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少奇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少奇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少奇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小平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

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比较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少奇。这也不难理解，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青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