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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1948年，国民党 “恶性通货膨胀”
gordon 2017-3-30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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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怯魅
gordon 2017-3-8 11:06
中国近代史像是一个道德故事，恶人层出不穷，小英雄们在抗争中一个一个地死去，直到最后大英雄的出现，人民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这是武侠小说的套路，呵呵 道德教化的核心是“忠奸善恶”，只要善恶两分，其它的都只是细节，只要我们是好人，那主要责任肯定在坏人一面。 “xx 党” 怪国民党，国民党怪袁大头，袁大头怪西太后，西太后怪洋人，反正 “都是你的错”。 然而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道德教化，而是为了智识教育，是为了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 可“进一步思考”这本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少年人一般没有这等耐性 ，倒是教材里通篇 “都是你的错” 更加能引起共鸣。 怯魅还来源于“去除神话”，不说神话，不说鬼话，只说人话。 “怯魅”又译为“除魅”、“去魅”，指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中，逐渐排除精神体作用的一个漫长过程。 ************************************************************************** 在古人的眼里，客观世界既然象人那样不停地运动和变化，那么它必定是“活”的。春去秋来、风霜雨雪、日升月落，在古人眼里都是由某些精神体支配的原故。于是，在这些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意志、善恶、价值和目的等因素。而它们和人类行为息息相关。天遣、神恩之类的观念遍布古代世界各处。所以，古人的自然观是附魅（enchanted）的。 在那个时期，即使奋斗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很长时间也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自然。神明与精灵充斥在他们的学术作品里。古代天文学将行星运行轨道确定为正圆，是由于正圆“最能体现神的完美”。 近代科学从诞生到今天，一个主导倾向就是“怯魅”（disenchanted）“怯魅”又译为“除魅”、“去魅”，指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中，逐渐排除精神体作用的一个漫长过程。 有趣的是，怯魅过程使人类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意志的限制，却使得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范围逐渐扩大 。人们不再祈雨，却可以人工降雨，不再用巫医驱魔，却可以用医药治病。 在古代小说中，神迹、魔法无处不在。它们不仅是神魔小说的主要情节，即使被后人归入“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很自然地穿插着神迹。 在作者心目中，超自然神迹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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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民党，中国社会的毒瘤
gordon 2016-12-7 05:27
在袁世凯时期，只要是国民党的期望没有被满足，国民党就 “打砸抢”。 跟现在的民进党差不多，爱搞街头政治。 直皖战争，段祺瑞为什么输了，跟第一次直奉战争差不多，段祺瑞的人大多是新兵。 根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战前曾询问过皖系的边防军（参战军）的日籍顾问 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指出：边防军训练不足，指挥官及下士，都没有战争经验，用以作战，未免过早；这支军队，只能服从命令，不能人自为战，全靠指挥官之如何了。 ************************************************************************** 直皖战争，段祺瑞的衰落 段祺瑞虽然在北洋集团中一直位高权重，也很有影响力，但是一直以来手中没有自由控制的嫡系部队，这使他在一次一次的政争中屡屡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对付黎 元洪一个光杆总统，还需要督军团的支持，最后差一点让张勋给渔翁得利了。而对付张勋的几千区区辫子军，仍然要其他的部队来完成。在同冯国璋的斗争之中，虽 然屡占上风，但是冯手握重兵，又有长江三督的地盘，他也不敢过分行事。而最让他头痛的南征战事，借助的都是直系、奉系、及一些地方部队，这些人心怀各异， 稍不如意，就掼纱帽，闹军饷，不得不百般抚慰，软硬兼施，致使战事一波三折，打打停停，他的武力统一政策，无法贯彻。这对一向刚愎自用的老段来说，简直就 是一种耻辱。而且直皖两系因政治斗争而导致关系急剧恶化，弄不好有一天会兵戎相见。因此段祺瑞一直有组建嫡系部队的想法，不过首先是没钱，其次没有合适的 机会。袁世凯建立模范团，组织皇家近卫军，令北洋各将领寒心，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 民国政府自对德宣战以来，并没有实质性的举措。因为当初和协约国方面的协议就明确了中国不必派军队赴欧洲参战。段祺瑞也无意于欧洲的战事，他的目标是南方的滇桂军和国民党，他的主张是武力统一。这因为如此与主和的冯国璋缠斗不休，于 1917 年 11 月 22 日被迫辞去总理一职。但冯国璋又迫于皖系势力和各地方军阀的压力在 12 月 18 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全权负责有关参战的具体问题。冯国璋有他的用意：一是参战问题很复杂，争议良久，段祺瑞一直主张参战，就把这个难题留给他。即可卸过，又可卸责。二是相对缓和直皖矛盾。 但是冯国璋不想让段插手内政，而是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对外军事问题上。 从表面上看，参战督办的权力有限，但段祺瑞还是欣然受命。因为他有自己的看法。段祺瑞这个人很实际，只要能独揽大权，他并不介意表面的职位，否则早就自己 当总统了。参战督办看上去权力不大，但他不属于内阁，而参展事务又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这就使他拥有向内阁各部门下达命令的权力，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 动军队；对外可以插手外交，争取外援。这些权力的灵活运用，就可以将内阁玩弄于掌股之中，从而达到左右政局的目的。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参战督办的合法权 力编练参战军，发展自己的嫡系部队。正因为如此，参战督办的任命一下，段祺瑞便走马上任。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督办公署正式成立，以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陈箓为外事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处处长。并聘各部总长为参赞，次长为参议。参战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着手组建参战军。 成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绝非易事，第一要有钱买装备。政府肯定是没钱，那就借吧。 正好机会又来了。由于苏俄发生了革命，要退出欧战，并和德国单独媾和，日本借口威胁到他的远东利益，乃向中国提出了签订中日两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段祺瑞作为参战督办，主持并亲自参与了与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 1918 年 3 月 23 日 ，在督军团的支持下，段祺瑞重新掌权，出任内阁总理。 5 月 16 日 、 19 日，相继同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签约之后，日本方面根据段祺瑞的要求，以共同防敌需要为名，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来华，并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援助，开始帮助段祺瑞编练参战军。 8 月成立参战军训练处，负责处理参战军的指挥、训练、经理、卫生和补给等方面的事宜，地点设在北京安定门外黄寺，由参战处参谋长靳云鹏担任督练。 首先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以培养中下级军官和军士。目的是通过训练造成师生关系，以便成为和段祺瑞有直接关系的派系势力。军官教导团团长为陈文 运，地址设在安定门外黄寺，抽调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中比较优秀且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加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即分派到参战军各部担任初级军官。 军士教导团团长为曲同丰，地址设在北京北苑，由接近皖系的北洋各师选调优秀军士前来受训，共编为六个营，三千二百人，也是训练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即分拨到 参战军各部充当军士。教导团内分步兵、炮兵、工兵和劈刺诸科，科目和教育方式完全仿照日本军制，各兵科的教官完全由聘请的日本军官担任，助教由日本军士担 任。教导团的教育科目以精神讲话为主，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和个人发展前途等思想。 军士教导团曾经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开学典礼，参战督办段祺瑞和督练靳云鹏都亲自参加。到场的还有内阁全体成员，训练处的全体领导人，日本总顾问坂西利八郎及 全体顾问，以及北京各界领袖人物。段祺瑞在讲话时曾手指国务总理、陆军总长、参战军督练，身着陆军上将大礼服的靳云鹏说：“你们看，靳督练当年就是我小站 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能当上了国务总理。你们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好好练习本领，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讲话之外段祺瑞还宣读了一篇训词，其中有 “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计”等语。 12 月，两个教导团的训练工作结束，即派人赴安徽、河南、山东等省招募新兵，筹备扩编成师。很快就募集三万余人，经过短时间的训练、编队，于 1919 年 1 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为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每师辖步兵两个旅，炮兵、骑兵各一个团，辎重、工兵、机关枪，各一个营。每步兵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战斗兵一百二十六人。骑兵团共 辖四个连。炮兵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火炮四门。第一、二营为野炮，第三营为山炮，口径都是七十五厘米。工兵营辖四个连，分任通讯、架桥和筑城作 业。辎重兵营辖四个连，运输工具都是大车。机关枪营辖四个连，每连有重机枪六挺。参战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也完全购自日本。除山炮是日本六年式，其余步枪类 都是三八式，属当时最先进的。 注：四一式山炮， 明治 41 年才大体定型。 定型以后，却发现性能上还有种种不如意之处， 又用了长达 6 年时间完成的细节上全部改进，并且在 1917 年正式批量装备部队。 1917 年也是大正六年（明治已经挂了），所以该炮也有个别称叫做大正 六年式 75 山炮 ********************************************************************************************* 参战军的军费完全是由日本提供的贷款。为了掩人耳目，段祺瑞指使督办参战处会同外交部发表声明：“参战军专为防御外侮及巩固中央之用，完全为国家性质，归 中央调遣。”并且按照日方的要求拟具了编练参战军的计划，编练三师，每师需款四百万元，再加教育各机关经费，约共需款一千四百万元，合日元两千万元。 1918 年 9 月 28 日，由日方朝鲜银行出面，与中国签订了二千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合同。之前北京政府还以陆军部的名义先后于 1917 年 12 月 30 日和 1918 年 7 月 31 日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总额为三千二百多万日元的军械借款，两次借款都是以军械形式交付的。 参战军的训练也完全是日本式的训练方式。以第一师为例，全年的训练分为三期：第一周至第十四周为第一期，完成连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实弹基本射击和劈刺 体操的基本动作；第十五周至第三十八周为第二期，完成营、团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营以下的对抗演习和射击、劈刺的应用动作；第三十九周至第五十周为第三 期，除补习第一二两期的课目外，主要科目有连、营攻防对抗演习，团、旅、师的野营演习，班、连基本战斗射击和炮兵联合战斗射击。除上述术科外，每天另有两 个小时的学科，科目为精神讲话和典（步兵操典）范（射击教范）令（阵中勤务令）的讲解。 为了把参战军训练成为如日军一般的劲旅，段祺瑞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坂西利八郎为首的参战军顾问团，聘用了一百多名日本军人担任参战军各部的教官，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军事训练。 在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下，参战军很快在北洋军中崭露头角，成为在装备、待遇、军官素质等各方面皆为全国之冠，令人刮目相看的王牌军。 