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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民生+三重奠基，朱同志在上海的三年四个月
一
1987年12月，调任上海。次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上海市市长。1989年，出任书记，党政“一肩挑”。1991年4月，调任国务院，离开上海。
三年四个月，是朱同志在上海的工作履历。
这三年，也是上海从“计划经济工业基地”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转型关键时刻，也是上海后来三十年，走向全球卓越城市的奠基期。
二
1980年代的上海，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今天我们或多或少了解远东华尔街的历史，习惯了当下“中国经济第一城”的赞誉，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80年代的上海有多窘迫。
数据是冰冷的，但足以说明问题。
- 从1949-1990年，上海财政收入的84%要上缴中央，自身建设资金捉襟见肘。
- 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亭子间里是常态。
- 人均道路面积不足2平方米，在全国大城市中垫底，公交车的拥挤程度被市民称为“把沙丁鱼罐头塞进罐头盒里”。
- 电话装机要排队好几年，外商来谈投资连国际长途都拨不通。
比这些客观数据更沉重的，是这座城市的迷茫。
改革开放后，广东、福建得风气之先，苏南乡镇企业靠灵活的机制迅速崛起，而上海被计划体制捆住了手脚，既没有特区政策，又背负着沉重的国企包袱。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像这样看不清自己的方向。
三
朱同志上任后，从三件事入手，全都关乎民生。
“菜篮子”是第一件。
他在1990年初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得很直白：“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是靠‘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把解决副食品供应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推进产供销一体化改革，到周边省市建立稳定的供应基地，打通流通环节。这件事见效最快。上海市民的餐桌上逐渐丰富起来，肉、禽、蛋、奶不再凭票供应，菜场里的东西多了，人心就定了。
第二件是住房。
199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发行住宅建设债券。这被视为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开端——从福利分房转向货币化、社会化的第一步。
他还提出旧城改造的“打到外线去，挺进大别山”战略，跳出老城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老路，通过越江和环线建设，把人口和工业向浦东等外围疏散。
第三件是交通。
朱同志争取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推动五大市政工程同时上马：地铁一号线、南浦大桥、虹桥机场候机楼改造、20万门程控电话扩容、苏州河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
三件实事，看似各自独立，实则环环相扣：菜篮子稳住民心，住房改革启动大规模城市建设，交通工程为城市扩张打开通道。
但他真正的棋局，远比这三件事大得多。他要为上海奠定的，是经济方向、城市骨架和制度框架。
四
上海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两次命运转折，都和开埠有关。一次是1843年被迫开埠，另一次就是1990年的浦东开发开放。
没有浦东开发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上海。
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当然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1980年代前期，上海已组织专家开展浦东开发的战略研究。1980年代后期，上海推动了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将浦东开发从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邓公的一锤定音。
朱同志在这个历史链条中的位置，是那个把设想变成决策、把决策推向执行的人。
当时上海面临四个方向的选择：南进、北扩、西延、东进。各个方向都有各自的理由和利益群体。他力排众议，确认“东进”——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
1990年6月，他率团访问香港，向全世界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他在演讲中说：“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话、一个招牌、一个广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从1843年的被迫开埠，到1990年的主动开放，上海走过了一条从屈辱到自信的道路。而他正是这条道路上关键的“铺路者”之一。
五
开发浦东，不能只盯着浦东。他的脑子里始终是一盘整座城市的棋。
他的思路是：浦东要开发，浦西必须与之联动；跨江发展，必须依靠跨越黄浦江的交通网络。
内环线因此成为关键。他力主内环线必须跨越黄浦江——没有越江的环线，浦东就是一盘死棋，浦西和浦东永远是割裂的两个世界。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建设，将内环线完整地跨越了黄浦江，浦西的核心功能区与浦东的陆家嘴被缝合为一个完整的城市核心圈。
外环线的规划则更具远见。
1991年，他要求研究部门查证国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规模，结果发现上海中心城区面积只有140多平方公里，而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城区都在500平方公里以上。
他当即拍板按这个规模做方案——外环线将上海的中心城区规划面积一举扩展到660多平方公里。今天上海外环线所圈定的城市范围，早在三十多年前，已被锚定。
这不仅是修几条路的问题，而是空间战略的远见。
他把上海的城市容量从侷促的浦西“半个圆”，拓展为跨越黄浦江、面向太平洋的完整格局。上海之所以能在之后三十年间持续承载人口增长和功能升级，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留下足够的空间余量。
六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经济的发动机，城市骨架是上海经济的底盘，那么制度创新就是上海经济的操作系统——没有这套系统，发动机无法点火，底盘也无法运转。
朱同志在上海完成的第三项奠基，是一套让市场能够运行起来的制度框架。
上海证交所建立，是上海金融改革的一面镜子。
早在1986年，汪道涵同志在市长任内就邀请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访问上海，并在静安寺证券业务部为范尔霖办理了股票过户手续，被视为新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起点。
朱同志的关键作用在于：在前人铺垫的基础上，完成了决策和落地。
1989年12月2日，拍板筹建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从决策到开业，用时仅一年。
证券交易所的重新建立，确立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座城市的经济方向，将从工业基地转向金融中心。
与金融改革同步推进的，是对外开放机制的创新。
1980年代后期，外商来上海投资需要盖126个图章，跑遍各委办局，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审批，流程之长令人绝望。
朱就任市长后，力主设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实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审批模式，他自己亲自兼任外资委主任。
上海人给他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朱一敲”。一个图章，一敲定音。
这一敲，敲掉了繁琐的审批程序，敲开了外资涌入的大门。从126个图章到1个图章，背后是政府职能从“管理”到“服务”的根本转变。
在微观经济层面，大力推行企业改革——在企业内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把市属工业局的部分管理权下放给区县和企业。打破“大锅饭”，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这三项制度创新——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图章”的外资管理模式、企业放权搞活——共同构成了上海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制度框架。
在此之后，上海在这个框架上不断迭代升级。从当年的“一个图章”到今天，上海营商环境方案已经进化到8.0版。一代又一代人，在这位奠基者铺设的轨道上持续奔跑。
七
1987年底至1991年4月，三年四个月。
时间不长，他为上海办了三大民生实事，并完成了三重奠基：经济方向的奠基、空间骨架的奠基和制度框架的奠基。
菜篮子稳住了民心，公积金制度开启了住房改革的先河，五大工程打通了城市运行的瓶颈；
浦东开发让上海找到了面向未来的方向，内环外环锚定了城市三十年的空间格局，证券交易所、外资“一个图章”、企业放权搞活则为市场经济铺设了轨道。
这些奠基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人之功。离不开前面的积累，离不开中央的支持，也离不开后面一代代建设者的接力成就。
朱同志在历史中的位置，是以雷厉风行的效率，完成了最关键阶段的决策与推动。
真正的奠基，从来不是立起几栋楼、修通几条路，而是为一座城市画出不可逆的上升轨迹：让它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再也回不去了。
今天，行驶在上海内环高架上的车流、陆家嘴林立的金融大厦、浦东机场起降的航班、不断迭代的营商环境方案，都是这座城市对奠基者无声而恒久的纪念。
轉自 城讀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