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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戚本禹回忆录摘录: 热度 46 mark 2017-6-12 20:10; 邓小平映像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邓当年也是书记出身，做这种会议归纳真是小菜一碟批判邓小平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张云逸后来不知道有没有挨整关于粟裕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不知道是真病还是假病，如果是假病，粟裕真的是太聪明了。抓捕戚本禹前的告别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也够文艺的。。。关于饶漱石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代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党性太强真不是好事。饶漱石是不粘锅，去世这么多年都没人帮他说两句好话。唯一能帮他说两句的还是一个放出来的反革命。。。; 个人分类: 历史|3790 次阅读|22 个评论

分享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 “泰山北斗” 的地位（转）: 热度 1 gordon 2017-4-7 15:02; 　　我是1951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1951 年我进入北大到2008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58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2006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年他已94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年他3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7岁时，父亲病故，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那年（1917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年，方显廷先生18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第二年（1929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1931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19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第47、135页）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第71页）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同上）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有相当密切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为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第138-139页）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同上书，第 141页）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6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同上）。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 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1939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参看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119页）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 （第111页）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1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内，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道”。（第 175页）　　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刊物，创刊于1950年）上，发表了方显廷先生撰写的《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引起了国外经济界的注意。方显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他用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文章中写道：“生产的恢复受益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文章还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 　　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出版了。这里记录下方显廷先生一生的主要论著。国内人士尽管过去对方显廷先生的学术贡献了解不多，但我深信，历史是公平、公正的，只要认真阅读了《方显廷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著述，就一定会了解方显廷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治学方法、学术成就，以及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2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无情未必真豪杰: 热度 36 皇家骑警总监 2017-1-30 11:25; 钱壮飞离开南京的那一天，曾与12岁的儿子钱江有过简短的对话。钱江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那一天的早晨，他的两眼含着泪光，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向我问长问短，问：“你会做饭吗？”我当时说：“做饭？我不会，但是我会煮面条。”问完后，父亲就摸着我的头说：“你去上学吧！”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短短的话别，竟成永诀！自那天起，钱江就再也没见过父亲钱壮飞了。每每读到这样的片段，眼角都似乎有一丝泪光。; 122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沙兹利中将回忆录 2《跨过苏伊士运河》: gordon 2016-10-18 02:54; 　　　　在本书一开头，我就列举了运河以及东岸防御配系构成的许多障碍：（1）高出水面三码的混凝土河岸。（2）敌人在东岸修筑的高达六十英尺的沙垒：（3）巴列夫防线上三十五个要塞卫的一个步兵旅—如果我们给了敌人警报时间，该旅还可得到两个装甲旅的增援，这两个旅将从沙垒顶上的既设阵地向我们的突击部队开火，（4）以色列的秘密武器——他们使运河水面变成一片火海的能力。为了克服这一切障碍，我们采用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依次研究每个问题，甚至把每个问题再分成若干个更细小的问题加以探讨，直到一点一滴地找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为止。　　　　　显而易见，根本问题是在沙堤中开辟通路。若无通路，我们既不能架桥，也无法建立门桥渡场。而没有桥梁和门桥，我们就不能把坦克和重武器运到对岸，我们的步兵也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顶住反击，面不管他们在渡河过程中获得了多大的胜利。　　　　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我就任参谋长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极不完善的解决办法。一旦可以得到头几波步兵的火力掩护，工兵就立即乘橡皮舟渡河。他们将用铁锹在沙堤上挖洞，填入炸药，后撤二百码，然后引爆。其理论是：洞挖得越深，装的炸药越多，很次爆破掀走的沙土就越多。事实是，在沙土中几乎不可能深挖洞，因为沙能流动，会使你前功尽弃。我们知道要有多宽的缺口才能通过车辆。因此，作一下简单的计算就可看出：我们的工兵每开辟一条通路，就要迅速清除大约一千九百立方码的沙土，而且很可能还要在敌方火力之下进行这项工作。如果使用炸药，掀走的沙土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百五十至四百立方码，尚余一干五百立方码或者更多的沙土要用手工或推土机（如果我们能将推土机运上岸的话）清除。　　　　在我接任参谋长的头几个星期内（一九七一年五月和六月），工兵组织了几次昼间和夜间的表演，让我看看他们如何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不能令我满意。首先，此法有危险。我们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战斗中使工兵的爆破同步兵的渡河行动紧密配合，从而使我们的部队既不浪费时间，又能在危险关头位于爆炸半径之外呢？就我所知，唯一的办法是将起爆时间推迟到所有的步兵都已过河之后。但是，这将使架桥和组装门桥的行动至少推迟四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的步兵要再冒四个小时的风险，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抗击敌方装甲兵的反击。其次，如果采用此法，我们就要在人力和器材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采用此法强行打开一个缺口，看来需要六十个人、一台推土机、五百磅炸药和五、六个小时不受敌方火力干扰的工作时间——每条通路总共需要大约一千二百个工时。可是，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必然会成为敌方炮火袭击的目标。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向工程兵司令加麦尔#8226;阿里将军分析了上述情况，并且责成他另行设法。他立即回答说，他手下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曾经建议用水龙冲开通路。这在修建阿斯旺水坝时已经作过试验，然而那时使用的水泵太重，搬运不便。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橡皮舟载过运河的轻型水泵。这个办法听上去既高明又简便。我让阿里将军安排一次表演。几天之后，一九七一年六月，我们使用从各地搜罗来的三台英制水泵进行了第一次试验。　　　　此法很管用。我们发现，冲掉一立方码沙土，只需一立方码水。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种水泵的最佳配套方案。英国马上获得了意外的经济收益。我们订购了三百台试验时使用的那种水泵。首批水泵于一九七一年底到达，其余的水泵在一九七二年初到达。试验表明，五台水泵可在三小时内冲走一千五百立方米沙土。后来，我们又购买了一百五十台德国水泵，其功率大于英国水泵。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两台德国水泵和三台英国水泵，可在两小时内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种绝妙的解决办法，并从一九七一年七月起，成了我们选中的办法。我赞颂那位想出这个办法的年轻工程师及其想方设法使之臻于完善的同事们。（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据被捕的一名以色列间谍的口供判断，以色列情报部门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办法。对此，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有点儿感到意外——因为我们进行过数百次试验。）　　　　易燃液体是另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使我们计划中的一切行动都无法进行。一九七一年六月，工兵也表演了如何对付这种液体。他们的办法很原始——身穿防火服的消防队用棕榈叶扑灭火焰。他们的想法是先将大片火海驱散，化整为零，然后一一扑灭。另一项建议就是组建装备化学灭火器的两栖消防部队。　　　　这两种方案既笨拙，代价又高，于是我都拒绝了。经过深入研究，我只好得出如下结论：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不让敌人有机会使用这种武器。这个办法看上去很难，做起来却比较容易。敌人的那套系统由以下各部分组成：油罐（容量约二百吨），油管和河岸上的喷油口，控制装置。它有两个弱点。为了减少事故，每个油罐和喷油口均离控制该系统的要塞数百码。虽然油管埋于地下，但是河岸上的喷油口在低水位时却露出水面，高水位时也只是俺没在水面以下二英尺处。袭击组可在进攻前几小时偷偷地过河，堵塞喷油口，或者炸毁油罐。我们还可以用炮火破坏油罐，使油漏到沙土中去。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喷油口都堵住。但是，运河的流水可将燃油带向下游。这很好！我们可以将渡河点选在最近的喷油口上游。如果以上办法都不灵，我也不认为我们真要进行灭火工作。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把一个渡河点选在未曾堵住的某个喷油口的下游，我们只好推迟到火势减弱后再渡河。（在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否认有这种系统。对此，我嗤之以鼻。我只能设想，他们是怕说出这种卑鄙的武器会沾污他们的形象。）　　 *************************************************************************** 　　　　——装备步兵　　　　上述种种只不过是跳越更高的障碍前的助跑。我们要解决的更大的难题是：使步兵到达东岸后能够守住桥头阵地，抗击敌方装甲兵的进攻。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门桥要到H+5至H+7小时才能开始使用，桥梁则要再过两小时才能架好。在H+12小时以前，我们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不会大批到达对岸。