炼过的油。在北方地区和西伯利亚，人们将牛奶冷冻，切成薄片就着饼吃。冬季将冻牛奶储存起来，出门时带上一些，需要时加热饮用。节日和星期日的餐桌都会摆上肉（牛肉、羊肉、猪肉、鸡、鸭、鹅、火鸡）和鸡蛋，专门产肉的地方除外（这些地方非节日也吃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南部省份的俄罗斯人过节时喜欢吃香肠。通常在夏季放牧结束时屠宰牲畜，因为鲜肉不能长时间储存，所以一般做成腌肉、熏肉和肉干，冬季则冰冻起来。暖和的时候主要吃腌肉。（农村）狩猎也比较发达，但野禽基本上用于销售，因为多数禽类和动物的肉（兔肉、熊肉、鸽子肉、天鹅肉、野猪及其他动物的肉）农民们并不吃。非斋日的食物会加入动物油和炼过的油，斋日则食用亚麻籽油、大麻籽油和黍油。做汤、用面粉做羹、煮粥时加动物油，或用动物油拌洋葱、土豆，炸制面食等。北部和中部省份的人喜欢吃亚麻籽油，南部——从南方到莫斯科——喜食大麻籽油。从19世纪中叶起，黑土省份开始吃葵花籽油。芥子油、罂粟籽油和南瓜籽油主要用于面粉做菜时的香料和配料。人们通常认为，农民将肉、牛奶、鸡蛋和野果拿到市场上销售，他们很少吃这些食物……实际上，在广泛的铁路网和冷藏车出现以前，只有居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农民才能到城里的市场卖肉、牛奶和鸡蛋，因为小城市的市民自己就能大量生产这些产品。农民自己消费较大部分的易坏食物。所有的（乳）牛都常年产奶，鸡常年下蛋，而当时连贫困的农户都至少有1头牛、几只绵羊和5到10只鸡。人们常吃鱼，节日的餐桌上鱼更是必不可少。在滨海地带和靠近大河、大湖的地区，鱼是主要食物，消费量很大。一般把小鱼，特别是胡瓜鱼晒干，冬天用来熬汤。除寒冷的北方地区外，俄国普遍栽培各种水果，还盛产野果（苹果、梨、樱桃、梨子、黑豆、刺梨、山楂、稠李等），苹果和樱桃最常见。到处都能采摘黑加仑、红莓果、马林果、黑果、草莓等野果，北方可以采摘云莓果，西伯利亚则生产稠李。秋季可储藏核桃、榛子、松子等食物以备冬用，这是各类晚间人们最喜欢的食物。野果的采摘量很大，足以用来销售和缴纳代役租。南部省份消费量很大的西瓜、香瓜和南瓜在其他地区很罕见。只有大城市的富人才能吃上菠萝和柑橘。蘑菇的采摘量不少，主要食用鲜蘑菇、干蘑菇和蘑菇罐头。沃罗涅日省最主要的蘑菇有羊肚菌、卷边乳菇、黑色和红色的羊蘑、口蘑、乌克兰蘑、牛肝菌、蜜环菌和其他蘑菇。在喀山省，人们秋季腌制松乳菇、白杨乳菇、卷边乳菇、红菇、变形牛肝菌、白色毛乳菇等。在乌克兰，人们喜欢吃香菇。蜂蜜长期代替白糖，与盐一起来腌制食物。19世纪下半叶白糖逐渐取代了蜂蜜。不含酒精的饮料中，用黑麦芽、甜菜、苹果或梨做的格瓦斯最受欢迎。在森林地带人们采集白桦树、槭树和松树液，作为提神的饮料。18世纪时茶叶属于奢侈品，到19世纪，茶叶同茶炊一起开始走入大众消费…… 在含酒精的饮品中，家酿啤酒、蜜酒和伏特加酒最受青睐，花钱买的葡萄酒和啤酒不很受欢迎…… 平常日和节日、非斋日和斋日的伙食区别较大。一年当中，禁食肉制品、乳制品和动物油脂的斋日大约180天。除了每周三和周五两个斋日外，还包括连续七个星期的大斋期……俄国东正教会的斋戒分为四类：最严格的斋戒（只能吃面包、葱，喝格瓦斯和水）。生食斋戒（不能吃任何明火做的食物），熟食斋戒（允许吃明火做的植物类食物）和食鱼斋戒（禁食肉类和乳制品）……天主教比东正教更宽容，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宗教斋戒最初的严格要求。斋戒期间，天主教徒可以吃鱼，喝牛奶，吃鸡蛋和油脂…… 穷人一般遵守斋戒时的饮食限制，但富裕的人可以将植物类和鱼类食物作出各种花样：糖水水果，带黑李子干和桃干的土豆泥饼，渍豌豆，罂粟籽面包，小面包圈，冰镇糖拌毛蒿豆，花生，挂浆巴旦杏，大面包圈，北鳕，葡萄干，水果软糕，果汁糖（柠檬味、马林果味等），哈勒瓦油质酥糖，葱拌荞麦饭，卷边乳菇馅的素馅饼，葱香荞麦饼，水果软糖拌蜜饭，巴旦杏奶羹，香子兰果毛蒿豆羹，渍苹果，醋腌黄瓜等。斋戒第一周和受难周的菜谱只有蘑菇，但种类繁多：葱烧蘑菇、白菜拌蘑菇、蘑菇糕、蘑菇疙瘩汤、凉拌生姜蘑菇、番茄汁炒卷边乳菇。除蘑菇外，菜品还包括搅成泡沫状的豌豆、磨碎的豌豆、以及糖浆和巴旦杏汁调制的浆果羹、燕麦羹和荞麦羹。一般就着葡萄干、蜂蜜茶和热蜜水。在斋戒的其他时间，有类似肉饼的鱼肉馅美食，然后是诱人的鱼汤——各种鱼做的冷杂拌汤、鲑鱼粥、生姜鱼脊、腌鲟鱼、清蒸欧鳇鱼、狗鱼、盐水白鲑、平底锅熬鲫鱼汤等……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的农村伙食：（沃伦省）“农民吃得好了，常吃腌猪油、羊肉和家禽，富裕农民开始喝茶；（沃罗涅日省）农民的伙食得到根本性改善，他们几乎普遍喝牛奶，吃乳渣、油和腌猪油”；（莫吉廖夫省）“农民肉的消费量明显增加，差一点的主人也会养两头猪自己吃，出于同样的目的和获取羊皮，还要养几只绵羊。富裕农民经常杀自家的牛吃肉。夏季每天都喝牛奶。农民饲养的牲畜数量增加了一倍”；（特维尔省）“农民的食物有所改善，肉的消费量增加”；（粮商波列扎耶夫）“以前，农民步行出门时要背一袋子黑面包；而现在坐火车时，在同车厢其他乘客面前，出于某种虚荣，他不吃黑面包，而吃白面包，例如菱形或圆形白面包”；（萨马拉省）“农民的食物未有改善，肉的消费也不见增加。但由于农民的畜牧业规模大，他们饲养的牛、绵羊和猪数量较多，因此农民秋天杀公绵羊，冬天杀猪，做成腌肉，以备一年之用。秋冬季中等富裕农民几乎天天吃肉，春季和夏季只有富裕的农民能吃肉，其他人则吃腌猪油、蔬菜、奶制品和面食” （诺夫哥罗德省）“人们普遍喝茶、饮用啤酒及吃白糖……农民平常的食物由面包、白菜汤、牛奶和蔬菜组成。农民对茶、白糖、烟、伏特加酒、皮鞋、尤其是好衣服的需求增加” 恩格尔哈特总结的俄国农民伙食： 1、酸是农民食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劳动者而言，没有酸类菜的午饭不能称之为午饭。酸对劳动者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肉。如果没有某种酸类菜，那么他多半会同意喝腌猪油拌白菜汤，而不是没滋没味的牛肉汤。食物中缺乏酸反应在干活人的工作数量、健康甚至精神状态上……如果没有酸菜，那么会代之以酸红菜汤；如果既没有酸菜，又没有酸红菜，干脆什么酸的蔬菜也没有——夏季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会用甜菜的茎叶、滨藜、荨麻、酸模等新鲜蔬菜做成汤，然后加入制作稀奶油时产生的酸乳浆或酸块，做成酸汤。此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特殊制作的格瓦斯熬制酸汤，或者用腌过黄瓜的盐汤、格瓦斯、发酵的面团、发酵的黑面包干做酸味汤。 2、农民把食物分为耐饿食物和易消化食物…… 3、营养丰富但难以消化的食物被称为耐饿食物…… 4、黑麦面包是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光吃面包不能干重活。耐饿食物应当包括用上等的腌牛肉或者咸猪肉（火腿）做的白菜汤、炼油或者腌猪油熬的粥。如果吃饭时就着这种稠粥再喝上一杯伏特加酒和格瓦斯饮料，那就是再精美不过的食物了…… 5、农民非常看重食物中的油脂，油越多的食物越好：“油不会坏掉一锅粥”，“神甫喝加油的粥”，“带油的食物好吃，加油的粥好喝”，“吃油多的食物甚至人都不容易感冒”……平时做汤时腌牛肉或者猪肉放得不多，只要有油就行。如果牛肉不肥，那么就会加些腌猪油。 6、斋戒时，用胡瓜鱼代替白菜汤里的腌肉，用（酸菜、格瓦斯、素油和葱做的）凉白菜汤代替热白菜汤。粥里的牛油或者腌猪油都要换成素油。 7、干活人根本不认为肉属于营养物。在他们看来，伏特加酒在所有方面都比肉好。但是，同一个农民既不会同意用伏特加酒代替正常食物中的乳酸，也不会同意用伏特加酒代替油脂或荞麦粥。 ================================================ 五、俄国特权阶层的食物俄国的低级阶层包括农民、哥萨克、手工业者、工人、小市民、仆人和其他雇佣劳动者，中等阶层包括非世袭贵族、非贵族中小官员、职员、僧侣、平民知识分子，高级阶层则包括世袭贵族、大中型企业主、富商、地主、高官、高级知识分子、荣誉公民。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低级阶层占人口的88.1%，中等阶层占5.4%，高级阶层占6.5%…… 到1858年，俄国各年龄的男女贵族共有88.88万人，其中，终身贵族和拥有不足20名农奴的世袭贵族属于贵族的低级阶层，占整个贵族阶层的69.1%。为了保持威望和富裕的假象，低级贵族阶层及可能将服饰和文化支出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上，但为此不得不吃得很简单…… 由于子女众多、家庭贫困等原因，只要有机会，贵族就尽力将男孩送入公费的士官武备学校，女孩则送到女子寄读学校……B.C.克里文科是一名军官之子，先后毕业于圣彼得堡波尔塔瓦士官武备学校和巴甫洛夫第一陆军士官学校，后来位居高官。他证明说：“我的同学基本上不太富裕，除个别人外，多数同学从当军官的父亲那里得到的资金微薄，生活困苦。”1865-1872年，克里文科在士官武备学校度过了7年时间，据他回忆，“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12.5戈比，我们没被饿死真该令人感到惊讶……早餐只吃白面包、稀粥，偶尔有热蜜水，5月份时能喝上牛奶……12点时发给一块黑面包。午饭3个菜：菜汤、一块带配菜的肉、酥饼和一小块奶油……过节时的午饭千篇一律：加有酸奶油的红菜汤、牛排和分层的夹馅小点心，外加两粒樱桃……只有为数不多的来自富人家庭的士官生没有挨饿，他们经常受到父母的钱……春天，营养不良的士官生们到医院去，按医生指定的用法服用青草的汁液……” 贵族女子学校的女孩子处境也差不多，包括俄国最有特权的斯莫尔尼女子学校。E.H.沃多沃佐娃描述了1855-1861年那里的伙食状况：“现在甚至难以想象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斯巴达式的生活……除了早起和寒冷外，持续的饥饿使学生们疲惫不堪。无法想象食物的营养缺乏到何种程度。早饭只有一小片薄薄的黑面包，抹着一点点奶油和灰绿色干酪，偶尔面包上放一片薄如信纸的肉代替灰绿色干酪。第二道菜是一小份牛奶做的粥或通心粉；午饭是不加牛肉的白菜汤，第二道菜是一小块煎牛肉，第三道菜是烤饼或馅饼，外加越橘、黑果越橘或红莓类果酱。这些食物尽管质量不错，但营养严重不足，因为配给的定量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听说，当时其他学校的学生吃的也不好，但至少黑面包管够吃，我们学校连这点也做不到……斋戒则彻底摧毁了我们的身体：饭菜数量非常少，而且营养更差……我们不仅圣诞斋戒、大斋节吃斋，而且每周三、周五也吃斋。这段时间里，学生们饿得要命，每天哭着躺下睡觉，在被子里饿得直哼哼，饥寒交迫，难以入睡。一次，大斋时的饥饿导致半数以上的学生被送进医院。最后，我们的医生表示，已经没有床位接收病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营养缺乏造成的。此事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派来的医生委员会承认，学生发病的原因是食物短缺和斋戒期过长……在彼得堡有亲戚的学生挨饿的程度轻一些，她们一般向亲戚要面包和吃的东西，但不是糖果。有时亲戚也会送些钱来。午饭后，这些‘富人’再吃上一点家里送来的店西，然后用手捂住耳朵，卖力地死背功课。饥饿不堪的学生则什么也不干，像秋日里的苍蝇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或者凑坐在一起商量，怎么给自己弄点吃的，向谁借点钱……” 封闭学校的食物供给不足，由此可以推测，大多数特权阶层家庭的食物同样也不充裕，否则，了解学生饮食情况的父母会给他们捎些钱，或者不再将自家其他的孩子送到那里去学习。收入高的人（贵族）寥寥无几，父母多半无力帮助孩子，因为他们自己也忍受着物质上的贫困。这种情况下，父亲们尽力将其他孩子也安排到公费学校，例如克里文科的两个兄弟也在同一所士官武备学校学习……废除农奴制前的1858年，俄国的所有特权阶层——贵族、僧侣和商人的人数不多，仅有190万人，占欧俄总人口（5920万）的3.2%。但这些人中，按其收入水平看，食物充足的人大概不超过85万，或者国家总人口的1.4%……绝大部分（55%）表面上属于特权阶层的人依靠有限的金钱度日，实际上他们同多数俄国居民——农民和小市民一样生活简朴。正因为如此，特权阶层身高的变化与全国人口身高的变化总体一致…… 总结一下所掌握的有关食物消费的数据，1801-1840年，农民的消费得到改善；1840-1860年代，由于爆发克里米亚战争和推行改革，消费有所下降；1866-1872年，形势趋于好转。