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贴】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6 11:06:36

本帖最后由晨枫于 2016-12-25 21:18 编辑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移民点遭到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美国罕见地没有动用否决权。这当然有奥巴马利用“末班车”权力的因素，给特朗普添堵、多少束缚一点手脚也是一个因素。在以色列激烈反弹的时候，特朗普罕见地还没有吭气，也说明了这事他也不敢贸然大嘴。以色列的问题高度复杂，用大国政治或者文明冲突简单化只能是……简单化。但了解了犹太人的复国历史后，对中东和平不是看到希望，而是更加绝望。这篇是10年前写的，贴在西西河。我对现代以色列战史的兴趣导致对近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进一步延伸到犹太人的整个历史。人类历史上少有比犹太人更加错综复杂的历史，对于现代以色列的理解离不开犹太人历史。我不是钻研历史的，这不是犹太人的正史，只是我的理解。your mileage may 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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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英俊的大卫静静地站立着，右手低垂，紧握看不见的系着石块的铁链，左手轻轻搭在褡裢上，双眼坚定镇静地注视着巨人戈利亚，等待着出手的时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雕刻家米开朗琪罗著名的雕刻大卫像是人体美的典范，大卫王则是犹太人的典范。在圣经旧约故事中，就是这个放羊娃大卫，用石头击中巨人戈利亚的眉心，杀死了犹太人的祸害，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大卫的符号六角星从此成为犹太人的符号，这也是今天以色列的国徽。

在大卫王的带领下，古代希伯来人的国家以色列空前强大。圣经旧约上记载，大卫王率领犹太人从耶布斯人（Jebusite）那里夺取了耶路撒冷的一座不大的锡安山（Mount Zion）上的一个城堡，锡安山和城堡所在地以后成为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取名锡安门（Zion Gate），锡安也开始进一步泛指耶路撒冷本身，就像天安门和北京密不可分一样。

今日的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亚美尼亚区以南，这是中世纪朝圣者将耶路撒冷城外一座稍大、平顶的小山误认为是大卫王为犹太人建立“大卫城”（City of David）的地方。今人考证，大卫城实际上在圣殿山（Temple Mount）以南的洼地，四面环山，正如圣经中《诗篇》所述。但后人将错就错，现在的锡安山就这么叫下来了。

另一个说法是，锡安（zion）是比希伯莱语更早的古希伯来人的阿拉美语（Aramaic）中纯洁的意思。在犹太教教义中，摩西十诫是上帝和犹太人的契约，犹太人必须遵守十诫，才能得救。摩西从西奈山取回的刻有十诫的石片（stone tablet）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神器。当犹太人还在旷野时代，尚未在以色列定居之前，在进入存放刻有摩西十诫的石片的帐篷之前，人们必须首先洁净身体，所以这帐篷也被称为锡安。当以色列人把摩西十诫带到“上帝允诺的土地”（the Promised Land）时，这片土地就被称为锡安，象征着洁净、神圣、安全、被上帝所选中。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6 11:12:06

一、渴望锡安

犹太人对锡安的渴望始于“巴比伦之囚”时期。

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据说出生于位于今日伊拉克的乌尔（Ur），也有说法Ur指今日土耳其境内的Ur-Of-The-Khaldis。奉神谕，亚伯拉罕率领希伯莱人从哈兰（Harran，今土耳其境内）迁徙到迦南（Canaan），大体相当于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部、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沿海的地区。神说，这是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天堂。

公元前1200年，为了反抗腓力支人（Philistines），希伯来人各部落纷纷联合起来，加速了希伯莱人国家的形成，并在公元前1040-1012年扫罗（Saul）时期形成统一的以色列。公元前1012-932年期间，就是前述大卫王和大卫之后的所罗门王时期。在这个时期，以色列空前强大、统一，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可以比作康乾盛世。更为重要的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今称圣殿山（Temple Mount）的平顶小山上，建立了犹太教历史上第一座圣殿，作为犹太教最为神圣的朝拜之地。作为上帝和希伯来人的契约的摩西十诫石片被移放到圣殿内。圣殿山因为所罗门圣殿（也称所罗门神庙，Soloman’s Temple）的缘故，成为很多犹太教和基督教神秘传说的源泉，十字军时代最精锐的圣殿骑士团就因为驻扎在圣殿山而命名，圣殿骑士的故事在近1000年后仍然是神秘传说和文艺创作的灵感，《达•芬奇密码》的故事就是从圣殿骑士在圣殿山中发现的秘密开始的。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方撒玛利亚（Samaria）的以色列王国（Kingdom of Israel），和南方犹太地（Judea）的犹太王国（Kingdom of Judah），耶路撒冷就是犹太王国的首都。虽然同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两个国家争战不休。公元前8世纪，北面的以色列王国被强大的亚述（Assyria）帝国所灭，大量希伯莱人被流放，或被卖身为奴隶。

公元前597到581年间，新巴比伦王国与埃及争夺迦南地区，尼布甲尼撒三次征服耶路撒冷，并在第二次征服耶路撒冷时，把耶路撒冷城荡平，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被拆毁，圣殿内所藏的装有摩西十诫石片的神坛（也称契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也失散，日后成为种种传说和文艺作品的源泉，好莱坞电影Indiana Jones：The Raid of the Lost Ark就是其中一个。耶路撒冷失陷后，犹太人被劫掠到巴比伦作为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Captivity of Babylon）。在被奴役期间，犹太人向往回归家园，这时锡安象征了故土、和平和自由。同时，犹太教中开始形成救世主弥赛亚的概念。既然摩西曾经在神的帮助下，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回到上帝允诺的土地，那么神一定会再派救世主，将犹太人带回那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

公元前537年，波斯帝国的塞流士（Cyrus）打败巴比伦。波斯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较为宽容，容许当地人推举首领，崇拜自己的神祗，只要安分守己、缴税纳粮，并不多加干涉。在被驱离家园70年后，塞流士允许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这被犹太人看作是神出手，再次使犹太人得到拯救，至此犹太教教义正式形成，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更加坚定。由于被亚述流放的希伯莱人大多失去了独立的民族特质，而回归的4万多巴比伦囚徒中大多来自犹太地，此后希伯莱人改称犹太人。在回归的犹太人中，很多是犹太教教士，更多的是贫穷但宗教信仰坚定的人。相对富裕的犹太人很多都选择了落地为安，继续居住在巴比伦。犹太人一回到圣地，就着手编修宗教经典，制定教规教义，并重建所罗门的圣殿，这就是第二圣殿。

亚历山大征服欧亚大陆的时候，重建的以色列难逃此劫。亚历山大死后，他留在埃及的总督自己建立起托勒密王朝，在凯撒和安东尼之间投怀送抱的埃及艳后克列奥帕特拉就是托勒密王朝最后的守门员，而以色列归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公元前63年，庞贝的罗马军团征服了以色列，以色列成为罗马帝国的属地。但庞贝无暇在以色列逗留，而是回到罗马，和凯撒争权夺利。庞贝兵败被谋杀，头颅被献于凯撒以邀功。此后，凯撒、安东尼、克列奥帕特拉、渥大维之间上演了一出美女戏英雄的活剧，但以色列只是罗马帝国众多的战利品之一，并无特出之处。公元66年，犹太人不甘罗马人的统治，要建立一个“上帝之外别无主宰”的国度，遭到罗马人的残酷镇压，第二圣殿被捣毁，只有地基的西墙残存，这就是今天耶路撒冷所谓的“哭墙”。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军民退守马萨达（Massada）要塞，最后不敌强敌，不甘被俘，全体自杀。今天以色列军队官兵在入伍时，都要到马萨达遗址宣誓：“马萨达永远不再陷落！”

65年后，犹太人再次起义。这是罗马皇帝海德里安（Hadrian）的时代。据说海德里安算是罗马历史上五大“好皇帝”中的第三个，海德里安时代也是罗马的辉煌时代，疆域辽阔，文化发达。但面对犹太人的造反，海德里安毫不犹豫地派遣大军，将起义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并将犹太人放逐出耶路撒冷，令其永远不得返回。以色列这片土地也被罗马人改称巴勒斯坦。被放逐的犹太人强化了对犹太教的信仰，犹太人再次企盼神迹出现，期待弥赛亚的出现，将犹太人带回自己的家园。和巴比伦之囚时期一样，锡安再次成为故土、和平和自由的象征，成为人间天堂和世外桃园的象征，成为犹太人心灵安宁的归宿，成为圣地。在最重要的犹太人节日春节（Passover）和赎罪日（Yom Kippur），人们都要在祷告的最后，互祝“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

被驱离耶路撒冷后，犹太教教士和祭司不再能在圣殿主持崇拜，只得放弃对犹太教的把持，犹太教反而走进普通犹太人的生活和心灵。犹太教拉比（rabbi）的原意就是“老师”，反映了犹太教的这种改变。犹太教在“族教合一”的犹太民族的生活中的作用超越了宗教，成为保持犹太人凝聚力和民族特质的核心，即使并不虔诚的所谓世俗的犹太人，在危难的时候，也总会回到对民族的认同和对锡安的企盼。正如犹太教义所述：“再美丽的圣殿都会倒塌，只有心中的圣殿不朽”。

在罗马帝国统治期间，犹太教中的改革派拿撒勒派在施洗约翰的传教下，得到很大发展。耶稣在加利利修行出山后，作为弥赛亚出现，接掌拿撒勒派。耶稣的教导和神迹成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在门徒圣彼得、圣保罗等的推动下，基督教独立于犹太教，并迅速成长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宗教。基督教废除了犹太教繁琐的仪式，宣扬因信得救，而不是献祭赎罪，最重要的是，神的选民扩充到非亚伯拉罕子孙的外邦人（即所谓gentiles）。尽管在历史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是反犹主义的主因，这不妨碍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英美占主导的基督教福音派对英美在犹太人复国努力的态度上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

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3年，在听到安拉的启示后，开始传播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义中包含很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在伊斯兰教义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同的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和正妻撒拉所生的次子以撒（Isaac）的子孙，而阿拉伯人则是亚伯拉罕和埃及女奴夏甲所生的长子以实玛利（Ishmael）的子孙。或许按照长子继承的传统，阿拉伯人才是亚伯拉罕的正宗子孙，才是正宗的“上帝的选民”，自然也是上帝允诺的土地的当然继承者。在伊斯兰教义中，摩西、大卫和耶稣都是伊斯兰的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先知。公元627年，穆罕默德在一次神迹中，来到耶路撒冷，在天使加布里埃尔（Gabriel）的陪伴下，从圣殿山升入天堂，后回到地上，向信徒宣讲天上的所见所闻，后人就在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建立了伊斯兰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耶路撒冷的金色穹顶的那个清真寺。至此，圣殿山成为犹太教和伊斯兰共同的圣地。

犹太人和犹太教在某种程度上是“族教合一”的。在犹太教的教义中，不光要相信犹太教，还要接受犹太人的习俗和礼仪，归化为犹太人，才能得到弥赛亚的拯救。在希腊时代甚至更早，犹太人就开始从以色列迁徙到地中海沿岸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形成相当数量、相当规模的犹太人的聚居地。直到公元5世纪，犹太教并不排他，犹太教也传教，很多异族人改信犹太教，接受犹太人的教义和民族习俗，成为犹太人，以至于史书记载公元前后埃及第一重镇亚历山大港近40%的人口是犹太人，而整个埃及的犹太人口更高达一百万，很难想象光从以色列移民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数字。圣经时代作为罗马属国的犹太王国的傀儡国王哈罗德（旧译希律），也是改信犹太教的。

犹太人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因为犹太人是上帝选中的子民，是上帝散落在人间的一盏明灯，照耀世界的芸芸众生，引领人们认识唯一的真神。坚信犹太教和行使犹太人的礼仪是继续作为犹太人的条件，这也是得救的唯一道路。虽然犹太人并不是绝对地拒绝和其他民族和文化、宗教融合，但从总体上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犹太性，而不愿意和大多数早期族群一样简单地入乡随俗。

被罗马放逐出来的犹太人流散到罗马帝国的各地，在放逐过程中，更多的异族人接受了犹太教，但也有不少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信仰，和当地民族融合，尤其是在对犹太人比较宽容的地区。此后，广义的犹太人包括信犹太教又在种族上是犹太人的人们，已经不信犹太教或对犹太教很淡漠但在种族上属于犹太人的人们，和信犹太教但原本是异族人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犹太人在种族意义上有一定的“多民族”色彩，并不是单一、纯正的种族。即使在今天，犹太人依然和外邦人通婚。事实上，对到底什么人才算犹太人，在以色列是有争议的，不过这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在流散的过程中，犹太人在族群上也逐渐分化，在相貌、语言、习俗和宗教礼仪上都有差别，主要有中欧和东欧的所谓“阿希肯纳齐犹太人”（Ashkenazim，希伯来语“德国人”的意思），南欧、地中海沿岸（包括北非和中东）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m，希伯来语“西班牙人”的意思），和留居在中东和西亚的“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m，希伯来语“东方人”的意思）。

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公元1-2世纪时首先移居罗马帝国的中心意大利。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汉征匈奴的过程中，迫使战败而不愿归降的匈奴的一支向西迁徙，推动了原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族群向欧洲迁徙，这个连锁反应史称“上帝之鞭”，最后促成了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汪达尔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倒塌。与此大体同期，在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后，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为国教，对犹太人的压迫开始加剧。犹太人在公元7－８世纪时开始向尚未基督教化的德国迁徙，大约公元8-10世纪期间，到达莱茵河地区，日后向欧洲其他地方迁徙，尤其是当时对犹太人相对宽容的波兰。18-19世纪开始，欧洲（尤其是东欧）的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开始向北美移民，以逃避日益加剧的反犹主义。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人口上占犹太人的80%之多，在二战前更高达92%。不过也有说法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只占犹太人口50%多一点。由于欧洲是近代文明发展的中心，相对其他犹太人族群而言，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上的成就更大一点，马克思、爱因斯坦、门德尔松、海涅都是阿希肯纳齐犹太人。

在被罗马帝国放逐之前，犹太人已经达到当时是罗马帝国在西方最遥远的省份希斯班尼亚（Hispania，今伊比利亚半岛，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被罗马人从耶路撒冷放逐时，更多的犹太人被驱赶到这个最遥远的罗马省份。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赛法迪犹太人开始感受到宗教迫害，历史上第一个由天主教会颁发的反犹主义教令就产生在伊比利亚。公元8世纪时，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Moor）入侵西班牙，摩尔人对犹太人比较宽松，这一时期成为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较优裕的环境也吸引了更多的犹太人移居伊比利亚。1481年，在基督徒打败摩尔人、“重新征服”（Reconquista）西班牙之后，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两人通过婚姻，建立了统一的西班牙，日后于1492年资助哥伦布远航新大陆）发出“阿兰布拉诏书”（Alhambra Decree），把犹太人从伊比利亚放逐出去，此后赛法迪犹太人迁徙到北非、中东等地中海沿岸地区，和米兹拉希犹太人有所混合，也有部分移居意大利、法国、荷兰和西班牙语区的南北美洲。现代时期，大量赛法迪犹太人随北非移民移居法国，使法国成为穆斯林和犹太人口最集中的欧洲国家。赛法迪犹太人约占犹太人人口的15%。

米兹拉希犹太人自巴比伦之囚时代就开始居住在中东和西亚，在相貌、习俗、宗教上和赛法迪犹太人比较接近。公元6世纪阿拉伯人对中东和西亚的征服和西欧基督教国家发动的历次十字军东征，犹太人为躲避战乱而大批离开。奥斯曼帝国时期，中东的贫瘠化使更多的犹太人离开，以至于米兹拉西犹太人在今天的犹太人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尽管大多数米兹拉西犹太人来自阿拉伯国家，由于以阿冲突，他们一般不称自己为“阿拉伯犹太人”，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其他较小的犹太人族群（非洲犹太人、南美犹太人、印度犹太人、中国犹太人，等等）加起来占不到5%的犹太人口。

