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老是铁一小的，我是铁二小的。只不过康老是北京的铁一小，我是太原的铁二小。

1986年跟着我爹，全家回太原探亲。我爸在太原有个亲舅舅。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叫老舅舅，就是普通话里的舅爷爷的意思。我老舅舅在铁路系统工作了一辈子，先是在大同，后来又调回太原。当时我回老家的时候，我老舅舅是太铁二小的校长。

我爹在客厅里跟我老舅舅聊天儿，话赶话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说起来了，就把我叫过来问，愿不愿意在太原上学。后来我长大了琢磨，可能俩人一个就随口那么一说，一个就随口答应，再把娃叫过来随口一问。但凡仨人哪个没接茬也就过去了。偏巧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是两个大人叫我过来问话紧张了，只敢回答好的。于是探亲结束我就留下了，成了太铁二小五年级6班的一名小学生。银川那时候已经是小学六年制了，太原还是小学五年制。等于我是读过两次五年级，没读过六年级。读两次五年级这事儿我爹也干过。他小学毕业考试一共四道题，漏做了一道，还错了一道，又重读了一年。

我老舅舅给我挑的那个班，数学和语文老师都是特级教师。本来我在银川的厂子弟小学读书的时候，每次家长会都是单独留下来批评的差学生。刚去太铁二小跟着留级生补考，两门都没及格。我老舅舅干了一辈子教育，没告诉我考试结果，大概是要保护小孩子的自尊心。开学后，我的成绩每次考试都提升一大截，两个月以后就成了班里的尖子生。特别是数学应用题方面，那时候班里有做题的四大金刚，我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品学兼优的女班长，另两个忘了，好像有个男孩姓赵。最后毕业考试，我是三门297分，只丢了3分。那时候还没学英语，除了语文数学另一门是自然。

小学毕业后我就回了银川，整个初中阶段我的成绩一直都在年级里排前三名，大概就是得益于在太原那一年的基础打得好吧。阴差阳错，那一年成了我人生的拐点。去太原之前，身体弱、性格内向孤僻、爱哭、成绩差，回来以后性格外向开朗了，成绩也好了，成了班里的社交达人。长大后我反思这段变化，深深地感谢我的老舅舅。我老舅舅把我姑姑5岁从农村接出来，一直抚养到参加工作。我和我姑的表弟都在老舅舅家上过小学。还有我其他表叔表姑的，三个人都曾短暂地在老舅舅家寄读过。从某种角度来看，我老妗子肯同意，也是蛮不容易的，不说吃穿用度，光是多一个小孩子吱哩哇啦地跑进跑出就够磨人的。

下面这段儿跟勤劳工作的猪。

靠山吃山，靠铁路吃铁路这事儿我也干过。太铁二小就在太原站的背后，五龙口。旁边是很大的一个坑，我的同学都是铁路职工的子女，大部分住在坑旁边。我们没事儿了就在坑里玩臭水，再不就走路几百米去太原站玩。太原站当时已经有投币电话了，投五分钱可以打电话。无意中我一拨音叉，当啷掉出个亮晶晶的硬币，应该是前面的人没打通忘了退币。那时候2分钱就能买一大堆麦芽糖，5分钱能买一份厚厚的猎奇小报，良友、大千世界什么的。于是我和表弟就食髓知味，经常从太原站的后门进去，前门出来，把站前广场上的5个投币电话挨个扒拉音叉，得手过不止一次。更好笑的是，有人打电话我俩就在旁边站着看，判断出有人忘了退币，不等人出电话亭，我俩就开始心照不宣地挤眉弄眼。

还有一次我带着表弟和几个同学，到站台上玩抓人的游戏。有一个站台上的平板车，两头有栏杆，用来卸货的那种，上面放了很多编织袋。我们好奇地撕开一个角，发现里面是柿饼，掏出来尝尝还很甜。我不但拿了，为了堵表弟的嘴，还塞给他两个。那时候我表弟上三年级，每天头对脚跟我睡一个床上，水淹七军的时候我俩一起倒霉。每天我俩一会儿就亲得玩到一堆，一会儿又打起来了。本来我以为他也拿了柿饼，我俩就一条线上的蚂蚱了。岂料回到家，这个笨蛋口袋里还留了一个没舍得吃，被我姑看到了，问他哪儿来的。这小子毫不犹豫就出卖了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哥怎么发现一个编织袋，怎么伸手指头进去抠柿饼出来，怎么强行给他口袋里也装了两个。因为挑头犯错误的是我，我姑没有责骂，反而夸了一句，说我还挺能耐的，把我臊得满脸通红。这小子有两次和同学打架，我替他出头，他回来就汇报，说他只是在跟同学玩，我先动手欺负了他同学。在太原那一年里，我姑从来就只责骂我弟一个人，没跟我说过一句口气生硬的话。我姑父每周给我俩一人伍角零花钱，也是一视同仁。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老舅舅和我姑父都已作古了。长大后，太原有婚丧嫁娶的大事情，都是我代表我爹这一支回去参加，每次见了我表弟，我们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亲。总要把这两件事儿拿出来回忆一下，然后都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