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80年代，当时的消费超过19世纪上半叶的最高纪录，后来一直到1915年，农民的食物状况持续改善，只有1904-1907年发生战争和革命的四年除外……至于市民，在整个改革后时期，他们的食物消费令人满意……从热量角度看，农民的食物超过市民的食物，但质量上前者逊于后者…… 比较平民和士兵的食物很有意义。1802-1871年，士兵的食物主要是：午饭喝白菜汤和粥，早晚喝粥。每年一名野战士兵配给365公斤面（通常是黑麦面）、39公斤米，还能领取一些军饷购买盐、油、蔬菜等。一年里斋戒日达119天。从1826年起，肉列入口粮补给，从1842年起每年37俄磅（15.15公斤），从1849年起每年80俄磅（32.76公斤）。到1871年，肉食增加到147.5公斤…… 在19世纪中叶，中等市民和农民的消费质量上比士兵好一些，尽管数量方面他们的口粮大致一样：每天约4000千卡。但从1870年始，军队的肉食补给增加后，士兵的伙食在数量和食物成分方面均超过市民和农民阶层。1874年以后，新兵1天的口粮包括：2俄磅烤面包、1俄磅土豆、0.75俄磅午饭肉汤、4左洛特尼克（1左洛特尼克=1/96俄磅=4.26克）燕麦、4左洛特尼克粗面粉、2左洛特尼克葱、5左洛特尼克盐，1份饭包括32左洛特尼克黍米、6左洛特尼克牛油、2左洛特尼克盐、0.5左洛特尼克茶、6左洛特尼克白糖，根据口味可另加胡椒和桂叶…… 这样，18-20世纪初，很早以前形成的大众饮食模式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发生变化……在一部分地区歉收的时候，可以从其他丰收的地区迅速调集粮食，因为从未发生过全国普遍歉收的情况。依据发展交通和经济商业化……新食品普遍进入大众消费，其中最受欢迎的有茶叶和白糖，次之的包括咖啡、葡萄干、黑李子干、巴旦杏、乳酪、香肠、啤酒、葡萄酒、调味料，这些只是使食物多样化，其他食品（土豆、白面包、葵花籽油）则切实改善了民众的饮食……; 831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20世纪90年代：轻纺产品"变向"求生，机电产品出口释放潜能 ... ... ... ... ... ... . ...: 热度 1 gordon 2014-5-23 00:57; 中国出口产品的第二次结构大转变发生在1995年：中国机电类产品出口超过纺织服装类，开始实现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机电、高新技术等非传统劳密产品出口的格局变迁。　　这一局面的出现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正式明确了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方向，以及1994年开始的汇率并轨等出口鼓励政策深切关联。　　有更多的人在划分外贸增长阶段时倾向于以1994年汇率并轨为分水岭，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所长张燕生认为，1992年开始的外贸体制由“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这一“单轨制”的转变，以及1993年的初步实践，是为1994年汇率并轨和按市场经济建立的外贸发展机制做了重要累积和铺垫，自此，机电产品出口潜能开始获得释放，中国外贸的顺差也一路高歌。因此，张燕生将这一阶段指针的起点定位在1992年。　 “从1992年10月正式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到2001年入世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并在财税、金融、投资、外汇、外贸、价格等方面取得了重点突破。” 　　这一系列的改革，放大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并开发了调动企业的自力更生和质量取胜经营思路，客观上促使外贸企业重视调整产品结构。特别是1996年“以质取胜”战略和1999年“科技兴贸”战略的提出，则实质上加速了这一结构升级的进程。这一时期是中国旧有经济的延续，但无意中却打开了一条新路，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主要产业是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出口的也是粮食，80年代出口主力也是纺织。 90年代为了换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将80年代的家电产品开始出口。其实这也是老政策的延续。 80年代的家电消费品的生产，本来是在计划之外的，只是市场爆发力太大，压也压不住。消费直接从“老三件”向 “新三件” 迈进，消费一步从百元级，跃升到千元级。 70年代末期，人们要结婚就要购齐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当时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开始需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另外，算上收音机，合成“三转一响”。 80年代新三件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其实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些完全都是意外，80年代对家电的过度投资是意外，90年代苏联解体，经济崩溃也是意外。要是到90年代得到信息，再建厂出口换汇，因为基建有周期性的，早不知道晚哪儿去了。基建完成以后还得转，才有钱呢，呵呵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 “山寨” 机也是，操作系统是开源的，CPU 是台湾的。罗永浩还真别瞧不起山寨贴牌机，台湾花了多少钱啊。产业链也是无比强悍，LOGO 空出来，只要你需要，贴个标签就能出厂。啥也不用干，只要说需要什么样的CPU 、摄像头、大屏，跟攒电脑一样，就能攒出来。这个也是挺逗的，呵呵这在90年代，都是不可想象的，攒个手机。还有定制音频芯片的，有没有 HIFI 一个手机要什么HIFI ，这是什么需求。这都是很古怪的需求其实这也不奇怪，有一段时间流行过 “ 音乐手机 ” 。注：关于工业设计，798 还遗留一个大规模的“包豪斯” 建筑群。在电子管时代，中国还是很强悍的，只是技术落后了，技术上来，这些软性的东西又会聚拢来了。不过，仍然是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赢利，导致研发不足。其实那是东德援建的，德国二战前的电子业其实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东西。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AT T 以前有个协议，AT T 做美国国内市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做全球市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公司。 ×××××××××××××××××××××××××××××××××××××××××××××××××××××××××××××××× 　　近年来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保持着连续迅速增长的态势，直接导致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意味着我国的比较优势模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数据表明，自从进入到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我国的机电产品增长明显加快。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首次突破千亿(1053亿)美元关口，比上年增长36.9%，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42.5%。到2004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总额迅速增长到3234亿美元，当年增长率达到42.3%，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到54.5%，首次超过机电产品进口额在我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机电产品首次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以来，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出现持续加速的势头，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在继续上升。注：也就是那一年左右，出现了蒙牛赞助的超级女声，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般而言，机电产品具有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特征。现实生活中，一国的出口商品直观地反映出一国的比较优势模式，即出口的商品是一国内部生产要素供给相对丰裕的商品，生产出口商品的产业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机电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主导地位，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表明工业化已经进入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了依靠以廉价资源来形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初始阶段。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论是从增强出口竞争力还是从促进内部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考虑，机电产品出口优势的强化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我国机电产品经历了从大量依赖进口到大规模对外出口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依靠出口石油和煤炭等资源性产品来换取急需的外汇收入，支付进口发展经济迫切需要而国内又不能提供的机械装备等产品。以1985年为例，我国进口的机电产品总额达到182.9亿美元，而当年的出口仅为16.8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经历了第一次大的转变，即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为主，纺织品在出口贸易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的90年代后期开始，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迅速加快，近年则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这是我国出口结构的第二次大的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两次重大转变，真实而直观地反映了我国比较优势模式的动态变化。注：80年代出口主力为什么是轻纺？油价一直在调，这也是苏联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进国家的比较优势模式变动长期以来就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模式，不仅反映出现有资源禀赋状况，现有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能力，而且对一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比较优势模式做出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福利改进。