还有一支希伯来人，主要由被亚述流放的以色列人组成。圣经旧约记载，亚伯拉罕传位于儿子以撒（Issac），以撒的儿子雅各（Jacob）有十二个儿子，雅各本人也奉神之命改名为以色列，雅各的儿子们的后代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部落。在所罗门的以色列被分为两个希伯来人国家后，其中十个部落居住在以色列王国，另外两个部落居住在犹太王国。亚述征服以色列王国后，以色列人被流放，日后消失了独立的民族特质，被融合到当地民族中去了。这些部落被称为“失落的以色列部落”（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2700年后，不少民族声称他们是“失落的以色列部落”的后代，其中包括库尔德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南非的兰巴部落（Lemba）、加纳的House of Israel部落（直译为以色列家族）、埃塞俄比亚的贝塔•以色列部落（Beta Israel）、印度的贝尼•埃弗雷姆部落（Bene Ephraim）和贝纳•麦纳歇部落（Bnei Menashe）等，这些很多仅仅是声称而已，没有多少科学证据。更有甚者，有人通过牵强附会的佐证，声称英国人的祖先的一支萨克森人也是“失落的以色利部落”的后裔，而且比今天的犹太人是更正宗的“上帝的选民”，这就有些牵强了。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如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主犯Timothy McVay，相信由于犹太人祖先雅各有一个迦南人妻子，所以今日的犹太人已经不是正宗亚伯拉罕的血统，而只有他们作为“失落的以色列部落”，才是真正的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在种族上并非铁板一块，犹太人在宗教上也非铁板一块。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其内部也有正统派、改革派和众多的分支，犹太教中改革派和正统派的教义之争并不比基督教中的新教和天主教差。在今天的以色列，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和赛法迪犹太人分别有各自的首席拉比，互不隶属，不过在以色列建国后，两者开始有所融合。在今日以色列，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和赛法迪犹太人的含义有所改变，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可以泛指所有欧洲犹太人，而赛法迪犹太人也可以泛指所有亚非犹太人。今天在人数上，美国仍然是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口略超过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中绝大多数是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丧生的也绝大多数是阿希肯纳齐犹太人。犹太复国运动的主力是阿希肯纳齐犹太人，但以色列犹太人中只有一半是阿希肯纳齐犹太人。有意思的是，以色列是为反种族歧视而产生的，但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内部也有某种程度的种族歧视，不难猜出谁歧视谁。

对犹太人的放逐（Diaspora）是犹太人历史上的分水岭。早在希腊时代，犹太人已经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巴比伦有相当规模的群落，反犹、排犹已经出现，但那不见得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的，主要还是单纯的土地和利益纠纷。在放逐时期，犹太人被迫大批移居到有主土地，不可避免地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些也不能算作现代意义的反犹主义。真正的反犹主义还是在基督教上升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直到19世纪，基督教反犹主义是反犹主义的主要形式。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6 11:12:33

晨枫发表于 2016-12-25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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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对锡安的渴望始于“巴比伦之囚”时期。

二、同根相煎

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基点是教义，而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所以与其说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不如说是反犹太教主义（anti-judaism）。

耶稣复活升天后，圣徒保罗四次远出传教，最后一次传到了罗马帝国的大本营意大利。开始时，罗马帝国对新兴的基督教十分恐惧，全力镇压，基督徒被大批屠杀，甚至被赶进斗兽场喂野兽。但是基督教的生命力不是罗马帝国镇压得了的。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也译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发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尊崇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改信基督教，并以基督教的名义，打败政敌，统一了罗马帝国，从罗马移都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大帝还召集了当时所有的基督教大主教，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第一次尼西亚大主教会议（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统一了基督教教义，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确立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概念。君士坦丁大帝虽然改信基督教，但他是死的时候才接受洗礼的，为此至今有人怀疑他是因为要利用已经不可压制的基督教力量来统一日益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才顺水推舟的。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正式指定基督教为唯一国教，其他所有宗教均为非法，只有犹太教是一个例外。

从一开始，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就互相看不顺眼。在犹太教眼里，基督教是犹太教内的一个异端邪说，尤其是耶稣自称上帝之子和弥赛亚，还有保罗关于外邦人不经改从犹太人的习俗和礼仪、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得救的说法。犹太教也对基督教膜拜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旧约上上帝明确说过不可以对具体形象作偶像崇拜，而上帝本身是无所不在但无具体形象的。基督教对此提出三位一体的说法，既圣父、圣子、圣灵既为三体，又为一体。犹太教指出，旧约上说弥赛亚的到来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但耶稣之后世界明显没有得到永久的和平。基督教对此的说法是耶稣将有“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这次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对于拿撒勒派的离经叛道，犹太教主流毫无宽容可言。传教的耶稣就遭受犹太教教士的排斥，被赶出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耶稣之死更是被怪罪于犹太人。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并不止于耶稣之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保罗开始外出传教，传教回来的保罗差点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被犹太暴徒打死，保罗一定要以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坚持到罗马受审和关押，才保住一条命。基督教徒们被关进耶路撒冷的监狱，或被递送给罗马占领军当局，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如果公元66年和公元133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的两次起义成功，建立了“除了上帝别无主宰”的犹太人国家，并一直延续至今，不难想象，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可能会继续，其烈度也不会比基督教迫害犹太教差。但历史没有给犹太人迫害基督徒的时间，而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以致欧洲（以及日后南北美洲）的主要宗教，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基督教的眼里，在耶稣出生之前，犹太人无疑是“上帝的选民”，摩西十诫无疑是上帝和犹太人之间的契约。但是上帝之子耶稣出生之后，上帝的选民扩大到所有接受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族人。为了洗清人类的罪孽，耶稣代替人类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后复活显灵，这是上帝和上帝的选民之间新的契约。换句话说，摩西十诫代表的旧契约已经过期作废。耶稣本人是犹太人，耶稣的12个门徒和耶稣时代的信众也都是犹太人，但犹太人作为整体非但不接受上帝的拯救，拒绝接受耶稣，还加害于弥赛亚耶稣，这是不可容忍的。这和未受教化的“野蛮人”还不一样，野蛮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不知者无罪。犹太人则是明知故拒，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同一圣经旧约，这是上帝与人类的契约的开始。即使是犹太人并不认同的新约，其和旧约的延伸关系也是无可置疑的。于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争执染上了“正统”之争的色彩。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犹太教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和弥赛亚身份，基督教对此必须做出解释，“犹太人本来是好人而后来变坏了”就是最方便的解释，基督教对犹太教压制以凸显自己的正统就十分必然了。

从更实际的层面，早期基督教的教徒基本是犹太人，犹太教教徒当然更是犹太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争夺信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者的互相排斥。早期基督教中对于基督教主要面向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有争执的。圣徒保罗强调向外邦人传教，并且强调不需接受犹太人的习俗（行割礼、吃kosher肉食等），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得救，这些宽松的教义使保罗这一支的基督教（Pauline Christianity）迅速在非犹太人中发展起来，而且非犹太人迅速成为基督教信众的主体。这时，犹太人坚持信奉犹太教就被看成顽冥不化，甚至是对主的轻慢了。

在圣经新约中的部分内容也被基督教中的反犹势力利用。比如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7-47节中，耶稣痛斥法里希犹太人（Pharisees，圣经时代犹太人中比较教条主义的一支）为魔鬼的子孙，听信谎言，不听上帝的教诲，还要加害于他。耶稣进一步斥责这些法里希犹太人不是上帝的子民（“He who is of God hears the words of God; the reason why you do not hear them is you are not of God.”“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51-53节中，圣徒斯蒂芬在被犹太教教士判决用石头砸死之前，斥责犹太人拒绝上帝的教诲，杀害耶稣和其他先知。在《启示录》第3章第9节中起誓，要那些追随撒旦的犹太人跪倒在主的脚下。类似的内容在新约中还有多处。

法里希犹太人虽然只是犹太人中的一支，但在犹太人被罗马放逐后，其他犹太人大多归化为当地民族，坚持犹太人传统的主要是虔诚和坚守教条的法里希犹太人，圣经中斥责法里希犹太人的内容就被“顺理成章”地扩大到整个犹太人，圣经上的这些内容则被认为是基督教反犹的教义上的依据。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约上的这些内容也可以解释为耶稣是在作为一个犹太人对其他犹太人的话，和旧约中从西奈山上回来的摩西斥责纵欲和膜拜金牛（早期迦南拜物教的一个偶像）的以色列人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并不能作为耶稣或者圣经反对犹太人或犹太教作为一个整体的依据。更有甚者，新约中也有很多犹太人是上帝最钟爱的子民的说法，并说犹太人将先于其他族群得到上帝的拯救（《罗马人书》第一章第16节：“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这些都是现代基督教会将耶稣基督和圣经与反犹主义区分开来所作的解释，但在早期，出于种种原因，圣经上的一些话和对这些话的解释被用作教会支持反犹的依据。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势后，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迫害就开始了。君士坦丁大帝在第一次尼西亚大主教会议中谈到复活节的庆典礼仪时，就认定犹太人犯有巨大的罪孽，基督徒不应与犹太人为伍。君士坦丁大帝制定了很多限制非基督徒社会地位和法令，但犹太教还是比拜物教的地位高一点。两百年后的查士丁尼大帝致力于收复被日耳曼蛮族攻陷的西罗马失地和统一东西罗马，但他对后世最大的影响还在于《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也称《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这是现代大陆法系民法的基础。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剥夺了很多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如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不得作为证人指控基督徒，不得用希伯莱语从事宗教活动。但用法典形式将反犹主义合法化的首创还是西班牙南方安达露西亚地区的埃尔维拉（Elvira，现称格林纳达，Grenada）的天主教会，在公元305年就规定基督徒女子不得嫁给犹太人男子，除非犹太人男子已经归化基督教；犹太人男子不得包养基督徒情妇；犹太人家庭不得邀请基督徒作客；犹太人不得主持基督徒田地的农作物对风调雨顺祈祷等。公元589年，同在西班牙的第三次托莱多大主教会议（Third Council of Toledo）规定，犹太人和基督徒夫妻的孩子必须强制受洗为基督徒。公元681年的第十二次托莱多大主教会议更是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强制归化为基督徒，很多犹太人被迫皈依天主教，但更多的犹太人大规模外逃。

然而，出于基督教拯救一切众生的基本教义，罗马天主教廷很早就作出“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的区分。愿意改信基督教的当然是好犹太人，继续拒绝耶稣基督的就是应该共讨之、共诛之的坏犹太人了。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沉醉于对经典的考据，热衷于研究诸如针尖上能站立多少个天使之类的无聊问题，但天主教会为了劝使犹太人皈依天主教，还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天主教会和欧洲的天主教君王曾举行过公开的宗教教义大辩论，力图说服犹太教放弃犹太教教义，接受基督教教义。被誉为“完美的基督教王子” 的法王路易九世不但身体力行，率领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还力图将当时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变成“新耶路撒冷”，用政教合一的力量巩固法国王室在欧洲的地位。路易九世不惜出13万5千金币的重金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国王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手里买下耶稣在十字架上带的荆棘花冠和十字架的一块残片，并在巴黎的皇宫内建造了圣教堂（Sainte Chapelle，现在司法部大院内），供奉这基督教中最神圣的圣物。圣教堂并不很大，其高敞通透、彩绘玻璃环绕的殿堂，是哥特式教堂的一个典范。然而，修建这美轮美奂的教堂才花费6万金币，路易九世对购买圣物的不惜血本可想而知。路易九世在位期间，主持了1240年时期在巴黎的大辩论，重点对犹太教的《塔尔慕德》（Talbud）进行批驳。《塔尔慕德》集中了犹太人的律法、道德、历史，是古代犹太教拉比（尤其是耶路撒冷时期和被放逐后巴比伦时期）对有关问题的权威解释，在犹太教里及其重要。当辩论不能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时，大量《塔尔慕德》被充公，并在巴黎当街焚烧。

1263年阿拉贡（现西班牙东北）国王詹姆斯一世在巴塞罗那主持的教义大辩论更为重要。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士Pablo Christiani向詹姆斯一世进言，他可以从《塔尔慕德》中找出依据，证明犹太教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从而打碎犹太人的“精神枷锁”，说服他们改信基督教。詹姆斯一世大喜，传召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犹太教大拉比Nachmanides，要两人当堂对质。Nachmanides得到了国王对完全的言论自由的保证，和Pablo Christiani就弥赛亚是否出现、耶稣是神还是人、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一个才信奉真神的问题公开争辩了四天。Pablo Christiani用《塔尔慕德》证明他的观点，Nachmanides用圣经证明他的观点，但Nachmanides显然要更雄辩，指出既然弥赛亚已经来临，世界应该一片祥和，怎么耶稣之后依然有那么多的战争、瘟疫和苦难呢？Pablo Christiani被辩得无言以对，詹姆斯一世最后赏赐了Nachmanides三百个金币，作为对他的学识和辩才的赏识和国王的大度。当天主教多明各派（Dominican）教士宣称胜利时，Nachmanides出版了他的辩词作为反击。天主教会抓住其中的一些言辞，控告Nachmanides亵渎神明，而Nachmanides辩解说这些都是在他公开辩论时当着国王面前说的话，而国王曾给与言论自由的保证。最后为了安抚天主教会，Nachmanides被判罚款若干、流放两年。教会不满这从轻发落，串通教皇克莱门特四世，最后把Nachmanides实际上永远流放了。Nachmanides回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不大的犹太人族群中继续传播犹太教，死后葬在海法。

公开辩论规模最大的还是1413年2月到1414年11月在西班牙的Tortosa的辩论，史称Tortosa大辩论（Tortosa Disputation），这是阿维农教皇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主持的。这是天主教历史上很尴尬的一段时间。出于梵蒂冈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不是一回事）的争端，梵蒂冈教廷在法国出生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的主持下，于1305年迁往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阿维农（Avignon）。法国王室先前就在镇压圣殿骑士团上和克莱门特五世合作过，对教廷迁都之事十分支持，因为教廷在法国的存在可以大大加强法国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欧洲的地位，这段时间内的教皇自然都是法国人。在意大利锡耶纳的染衣匠的女儿圣女Catherine（后称Catherine of Sienna）的运作下，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欲1378年将教廷迁回梵蒂冈，但不久就去世了。新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VI）多疑、专横、暴戾，选举他的红衣主教们很快反悔了，另外选了一个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在阿维农上任。这样一来，天主教世界就出了两个教皇，还都是合法选出来的。到克莱门特七世传位于本笃十三世时，“一教两皇”已经在天主教世界里造成很大的分裂，教内教外都急于统一，阿维农教廷也不再受到法国王室的支持，本笃十三世受到空前压力，急于在教务上做出一点惊人之举，扭转局面，于是搞了这么一场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公开辩论。本笃十三世亲自主持，众多红衣主教和贵族、骑士在场，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Joshua Lorqui从《塔尔慕德》出发，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二十多名犹太教拉比和学者反驳，共69场辩论，历时21个月之久。但这场政治秀最终没有带给本笃十三世所需要的政治稻草，失望的本笃十三世签发了教令，禁止《塔尔慕德》。三年后，众叛亲离的本笃十三世在落魄中去世，天主教重新统一到梵蒂冈教廷的旗下。大概梵蒂冈教廷觉得这段“分裂中央”的历史实在令人难为情，300年后在1724年另外选了一个本笃十三世出任教皇，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本笃十三世教皇，现任教皇是本笃十六世。

中世纪的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主义”的，王公贵族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人民可以自由移居，还没有明确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王国和领地之间通过战争和联姻而重新划分是常有的事。君王们管理世俗事务，教会则凌驾其上，作为“君权神授”的人间代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自由、平等、个人尊严、思想解放等概念深受富裕、受到良好教育但缺乏社会地位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欢迎。与此同时，天主教会日益腐败，教皇享有不容置疑的对宗教和世俗事务的权威，主教们成为庞大教产的管家而疏于研究教义，教区之间竞相攀比，修建越来越辉煌壮丽的大教堂，举办越来越奢华的宗教仪式，资金不足就向信众摊派发售天堂券，卜迦丘的《十日谈》抨击的就是这种荒唐和腐败。这一时期也是主权、国家、民族等概念的形成时期，君王们开始对教会极度膨胀的势力不满，对梵蒂冈教廷干涉地方政治的做法更是不满。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德国的奥古斯丁派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威滕堡城堡教堂（Wittenburg Castle Church）大门上钉上95条罪状，公开批评教会的腐败，挑战只有教士才能解读圣经、教皇具有最终解释权的传统，提倡人人可以和上帝对话，极大地动摇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城堡教堂的大门原本就是当地神学院公开进行神学辩论的大字报栏，但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很快冲出了神学院的象牙之塔，马丁•路德所罗列的95条罪状很快通过方兴未艾的印刷术传播到欧洲各地，引发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并首先得到德国的王子和大公们的接受，促成了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欧的兴起。欧洲新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向北美大量移民后，新教成为北美的主要宗教。