（在 H+18小时以前，后勤部队与分队不会与其原属部队会合。）　　　　这实质上很象一次空降作战：伞兵空投到敌后，奉命在向前推进的主力前来解围之余，只能靠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和给养，坚守一、两天的时间。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敌方发起反击之前，伞兵通常可以指望利用突然性争取到一段喘息时间，而我们的步兵几乎从渡河行动的一开始，就要准备抗击得到空中支援的敌方装甲兵的冲击。　　　　装备是现成的。我们可以给士兵配备用于击退装甲车辆的反坦克导弹，和用于对付低空飞机的萨姆-7轻便导弹。我们可以给他够用二十四小时的弹药、口粮和水。我们还可以给他配备反坦克地雷，用于加强由若干个散兵坑组成的防御阵地，使之成为支撑点。可是，我们怎能指望他带得动这么多的武器装备呢？　　　　这的确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一名士兵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不得超过六十至六十五磅，否则其战斗力就会显著下降。我反复默诵伞兵的一句历史悠久的格言“多一点火力，少一点无用的花架子”，并在面前放上几张空降旅的单兵装备表，坐下来着手进行没完没了的计算重量的工作。　　　　首先考虑生存的需要。为了坚持二十四小时，加上一点备用品，以防因遇到麻烦或者迷路而拖长时间，每个士兵将需要五磅口粮、四磅半水、一顶钢盔、一个野战背囊和简单的被服，总重二十五磅。此外，还可以携带四十磅武器。　　　　这对于标准步兵说来已经足够了。他的步枪、三百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重约三十五磅。但是，携带轻便支援武器的步兵怎么样呢？其武器装备的清单令人望而生畏：反坦克导弹（俄国人给它定的代号是“马洛特卡”式），萨姆-7导弹（代号“斯特雷拉”式），82毫米迫击炮，我们自制的反坦克炮，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B-10和B-11型），火箭筒，中型机枪，12.7毫米高射机枪，喷火器，等等。这些武器都很重。操作手们绝对带不动这些武器和为抗击反冲击所需的最低限量的弹药。　　　　解决办法是由编成突击组的步兵们分摊负担。（这听上去很容易，但是如果要让组内每个成员仍能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那就不容易了。）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获得成功。每个步兵师最后的装备表拟妥后，单兵负荷仍为六十至七十五磅不等，有的甚至负荷更重。　　　　此法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当我盘算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改进措施倒可以做到。例如，我们的制式野战背囊对于首批突击部队中的二千名军官和三万名士兵说来不适用。这种背囊太重，并且还有其他缺陷。而水壶却又太小。我向武装部队军需部长纳瓦德#8226;赛义德将军提出了我们的需要。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赛义德将军己经设法向我提交了五万个容量各为四点五品脱的水壶。改革背囊的工作则较难。不同的士兵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任务，此外还需要通过减轻重量使突击组行动方便，这意味着会有几十套不同的单兵装具。理想的野战背囊要能适应每套装具，这是后勤上的一大难题。我们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许多次野外试验。最后，我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批准了五种步兵野战背囊，削减了装具数量，只剩下必不可少的装具。当年十月以前，干劲十足的赛义德将军交付了五万个背囊，足敷三万二千名突击步兵之需，而且还留有百分之五十的机动数。我们一切都因陋就简。例如，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我们的突击步兵不仅装备有供夜战使用的红外瞄准镜和星光瞄准镜，而且装备有电焊工的护目镜。在消耗战中，敌人在坦克和卡车上安装氙气探照灯，使我们在敌后活动的袭击队头晕目眩而无法活动。电焊工的护目镜可以使探照灯归于无效。第一波步兵还配备了简单的绳梯（共一千四百四十付），以便从沙垒上悬挂下来，供下一波步兵攀登而上。　　　　重量仍是一个问题。为减轻负荷，我们去掉了一些重要的装备。轻便支援武器将只带极少的弹药——我估计只够激战一小时之用。突击部队将不配备地雷、探雷器和炸药，测距仪和无线电（为西岸掩护炮火观察弹着点和指示目标），以及在昼间和夜间指引支援部队与突击部队会合的路标。我们要另想办法：　　　　敌人给了我办法。一九七○年一月，我到红海军区就任司令官时，已经研究过敌人以往在该地区遂行的所有作战行动。其中一次行动是在我抵达该地区的几个月之前炮击萨法贾港。这次行动使我大惑不解。于是，我就去检查依然历历在目的弹坑。这些弹坑只能是120毫米迫击炮射击后造成的。因此，这是机载迫击炮分队实施的一次袭击。我们知道120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再设想一下假如我是敌人的指挥官，我会选择何处作为直升机着陆场，因而不难在地图上标出两个最可能的地点。我们驱车前往寻找着陆场，没走多远就发现了迫击炮射击阵地的蛛丝马迹。在遗弃的物品中，有一辆粗制的四轮小车。　　　　我当过特种部队司令官，因此对这辆小车很感兴趣。它结构简单，精巧合用。我把它放到汽车上带回司令部，召来技术主任，要他制作六辆这样的小车。他看了一下小车，声称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只是车轮有问题，因为武装部队中没有这么小的车轮。他想起了维斯帕车轮——维斯帕是我国年轻人十分喜爱的小型摩托车。我给了他假期，让他到坎图-—开罗出售旧车零件的市场——去搜罗一番。造好第一辆样车后，我们进行了试验，以便确定其最佳负荷与尺寸。然后，我们又制造了五辆。我们发现，使用这种小车，在两、三英里的崎岖路程上，两个人最多可拖拽三百七十五磅的物资器材。　　　　现在，作为正为装备突击部队而操心的武装部队参谋长，我想起了这些小车。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召见了总司令部车辆部部长加麦尔#8226;西德基将军，给他看了一辆我们的红海小车，然后说道：“我要一千辆这样的小车。”几天后，西德基又来了。车轮仍是一个问题。即使将坎图市场上的车轮搜购一空，装配起来的车辆也超不过一百辆。我们必须自制车轮，或者从意大利进口，这就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表示同意。　　　　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有了一千辆小车。一九七二年十月，又有了一千辆。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共拥有了三千辆。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的步兵冲击运河对岸的敌军防线时，身后拖着二千五百四十辆小车，一共载有三百三十六吨作战物资。若按每人除自身必需品外还能负重四十磅计算，那就要用二万二千四百名非武装人员 ——民夫——去搬运突击部队拖带的物资。　　　　装备可以大大地提高步兵的战斗力。但是，仍有一个核心问题尚未解决。在五个各宽四英里的地段上渡河的三万二千名官兵，有可能完成摧毁巴列夫防线和击退反击的任务吗？尤其是在敌军第一线坦克部队（三个旅，三百六十辆坦克）至多在两小时内即可投入战斗，以及西奈以军另外四个装甲旅和四个步兵旅可在（据我们的国防情报部估计）六至八小时内赶到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任务吗？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设想我们的三万二千名官兵可以同时到达对岸。他们将分成若干个波次渡河，各波的兵力、武器和装备均不相同。第一突击波最大，由四千人组成。其余部队编为十一个波次，各波间隔十五分钟。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为了弥补不足，我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我们必须以西岸尽可能猛烈的火力，特别是反坦克火力，支援东岸我军。第二，我军必须呆在西岸火力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不让部队推进得过远。他们必须在运河以东不超过三英里处停止前进，等待大约在H+10小时可以与之会合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只有在支援部队到达并且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和改编之后，我军才能扩大桥头阵地。即使如此，我们的估计依然如故：到H+18小时，每个步兵师应当已沿运河稳固地建立一个纵深五英里、宽十英里的桥头阵地。　　　　　　因此，尽管作了许多调整，使装备和战术适应步兵的战斗力，我们的基本设想并未改变。渡河之战只有在发起突击的十八个小时之后才能取得胜利。　　注：有点像胡志明小道的自行车。 *************************************************************************** 说一个军事常识：战役-战斗集群以公路/铁路/水路机动，无论如何都比徒步行军的效率高得多。因为车辆和船艇的载重无论如何也比单人负重量大得多，乘坐车船的人员便能节省体力和随身携带的饮食。在徒步行军的范畴之内，在既有道路上行军也比荒野行军要节省体力和时间得多，原因同上。 *************************************************************************** 相信 “农村包围城市” 的，都是大傻比 “农村包围城市”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夺取城市。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暂时远离中心城市是一种保存实力的手段，长期待在穷乡僻壤就只有死路一条。注：国内战争时期，是另一种情况，主要是占据小城市。忽悠孔祥熙投资 “工合” ，发展小城市。; 1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自选训练 —— 沙兹利中将回忆录《跨过苏伊士运河》: gordon 2016-10-18 02:38; 战前，埃及陆军订购了数以千计的手推车。每辆手推车可以搭载约100斤的装备，1—2名士兵即可拉着走。战争爆发当天，埃军先头部队在工兵架设步兵浮桥的同时，徒步拖着手推车杀过了运河，迅速布置好了一道反坦克火力网，给予反击的以色列装甲兵迎头一击。（沙兹利中将回忆录《跨过苏伊士运河》）注：这人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人。 ************************************************************************** 头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促使我主张发动有限突击的原因之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十月战争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现代化战争，这些手册汇集了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弱点的根源：上级指挥官经常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我们的下级军官同样也被忽视。我经常遇到一些年轻的上尉、中尉乃至军士，他们可以把营、旅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问到班、排战斗动作，他们就张口结舌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训练中的偏向。最后那两份手册如果使用得当，将使我所发起的改革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年轻的军官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学会领导 ——如何担负责任和定下决心。然而，我们历来的做法是将下级军官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使之无法有所作为。现在是放松这种羁绊的时候了。　　　　　　我创立了探险训练。将年轻的军官及其士兵派到荒野里去完成他们自选的某种任务，并且只给他们一些给养和必要的装备。我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担任驻伦敦国防武官期间，首次想到了这个主意。（这当然是西方军队中公认的训练方法之一。）但是，当我在一九七二年决定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时，某些人惊愕得瞠目结舌。不过，进行这种训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年轻的军官只有离开其指挥官，才能学会个人负责。在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一起行军和宿营，可以密切士兵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自选的任务不是令人厌烦的军事任务，其中还带有娱乐性质：也许是到远方的某个胜地去旅行，或者是到某处探险或学习一番。我指示这些探险队可以使用军事交通工具，并且带上军用口粮和急救包。我还规定事后要写出报告，在决定某个年轻人的前程时，也要考虑到他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为了推行该项计划，我亲自审查了首批报告。据我回忆，最好的一份报告是阿提夫;阿卜杜勒巴基;赛义德中尉写的。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办公室里愉快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师长，并且奖给这位年轻人一块手表。注：以前刘伯承和阎锡山的部队开始打仗的时候，就开始抓俘虏，因为俘虏身上有300 发子弹，咱们没子弹。抓几个俘虏，然后大家分一分。 ************************************************************************* 　　数字说明了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的现役部队约有八十万人：军官三万六千人，士兵七十六万四千人。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亦即不到两年半之后，我们拥有了一百二十万人：军官六万六千人，士兵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人。我们是怎样在二十九个月之内增加了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多名士兵的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认为军官不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培养一名优秀的士兵已经是够难的了，而培养一名军官则更难。