没有比较优势模式的根本转换，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如何合理有效地实现比较优势模式的动态转换，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后进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所形成的轨迹，能够为分析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提供一个很好的例证。其实说起来，还多亏了日本的长期贷款。当然日本是为了培养交易对手。从宝钢到家电、通讯产品，在发展早期资金不足的时候，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电路板和纺织业，冶金和半导体，有着莫大的联系。这些关联的产业，劳动力是可以转的。中国为什么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可以发展，是因为中国以前轻纺工业就不错，工人直接可以转过来，或者家里人有这种工业化经验的，可以影响下一代。 ×××××××××××××××××××××××××××××××××××××××××××××××××××××××××××××××× 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相关文献综述　　当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比较成本原理，主要是着眼于一国如何“现在”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并没有把比较优势的转变问题纳入到分析视野中来。显然，李嘉图是以英国这个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为背景来提出问题的，对于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来说，比较成本原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是有利于其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然而，当从后进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时，基于李嘉图比较成本的比较利益，往往有可能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最早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深刻批评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当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参与国际贸易。李斯特明智地指出，参与国际贸易时不能只考虑通过交换来在眼前获得更多的财富，更要关注对本国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影响，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李斯特，1928）。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也逐步注意到静态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批评。 Krugman(1991)指出，根据现存的静态比较优势来选择相应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一个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扩大专业化生产而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即通过扩大传统产品的生产去交换到国外先进的产品，短期内也可以增加可消费的商品数量。但由此而失去的却是培育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机会，即放弃了自身在新兴产业的投资与发展，进而陷入“一步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注：克鲁格曼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比较 “接地气” 。中国舆论为什么批评格鲁格曼，长期以来无法理解。　　正是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多地关注从动态角度来考虑对比较优势的选择，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文献中（比如，Krugman, 1987；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一国在将来某个时点上可以获得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在未来某个时点上能够具备或实际拥有的比较优势（Redding,1997）。在一定的意义可以说，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所表示的既是一种结果，更可以看作是一种为了获得未来比较优势的过程。虽然目前为止国外经济学还没有给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的严格的，获得广泛接受的定义，但动态比较优势观念正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通过“干中学”等途径能加速一国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Krugman（1987）用“干中学”的分析框架来具体地阐述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路径。 Krugman指出国际贸易会扩大后进国家的市场规模，同时会通过市场竞争和示范效应，知识外溢等途径，使后进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学习到新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干中学”的这一过程，后进国家在生产新产品方面的经验和知识逐步地积累起来，到一定程度后，后进国家的比较优势模式就会发生转变。注：唉。。　　与通过“干中学”来获得知识的外溢不同，其他经济学家更愿意把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看作是一种内生的过程。Romer(1990)提出，知识的产生不是一个意外的过程，而是在研发方面进行专门投资的结果。厂商之所以愿意对研发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是因为由此获得的知识可以增加新产品的种类、提高生产率，进而在市场上获得较高的垄断收益。通过研发投入获得的知识积累，很大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一国内在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进而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地位。　　Aghion Howitt(1992)则将垂直创新纳入到技术创新导致比较优势转换的内生路径中来。根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垂直创新是指在某个产品的生产上用一种新技术来替代旧技术，或应用新技术的产品将旧产品淘汰，拥有新技术的厂商剥夺旧厂商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市场利润。同时，出于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厂商会不断地投资创造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会提高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日益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后进国家通过这种创造性破坏来获得竞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注：很多人蔑视外生性的“干中学” ，但是早期你得有投入啊，钱呢。　　从早期单纯的静态分析到越来越多地重视动态分析，表明比较优势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不断地发展。概括起来看，动态比较优势概念的出现对经典比较优势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需要对比较优势进行选择和培育，把知识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分析了比较优势模式转变的路径，在宏观经济管理层次上提出了推动比较优势转变的政策选择。当然，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些基本的假定还有待于现实生活来检验和补充，特别是需要真正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背景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总结。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实际经验也许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比较优势的选择和培育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俞来俞重要的全局性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选择怎样的比较优势模式不仅直接关系到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和经济效益，更会对内部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既给中国经济提出严峻挑战的现时，也提供新的重大机遇。应当看到，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主要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立足于动态比较优势才能有真正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方面的进展和经验，更是值得我们特别地加以重视。 ×××××××××××××××××××××××××××××××××××××××××××××××××××××××××××××××× 从明显的比较劣势到初步形成比较优势，我国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经历了一个相当显著的转换过程，而且这一转换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的。1985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净出口指数为-0.83，与极限值-1已经相当接近。整体上看机电产品基本上不具有出口竞争力。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却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因而其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以较快的速度向0 值收敛。到1997年机电产品的净出口指数首次转变为零，表明先前存在的明显比较劣势已经改变。