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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西域问题,绕不开《盐铁论》,核心有两个,外交方面是对于匈奴问题的评估和对策,内政方面就是贸易问题。先看外交,其中第四十七卷就是《西域》。这是昭帝时期对武帝政策的反思讨论,应该说代表了当时精英阶层的最高水平。如果印度在中亚大棋局中真的那么重要,他们不会只字不提。再看内政,文学们代表的地主阶级(从发言来看,主要还是今天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利益集团),对汉武帝以来鼓励贸易的政策极为反感,希望劳动力回归农业。如果外贸真的那么重要,他们不可能不提到。0 I/ o2 {' T G+ r# y+ F. v
; a. o& C0 s$ @$ o' m2 l从地图上看,兴都库什山脉造成的高差,为南亚次大陆和中亚腹地的陆路大宗贸易造成极大的障碍,只有高价值商品才能抵消低运载量带来的高成本。以罗马帝国为参照,帝国内部的谷物贸易,完全依赖地中海的海运。陆路贸易集中在金属,香料等重要物资或奢侈品。" c2 d2 @(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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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东汉时期的阿富汗Begram宝藏,体现了东西南北四方汇集的特征,帮助确立了中亚的“centrality”(中心特性)。来自中国的主要是漆器,来自印度的主要是几千件象牙制品。我认为,重要物资,奢侈品,以及附带的思想文化产品,才是古代跨次大陆陆路贸易的核心内容。 - k) q! E. k& G7 q / k& E- o2 }4 d2 S6 r, Y, T& a至于蜀布和卭竹,不能当做大宗物资对待,只能认为是特殊工艺品。张骞并非纺织或者植物学专家,能够从大路货的纺织品和遍布南亚的竹木制品中识别出来自印度以东的产品,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产品有相当明确的文化特征,一眼就能看出来。蜀布可由《华阳国志》印证,并非四川土产,而是云南西部怒江地区哀牢国的产品。哀牢向东北到达岷江流域,和向西到达恒河流域的距离接近,而往西走反而方便得多。哀牢国直到东汉时期的公元69年才归附中国设永昌郡,也就是说,直到那个时候,中国才在怒江流域有了实质性存在。而云贵地区,直到明清才算进行有效管理。云南马帮和缅甸远征军之间的差异,张骞当然明白,现代人也不应该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