我们不仅缺乏新部队所需的军官，而且连现有部队战时所需的军官尚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一万五千名）。我们还需要为今后两年新组建的部队配备一万五千名军官。可是，我们的陆、海、空军院校，加上后备军官学校，每年至多只能培养出三千名军官。现有的预备役军官不能缓和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都征召到现役部队里来了。如果没有军官，我们能干什么呢？这主要不是要有军官发号施令的问题。军官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战前训练士兵。没有军官，训练就会受影响，从而损害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我们能将战争推迟十年吗？　　　　我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解决办法。设立一种新的低级职衔，叫做“战时军官”。他将学会某种专业，同时掌握其他最起码的军事技能。由于情况紧急，训练期限可以缩短为四、五个月。训练结束后，“ 战时军官”只能指挥某种特定的排 ——他将在整个战争期间留任排长职务。　　　　幸亏我们有一些可供挑选的对象。我们的士兵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当然的候选人。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培养成军官，还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纪律方面的问题。这些大学毕业生同他们的排，连长之间的争吵甚至斗殴，很使我们头痛。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两年内又征召了一万名大学毕业生，使总数增加到了三万五千人。我们将二万五千人训练成“战时军官”。与此同时，我们的军事院校用比较常规的方法训练出了五千名军官。这样，额外的三万名军官就有了。到十月战争前夕，我们已经填补了军官缺额，并且留有百分之一、二的余地，以便应付伤亡。 ************************************************************************* 　　补充士兵缺额也带来令人头痛的问题。武装部队每年大约需要十六万名新兵。从人口情况看，及的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可有三十五万名适龄壮丁。七十年代初期的现实是：在这三十五万人中，达到规定的最低限度文化和健康水平的人，只有十二万。我们通常每年缺乏四万名新兵。　　　　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无可奈何地降低健康和文化程度的标准。第二项措施是向妇女敞开大门，让她们在基地和后方部队中担任某些职务：秘书，电话员，炊事员，等等。第二项措施是在人们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的。在一次每月例会上，当我提出人力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吸收妇女入伍，即使是志愿入伍也不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显而易见，我只得赞成仅让妇女充当秘书。（首批妇女志愿兵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训练完毕。）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妇女就已经到我们的武装部队中当护士这一事实，而且很想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往前迈进一步。　　 ************************************************************************* 　　　　　　两栖突击可使我们迂回以军翼侧，但是仍需从正面跨过运河。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工程方面的问题。计划要求我们的工兵执行许多任务：　　　　一、在沙堤中开辟七十条通路；　　　　二、架设十座供坦克和重装备通过的重型桥梁；　　　　三、架设五座负荷各为四吨的轻型桥梁；　　　　四、为步兵架设十座浮桥；　　　　五、组装和驾驶三十五个门桥；　　六、为最初的突击所使用的七百二十只橡皮舟配备操舟人员。　　　　这些任务都要尽快完成。通路要在五至七小时内开通，接着就要将门桥准备就绪，再过两小时，桥梁要架设完毕。这一切活动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　　　　　　显而易见，我们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大无畏的勇气。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人员和装备。由此可见，组建工兵部队就成了最优先的任务。我们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组建和训练了将近四十个工兵营，其中某些营的技术十分熟练。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胜利的基础。以色列参谋长大卫#8226;埃拉扎尔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以色列统帅部讨论埃及渡河的可能性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说，“埃及人若想跨过运河，他们就需要得到美苏工兵的支援。”我不想对达扬的这番瞧不起人的话反唇相讥。我接受他的这番赠言。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　　　　; 8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法国大革命 —— 《墓畔回忆录》: 热度 2 gordon 2016-5-18 03:25; 夏多里布昂其人历史上多数伟人，都是非常复杂的人。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伟人。夏多布里昂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出生于布列塔尼地区圣马洛镇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那正是腐朽的法国封建社会即将土崩瓦解，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年代。他呱呱坠地时，“预告秋分的狂风掀起的海浪发出阵阵咆哮”，盖住了他的哭喊声。他后来认定那景象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在中学里打下了扎实的古代文化基础，毕业后曾谋求通过考试获得海军军官资格，未果而改读教会学校，准备将来担任教职，只是不堪忍受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艰苦生活，返回他家的领地贡堡，无所事事，经常沉湎于孤独的冥想，只与姐姐吕西儿性情相合。一七八六年家里给他谋得一个少尉职位。他在哥哥引荐下进入巴黎的沙龙和文艺圈子，成为德·马尔泽尔布的门生，深受卢梭思想的熏陶。他还有幸进入宫廷，陪同国王路易十六打过猎。他二十一岁上，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发动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是夏多布里昂头一回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并不本能地反对起义者的主张，但他毕竟是夏多布里昂家族的一员，从小是站在贡堡的城堡上观看世界的，所以觉得他们的行为十分可憎，并且清醒地预见到这一事件可能产生血腥的街巷专政。如果革命有秩序，十分纯洁，他也许会被卷进去，可是他看到的是血淋淋的暴力，便主动地站到了受威胁的一方。不过他不是革命坚定的反对派，而希望远离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觉得此时的法国暂时无法待下去了，便在二十三岁上乘船去了美国，实现他早已萌发于心的美洲探险计划。先抵达巴尔的摩，接着一直北上抵达尼亚加拉大瀑布。他甚至声称见过华盛顿，并对之大加赞扬。可是他在报上看到法王路易十六企图出逃而被捕，法国贵族逃亡国外，而军队将领们在法国亲王的大旗下聚合。夏多布里昂并不信任君主政体，但相信忠诚这一做人的道理，便决意回国，于一七九二年一月二日返回法国。此时的巴黎，是丹东执掌的靠断头台支撑的铁血政权。夏多布里昂加入勤王军，不幸负伤而辗转逃到伦敦。伦敦的流亡生活是夏多布里昂一生中最困苦的时期。他贫穷潦倒，体质衰弱，凄怆孤独，生活拮据，靠法译拉丁文和英文作品的菲薄报酬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获悉国内不少亲朋被送上断头台，他母亲、妻子和姐姐朱莉亦遭监禁，更是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在困难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通过研究英国法律，发现尊荣与自由可以出色地结合起来，在议会和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下，可以保留君主政体，就是说他隐约看到了恢复法国君主制度的可能性。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又何苦呢？” *********************************************************************** 另一方面，他潜心研究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写成《论革命》一书，于一七九七年三月出版。这部论述历史上历次大革命的气势磅礴的著作，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位感情上的共和主义者，理性上的保守主义者，信仰上的无神论者，是一位持怀疑论的才子。因此这本书共和派不喜欢，君主主义者反感，甚至他的家人例如他母亲和姐姐，也为他担忧犯愁。但是这本书使他结识了知识界的朋友，恢复了与法国思想界的联系。例如他与古典主义诗人、心怀大抱负、天生具有行政才能的丰塔纳成了朋友。一七八三年五月，他母亲出狱后病故，遭此巨大悲痛，恢复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论革命》里，他显示出不信宗教，并且相信基督教必将衰落；此时，他却遇到一个捍卫基督教的机会。丰塔纳告诉他，许多法国人已准备迎接基督教的复兴。那么，他夏多布里昂能否成为替这场复兴鸣锣开道的诗人和哲人呢?正是在这种抱负的激励下，他开始写作《基督教真谛》这部巨著。法国人欢迎基督教的复兴，与拿破仑的需要是相吻合的。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共和派完成了向帝制的转变，把拿破仑推向个人专权。拿破仑迫切需要一种思想、一种宗教把法国人凝聚起来，巩固他的统治。他说：“只有宗教才能给国家以坚实的持久的支持。”“宗教，我会重建它的，不是为你们，而是为我自己。”他同时表示，不问过去的政治态度，不分党派，“论才用人”，因而吸引在国外的流亡者纷纷返回法国。夏多布里昂在已经飞黄腾达的丰塔纳帮助下回国。一七九一年他动身去美国时，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还试图打消一个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事隔十年，他一八○○年从流亡的英国返回祖国时，却携带着他业已完稿的一部鼓吹复兴基督教的杰作——《基督教真谛》。在丰塔纳等人的精心操作下，《基督教真谛》出版的时间，与拿破仑和教皇签订“政教协议”的时间很接近，而且该书出版当天的《箴言报》上，刊载有拿破仑的一篇声明，紧随其后就是丰塔纳对这本书的一篇评介文章。这便使得《基督教真谛》像一本圣书，一本官方出版物。反响是巨大的。夏多布里昂感受到了一部思想著作引发的最大轰动。一八○三年这本书再版时，作者在前面加了一段献辞，以简洁高贵的文字，对拿破仑大加奉承：“第一执政公民，您曾愿意把本版《基督教真谛》置于您的保护之下。您素来支持在您统治下取得成功的庄严事业，这又是一个证明。”“自从您把国家的基础和您的长久幸福放在宗教上面，法国就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 注：第一公民的意思就是凯撒。这样，夏多布里昂便依附了拿破仑。当然，他之依附拿破仑，首先无疑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和抱负。但同时应当承认，这反映了他在感情上赞成共和的倾向，而对拿破仑，他打内心里充满了敬佩，因为在他心目中，拿破仑前所未有地代表了法国的尊严、光荣和伟大。夏多布里昂的奉承令拿破仑心满意足，他因此得到了报偿，于一八○三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公使团秘书。这一职位也是他自己要求的。他本质上是个文人，却自认为是个活动家，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做出类拔萃的活动家。可是他有着不可救药的文人的傲慢和迂阔，无论是在为波拿巴还是为波旁王室效力的过程中，他出任公职没有一次能够平平和和地做到头，不是遭到排挤，就是被迫辞职，甚至遭到贬黜。每当失意或失宠，他便采取逃避态度，回到孤独与清贫之中。他头一回出任公使团秘书，就因我行我素而与公使闹翻；他给第一执政写信状告公使。拿破仑对身边的人说：“夏多布里昂有自由和独立思想，我明白他想进我的政府做事，不能让他进来。”拿破仑的这个看法，后来始终没有改变过。然而，拿破仑喜欢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欣赏他的才华，知道他是圣日耳曼城厢最受宠的作家，明白这样一个作家对于装点他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对夏多布里昂大都留有余地，即使惩罚也是发发怨气而已，不管他多么专制，也不至于把夏多布里昂往死里迫害。辞去驻罗马公使馆秘书之职的夏多布里昂，又获任命为驻瓦莱公国代办。这时局势动荡不安。一八○四年万森特别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处决了路易·德· 波旁即当甘公爵。当甘公爵是孔代家族最后一个传人。从道义上始终忠于波旁王室的夏多布里昂，听到这一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在耳边炸响。他说：“ 这场审判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拿破仑的一生。”他毅然拒绝去驻瓦莱使馆赴任，而投入反对派阵营，成了正统派客厅里的英雄。这期间，夏多布里昂于一八○六年赴希腊拜谒基督陵墓，游历了土耳其、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直至西班牙。归来时，他成了坚定的保王主义者，同时因为耳闻目睹土耳其专制主义的种种暴行，而更加坚定地信奉他的自由主义。他过早地认为君主主义反对派可能获胜，花两万法郎买下《信使报》，发表署名文章，抨击专制主义。对该报所造成的影响，他沾沾自喜地说：“拿破仑摆脱了各国国王，却别想摆脱我。”