在随后年份中机电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就维持在0-1的正数区间波动，并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2004年之后机电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上升的速度开始加快。　　　　对机电产品进一步细分后发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明显上升的分别是金属制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四类产品。从表1中可以看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产品在1992年的净出口指数为-0.07586，到1995年就转为正数，随后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2005年上升到0.527247，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机械制造产品一直是机电产品中比较劣势最大的，1992年机械制造产品的净出口指数为-0.63，但从2003年起转变为正数，近几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品净出口指数也经历了从较大的负数向正数转变的过程。不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设备等产品，以净出口指数来衡量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在继续下降，这两类产品的比较劣势较20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明显的扩大。同世界一些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变动轨迹具有非常明显的转型经济特征。在1992年到2004年期间，发达国家机电产品出口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态势。比如，德国机电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在0.2以上0.3以下的区间内变化，十多年中没有明显的波动与变化。同一期间英国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最高为0.34，最低为0.22，没有大的变化。日本1992年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71，2004年为0.48，逐年平稳地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荷兰则一直是在接近0 的负数区域内，年度之间没有大的变化。1993年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37，到1998年开始转进到正数区间，随后出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换。虽然整体上说我国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低的，但上升的速度则是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为今后进一步强化比较优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机电产品比较优势模式的快速转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扩大显然是来源于内生变量积累的推动，自主创新与净出口指数的变动之间已经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当我们选择以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这两个变量来近似地测度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发现相关的回归系数的符号都为正号，这就意味着国内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机电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的上升具有积极的贡献。现实生活中也不难观察到，无论是从企业的微观层次上看，还是从产业的宏观层次上看，近年来国内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都明显地提高，这具体地表现为研发经费投入连年增长，具有研究开发能力的人力资源数量稳定地上升，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竞争力增强。应当说，机电产品净出口指数与自主创新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整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带来国际竞争力上升的一个侧影。注：这事很难说，估计还是扩大再生产，赢利了，再投入研发。当然也可能有先研发，再到市场上卖赢利的。努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来加速自身比较优势模式的动态转变，是后进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一种共同选择。在我国机电产品从显著的比较劣势到初步具有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不仅已经逐步地凸现出来，而且也形成了自身特殊的内生路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比较优势转换问题也就是如何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逐步形成出口竞争优势。应当说，这个方面的主要难点还是在如何有效地启动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使自主创新能力在比较优势的决定中发挥出明显的战略作用。　技术和资本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对商品分类时，往往把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当作一个特殊类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和技术通常是共生的，相互促进的。具体到我国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变过程来讲，自主创新和资本积累都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为止应当说是资本积累对比较优势转变的影响程度要超过自主创新。注：中国人思维比较僵化，认为有钱的都是老地主不干活的，呵呵。其实资本和技术是共通的，一般而言，就是高富帅，有知识且有钱。不要以为挣钱就不需要知识了，呵呵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识有很多种原因，你懂的 ×××××××××××××××××××××××××××××××××××××××××××××××××××××××××××××××× 80年代、 90年代、2000年以后，每一个十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加速的增长，这个加速的贸易出口的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这种升级换代如果仅仅是一个规模的增长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很多资源产品出口国的这种贸易的大幅度增长，但是中国的增长伴随着结构的改善。很多人都慨叹俄罗斯的 “ 去工业化 ” ，问题是它有工业化的能力吗？苏联的工业都是政府保护下的工业，一面临市场竞争，就垮掉了。海湾战争以后，产业升级没有资金，很多技术在实验室出不来。实际上，就是根本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能力。有政府直接发钱补贴，再低效的企业都能干，这种思想其实是废话。如果现在要求企业赢利去补贴财政的公共支出呢？都笑了在85年的时候，在中国的初级产品当中，我们占了50%的比重，但是今天我们的初级产品在中国的出口中只有5.4%，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制成品占了出口的94.6%的份额，我们知道全球的比重只有70%，中国的确在为全世界出口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在制成品当中，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超过了一半的份额，我们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将近1/3的比重，这两个比重今天只有德国和日本能够和我们相媲美中国最传统的优势产业服装，在2001年中国入市之前中国的服装和其他的经济体一样，出口是平缓的，但是在2001年中国入市之后，中国服装的出口是非常快的，而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平缓的态势。今天世界服装的出口中有1/3来自于中国，但是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出口整体份额中，我们由15%降低到10%，服装行业比例的降低源自于我们培育了新兴的产业办公和电子设备，办公和电子设备的出口2001年之前我们在全球还是在后面的，但是2001年中国入市之后我们是突飞猛进、势如破竹，我们这个增长超过了新加坡、超过了欧盟、超过了日本、超过了美国，这种增长态势是让世界非常震惊的。 1980—2009年世界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比例的变化，在这里仍然能够看到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上升。美国，曾经达到了最高点12%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在2000年以后开始逐步下降。德国在1990年以后开始逐步下降，随着两德统一获取了平稳的增长和整合之后开始有一个平稳的发展。这是日本，如果我们往前再延伸十年的话，日本的增长也是一个直线飙升的态势，但是 1985年随着日元的升值，日元大幅度的升值是的日本的制造从此开始进入一个下滑的阶段，这个下滑是难以回头的。韩国的增长虽然很好，但是从韩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比较能够看到，一个小国的产业发展空间和一个大国产业的发展空间是显著不同的。 ×××××××××××××××××××××××××××××××××××××××××××××××××××××××××××××××× 从机电产品出口这个表就能看出来，日本贷款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跟90年代俄罗斯一比较就看出来了。对机电产品进一步细分后发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明显上升的分别是金属制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四类产品。可以看到，金属制品 1994年就很有竞争力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产品在1992年的净出口指数为-0.07586，到1995年就转为正数，随后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2005年上升到0.527247，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贸易竞争力。