当参战军刚刚开始编练时，欧战已经结束，并将要召开巴黎和会，“参战”名义已不合时宜。于是段祺瑞将其更名为国防军，后来又改称边防军，段也由参战督办变为边防督办。 除上述部队外，徐树铮的西北军边防军也是皖系的另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 五四运动的“打砸抢”，现在我们知道了 “曹汝霖 ” 也不是什么卖国贼；警察也不管，跟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很大关系 这个事件，让段祺瑞非常愤怒 倒段的后果，直系和奉系，根本就搅和不到一块儿。 吴佩孚也起不来，曹锟比他资历要深。 ********************************************************************************************* 北洋大势，在袁世凯死后即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二是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脑，曹锟为副，长江三督为骨干。皖系以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傅良佐、吴光新等都是大将。二而三是 又添了一个奉系，后来居上 ，鼎足而三。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便高踞首席，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曹之稳坐钓鱼台，得力于他的爱将——北洋后起黑马吴佩孚。吴虽是一名师长，可是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注意。他在湖南，始而驱兵疾进，所向无敌。继而陈兵不战，通电主和，他能把握时局中心，善为运用，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由于他能做能唱，使南北军人对他都刮目相看，曹锟是他的嫡亲长官，这样一来，水涨船高，便成为直系名至实归的领袖了。 　　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不能容物，又信任徐树铮，遂失去大多数人的拥戴，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当然是个角色，可惜太过专横，又太露锋芒，他对段的贡献最大，影响段也最大。至于傅良佐、吴光新、张敬尧之辈，都是段的负担，既不是人才，又不是战将。 　　奉系的崛起，当然占了地利，加上段祺瑞在和冯国璋明争暗斗时，徐树铮献议拉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这便给奉系一个壮大的机会。张作霖和皖系在互相利用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便宜，因此使他的野心也随之增长起来。这是一种利害的结合，当他觉得自己力量已可独行其是时，他便不愿受皖系的摆布，甚至要清算徐树铮。 　　段祺瑞鉴于皖系的日益没落，倚赖他人的不可靠，于是决定利用日本借款和日本军火训练新军（参战军），作为自己将来统一天下的本钱。 这和袁世凯称帝前不信任北洋诸将而建立“模范军”情形一样 ，段在北洋派系以外成立参战军，其动机和目的，与袁世凯当年成立模范军是一样的。 　　8年6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后来发展到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外蒙古撤治后，徐树铮俨然以“西北王”自居，想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一来便迫着张作霖去联合直系，张作霖和曹锟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的，现在为了对付徐树铮，竟联合起来，因为徐树铮过去的记录太可怕了，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结曹的爱将吴佩孚，在张作霖和曹锟心目中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由于曹张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前提下联合起来，因此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东三省共计七省便成立了反皖系的同盟，这个同盟在8年秋冬之间已经形成。 　　七省联盟得到徐世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徐世昌在袁世凯在世时，就认定徐树铮是个可怕人物，这两位本家一直就没有相好过。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亲贤人而远小人。这所谓的小人就是指的徐树铮。有一件事可以证明，8年9月间，曹、张两人竭力推戴靳云鹏组阁，靳也是段的亲信，但靳反对小徐，因此，靳不但得到曹、张的支持，也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段祺瑞呢？他不能因外来的压力而摆脱徐树铮，政治结合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很坚硬，段和小徐就是无法分开的，因为 段的新“边防军”就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而安福国会又是小徐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 ，如果去掉徐树铮，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等于“自毁长城”。 　　段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 　　不幸的是皖系大将安徽督军倪嗣冲患病垂危，见神见鬼，好像很有几分凶兆。当年对付冯国璋时，督军团便是以倪嗣冲为先锋， 他接替张勋督皖，也接收了张的部队 ，在皖系中，比起吴光新和傅良佐总算成器多了。现在既然朝不保夕，使段如丧左右手。因为倪的病危，使得倪部下马联甲也想夺帅印，段命马帮办安徽军务，想派段芝贵继任安徽督军，徐世昌则主张起用淮军老将姜桂题。徐段意见既不统一，老徐遂决定倪嗣冲一天不死，便一天不开缺，也不补人。 　　七省联盟中充当兵谏的先锋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在8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置之不理。 　　9年1月17日曹锟转到北京一封吴佩孚坚决请求撤防的电报，电报首先说：“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强调直军全体将士久戍思归，和积欠军饷的困苦情况。最后则沉痛地说：“北望叩首，涕泣哀恳”八个大字。 　　吴这电报是先打给曹锟，请曹代转，曹则嫌吴电报太平淡，又在电尾加了两句：“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莩。” 　　北京政府接到曹的筱电（17日），老徐不开口，靳云鹏则向段请示，段也一言不发，于是靳云鹏也只好闭口不言。 　　1月30日，南方军政府秘密接济吴佩孚开拔费60万元，先付30万，其余30万留待开拔时付清。 　　吴佩孚要撤防北上，对皖系来说，这是极严重的事情。因此，段祺瑞决定要阻止吴军北归。2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他的兄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忿，逼迫靳云鹏撤换赵倜。赵倜在河南干得不好是事实，可是段采取这一行动，完全是假公济私。他很重视河南这块地盘，因为吴军撤防北上，河南是必经之地，赵倜所指挥的部队“宏威军”本属淮军姜桂题系统，兵力虽厚，却不见得听赵倜的指挥。因此段拟派内亲吴光新继任河南督军，并派安福系众议院秘书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一面催促靳内阁发布易督的人事命令，一面密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的警备军迅速开到信阳，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取得联合行动。 　　吴光新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这一来，把赵倜迫上梁山。 赵倜在直皖两系斗争中本是采取中立态度，无所属的，现在为了自身存在问题，要参加反段阵线 ，当他获悉段派吴光新来吞吃河南，他便调赵杰和常得胜等部集中京汉路南段，准备以牙还牙，采取抵抗行动。 　　于是七省联盟又加了一省，变成八省同盟了。 　　吴光新的可怜是做了多年候补督军、督湘之梦落空，督川之举又成泡影，现在有了河南的机会，可是前途也是困难重重。 　　2月23日， 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更动豫督 ，他的电报很激动： 　　“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 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而日拙也。……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赵倜本与吴佩孚毫无关连，现在吴却为他声援，他内心自然对吴感激涕零，因此，3月4日赵有支电响应吴，有“昨得吴师长电，传诵欲涕”之句。其实吴并不是有爱于赵，只是怕段的嫡系拿到河南，自己北归的路就受阻了。 　　2月26日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案。内阁送请总统盖印时， 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而不同意更换河南督军 。他自称久居卫辉，也算得是一个河南父老，决不允许因更动督军而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 　　靳云鹏把徐不同意情形去报告段，段大为光火，当面骂靳：“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当的国务总理？” 　　靳云鹏这时处境最苦，他出身皖系，老段是他的靠山，到了他身为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局势的演变使他身不由己，和皖系竟不能相始终。 　　9年2月29日，靳又提出辞呈。 　　3月1日安福系又一次发动倒阁，并电请王揖唐迅速回京主持这个运动。这时 安福系为了拉拢徐世昌，所以表示可以同意过去徐世昌所提周树模来组阁 ，徐树铮也郑重地向老徐表示：“如果周朴老组阁，树铮愿意担任陆军总长，帮助总统办事。”周树模字少朴，别号沉观老人，北洋人物都称之为朴老。过去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坚决反对，现在为了要推翻靳云鹏，所以愿意接受徐世昌的人选。当时如果周树模组阁，陆军总长人选很困难，因为靳云鹏是自兼陆军总长，如果他的内阁垮台，靳自然不会继续留任陆长，小徐如果出任新阁的陆长，就表示这个新内阁很有力量。 　　3月3日， 安福系为了倒阁，该系所属的三位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 。第二天更以联合辞职来达到倒阁的目的。这时安福系攻击靳云鹏的罪状之一，是说靳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是个忘恩负义的卖国贼。 注：这倒是跟日本很像，陆军不派人，没有陆相 ******************************************************************************** 　　段系和安福系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他们既然发动倒阁，等于正式把靳云鹏排斥于大门之外。很妙的是，靳也有他的后盾，他得到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支持，他们纷纷电请靳继续留任阁揆，愿为其后援，徐世昌也表示坚决挽留靳内阁的态度。段祺瑞面对这巨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同意把河南易督问题暂缓更调。 　　3月4日靳云鹏回到国务院继续办公，段命令安福系的三位总长也取消辞职的表示和靳内阁合作。 　　这一天河南督军赵倜发表通电响应吴佩孚，表示赵倜已公开地倒向直系一边，并且加入了七省联盟，七省联盟已经扩大为八省联盟了。由于这一个转变，赵倜似乎是有恃而无恐。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向曹张等提供不更换河南督军的诺言。而曹锟也就替赵倜调兵遣将一事作一番解释。他的解释很有趣，他说豫督调集军队乃为了裁兵起见，今者明令既颁，自当调回原防。 　　赵倜也向北京政府保证：豫省边界军队调集内部，系各团体之主张，俟大局稍定，当将各军撤回原防。 　　吴光新的豫督又告落空。他的怨气完全集中在他的贵本家吴佩孚身上，所以3月20日他有哿电痛骂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意存挑拨。” 　　 八省联盟的声势大，一出马就打了一次胜仗，使靳云鹏内阁不被安福系所推翻，使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 。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却使他更不见谅于老段，段的死党认为靳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谋害恩师。其实倒不是靳有意如此，也是时势使然。 　　靳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不必拜托张，张也要替靳撑腰。于是，张的撑腰更触怒了段。3月14日张作霖派了王乃斌带了一封亲笔信到北京，给段祺瑞，劝段信赖靳，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中有句云：“乞钧座勿纳宵小之言，免为盛德之累”。这封信更带给段怒上加怒，段认为靳竟拜托外人来向他说情，殊属不可原谅。刚巧这时候靳云鹏前来晋谒，段在火头上即予以挡驾。靳云鹏当然不知个中原委。第二天靳又来晋谒，不待通报即直入内室，他本是段的四大金刚，自然可以随便登堂入室。段见到他，劈头劈面就大骂他一顿，段说：“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骇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我没有？”