拿破仑大为震怒，夏多布里昂不得不退出主编的位置，逃避到他的乡间别墅“狼谷”。在那里，他完成了《殉教者传》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并开始写作《墓后回忆录》及《历史研究》。夏多布里昂看来与皇帝闹翻得相当彻底。不过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拿破仑始终偏爱夏多布里昂的才华，始终愿意拿他来作帝国的点缀，而夏多布里昂也始终心仪拿破仑，只是大过看重自己的面子和生命的美学价值，不肯轻易卑躬屈膝而已。两人的共同朋友丰塔纳则千方百计不让双方的关系恶化。不幸的是，正当寒冰就要消融之时，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多布里昂的堂弟阿尔芒刺探情报被捕，他请求皇帝免其一死，未获恩准。这不啻给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皇上以给作家、学者和艺术家颁奖的办法，来弥补他与夏多布里昂之间的裂痕。可是法兰西学院竟把《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排除在授奖人名单之外，令皇帝和舆论都十分愤慨。后来，法兰西学院因为皇帝钦定才勉强接纳夏多布里昂为院士。夏多布里昂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件事一定会促成皇帝与诗人的和解。丰塔纳嘱咐他，在接受仪式的演讲上赞颂皇帝。他却说：“在学士院唱赞歌，我清楚该唱到哪一份上。”他把演讲变成了讨伐专制主义的檄文。他那布列塔尼人的固执和文人的傲慢，使他与拿破仑的关系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决裂。夏多布里昂有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政治转折的关头善变。一八○九年皇帝被开除出教。法国人看到波拿巴可能垮台，全国上下一片惊慌。人人都在考虑，在即将降临的灾难之中怎样做出选择。夏多布里昂希望波旁王室重掌乾坤。困难在于，由革命和帝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人，几乎不知道这个曾数代统治法国的姓氏。于是，夏多布里昂写了《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的小册子。把拿破仑写得比古罗马最凶残的暴君还坏，政治上罪恶滔天，是一个“假伟人”；另一方面，对波旁王室则大唱赞歌。小册子作者的目的，是让法国人摆脱拿破仑，重新归附波旁王室。在帝国还貌似不可战胜的时候，写这样一本小册子，的确需要胆量。一八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同盟国军攻进巴黎，帝国投降。夏多布里昂急忙宣传并出版《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他头一回觉得自己是站在胜利者阵营里，认为路易十八重登王位，他的小册子所起的作用，甚于十万大军。他处处这样说，因而很快就相信，路易十八和波拿巴也都说过同样的话。在督政府时期，他曾通过一部杰作使法兰西眷眷于其宗教传统；现在他又通过一部新的杰作，使法兰西恢复了君主制的传统。可是，复辟后组成的临时政府，却把夏多布里昂排除在外，尽管他做了许多努力，甚至修改小册子。夏多布里昂受新主子的侮辱，并不比受旧主子的侮辱少。其实，为了协调法兰西的崇高精神，重建法兰西精神的统一，像夏多布里昂这样的诗人和史学家，是不可多得的。可是，夏多布里昂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丰塔纳和库赛格进了宪章起草委员会，而他根本没人理睬，就因为那两位与他相反，反对新闻自由，主张尽量少赋予法国人民权利。所公布的贵族院议员名单里，也没有《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作者的影子。路易十八不喜欢夏多布里昂。他曾对人说：“请当心，千万别让一位诗人参与你的事务，他会把一切都搞糟的。这种人毫无用处。”在这一点上，路易十八的观点倒是与拿破仑不谋而合，尽管是出自不同的理由。他喜欢风趣、诙谐的人，这个傲慢自负，夸夸其谈、劳而无功的作家令他反感。这是国王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夏多布里昂对公众舆论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而当时正亟待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夏多布里昂随国王逃到冈城。路易十八在那里临时组阁，任命他为虚有其名的内务大臣。而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路易十八在进军巴黎时，暗示过将让夏多布里昂担任王室大臣。可是，夏多布里昂没有政客的权谋和钻营的本事，失去了宦途中最好的一次机会，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外，只得到年薪区区二万四千法郎的无任所大臣一职。在不喜欢夏多布里昂的黎塞留担任宰相之后，夏多布里昂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十分苦闷，于是写了《根据宪章建立君主政体》的政治小册子，主张按英国的君主政体，维护议会君主制，各党派乾流坐庄，实行新闻自由。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有危害，但其危害不如专制主义严重。小册子令王上震怒，这个忠诚的保王党人被撤掉国务大臣之职。凭才凭德本该他担任的职务，却一再拒绝给予他，这不免使他变得尖刻，严厉，但他一直忠于“国王、宪章……”的公式，主张干脆建立“立宪政府”。后来，他先后出任驻柏林公使和驻伦敦大使，一八二二年以全权公使的身份，参加决定对西班牙战争的维洛纳会议。在会议上，他充分展现了才华和能力，得到广泛尊重和赞赏。随后一八二三年他获得外交大臣的职务，马上发动了入侵西班牙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要从西班牙造反的共和派议会手里，拯救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实际上是一场扼杀西班牙革命，扼杀共和制，维护君主制的战争。夏多布里昂却认为他是为法国的荣誉、尊严和地位而战，以布列塔尼人绝不后退的意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把西班牙战争看成是“政治上的《勒内》”，即视为他得意的另一部杰作。可是回到宫里，从国王到群臣谁都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反而上下串通，阴谋撤掉他的处长职务。他像仆人一样被解雇，永远不得再返回权力中心。这次侮辱极其严重地伤害了他，把他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这位君主制的忠诚拥护者，最终成为君主制的反对者。他心里充满怨恨：“大臣们是我的敌人，我是他们的敌人。作为基督徒，我宽恕他们，但作为人，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他认为自己对内阁发动攻击，正是效法英国议会的传统。路易十八驾崩，查理十世阿尔图瓦继位。夏多布里昂仍把查理十世的登基视为自己重新依附君主制的一个机会。他写了一本题为《国王驾崩，国王万岁》的小册子。其为查理十世登基所造的舆论影响，不亚于《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为路易十八复辟所造的舆论影响。可是他并未得到新王的恩宠，在官场上他太不机灵。他预言君主政体如果继续犯错误，共和政体就会取而代之。有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漠不关心和保持沉默，这就是新闻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自由主义和他对宪章的尊崇，他作为文学家的苛求和他作为论战者的兴趣，是相当吻合的。我们说夏多布里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政治上他始终忠于君主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主义者。为了一再排斥和迫害他的君主们，他最后失去了一切。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一无所有，可怜兮兮，茕茕孑立，忠于一位年幼的国王亨利五世，而这位幼主将来也许会像自己的先辈一样来迫害他。夏多布里昂不需要报答，毫无所求。他在有生之年为波旁王室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接受贝利公爵夫人的委托，不辞劳苦，以年迈之体，千里迢迢，出使布拉格，向路易·菲力普为贝利公爵夫人解释和求情。他对波旁王室的忠诚，可以说无以复加。然而在思想上，在认识上，在意识形态上，他是赞成共和制的，他主张议会民主，以战斗的姿态捍卫新闻自由，在《墓后回忆录》的结尾，他甚至显示出超前的认识，预言了社会主义：“地位和财富过分悬殊的差距只要还被隐瞒，就是可以忍受的；一旦这种差距被广泛发觉，那就要遭到致命打击了。”但他模糊地看到，社会主义平等只有通过专制和专政才能建立。纠正的办法比弊端更糟糕，取消私有制将导致一种奴役——历史上无论追溯多远，都找不到如此严重的奴役。舍弃私有制，任何人都休想获得解决。所有制即自由，而不是别的东西。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夏多布里昂与世长辞。而在此前几个月，二月革命的枪炮声震撼了巴黎，他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身边人告诉他，是巴黎人推翻了他所反对的路易·菲力普七月王朝，他说了声“干得好!”想出去看看，但他老得已站立不起来了。他生于风暴死于风暴。生前他为自己在圣马洛港外一座孤悬的岛上选了一块墓地。他被安葬在这里，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没有装饰，只有一块无名的方石上面立着一个粗硕的十字架，孤独而傲岸，永远迎着大海的汹涌波涛。关于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一生，安德烈·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里，作过精彩的总结：“卢梭的弟子和罗伯斯庇尔的对头，波拿巴的仰慕者和拿破仑的敌人，君主制的拥护者和国王们的反叛者，自由派和极端派，有理智和爱幻想，四十年间，夏多布里昂是一个被无情分成两半的人，而且他的两半从来没有能接合起来。”“他发誓效忠的王朝的覆灭，终于给他提供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机会，使他相互矛盾的激情，在内心组成一个卡特尔，使自由派的夏多布里昂和封建的夏多布里昂，在对篡权夺位、胆小如鼠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共同憎恨中团结起来。” 夏多布里昂终生致力于文学，从未停辍。是文学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名声。如果他不是以《勒内》、《基督教真谛》、《墓后回忆录》等传世杰作作者的不朽名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现在有谁还会记得驻伦敦大使、出席维洛纳会议全权公使抑或曾任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吗?他跨了两个世纪，实际上跨了两个世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放纵和激情，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恐怖年代爆发时他二十五岁。其时，司汤达只有十岁，拉马丁三岁，维尼没有出世，雨果当然也没有。拉马丁十七八岁时曾爬到树上，去窥伺住在“狼谷”的夏多布里昂。雨果则在自己的小学作业本里写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都仰慕他的名声。司汤达讨厌他，但巴雷斯和阿拉贡都怀着仰慕阅读他的作品，受益匪浅。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贵族阶级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笔者之所以特别指出他是贵族阶级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因为浪漫主义从其整体来看，的确可分为贵族阶级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但是，请不要因此而简单地以“消极”、“没落”、“反动”等词语给文学的夏多布里昂做出结论。正如夏多布里昂在政治上是一位旧制度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忠于正统君主制和天主教、忠于传统的人，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提倡议会民主，捍卫新闻自由，甚至预言了社会主义；在文学上，尽管他的作品和他所塑造的人物，反映了没落贵族阶级悲观绝望的心态，尽管他的美学思想可以加上“消极浪漫主义”的形容语，但他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他的作品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卷帙浩繁，他的全部作品都带着时代的标记。皮埃尔·布吕奈尔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中概括说：“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既是一个世界的历史，又是一种良知的小说，它不属于所有已确定的门类，而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 夏多布里昂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论革命》(Essai Ristorique，politique et moral sur les révolutions，一七九七)是一本历史著作。在一个政治激情如火如茶的年代，这个流亡贵族青年，这个牺牲品，却能超脱于宗派和党派之上，纵论历史上的历次大革命，尽管他在作品里显示出留恋旧秩序的倾向，显示出基督教徒、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矛盾状态。但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闪耀着强烈的智慧之光。正是这种卓越的能力，给了他创作《基督教真谛》这样一部宏篇巨制的信心。《基督教真谛》(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一八○二)是夏多布里昂的代表作。从创作的初衷讲，它是一部护教作品，力图证明“在以往存在过的一切宗教之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最人道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它包括四个部分，即《教理和教义》、《基督教的诗意》、《美术和文学》、《信仰》。整部作品囊括了各种考证、哲学论述、旅行回忆、艺术评论，并穿插进小说，旨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论证基督教的真谛所在，突出基督教的诗意美，促进基督教的复兴。