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0-4-8 1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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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大好,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值得玩味的,因为铺陈开来会变成后面的路线差异。但这个就在我的能力之外了,我尝试着回答您列出来的一些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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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的钟摆在1976年出现微小的偏差,让周恩来的生命延续至1981年,而毛泽东依然在1976年9月离世,那么肯定不仅仅是人事更迭的变动,更有可能是政治伦理与改革逻辑的根本重构。在这个假设的平行时空中,也许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平稳、温和的过渡期,但同时也可能面临一场更加漫长、心理负担更加沉重的思想解放与回归的历程。4 m) D8 I) N1 o9 k!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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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关于权力的交接与格局,华国锋的历史机遇肯定不复存在。在真实的历史中,华国锋之所以能成为接班人,前提是周恩来的逝世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毛泽东对“四人帮”和老干部两派都不放心的折中选择。若周恩来在世,作为党内威望仅次于毛泽东的元老,且实际掌握着庞大的政府行政体系与外交网络,毛泽东在临终前很难绕过周恩来去确立华国锋的绝对核心地位。即便毛泽东出于政治平衡依然给予华国锋某种名义上的高位,一旦毛泽东去世,周恩来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党内实际的定海神针。对于“四人帮”的处理,也很可能不再需要叶剑英、华国锋通过“怀仁堂事件”这种雷霆手段来解决。周恩来拥有合法的党内程序主导权,他极大概率会通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利用他在党、政、军中无可比拟的号召力,以组织的名义在组织程序上剥夺“四人帮”的权力。这很有可能将是一场更早到来、且更具法理正统性的政治变化,也许中国社会将避免1976年那种惊心动魄的动荡感,更早地回归秩序。7 O9 ~6 j) R8 z& l8 P1 d( x
! j6 z1 E e$ ~再说说人事任用,邓小平的复出将是毫无悬念且更为迅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治国理念上有着高度的默契,1975年的整顿本就是周恩来病重期间委托邓小平进行的。周恩来若掌权,他急需一位懂经济、有魄力、能“打硬仗”的干将来收拾局面,邓小平是最好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人选。然而,一旦到了这个局面,二人的关系将可能变得微妙。在真实历史中,邓小平复出后成为了实际的最高决策者,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面前没有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但如果周恩来在世五年,邓小平将一段时间处于“二把手”或具体执行者的位置。而周恩来的性格向来是“举轻若重”、绵里藏针,倾向于平衡各方利益;对应邓小平则是“举重若轻”、大刀阔斧,敢于打破常规。这两种性格差异在改革初期可能互补,但在走向深层体制改革时,可能会出现节奏上的错位;但也许只是五年的话,可能会影响不大最终回到原有的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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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 w2 P* o6 Y$ G2 ^晨大您说的最引人深思,也最为纠结的,莫过于对“文革”的评价以及“三七开”的问题。这其实也正是这个假设中最沉重的部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之所以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进而彻底否定“文革”,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是被打倒的“受害者”。他们否定文革,至少在心理上是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和政治正当性的,那是“拨乱反正”。然而,周恩来的角色截然不同。他在文革全过程表现的“苦撑者”,是国家机器在混乱中依然运转的维护者,但同时,他也是文革决策的关键执行者。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部分人,他不得不签署逮捕令,不得不喊违心的口号,不得不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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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 V4 V# d2 [7 P, C如果由周恩来主持1976年后的局面,要他像邓小平那样斩钉截铁地搞“三七开”,甚至彻底否定文革,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极度残酷的自我否定(从我的理解,周未必做不到,但是如我文章所言,他很可能会从大局出发权衡)。否定文革的每一个具体错误,都可能牵扯到周恩来当年的签字或批示;追究毛泽东晚年的责任,更是挑战周恩来一生恪守的“忠诚”与“相忍为国”的政治信条;甚至都有可能会担心挑战组织的既定方针和使命达成。因此,周恩来主导下的“拨乱反正”,极有可能会陷入一种“只做不说”的境地: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恢复经济、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但在指导思想和历史决议上,可能会尽量模糊处理,避免进行公开、尖锐的批评。像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深刻、彻底的文件,在周恩来主持下恐怕很难直接出台,或者会以一种更加折中、更加温和、保留更多“面子”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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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P9 b- G9 n H但这种局面也许将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经济上的恢复性增长会很快,基于“四个现代化”的工业建设会加速,但在思想解放的深度上,可能会大打折扣。没有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决裂,没有对个人崇拜的深刻反思,市场化改革的步子可能仍会在之前“计划经济为主”的统筹中。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运行良好的、渐进的计划经济国家,但同时也可能未必能像后来那样爆发惊人的市场活力与改革动力。0 V& H. g1 F7 h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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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如果周恩来活到1981年,中国也许将幸运地避开华国锋时期的短暂徘徊,社会创伤的愈合会更加平稳温情。但是,历史也许正是因为残酷才显得深刻——周恩来的离世,虽然是巨大的民族悲剧,但也在客观上消除了来时路的影响。也许也正是因为没有了这样位德高望重的人来压阵和缓冲,邓小平这样毫无包袱的改革者才能横空出世,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百无禁忌的同过去彻底切割,杀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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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 @& I! K1 }0 N/ l7 E' H7 [* v但这样会延伸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如此,那么后来那场春夏之交的大事件还会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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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当是一个思考题吧,我不会再继续说了,看大家讨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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