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全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为之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3月14日这天又发生了另外一桩事，那是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的一段新闻，新闻说：“三月七日陆军部次长张志潭曾访公府顾问日人青木中将，表示靳内阁愿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张志潭是靳云鹏的智囊，这消息是嫁祸于人的阴谋， 想把全国所憎恨安福系主张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转嫁到靳云鹏身上，让靳成为全国人民所愤恨的对象。 　　 安福系议员光云锦、乌泽声等根据《公言报》这条消息在安福国会中提出质问 ，攻击靳云鹏阴谋卖国。好像安福系是多么爱国，多么反日。其实人人均知安福系就是亲日系，他们如今为了打击政敌，竟把自己的帽子套在别人头上，实在是掩耳盗铃！ 　　当2月下旬，安福系曾有一个打算，想捧段祺瑞为副总统，以抵制徐世昌。老段这一个时期火气很大，没有人敢把这个意见去报告段。果然，在段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斥拒。在段心目中，连总统也没有放在他的眼中，他如何会对于副总统有兴趣？ 　　段很想用副总统为饵，作政治交易。过去本有推曹锟的酝酿，所以在3月上旬，他便授意安福系补选曹为副总统以挽救直军撤防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 如果曹锟接受当副总统，便要保证吴佩孚不撤防。曹锟这时对于副总统已经不感兴趣了，因此八省同盟的督军们也指使各该省籍的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的推举会 ，安福国会虽开会要选举副总统，可是却两度流产。 　　3月27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存张勋为安徽督军（按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祝张作霖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加上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这是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 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的决定和保定会议的决定，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为自己树立新的力量，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徐世昌乃转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4月4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段听了颇为所动。4月7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 可是安福系的人包围了他，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因此他于8日又回到团河去了 。 　　曹张联合倒段之势已成， 虽然口里不讲倒段，实际则是倒段才能打开当时的政治僵局。在倒段行动中，要有一个实际行动者，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他一连串地打电报到北京，如： 　　“湘鄂一役，几经剧战，各将士出死入生，伤亡者原宜悯恤，劳瘁者亦须慰安，迭据各旅长等呈请，或患咯血，或患湿疾，悲惨情状，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急不能待，空言抚慰，不能遏阻……” 　　“戍卒疲苦，万难再事滞留，恳乞准予全部撤回，以慰众望。” 　　最后一次吴的请求撤防电报，流传最广，电云： 　　“远戍湘南，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段祺瑞再不能小视这个出身秀才的师长了，他很仔细地研究吴师撤防问题，认为：（一）吴师一撤，则南军乘虚直入，他既无可用之兵，自然会引起严重后果。（二）吴师撤回保定后，对北京将构成一个大威胁，尤其是吴佩孚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开始是采取延宕手段，假装糊涂，不作答复。继而见曹，吴电报越逼越紧，便令陆军部复电不准撤防。最后他知道吴师有自动撤防的决心，遂又用缓兵之计劝他缓撤。 　　3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不能不慎重处理这个问题，3月18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对于撤防问题自然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由衡州到保定是一条漫长的路，首先要经过张敬尧的势力范围长岳区，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自然不会算计他，沿途不虞截击。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一样。 　　直皖两系使用各种方法互相对付敌方。4月23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忽然倡议废除督军制度，且愿意首先在浙江实行，以资倡导，这简直是一件大新闻，民国初年的督军，和唐朝末年的藩镇一样，阻碍国家的进步，为全国人民所深恶而痛绝。现在竟有一位督军倡议废督，这真是太受人民欢迎了。卢永祥是不是真的如此从善如流，俯顺舆情呢？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两派斗法中间，皖系的一套手法，由卢永祥出马来试探直系。4月30日，曹锟也将计就计，通电赞成废督，并且进一步主张禁止军人入党。这所谓的党，就是指的安福系。曹锟当然也不是真心愿意废督，只是不愿意让皖系专美于前，所以也唱唱高调而已。 　　徐世昌巴不得这些手握兵权，各据一方的军阀们能够下台，明知他们所说的都是违心之论，但也落得于顺水推舟，大做文章，通电嘉奖废督的“卓见”，并且建议在废督以后，各省的军队统由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各省省长有监督本省军队之权。 　　皖系和反皖系的联合阵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内阁，靳云鹏虽是段的亲信大将，可是由于反段的联盟集团都维持靳内阁，所以使段视靳为眼中之钉，皖系和安福系都决心要打倒这个“通谋敌人，谋害皖系”的靳内阁，宁愿政敌上台，也不愿由这个“叛徒”坐在国务总理位子上。从2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个问题一直在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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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关于后勤的悖论
热度 1 gordon 2016-12-1 10:06
在抗日战争中总是有这样的感慨，如果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先进武器，早就打赢日本人了。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些先进武器从哪儿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 ，后方的工厂、学校，文教机关，都够呛 当然可以小型化，钻山洞 这样的话，现代工业，规模就会受到限制，成本就会显著提高 ********************************************************************************* 要想摆脱轰炸，有一个稳固的后方，至少得有高射炮，有驱逐机 ********************************************************************************* 吃现成的，跟 “从原材料开始劳动” 的差别 美国援助苏联的肉罐头，热量高 关键还是 净的热量。节省人力的 不然一系列工作呢，装箱、包装、运输 倒是没有什么创造性劳动，但是这个成本，省不下来。 注：节省了很多人力，就可以把人力投到 “军重工” 去 ********************************************************************************* 跟粮食的商品化率的道理一样 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自己还得吃呢，有一部损耗 不可能都供应城市。 商品化高的，几个人就干你们 十几个人的活儿 ********************************************************************************* 日军本身后勤就差，游击队 “饥一顿，饱一顿” ，比日军后勤还要差 游击队，人数不能多。人一多就有一个吃饭问题 人少，可以跑到居民 里面吃 。（群众= 居民+ 游击队） 都成游击队了，谁从事生产 ********************************************************************************* 后来没有办法了，必须得搞生产，搞 “屯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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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二战后的中国经济—— 生丝、桐油、猪鬃
gordon 2016-11-6 15:28
“生丝、桐油、猪鬃”，是二战前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中国在二战后，面临的问题和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类似， 杜邦尼龙的发明 ，取代了生丝。 以前降落伞就是丝绸的 ，主要是日本丝绸。 后来换尼龙的了。 1938年尼龙没被发明以前，牙刷和毛刷制品绝大多数都是用的 猪鬃 。但是在此之后尼龙就代替了 猪鬃 成为第一位的制刷原料了。 参考文献： 邓力群《九一八事变后，太平洋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回顾》 **************************************************************************** 中国战时生产局于1944年11月6日在重庆正式立成。 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政府的官员谈话中，纳尔逊强调指出，中国不能期望美国向其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而必须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制定国家发展计划。 纳尔逊建议中国仿效英、美，设立战时生产局。 **************************************************************************** 国民政府垮台有几个原因： 1、二战结束后，战时新技术发明，替代生产，出口下降。 跟日本一战后发展重工业一样，世界贸易隔绝了，日本不得不发展重化学工业。（一战德国战败，引进德国的技术） 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桐油（美国找到了代替品）、锑、钨（南美进行开采）、生丝、猪鬃（尼龙等人造品） 2、美国战后的倾销 一战后的教训，汉冶萍公司怎么停产的。不就是一战后，国外钢铁的倾销。 3、入不敷出 借的军费拿什么来还，出口又啥也卖不出去。 参考资料： 《美援为何无效？——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策》 **************************************************************************** 接管东北后，xxx 为什么懂战时生产？ 呵呵，因为抗日战争时候，战时生产局，美国派有顾问。 或者，从苏联学过来的 具体来源不知道。但是肯定他们懂 。（不论从国民政府，还是从苏联来，他们懂这个） **************************************************************************** 伪满殖民地工业体系 围绕军需工业这个核心构建的伪满殖民地工业体系，以 “重化工业” 为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 第一次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制订之初,日伪确立的是重工业综合开发计划。而这种综合开发,是以煤炭、钢铁、液体燃料、飞机、汽车等为重点的。 1942年起实行的 “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是以煤铁、石油、有色金属材料为重点的。 注：第一次五年计划是个铺摊子，倒没有什么。 第二次五年计划，涉及到有色金属，就厉害了。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请东德的专家来搞。（德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停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唯一发展比较好的产业就是有色金属，钨矿） **************************************************************************** 这是个德国的盘子，还不是日本的盘子 “双轨制”，在 “莫干山会议” 之前，就知道了德国的经验。只是没有论证而已 “莫干山会议” ，作了一个论证。（ 论证是第一位的 ，“ 知道个信息 ” 不算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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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民党抓壮丁<续>
热度 22 苏双 2016-6-2 17:44
妈妈:陈×的爹,按辈份你要喊三家公,被抓了壮丁去,后来去了抗美援朝,听说苦死-----他当火头军,仗火打起凶啊,一到时间,饭熟没熟都得背上去,走壕沟头,耳朵边枪炮猛且打,背上去大家抓几把吃,还得赶紧回来,在沟头滚...后头转业,给200块钱,那会儿钱好值钱哦,200块钱能买头好牛还能剩(我妈妈都是实物为度量衡),他家买了头大水牛,过了几年红火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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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民党抓壮丁
热度 7 苏双 2016-6-2 17:11