然而，这部作品从文学观点来看，远比从宗教观点来看重要得多。作者试图论证自然的完美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现在读来，未免令人觉得苍白无力。但作者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寻求基督教的深刻精神，则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第二三部分给读者提供了不少壮丽的图景，其中描绘大自然和大教堂等脍炙入口的名篇，激荡着摆脱古典主义约束的情感，勾勒出文学的新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穿插于《基督教真谛》中的两个中篇小说《阿塔拉》(Atala，一八○一)和《勒内》(René，一八○五)。《阿塔拉》的内容紧紧遵循《基督教真谛》的主旨。少女阿塔拉爱上了被她的酋长父亲俘虏的沙克达斯，设法在执行火刑前一天的晚上与沙克达斯一块逃进原始森林。但是，这对相爱的青年男女与一般私奔的情侣不同：在阿塔拉看来，她与沙克达斯是不应该结合的，因为她是白人所生，信奉基督教，她母亲在去世之前还反复叮嘱她要信奉基督教并献身天主，而沙克达斯是印第安人，即野蛮人，异教徒。阿塔拉忠于母亲的誓愿(她母亲虽是印第安人，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宁死也不背叛天主，她对沙克达斯说：“我信仰的宗教使我同你永远分开，”“如果你真爱我，那么你就改信基督教，将来同我会合。”阿塔拉最终服毒自尽，以身殉教。在她死后，沙克达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灵魂结合到了一起。作者的意图显然是要说明：宗教信仰重于爱情；在基督教精神的感化下，野蛮人会被驯服，变成忠实的基督信徒。整个作品着意歌颂基督教的神圣和为天主献身的精神。《阿塔拉》在《基督教真谛》出版一年前作为试探气球单独出版，获得相当广泛的欢迎和赞赏。《勒内》像《阿塔拉》一样，其要义也是力图“使人热爱宗教，并表明宗教的必要。”它的主要人物和大部分题材也都源自《阿塔拉》。它的故事框架也与阿塔拉相似。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它远比《阿塔拉》重要。在夏多布里昂的全部作品中，《勒内》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典型，即“世纪病” 的典型。勒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因不是长子，没有继承权，所以没有财产，也没有地位，只有在姐姐阿美莉身边才感到温暖。苦闷驱使他出国周游。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忧郁，绝望甚至厌世，想以自杀来摆脱这一切。姐姐阿美莉获悉这种情况，赶到他身边劝慰他。但阿美莉一直爱着弟弟勒内，而且这种“罪恶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她只好给弟弟留下一封信进了修道院。勒内漂泊到北美纳戚兹人的部落，为了适应印第安人的风俗，娶了一个妻子，但不同她一块生活，经常一个人跑到森林深处，打发孤独、忧郁的时光……勒内这个人物形象受到广泛欢迎，他的魅力风靡一时，描写忧郁、孤独、痛苦的人物性格，成了文学创作中一种时代的新潮，连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也产生了不少勒内式的人物。勒内这个人物的生平与作者的生平很相近，而且勒内与阿美莉是一对，夏多布里昂与吕西儿也是一对，彼此很相像，尤其作者在描写他的主人公的痛苦时，不得不描写自己，因此勒内忍受的苦闷，实际上就是《墓后回忆录》的叙述者袒露的苦闷。然而，不应过分看重生平与人物组合等方面的相近，勒内的“我”毕竟不能与作者的“我”相混同。这一点作为读者是必须注意到的。夏多布里昂在写作《墓后回忆录}的同时，完成了宗教方面的系列作品：《殉教者》(Les Martyrs，一八○九)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L'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Lisalem，一八一一)，还有《朗西传》(Vie de Rancé，一八四四)。《殉教者》是一部宗教历史小说，主旨是阐明《基督教真谛》的意图，曾经收在这部巨著之中。《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与前一部作品一样，都是作者从近东旅行回来后写成的，实际上为前一部作品的创作汇集了基础材料。在夏多布里昂的宗教系列作品里，最重要的是《朗西传》。这部作品出版于《墓后回忆录》之前，但写作则晚于《墓后回忆录》，是夏多布里昂的最后一部作品。朗西是十七世纪缄口修会的创立者，在经历了动荡的青年时代和爱情幻灭之后，隐身于拉特拉普修道院当院长，后被封圣进入圣人行列。《朗西传》是夏多布里昂的忏悔师、修道院长塞甘指定他写的。年事已高的夏多布里昂，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但是，这却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写出一部文笔最成功的作品。传记的素材是从前的文件和著作提供的，对于一个大文体家来讲，这是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在既定的坚实框架上，运用自己的经验，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文笔优势，反复锤炼，创作出一部文笔极为简洁、凝练、紧凑，脍炙入口的作品。但是与其说是写拉特拉普修道院院长，还不如说是写作者自己。实际上，夏多布里昂正是通过朗西，寻找一个老年的勒内：“日月荏苒，我见过路易十六和波拿巴的死；此后活着是一种嘲弄，我在世上干什么?”他信仰基督教，但始终摆脱不了怀疑论：“我相信上帝，同样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存在。我相信基督教，把它看成永恒的伟大真理，尽可能把它视为宗教。我信仰了二十四小时，可是魔鬼来了，让我陷入了严重的怀疑，到快死的时候，我正竭力弄清这些怀疑。”然而，作家高于拉特拉普修道院的革新者，他拥有创作的时间距离，不时抒发充满哲理、令人玩味和深思的议论或感叹：“一个个早已消失的社会，又有多少社会接替了你们!在死者的遗骸创立了舞蹈，在快乐的脚步下生长出坟墓。我们在自己的朋友们的鲜血浇灌的地方欢笑和歌唱。昨天的痛苦今天那里去了?今天的幸福明天又将在何方?在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我们能给予怎样的重视?友谊?所爱的人变得有权势时，友谊就会消失。爱情?爱情是上当的、短暂的或有罪的。名望?你将把它与平庸或罪孽一块分享。是否可以把这种肤浅算作善良?还剩下所谓幸福的日子，在家庭关怀的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流逝，既不给人留下生活的欲望，也不给人留下重新开始生活的欲望。”是的，在自愿脱离俗世，进入修道院的朗西和被生活抛弃的年迈的夏多布里昂之间，确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传记的主人公毕竟不是《勒内》的“我”，也不是《墓后回忆录》的“我”，尽管这个“我”比隐藏在勒内身后的我更加真实。这正是夏多布里昂多部作品的特点。夏多布里昂的又一部巨著是叙述他一生的作品《墓后回忆录》(Les Mémoires d'outre-tombe，一八四八)。这部作品他一八○九年在狼谷开始撰写，一八一七年为了朱丽叶·莱卡米埃才又捡起来，先后在柏林，伦敦和罗马写过。到一八三○年手稿已完成十二章。叙述了他的青年时代。这时他设想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使他自己的历史融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历史的框架，写成一部文学纪念碑式的巨著，一部史诗。整部作品不是一气呵成写成的，创作期间有过许多动荡不安，发表期间同样如此。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作者在最后一页署上自己的名字，但直到逝世之前，一直执著地进行润色，修改最小的细节，以达到浑然一体。一八三六年，一个股份公司获得《墓后回忆录》的版权，准备以遗著的形式出版。但一八四四年它不得不转让给《新闻报》，让其连载。夏多布里昂大为愤慨，认为人家是要“零售他的思想”。作品一八四九—一八五○年在报上连载，一八四九年出书。为了不冒犯和损伤同时代人，在作品发表之前，夏多布里昂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删去许多文字，致使初版大为减色。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是否完完全全是他当初的手稿那个样子，都很难说。《墓后回忆录》由四部分组成，共四十四卷，卷再分为章。第一部分(第一卷至第十三卷)题为《我的青年时代，我的士兵生涯和旅行生涯》，涵盖一七七四—一七九九年，叙述童年生活，贡堡岁月，后来到了巴黎，涉足沙龙和文学圈子，而后是北美之旅以及回国和流亡伦敦。第二部分(第十四卷至第十八卷)为《我的文学生涯》。着重叙述初期作品《阿塔拉》和《勒内》的成功，提供作者自己的解读，并叙述他出任罗马大使、当甘公爵被处决以及他遭受到的感情挫折，一直叙述到他的近东之行。第三部分(第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是《我的政治生涯》。这个部分又分成两部分：“论波拿巴”和“论王政复辟时期”。书中以六章写拿破仑，分析他的传奇生涯，阐释他的成功和失败，颂扬他的天才，抨击他的专制。其后叙述重建波旁王朝给夏多布里昂带来的政治上的失望，以及他的政治生涯半途而止，其间勾画了路易十八、维莱尔、塔列朗、雷卡米埃夫人等许多人物的肖像。第四部分(第三十五卷至第四十四卷)《第四种和最后一种生涯——前面三种生涯的混合，我的旅行生涯、我的文学生涯和重新找到的生涯》。另外几次出任大使，几幅肖像，几个政治事件。在这里，夏多布里昂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综观了社会生活，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社会发展问题，展开广泛的思考和严肃的沉思。在《墓后回忆录》里，夏多布里昂把“自我”的描绘汇入到一个变化的世界广阔图景的描绘之中，使他这部作品从普通的散文上升到了史诗的高度。作品的叙述者以“我”的口气说话，一切事件和活动都是“我”参与的，而这个“我”是真实的，不像早年的《勒内》里的“我”是虚构的，这就保证了作品具有真实的内涵。然而，与事实相较并非完全真实，却具有一种更高的品质，一种真实的本质。这一点，正是一些批评者据以诟病于《墓后回忆录》及其作者的。其实，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何必那么计较夏多布里昂是否忠实于史实呢?应该把这个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和评判。夏多布里昂是个艺术创造者，他力图把自己融入整个时代和国家的历史中，写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他的叙述虽然与其人不尽重合，但却提供了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传世佳作。《墓后回忆录》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我仅仅生活了几个小时，而时代的重负已经在我的额角打下了烙印。”作品里的这个“我”来到世上便寻找自己的正身。而世界给他的感受是模棱两可：“当今世界似乎处于两种不可能之间，即往昔的不可能和未来的不可能之间。”他要叙述的，正是与这样一个世界融会在一起的他的回忆即经历：“我们的岁月和回忆伸展成规则的、平行的一层层，分别处在我们一生的不同深度，被相继从我们身上掠过的时间的波涛所摒弃。”既然如此，在叙述了自己经历的往昔之后，作者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寻找流逝的时间：“我想重新爬上我的美好岁月的山坡：这部《墓后回忆录》将是一座死神的神庙，它耸立在我的回忆的光辉之中。”在寻找流逝的时间的过程中，叙述者“挣扎着反抗时间”，企图通过文字的魅力来摆脱时间，譬如故意追求一些含义古奥的词汇，象征性地标志作者的喜爱，反对时间的消失。作品里充满纷繁的意象，频繁使用隐喻，使时间和空间、过去和现在、恒久的事物和易逝的事物，交错重叠。由于时间和空间交错重叠的作用，那个在一生的不同阶段被分割的人，逐渐抹去了裂痕。蒙布瓦西埃那只斑鸠的鸣声所引发的回忆既精彩又典型：“我的思索被一只斑鸠的啁啾打断了……这神奇的声音立时使父亲的田庄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我忘却了刚刚目睹的灾难，突然被带到往昔，又见到那些田野。我过去在那里常常听到斑鸠的鸣声。”这种感觉源于“情感的”记忆，呼唤突然而至，往事闯入眼前意识中的现象，与二十世纪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吃牛奶泡小甜糕的感觉所引发的回忆，何等相似!加埃唐·皮孔在《世界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精当的论述：“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像《墓后回忆录》那样，有力地给予我们这种感觉：一个新人刚刚诞生，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和知道自己处的时间的航行中。在他看来，大地在不断移动……现代小说以《墓后回忆录》为榜样，紧记最雄心勃勃的创作，可能是一幅法国社会的图画，或者是个人对失去的时间的追忆。”皮埃尔·布吕奈尔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里引述了这段话之后说：“这种革新已被某部‘完全不像古典小说的作品’的作者承认了，这个作者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因此他肯定夏多布里昂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的确，夏多布里昂以《墓后回忆录》这部杰作，为现代文学打开了道路。最后，谨借这个机会简单谈谈这本书书名的汉译。这个书名过去多译为《墓外回忆录》或《墓畔回忆录》。笔者觉得这个译法并没错，只是不够准确。按字面理解应译为《墓那边的回忆录》。笔者向法国学者询问过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他们都回答说，作者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他不想在生前出版这本回忆录，而是决定在他身后再出版，并且具体定为他辞世后五十年才让这部回忆录问世，后来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才提前出版。所以《Les Mémories d'outre-tombe》的确是《墓那边的回忆录》之意，但文字上嫌哕嗦，故我反复琢磨，遂试译为《墓后回忆录》。能否成立，尚需让读者和时间来考验。此前，郭宏安先生将这个书名译为《墓中回忆录》，并有言之凿凿的说明，笔者曾对他说过很有道理，现在仍无法否定他的译法。