尽管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思想解放，马丁•路德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极端忠诚于信仰的基督徒，使最大多数人接受基督教教义始终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在基督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犹太人更是如此。早期的马丁•路德坚信天主教会的腐败、僵硬、教条和对圣经的曲解是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教的基本障碍，而天主教会的腐败、僵硬、教条和对圣经的曲解也是马丁•路德致力抨击的对象。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信众可以直接阅读圣经，直接领略神的旨意，而不必通过教会的解读，所以当神的真正的声音摆到犹太人面前，犹太人自然就会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当作为马丁•路德心目中基督教正确版本的新教开始传播后，犹太人依然拒绝接受基督教教义时，马丁•路德开始转向对犹太人的敌对。1536年，当马丁•路德的主子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莱德里克（Elector of Saxony John Friederick）禁止犹太人在他的领地上居住、做生意甚至自由通过，约塞尔拉比（Rabbi Jesel of Rosheim，Rosheim是德法交界的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小镇，约塞尔拉比毕生致力于周旋于王侯之间，为犹太人争取利益）托人求马丁•路德向弗莱德里克选帝侯引见，但马丁•路德冷冷地回绝到：“我愿意尽力为你的人民效力，但我不会以我的好意来主张你的顽固”（I would willingly do my best for your people but I will not contribute to your [Jewish] obstinacy by my own kind actions.）。约塞尔拉比最终在1539年另行设法面见了弗莱德里克选帝侯，并设法取消了这些限制，但一般认为马丁•路德的回答标志了他对犹太人态度的转变。马丁•路德在1543年写就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及他们的谎言》（On Jews and Their lies，德文原名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ugen），倡导放火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和学校，捣毁犹太人的住所，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禁止犹太人自由通行，销毁犹太人的经书，禁止犹太教拉比宣教，剥夺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和共鸣权利，对犹太人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甚至驱逐出境，作为对顽固拒绝耶稣基督的惩罚。马丁•路德不光宣传他的反犹主张，还通过他的影响，唆使德国的王公贵族将犹太人从自己的领地驱逐出去。马丁•路德将对犹太人的攻击超越了教义之争，而引到了种族歧视上。近400年后，纳粹的反犹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有马丁•路德的《关于犹太人及他们的谎言》的影子，以至于纽伦堡审判时，有的纳粹分子公然引用马丁•路德作为辩护，给当代欧美新教教会带来不小的尴尬。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到今天依然在持续，但由于历史的教训，双方都把调门放低，有时甚至有意一笔带过，不争论。一些基督教会已经不再把劝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作为传教内容，这和基督教的传教传统及其在亚非地区的传教努力适成对照。梵蒂冈教廷在62年颁布敕令，明确将迫害耶稣的具体的犹太人和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区分开来，也明确指出圣经时代的犹太人的罪孽不能有现今的犹太人承担，从教义上割除了反犹主义的基础。路德派教会在坚持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的同时，公开抛弃他的反犹观点。很多新教教会也和反犹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犹太教组织也和基督教会沟通，求同存异。但不说了不等于没有了，基督教反犹势力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影星Mel Gibson近来的反犹言论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6 11:12:57

晨枫发表于 2016-12-25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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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我族类

宗教教义的辩论对于绝大多数还是文盲的天主教信众甚为遥远，除了教会的开导外，广大信众还是认定简单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欧洲最大的坚持独特的风俗习惯、宗教和语言的少数民族族群的犹太人，一般民众的反犹情绪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世俗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正统的教义，带宗教色彩的迷信和以讹传讹也为犹太人安上更多的罪名。圣经新约中，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允诺会再回人间，将信众带往天国，这就是圣经上的第二次显灵（Second Coming）。一些人相信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才阻碍了耶稣的第二次显灵的结论，犹太人被放逐出以色列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上帝要通过犹太人的苦难向世人证明忤逆上帝的后果，因此惩罚犹太人就变成替天行道，这些都加剧了欧洲的反犹主义。民间流传犹太人和魔鬼和秘密契约，犹太人因此得到邪恶的魔力，中世纪肆虐欧洲几乎夺去一半人口生命的黑死病流行期间，犹太人下毒或施行邪恶魔法时人得病的谣传更是风行，不少犹太人因此在暴力中丧生。关于犹太人偷吃基督教视为神圣的用于圣餐仪式的圣饼和圣酒（host desecration），把基督徒（尤其是儿童）的鲜血用于秘密的犹太邪教祭祀（blood libel）的以讹传讹，更增加了普通人对犹太人的憎恨。

基督教教义不准基督徒从事高利贷生意，但社会对借贷的需要切实存在，犹太人就这样被半推半就地推进了“注定要下地狱”的高利贷生意，这是犹太人从事金融业的开始，也是对犹太人贪婪、无耻的印象的开始。千百年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敌对环境中保持民族特质的经历，使犹太人长于在有权有势的人中周旋，长于阳奉阴违。犹太人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从耶路撒冷放逐出来伊始，远在巴比伦的犹太教拉比代表大会就决定，不管在世界何方，所有成年犹太男人必须认字，好在没有拉比的情况下，自己在家研习《塔尔慕德》。和当时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犹太人相比，犹太人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自然就要高很多。尽管在宗教上受到歧视，犹太人的文化水平还是使他们在欧洲各国朝野普遍担当管帐和收税的职责，但在民众的眼里，这些外来的犹太人靠阿谀奉承、欺上压下得到的，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狗腿子”的活既遭人妒又遭人恨。犹太人很早就有经商的天才，被放逐后飘荡天涯，反而使犹太人的聚居点在罗马帝国结成星罗棋布的网，方便了经商，特别是从当时依然蛮荒的欧洲到高度发达的东方的商路。被歧视的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拥有土地，经商和手艺也有很多限制，只有裁缝等少数行业容许犹太人经营。犹太人被挤入税务、放贷、当铺、旧货等行业，但被依靠土里刨食的一般民众看作牟取暴利、不劳而获，这是普通百姓将生活中的艰辛迁怒于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也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社会基础。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驻人间、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这种优越感和外界环境的压迫，使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人自然地抱成一团，往往将对犹太民族的忠诚置于对当地族群的忠诚之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排斥。

欧洲的王公贵族对犹太人则是既利用，又排斥。王公贵族也有需要借钱的时候，犹太钱商那里自然是有求必应。王公贵族需要人管帐收税，让犹太人收税官去面对怨气冲天的百姓，既转嫁百姓的怒气，又不影响百姓对王公贵族的忠诚。有的时候，王公贵族索性煽动反犹情绪，当温度炒作到一定程度时，驱逐犹太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或者假意网开一面，收取贿赂，既壮大了自己的腰包，又转嫁了百姓的怒气，还凝聚了人气。这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政治基础。十八世纪中叶，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莎（Archduchess Maria Theresa）命令将所有波希米亚的犹太人驱逐出去，但很快就收回成命，犹太人被容许“暂免”驱逐，但是要每十年交一次赎金，被人戏称“女王的私房钱”。

伊比利亚半岛的赛法迪犹太人在摩尔人入侵前后的独特经历加深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赛法迪犹太人和早期伊比利亚的西哥特（Visigoth）人大体是和平共处的。尽管有埃尔维拉教会颁布的反犹教令，教会在罗马帝国西端的影响尚未强大，所以实际影响并不太大。公元6世纪时，统治伊比利亚的西哥特人开始信奉基督教，犹太人的日子开始不好过。公元8世纪时，在西哥特人的内斗中弱势的一支的内应下，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很快席卷了除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今西班牙西北）以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并向法国扩张，但在图尔之战（也称普瓦蒂埃之战）被“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后来建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大败，伊斯兰势力最终被挡在比利牛斯山（Perennes）以南，建立西南欧历史上著名的安达鲁斯（Al Andalus）王国。摩尔人对犹太人比较宽松，犹太人将入侵的摩尔人看作救星，主动帮助摩尔人征服西班牙。犹太士兵和摩尔士兵一起守卫已经征服的伊比利亚城市，犹太商人、医生、律师帮助重建社会秩序，犹太官员帮助管理被征服地区，犹太人宰相Hasdai ibn Shaprut甚至写信给拜占庭王室，要他们善待治下的犹太人，作为交换，他也会善待安达鲁斯的基督徒。安达鲁斯在中世纪是欧洲文明的一盏明灯，其灌溉、通商、文化远远领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失传的欧洲。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在安达鲁斯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又背进一步翻译成拉丁语，成为文艺复兴的思想食粮。犹太人文化程度高，此时改学阿拉伯语，自然成为文献翻译的主力。这是犹太人的黄金时期，不光伊比利亚的犹太人得益，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纷纷移居伊比利亚。这也是被逐出耶路撒冷后犹太教唯一一次对基督教居高临下的时候，犹太人甚至试图劝使基督徒改信犹太教。然而，伊比利亚的犹太人颇为势利，不屑与下层人民为伍，这不光加宽了宗教和种族的隔阂，也加宽了社会隔阂。犹太人的好日子不长，基督教势力对伊比利亚的“再征服”（Reconquista）从摩尔人一落脚就开始了。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反攻，摩尔人节节败退，北非的倍倍尔人（Berbers）乘虚而入。倍倍尔人没有摩尔人那么宽容，犹太人面临要么送命、要么改信伊斯兰教的选择，纷纷逃往北方的基督教地盘。为了牟取较好的待遇，很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但背地里依然秘密信奉犹太教，这些人被称为Marrano。在基督教力量夺回穆斯林的城镇时，犹太人的阿拉伯语知识和专业技能又得到重用，但犹太人的对国家和对基督教的忠诚受到怀疑。犹太人试图用重金收买贵族的保护，但一些人一旦受到保护就公开放弃基督教、回归犹太教，这进一步激发天主教徒为主的民众的不满，导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产生，激发更严重的宗教迫害，更多犹太人遭到屠戮和驱逐，其中很多是已经改信基督教但对信仰的忠诚受到怀疑的犹太人。犹太人破财而没有能够免灾，还换来了一个狡诈、势利、贿赂、不忠的恶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为了生存而在公开场合下改信伊斯兰教，但私下里依然信奉犹太教，这些人被称为Donmeh。奥斯曼帝国垮台时，一些巴尔干（尤其是现属希腊的萨洛尼卡地区）犹太人重新亮出其犹太人身份，希望避免被作为穆斯林遣返。土耳其建国元勋开末尔的“青年狮子”组织内，有一些人就是Donmeh，对后来土耳其军方和以色列的深厚关系有极大影响，这也被土耳其的一些穆斯林民众看成潜入统治集团内部的颠覆，对土耳其-以色列的长远关系或许会有影响。

十字军是以收复耶路撒冷为号召的，但十字军的成员很多是饥苦的暴民，希望在神的佑护下，从东方的“野蛮人”那里劫掠财富，宗教狂热正好为贪婪提供了正当的门面。历次十字军东征中，常常还没有抵达圣地，沿途的犹太人就先遭了殃，以至于梵蒂冈教廷都看不下去，颁布敕令禁止，可是为时已晚。在十字军之前，犹太人差不多垄断了和东方的贸易。十字军之后，基督徒也开始进入和东方的贸易，犹太人的存在就开始碍事，犹太人的经商范围就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罗马帝国覆亡后，以《查士丁尼法典》为代表的罗马法被抛弃，但对犹太人的歧视还在继续。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伦大主教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就规定，犹太人必须在服饰上标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或者是黄色的犹太人六角星标记，或者是犹太人的长袍，或者是犹太人的小帽。在中世纪，特定服饰可以是显赫的象征，也可以是歧视的表现。贵族、骑士有自己的纹章、族徽、绶带、袍色，别人不得乱用，但麻风病人、“改邪归正”的异端邪说者、妓女也有自己的特定服饰作为标识，不可不带。由此，犹太人的特定服饰就有了歧视的意味，但是久而久之，有些特定的服饰反而成为犹太人传统的一部分。

中世纪时，很多城市的犹太人被要求聚居在城市内由围墙或自然屏障圈起来的指定区域，称为ghetto。法兰克福在1423年已经有了强制性的犹太人聚居区，但1516年的威尼斯ghetto首次使用ghetto的名称，。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在罗马建立了罗马的ghetto，此后欧洲主要城市都建立了ghetto。各国ghetto的限制不一样，但一般都限制犹太人在夜间外出，在特定的基督教节日期间，犹太人也不得外出。

德意志30年战争后，欧洲列强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民族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开始形成，这是一个“营造民族”（nation building）的时代，人们开始强调民族国家内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化，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油然而生。相对于疆界由战争和皇族的继承来决定的帝国时代，这是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肯定。不幸的是，这也是种族主义的开始。很多国家在建国初期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民族概念，像法国大革命期间，只有不到一半的法国人说法语；19世纪意大利实现统一期间，说意大利语的人更少。语言和教育成为在文化上统一一个民族的主要手段。但是犹太人坚持自己的语言、传统和文化，拒绝融入主体民族之中，被看作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成为以种族歧视为特色的反犹主义的思想原因。

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政治舞台吹来一阵清风，在思想领域里，就反映为启蒙运动。政教分离、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的概念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排头兵拿破仑率领大军，兵锋所指，封建势力如摧枯拉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枭雄拿破仑最伟大的贡献不是累累军功，而是建立拿破仑法典，用法律保障了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思想。拿破仑所到之处，犹太人ghetto被拆除，宗教自由得到保护，弱势族群（包括犹太人）获得平权。这被称为犹太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犹太人在背放逐出圣地后，第一次在历史上获得平等地位。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以外的欧洲各地的ghetto也纷纷被拆除，犹太人可以和本地居民自由杂居，直到纳粹上台。与此同时，欧洲经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发展，欧洲社会也由乡村化向城市化发展。犹太人本来就聚居城市，从事工商业，走出ghetto的犹太人和进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这是一种族歧视为特色的反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原因。

18、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和文艺复兴后依然遗留的贵族式的谨严的一种反叛。浪漫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强调情感和乡土。这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歌德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把欧洲少男少女和伪少男少女们整得神神叨叨的，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小说家雨果、司当达尔，画家德拉克洛瓦，作曲家贝多芬、门德尔松、肖邦、舒伯特、舒曼都是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巨匠。瓦格纳作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大师之一，热衷于将德国民间传说升华为德国精神的精髓，并从中寻找音乐的灵感。瓦格纳以恢宏、华丽的歌剧著称，但瓦格纳的反犹立场，使瓦格纳的音乐至今仍然在以色列受到抵制。瓦格纳的文章《音乐中的犹太人》（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不遗余力地攻击同时代的犹太裔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和Meyerbeer（专长歌剧），力图证明犹太人在秉性和人格上的缺陷，以此来证明犹太音乐家不可能谱写出优美、深刻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人物中的一些反角也被认为影射犹太人。瓦格纳坚信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性，他认为将犹太人从堕落中挽救出来的唯一途径是消灭他们，尽管现在有人争辩这是对瓦格纳原意的误读，因为瓦格纳同时热衷于对犹太人的同化。希特勒对瓦格纳极为推崇，指令纳粹高官取听瓦格纳音乐会，并要求在那些大而无当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前奏瓦格纳的音乐。但在生活中，瓦格纳却有一些终身挚友是犹太人，像慕尼黑的音乐指挥Hermann Levi不光受邀指挥了瓦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还获得被邀请在瓦格纳的葬礼上肩扛棺椁的殊荣。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崇尚科学思考，伪科学也与之俱来。出于种种政治目的，优生学被用来人为地促进人种的优存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以科学的面目，营造“超人”，赞扬人间的弱肉强食，鼓吹不能保卫自己的种族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不应该挤占优等种族的生存空间。由于犹太人主要在族群内近亲通婚，犹太人容易患有某些遗传病和血液病，这被用来证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甚至犹太人的外貌特征（如鹰钩鼻、大下巴、大胡子、棕黑头发）也被用来和“优美”的亚利安人相比，作为犹太人的劣等性的证据。犹太人的团结和排外也使犹太人成为阴谋论的受害者。沙俄秘密警察为了国内政治需要，伪造了《犹太长老训令》（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指责犹太人阴谋在世界上散播道德败坏和制造无政府主义，控制世界舆论以达到洗脑的目的，控制世界金融以操纵国计民生，通过虚假的自由和民主而控制世界。这份伪作日后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文件广为流传，至今仍然是反犹主义的主要证据之一。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积极宣传革命输出，很多欧洲犹太人也倾向社会主义，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达到社会平等，改善犹太人的地位，这样的政治倾向也被看作犹太人企图控制世界的一个实证。