妈妈:国民党一开始是两丁抽一三丁抽二,后来打不赢了,就乱来了,只要是精壮汉子,就抓,你家公(就是外公)去交公粮,路上被项××逮着。我:项解放后没挨斗哦?妈妈:没有,他是狗腿子嘛,过错不大(过错不大?-----是啊,他拿工资吃饭的嘛,跟过去抓计划生育的跑腿一样的------我囧),他上头还有团长,保长...魏××家躲壮丁跑得惨,后头老四被抓去了,音信全无...我:家公咋个回来的呢?妈妈:你二家祖祖给县警察局长(旧社会这个好像比现在的官大)当文书,把你家公留在警察局煮了半年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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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gordon 2016-5-10 20:14
注：这是当时给冯玉祥部队配备军事顾问办的一所学校。 西安依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称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该校的领导人是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校长是中共党员史克轩，副校长是从苏联归国、后来在中央苏区牺牲的李林，校政治处处长和党组织书记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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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能人：熊阔海 ，穷不怕
热度 2 gordon 2016-3-29 20:52
原载《河北日报》 无奈卖儿筹经费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5月30日，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住宅里，回首往事，86岁的高鹰老人不禁痛哭失声。“在那个年代搞地下工作太难了！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实在无法可想的父亲才把我弟弟卖掉了。”采访中，高鹰几次喃喃低声念着这几句话，语音颤抖。 高鹰的父亲高文华，于1935年2月接替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高文华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 此 后不久，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陷入了困境，高文华与妻子贾琏将自己只有四个月大的儿子卖掉，换来50元大洋，维持了省委三个月的运转。“当时，上海中央局遭 到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好似一个孤儿，工作上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导，经济上没有中共中央接济， 加上那年华北大旱，遍地灾民，困难可想而知。”河北省委党史办宋学民处长告诉笔者，高文华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但收效甚微。“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 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的女儿饿得难受，不得不到田野里捉蝗虫，拿回来烧着吃；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 吐血……”当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们后来这样回忆。 由于没有药物，高文华只好喝 盐水治病。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的贾琏看到高文华营养不良，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墙外装饰门面的一块腊肉取下来吃，但高 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装门面、摆阔气，同时也是地下党同志前来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贾琏多次把这块腊肉取下又挂起，始终没有吃掉。 “我爱人贾琏同志眼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段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东光)。那 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4个月大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 在高文华 的回忆文章《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看不出悲伤甚至看不出细节的平白描述仍然可以让人想像当年抉择时的残酷。“分给王林(省委秘书长)10元， 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10元，解决吃饭问题。”高文华就是靠着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谈及‘卖子筹经费’的往事，高老低下头， 想了很久，不说一句话。”作为党史工作者，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振南处长近年来潜心研究高文华的革命事迹，曾几次访问高文华，1982年4月的一次座谈 会上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最后高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高文华夫妇还保持着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性。“高文华的女儿为烧蝗虫吃还受到了责备，因为当时高文华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商人的女儿是不会烧蝗虫吃的。”原益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刘谷东告诉笔者。 1988年，刘谷东曾专程到北京拜访高文华，并写下了名为《为了创建新世界》的文章进行发表。 ******************************************************************************************* 原题：《“母亲是钢铁炼成的女革命家”》 她17岁手就拿两把缚着红布的大刀，率队打土豪开粮仓，还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解放后，她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后， 她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与组织了数以万计冤假错案的平反。她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陶铸的妻子曾志———穿越烽火岁月的女革命家。 今年是曾志诞辰100周年，她的革命历程和传奇故事再次广受关注。昨日，省妇联在省委礼堂举行“学党史忆妇运明使命跟党走”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第一场报告会“陶斯亮同志谈革命母亲曾志”。省直机关、珠三角地区妇女干部、妇女群众等1000多人聆听报告。 斯人已逝，再谈母亲，陶斯亮直言，“人们对母亲的了解很抽象，认为她是个女革命者。但是她的喜怒哀乐，她最美、最感人的地方人们并不熟悉。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时代，让他们的精神，如种子，深埋在中国的土地。” 母亲这样的女性不可复制 问：你母亲的经历太神奇了，比现在许多电视剧中的人物精彩多了。 陶斯亮：是的。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女性太有故事了， 是不可复制的 。 问：解放后，您母亲和离散的两个儿子重逢了，她怎么替他们打算呢？ 陶斯亮：母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心里非常关怀别人，只是她所操的心与众不同，想法很实在。 我大哥后来一直在农村务农，许多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妈妈却认为，留在农村有一块田地耕种，是最实际的。 曾志同志的两任丈夫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如今的时代环境完全不同了，当代人很难深刻地认识那一代革命者。 陶斯亮：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我两个哥哥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当时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艰苦，没有办法养孩子，我请你们原谅。”我母亲一生从来没有 说过软话，但在生命最后时刻求儿子的谅解。以上种种，谁能忍心说这个坚定的女革命者不近人情呢？大爱无声，真水无香，这才是爱的本质。母亲一生活得精彩， 真正做到了战士、圣徒、女人三位一体。 ******************************************************************************************* 问：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是怎么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陶斯亮：她从小想当花木兰，整天看武侠小说。当她听说到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学军事，就毅然放弃了女子师范的学业，成为那个讲习所唯一的女学员，并且坚持到最后。她选择的是一条血雨腥风，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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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文革时期的工作方法 ——— 中下层同志的回忆（转）
gordon 2016-3-19 08:57
参加革命同日本鬼子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跟贫穷落后斗。自始自终只有一个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从来没有动摇过，谁知转眼变成阶下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 对此，想不通。可是想不通、不承认就得挨批斗、受体罚。 拳脚、耳光、下跪、搞“喷气式” 就成了家常便饭。 如果经不起皮肉之苦，违心地承认了这些强加的“罪名”，接下来还得交待具体“罪行” 。 否则，就是“避重就轻”、“妄图蒙混过关”，少不了会有更 严酷的拷打责罚。 最令人痛苦的是逼着你揭发他人的“问题”。 尽管你说的句句是实话，只要不符合造反派的心意，那就是“不老实”、“想对抗”、“搞攻守同盟”、“死不悔改”。 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不行，承认了更过不了关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注： 这就是 “死不悔改” 这个词的来历 ，有点象 电影《拯救吾先生》里的张华，一堆张华，全他妈是。 **********************************************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都从未动摇过。而今又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去出卖同志，诬陷好人呢？我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道实情。 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肉体上的摧残，人格上的侮辱，精神上的折磨，因而焦躁不安，血压升高。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 能不能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 可是，在那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的年代， 大批启用工程技术人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 这件事实施并不容易，光是我们敢顶还不够 ， 更重要的是帮助科技人员本身解除思想压力，保护他们不再受到伤害 。 比如，xx 同志对重返技术岗位往往显得顾虑重重。他们总是强调再三，说自己是来下放当工人的，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进行自我改造...... 技术人员的思想压力是和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分不开的。 注：神经病，知道吗？ 坏人得不到清算 ********************************************** 陈景润的科研环境 那个时候，科研的大环境不好，被四人帮等搅乱了，但是， 小环境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可以的 ，这样，他才能安心专研。如今，大环境好了，不过是似乎好了，小环境都毁了，凡是安心长期专研的，都不给活路，还搞什么创新？几乎每个科研单位的小环境都破坏殆尽 当下的两个问题： 一是常识在今日中国变成了异端；二是知识分子加入了赞美的大合唱中。 良心，有良心的人都死了。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1MzYwOTA4MA==/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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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张申府与黄埔军校（转）
热度 2 gordon 2016-3-14 06:17