本书由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嘉应大学的廖练迪先生校定，他为本书付出了许多劳动，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国林二○○一年十一月于广州; 139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叶飞回忆录》—— 成功者当如是（转）: 热度 1 gordon 2015-12-22 05:09; 很多人，不识人。不知道谁有能力，谁没有能力。叶飞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人，而这个人具有极强的成功者素质。搞笑的是，他总是被当作失败者。早年，受某某的煽情文字影响，使得人不忍回顾 “金门失利” 这个事情。 “金门失利”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战役，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而且，你不可能 “处处防御” ， “处处防御”是蒋介石的做法，等于说你兵力分散了嘛保险，没有人能够给你做保险。其实这是纸上谈兵，书呆子的看法。照这种看法的话，很多仗根本就打不赢。叶飞在回忆录里讲过这个事情，以前新四军项英的时候，过于强调 “精兵主义” ，而忽视扩张，造成了被动。那时候，蒋介石都 “树倒猢狲散” 了，肯定扩大战果是第一位啊。 ******************************************************************************************* 台湾人眼中的国民党兵早期的台湾尽管已经有得益于刘铭传的建设，但那时候的环境卫生与人民素质上都还很差。所以应该可以说日本当时来了很震惊，基本上是觉得“干，我怎么抢了这么个烂地方”不过还是卷起袖子整顿起来，盖医院，盖学校，引进时间制，星期制，引进电影，推广文学…这类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日本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是帮助台湾进步了。(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唰唰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迁台。起初台湾人多嗨阿“哇噻熬出头了”，这种感觉。可是当看到国民政府的军人，脏兮兮的上岸，手上拿着些锅碗瓢盆，坐车不买票，动不动就动手…这个样子，台湾人的三观就被毁掉了。 ******************************************************************************************* 英雄都是媒体上的英雄（瞎鸡巴吹）。过生活还是实在点好。以顶尖人物为偶像，但从一般还凑合的人物处学习经验，非常重要。各行业传授经验最好的人都不是这行的顶尖人物。处于行业能力分布中间的人，最可能总结出普遍有效的经验，这是统计规律决定的。可惜充斥在各行业的巨人传说，晃瞎了无数后生的眼。把精神偶像错当成实践模板，造成了苦逼人生。没打过仗嘛 ******************************************************************************************* 你没有能力嘛，有些话听着简单，其实是别有深意。（我指的是我说的，不是毛说的；他到底懂不懂，反正他的知识是隐性的，不是显性的；经验这种事情有时候是蒙对的）你应该信一个长年研究成功学人说的话。而不是从哪儿看来的名人名言。 *******************************************************************************************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 智勇双全的将军。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然，你可能认为是因为自己笨，给自己降低了要求。但真实就是如此。 ******************************************************************************************* 向身边的成功者学习「偶像式学习」是人类演化而来的「学习佼佼者倾向」在现代社会的「适应失调」。失调分两方面：1）学习佼佼者倾向的演化背景是「就近佼佼者」，佼佼者和学习者之间生态位相近、生活距离相近，而现代社会的偶像与粉丝在这两方面都相隔甚远，粉丝难以参与和检验偶像成功并保持成功的过程。 2）「学习偶像」的宗教仪式化。由第一条阐述的「生态位和生活距离拉长」导致「粉丝学习偶像的着力点扭曲」，偶像的语录、容貌和着装等显眼特征成为主要模仿对象。这些特征通常不是帮助偶像在其领域内取得成功的重要特质。因此，粉丝学习偶像大多浪费时间。 ******************************************************************************************* 「处于行业能力分布中间的人，最可能总结出普遍有效的经验，这是统计规律决定的。」这并非事实，事实是，「行业能力中间段的大多数」没有总结出普遍有效的经验，他们正是「顶尖人物」研究「为什么教学质量如此差」的「统计数据来源」，他们只是「依据」而非「找到结论的人」。从众会把你拉上去，比如你以前很差。超出平均值就不行。注：因为研究啊，花时间很长，它成本高啊。从众成本低。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xMDI4Nzky/v.swf 这也回答了，古龙先生在《流星蝴蝶剑》里提出的问题。韩棠和孟星魂这俩人呢，干什么事都策划好久，然后就是斗嘴，呵呵有点像以前德国总参谋部搞的那个 “施里芬计划 ” 但是像屠大鹏、罗金鹏这种人，装呕吐，其实也没有呕吐。挥洒自如，还扯了一个蛋; 90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王耀南回忆录—— 何长工校长，何迪宙教员讲课: 热度 1 gordon 2015-6-27 16:54; 何长工应该是民国时候，全英文教学的大专吧学制是按美国学制办的，跟美国有教学技术合同。后来又去曹汝霖女婿当厂长的地方打工注：曹汝霖，我们都知道了，外交部是当时最现代化的部门。庚款也在外交部，不在教育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副厂长，刘家骥是曹汝霖的女婿。五四运动，他们要揍刘家骥嘛，嘿嘿刘家骥赶紧跑了，他们跑到刘家骥的家，刘家骥的老婆，赶紧给他们跪了。在圣雪尔旺学校校长很注意国际友谊，有的法国学生看不起我们这些黄面孔，遇到这种事，他总是耐心教育，叫大家不要抱民族偏见。有一次，我们和意大利人赛足球，意大利球队中，有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很厉害，我们就秘密开会要整他。不料这件事让校长知道了，于是，他马上要大家停止比赛，把各国的人混合编队重新比赛，从而避免了冲突，增强了友谊。注：他怎么可能和重庆兵工的谢光选 “ 说的上话呢 ” ，开玩笑，呵呵 ************************************************************************** 何迪宙说的是实情， “ 我在日本学了几年，你们几个月时间怎么能学会呢？” 呵呵，工程问题，挡住你的，往往不是大树，而是小藤。所以解决这类问题啊，很简单。“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 注：解决现实问题，一些小的技巧，小的效率工具，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写 “工程日志” 的原因。不如此，无法提高。对于教学来说，当然光模仿就行。但对研发来说，这却是不够的。 ************************************************************************** 注：他们怎么做的，俺也不知道，知识产权是俺自己的。干过活儿的都知道。他们到底作对了什么？嘿嘿，就是破坏了考试制度。你知道，层级的考试制度会有一些副作用。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会有一些奇怪的心理，反倒不象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有一些朴素的常识。不过，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运气过关的。; 29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张灵甫，砸场子的来了: 热度 40 西楼客 2015-1-25 09:58; 　　《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是一本客观的书吗？　　近年，大陆出版了《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这是张灵甫女粉丝钟子麟写的书，书中处处为张灵甫涂脂抹粉、百般辩护，把将才平庸的张灵甫说成“王牌悍将”。钟子麟为张灵甫洗白辩护的手法，是大量引用张灵甫家人和部属的话。这些材料哪能做得到客观公正呢？举例来说，钟子麟描写张灵甫在陆大读书时，既要消除董其武回忆录的影响，又不能造成董其武说法扩散的效果。因此，她在书中引用张灵甫家人的话，声称张灵甫没有在重庆购置过房产。张灵甫家人的话岂能当成证据？同时，她在书中不敢引用董其武的原话，生怕读者知道张灵甫“吃喝嫖赌”；甚至不敢提到董其武的回忆录，以免读者出于好奇去查看此书，可见她处处维护张灵甫形象的苦心。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15-01-24/175631439741.shtml; 1336 次阅读|34 个评论

分享 Hirofumi Uzawa （宇泽弘文）的回忆录 7-9: 烟波钓徒 2014-10-6 19:33; http://www.ios.sinica.edu.tw/cll/uzawa-3.html （7）前途迷惑醫學之路斷念。　　　　　昭和二十年春天，我剛通過第一高級學校理科乙類的第一次考試，運動部就跟著來邀我加入。首先找我的是橄欖球社。我當時有種印象，覺得如果能夠進入橄欖球隊將有助於我通過二次考試。我想，如果能夠進入兩個球隊那又會更好，於是也接受了柔道社的邀約。但是，後來回頭細想，自己真正喜歡的還是橄欖球，最後決定進入橄欖球隊。　　　　　我的運動神經不好，能夠進入到橄欖球隊，是因為體格不錯。身高一公尺 80公分，擔負起球隊中排（rock）左翼的位置。所謂「中排」，是在組成爭球陣式（scrum）時擔任隊形支撐的角色。球隊的中排右翼是由伊藤順擔綱，他是個天才型的選手。因為長相像是閻羅王的緣故，有了「閰魔」的外號。比賽當中，經常聽到對手「小心閰魔！」那樣的互相提醒。　　　　　伊藤跟隨其父親貞市博士，走上了礦物學研究的路途，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阿波羅火箭帶回來的月球岩石就是由他進行分析的。　　　　　橄欖球隊的好友並不僅止於他。還有許多人格優異的魅力人物。因為橄欖球是以「團隊至上」為原則，不求個人表現的運動吧。即使達陣得分，也表現的像不好意思般，小跑步悄悄回到自己隊伍中。絕對沒有興高采烈、跳上跳下、手舞足蹈的情形發生。這一點是橄欖球與足球不同之處。　　　　　最令我難忘的橄欖球賽經驗是在敗戰那一年的大年夜，與第三高中的對戰。在戰後的混亂情勢下，我們搭乘密集掛滿了人群的擁雜列車前往京都出賽。我們走出車站，往宿舍所在的京都百萬遍（按：即京都的知恩寺）步行前進，沿途看到跟在轟炸下燒為野原的東京全然不同的京都市街景象，那種往昔日本的光景，讓我格外感動不已。　　　　　一高實施的是全寮制，學生一律住校。宿舍由學生所組織的委員會全權管理，是學生的自治組織。我搬入宿舍時正是終戰前夕，因為缺少食糧，食事部的委員與大伙們都生活得非常辛苦。我因為肚子餓得發慌還練橄欖球，之後根本無法上課，便決定退出橄欖球隊，也跟著搬出球隊宿舍到別的宿舍。有一天，我回到宿舍，發現棉被、書本等自己身旁的物品竟都不見了。　　　　　原來是閰魔伊藤不讓我離隊，又把我的東西都全數搬回到橄欖球隊的宿舍。　　　　　那時，我暫時搬入的房間是北寮的三十一號房間。這個房間還有高我四年的長老組同住，都是些獨具風格的優秀人才。當中包括我後來一直熟識的後藤昌次郎。他正是知名松川事件中的辯護律師。一審時包括五名死刑在內的被告全數被判決有罪，因為他的辯護，到了最高法庭時獲得全數無罪的宣判。　　　　　松川事件之後，他一直持續關注介入到冤罪事件。特別是在戰後不久，司法未必獨立，也不能說有司法保障存在，律師仍舊被當作是扮演著國家統治機關一環的角色。但是，後藤一貫堅持保護人民的立場，留下令人讚嘆的出色績業。　　　　　一天到晚忙於橄欖球的一高時代，終於也到了將近結束的時候。我對於自己未來的出路開始產生迷惑。那時讀了西波克拉提司的書，開始有了這樣的想法，總覺得自己會不會不適合醫師的職業。原因是我瞭解到，一旦到了正式成為醫師之際，一定要公開宣示實踐「西波克拉提司的誓詞」：必要人格高潔地為患者付出一切，必不得求取名譽或金錢之物。我捫心自問，覺得這對自己而言是太高的要求。　　　　　斷了進入醫學院就讀的念頭，我於是參加了考試科目最少的數學系入學考試。　　　　（附帶一提，我之前第五篇的日記，關於府立一中時代的朋友飛島隆雄在東京大空襲中因遭到燒夷彈擊中身故的事，乃是記憶錯誤，飛島至今健在。在此，慎重致歉。）（第7篇完）（8）入試途中退出竟通過，研討會中充實學習　　　　　　　　　　一九四八年春天，我放棄就讀醫學院，參加東京大學數學系的考試。但是，一高時幾乎沒有再研習過數學，只能憑中學時代累積的所學應試。入學考試預定錄取人數15人，但是超過三百人應試，是錄取人數的23倍。　　　　　通過考試實在無法想像。尤其聽到坐在我正後方的一高學生與鄰座朋友的對話，更讓我幾乎陷入絕望。「我馬上要出版的抽象代數學的書，已經找到漫蓋教授幫我寫序言」。　　　　　他所謂的「漫蓋教授」，是一高最受尊敬的數學老師的綽號。有這個能夠讓該教授為其寫序的考生在，我幾乎是沒有任何勝算可言。還有，考試當天在宿舍用早餐時，吃了朋友從鄉下帶來辛辣的醃燻烏賊，喉頭口渴難耐，便更加灰心喪志。考試時間未完，就匆匆繳卷離開考場。　　　　　錄取發表當天，我正忙著打包，打算前往家族疏開的鳥取縣，想說回到鳥取的寺廟中重新準備。但是橄欖球社的朋友濱谷正二郎特地跑到本鄉來看我們，告知我被錄取的事。　　　　　「不要開這種惡劣的玩笑！」，我這樣回應。誰跟你胡扯，濱谷也氣憤憤地回話。因此，我倆就一同前往本鄉（按：東大所在地）看個究竟。還真的考上了！　　　　　完全出乎我預期之外，竟然考上一心憧憬的東大數學系，我好像上了天堂般的異常興奮。但是，不久，一高的教務處聯絡上我，說我因為修課學分與出席日數不足，不能夠畢業。那時，濱谷又陪著我回到一高爭取「BITTE」。　　　　　所謂的BITTE，是德語「拜託」的意思。成績不好的學生在同學陪同作證下，前往老師處，說明成績不好的原因，請求老師通融加分的「制度」。　　　　　濱谷說，我不只是一直在練習橄欖球，還要擔任球隊經理，出外採購食糧。教務主任聽了，增加我的出席日數與學分，我終於得以畢業。就這樣，我在濱谷的協助下，進入了東京大學就學。他後來也進了東大的工學院，成為一位優秀的技術人員，最近才剛去世。　　　　　東京大學數學系的氣氛，遠遠超出我的預期。新入學的學生要一個個地到教室主任彌永昌吉老師處報到，請教當個數學系學生該有的心理準備。彌永教授在他所專門的代數的整數論上累積了許多優秀的作品，是當時代表日本數學界的人物。年輕的時候，長期在法國求學，也寫了許多富有法國學風的小論文。　　　　　彌永教授從未把我這初入數學系的學生當作學生看待，一直都視我為一同研究數學的伙伴。我內心充滿許多感激。當時的這份感激之情，直到後來我轉入經濟學，度過艱苦的研究生活時，仍舊是一股支持著我的力量。　　　　　我在東大，幾乎沒有在課堂上露臉過，過著頻繁參加小型研討會與研究會，或者由圖書館中借出雜誌與書籍回家自己閱讀研究的日子。跟我一同在數學系的朋友當中，有些人當時已經在世界最先端的數學領域從事研究。　　　　　我聆聽他們的議論，雖然起步較晚，仍舊全力去學習最新的數學。我以一位數學系學生的身份，在東大經歷過的這三年的時間，好像再沒有比這更充實、更快樂的了。（第8篇完） (9) 貧困的世間，學習的痛苦，退出東大進入職場　　　　　昭和26年（1951年）春天，我從數學系畢業。