金属制品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是一五期间就投的，只是后来落后了。日本的钢铁早就超过苏联了，中国改开的时候，日本是想转移钢铁产能的。电子也是一样，电子管时代中国就很强，然后晶体管社会是封闭的，到集成电路时代已经落伍了。所以说，日本的资金很重要。当然也是以前就有底子。反观俄罗斯，海湾战争后，产品想升级，没有资金。技术在实验室出不来。其实还有一个事，就是这些出口市场也是现成的，东亚做电子是出了名的，改道而已。有了这第一桶金，其它事才能办。多财善贾 ×××××××××××××××××××××××××××××××××××××××××××××××××××××××××××××××× 　 2002年年初，日本NEC公司和富士通公司宣布退出中国交换机市场，今后将不再向中国销售交换机产品。然而15年前的NEC公司和富士通公司可不是这样，当时日本厂商在中国交换机市场的气势正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遥相呼应。富士通曾放言说，要把上海贝尔扼杀在摇篮里面。这个时间段，不要说上海贝尔这样的合资公司，即使象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巨头都很有些酢日本厂商。“当时，日本厂商卖得要比其它厂商便宜得多，北美厂商交换机每线卖300美元，但是日本厂商只要180美元就能搞定。”黄陈宏说。　　日本厂商在当时很“猖狂”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它国家厂商当时在中国卖交换机卖得很郁闷。北电网络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进来了，并在1982年就向蛇口工业区出售交换机产品，但是真正的突破口还是到了1988年，此后就曾一度占据了10%的国内市场份额。　　说起“七国八制”，不得不提起当时对中国经济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政府低息贷款，黄陈宏在总结北电交换机如何寻找到中国市场爆发点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息或者低息国家贷款，在1988年，加拿大给予了中国数亿美元的20年低息贷款。其它国家也大致是这些情况，由于可以节省资金马上建设，因而在引进这些交换机设备的时候当然是“来者不拘”了。摘自：http://tech.sina.com.cn/it/t/2002-09-11/1020137952.shtml; 23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18世纪的英国为什么对茶叶需求这么旺盛？: 热度 1 gordon 2014-5-9 15:04; 注：十七世纪英国对茶还没什么需求，十八世纪需求猛涨，十九世纪的1840 年中英爆发 “ 第一次鸦片战争 ” 。在十七世纪茶叶贸易还不猛呢，18世纪的英国为什么对茶叶需求这么旺盛？英国当时的人也不明白，最早这个东西是在咖啡馆卖的，卖点也是健康。在咖啡馆普及之前，英国主要是酒馆。在新式无酒精饮料进入英国社会之前的很长时期里，酒馆是人们进行日常聚会以及消磨时间的重要休闲场所，但是随着新式饮品的兴起，酒馆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尽管酒馆老板曾经非常积极地进行抵制咖啡馆的运动，但是新式饮料——尤其是咖啡——仍然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咖啡馆的数量迅速增长，以至于“在伦敦没有什么买卖比咖啡馆使用了更多的房屋，缴纳更多的租金"，但是，咖啡馆禁止女性进入，同时仅仅能在室内进行休闲聚会，再加上茶日益风行，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从而导致“咖啡馆的重要性在十八世纪前二十年后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茶的重要性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移到新的场所，从茶开始受欢迎的咖啡馆和小酒馆转移至使人感觉愉悦的庭园”，一种新式的休闲场所——茶园(tea garden)——日益兴起。十八世纪饮茶的两个趋向：一、饮茶家庭化趋向继续强化，二、女性饮茶者不断增加。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欧洲是从土耳其那里接触到咖啡的。后来咖啡就竞争不过茶了。十八世纪初叶，英国没人饮茶。咖啡馆的兴起和报纸是一块儿的，不识字的人可以在咖啡馆听别人读报。咖啡在当时是一种公共性饮料，它与公共生活相联系，这是因为：咖啡需要烘培研磨才能饮用，程序繁复，在当时“咖啡炮制出来难度较大，没有几个家庭能行，”而饮茶则准备齐了非常方便，还可以多次冲泡。茶在私人空间占据优势。茶比咖啡要贵的多。茶取得优势还与这两种产品的供应有关，茶叶，英国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而咖啡当时还掌握在荷兰人手中。限制了英国的货源，有利于茶在竞争中胜出。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咖啡馆迅速衰退。最早的茶是在咖啡馆里卖的。英国人在茶中加糖或者牛奶、或者是同时添加这两者，他们通过这种改造方式实现了饮茶的本土化，同时，这一做法也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这种饮茶方式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十九世纪初，医生和统计学家一致认为，饮茶的风靡很可能改善了不列颠民族的健康状况。有了茶叶抗菌的保证，大量工人可以较为安心地涌向各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工厂附近扎堆居住，而不用过于担心疾病蔓延的发生。另外，由于茶叶中所含的抗菌素单宁酸极易溶于母乳，所以婴儿也从中受益匪浅，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为工业革命积蓄了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在茶中加入糖和牛奶，增加了茶水中的能量以及蛋白质，使得饮茶变成了一种快捷方便的“快餐” ，它不仅有助于消除疲劳，恢复精力，同时还能增加营养，补充能量，这对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戴维斯1795 《农工状况考察》，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呈碱性，可以消除胃部不适的酸水。还有一个事就是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成婚，王后喜饮茶。大众风靡。光荣革命之后，玛丽二世也喜欢饮茶。 ×××××××××××××××××××××××××××××××××××××××××××××××××××××××××××××××××××× 红茶战胜绿茶我知道原因：1、英国比较冷，红茶暖胃。2、英国人喝奶，绿茶太清淡，不能和奶混着喝。 3、绿茶只能冲三次，而红茶可以冲四五次，红茶更经济实惠。红茶更适合英国的气候，能够较好地和英国人的饮食习惯相协调，同时饮用起来花费较少。更为适合英国人需要。 ×××××××××××××××××××××××××××××××××××××××××××××××××××××××××××××××××××× 但传统上，茶叶是中国控制周边蛮夷的利器，茶马贸易，哪有那么轻易的就让出去。让吃肉的人，干结，憋死。有这种生活习惯吗？一段时间经常吃肉，就会便秘。喝奶，会软化一些。这是当年中国人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个结是解不开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约束蛮夷的手段，一方面是国际市场上白银的稀少。这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就是清政府的失败。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实质是中英关于茶与白银的战争。扩展阅读：十八世纪中英茶叶贸易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3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君主立宪与18世纪英国的金融创新: gordon 2014-4-23 02:36; 1688年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创建英国国债和国家资助银行的政治环境。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荷兰的君主成了英国的威廉三世国王，而主要是因为这个国王是个严格的立宪君主，没有个人绝对权力的奢望。于是，政府此时可以期望以英国人民的名义借款。更加准确地说，威廉在以他自己的名义，以及支持他并且主宰着议会的辉格巨商的名义借款。到了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国家信贷可以有效地通过政府贷款作抵押，其模式与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共和国、17世纪荷兰各行省以及现代民主国家相似。 “荷兰财政”——内阁的政敌们这么称呼这家新银行及其发行的票据——并没有得到托利党（Troy）人的信任，因为它造就了大笔政府债务，刺激了投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居民相对于乡村绅士的地位，并且资助着一个辉格政府和一次辉格战争。 ××××××××××××××××××××××××××××××××××××××××××××××××××××××××××××××× 啥叫君主立宪啊？君主立宪就是君主借老百姓的钱必须还，不能以爱国的名义强制征用，就这么简单。规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打扁担” ，打扁担定义了各自的边界。注：我现在明白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拿破仑三世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国家提供长期资金。对于英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室信用，可以吸储。不要傻傻地认为王室的信用就好，如果你被强征过，就不这么看了。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了各自的边界，吸收大众储蓄才成为可能。因为他怕打扁担嘛。; 27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上世纪8-90年代的火车上: 热度 14 johnsonjian 2014-2-15 21:36; 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拍于上世纪8、90年代，看到下面这张，照片的说明是“1987年，从长汀开往双峰的列车上。列车售货员用带着秤砣的秤卖东西，这样的秤如今早已成了古董了。” 图片来自新闻网站 http://slide.news.sina.com.cn/j/slide_1_45272_41698.html#p=1; 3289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十七世纪英国职业兴趣的转移（转）: gordon 2013-10-3 06:27; 注：摘自《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并不是以恒定的速率发展的。在不同时期里，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引向某个或某些这样的领域，而最终放弃其他方面的兴趣。在伯里克利斯时代，哲学和艺术吸引着十分广泛的兴趣，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兴趣的主要焦点是宗教和神学。对文学、伦理学和艺术的令人注目的重视则是文艺复兴的一般特征。