注：早期国民党那帮人 都是留日的 ，没有啥知识水平，understand？ 1923底，张申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李大钊认为广东形势很好，亲自介绍张申府前往广州。1924年春节后，张从北京启程赴粤，经上海停留时 与陈独秀见面，陈支持张申府去广州工作。张抵达广州，适逢国民党改组，因有李大钊（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推荐， 加上 当时广州留学生无几，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 ，张申府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长廖仲恺等人的热情欢迎。 　　 思想敏锐而又喜好新事物的张申府，甫在广州这块革命热土上活跃起来。正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2月6日筹备委员会在 广州南堤二号（今沿江路239号）正式成立，蒋介石离开广州时由廖仲恺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说英 语和德语。通晓英、德语的张申府很快加入进来，后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员。 　　 张、蒋认识并非始于黄埔 ，“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 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12虽然生性高傲的张 申府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但也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这次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大成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使蒋介石兴奋不 已。这次的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军校机缘之一。 　　 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出身的 蒋介石在1926年前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 （周恩来语），13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心存戒心，但公开场合却 以高姿态赞成“联俄”并接受“联共”。羽毛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力量，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 如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方鼎英所言：“ 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 。”14熊雄是共产国际为中共秘密培训军事人才的对象，蒋 介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熊雄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派来的陪同，蒋、熊由此结识。熊雄后回国入黄埔，很快被蒋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秘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聘 ，其中最积极者为毛泽东、徐特立、于右任、戴季 陶、居觉生等，经过当地考试合格后约有1300名考生云集广州参加复试，1924年3月27日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广州文明路）礼堂为考场， 国文试题为 戴季陶拟定 ，数学题由王登云负责， 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 ，张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 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 注：主席当年为黄埔招生，也是私下招的。 由常识可知，王登云的数学水平跟 张申府 差的远。就是工科的，也不能跟数学老师比。 张申府估计是顾问级别的 ，他也不懂军事。 *************************************************************************************** 王登云 黄埔军校校长英文秘书。原名登云，别字宗山。陕西醴泉人。陕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预科、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系、华盛顿乔治亚城大学毕业。 1921年聘为旧金山华人报纸《醒华日报》编辑及总主笔 ，1921年回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任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后派任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特派员。1923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驻美国联络处马素延秘书，加入国民党，后任加拿大《醒华日报》主笔。同年回国，经谢持推荐， 任国民党赴苏联军事考察团团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 。1923年12月回国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历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中校英文秘书，兼军校政治教官，军校第一教导团党代表。1925年1月曾赴河南开封招收黄埔军校第三期新生。并在华北为军校招生而奔走。曾参加东征和北伐。1931年任第三十四师少将师长，第一军少将高参及办事处主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兼陕南国民兵团团长，陕西省警察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西省政府委员，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议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及主任委员。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曾创办光复中学、明新工业专科学校。并任两校董事长，两校均建有“登云楼”，以示纪念。1977年3月5日在台北病逝。 *************************************************************************************** 　　 张申府显然得到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 这批由蒋介石提名的十七位人选当中，只有张申 府是中共党员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竣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 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军校教官主要来源于日本军事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第一人，时年 32岁。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不偶然，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 　　 孙中山建军校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谓革命军，就是要有革命精神，就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 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作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两样。”16“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 点，亦本校精神之寄托”。 　　 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蒋曾仔细考察苏联红 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他写道：我“学到了许多有关红军的组织。军中政治则由党代表负责。我研究了军中党务人员的实际工作示范。 我发现红军陆军第144团的团 长只负责军事指挥。政治与精神教育及一般知识性的教育概由党代表负责。军官与党代表权责分明，此种制度十分成功。 ”它使得部队团结一致，上下亲爱。蒋 介石认为中国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有“主义”的革命军队。军事与政治并重，在中国军校史上前所未有。 　　 虽然政治教育十分重要，但苏联顾问不涉及军校的思想政治训练课程 ，这是不得已的策略。 当时英美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外国报刊出于对苏维埃的恐惧，把黄埔军 称为“赤军”，他们认为，在俄国顾问的控制下，黄埔军校是布尔什维克暴动分子之训练中心 。为免被国民党右派攻击为“赤化”，苏联顾问只负责军事训练事 宜。而 改组不久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方针，加上本身也没什么政治教育方面的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定了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中共党 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担任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员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注：为了避免成为 “基地” 组织的嫌疑。 *********************************************************************************** gordon注：老蒋选他，估计是因为他是书呆子，谁知道他是搅屎棍，把另一批 “妖魔鬼怪” 给弄过来了。 ************************************************************************************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跨党”成员， 但张申府则明确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的 ， 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反而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 建校初期的政治部尚未成型。 注：啥不会，越说自己擅长啥。越不会，越擅长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确实是个新鲜事物，在长达四个月的军校筹建时期并没有设立政治部，只设有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和军医五部， 国民党对军队组织的建构还停 留在旧式军校的传统观念上。政治部建制是军校正式成立时仓促推出 ，但很快被强调为黄埔军校“最重要部门之一”。从人员来源看，政治部不可谓不重要，颁 布政治部正副主任的次日，“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复于本月二十五日请委甘乃光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分事务、组织、宣传三科，于是 本校政治部遂告成立”。 　　 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邵元冲都是国民党大员，公务缠身，难以亲躬黄埔岛，更不用说负“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责任。 张申府是当时唯一联任孙中山“一武” （黄埔军校）“一文”（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学校的教员 ，岭南大学毕业的政治部秘书甘乃光也兼任桂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后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实业部 部长，一身数职，同样难以坐稳黄埔岛。于是，刚成立的政治部机构仍是个空架子， 日常工作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身为三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戴季陶 仅来校两次，军校内也少见张申府的身影 。按照军校“权责”规定，政治部主任“掌握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并督促党务之进行”，“副主任有辅助主任整理执 行本部一切工作之权”。 由于学校军阶分明，少校级的副主任不能逾越少将级主任之责。主任不作为，副主任也难以有所为 。加上军校初办时期，财政艰 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黄埔军校早期学生的政治训练质量都不高。 　　 据黄埔一期生蒋超雄回忆道：当时“我们的课程表上没有政治课这一项，也从未听过政治部主任或政治部其它工作同志以政治为内容的报告。” 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星期演讲”，除本校教员外，演讲者大多数是党部和政府名人 ，前后来学校演讲的有： 　　 谭延闿：“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 　　 李济深：“国民革命运动之过去与现在” 　　 李烈钧：“中国革命战争略史” 　　 甘乃光：“本党的阶级基础” 　　 陈树人：“广东省政府之组织与工作” 　　 宋子文：“国民政府之财政问题” 　　 孙 科：“肃清吏治问题” 　　 陈克文：“本党农民运动概况” 　　 罗绮园：“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 　　 陈果夫：“本党组织概要” 　　 彭泽民：“华侨与革命运动” 　　 澎 湃：“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等等。 　　 