彌永昌吉老師跟我說，要我考慮看看，選擇當特別研究生或者助手留下來。特別研究生是戰爭當中建立的制度，學生靠著津貼自由地從事研究。彌永昌吉老師說，兩種方式的待遇都是一樣的，但是特別研究生不扣所得稅。我於是選擇當特別研究生，留在數學教室。但就在那時，文部省突然間決定要廢除特別研究生制度。我又改變成為研究獎學生，必須負擔繳回獎學費的義務。　　　　　在當時，主導日本思想與政治趨勢的是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將近」的氣氛在空氣中流轉，社會情勢一陣騷動，數學系的很多友人也走出大學校園，積極地參與到政治運動中。　　　　　哲學家出隆先生在昭和26年辭掉了東京大學的教授職位，代表共產黨參加東京都知事（即市長）的選舉。從一高一起到東大就讀的朋友中，也有一些人加入選舉活動幫忙。數學系的兩位朋友，被以「毀謗佔領軍」的名義逮捕，被拘留了好幾個月才放行。　　　　　成為共產黨員的友人很多。當中也有從一高時代就是共產黨員的，到了東大還擔任黨組織細胞的指導角色，雖比我小一個年級，但卻是有學問才華，並且兼備敏銳的政治感覺與熱情的人物。在那樣的時代環境當中，我也數度進入了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讀書會。其中最為積極的一次，是參加到那位朋友為中心的讀書會。但是，我一直苦惱再怎麼讀也弄不懂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本質。特別是，史達林的《言語學》尤其難解，讀再多次也是不懂。那位友人對我放下這樣的話：「宇澤，照你的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程度，真的是沒有辦法通過共產黨的入黨考試的」，那對我是一大打擊。但是，同一個時期，經濟情勢的混亂一直持續，許多日本國民直接要面對飢荒與貧困之際，我還以研究生的身份安穩地在研讀著像數學這種具有貴族氣息的學問。這樣好嗎？我開始湧起這樣的疑問。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受其精神感化，立下了一定要讀好經濟學的堅定決心。　　　　　我那時一邊跟彌永教授學代數性質的整數論，另一邊在末綱恕一教授處學習數學基礎論。脫離研究生生涯的事，沒有得到兩位老師的首肯。最後我從實說：「日本社會正處於混亂的時候，我還在研讀數學，作為一個人是痛苦的」。　　　　　彌永教授聽了這話無奈地肩頭一落，說：「你都想到這樣的地步了，我看勸你也是徒然的」，於是接受我離校的決定。　　　　　我於是透過介紹，到了文部省的統計數理研究所工作。但是，一年左右後又跟著辭職，在某一家人壽保險公司見習當精算師（保險統計的計算師）。所謂的「精算師」是，當被保險人向公司要求給付時，負責計算公司整體最小限度應該要準備多少資金為佳的職務。就某個意義來看，這工作關係到保險公司經營的骨幹。　　　　　雖然說是見習，因為我是以精算師的身份進入公司，所以也瞭解到公司經營的機制。在環繞著調薪的爭議上，對工會如何與公司串通的細節知之甚詳。因為我對此提出糾彈，造成了工會執行部的全員辭任，我則被選為新幹部的一員。我在此情況下，不得不離開了公司。（第9篇完）; 0 个评论

分享 Hirofumi Uzawa （宇泽弘文）的回忆录 1-3: 烟波钓徒 2014-10-6 19:31; Uza Hirofumi Uzawa ( 宇沢弘文 Uzawa Hirofumi Uzawa was born in Uzawa was a Uzawa initiated the field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in postwar days and formulated the growth theory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Uzawa two-sector growth model and the Uzawa condition , among others. Joseph Stiglitz did research under Uzawa at Chicago from 1965 to 1966. http://www.ios.sinica.edu.tw/cll/uzawa-1.html （1）社會性的共通資本與經濟學者的自省　　　　　我現在人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距離二次戰後已經六十年了。歐洲人對待都市與自然的態度有了重大的改變。例如，河岸的水泥人造覆蓋物如今又被一一拆除，恢復了昔日蛇行的自然河道；沿河周圍也被重新種上當地特有的植物。小鳥與動物又集結回來，變成了小朋友絕佳的自然觀察場所。　　　　　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體系重新被檢視，市營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再度復活，想辦法把汽車由市區中心地帶趕出。其結果，跟商店當初擔心的剛好相反，反而把商業區活化了，因此增加了受雇機會的城市經驗也為數不少。仔細地親身步行觀察，看對於研究有何啟發，是我數日前拜訪此地的目的。　　　　　新的思考方式，如果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人性之回復」為目標的運動，這樣說也無不可。　　　　　與此歐洲經驗相對，日本戰後經濟像彈簧一樣令人驚異地完成了經濟成長，完成了明治以來進入先進國家之林的夢想。但是在此過程中，日本遺失了美麗的自然，與豐富自然攜手成長的地方社會也被無情地犧牲崩壞了。　　　　　拿道路來講，因為以汽車為優先，人們連散步都要戰戰兢兢。地方上的人喊出「再也忍不下去了！」的抗議，但是水壩與提防還是被蠻橫地強迫給了當地。這種「人性不存」的政治與行政的邏輯橫行霸道，也白白浪費了國民的稅金。　　　　　結果，中央與地方合起來累積了高達六百六十六兆的負債。這種幾十年都還不完的債務一股腦都交給了我們的子孫。從前我們就有「孩子是珍寶」的觀念，現在我們把自己積累的債務都要他們來付帳單，這是何等的悲哀。　　　　　我以經濟學者的身份活過大半個世紀。本來應該是以貢獻於人間之幸福為職志的經濟學，會不會實際上反而造成了負面的後果？我一想到此處，不禁愕然。經濟學，一定要從考量「人」開始！這是我如今確信的道理。　　　　　從人開始思考起，教育就必須要是經濟學重要的對象之一。在我看來，我隨後會再詳細來談，教育是我所提倡的「社會性的共通資本」的關鍵要素之一。陰慘的校園暴行、荒廢的教室、拒絕上學的輟學生等等，環繞著學校教育的課題不可計數。但是這些問題終究不是學校本身就可以解決。作為社會重要的制度之一的教育因為是被我們社會粗糙地對待才造成這樣的結果。社會性的共通資本是一個國家乃至一個特定地域中居住的人們經營豐富的經濟生活、展開精彩的文化、持續安定地維持一個具魅力社會必不可缺的「社會性的裝置」。它是由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制度、自然環境、以及道路等社會基礎建設等三者所構成的。　　　　　我隨著年歲增長，研究的主題也由汽車、醫療、教育、到環境問題逐一擴大。這些都是經濟學本來就應該深刻處理的課題。我會有這些想法，大概跟我這人出身於在政治與經濟上都處於劣勢，不被青睞，但是卻又培育出秀異文化與豐富人性的日本「山陰」地帶不無關係吧？（譯註：日本靠日本海包括兵庫縣北部、鳥取縣、島根縣、山口縣北部的地帶，被稱為「山陰」。「山陰」有類似台灣人稱宜蘭為「後山」般的意思。當然，山陰的另一邊沿瀨戶內海一帶就被稱為「山陽」）（第1篇完）　　　　　（2）米子出生兩百年的母系家庭與落寞傷心的祖父　　　　　昭和三年（1928年）7月21日，我出生於日本鳥取縣米子市，是四男一女家庭中的二子。我的家族據說曾經代代以經營米店為生，一直到不知何年，這個家族事業才崩壞了。宇澤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江戶中期。原本是出身於米子南邊西伯町的法勝寺附近，後來才又遷到米子。米子屬於早在大和朝廷之前就構築出自有獨特文化的「出雲文化圈」。附近的淀江町有一座差不多跟（奈良的）法隆寺同樣在7世界後半蓋的寺院。這個寺院早在平安時代就已經被火災燒毀。那個燒毀寺院的所在地現在叫做上淀廢寺（地名），那是位在一座不高，但可以眺望到四周田野的半山腰。大約10年前左右，在那裡發現了極似法隆寺風格的漂亮壁畫碎片大約1300多枚。　　　　　我聽美術史的專家解釋，地方的豪族從奈良邀請來畫師畫了那張壁畫。但是，真的是那樣嗎？從大陸來的移民把大陸與本島的文化傳入日本島，最先是到出雲這地帶。山陰的寺院藝術並不需要老遠繞道奈良。　　　　　此外，出現在因幡的白兔傳說中的大國主命，是出雲的統治者，同時也是醫療之神。應該是因為這緣故，家鄉的人自古就重視教育與醫療，自古就有家中子女一人要當醫生、另一人要當教師，這種根深蒂固的念頭。　　　　　跟山陰地方的貧窮有關吧？老家很早就有「不要跟岡山或廣島的女人結婚」的說法。好久以前搭乘鐵路的伯備線從賴戶內海的地方北上時，一翻過山，也就是從山陽到了山陰，房子的結構與氣派就完全改觀。當時，山陰與山陽的稻米生產力差別頗大，傳說如果跟來自岡山或廣島的富裕家庭出身的女孩結婚，婚姻大半不會順利，習俗裡一直有像這樣的教導。　　　　　我們宇澤家很久的一段時間沒有生過一個男生。可以說是個全部為女系的家族，沒有男子繼承的狀況持續了兩百年。所以，我的祖父與父親都是招贅進來的養子。　　　　　祖父是一位土木匠。他被宇澤家請來入贅。只有生下兩個女孩子，一個男孩都沒有。因為這樣，又被迫離婚，離開了宇澤家。祖父的大女兒就是我的母親，壽子。祖父在我媽媽十四、十五歲時離開了家。接著都一直住在離米子很遠的偏僻地方，蓋了一個小屋，終生在那裡孤獨生活一直到去世。母親在我稍稍懂事後便常跟我提起祖父的事，說他是個非常疼惜小孩的人。我實際上有兩次機會在祖父的家裡見到他。那時我大約正讀小學，他興奮異常地熱切招待我們。祖父離開家時，以他木工的精緻技巧製作了一個漂亮的大木櫃留給他心愛的女兒們。這個大木櫃到現在還在我的家中，經過兩次空襲仍沒有被燒毀。祖父的木櫃跟一般師傅製作的不太一樣，橫寬6尺（大約180公分），同時也蠻高的。因為家裡狹窄，收藏起來格外辛苦。但看到這個箱子，每每感受到祖父在逼迫下黯然留下女兒獨自離家的悲痛。幾年前送給人修理，還繼續用著。　　　　　我的父親，時夫，是小學的老師。才二十歲就入贅到宇澤家。進了宇澤家後，很快地便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家族期盼許久的男孩，是我哥哥─照水。（譯註：白兔傳說是日本的神話。大國主命是日本古代地方的王。出雲是在現在島根縣的東半。因幡是在現在鳥取縣的東半）　　　　　（第2篇完）　　　　　（3）經商失敗的爸爸與倚靠我的媽媽大約是我三歲那年，父親時夫辭掉了小學的教職，雄心壯志地帶著整個家搬到東京。我是他22歲時出生的小孩，因此那年他還是25歲的小伙子。母親當然強烈反對父親的想法，但是父親很頑固地不聽她的勸告。最後，母親也只好放棄，把所有家當、財產都變賣了。當中還包括代代相傳、裝飾房子很重要的女兒節玩偶。　　　　　我們來到東京，住在田端。當時的田端，住了包括芥川龍之介等的許多文人雅士，因而被稱為「文人村」。我只記得我們借住在一間獨立屋，回憶起來只覺得房子很大。後來，故鄉米子出身的學生來到東京常住在我家。　　　　　父親來到東京幾年，開始做起生意來了。在高元寺附近開設一家餐館，母親不時會牽著我去探望父親。　　　　　「想吃些什麼？」，一被父親這樣問起，我總是回答當時最喜歡吃的炒飯。那時，我偶而走到店後面，看到父親從後門跑到附近的店，端著一盤炒飯過來給我吃。「到底是怎麼回事？」，小腦袋瓜一直有不可思議的感覺，遲遲懷疑不解。　　　　　一直到後來，我才瞭解，那時我的父親好像不知道被誰給騙了。我在龍野川第一小學讀到三、四年級時，母親賣掉米子的老家所得到數萬日幣的一大筆錢全部都化為灰燼，慚愧挫敗的父親跟著再也沒有回家。　　　　　父親出生於米子旁邊春日村的農家（現在已經與米子市合併），家裡男孩子很多，就把他入贅給人家。因為是養子的身份，當了教師後的薪水全部都要交給實家。這是當時故鄉的習俗，那時的父親的心底大概是覺得憤怒抑鬱而不甘心的。除了這些過往發生的事，小學時代殘留記憶的不太多。只記得母親那時常帶著我在街坊散步。那是很愉快的經驗，那時走在路上，覺得母親倚賴的是作為小孩子的我。　　　　　一直到這個時期，我總覺得沒有被關心過。哥哥是宇澤家族兩百年來的第一個男孩，集三千寵愛在一身。我這個做老二的，可以說是「可有可無」，連幼稚園也不讓我上。所以那時只要一有機會跟母親出門，總是非常地興奮。等電車的時候，在車站月台上便情不自禁地唱起歌來。我每次一唱，母親總是馬上說不要唱了。我是個五音不全的音癡，但是瞭解到自己這點是很多年以後的事，當時的我可是一點感覺也沒有。　　　　　在東京，阿姨也生出了政江。她結婚以後便跟我們一家人同住。阿姨結婚的對象叫做堀越，他的父親是日本著名畫家橫山大觀的門下，住在田端山上的一棟豪宅。阿姨是非常嚴厲的人，裁縫非常的拿手。我手腳非常笨拙，學校一出家庭勞作，阿姨就求好心切地幫我做。但是，實在是做得有點太好了，我於是不敢拿到學校去。把作品悄悄留在家中不帶到學校，但是總被阿姨拿著從後面追出來又交到我的手上。「專家」級的作品要拿給老師看，記憶中是當時非常困擾的一件事。雖然阿姨非常嚴厲，但是我們兄弟算起來其實是被阿姨一手教導長大的。（第3篇完）; 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余秋里回忆录》（下）一张照片: 热度 6 路人癸 2014-8-20 22:58; 1675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找到了台湾原空军情报署长衣复恩回忆录的电子阅读地址: 热度 21 柏林墙 2013-11-13 11:09; 从西西河追到爱吱声，也有六七年了，一共冒过两个泡，发日志这都是第一次…大神太多，太多太神，真心轮不到我说话… 贴一个衣复恩的回忆录地址。原来只知道这本《我的回忆》是非卖品，今天闲逛居然发现也可以在线读，大陆也没墙之，大幸也 http://www.liching.org/publication/pub_03.php 不知道爱坛让不让发这类东西，不过这人挺有名气，当过蒋介石的专机机长，主持了黑猫、黑蝙蝠中队的侦查，开着C-54掺合过印尼内战，还是华航的祖师爷，搞的亚洲化学公司号称全球第二大PVC生产厂商第三大OPP包装胶带厂。临了还弄了个立青基金会，现在这基金会的董事长，他的小女儿兴致勃勃接见山东大学的小老乡们还带给资助的（衣是济南人）。吃喝玩乐也没在含糊，跟上峰周至柔一起拿旧机场搞过高尔夫球场，现在对岸的高球界还很念他的开山之情；干情报署长的时候更是每周在家开party，当年CIA在台湾的头子克莱恩一干人等每周必到，还吃过他亲手做的担仔面。不过也因为跟着周至柔喊反攻无望开罪了他干闺女的老爸蒋经国大大，稀里糊涂蹲过一千多天的看守所，最后终老在台湾，也算一辈子活出了几辈子的经历。我之前在看黑猫中队的书啊网文啊时不时就提到这个老爷子，不过也没指望能看见什么正经有用的一手材料，这次算是意外收获，值得来篇日志纪念一下。; 3960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陈碧兰回忆录读后感: 热度 7 樱木花道 2013-9-19 12:19; 1 一定有个组织就有内部的层级陈回忆有个领导人87会议后被捕了，党组织就有钱去赎他，但是普通党员就难说了。所以为什么公务员就是想升值就是这样，级别高了公费医疗用药的等级就高了某些情况下就救命了。对于现在的我们什么启示做好自己的事情，好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2 早期的tg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现在看起来很清楚，早期的tg是城市党，没有苏联的钱是运转不下去的。（别笑话国民党其实拿共产国际的钱更多）所以为什么后来有白区党和苏区党之争？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农村包围城市说白了解决了钱从哪里来？对于现在的我们什么启示：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怎么考虑得失是时时刻刻摆在大家面前是事情。 3 腐败陈的回忆录里面由于有地下工作的需要，有些人要扮演高级寓公结果就是迷恋上了打麻将吃喝里面专门提到了秋白同志的吃喝问题看来吃喝风也是源远流长。