犹太人从事金融业由来已久，但19世纪的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为犹太人金融实力的象征。迈耶•罗斯希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于1844年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经营钱庄成功后，将5个儿子派往5个重要欧洲城市：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首创国际金融业务。在1813-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银行为英国的战争开支提供划账服务，极大地帮助了惠灵顿公爵及其军队在欧洲大陆的战争行动，罗斯希尔德家族也在这中间获得丰厚的利润。出于庞大的国际金融业务需要，罗斯希尔德家族在整个欧洲建立了一个巨大而迅捷的信使网络，常常在所有人之前得知欧洲各地的消息。在滑铁卢战役期间，所有人都在观望罗斯希尔德的动作，希望从中看出战场上的端倪。滑铁卢战斗刚结束，人们对战场上的胜负还不清楚，但罗斯希尔德开始大量出手手头的股票，人们猜测英国输了这场决定性的战斗，纷纷大量抛售，股价全面暴跌。此时罗斯希尔德再次出手，全面吃进。等人们终于醒悟过来惠灵顿赢得了这场历史性的战斗时，罗斯希尔德已经赚得钵满盆溢了。罗斯希尔德家族日后在欧洲的工业化中用投资起到关键作用，很多国家的铁路甚至苏伊士运河都有罗斯希尔德家族银行的份。巨大的财富和影响为罗斯希尔德家族赢得了欧洲皇室的青睐，5兄弟都被封为男爵。在欧美的公开上市银行主导金融市场之前，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银行在世界金融界里一言九鼎，罗斯希尔德的名字成为财富的象征，自然，作为犹太人，罗斯希尔德家族也成为反犹主义阴谋论的牺牲品，成为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的又一个实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国内充满动荡。自由主义的魏玛政府软弱无力，社会主义思潮盛行，工运学运兵运此伏彼起，老兵们贫寒交加，举国对“在背后被捅一刀”导致一战失败充满愤怒，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和仇恨，急切希望恢复旧日的社会秩序。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以强势姿态，在经济上推行无失业和政府开支拉动经济的政策，在军事上重整军备，在政治上镇压左翼，在思想上鼓吹亚利安民族的优越性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大日耳曼主义，在经济上富可敌国的犹太人成为不忠于大日耳曼主义、“在背后捅一刀”的卖国贼，成为德国经济的寄生虫、吸血鬼，成为挤占优越的亚利安人生存空间的劣等的“蹲着茅坑不拉屎”者，最终成为“最终解决”的受害者。犹太人的苦难达到顶点。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6 11:13:52

晨枫发表于 2016-12-25 21:12( H2 l" q3 f9 h" _1 f( L* E1 d
三、非我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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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 g9 {/ a5 O1 ?- w2 x宗教教义的辩论对于绝大多数还是文盲的天主教信众甚为遥远，除了教会的开导外，广大信众还 ...

四、回到锡安去

由于强迫的和自发的因素，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和周围主流族群的隔离之中，犹太教的拉比不仅负责拯救灵魂，也在社区中裁决是非，是犹太生活的核心。犹太人尽管有好学的传统，但学习的对象基本上就是犹太经书，一般不涉及科学和人文的东西。启蒙运动的清风吹进犹太人圈子后，犹太人知识分子中也兴起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h或者Jewish Enlightenment），以被誉为“犹太人的苏格拉底”的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作曲家Felix Mendelssohn的祖父）为首，主张不仅要在身体上走出ghetto，在心灵上也要走出ghetto，要汲取主流文化的养分，学习和研究科学和人文，淡化犹太教在犹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在建立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和主流社会融合。摩西•门德尔松本人出生贫寒，身体有残疾（佝偻背），但天份极高，自学成才，其德文写作之优美和渊博深厚的学识使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终于得到启蒙时代德国学术界的最高敬意。他和德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剧作家莱辛（Gotthold Lessing）结为挚友，著文位自然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辩护，以自己的数学研究击败德国哲学家康德尔（Immanuel Kant）而获得普鲁士科学院的最高奖，受到弗莱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特别颁令，成为“受到特别保护的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使他被誉为犹太人历史上的“三个摩西”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圣经上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和从西奈山上取回刻有十诫石片的摩西，摩西十诫是上帝和犹太人的契约，是整个犹太律法的基础。另一个摩西是12世纪西班牙犹太神学家摩西•麦门内德斯（Moses Maimonides），他的“犹太教13原则”和其他神学理论建立了犹太教的理论基础，可谓现代犹太教的教父。公元10到12世纪的摩尔人统治的伊比利亚对犹太人特别宽松，被称为犹太人的黄金时代，摩西•麦门内德斯象征着伊比利亚犹太人黄金时代的顶峰。摩西•门德尔松不但在犹太人中受到最高度的尊敬，在德国主流社会也倍享尊荣，他的榜样给犹太人带来极大的鼓励，成为犹太人走出ghetto的现实动力。犹太启蒙运动在中欧和西欧开花结果，犹太人以知识为荣，好学成风，伏尔泰在德国犹太人中的知音比在法国人中还多，犹太文化终于走出经书研究，开始世俗化。在犹太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中，一些犹太精英甚至放弃犹太教，诗人海涅和作曲家门德尔松改信了天主教，马克思连天主教也放弃了，索性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犹太人的名字也开始主流化，很多犹太人放弃了“阿伦”（Aaron）、“摩西”（Moses）、“依扎克”（Itzak）、“莱维”（Levi）的犹太人名字，而改为“亨利”、“沃尔特”、“卡尔”、“阿尔伯特”，甚至很多犹太人的姓氏也主流化了，出现了很多犹太“伯格”、“斯坦”。类似的改名风潮在十九世纪直到二战之前犹太人的最大聚居地波兰也很风行。犹太启蒙运动一方面引起犹太人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淡化了犹太教和犹太律法的核心地位，在正统犹太人看来，放弃犹太教就是叛离了犹太人。犹太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相对不发达的东欧遭到强烈的抵制，东欧犹太人的犹太传统运动（Misnagdim和Musar）应运而生，强调回归犹太传统。

犹太启蒙运动不光在思想上解放了犹太人，也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文化意识，独立于犹太教的犹太文化开始形成，犹太人的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开始发达，希伯来语也得到了复兴。被放逐出圣地之后，希伯来语被神圣化了，成为犹太教拉比研习《塔尔慕德》和犹太经书的专用语言，日常生活里，希伯来语已经淡出，改由Yiddish和其他犹太人的语言代替。Yiddish基于中世纪德语，混入一些希伯来语。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界放弃拉丁语，改用本民族语言，犹太人也随了这个潮流，在摩西•门德尔松等犹太文化的巨壁的领导下，犹太人开始将希伯来语复兴为一个活的语言。使用希伯来语成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统一的犹太人语言来统一犹太人的民族。

犹太启蒙运动不光是犹太人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犹太人参与政治的开始。犹太人开始强化民族认同。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犹太人目睹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也目睹了波兰和匈牙利的独立，开始有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诉求。一些犹太思想家提出“自我解放”（self-emancipation或auto-emancipation），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前奏，但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有成为犹太人的共识，也没有成为行动。

但是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并没有因为一些犹太精英走出ghetto而消失，一有风吹草动，犹太人依然受到怀疑。1894年，法国发现德国武官的废纸篓里有法军机密文件，很快怀疑到犹太裔炮兵军官德雷福斯。尽管证据不足，但德雷福斯还是很快被定罪。佐拉的《我控诉》揭发了这个冤案，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法国政府和军方的强烈抨击。德雷福斯最后被平反，恢复名誉，但德雷福斯案对犹太人的震惊没有消失，最使犹太人沮丧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也加入了反犹大合唱，连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自由平等的圣地法国都可以出现这样赤裸裸的排犹主义，犹太人如何指望通过民族和解（assimilation）在欧洲安身立命呢？德雷福斯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转折点，除去中世纪就有的零星的、自发的回归巴勒斯坦的举动外（如在1263年巴塞罗那教义大辩论中作为犹太教一方主辩的Nachmanides及其少数追随者，在大辩论后受天主教圣多明各会的迫害，被迫流亡巴勒斯坦），现代意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883年，年仅十九岁的奥地利大学生内坦•伯恩堡姆（Nathan Birnbaum）建立了维也纳犹太人大学生学生会（Kadimah），这是第一个以犹太复国主义为主张的政治组织，尽管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这个名称要在1890年才由伯恩堡姆在自己的著作《自我解放》（Self Emencipation）中提出。犹太复国主义也称为锡安主义，伯恩堡姆用锡安来象征犹太人所追求的在精神和肉体上回归圣地的愿望。

奥地利新闻记者、作家西奥多•赫策尔（Theodor Herzl）在法国报导德雷福斯案期间，深深感受到德雷福斯案中所暴露的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从此放弃对自由平等的幻想，愤而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写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重要著作《犹太国》（Der Judenstaat）。

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世俗的，主要是给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寻找一个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但并不以犹太教的回归锡安为主旨，也不强调一定要回到以色列。1897年，赫策尔在瑞士巴塞尔举办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这是犹太人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大会首次明确了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愿，会上组建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WZO），赫策尔当选为WZO的第一任主席。会上提出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

１、鼓励犹太人用合法手段移居以色列
２、在全世界建立合法的犹太人组织
３、鼓励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４、争取大国支持，建立犹太人的国家

赫策尔受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深，认为人们从总体上讲是理性的，帮助犹太人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对欧洲国家解决犹太人问题有利，应该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所以赫策尔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通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游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身上，但最终空手而回，威廉二世根本没有兴趣介入。1906年赫策尔死后，德国犹太化学家魏茨曼（Chaim Weizmann）当选，日后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改从英国入手。英国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较少，英国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精英阶层对犹太历史富有同情，对古典文化的同样的同情使英国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站在希腊这一边，支持希腊从奥斯曼帝国手里获得独立，诗人拜伦的很多诗篇就是英国精英的这种崇尚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的写照。英国的新教传统也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统，对犹太人在基督教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更有意扮演上帝之手，帮助犹太人返回圣经上允诺的以色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肢解奥斯曼帝国、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政治需要，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崇尚犹太主义（Philo-Semitism）终于发酵，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7年在给Walter Rothschild的信中，宣称英国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原文为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这就是日后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但贝尔福还是小心地避开了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只表示了对犹太人家园的支持，并且强调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具体政策上，英国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问题上一直处于摇摆状态，最终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对英国深为失望。

赫策尔的主张没有在受启蒙思想影响较深的西欧犹太人中得到太大的响应。事实上，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不光受到西欧犹太人左右翼的反对，还受到犹太教原教旨派（Orthodox Judaism）的反对。右翼犹太人对融入文明、理性的主流社会依然抱有信心，认为犹太人的出路在于主流社会化，回归以色列既没有必要，又对融合于先进文明无益，这是从门德尔松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西欧犹太人的主流观点。左翼犹太人则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延续，因此犹太人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于国际主义，消除民族差别，而不是到以色列去强化犹太民族的犹太性。犹太教原教旨派在教义上主张回归以色列，但那只有在弥赛亚出现时，在弥赛亚的带领下才可以进行的事，通过人间的力量自行其是，那是对上帝的允诺的不信任，是对神意的亵渎，回归一个世俗的以色列还不如不回归。

作为犹太人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宗教色彩，为了和犹太教从宗教出发的回归以色列的主张加以区别，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自我标榜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但犹太教的主流也有自己版本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举动并非人力所为，而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在运作，所以犹太人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听从上帝的意旨。对于强调非宗教性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解释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并不因为一些人不信上帝就对他们无能为力，那些人依然成为上帝的工具，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或者拒绝承认而已。作为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政治中占有不大不小的地位，以色列议会中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背景的小党常常在左右排政治势力势均力敌的时候四两拨千斤，成为现代议会政治的一大奇观。另一方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非常强调服兵役，用武装手段保卫犹太复国主义，据说以色列军队中很大一部分士官和下级军官具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背景，以色列军队也有专门的和犹太教会合作的项目，供官兵在服役期间同时研习犹太教义，称为Hesder program。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依然是非宗教的。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主流是工党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这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Socialist Zionism）常常混为一谈。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受德国哲学家摩西•海斯（Moses Hess）和波罗晓夫（Bar Borochov）的影响很深，在某种意义上有欧洲的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的色彩，但又不完全一样。海斯和波罗晓夫认为，犹太人的悲哀在于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和生产劳动脱节，成为社会的寄身者。因此犹太人要自强，就必须和土地结合在一起，重新变成生产者，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成为“正常”的民族，在民族之林中获得平等。用生产劳动救赎犹太民族，用汗水和智慧救赎巴勒斯坦这块贫瘠而神圣的土地，让沙漠盛开鲜花（Let the desert bloom），这就成为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在1881年3月13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激进波兰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但犹太人背上了黑锅。时值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加深，民不聊生，官方转嫁危机，大批俄国犹太人遭到有组织的屠杀（pogroms），著名的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和电影《日瓦戈医生》就是这个背景。类似的排犹屠杀也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俄国犹太医生平斯克（Leo Pinsker）著书，宣传犹太人自己寻找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的“自我解放”（Auto Emancipation）思想。内因外因的促动，导致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罗斯希尔德家族也出资赞助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用于安置犹太人移民。这就是史称第一次犹太人移民（The First Aliyah）。工党犹太复国主义以此为契机，通过组织大量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和自我服务的社会架构，达到重建以色列的目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大量的犹太人集体农庄（kibbutz），建立了犹太人的社会保障体系（Histadrut），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哈格纳（Haganah），武装保卫犹太人的定居点。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是今天以色列工党（在以色列成为Mapai）的前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以色列政治，本-古里安、埃希科尔、梅厄夫人、拉宾、佩雷斯、巴拉克等历任以色列总理都是工党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将领也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为工党成员。