这些演讲，既开扩了学生的视野，也成为政治部工作的一大特色， 戴、张不常来校，甚至后来离校“跑了”，政治部“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 　　 张申府虽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他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个人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而是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岛 。这要从一封推荐信说起，信的内容和后果对中共日后在黄埔的发展非同小可，张申府这样说： 　　 “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 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在张申府眼里，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国民党左派”， 戴季陶甚至是早期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员 ，张申府和戴季陶并不陌生。 张申府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廖、戴，信上列有15 人名单 ，全是共产党人，第一人是周恩来，第二周佛海。 　　 张申府与周恩来早年认识，“1920年‘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 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这一 年，在北大当教师的张申府27岁，赴日本求学受挫回国不久的周恩来22岁。同年冬，张申府到巴黎后，见到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聊，互相尊 重，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在张 申府看来，周恩来是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且才华出众。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张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说经济困难，希望能寄上路费 。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当时政 府财政拮据，军阀杨希闵把持广东财政，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廖仲恺不得不“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 黄埔军校。”尽管如此，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寄路费。 类似的例子还有，当时廖仲恺也汇路费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曾参加中共“一大”的官费 留学生陈公博，让他尽快回国 。不同的是，陈公博的“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是广东大学汇来的， 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 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 回国后的陈公博还没进广东大学，就被廖仲恺拉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书记长。显然，廖仲恺十分看重张申府推荐的人才。 注：没钱，请不到啥人。“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在此之前，由李济深引进黄埔的邓演达 也很关心推荐名单一事，张申府与“如同老友”的邓演达“几次谈话，他（邓演达）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邓演 达时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 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因不服气蒋介石当校长，基本不到校，只派邓作代表 ）兼总队长，因有掌军权的李济深撑腰，邓演达后出任教 育长。看得出， 校方上层对这份推荐名单抱有很大期望 ，那么，它的作用又如何？ 　　 周恩来果然很快从法国启程，9月初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见到张申府极为兴奋，言谈中，周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刘天回 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 从一开 始，周恩来就认定黄埔军校大有作为，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 人 。黄埔军校成了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 　　 两个月后，“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 若干中共党史著作，对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只有两句话：“中共中央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去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推荐一事只字不提。 　　 政治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对全校实施政治教育，二是对人民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当戴季陶等主持政治部工作时，政治部机构尚未健全，“政治部是 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 周恩来接手后，才逐步使之臻于完善。周恩来聘请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 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使共产党的信念共产主义占据军校政治训练主要方面， 虽然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开始，但此时国民党的意 识形态权威还没有确立。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那时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黄埔支部’，第一个黄埔支部的书记是蒋先云”。50当周出任政治部主任 后，黄埔支部直接归周恩来领导。 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如支部书记蒋先云， 湘南地区第一批中共党员（介绍人毛泽东），曾领导和参加安源罢工、水口山罢工，黄埔军校入学和毕业考试都名列第一 ，周恩来认为蒋先云是个将才，51蒋介石 也把蒋先云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52宣传干事王逸常，上海大学毕业，1923年经瞿秋白、施存统介绍加入共产党，由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介绍投考黄埔军 校。组织干事杨其纲，1923年就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共产党。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从周恩来开始，周利用他的政治部主任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 。周与叶剑英、叶挺成为亲密朋 友，两叶是周的忠实支持者。周恩来在叶挺的协助下，组织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另两支亲共产党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成为中共发动起义 的骨干。史书对此定论是：周恩来的到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中共开始“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此外，据目前所知，这份名单上还有恽代英、周佛海、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这些人全都先后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担任过军校教官。恽代英、 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被王柏龄等人称为“黄埔四凶”。 很难说这些人进黄埔与张申府推荐信有关，因当事人都已不在黄埔（廖仲恺被刺杀、戴季陶和张申府已离 开军校，只有知道名单的邓演达在校），但可以说明的是，张申府这份名单上的人选，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三、“开了小差”——仓促离校 　　 　　 张申府虽然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个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仓促离校，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有三种解释版本： 　　 1、难以和蒋介石共事： 　　 张申府说：“他（蒋介石——引者注）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以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54 　　 2、广州气候不习惯： 　　 晚年张申府对美国学者舒衡哲说：“1924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开了小差，因为‘天气太热了’”。55 　　 3、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形势和党派立场等因素：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 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 。再则蒋介石表 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 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 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56 　　 第一和第二理由的叙述时间均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第一和第三理由有重迭成分，可略“一”而不论。 　　 第二理由，属和朋友私下聊天的“自我调侃”，同时张申府继续兼任广东大学教职，还在“气候炎热”的广州继续生活，此理由当不能成立。 　　 第三理由是1967年在红卫兵监督下写成的文字 ，行文虽然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用词语气，以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 但这是张申府坚持“用事实澄清个人历史”的 信条写下的“自我批判”。他说，“我总希望，也总愿意，把每个人的历史如实弄清楚，功归功，过归过。”57这个版本内容具体详细，当可信。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和张申府关系极好的党代表廖仲恺经常被搁置一边。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不允许他 人分享其权力，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 ，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58倨傲自负的张申府 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张身上。 　　 在张的回忆中，有两处提及自己是跟随戴季陶出走，而戴当时是“愤然出走”。戴季陶是中执委常务委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样一个煊赫人物为什么会“愤然出走”？ 　　 由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潮》第24期“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一文对此事记载道：“他（指戴——引者注）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 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了。59张继、谢持均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 同时也指定对共产 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 ，以“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60孙中山对他们说：“ 如果俄国 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 ，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61此时，张、谢对“联俄联共”越发不满，并于 1924年6月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 此案涉及戴季陶，他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被指斥有不少中共党员。 　　 