所以腐败不是革命成功后才有的，革命的过程中也不可少。所以，为什么有反复冷酷充满了不可解释的肃反。 4 知识分子我理解那个年代的人没有钱是不可能读书读到高小以上。所以初期的组织就一定由所谓的知识分子把持，特点是使命感很强烈，但是也很冲动。中国的事情一定是读书多的人和普通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推动下去。; 74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回忆录-----燕子洞生活: 热度 9 没事哼两句 2013-4-22 14:42; “眼镜，起来,团长喊你打开水,吃饭." 拍我门的是小米. 而团长者,乃伙食团团长之谓也. 走进食堂,不禁大失所望.早饭菜只剩下洋芋了. "洋芋,若么吃?"我不喜欢吃洋芋. "从这儿."小邢站在一边,指着她那张小巧玲珑的嘴巴.(她是燕子洞洞花) "用不着你提醒!"我走过她的身边,低声骂了一句:"臭小子!" 她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好小子!"我改口了. "你也不看看几点了,8点多了还在这儿."她报复性的说. 8点钟上班,我又迟到了. 端着饭碗,和同班的小钟并排坐在厂房中间. 面对着两台水轮发电机,小钟清了清喉咙,忽然喊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倒真象在主席台上发言一样. 他觉得很有趣,又重复喊了一遍. 吃了几口饭,终于放弃了努力. 胡耀邦曾经提议改变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我举双手赞成。我们吃的太垃圾了。我曾经也写过一付对联，上联是：日日饭香菜臭，下联是：年年猪肥人瘦。以示我对食堂的不满。看了几页书，团长又来喊吃中饭。“吃饭都要喊，明日要你开一笔操心费。” 哼哼！我不想理他。上班上得很有些无聊。而下了班，似乎就更其无聊了。 “去看电视吗？”有一同事宣布：“今晚有个电视剧，八仙过海。” 哦，我对神话故事不感兴趣。但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也不是个滋味。吃过晚饭，就随着本站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农场走去。（当时我们单位尚未购买电视机，看电视都要去附近的农场去看。这也是燕子洞人们主要的消遣方式。）电视效果并不好，象看“布告”一样------电视图像象一块有条纹的布料。 “我要起神经了。”一位女同胞痛苦的宣布。接着一位男同胞也随声附合。于是我号召道：回去算了。却没有一个人响应我的号召。我独自一人缓慢然而坚定的走了回去。刚进大门，值长大人就迎面而来，劈头盖脑的问道：“你今天算不算上班？” “算不算上班？老子上了一整天。”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他哼了一声：“日日只晓得在运行日报后面写鬼话，没有鬼话写就连表也不抄了。” 哦，我这才想起，今天确实没有抄表。（我们上班虽然没什么事,但按规定每个小时要抄一次报表.我们一般都是在下班时补抄.今天也不知为什么忘了.) 这时候，旁边一位女同事开始揭发我写的鬼话了：光棍俱乐部启事鉴于本俱乐部各成员业已走向坟墓或正在走向坟墓(注:坟墓语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本俱乐部仅存本部长光棍一人.众叛亲离,独木难支,遂沉痛宣告解散. 并定于某年某月举行追悼大会.本部长将亲致悼词,悼词云: 俱乐三年,毁于一旦.独免于难,幸甚至哉!呜呼!阿门! 哈哈,不过是逗自己开心而已.; 126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回忆录-------夏天的事情: 热度 17 没事哼两句 2013-4-20 16:10; 是夏天的事情。我走进邮局，为取回我们单位的邮件。 “谭师傅，辛苦了！”我们一边嘻嘻哈哈的和谭师傅打着招呼，一边就在那间分发邮件的屋子里胡乱翻看起来。介绍一下：谭师傅是个老邮递员，常年累月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我们单位送报纸。而且他生性诙谐，所以我们跟他也很随便。偶尔去镇上，我们也会顺便把报纸带回来，省得他跑一趟。当然我们也会乘机翻翻别人订阅的一些杂志。忽然，我发现了一本《星星诗刊》，很是惊喜，想不到在这个小镇上还能遇到知音-------我也是诗歌爱好者啊！于是不禁看了看订阅者的名字：呵呵，我就不透露了。是个很有女人味的名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问谭师傅。谭师傅却笑而不语。大约这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吧？我只好发挥我的想象了。她，应该就属于这个小镇。甚至，就属于这条唯一的小街。小街上肩并肩走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穿红裙子的吸引着我的目光。会是她吗？ “谁说，灰云中露出的一片蓝是暧昧的笑？”---------引用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的诗句。我当时订阅的是《青年诗坛》。以下若出现诗句，纯属引用，并且都来源于《青年诗坛》。因为，不好意思，我其实很少写诗，尤其是新诗。不过看来我也只能以诗会友了。我想发这样一个帖子：致诗歌爱好者内容，想了半天，却也想不出什么废话来，直奔主题吧：我们可以聚一聚吗？当然，我最终期待的，是她的到来。她会来吗？来与不来，似乎都是一种美丽。我也只是想想而已，今生只怕是无缘了。 “只要世上还有真情的诗诗中还有真情的世界我们会在生命的另一条纬度线上坦然的走在一起” 呵呵，诗人就是这么傻乎乎的。我其实更不会去奢望来生。看来我跟诗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当回忆折起一角蔚蓝的天空我们的故事犹如你风中扬起的长发” 我一直在想，你风中扬起的长发是一种什么象征呢？是散乱，还是飘逸？或者飘柔？现在我也还没想明白。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去就不再！”倒是想起了这句歌词。后来，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认识她，是镇中学的一个老师，业余时间经常写诗。后来，我也在《湖南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她发表的诗。那么，我还是送她一首诗吧。当时我只写过寥寥几首诗，而且似乎都拿不出手。只有这一首，或者还勉强可以一读：我走在街头街头空无一人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投下我模糊的修长的身影我怜惜我的影子甚至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只留下我的影子但我不是幽灵我也渴望爱情我用粗短的手指拨弄着古老的七弦琴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街头在这风雨之夜我敲响每一个房门不过，终于还是没有送出。后来，经同事介绍，我和她终于见面了。一见之下，我不禁想起了席慕蓉。按现在的说法，她应该属于典型的“闷骚文艺女”。不过，人还是很大方的。那天晚上，她们学校正好举办一个小型联欢会，她们唱歌，她们跳舞。。。。。。她请我唱歌，但我不会唱歌。她请我跳舞，但我也不会跳舞。其实很简单，她说，就象散步一样。于是，在她的带动下，我笨拙的跳了平生第一支舞。后来，她又邀请我到她房间里坐了一下。唯一的映象是房间里挂着一幅字：自得其乐。倒也苍劲有力。不似出自女子之手。你猜是谁写的？她问。这个我倒猜不出。我对书法没什么研究。杨帆啊！哦，杨帆的书法在本县还是很有名的。其实他以前就住在我家隔壁，我还向他借过几本字帖呢。只是我不练毛笔，练的是钢笔。诗人相见，当然以诗为主。她拿出一叠诗稿，请我提供宝贵意见。其实也许是想我恭维一番吧？而我一向却不怎么喜欢恭维别人。粗略地看了看，觉得后面几首还不错，有跨越古今之情怀。她问我喜欢哪几首，我也就如实以告。却与她恰恰相反。她自己最喜欢的是前面的几首。“不然，我怎么会放在最前面呢？” 呵呵，遗憾的是，不论前面后面，我现在都忘了写的究竟是什么了。后来，偶尔也见过一两次。再后来，就没有音信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698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 [转贴]熊市回忆录: 热度 8 jonathanyj 2012-9-22 09:04; 熊市回忆录（一）中国年轻的A股市场，从1991年开始至今的2012年已21个年头了。在这21个年里，以上证指数计，其中有11个年头是牛市（上升市）；如以深综指计，则有10个年头是牛市，平均来说11个年份是牛市，或者说以年计，22年中有一半的时间里是牛市，并不象有人说的中国股市是“牛短熊长”，而是牛熊交替上演，演出一幕幕的悲喜剧。牛市是令人兴奋的，而熊市则令人难忘。回顾这一半年份时间里的熊市是很有意义的。一、 1993-1996 年的大熊市先说1993年开始的那轮熊市。我自己赶了个半，1993年年末才在深交所登记公司办了个深户帐户开始涉入股市，开户时听朋友说股市已经跌了差不多一半了，现在入市会有大底抄，懵懵恫恫地就“入市”了。结果一入市先赶上了个大熊市。1994年年初，深市开盘233点，上证833点，半年后的7月末，深综收盘95点，上证333点。此时，市场下跌已经17个月，离1993年2月的深沪股市的顶部已分别跌去74%和79%。随后在“三大政策”下股市开始了“大井喷”，一个半月，上海从325升到1052，深圳从94点升到234点。随后又是大跌并一直阴跌至1996年年初，上海跌至512点，深圳105点。结束了1993-1996年初的大熊市。这轮熊市的背景就是1992年小平“南寻”后全国大干快上，到处都是基本建设的工地，造成固定资产（包括房地产）投资巨增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胀率（CPI）急速窜升，1994年时已达24%。朱总理主政国务院金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搞“ 宏观调控”，1993年5月将银行利率从7.56%一下子提到9.18%，两个月后又提到10.98%（然后就是不断增加的保值贴补率）。股市在此背景下，“飞流直下三千尺”，上海从1558开始仅5个月时间一气跌至777。经过几个月整理后向下突破，从777一直跌至325。在此期间，深股没有一只股票不跌，各股跌幅都差不多。而上海则有几只典型的“庄股”如界龙实业等硬撑。但当“三大政策”催生的“333”大行情开始后，所有的股票都翻几番地涨，而界龙等庄股则开始缓慢下跌。在我的记忆中，跌市到末期，深圳已没有10元以上的股票，5元以上的仅2、3只，如深发展、深中集等，而2-3元的股票基本上占到了90%以上的比例。最后深市全天日成交额仅不足5000万元，除了天天的跌，就不知道涨是什么滋味了。在此期间，流行的是“什么时候卖都是对的，什么时候买都是错的；卖什么都是聪明的，买什么都是傻瓜蛋”的口头禅。但是，在1994年8月1日，“三大政策”从天而降，股市则象换了人，指数开盘涨20%，收市指数涨33%！此后连续上涨，井喷了1个半月后又开始掉头向下，一路阴跌不止…… 虽然如此，之后的熊市则和“333”前不同了，并不只是下跌。指数在阴跌，但深圳股市却悄然展开了“川老窖、苏常柴、深中集、深长城”四大天王超级绩优股的慢牛行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盘小绩优，业绩超群，且都是1994年才上市的新股。深圳的老股民们面对这“新面孔”的绩优新贵，似懂非懂，不敢碰，但它们却逆市创新高涨个不停。当上海那边一个劲地爆炒“浦东概念股”、“国企大盘概念股”而吸引资金和眼球时，死市一样的深圳股市这边却是独立的“绩优股”行情！在我那时刚刚入市不久，完全看不懂上海的“庄股”和“概念股”行情，在对股市几乎绝望甚至厌烦的时候，这4只“天王股”给了我将精力真正投入股市的希望，甚至由此喜欢深圳股市而讨厌上海股市。所以，一开始我似乎就是个“价值投资人”（呵，那时可没这词）。回想当年再对比现在，我甚至觉得现在21世纪的“蓝酬股”的水平赶不上1994-1995年深圳股市的这四只小盘绩优股行情挖掘的水平！说也奇怪，尽管熊市给人痛苦的回忆，但到1996年大牛市起来后，我常常怀念那遍地都是2元多股价的时候，心想，以后要是再来熊市我可要好好珍惜。别看我钱少，但我可以买大把很多才2元多股价的云白药、万向潮、深能源 ……等等潜力优质股的股票，拿着，我就不信今后还会再缺柴米油盐！所以，那次熊市经历，也使我从此对熊市有了种特别的爱。对股市的悲观绝望？呵呵，至少这种情绪从那时起就在我的心里消失了。二、 1997 开始的熊市与1993-1996年的大熊市相比，1997年从1510到1025的调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持股不当的人来说则可以说也是一场“灭顶之灾”，接下来的熊市可能比1993年开始的那轮熊市更惨。在回顾1997年行情见顶之前，先看段1996年年末的一段插曲： 1996年12月中旬，在深沪“垃圾低价股行情”炒得如火如荼时，管理层坐不住了，从提示风险开始到气急败坏似的发了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社论，社论的语气简直如文革“516”通知般的严厉。还新出台的交易规则改变：从T+0改为T+1，并实行股票涨跌停板限制（这一交易制度居然一直到现在都不再改了！）。第二天开始，人们从未见过的景象出现了：一开盘全部股票在跌停板上但几乎无成交量。就这样，连跌一个星期，深圳从476点一气跌到270点，那几天如果还不知道什么叫“目瞪口呆”，那就可以好好体验一下了。人们慢慢明白了：管理层不让炒垃圾股？那好，咱去炒绩优股！从此，深发展、四川长虹、深科技等又开始拔地而起，一发不可收拾：50、60、70元……高价股的记录一路刷新。一直到1997年5月份，管理层又出招了：增发300亿新股；印花税提高到0.6%；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不得炒股、有股的必须抛出。——新的三大政策。股市象碰到了墙壁的皮球，开始掉头震荡向下，一直跌到9月末。1510到1025。从此，风向又变了，发展、长虹等象征性地反弹了后开始阴跌，而出现了新的垃圾股行情：美伦股份（泰达股份）、川长征（托普软件，已退市）、北京天桥（青鸟天桥）、延中实业（方正科技）开始晃晃悠悠地一路上涨，越不明白越涨——长达4年之久的资产重组股的行情开始了。而96-97年风光无比的绩优股四川长虹、深发展等等开始了长期的牢狱之旅：一路不回头的漫漫下跌。1996-1997年赚大钱的人开始口呼“看不懂”了。这看不懂的垃圾涨、绩优跌的行情一直到2001年，垃圾股的股价到2001年时普遍都超过有正常市盈率（那怕是30-50倍PE）衡量的绩优股的股价。而“庄股”在那时成了人们赚钱的主要工具套路之词：跟庄。2001年2月，吴敬涟讲话了：中国股市象个大赌场。呵呵，可不是嘛，那时书店里关于股票的书全都是“如何战胜、识别庄家”，股评人个个都成了分析庄家的“心理专家”。赌场也没这么多“心理专家”！这似乎才是2001年开始指数崩溃的内真正内在原因。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轮熊市也可以说是从1997年5月就开始了，一直到2005年年末，8年之久的长期阴跌——看看深成指、沪180（原先的上证30）就知道了。一直有人说2001年开始的下跌是由于“国有股减持”政策，呵呵！如果没有这个政策，股市就不去跌了？当气球被一个小石子碰破后去怨石子太坏而不怨气球吹得过胀了，这就是很多“经济学家”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 110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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