十七世纪的英国跨过“马尔萨斯陷阱”以后，形成了新的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十六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近代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在英国出版，这就是吉尔伯特的《磁石论》。十七世纪期间，对文学的兴趣发生了种种深刻的变化。到1600年为止得到最高度发展的两种文学形式——戏剧和抒情诗，都出现了兴趣衰落的趋向，尽管偶尔也有短暂的繁盛期。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家们达到了英格兰人在这一领域里的业绩的峰巅——这是对戏剧的热烈兴趣所带来的一项成就。可是，文德尔说道：“到了1612年……戏剧已经解体了。” 杰出的文学传记作家和文学史家大卫·梅森早就注意到了我们根据统计所了解到的对戏剧的兴趣的这种衰落：　　“各类文学形式，如同种种生命的和社会的形式一般，有着它们的周期，四十年来维系着戏剧的才能、闲暇和资金，现在大部分已被吸引到其他方面去了。” 　　1642年，清教徒们关闭了剧院，这反映了这一期间热中戏剧的人数之萧条。在复辟时期，作为反对清教统治的放纵反应的结果，对戏剧的兴趣有所复活，不过随后又衰落了。　　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在斯宾塞、霍尔、马斯顿和琼森的影响下，诗歌继续激起相当可观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也处在衰落中。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然而却又颇令人费解的衰落，其程度严重得足以被埃德蒙·戈斯所提及：“出于这种或那种缘故，十七世纪头三十年里诗文的出版是极为不景气的，虽然在此前后都是有大量出版活动的时期”。当时的一位敏锐的知识分子亨利·皮查姆也注意到了诗歌声望的这种相对衰落，“诗人们如今不再受到以前所得到的那种尊敬了。” 　　对诗歌的兴趣出现短暂的增强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衰退——毫无疑问，其原因部分来自于清教的影响，部分来自于科学运动所带来的强化了的现实主义倾向，甚至在复辟时期所出现的那种偶然进发之后，也是如此。　　这种衰落曾被归诸于各种不同的来源，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斯普拉特认为诗歌涉及到对言词的过分粉饰并以牺牲现实性为代价而把事物提升到华而不实的地步，因而应加以抛弃，他并且把诗人说成是“娱人但却不能谋利的那种人。” 柏拉图主义者约翰·史密斯复活了他的普鲁塔克，告诫说：“上帝如今业已把诗歌、各种方言土语、烦言赘语、晦涩词句从他的神谕中排除出去了，并已……渝示他们用最理智、最有说服力的语言进行讲话。”【参见Basil willey,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London:Chatto Windus,1934),p.153及各处。关于史密斯、霍布斯和洛克的引文，我受惠于这部杰出的著作，它表明“这个世纪的整个哲学运动为什么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诗歌”。】霍布斯可以容忍诗歌的无邪的娱乐性，却又敦促说：“这并不是使用言词的严肃方式，言词乃是关于实在事物及其种种联系的确切的符号。” 【Thomas Hobbs,Leviathan,Chap.IV.】洛克却不那么宽容，他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宣称说，如果一个小孩有着诗人的气质，他的父母不应当加以爱护，而“必须尽最大努力加以压制使之窒息。”这位功利主义的批评家同样提醒人们说，“ 帕尔纳索斯山的空气可能令人感到愉快，但它的土壤是贫瘠的。” (John fLocke,Works,(London:1794),Vo1.VIII,p.167.) 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严峻性使得人们一方面对诗歌的魅力加以贬损，另一方面则为科学歌功颂德。多恩说过“对学术的日甚一日的无节制的渴求”，是难以被凭借想像力的诗歌所压抑的。(苏格兰牧师约翰·布朗告诫说：“没有几个剧本或浪漫故事能无害地为人们所阅读，因为它们触动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且在伤风败俗方面，颇具感染力。”在做了周密的考察之后，Schoffler做出结论说：“根据我多年来的系统性研究，到1700年以前”，没有任何一本世俗文学书籍是由某位虔诚的教会捍卫者甚或教会内的清教徒写下的。) 　　对于散文，兴趣变化的趋势却迥然不同。用文德尔的话说：“……当着诗歌处于没落瓦解之时，散文在同样的那些影响之下，却趋向于发展得更茁壮强大。” 与这一发展情况相联系，人们对于把散文作为一种表达手段的兴趣大为增强。在这个世纪里，对散文的兴趣的趋向是增强的，虽然也偶有起伏出现。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倾向与对科学的兴趣的类似发展并非毫无联系：这两个领域都涉及到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和描述。这个时期的强调重点是描述性和“真实”性而不在于想象力和虚构性。公然声明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这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的观点看来，除散文外的其他各种文学表达形式的声望日渐衰落，这种情况是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的。　　对散文的兴趣的增长、对诗歌戏剧的兴趣的衰落是与当时时代精神里的某种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整个期间，人们日益注重“古典现实主义”，注重按照“现实的生活条件”现实地工作，而不是逃逸在浪漫想象的翱翔之中。对于修辞夸张的想象的反对意见的根据是，这些想象与具体现实毫不相干，而且(如同倍受诋毁的传统哲学一样)，它们所表现的只是想象力的各种虚构而不是“事物”，这类反对意见无形之中摧毁了诗歌的立足根基。【Richard F.Jones,”Science and Prose Style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Seven teenth Century,”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XLV(1930)，p.985.】人们所注重的是一种简朴的、不加修饰的风格，不要转义、形象和比喻，力求直截了当、经济、具体。科学的非个人性的直陈表述标准被应用于所有文学形式，而后者在传统上既具有个人性又是含蓄的。　　该世纪后期的戏剧和诗歌中带有这些科学标准的印记。复辟时期的戏剧主要是讥讽现实生活的习俗喜剧。从莎士比亚喜剧并经过琼森、米德尔顿和雪莱的剧作，到复辟时期的剧作家们的喜剧，其间的变化倾向为现实主义(亦即具体描述)因素的增多。与此同时，诗歌也在靠拢“散文的长处，而不是靠拢诗歌的长处，即追求各种功利性的质朴、简洁性、明晰性、活力，而不是想象力的联想。” 对于这种致力于追求散文效能的情况的最佳表述，也许可推德赖登（Dryden）在其《宗教诗》中用二行史诗体做出的论证：　　“我选定这种粗犷无饰的体韵　　只因它最适合对话又与散文最相近。” 【德赖登即是皇家学会会员，又是该学会改进文学风格委员会成员，这一点从他的上述态度上看，是颇有意味的。看起来可以肯定，他对于新科学运动对知识界的冲击并不是无动于衷的。】　　很清楚，这个世纪后半叶的文学规范就是科学家们的那些规范，这些科学家寻求对各种现象作出细致观察和精确记录。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佩皮斯的《日记》“以其细节反映出商业和科学赖以得到繁荣的那些勤奋耐心的习惯。” 随着人们逐渐从其纯粹说明和交流事实的功利作用而不是从其美学性质来评价文学表达，对散文的兴趣就开始变得热烈起来，而对诗歌的兴趣便开始衰落。靠唤起人们的情感反应的修辞学或雄辩术只能对事实起歪曲而不是描述的作用；它有说服力，却无信息量；它所带来的是含糊模仿而不是明白清晰。当时可以普遍感觉到对科学的尊祟，这创造出一种不信任无拘无束的想象力的气氛。在更早的一篇论文里，琼斯教授探索了新文格规范的宗教起源。参见”The Attack on Pulpit Eloquence in the Restoration,”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XXX(1931),188-217。前引德赖登的二行诗差不多反映了皇家学会的决定：　　……抛弃一切强扯拉长，离题发挥、膨胀臃肿的文风：恢复原始时代的纯真和简洁，那时人们用差不多同等数目的词句表达出那么多的事物。所有成员都要求以一种严谨缜密、不加遮掩、自然无饰的方式进行谈说；正面的表达；清晰的含义；一种天生的安逸自在：尽其可能使所有事物接近于数学的明晰性。(Thomas Sprat,The History of the Royal-Society of London,p.113.) 　　这里提到了“数学明晰性”，这也许是当时数学的迅速发展及其本为增长了的声望的一种反映。还有，正如琼斯教授业已表明，在这个世纪的整个后半叶里，人们反复做出努力，以求确立起一种像数学符号那样简明精密的语言。塞思·沃德、凯夫·贝克、达尔加诺【在波义耳、威尔金斯、沃德、巴塞斯特、配第和沃利斯的协助下】、塞缪尔·帕克以及约翰·威尔金斯，都曾企图构造出能够达到自诩的数学明晰性的语言。【Jones的前引书第322及以后引用了下列著作：Ward 的Vindiciae ademiarum (London,1654); Beck的The Universal Character(London,1657);Dalgarno的Ars Signorum(London,1666)以及Wilkin的 Essay toward a Real Characters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London,1668),这最后一本书的写作曾得到皇家学会的资助。沃德对于数学符号所表现出的用途印象颇深，他希望“其他事物也许可以采取同样的过程……我的初步建议是去发现其他事物是否也可以用符号加以设计，我目前就此找到的答案是，对于每一事物和概念，都是可以形成符号的。”】语言应该成为一种精密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毛糙的钝器。作为这类致力于语言创造的基础的种种态度和看法，充斥着整个文学领域，【参见Carson B.Duncan,The New Scienc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Classical Period(Menasha:Banta Pub.Co.1913),pp. 26ff;G.N.Clark,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9),p.232.“ 这不仅是数学进步的最伟大的时期之一，它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间数学知识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因而也可以说对一般生活具有最大影响力。”】因而，诗歌的衰落和散文声望的提高，都是很可以理解的。关于这些隐含的功利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具体、描述和说明的手段) 和工具主义的规范的其他一些重要意义，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加以阐明。由于后面还要加以定性，我们在此只想指出，这些规范构成了一些价值，这个时期的文化便围绕着这些价值而形成整体。新式教育　该时期的“进步教育家”的观点也同样弥漫着实用的经验主义。如果有关教育工作者人数的数据是可信赖的，那么，这个时期对教育职业的兴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这实在令人感到惊奇。不过，在教育目标方面，却出现了一种重大的、决定性的变化。【Foster Watson,The Beginning of the Teaching of Modern Subjects in England(London: Pitman Sons,1909),pp.220 ff.】