对张、戴纷争事件，包惠僧的《国民党改组前后》一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张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走狗，戴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 张数骂戴：“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 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拳就打，戴季陶打不过张继，当场大哭， 于次日留了个辞呈 ，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62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他的 “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 当年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正式入党时，戴季陶说因与孙中山关系不能成为中共党员时，也哭了一 场 。63张继为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读早稻田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长，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部长， 曾 与苏联代表越飞接洽，为孙、越会谈铺平道路，1922年9月，张继介绍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所有中共高层负责人都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但张随后 对联俄联共政策持异议 。《张隐韬日记》（张隐韬为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对此事也有记载：“近日民党中发生内部左右之派之争执，张继、谢持为右派中反对共 产党及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戴季陶所以不能在广东立脚而去上海。”64戴季陶是因国共纷争一事“愤然出走”。 　　 自国共合作以来，潜伏问题中最尖锐、对时局影响最大的是国共关系问题 ，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两党摩擦在所难免。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 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的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 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65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会农运，被国民党认为“ 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 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 。”66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 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 　　 中共的这种渗透策略引起国民党右翼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翻查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同志们 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等文件。他们认为， 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违反了李大钊在 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 。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弹劾中国共产党人 案”，一面质询鲍罗廷。 孙中山不顾鲍罗廷的“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警告，同意将于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 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 　　 在这种情形下， 本来对马林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像戴季陶这样的人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 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 。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孙中山对心怀疑惧的国民党元老说：“ 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 ，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 　　 　　 四、张申府“开小差”的党内背景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所能发挥作用有限也与中共工作重心有关。当时中共专注发动工会和农民运动，但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中共十分重视黄埔军校，所引用材料基本是中共当时发出的两份通告，我们不妨就从这两份通告说起。 　　 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共办六期，毕业五期，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份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军校的通告，它们分别为“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 　　 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68此时已是第四期生入学。“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于1926年10月3日 发出，69这时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根据汪精卫提议，兼并各军开办的军校和讲武堂，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生入校完毕。显然，“通告”动员各地 青年报考在时间上给人滞后感觉。 　　 从内容上看：先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 　　 “各级同学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通告落款人为“钟英白”。 　　 这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文件，里面带有隐语，如： 　　 各级同学——各级党组织， 　　 本校——共产党， 　　 少校——共青团， 　　 民校——国民党， 　　 钟英——中共谐音。 　　 再看“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 　　 “黄埔军校现在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各地均应鼓动KMT（国民党——引者注）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我们的同志应少 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 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为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 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 。望各地于接到此通知后迅速进行为要。” 　　 中央确实是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但人员有限定， 只鼓励“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或者“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 持”，又或者“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共青团）同学及民校（国民党）左派同学”。“通告”明确道：“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强调“凡已任有工作同 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显然，党中央重工农运动甚于军校。 　　 当时党贯彻的工作方针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72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成立的、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的“中国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无论从农讲所的发起者（林伯渠），或到各届负责人都是共产党人，第一届38名学员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就占 了20名。 而黄埔一期生共635人，中共党员才28人，73甚至连身在黄埔的张申府也同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途在于农民运动。 　　 如何在组织武装力量上发挥作用，中共并没有统一部署，往往看某个具体的人去推动 ，如周恩来、熊雄在军校活动等等。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学校组织军队的做法还 是受到鲍罗廷的严厉警告：“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周恩来被迫让步。 相反，蒋介石掌握了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党军，使之迅速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 武装中心。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组织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方面，远未形成系统理论，在国共合作的战略部署上，中共工作的重点无疑在于通过领导和组 织工人、农民以扩大党自身势力，而非在组织军事武装力量上。这个战略部署有一个致命失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1927年及其以 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时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也没有武装工农群众、认真深入广州政府军队去建立自己力量的坚定方针。” 　　 大革命失败10年后，周恩来还耿耿于怀地说：“1926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在征募、装备十个师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致命失误实际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身份”有关，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也声明这点：“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 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79不仅指导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基本来自莫斯科， 而且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一些基层组织听从共产 国际的指示甚于党中央 。陈独秀常发牢骚：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在陈看来，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80鲍“不仅直 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 81从中共按“马林方式”促进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到采取“魏金斯基战术”， 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 ，82再到 鲍罗廷的“一切指导”，无一不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农民革命。我们从1923年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 可看出这点，共产国际发出的十一条指示中，涉及工农内容的有六条之多： 　　 1、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建立反帝战线和反对封建制度残余的农民革命是一致的，它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能否吸引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2、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3、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为建立工农联盟而努力。 　　 4、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要教育广大的贫农认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重要。 　　 5、其领导权不用说应在于工人阶级的党。 　　 8、中共必须把国民党作为农民革命的朋友。 　　 （6、7、10、11条从略） 　　 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反帝斗争是农民革命，这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里的组织农民革命的提纲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任务就是组织工 农运动。