实际上，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是对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偏离。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重点在于利用大国政治（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力量）借力打力，通过合法手段为犹太人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赫策尔的领导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在世界各地寻找适合于犹太人定居而又容易进入的地方。巴勒斯坦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是首选，因为巴勒斯坦土地贫瘠。开始时，阿根廷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久，英国提议将英属乌干达（实际上是现在的肯尼亚）的一片土地作为犹太人的定居地。苏联也曾提出将远东中苏边境上黑龙江边的一片土地作为远东犹太苏维埃共和国。但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坚决反对，非巴勒斯坦不去，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本意是为对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深感失望的西欧犹太人中产阶级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但应者寥寥，反而在犹太教宗教情结远为深厚并正在遭受反犹迫害的东欧犹太人中得到热烈响应。在魏茨曼的具体运作下，东欧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开始有了声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反犹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犹太人以下层的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为主，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自然就成为这一时期犹太人政治的主流。这有点像陈独秀主张在城市工人中宣扬共产主义，结果在毛泽东手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就像苏联共产党内部有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一样，在左翼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对面有右翼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其创始人和领导人是波兰犹太人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强调通过大国政治实现重建以色列的目的。雅勃廷斯基也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但和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本-古里安和注重实际的中间派魏茨曼政见不合，主张借助英国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但是效忠于英国的以色列。30年代中期，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拒绝了雅勃廷斯基的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层陷入分裂，占多数的中间派最关心的是在以色列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第二位的修正主义派主张依赖英国的力量，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是少数派，但主导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所以反而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至关重要的犹太人移民中有最大的影响。从社会背景来说，工党代表的是犹太劳工和农民的利益，中间派代表中产阶级，而修正主义派有更多中产阶级上层（upper middle class）的背景。直到二战爆发前夕，中产阶级对离开富裕的欧洲而移民贫瘠的巴勒斯坦的热情远远不及无产阶级，自然工党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影响更大。在得不到主流支持后，雅勃廷斯基离开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另外建立了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开始组织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自己的武装伊尔贡（Irgun），以及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更极端的勒海（Lehi）。不过伊尔贡和勒海在政治上属于修正主义派，在军事上并不听雅勃廷斯基的指挥，而是积极开展针对英国占领当局的袭击。这并不是他们反对雅勃廷斯基的右翼政治和大国战略，而是英国占领当局对犹太复国主义碍事。以色列建国后，中间派犹太复国主义向修正主义派靠拢，以伊尔贡未核心，组建了自由党（在以色列称为Herut），成为修正主义派在建国后的以色列的政治代言人。伊尔贡领导人曼纳海姆•贝京（Manachem Begin）日后成为以色列总理，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和平协议后，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勒海的领导人依扎克•沙米尔也曾担任过以色列总理。自由党日后演变为团结党（也称利库德党，Likud），沙龙、内坦亚胡都是利库德党的，现在团结党分裂，新的进步党（也称卡迪马党，Kadima）在政治上居中一点，没有传统利库德那么右翼。

被罗马人逐出耶路撒冷以来，犹太人一直在巴勒斯坦有所定居。13世纪西班牙犹太教大拉比Nachmanides和舌战天主教会后，被迫离开西班牙。Nachmanides回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只有不到10户犹太人。Nachmanides主持恢复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会，修建了犹太教堂。历史上还有其他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事例，但这些犹太移民基本都是宗教性质，不问世事，到圣地只是为了研习经书和朝圣，或者到圣地终老，叶落归根。

在工党和伊尔贡的推动下，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目的是世俗的，为了在巴勒斯坦安身立命，并最终建立犹太人的国家。按时间和来源划分，从1882-1948年之间，大致有5次阿利雅（Aliyah，原意为上升，指升入圣地）。1882-1903年的第一次阿利雅，移民人数达35000，在阿拉伯人的城市雅法（Jaffa）附近建立的定居点最后发展成第一个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意为“泉水之岭”，名字取自原阿拉伯地名，也和赫策尔的著作《古老的新土地》（Altneuland）的希伯来语译名双关），但到1903年，这批移民中过半离开了巴勒斯坦。1904-1014年的第二次阿利雅，移民人数达4万，主要来自逃离俄罗斯反犹风潮的俄罗斯犹太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阿利雅，犹太人的集体农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中也开始大规模使用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只有一半移民留了下来。1919-1923年的第三次阿利雅，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托管地后的第一次移民潮，移民人数达到4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关闭了犹太人移民的大门，这一波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受到贝尔福宣言的鼓舞，这批移民是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坚，他们有备而来，而不是简单地逃脱原住地的苦难。他们事先学习了农业技能和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技能，一到巴勒斯坦就在海边的一些沼泽地排水、开荒。这批移民很少有离开巴勒斯坦的，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人口总数达到9万。他们在巴勒斯坦选举了犹太人的自治政府，还建立了自卫武装哈格纳。1924-1929年的第四次阿利雅的主要成员时匈牙利和波兰的中产阶级，他们主要聚居在城市，已开生意和小工厂为主，到二站爆发前，已有近2/3再次移民，离开了巴勒斯坦。1929-1939年的第五次阿利雅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反犹政策，这一波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德国，其中不乏医生、教授、律师、艺术家等，人数高达23万之众，仅33-36年就有17万4千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大量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史特拉维夫成为世界上受功能主义的包豪斯建筑风格影响最深的城市，犹太移民也建立了巴勒斯坦爱乐乐队。海法港完成扩建，海法炼油厂也建成，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地区开始有了现代工业。到1940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人口达到40万。这一波移民在36年后受到英国当局的严重限制，39年英国白皮书后，正常移民全部停止，开始转入非法移民（Aliyah Bet），直到48年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建国后，不再使用阿利雅这个说法。

在以色列建国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的敌意剧增的双重推动下，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大量向以色列移民，其中最著名的是从埃塞俄比亚撤离犹太人的“摩西行动”（Operation Moses，隐喻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和从也门撤离犹太人的“魔毯行动”（Operation Magic Carpet）。绝大部分也门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但一直相信圣经中《以撒亚书》中上帝将使“以色列的孩子们”用翅膀飞回以色列的经文，当新生的以色列用飞机将这些也门犹太人空运回以色列时，在他们的心目中无疑是上帝在兑现诺言。下一波大规模的犹太人移民来自苏联，从70年代开始，苏联犹太人开始被准许大量移民。然而，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回归圣地，而是选择了移民美国，如1989年，创记录的71000苏联犹太人被准许移民，其中只有12117人选择了移民以色列。苏联当局开放犹太人的移民是基于国际国内犹太人要求回归以色列的诉求，但事实上大多数犹太人移民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和犹太复国主义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阿利雅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时。他们是作为“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来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他们满怀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情，但严酷的现实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农业技能，在身体和心理上也缺乏对艰苦生活的准备，在5分钟热度后，很快滑回到旧习惯，开始雇用阿拉伯人作田间的苦力，贝都因人做保安，犹太人则做“干净”的活，更多的人索性再次出走，向生活条件优裕的西欧或北美移民。第二次阿利雅的俄罗斯移民很多定居在用世界各地犹太人共同捐献的资金购置的犹太人共有的土地上，他们也缺乏在恶劣环境单独生存的能力，于是公有制的集体农庄成为最合理的选择。他们互相帮助，有的人从事田间作业，有的人管理公共厨房，有的人从事清洁、洗涮，还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这就是犹太人集体农庄“基布茨”（Kibbutz）的开始。第三次阿利雅移民到达时，带来了再欧洲青年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不仅要回归巴勒斯坦，还要用自己的双手在巴勒斯坦建造一个新社会，建造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的人间天堂。他们既不愿意为别人干活，也不愿意有雇人干活的负罪感。他们崇尚社会平等，实现一切归公的平均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没有分工，为了平等，苦活、脏活轮流干，管理层也不例外。他们没有私有财产，甚至收到的礼物都要交工，重新分配。他们崇尚民主，事无巨细，都要在基布茨的大食堂里讨论、表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歌，围绕着篝火欢歌畅舞，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从哲学、人生，到科学、民主，从政治、经济，到邻里街坊的鸡零狗碎，无所不谈。他们不光是体力劳动者，也是作家、艺术家、演员。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剧团、运动队、乐队、合唱团。不光左翼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建设基布茨，右翼的修正主义派也建设自己的基布茨，尽管规模要小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也建立了自己的基布茨。

基布茨运动很快在以色列各地兴起，从加利利海边，到希伯隆（Hebron，现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砂石山丘，到内格夫沙漠，到处都有基布茨。为了抢占战略要地，很多基布茨是建立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的是有一天以色列建国时，可以为犹太人的国家多圈一点地方。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军方的纳哈尔（Nahal）组织继续赞助基布茨运动，在很多偏远的边疆地区建立基布茨，相当于军垦。

还有一种集体农庄，称为摩谢夫（Moshav），只具备初级合作社的程度，只有产品推销和重大购置通过集体进行，各家财产依然私有。摩谢夫的规模实际上比基布茨大，人数多得多，但名气远远不如。大部分犹太人依然选择居住在城市或者摩谢夫，基布茨的人口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从来没有超过7%，但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不成比例之多的以色列政治家和将军。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基布茨的规模还很小，犹太人定居者和阿拉伯邻居之间的冲突步超过通常的鸡零狗碎之事，人们担心的是普通的偷盗，而不是有组织的反犹袭击。《贝尔福宣言》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企图变得明确起来，犹太人移民大批涌入，阿拉伯人的戒心和敌意大增，担心犹太人反客为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把眼光放在大国政治上，热衷于高层路线，但基本忽略了已经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利益，所以才有“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来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土地”的说法。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布茨犹太人把邻居的阿拉伯农民看作同样的劳工阶层，以为只有阿拉伯地主才是共同的敌人，而忽略了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在日益升级的阿犹冲突情况下，基布茨的人们开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这就是犹太人的武装组织哈格纳（Haganah，意为自卫）的前身。

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始终是犹疑不定的。从“道义”上，英国上层不乏对犹太人的同情。但从维护大英帝国利益出发，英国又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出尔反尔。《贝尔福宣言》有意说犹太人的家园（A Jewish Homeland）而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A Jewish State）并非偶然。事实上，贝尔福德措辞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非一时兴起。随着阿拉伯人的反对的加剧，英国很快就后悔了，开始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和向巴勒斯坦移民实行配额限制，到1939年，全面终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和移民的行动，以图平息阿拉伯人的反对。但英国的摇摆，也在客观上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重建以色列时断时续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雅勃廷斯基和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向英国建议，组建一支犹太人的部队，加入英军作战，帮助英国夺回在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手里的巴勒斯坦。英国反对犹太人的部队参加在巴勒斯坦的作战，而是把他们派往在土耳其的黑海出海口的加里波利作战，而且不是作为作战部队，只是作为骡马运输部队。雅勃廷斯基和特伦佩尔多都在这支称为“犹太军团”（Jewish Legion）的部队里担任军官，都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犹太军团里当列兵。到一战后期的1917年，英国终于答应组建一支犹太人的作战部队，“犹太人团”作为澳新骑兵师（Anzac Mounted Division）的一部分参加了包括渡过约旦河的战斗，作战地点离耶路撒冷最近处只有20英里，特伦佩尔多在Tel Hai的战斗中牺牲。以色列的第二任总统本-兹维（Itzak Ben-Zvi）、第三任总理埃希科尔（Levi Eshkol）等都曾在犹太军团服役。原为加拿大皇家龙骑兵团（Royal Canadian Dragoons）上尉的罗斯希尔德家族中的一员James Armand de Rothschild也服役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将原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巴勒斯坦（含今日的巴勒斯坦和约旦）交给英国托管（British Mandate）。尽管英国已经开始对犹太人移民开始有所约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依然不满英国的放任，在耶路撒冷市长胡塞尼德领导下，要求大选，由于阿拉伯居民在巴勒斯坦占绝大多数，大选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建立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英国拒绝了。愤怒的阿拉伯人在1936-39年间，爆发了总罢工，之后演变为大规模的暴动，开始发生驱赶、杀戮犹太人的事件。基布茨武装哈格纳开始和英国占领军合作，共同镇压阿拉伯暴民，哈格纳也在此期间成长为一支达12000人（一说14500人）的统一的有组织的犹太人武装力量，而不再是各个基布茨各自为战的村民自卫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担心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可能攻占埃及，进一步攻占巴勒斯坦，控制中东和苏伊士运河，要求哈格纳合作，并为哈格纳提供装备和训练。但是当蒙哥马利在42年的阿拉曼战役中打败了隆美尔，埃及、中东和苏伊士运河不再危在旦夕后，英国又对犹太人参战不感兴趣，撤回了对哈格纳的支援。尽管巴勒斯坦犹太人被容许参加英军，15个犹太营也在40-41年在希腊配属英军作战。为了对抗亲纳粹的耶路撒冷市长胡塞尼，英国组建了“巴勒斯坦团”（Palestine Regiment），但还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玩弄平衡，尽量招募同样数量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加入，不过犹太人参军远较阿拉伯人踊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团的比例最后达到四分之三。巴勒斯坦团在埃及和北非作战。英国当局直到43年9月才准许犹太人组建一支全犹太人的“犹太旅”（Jewish Brigade），5000人的犹太旅直到45年3月才登陆意大利参战，战争两个月后就结束了，犹太旅驻扎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奥地利交界的地区，成为犹太人偷渡巴勒斯坦的重要通道。45年7月，犹太旅调防到比利时和荷兰，46年夏解散，但犹太旅的成员很多回到巴勒斯坦，加入了哈格纳，参加以色列的独立战争。

在二战初期的41年，哈格纳组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帕尔马克（Palmach，意为突击连），作为哈格纳的机动的野战军。英军为帕尔马克提供轻武器和炸药，并训练帕尔马克人员（昵称Palmachniks），帕尔马克积极协助英军进攻仍在维希法国手中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但42年后，英国改主意了，不再需要帕尔马克的帮助，转而要求帕尔马克解散。在基布茨协会的首领建议下，帕尔马克化整为零，以小分队形式分散在各个基布茨中，一方面保卫基布茨，一方面参加生产自救，并教育基布茨人们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喝招兵买马。帕尔马克还积极培训军官，特别强调主动、积极、灵活、敢于承担责任的战斗作风，强调“跟我冲”的领导精神，对日后以色列的建军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至今以色列军官对士兵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居世界前列，以至于以色列军方规定高级军官不得亲自冲锋在前，避免指挥链的断裂。

以色列独立战争和建国后以色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中，大部分都有哈格纳或帕尔马克的背景，仅当过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级军官总参谋长的就有达扬（56年西奈战争期间）、拉宾（67年6天战争期间）、巴列夫（68-71年，负责建造沿苏伊士运河的巴列夫防线）、埃拉泽（David Elazar，73年十月战争期间）、古尔（Mordechai “Motta” Gur，74-78年，指挥恩德培机场人质营救）、埃坦（Raful Eitan，82年入侵黎巴嫩期间），没有当过总参谋长但名气更大的沙龙也是哈格纳出身。巴拉克（Ehud Barak，92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尽管太年轻，没有捞上在哈格纳或帕尔马克干过，但他也是基布茨出身，算是和哈格纳、帕尔马克有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哈格纳对英国占领当局的态度是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以色列建国和帮助犹太人移民上坚决斗争，但在共同抵御阿拉伯人的袭击和维持基布茨的安全上和英国人合作。哈格纳也主张对阿拉伯人的挑衅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张残酷报复和主动出击。这种“节制政策”（Havlagah）受到修正主义派的反对，他们要求主动出击，打击英国占领军和阿拉伯“匪帮”，加速建立以色列。修正主义派在1931年从哈格纳分裂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伊尔贡（Irgun Tsvai-Leumi，意为民族军事组织，简称Irgun）。41年时，伊尔贡中更极端的一支在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领导下分裂出来，自组勒海组织（Lehi，全称为Lohamei Herut 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不惜与纳粹德国合作，以达到八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目的，在战时就广泛袭击英国目标，被英国称为“斯特恩匪帮”（Stern Gang），在犹太人主流中也为不齿。哈格纳曾应英军要求，联手制约勒海。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哈格纳、伊尔贡、勒海联合起来，一起为以色列的建国而战，日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三个主要来源。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暴行公诸于天下，犹太人的苦难受到世界上广泛的同情，犹太人要求回归故土的要求得到西方舆论的支持。二战使英国国力衰竭，难以继续维持殖民地体系，在47年宣布将从巴勒斯坦撤出，印度的独立也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出于扶持一个亲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目的，在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建国。美国对以色列建国一向是乐观其成。于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48年5月14日，在犹太人被逐出圣地近两千年后，犹太人在以色列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终于回到了锡安。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6 11:14:26

晨枫发表于 2016-12-25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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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锡安在哪里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大国政治，主要是英国（现在转位美国）的支持或者默认，但忽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利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挤走巴勒斯坦人，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当然激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弹。

从以色列建立的第一天起，这块本来应该流淌奶与蜜的土地就变成流淌血与火的土地。联合国关于以巴分治的决议规定了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由于犹太人定居分布不规则，以色列的版图高度不规则，很多地区十分狭窄，很容易被阿拉伯敌对力量切断。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至关重要的耶路撒冷则是国际共管区，不属于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甚至不和犹太区相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把联合国太当真。对于以色列来说，决议只是一个圈地的许可，没有不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只有以色列打不下来的地方。阿拉伯人则根本不承认这个决议，一心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去。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中，哈格纳、伊尔贡、勒海携手作战，共同抵御阿拉伯人的进攻，将犹太人支离破碎的定居点大体连成一片，但被围困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独力难支，最后投降了，东耶路撒冷归约旦管辖，只有“不太重要”的西耶路撒冷落到以色列手里。从一开始，以色列的版图就和联合国规定的有很大差距。独立战争之后，大批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被迫逃离或被哈格纳驱离故土。大批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居住的犹太人也被迫离开，来到以色列。