教育改革者们追随着“夸美纽斯”指责人们对言词做出了过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物的研究。如同文学一般，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构成了教育理论的主调。　　威廉·配第对技术进步充满自信，他提议设立一所“职业学院”，在那里教授各种机械工艺，以使新发明能“比新时装和新家庭用具更频繁地问世。” 【William Petty,Advice to S.Hartleib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me Particular Parts of Learning(London,1648),p.2.】米尔顿以类似的方式谴责那种正规教育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这类最高智力抽象”开始而不是从那些可以“直接诉诸于感觉”的学科人手的做法。(Of Education(London,1644).)约翰·韦伯斯特是清教徒和培根主义者，他大胆地公开鼓吹在大学中用实验科学取代古典研究。(John Webster,academiarum Examen(London,1653).特别参见第三章，其中韦伯斯特强调了教育的功利目的。注意约翰·霍尔在他的Humble Motion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concerning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London,1649)一书中表示了类似的态度。同样的规范导致清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回避戏剧和诗歌，但使他们重视科学。因此，一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一位院长说：“ 数学在大学中应特别受到重视；同算术、几何、地理等一样：它们中间不带有邪恶，此外，它们对人类社会以及现世的生活事务都很有用。”Selected workes of William Dell (London, 1773), p. 580。)那些勾画出理想的教育改革的乌托邦，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梗概，也许可以从1682年 “一位杰出的律师”向他的儿子所提出的格言中窥见端倪，他忠告说：“不要学习任何东西，除非它能帮助谋利。” ××××××××××××××××××××××××××××××××××××××××××××××××××××××××××××××××××× 中国缺的不是诗歌、戏剧和小说，而是散文，科学精神的散文。民国时期学习西方，散文就是“缺项”。更有甚者，像鲁迅，竟然认为“散文”是小品文。老外的这些见解都是真知灼见：诗歌也在靠拢“散文的长处，而不是靠拢诗歌的长处，即追求各种功利性的质朴、简洁性、明晰性、活力，而不是想象力的联想。” 随着人们逐渐从其纯粹说明和交流事实的功利作用而不是从其美学性质来评价文学表达，对散文的兴趣就开始变得热烈，而对诗歌的兴趣便开始衰落。靠唤起人们的情感反应的渲染手法只能对事实起歪曲而不是描述的作用；它有说服力，却无信息量；它所带来的是含糊朦胧而不是明白清晰。 “ 帕尔纳索斯山的空气可能令人感到愉快，但它的土壤是贫瘠的。” 科学并不能致富，但是科学的习惯和商业的习惯都是共通的，即细致观察和精确记录、注意细节并且勤奋耐心。而且商业和科学一样都没有什么意思，“看着数字不断增加、减少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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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有如一个世纪的十天: 热度 80 巴山 2013-9-22 07:24; 我这人很低调，比如，一般我都不会告诉别人，其实我不需要减肥的。排除每天正常走路慢跑和陪儿子打球，我每周在健身房的高强度运动有5小时，身体脂肪含量13%，BMI是23.3--尽管后一数据遭到妖道丧心病狂的嘲讽。这回参加减肥，完全是跟几个损友较劲，最后决定，大家凑份子出奖金，第一到第四分别为100，75，50，25刀，并且十天内凡是体重未能降低2%的，罚款25，奖励给第一名。几爷子说你们亚洲人戒不了米饭，我反唇相讥法克油你丫能活过10天不喝酒哥就服了你，谁怕谁啊。到了第二天我就后悔了。不吃米饭也罢，但我喜欢的水果含糖高，也不能吃，实在难受。尤其去果园摘苹果，儿子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咔咔的嚼，我只有恶狠狠的看着他，心里那个恨啊。到了第五天，我明显觉得体力下降，虽然鸡鸭鱼肉可以随便吃，但那玩意不管饱，肚子总饿得慌，去健身房，取一个15磅的哑铃，到手里觉得有20磅重。一周后，感觉有点习惯了，裤子比从前松了些，自诩“若隐若现”了多年的六块腹肌基本浮出水面。可是特别馋甜圈，薯条之类摈弃已久的食品，决定等比赛结束后无论如何得都吃一遍。最后一天，历史性的时刻，跳上秤后，周围声声惊叹，大获全胜，我又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荣耀。现在我正享用赢来的100刀买的啤酒，估计星期一体重又回去了，这十天来受的罪真不值啊。; 1102 次阅读|25 个评论

分享 Hollywood上个世纪人才济济啊。。。: 热度 17 中关村88楼 2013-9-2 09:23; 美国电影协会1999年弄了个百年回顾，评选了50位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演员，约翰为恩和费雯丽竟都没有进入前十。 the full list of the 25 top male and 25 top female legends is: # MEN # WOMEN 1 Humphrey Bogart 1 Katharine Hepburn 2 Cary Grant 2 Bette Davis 3 James Stewart 3 Audrey Hepburn 4 Marlon Brando 4 Ingrid Bergman 5 Fred Astaire 5 Greta Garbo 6 Henry Fonda 6 Marilyn Monroe 7 Clark Gable 7 Elizabeth Taylor 8 James Cagney 8 Judy Garland 9 Spencer Tracy 9 Marlene Dietrich 10 Charlie Chaplin 10 Joan Crawford 11 Gary Cooper 11 Barbara Stanwyck 12 Gregory Peck 12 Claudette Colbert 13 John Wayne 13 Grace Kelly 14 Laurence Olivier 14 Ginger Rogers 15 Gene Kelly 15 Mae West 16 Orson Welles 16 Vivien Leigh 17 Kirk Douglas 17 Lillian Gish 18 James Dean 18 Shirley Temple 19 Burt Lancaster 19 Rita Hayworth 20 The Marx Brothers Chico Marx Groucho Marx Harpo Marx 20 Lauren Bacall 21 Buster Keaton 21 Sophia Loren 22 Sidney Poitier 22 Jean Harlow 23 Robert Mitchum 23 Carole Lombard 24 Edward G. Robinson 24 Mary Pickford 25 William Holden 25 Ava Gardner; 1197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德国数学发展史: 热度 3 gordon 2013-7-21 10:19; 克莱因的《数学在19世纪的发展》一书就像是在讲述德国这个国家的数学史，只是安排的章节顺序比较有意思，把 “高斯”这一节放到了第一章。其实德国的数学还是来自于法国。克莱因的这本书是柯郎(R.Courant)编辑的，柯郎是希尔伯特的助教。柯郎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差不多可以把德国数学的思想源流完全覆盖。柯郎在《什么是数学》一书中说，世世代代以来，数学家一直把他们研究的对象，例如数、点等等，看成实实在在的自在之物，但是，准确地描述这些实体的种种努力总是被这些实体自身给否定了。从而十九世纪的数学家逐渐开始懂得，要问当作实体的这些对象究竟是什么，这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在数学范围内得到解决，所有适合它们的论断都不涉及这些实体的现实，而只说明数学上“不加定义的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遵循的运算法则。至于点、线、数，“实际上”是什么，这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数学科学中加以讨论。“可验证”的事实只是结构和关系：两点决定一直线，一些数按照某些规则组成其他一些数，等等。基本的数学概念必须抽象化，这一见解是近代公理化发展中最重要和最丰富的成果之一。这个看弗雷格的《算术基础》，讲的超清楚。数理逻辑发展史见希尔伯特《数理逻辑基础》导言。戴德金从 1858 年开始教授初等微积分时，就打算为微积分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他在 11 月 24 日得出了自己的连续性及无理数理论，并在几天之后就告诉了他的朋友 H ．杜瑞热 (Durege) ，但直到 1872 年才以小册子形式《连续性与无理数》 (Stetigkeit undIrrationale Zahlen) 出版．这本书的问世，连同魏尔斯特拉斯的分析基础的传播以及康托尔的集合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数学新时期的来临．戴德金无理数概念是建立在承认有理数为已知的基础上，于是他再接再厉，于 1872 年到 1878 年进一步研究自然数的基础，他的结果写于 1888 年出版的《数是什么？数应当是什么？》 (Wassind und was sollen die Zahlen ？ ) ，这本书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 G ．皮亚诺 (Peano) 得出其著名的算术公理．注：网上可以下到英文版《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Numbers, by Richard Dedekind 》戴德金的的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母亲是一位教授的女儿．戴德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7岁起在家乡上中学．开始他对化学和物理学很有兴趣，而把数学只看作是辅助性学科．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到物理学缺少条理和严格的逻辑结构，于是就专心学习数学．1848年戴德金进入了卡罗琳学院，这也是C．F．高斯(Gauss)的母校．在这里，他学到了解析几何、代数分析、微积分以及力学和自然科学．1849—1850年间，他还给低年级学生授课．1850年复活节，他进入格丁根大学学习时，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底．当时格丁根大学刚建立起数学和物理学讨论班，在这里他跟M．A．斯特恩(Stern)学到数论的基础知识，跟W．韦伯(Weber)学习物理．1851年B．黎曼(Riemann)也参加讨论班，他们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戴德金在大学里还学习物理和天文，并听过高斯讲的最小二乘法，还听过他的高等测量学以及其他人开的课程，他只上了四个学期，就在高斯指导下准备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关于欧拉积分的理论”，对此高斯写了如下的评语：“戴德金先生准备的论文是关于积分学的一项研究，它决不是一般的．作者不仅显示出对有关领域具有充分的知识，而且这种独创性也预示出他未来的成就．