1956年，埃及在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的领导下，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英法出于重建战前殖民主义秩序的目的，出兵干涉。为了将以色列最大的威胁埃及的军事存在推离以色列的南部边境，以色列呼应英法在运河区的军事行动，发动了西奈战争。以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直逼苏伊士运河，另一路沿红海东海岸长途奔袭Sharm-el-Sheik，这是西奈半岛南方顶尖控制以色列唯一的红海出海口埃拉特的战略要点。此役是独眼将军达扬的成名之战，沙龙的伞兵在米特拉山口之战中大胆偷袭不成改为无谓强攻也显示了沙龙日后的风格：大胆果断，刚愎自用。在联合国的美苏联手压力下，英法被迫中止在运河区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被迫撤出西奈。

纳赛尔要做萨拉丁第二的雄心并没有泯灭，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向苏联一边倒，以争取苏联的军援和在联合国的政治支援，大量先进的苏军装备运抵埃及和叙利亚，纳赛尔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在确切情报面前，以色列决定先发制人，在67年的6天战争中，横扫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参战国的军队，阿拉伯军队遭到空前的惨败。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全境，约旦河西岸大片地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这是近两千年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圣地（希伯隆Hebron，伯利恒Bethleham，拿撒勒Nazareth等圣经地名都位于西岸）第一次控制在犹太人手里，以色列控制的版图达到空前规模。这一仗实际上是时任总参谋长拉宾打的，但西方舆论常常把功劳记在时任国防部长达扬的头上。

面临惨败，纳赛尔郁闷而死，接任的萨达特再接再厉，重整旗鼓，联合叙利亚，在73年犹太人神圣的斋月期间，再次从西奈和戈兰高地两个方向同时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进攻。这一次以色列由于轻敌，被打了一个冷不防，差点阴沟里翻船。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第七旅死拼硬顶，顶住了叙军的猛烈进攻。在西奈方向上，埃军攻破了巴列夫防线后，没有及时扩大战果，而是筑垒据守，以军第三师在沙龙的指挥下，突破大苦湖，包抄埃军第三军后方，并威胁开罗。在戈兰高地方向埃叙的攻势于是崩溃。以军虽然反败为胜，但以色列最高统帅部受到严厉指责，总参谋长埃拉泽黯然离职，不久郁闷而死。

斋月战争后，埃及放弃战争，和宿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以色列则归还被占领的西奈，这就是著名的《大卫营协议》，萨达特和贝京都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大的战争威胁解除了，全球的犹太人都欢欣鼓舞，以为和平终于到来。然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解决，新生的犹太国在懵然不知的情况下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主要敌人从伊斯兰国家变为非国家的泛伊斯兰力量，至今不得解脱。

巴解组织在难民营中诞生，从恐怖袭击起家，这时发展成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成为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巴解组织在约旦搞“国中之国”遭到约旦镇压之后，转移到黎巴嫩，建立了新的“国中之国”，继续和以色列战斗。为了消灭巴解组织，以色列在82年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在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的指挥下，一路打到贝鲁特，并且在贝卡谷地取得了对支持巴解组织的叙利亚的惊人胜利。然而，以色列军队在贝鲁特陷入了苦战，和巴解打得难解难分，给黎巴嫩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国际调停下，巴解组织撤退到突尼斯，以色列撤军至南黎巴嫩，多国维和部队进驻贝鲁特，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兵营遭到恐怖袭击、241名美军和58名法军丧生之后，多国部队也相继撤离。黎巴嫩陷入内战，真主党在南黎巴嫩崛起，取代巴解组织，继续和以色列战斗。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以色列占领区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Intifada），人们不惜用石块和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警战斗。随着血淋淋的巴勒斯坦少年的躯体在世界电视和新闻图片中的展现，以色列的形象逐渐由被迫害的犹太人的最后避难所变成迫害巴勒斯坦人的恶势力。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声音从阿拉伯世界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地域，在欧洲也得到了呼应。更使以色列揪心的是，非国家性的泛伊斯兰力量越战越强，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民兵竟然和“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军队打了一个平手。

在战术上，以色列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以色列从来没有赢得过战争，因为和平从来没有到来。以色列的胜利，虽胜犹危。以暴易暴的路越走越窄，和平的路也是越走越昏暗。在《大卫营协议》之后，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叙利亚对和平协议也是若即若离，似乎和平在即。但Intifada之后，巴解领导人的政治号召力越来越弱，民众对以色列的愤恨和敌对有增无减，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以色列被迫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次，巴勒斯坦人开始生活在ghetto中了。继阿拉法特去世，新的巴解领袖阿巴斯基本上沦落为西方的傀儡，失去了对巴勒斯坦人的道德和政治号召力。哈马斯上台和与法塔赫的冲突更加加剧了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和平的希望越来越黯淡。

恶意煽动和挑拨无知是不能持久的，持久的政治现象必然有深层的文化动因。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所谓世界性的、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中的“新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作为一个概念，是1860年德国犹太学者Moriz Steinschneider提出的，确切的译名应该是反闪米特主义，如此命名是因为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闪米特人基本上就是犹太人。在世界认识到纳粹暴行之后，anti-semitism成为过街老鼠，是一项极大的恶名。现代阿拉伯人争辩说，阿拉伯人不可能是anti-semisits，因为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的另一支。这是词语歧义所造成的混乱，在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里，anti-semitism的对象只有一个：犹太人。所以阿拉伯人的这个辩解并不能成立。然而，新反犹主义的概念本身也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所谓新反犹主义是不是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

传统概念的反犹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的反犹主义是宗教性的，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冲突开始，具有宗教迫害的性质。在这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大体还是得到宽容的，并逐渐融入了主流社会。文艺复兴之后，反犹主义的宗教性质淡化了，但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性质强化了。犹太人的“原罪”就因为是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也不顶用了，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也被划入另册。当代的所谓“新反犹主义”具有和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全然不同的特征，宗教和种族不再是动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主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的新反犹主义源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起源于人们对以色列演变为犹太民族压迫巴勒斯坦民族的工具的憎恨。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是因为犹太人“不是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而今天的新反犹主义则是因为犹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以对犹太人个人的憎恨为特征，或者说是基于欧洲对犹太人的历史偏见，包括傲慢、诡秘、狡猾、唯利是图、只忠于自己、不惜侵害主体群体的利益。他们具有巨大而神秘的实力，甚至操纵政府、银行和媒体，不惜挑动战争为己牟利。新反犹主义则以对以色列和抽象的犹太民族的憎恨为特征，和这些历史偏见无关。恨乌及屋，这些憎恨也延伸到对犹太人的反感，因而使历史偏见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这是欧洲的传统反犹主义重新露头的原因所在。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等同起来，迫使反对以色列政策的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实际上是将反犹主义庸俗化了，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犹太人有识之士中，也有类似的声音。尽管他们被称为“自虐的犹太人”，他们依然坚持，用“政治正确”和反犹主义的大帽子掩盖以巴冲突的实质，到头来只会滋生真正的新一波反犹主义。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不管起因如何，起源于中东但波及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现代反犹思潮无疑是反犹主义，新反犹主义甚至在言行上都和传统反犹主义有惊人的相似，甚至祭出已经被证明是为作的《犹太长老训令》之类的东西来证明犹太阴谋论。除去圣经中以色列是上帝赋予犹太人的土地的说法不谈，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是回归故土，犹太人本来就是以色列的本地人，不是外来的殖民者，更何况以色列人口的近一半来自非欧洲国家，主要是中东国家。犹太人是种族迫害的受害者，回到以色列本来是为了逃避种族迫害，将以色列指责为种族迫害国家是不顾历史事实。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不能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民族分割开来，所以反对以色列就是反犹主义。

这些辩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犹太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但要是因此就声称是本地人，尤其是比后来的阿拉伯人更有正当居住权的本地人，这就牵强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欧洲人驱赶犹太人岂不就是正当的了？何况犹太人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乌尔（今伊拉克境内，也有说法是今土耳其境内）过来的，为什么那里不是犹太人的故土而是以色列呢？用圣经（或者任何别的经书）作为依据就更不妥了，每个宗教都把自己的经书看作神圣的，但用“我的上帝比你的大”来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时，那就是自找没趣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教分离是最起码的，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以色列是为了杜绝民族压迫而建立的，但以色列现在成为民族压迫的工具，这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悲哀。

反犹主义是文化层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政治层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反犹主义的根源在欧洲，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反犹主义是恨乌及屋的结果。穆斯林教义和传统里本来没有反犹主义的内容。在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被称为“经书里的人”（Dhimmis，或People of the Book）。“经书里的人”属于二等公民，必须服从穆斯林的律法，在某些权益上受限制，但不是被压迫的对象。如果历史上的穆斯林对犹太人有今天这般仇恨，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犹太人留存下来了，也就谈不上建国时的大批犹太难民了。反犹主义概念和现在阿拉伯文化里盛行的反犹宣传来自欧洲，最初恰恰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东的。消除反犹主义和消除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两回事，而一些犹太人组织不和真正的反犹主义作斗争，而是想利用反犹主义的恶名和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将对以色列的正当批评和指控套上反犹主义的大帽子，否认反以色列行为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的因果联系，为以色列套上金刚不坏之身，将一切反以色列的行为归结为非理性、非道义和非正义的，这才是争议所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滋长了世界性的反美主义，以巴冲突怎么可能不滋长反以色列的情绪呢？恨乌及屋也是可以想象的。通过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一切作为，坚持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人等同起来，犹太人或许自己对引发新反犹主义也有一份责任？

今日反犹太复国主义最激烈的阿拉伯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初兴的19世纪末、20世界初，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苏醒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饱受压迫。为了早日获得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联合，并在犹太人中寻找支持，驱除奥斯曼帝国。领导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麦加王国国王侯塞因派自己的儿子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魏茨曼谈判，达成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强调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近亲血缘关系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目标，费萨尔王子还在英国允诺帮助阿拉伯民族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允诺支持贝尔福宣言，帮助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由于英国从贝尔福宣言立场的后退，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很快就无疾而终。但最终要的是，费萨尔-魏茨曼协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作为筹码，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变成犹太人的国家而从阿拉伯世界中分离出来，坚决反对把自己在自己的家园里变成少数民族和弱势民族。巴勒斯坦人本来对犹太人移民是乐见其成的，犹太人带来的技能和资金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但有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的例子在先，少数民族在欧洲强权的支持下反客为主，多数民族反而成为弱势民族。当犹太人移民有反客为主的趋势时，巴勒斯坦人开始激烈反对。即使在今日世界里，即使所谓的移民国家，当大批移民涌入、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候，很难想象会不遭到强烈的反移民力量的反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首先是世俗的，是从反帝反殖出发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外来的犹太人无疑是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殖民者。他们虽然是少数，但主宰了国家的一切，并有计划地排挤巴勒斯坦人，为犹太人争得土地。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哈格纳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受命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尤其在对新兴以色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在理论上不具有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得成分在内，以色列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保护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一些以色列的法律和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效果。以色列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是回归法，规定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只要自己要求，都有权定居以色列。在二战中纳粹屠犹的阴影下，这是为犹太人提供安全的庇护所的有利措施。但是同样的法律不适用于被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他们放弃暴力、效忠以色列也不行。然而，如果犹太人有权利回归故土，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同样的权利呢？如果理由是以色列不能让巴勒斯坦人成为多数族群而必须保护犹太人国家的特质，那这种以种族（或者族群）划分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种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纳粹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血统法”，容许所有德国血统的人在移居德国，同样的优惠条件则不对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开放。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没有以色列的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必须服从以色列的管制和政策。更有甚者，2003年通过的以色列公民法规定，以色列公民和来自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后，不得居住在以色列，他们的孩子在年满12岁之后也必须回到巴勒斯坦区，而不能继续在犹太区居住。种族歧视的最大特征就是以种族而不是以个人的作为来界定事物的许可。不管怎样辩解，这不能不说是具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在内。以色列的身份证上表明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身份，在现实中，这一栏对于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犹太人曾经被迫屈辱地在衣服上标上黄色的大卫星的历史。以色列的居民注册法也要求居民注明自己的种族，和南非以前的种族注册法如出一辙。

以安全原因而隔绝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区域，通过路障、检查站和封锁线组织巴勒斯坦人自由通行，这不是近来才开始的，但在沙龙政府建立隔离墙后，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达到了新的高峰。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犹太人武装曾有计划地排挤、驱赶巴勒斯坦人，以夺取战略要地，或者扩大地盘。这在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清洗。在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期间，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阿拉伯民众，也有阻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图。不管如何辩解，以色列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互相隔离的飞地中，阻止了巴勒斯坦人在整体上争取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权，这不是泛泛地指整个以色列和被占领地区，而是被犹太人区分割开的巴勒斯坦区之间都无法自由通行。相比之下，犹太人能够自由通过巴勒斯坦区，可以在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地区定居，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不能自由通行，自然也不可能自由移居，即使是在互相分割的巴勒斯坦区之间。巴勒斯坦人进入犹太区要受到检查和限制。这些或许都有安全上的理由，但在事实上构成了种族隔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来源是泛阿拉伯主义，这是50-60年代中阿拉伯精英阶层将阿拉伯世界整合成一体的一种努力，意图恢复萨拉丁时代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的辉煌。以色列将一个连贯的阿拉伯世界腰斩成互不相连的两半，这不仅是对阿拉伯统一理想的轻慢，也是阿拉伯统一的核心阻力。犹太极端分子关于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梦呓也成为泛阿拉伯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罪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世界的唾骂中最终倒下，现在以色列的种种做法被拿来和南非种族主义相提并论，当然导致犹太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极大不满。他们列举以色列和南非的种种差别，但这种抠字眼式的辩解不能掩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种族主义实质。在辛普逊案件那样的环境下，这样的辩解或许可以获得法庭“证据不足”的判决。但是在世界舆论面前，还是难逃指责。一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比较坦率，指出这些隔离政策不是以种族作为动机，而是两个民族争夺同一片土地的结果，是自卫反应。其实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何尝不是一样呢？如果南非白人一个生活在水星，一个生活在火星，怎么会有种族隔离的事呢？当然是争夺同一片土地才有这样的冲突。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则辩解说，犹太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凡接受犹太教和犹太律法的人，都能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在种族上不都是欧洲人，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所以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的指控不成立。老实说，这种辩解的说服力和克林顿在莫妮卡事件中辩解口交不是性交一样苍白无力。另一个说法则是：阿拉伯人自己也是靠血与火夺取这片土地的，就是这样，还分裂成22个国家。犹太人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呢？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的国家对巴勒斯坦人不公，但不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是更大的不公。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用不公来纠正不公，最终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犹太人要回归的是锡安，是和平的天国，而和平是不能靠不公来赢得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和犹太居民具有相同的公民权，以色列议会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阿拉伯人议员，这经常被作为对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指控的反驳证据。按人口比例来说，伊斯兰世界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是伊朗，至今仍有2.5到3.5万犹太人居住在伊朗。伊朗议会里还有为犹太人（以及拜火教徒）保留的席位，这能说明伊朗是和以色列一样的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国家吗？恐怕至少在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不能。

很多现代阿拉伯国家有有过之无不及的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但犹太复国主义是建立在道德高低基础上的，以色列是为了纠正对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而建立的，别人的荒唐不是开脱自己的错误的理由。事实上，西方社会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民主和人权社会的延伸，不能接受以色列在民主和人权上的双重标准，以色列的作为成为西方世界的羞耻，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指责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公民权，但依然要服从以色列的管制，遵守以色列的法律的政策。如果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属于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就是非法的，在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下向这些地区的移民和建立定居点更是非法的，是彻底的殖民主义行径。如果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府的作为不是政府之间的做法，而是警察和黑手党之间划地为牢的做法。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以阻止共产主义在南部非洲的蔓延为自己辩解，苏东波后这个理由不再存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只好黯然收场。以色列以阿拉伯民族的敌对和阻止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蔓延为自己辩解，这个理由看来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成立。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会继续延续很长时间。由于一切都归结于民族自卫，犹太人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理直气壮。相比之下，南非白人即使在种族主义政权全盛的时代，内心也是有愧的，从来都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是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将延续很长时间的另一个原因。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即使在在宗教情结很重的犹太人中间也有异议。犹太教的说法是，圣经固然说犹太人最终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回到锡安，但用人间的武力来实现回到锡安，这是对上帝的不恭。犹太人不能用武力使犹太人整体升入天国，塔尔慕德规定犹太人必须服从本地的政府而不能叛乱，犹太人更不能通过自己的罪孽来推延救世主的降临。不过，这在犹太人中是少数，而且仅限于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赛法迪犹太人中绝少这样的思想，所以这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许是社会性或者心理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更使以色列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焦虑的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悄悄兴起。美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卡特著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从道德高度上对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轰动。南非的黑人图图大主教也顶着犹太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强烈谴责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面对卡特，犹太复国主义的辩护士们还可以大肆指责，批评政治家本来就是“天赋人权”。但面对德高望重的图图大主教，这一次轮到犹太人敢怒而不敢言了，只能用误解误导来开脱。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西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所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政治理论界引起极大的重视，被称为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右翼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米尔西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著名教授沃尔特合作，发表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文，指责犹太游说集团不顾美国利益，左右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文章原为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刊物《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稿，但编辑部在犹太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下，竟然撤回预约而拒绝刊载。上层精英如米尔西默和沃尔夫也只好转而到《伦敦书评》发表，依然引起轰动。两人再接再厉，在一年后将文章扩充成一本500页的书，一举成为今年《纽约时报》书评的最畅销书，并在网上书店亚马逊里成为仅次于最新的哈里波特之后的最畅销书，这是耐人寻味的。

米尔西默和沃尔夫指出，以色列对美国已经不是战略资产，而是战略负担。以色列无法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相反，美国一直在无条件地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并为此付出政治和道义上的巨大代价。在近年美国的历次中东战争中，虽然以色列积极求战，但美国每次都必须和以色列保持距离，以保证美国的总体政治目标不致受到损害。美国所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所受到的憎恨在很大程度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即使像伊朗核威胁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关系，美国也本不是目标。支持弱者不是理由，以色列的军力在67年六天战争之前就每次都击败阿拉伯人，而那是美国援助到来之前的事。以色列的民主和人权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其种族隔离的作法是违背任何民主和人权国家的宗旨的。对过去的虐犹罪行的补偿一说也不成立，巴勒斯坦人和虐犹没有任何关系。书中列举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不顾美国利益，操纵舆论，操纵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例子，并指责以色列游说集团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不顾美国利益，借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新保守主义力量之手，将美国拖进了伊拉克战争，将叙利亚和伊朗列入进攻目标也是同出一辙。

如果说卡特的道德批判是从左翼自由派的立场出发，那米尔西默和沃尔特就是从右翼保守派的现实政治出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重磅炸弹对打破在美国和西方在反以色列言论禁区上起到极大的作用。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被褪下了道德高地的华彩衣甲，而且其现实政治层面上对美国和西方的危害也被提上台面。

伊斯兰教义对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也是一个因素。按照伊斯兰教义，犹太人和基督徒是dhimis（意为“经书上的人”），他们收到伊斯兰律法的保护，但他们属于二等公民。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反客为主，以犹太人律法主导社会，无疑是蔑视伊斯兰的权威，这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伊斯兰教和古兰经本身不能说是反犹的。即使按照犹太学者的定义，反犹主义不是一切对犹太人的批评和指责，而是把犹太人单独列出来作为批评和指责的对象，而不顾同样的批评和指责也适用于其他族群，这才是反犹主义。作为一神教，古兰经当然把安拉和伊斯兰的教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其它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歪门邪道”，不信安拉的人都是该斥责的。从这一点来说，谈不上反犹不反犹，伊斯兰对所有异教都是一视同仁的。和基督教的圣经不同，古兰经提到犹太人并不算多，对犹太人有褒有贬，但都是对具体的犹太人群体而不是针对泛泛的犹太人民族。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把犹太人分为“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甚至语言和故事都和圣经新约相似。“好犹太人”也是可以上天堂的。对古兰经断章取义的解释当然有，基督教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不能算是伊斯兰教反犹的证据。由于耶稣只是伊斯兰教中的圣徒之一，伊斯兰教义对犹太人出卖耶稣并不像基督教那么义愤填膺，所以犹太人也没有了背叛耶稣的原罪。相反，基督教认为自己是犹太教的继承，上帝与世人的契约由《十诫》转译到耶稣，所以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对教义的正统性的争论。伊斯兰教没有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义里，古兰经是作为犹太人塔纳卡（Tanakh）和基督教圣经的原版，塔纳卡和圣经是后来人玷污和扭曲的伪作，所以也没有正统性的问题。

由于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经书塔纳卡（Tanakh）作为圣经旧约，犹太人的内容在基督教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不知道是否出于犹太人对正统性的争议，基督徒对犹太人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或者恐惧。但是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没有把犹太人像基督教那么当一回事，犹太人只是“经书中的人”的一部分。犹太人拒绝教化，但信仰坚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赞扬，比如著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里就有这样的叙述。即使犹太历史学者也承认，历史上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的压迫远不及基督教，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除了要遵守伊斯兰律法和服从伊斯兰权威以外，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基本不受强迫改信宗教、放逐或者杀戮的威胁。伊斯兰主导的西班牙摩尔人时代是犹太文化的黄金时代。伊斯兰世界当然也有压迫犹太人的事，但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基本上和旧时代对待外乡来的流浪手艺人没有太大的两样，是容忍和利用的对象，气不顺的时候自然会拿他们出气，但只要不挑战本乡人的权威，就不是刻意迫害的对象。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当然不是没有，西班牙犹太人哲学家Maimonides将亚里斯多德的理性哲学和犹太教的教义相结合，给犹太教引入了理性思辨的成分，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在日渐原教旨主义化的穆斯林政权压力下，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但不久后，出逃到埃及，并公开恢复他的犹太教信仰。埃及当局基于伊斯兰律法，要对叛教的Maimonides处以死刑，但在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萨拉丁的宰相的亲自说情后，留了一命，理由是对伊斯兰的改信是不能强迫的。这也成为后人对不能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先例而遵守。古兰经中，穆罕默德曾有过对犹太人的严厉斥责，但那也是有原因的。穆罕默德在多神教的阿拉伯世界中宣传合犹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的伊斯兰教，古兰经被认为是上帝和子民的契约的真本，塔纳卡和圣经则是被篡改的赝品。但穆罕默德依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天然的盟友，期望他们自然地接受包容并取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当麦加的犹太人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绝接受伊斯兰教时，穆罕默德当然很生气，愤怒斥责之，后果很严重，在今天被断章取义地用作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反犹的证据。事实上，圣经新约中，耶稣对拒绝接收他的教诲的犹太人也是同样愤怒，也是同样地斥责，但不能因此说基督教救世本质反犹的。

反犹主义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最先是奥斯曼帝国从治下的希腊东正教那里过来的，后来则是19世界来到中东的欧洲传教士传来的。19世纪也正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初兴的时候，反犹主义最先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阿拉伯基督徒所接受，然后才“伊斯兰化”的。

今天的伊斯兰世界里充满了反犹宣传，从极端的宗教领袖，到不负责任的媒体和政治家，言辞之极端、激烈为历史上罕见。阿拉伯世界的学校里，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的血腥叫嚣。这是彻底的反犹主义，但这一切开始于以阿冲突，是恨乌及屋的结果。这是犹太人的不幸，犹太人要回归锡安，寻求现实的和平和心灵的安宁，结果招来更多更深的仇恨。

联合国关于以巴分治的第181号决议在形成过程中，曾有两个方案。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双民族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移联邦的形式共治。另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以色列为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不属于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最后以巴分治的方案成为第181决议的基础，以色利为犹太人占55%的国家，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人占99%的国家，按土地面积来算，以色列占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约55%，巴勒斯坦占43%，其余的为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美国和苏联都投了赞成票，英国和国民党中国投了弃权票，投反对票的基本上都是阿拉伯国家。

联合国的分治明显有利于犹太人。在犹太人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犹太人定居点很是分散。联合国基本上把所有犹太人略占多数的地方都划给以色列，但只有阿拉伯人占绝对多数的地方才划给巴勒斯坦。然而，就是这样的分划也不能满足犹太人的胃口，48年的独立战争正好成为契机，犹太人以战争为名，乘机大肆抢占土地。一方面为犹太人的国家创造了生存和保卫的条件，另一方面为日后的以巴冲突埋下了祸根。

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人）已经不再质疑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权力，问题的焦点基本上在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可以由两个途径实现：和犹太人共享权力的双民族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两个独立的国家，既犹太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

双民族的以色列还是两国方案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有过争论。在20年代到48年独立战争之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占少数民族地位，双民族以色列为学术界所偏爱，倡导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具有同等权力，共享共建巴勒斯坦/以色列，爱因斯坦也对这个概念表示支持。但是不断升级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冲突和48年的独立战争在事实上把这个概念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和阿拉伯人分享的双民族国家。联合国181号决议在事实上也否定了双民族以色列的概念，而倡导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虽然最后只有犹太人的以色列得到建立，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到今天依然是空中楼阁。在理论上，以色列宪法保证以色列籍阿拉伯公民的权力，这有一定的双民族概念的意思，但在实际上，以色列的政策无不围绕着保障以色列的犹太性，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在强势的以色列的阴影之下，双民族的以色列似乎被遗忘，但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的巨大军事胜利带来了更为巨大的政治困惑：如何处置新近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西奈（在以埃大卫营和约归还埃及之前）以及其上居住的阿拉伯人。一方面，吞并这些土地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和军事意义，约旦河西岸是圣经上犹太人的土地，是所谓的撒玛利亚（Samaria）和犹太地（Judea），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隆都在西岸。在军事上，吞并这些土地大大加深了以色列的防御纵深，而在此之前，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走廊的最窄地段只有20来公里宽，在军事上实在难于防守。但这些阿拉伯居民如何处置呢？再像48年那样大量驱赶是不行了，尽管有几万居民确实遭到驱赶。把这些土地交还阿拉伯人是不可思议的，但吞并意味着必须给这些阿拉伯人以色列的公民权，这样犹太人将不再成为多数民族，以色列的犹太性就无从保证。贝京的利库德集团曾经赞同双民族方案，将以色列的疆界正式包括被占领地区，给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以以色列公民权，但以色列仍然必须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或者犹太人主导的双民族国家，即使犹太人占少数。在左右为难之中，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战术，既不给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公民权，又迫使他们接受以色列的军管，同时鼓励犹太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制造既成事实。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一些犹太人定居点被迫拆除。在这样的阴暗前景之下，双民族概念更难为以色列的犹太人所接受。但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当权益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两国方案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所接受。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对双民族和两国方案也是来回反复。在一开始，阿拉伯人根本不接受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一心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去。但在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巨大军事优势震撼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73年埃叙功亏一篑之后，巴勒斯坦人也意识到，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不再现实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也一度呼吁双民族的巴勒斯坦，这时轮到弱势的阿拉伯人呼吁双民族概念了。但此后几十年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双民族概念在阿拉伯人中本来就淡漠，现在更被视为天方夜谭。然而，在学术界中，双民族概念得到了新的重视，这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的根本出路，著名的巴勒斯坦裔东方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依德就主张双民族的巴勒斯坦。但现实政治使两国方案成为最现实的途径，奥斯陆协议和阿拉法特-巴拉克的大卫营会谈都是两国方案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和真主党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双民族方案，不过那是在伊斯兰主导下的双民族，犹太人“回归”到dhimis的二等公民状态，这才是“消灭以色列”的含义，而不是从肉体上把犹太人斩尽杀绝。当然，这是犹太人所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哪一个民族作为主导，都不是真正的双民族方案。

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是不屑一顾，果尔达•梅厄就有过一句有名的话：“从来就没有巴勒斯坦人”，因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只是恰好居住在这里的一半散沙而已。这不能说一无道理，但显然和殖民主义者对待原住民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这种态度的主导下，自然也没有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即使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也设法阻止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就有阻止巴勒斯坦独立成为阿拉伯人的民族国家的意图。然而，几十年的血于火，即使是强硬派也终于认识到，继续无视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已经在政治上无异于鸵鸟政策了。

现在一般接受的巴勒斯坦国的概念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度，历次以巴和谈也是以此为出发点，但困难重重。根据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阿拉法特和巴拉克的大卫营会谈的情况来看，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

1、以巴双方严重缺乏互信，谁都不相信对方将信守协议。
2、以色列拒绝将耶路撒冷在以巴之间分治，分治不仅在市政管理上造成麻烦，以色列也不信任巴勒斯坦能对犹太教圣迹妥善保护，并容许犹太人自由膜拜犹太教圣迹，巴勒斯坦人曾捣毁在圣经中出埃及期间犹太王约瑟的墓，在67年前约旦占领耶路撒冷期间，犹太人也不得参拜神圣的西墙；同样，巴勒斯坦也不信任以色列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迹妥善保护，并容许阿拉伯人自由膜拜，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在被以色列占领后的69年曾有过大火，烧毁了南翼，清真寺下有一条古代就有的地道，但有人怀疑以色列故意重新启用地道，造成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部分坍塌。
3、巴勒斯坦坚持要将国土连接起来，而不是被分割成两片互不相连的飞地，而以色列连放弃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以使巴勒斯坦飞地连片都不愿意。事实上，西安和加沙要连成一片，从以色列中间横穿是不可能的，那样以色列就被腰斩了，但要绕过以色列北端，从加利利绕过来，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隔开，在距离上是近了，但那是靠近加利利海的肥沃土地，也是犹太教的圣地，要以色列放弃简直不可能；从南端绕过来，把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隔开，要在内格夫沙漠中放弃大片土地，更不可能。
4、以色列决不容许敌对的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统治巴勒斯坦国，但要是巴勒斯坦国真是一个独立国家，谁来统治巴勒斯坦又不是以色列所能控制的，这就是以色列只愿意给与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而不愿意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以色列拒绝放弃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边境控制、进出口管理和领空控制，连共管都不行。巴勒斯坦军队当然是不被容许的，以色列的理由是：既然签订了和平协议，再保持军队就有违和平初衷。
5、水源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水源意味着生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主要靠地下水，但这也是以色列的重要水源，所以以色列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钻水井，，用水水平不得超过68年的水平，不得新开灌溉地；但在同时，却容许犹太人定居点钻更深的水井，用更强力的水泵。80%的地下水资源都被犹太人占有，而与巴勒斯坦人无缘。
6、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和补偿当然是最大的死结之一。

即使在英国托管时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但相对来说，规模有限。二战结束后，英国宣布将放弃托管，对巴勒斯坦实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治。在纳粹大屠杀下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大批涌入心中的圣地和犹太人的希望所在，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开始大大加速对土地的蚕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急剧升温，在48年的独立战争中达到顶点。

在战火的威胁下，大批阿拉伯居民被迫出逃。其中有由于恐惧而出逃的，但也有相当数量是遭到哈格纳武装有计划地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主要集中在犹太人居多数的城市（如海发和特拉维夫），通向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两侧，还有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内格夫沙漠。历史文件表明，本-古里安和拉宾都曾直接下令，驱赶位于战略要地的阿拉伯村落的居民。这些难民被驱赶过战线了事，在战后也不被容许返回家园。一些曾被阿拉伯军团驻扎的村落，或者在战争中帮助过阿拉伯军队的村落，很多都成为种族清洗的牺牲品。即使依据犹太历史学家的记录，在驱赶过程中，烧杀淫掠都有发生。哈格纳的行动当然有战争中对失败者的报复的成分，但更大的因素是将被分割的犹太人据点连接起来，使新生的以色列在军事上具有更好的防御态势，并为正在涌入的犹太移民提供定居的土地。