作为批准考试的试验论文，我对这篇论文完全满意．”这时戴德金觉得虽然他的知识教“中学”富富有余，可是他总觉得格丁根的课程度不高．在格丁根，听不到P．狄利克雷(Dirichlet)、C．雅可比(Jacobi)、J．施泰纳(Steiner)讲授的高等数论、高等几何、椭圆函数、数学物理等最新的课程，因此他花两年时间又弥补他受教育的不足．1854年夏天，他取得大学讲课资格，年底开出概率论和几何两门课程．1855年高斯去世后，狄利克雷来到格丁根，接替其教授职位．戴德金自己讲课，同时也听狄利克雷讲授的数论、位势理论、定积分及偏微分方程等课程，获益匪浅．他很快同狄利克雷有了密切的交往，并同他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果的讨论．据戴德金后来回忆，狄利克雷把他变成一个新人并大大扩展了他的学术方面的视野．他也参加了狄利克雷和他的朋友们的社交活动．1855年冬季到1856年，戴德金听黎曼讲授了阿贝尔函数和椭圆函数的课程，他自己也在1856—1857年和1857—1858年冬季学期，先后给四个学生讲授伽罗瓦理论．他可能是第一个开伽罗瓦理论课的人．在讲课中，他引进了域的概念，并且把置换群的概念用抽象群的概念来取代．　　1858年戴德金被任命为瑞士苏黎世综合工业学院教授，在讲授微积分的课程中深感到分析基础的薄弱，从此开始实数理论基础的研究．1859年9月，戴德金陪黎曼到柏林大学访问，在这里他遇到了K．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也遇到了L．克罗内克(Knonecker)．1862年，他被家乡的高等工业学院聘请为教授，于是他返回故乡，一直在不伦瑞克工作，直到1916年2月12日去世，他终生未婚，同他二姐住在一起．在他亲属的关怀下，他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从事基础数学的研究工作，但是不伦瑞克是个小地方，他同别人的交流不是太多．他有时也到外地旅游，曾在1874年遇到了G．康托尔(Cantor)，两个人的思想交流和书信往来推动了集合论的诞生． ××××××××××××××××××××××××××××××××××××××××××××××××××××××××××××××××× 狄利克雷生活的时代，德国的数学正经历着以C.F.高斯（Gauss）为前导的、由落后逐渐转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狄利克雷以其出色的数学教学才能，以及在数论、分析和数学物理等领域的杰出成果，成为高斯之后与C.G.J.雅可比(Jacobi)齐名的德国数学界的一位核心人物。狄利克雷出身于行政官员家庭，他父亲是一名邮政局长。狄利克雷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据说他在12岁前就自攒零钱购买数学图书。1817年入波恩的一所中学，除数学外，他对近代史有特殊爱好；人们称道他是个能专心致志又品行优良的学生。两年后，他遵照父母的意愿转学到科隆的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曾从师物理学家G.欧姆(Ohm)，学到了必要的物理学基础知识。 16岁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后，父母希望他攻读法律，但狄利克雷已选定数学为其终身职业。当时的德国数学界，除高斯一人名噪欧洲外，普遍水平较低；又因高斯不喜好教学，于是狄利克雷决定到数学中心巴黎上大学，那里有一批灿如明星的数学家，诸如P．S．拉普拉斯(Laplace)、A．勒让德(Legendre)、J．傅里叶(Fourier)、S．泊松(Poisson)、S．拉克鲁瓦(Lacroix)、J．B．比奥(Biot)等等．　　1822年5月，狄利克雷到达巴黎，选定在法兰西学院和巴黎理学院攻读；其间因患轻度天花影响了听课，幸好时间不长．1823年夏，他被选中担任M．法伊(Fay)将军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法伊是拿破仑时代的英雄，时任国民议会反对派的领袖．狄利克雷担任此职，不仅收入颇丰，而且受到视如家人的善待，还结识了许多法国知识界的名流．其中，他对数学家傅里叶尤为尊敬，受其在三角级数和数学物理方面工作的影响颇深．另一方面，狄利克雷从未放弃对高斯1801年出版的数论名著《算术研究》(Dispui-sitiones arithmeticae)的钻研．据传他即使在旅途中也总是随身携带此书，形影不离．当时还没有其他数学家能完全理解高斯的这部书，狄利克雷是第一位真正掌握其精髓的人．可以说，高斯和傅里叶是对狄利克雷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两位数学前辈．高斯的《算术研究》创立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数论，决定了后来数论的整个发展。高斯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受到任何外界刺激来完成这一研究的。绝无瑕疵的系统演绎，有着无可怀疑的严格性，绝不能显示出作者从事发现时的想法，以及他所克服的困难。文中的陈述并没有联系到任何的一般观点，也没有考虑所提出问题的意义，因此，高斯的这本书极难阅读，只是通过狄利克雷解释性的讲演，这本书才得到了它应有的影响，狄利克雷的讲演，对高斯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和他的思路，给出了绝佳的介绍。注：至于高斯是不是这么想的，who care ，哈哈　　1825年11月，法伊将军去世．1826年，狄利克雷在为振兴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而奔走的A．洪堡(von Humboldt)的影响下，返回德国，在布雷斯劳大学获讲师资格(他在法国未攻读博士学位，而由科隆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这是获讲师资格的必要条件)，后升任编外教授(extraordinary professor，为介于正式教授和讲师之间的职称)．　　1828年，狄利克雷又经洪堡的帮助来到学术空气较浓厚的柏林，任教于柏林军事学院．同年，他又被聘为柏林大学编外教授(后升为正式教授)，开始了他在柏林长达27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由于他讲课清晰，思想深邃，为人谦逊，谆谆善诱，培养了一批优秀数学家，对德国在19世纪后期成为国际上又一个数学中心产生了巨大影响．1831年，狄利克雷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同年，他和哲学家M．门德尔松(Mende1ssohn)的外孙女丽贝卡•门德尔松-巴托尔特(Rebecca Mendelssohn-Bartholdy)结婚．　　1855年高斯去世，狄利克雷被选定作为高斯的继任到格丁根大学任教．与在柏林繁重的教学任务相比，他很欣赏在格丁根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从事研究(这一时期主要从事一般力学的研究)．可惜美景不长，1858年夏他去瑞士蒙特勒开会，作纪念高斯的演讲，在那里突发心脏病．狄利克雷虽平安返回了格丁根，但在病中遭夫人中风身亡的打击，病情加重，于1859年春与世长辞．　　 ××××××××××××××××××××××××××××××××××××××××××××××××××××××××××××××××× 初始原因对于我们是未知的，但它们服从简单而不变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通过观察而发现，研究它们是自然哲学的目的。和重力一样，热贯穿在宇宙间的一切物质之中，它的射线充斥于空间的所有部分。我们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元素所服从的数学规律。牛顿体系的完美性：它们告诉我们，大多数不同的现象都服从于在一切自然作用中都再现出来的少数基本定律。人们认识到，同样这些原理控制着星球的一切运动，它们的形状，它们的过程的不等性，海洋的平衡和振荡，空气和发生物体的谐波振动，光的传播，毛细作用，流体的波动，总之，一切自然力的最复杂作用，因此，牛顿的这样一个思想被确认了：几何学引以为荣的，是以如此之少而提供如此之多。对自然的深入研究是数学发现最丰富的源泉。 ———— 傅立叶《热的解析理论》傅立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1795年，巴黎理工学校成立，傅立叶被任命为该校的助教，协助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和蒙日从事数学教学，他在数学教学上创用的“讨论式教学法”颇受当时学生们的欢迎。1798年，蒙日选派他跟随拿破仑一起去远征埃及。傅立叶的重要科学贡献在于他写的一部经典数学著作《热的解析理论》，这部经典巨著将欧拉、丹尼尔柏努利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应用的三角级数方法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一般理论—— 三角级数，后来命名为“傅立叶级数”。注：法国只提供了代数和分析的教程，几何学当时法国没有大的突破。; 4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20世纪三件大事: 热度 17 樱木花道 2013-6-28 20:56; 1 十月革命 2 二次大战 3 苏联解体 ~ 21世纪有几件大事发生不晓得至少有一件会成立 1 中国GDP世界第一; 682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看京虎子的《征服》书还没有看完先感叹一下南美洲被灭亡的各种文明 ... ...: 热度 10 樱木花道 2012-2-28 22:05; 首先想到：十六世纪后，西班牙人也到过中国南海一带。不过，有马有车轮有文字的中国人可不是好惹的。（ps ：1840以后的历史大家都懂的南方系除外）但凡对这些西班牙人友好的南美部落，都是被无耻贪财的西方白种人在摸清了情况以后，端了大本营。下场无非是贵族被屠杀，老百姓大规模被瘟疫和劳役屠杀。凡是一开始对这些殖民者不客气的部落，都让这些一心想发黄金财的恶徒碰了一鼻子灰。俺的结论：欧洲人就认识一个字：打。你有实力，打不过，他就假装绥靖。暗中搜集你的情报，搞你的人搞你的物资，分化瓦解。等到你麻痹了，人家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屠杀。首先就是消灭你这个异文化的精英分子的肉体（现在回想起来纳粹屠杀犹太人和苏联枪毙波兰军官不过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而已并不是孤例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并不能算成是鼻祖）然后是消灭这些异文化的物质载体，西班牙的主教破坏了无数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的文物。最后是把这些异文化的经济命脉切断，过去是抢金像、然后是卖鸦片，现在、、你懂的。最后这些异文化的老百姓，总不能全杀完吧？总要留下来奴役。殖民者现在可以骄傲地对异文化的苦逼老百姓说：你们这些土鳖，你们没有历史，你们没有文化，你们没有钱，你们没有健康。只有在伟大的jidu引导下，你们才能赎罪，你们这些下贱的灵魂才不会下地狱。在这个血缘灭绝的过程中，用异文化（或者异教徒）的血和汗铺路，西方殖民者完成了传教士、雇佣军、和商人的三位一体。从某种意义上，欧盟对过路飞行器征收碳税，这是新的一场战争的号角，剧本的结尾一定不是浪漫的玫瑰色。; 1054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妈妈走了整整三个月了: 青青小河 2011-12-22 23:23; 今天是冬至，妈妈走了整整三个月了，感觉上像过了一个世纪。还会常常在某个特别的时候突然想起妈妈，那时会很难过、很难过。我想能像以前一样拿起电话和妈妈聊天；我想和妈妈分享我的生活；我想回家的时候跳到妈妈的床上，和妈妈聊天；我想和妈妈去买衣服；我想和妈妈去外面喝咖啡；我想和妈妈聊她的朋友、我的朋友，那些属于女生的话题。。。; 个人分类: 小河流水|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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