与此同时，出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颜面尽失的羞恼，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强烈的反犹风暴，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安居的犹太人成为牺牲品。在这当口，新生的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最后避难所，出于快速增加犹太人人口以建立充足国力的原因，以色列也十分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一推一拉，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犹太难民的大量出逃。

48年独立战争之后，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70多万（联合国估计数字）阿拉伯居民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被迫流散到约旦、黎巴嫩、加沙、约旦河西岸等地的难民营里，其中大多数一直留居到现在，加上难民的子女，现总数约4百万。阿拉伯政府对这些难民的态度是令人发指的，听凭其自生自灭。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通过决议，指令成员国不得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以避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随时间自然消失。一些国家（如黎巴嫩）对巴勒斯坦难民所能从事的职业和能够拥有的财产（房产、土地）横加限制。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帮助，很多难民家庭将遭受更大的苦难。与此同时，原居住在阿拉伯国家的80多万（犹太人组织估计数字）犹太人也成为难民，其中约60万最终移居以色列，其他的移居到欧美国家。对此，联合国基本上没有过问。犹太难民基本上是以色列自己在世界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消化掉的。

以色列独立战争一结束，联合国就主持难民问题的洛桑会议，确立了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家园的原则，对于不能返回的难民，以色列应该予以补偿器安置费用。在会上，以色列提出容许1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但这10万包括2.5万“自说自话”潜回的巴勒斯坦人，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承认现有边界，并消化其余的巴勒斯坦难民。一心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阿拉伯国家当然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依然是流离失所的难民，阿拉伯国家对容纳和消化巴勒斯坦难民一点也不热心，犹太难民则已经融入以色列的主流社会。犹太人一方面对这个事实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或许暗地里希望巴勒斯坦难民也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那样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自然消失了？即使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地位问题得到了解决，依然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还是一个定时炸弹。以色列右翼希望通过“居民置换”来永久性的解决难民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以约旦河为界，把约旦建成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约旦去。作为交换，原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由于这些犹太人在48年后实际上已经基本上都移居以色列了，所以实际上只有巴勒斯坦人需要迁徙，犹太人不需要移动了。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遭到巴勒斯坦人、约旦和阿拉伯世界的当然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反对。

以色列在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出家园后，制定了几部法律，其中的《紧急状态法》规定军队有权以安全为理由制止任何人的自由行动，包括禁止主人到自己的房产或土地上去。《反渗透法》不准巴勒斯坦难民擅自回到自己的家园，发现者以非法渗透的罪名惩处，并驱逐出境。但争议更大的法是《无主土地法》，规定政府可以将无主土地和房屋收归国有，并分配给犹太移民。这样一来，大量被驱赶出去的难民的房屋和土地就“自动”成为无主财产，被分配给犹太人了。据1954年的统计数字，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定居在这样的“无主土地”上，约三分之一的犹太新移民也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人“腾出来”的房屋里。很多巴勒斯坦难民至今带着故乡房屋的钥匙，作为家园的象征和返回故土的决心。从一开始，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和过程就是以巴和谈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难民是一个显眼的问题，但已经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个远为微妙的问题。在48年独立战争中，部分阿拉伯人没有离开家园，部分离开了家园，但最后易然定居在停火线的以色列一方，这些阿拉伯人都成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三大部分组成：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还有少量游牧的贝都因人。德鲁兹人和犹太人很亲近，在独立战争期间就站在犹太人一边和穆斯林战斗，所以一直得到信任和重用。今天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公务员中，有不少是德鲁兹人。以色列国防军中还有两名德鲁兹人少将，这是除总参谋长外最高的军衔了。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遍布从摩洛哥到约旦的整个北非和中东沙漠。他们和阿拉伯穆斯林也合不来，在以军占领加沙期间，贝都因人经常充当以军的眼线，很是遭穆斯林的恨，所以在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和约、从西奈撤退时，部分贝都因村庄被整体搬迁到以色列的内格夫沙漠重新安置，以免遭穆斯林的报复。按照以色列法律，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都必须服义务兵役。阿拉伯基督徒不必服兵役。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在英国托管期间，巴勒斯坦人口中曾有多达40%的基督徒。阿拉伯基督徒有原始的科普特派，十字军的后人，自称早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居住此地的“真正土著”勒万特人等，在教派上有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科普特教派、罗马天主教等，十分复杂。阿拉伯基督徒在种族上认同于阿拉伯人，但夹在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冲突中，左右为难，只有利用欧美国家对基督徒的同情，大量移民，加上生育率低，导致基督徒人口陡降。德鲁兹人、贝都印人和基督徒都不是以色列的心病，在以色列阿拉伯人80%以上的穆斯林才是。穆斯林可以志愿参加以色列军队，但不必服义务兵役。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占人口20%以上，在理论上享有和犹太人同等的政治权力，但在以色列议会中，阿拉伯议员只占10%，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政治限制，很难想像阿拉伯人会不选阿拉伯议员。以色列的公务员中，阿拉伯人的比例更低，只有6%的公务员是阿拉伯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从独立战争开始就和犹太人结盟的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所有政府文件都以希伯来文发表，以后才有英语或者阿拉伯语的译本。类似地，以色列的土地80%归国家所有，15%归犹太人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oundation，简称JNF）所有，剩下的私有。犹太人民族基金会的土地明文规定不准出售给阿拉伯人，国有土地在事实上也不出售或租赁给阿拉伯人。虽然在理论上国有土地是可以出租给非犹太人的，也有出租土地给贝都因人放牧的事情，但这些与其说是普遍的事实，不如说是装点门面的个例。以色列最高法院在2000年判决这样的做法违宪，但2007年以色列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最高法院改判。

犹太人最忧心的还是未来的人口构成。阿拉伯人的平均年龄低于犹太人，生育率大大超过犹太人，其中穆斯林尤其如此，在几十年内超过犹太人而成为多数民族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最悲观的估计再2035年就可能达到多数民族的地位，因此引起犹太人的极大恐慌。但他们已经是以色列公民，守法安居，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他们的公民权。

在以阿冲突日渐激烈的近几十年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忠诚也开始受到怀疑。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人，比较极端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甚至声称“我的国家正在与我的民族为敌”（My state is at war with my nation）。在近年的示威和自杀炸弹事件中，就有以色列阿拉伯人参与。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近5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士兵是正当的，近90%认为以色列飞机轰炸黎巴嫩实非法的，尽管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是真主党火箭的受害者，还是有48%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真主党的攻击是正当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色列阿拉伯人日渐在政治上要求与犹太裔公民有真正的平等，将以色列变成“所有公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国家，至少是阿拉伯人真正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的犹太人国家。这种对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地位的挑战被不少犹太人看成对国家的不忠。75%的犹太人不愿和阿拉伯人作邻居，60%不接受阿拉伯人来访，50%认为政府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移民出以色列，40%认为应该取消阿拉伯人的选举权。

出于对江山变色的恐惧，以色利右翼提出另一个“居民置换”的想法，提出将部分在西岸和加利利的阿拉伯人聚居区划归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而巴勒斯坦则放弃一些西岸的犹太人已经定局的地方，这个想法也遭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反对。

如果说历史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盘散沙的话，过去60年的血与火使巴勒斯坦人具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认同。犹太复国主义要通过重建以色列来重建犹太民族，却意外地同时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犹太人期望巴勒斯坦人自动放弃回归巴勒斯坦，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如果面对占领家园的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也形成了自己的“回归锡安”的情节，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了。

由于回归的犹太人和世居的阿拉伯人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紧密交错，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有极大的困难。如果分治是因为两个民族的高度敌对，那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势必将成为以色列的军事威胁，这是明摆着的事，也是以色列拒绝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因。分治使制止冲突的懒汉办法，分治并不能带来和平，印巴分治就是先例。但永远拒绝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力在道义上和现实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道义资本和以色列在国际上的支持相关，一个得不到西方主要强权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是难以持久的。以色列最终的出路不在于以巴分治，而在于一个双民族、和平共处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多数还是阿拉伯人多数。但以色列的现实政治使这个前景十分遥远，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

以色列主要是由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打出来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大体上可以算作犹太人下层和劳工阶层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犹太人的生存需要。但雅勃廷斯基的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在现代以色列政治中开始主导。相对来说，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右倾，代表了犹太人的功利。于此而来的是基布茨运动的衰落，和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化。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思想上的差异，前者强调依靠自己，后者强调依靠大国政治，只不过改“独立但效忠于英国的以色列”为“独立但效忠于美国的以色列”，还是不改“靠大边”的本质。大国政治在很长时间内被以色列运用得游刃有余，但英国在以色列建国前，对阿拉伯人的反犹暴动不堪其扰，改开始时的支持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立场，为后来组织犹太人回归，但最后撒手不管；今天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否会因为对美国利益的长期损害而转向，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历史上冤家对头了2000年，但基督教新教中的福音派最终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一支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Christian Zionism）。他们对犹太人的同盟地位也是利用性质的，因为圣经中把犹太人回归圣地作为救世主再次降临的先兆之一。不过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联盟也不是没有隐忧的，因为圣经中的另一个先兆是犹太人不光大批回归圣地，而且接受了基督教，而拒绝接受耶稣的犹太人在最后的审判中死去。前者通过人为的努力已经发生了，后者在两千年的强迫和诱导中也没有发生，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生。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说，和基督教的结盟也是权宜性的。中世纪的犹太先哲、被誉为犹太人的亚里斯多德的Maimonides就曾经说过，基督教使得更多的人们接受“十诫”和塔纳卡（背基督教接受为圣经旧约），接近犹太教的语言，使向信仰犹太教的最终转化容易得多，所以是可以利用的同盟军。西方一直流传着一个奚落穆斯林的笑话，说外敌来了他们联合起来打外敌，外敌打跑了他们就自己打自己，自己也打没了就兄弟之家打。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何尝不是一样呢？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然而在今天，以色列在客观上成为基督教世界在中东对抗“邪恶”的穆斯林的十字军，这个历史相似性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人的集体记忆中淡忘，阿拉伯人依然在盼望第二个萨拉丁的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地从穆斯林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耶路撒冷，十字军建立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但在几百年后，还是被萨拉丁率领统一的阿拉伯的军队所夺回，电影《天堂王国》（Kongdom of Heaven）说的就是这段故事。要是历史不重演，只有打破历史的死循环，放弃冲突，和平共处，建立双民族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由于历史的原因，犹太人有浓重的集体的受害者情节，感到孤立无助，任人宰割，所以在遇到敌对行为的时候，容易激起历史悲情，坚信自己的道德高地，将一切都归结为民族自卫。巴勒斯坦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被迫害者，当然也积聚起自己的受害者情节。面对不断的挫折，更是激发了悲情和绝望，也是只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以巴冲突的终结，当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事，但由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只有以色列对于和平进程有真正的主动权，只有强势的以色列采取主动，才可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有建设性意义的妥协，巴勒斯坦人即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真正推动和平进程。然而，以色列只愿意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的支离破碎的有限自治区域联合体，这离巴勒斯坦人要求建立正常国家的愿望相差太远，其结果只能是继续升级的冲突。

借用本-古里安对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的说法：“假如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向以色列妥协，道理很简单：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来自以色列，但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这对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意义？的确有反犹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希特勒和奥斯威辛，但是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错吗？他们只知道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他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自己也说，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会“加入恐怖组织”。事实上，以色列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恐怖主义攻击并不忌讳，前总理沙米尔曾经是勒海负责对占领英军组织恐怖攻击的人，他就公开说：“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斗争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传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在于侵略者（英国）的斗争中，恐怖主义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两千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心中的锡安。这应该是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是犹太人安居和繁衍的土地。但60年的血与火没有带来和平，曾经似乎伸手可得的和平反而越离越远。这是犹太人所期盼的锡安吗？锡安在哪里？

密银 · 发表于 2016-12-27 13:55:39

好沉重的话题，也几乎是无解的话题，反正以我的智商我想不到答案。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7 14:08:43

密银发表于 2016-12-26 23:55$ e) |9 V0 l8 ]/ Z3 J
好沉重的话题，也几乎是无解的话题，反正以我的智商我想不到答案。

谁要是找到解决的办法，哪怕只是指出切实可行的思路，都是货真价实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料，比那个300年要强太多了。

loy_20002000 · 发表于 2016-12-27 16:04:25

慢慢看。好文。

龙血树 · 发表于 2016-12-27 20:34:25

叹息

grass · 发表于 2016-12-27 22:35:42

美国在中东收缩，就是出卖犹太人。二战前，欧洲的排犹将出现在中东。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7 22:38:17

grass 发表于 2016-12-27 08:35
. [' W4 i# o- j美国在中东收缩，就是出卖犹太人。二战前，欧洲的排犹将出现在中东。

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五月 · 发表于 2016-12-27 22:58:36

从2001年开始，我就一直在说，操纵美帝中东政策的，正是以色列。

目前中东乱局的最大获益者，只有以色列。美帝承担了所有的成本和后果，花费了超过万亿美元的军费，什么好处没有捞到。

从推翻萨达姆开始，然后茉莉花革命，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叙利亚，这些对以色列有威胁的中东强国纷纷陷入战乱不能自拔，从而不再构成对以色列的威胁。中东没有陷入混乱的只有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一干废柴和波斯人伊朗。

美帝自带干粮为以色列做嫁，迟早会引起美帝自己内部的反弹，美国毕竟是美国人的美国，不是犹太人的美国。奥巴马正是代表这种反弹的意见。有意思的是犹太人似乎永不知足，在奥巴马任内公开叫板美帝政府。现在闹得欢，将来拉清单。这个道理他们永远不懂，或者不承认。

天朝挺会来事儿的，川总你不是想闹事吗？老子先打以色列的PP，然后静静看你们撕B。呵呵。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7 23:09:24

五月发表于 2016-12-27 08:58! J! D& I, U" _( {
从2001年开始，我就一直在说，操纵美帝中东政策的，正是以色列。/ n9 C: \ I& F9 K9 q4 ]

, Q2 T5 C1 R: y+ D7 T8 I U" q目前中东乱局的最大获益者，只有以色列 ...

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操纵确实很厉害，不光是手段高强，层面也深广。但犹太人过于操控，影响到美国利益，也正在引起反弹。10年前米尔斯海默的书就提到这事了，他对现代美国政治的影响仅次于亨廷顿。亨廷顿也说起过这事。

Delrio · 发表于 2016-12-28 11:37:07

晨大，捉个虫子。以色列的国徽应该是七只烛台，国旗才是大卫星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8 13:13:16

Delrio 发表于 2016-12-27 21:370 S# {1 K: _+ {" i$ _% J( Q o
晨大，捉个虫子。以色列的国徽应该是七只烛台，国旗才是大卫星

谢谢指出。你是对的。

togo · 发表于 2016-12-29 10:51:29

晨枫发表于 2016-12-25 19:12* y' l5 \8 Z7 v
一、渴望锡安$ l- p" ?( s' B! W4 \: y2 c$ u

3 A1 [. d9 j4 |! e6 C6 { F犹太人对锡安的渴望始于“巴比伦之囚”时期。

当年在西河就收藏了此文，太长了，一直没有看。是不是重贴省略了很多图片

今天从头开始拜读，第二段有关巴比伦囚徒的内容，终于让我了解了一首老歌 rivers of Babylon到底在唱什么。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eah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When the wicked
Carried us away in captivity
Required from us a song
Now how shall we sing the lord's song in a strange land

用圣经旧约作为歌词，，这么沉重的话题也能用DISCO表达出来。

晨枫 · 发表于 2016-12-29 13:27:21

togo 发表于 2016-12-28 20:51( n* A$ o/ l0 ]$ O3 N
当年在西河就收藏了此文，太长了，一直没有看。是不是重贴省略了很多图片
/ G' i" e. |+ F- i$ s# r& D3 p+ i+ E2 a; L/ v" v9 X
今天从头开始拜读，第二段有关 ...

对，所有图片统统省略了，其实有点可惜。不过图好多，重贴太费事了。

小米粒 · 发表于 2016-12-29 14:32:57

铁血征伐人类史

晨枫 · 发表于 2023-10-14 02:16:03

2006年写的，2016年重贴，现在又要重贴了。

以巴着死结越大越深了。

【旧文重贴】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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