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动员农民参与国民革命，成了共产党在第一次国 共合作时期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之一。不仅如此，就连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的国民党改组也把共产党纲领“扶助农工”作为自己的“三大政策”之一。这就可以解释以上 党中央的两份通告何以如此地重此（工农）轻彼（军事）之缘由，中共还没有意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 　　 既然中央的态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张申府的私自离校，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中央的太大注意，至少从目前文本看，还没发现李大钊、陈独秀对张申府“开了小 差”的批评。既然中共的工作重心在于社会底层的革命动员，张申府在黄埔的作用，也就不在于个人本身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 　　 　　 五、并非多余的结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张申府率性离开黄埔，实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联。 　　 虽是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荐，但张申府如何在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工作”却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这与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组织机构的特点有关。 初创时期的中 共内部还没形成列宁式的、铁一般的纪律约束。尤其人数尚少的核心成员，更多地依靠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开展活动， 如同一个相互信任而又松散的、志同 道合的自由组合。 　　 例如，张申府赴法前，陈独秀全权委托张申府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共产党组织。 张先后介绍刘青扬、周恩来入党，在手续上，只是事后“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陈 独秀，如此而已” ，在张申府看来，“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84在柏林，张申府把后来成为中共军事领袖朱德引进共产党一事， 也是张回国后才向陈独秀汇 报，陈也就放弃之前对朱德的片面看法表示同意。 张得意地说，“本来我介绍党员，他没有不同意的” ， 只因“我们互相尊敬”。建党初期，张申府也确是陈独秀和 李大钊四年来最信任的朋友，这都使得张申府认为在这个自由组合里，个人仍有很大的自主性。 三年后回国，张仍抱去国前的想法，如同在巴黎、柏林那样，继续发 挥他的自主性，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来回穿插，即任黄埔军校教官，也在广东大学当教授，负责高等数学、西洋哲学史、逻辑三门课，同时兼任图书馆主任 。他离开黄 埔的最直接理由是要专心致志地教学、做他的罗素研究，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之间“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 注：只因我们是铁哥们，啥也不因为。我介绍的人来，他敢不同意嘛。 　　 参加革命是张申府儒家入世传统对世情危局的一种承担，这种救世意识，是张个人意识和气质的选择，而非政治的需要 ，所以这种承担，并不影响他对学术的追求。 事实上， 不敏于政治斗争的张申府热衷思想讨论多于革命具体行动 。在欧洲时， 张虽为旅欧支部负责人，但历来重于“思想指导”，轻视具体实践，他将支部繁琐的 事务，交给更为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周恩来去处理 。中共旅欧支部成员郑超麟回忆说： 张申府“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 　　 轻视革命实践与他的思想主张有关。张申府历来强调要以心灵解放的哲学改造人性从而改变社会，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中流露出这种坚持：“我现在所要努力 的，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在五四运 动时期，张提醒学生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透过政治推动制度的改变。 在张申府看来，政治运动虽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如果国家借口需要人民替 它效忠而可以禁止思想自由的话 ，爱国热情一样也可以。张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新思想”，这是打倒传统价值和愚忠的唯一力量。 　　 主张心灵革命的张申府与主张社会革命的毛泽东不同 ，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行动，毛强调以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制度 。虽然张申府 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改造旧中国，但从未放弃个人内心解放的最终追求。由心灵解放到人性改造，是张申府一以贯之的理性启蒙意识。 　　 也就不难想象，注重心灵自由的一介书生与黄埔军校的严明军纪生活实难相容。黄埔军校是按苏联军事制度而建，比一般党员更有一套严格规定，蒋介石首次训话就 提到：“我们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校更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要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87不仅如此，按照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的规定，政治部 人员甚至更要“特别遵守纪律，为革命军人与党员之模范。”88严厉的军纪约束，上司蒋介石刚愎自用的强硬作风，生性浪漫恣肆的张申府难以适应，这都是促成 他率性而去 的原因，加上他内心的隐衷： 黄埔军校并非他第一选择 。 　　 张申府回国后，本来希望继续在北大教书，李大钊为此致信胡适，但未获准 ，“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89这件事情对张申府 影响很大，直到晚年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对舒衡哲说：“我的政治活动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受过两次学术压迫。一次是1924年我从法国回来，我希望回到北 大教书，但胡适阻挡我的任命，他死命针对我，因为我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 。”90实际上，胡不接受张，并不因为张“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早在1922 年，他们曾有几次激烈的思想交锋，双方的政治主张、社会观点和文化认同各异，按照冯友兰的划分法，91张申府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左翼，胡适则代表着新文化运 动右翼。92胡适不认同张申府一点不奇怪，但张申府对这次“学术压迫”记忆犹深，称之为“政治活动的代价”。 他与革命意志坚定、一心一意投入黄埔军校的周 恩来不同，他一心回北大教书愿望破灭，不得已才南下广州，黄埔军校成了这次“学术压迫”的偶然结果，惟其偶然，所以被动；惟其被动，所以勉强。一旦“两边 来回跑，实在来不及”时，自然舍弃一方。 　　 同时， 张申府对国共合作一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共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可以单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力 量 。。。。。我们最后的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这位纯粹的共产主 义理论和行动捍卫者，坚持党的独立性，虽然口头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一旦遇上时局发展超出他所能理解的意义时，一个偶然机会（戴季陶被右翼排挤）就会成为 他抽身而去的借口。 　　 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再是之前的共产主义研究性质团体。“二大”后，新章程确定中共的组织结构为列宁主义，即 一切权力集于中央，党建立三级体系：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和地区委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否则会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惩罚，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实行委任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帮助中共建立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 张申府三年后回国，他的观念仍停留在之前的“自由组 合”上，“正是这种自由松散的友侪和同志的结合，吸引了张申府并维系他的兴趣”，一旦铁的纪律成为党员必须接受的标准时，自由恣肆的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 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他的羁縻”之人 。94在质疑国共联合战线的文章发表三年后，张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张当场离开会场，并声明脱党。张的性情高傲，不讲妥协，自喻为“宁折不弯”。在和舒衡哲谈论周恩来和中 共“四大”会议时，张申府仍引用这句成语，但却颠倒了两个字：“宁弯不折”的“周恩来投了统一战线一票，但我没有”，“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 庭”。 　　 这次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党代会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早在1923年法国的比扬古大会时，张申府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立场已是无人不知，此时他仍 坚持自己的观点。 负责党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讽刺张申府幼稚可笑，这在张看来，蔡和森的讥讽有算旧帐之意，因张申府曾在《新青年》曾撰文批评蔡和森为“幼稚的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的张申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离场。周恩来追出来在大堂过道截住张，请求他不要退党，张听不进 。在以后的几个 月里，“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固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士人原则。 注：那几个人走不了。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同的。 　　 张申府因此而退党并不是先例，之前李达、陈公博也因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退（脱）党。张申府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 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是罗素的信徒。没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96从他一生来看，“张申府似乎是个革命者，但又总是若即若 离，有所保留。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足以引起他的怀疑。当其它的政治行动派为革命舍身的时候，这些怀疑使张三心两意，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张申府是中共黄埔第一人，但从政治家角度衡量，他似乎未能把握好这个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98他坚持心灵革命的主张，使他对社会革命始终是雾里看花，隔了一层。 　　 历史跟张申府开了个玩笑， 张申府离开黄埔以后，本想一心一意在广东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研读罗素撰写哲学论文，却又被政治打断，校长邹鲁把张申府当作 左翼分子解聘了。1924年秋，张申府忿然离开广州，不久因坚持其“左”派立场而退党，退守书斋，此举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和张一起离开黄埔岛跑回 上海的戴季陶却很快向“右”转，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 　　 1924，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的年代。 　　 　　 写于2005年6月29日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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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的货币斗争
热度 1 gordon 2016-3-4 06:07
1944年，不但法币继续跌价，伪币的币值也迅速跌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敌后根据地法币的比价突然上升，伪币的比价突然下降。 当年的判断是，由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阻止日本军队向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日本军队为准备逃跑，抛售他们所掌握的大量物资，敌区物价突然下落。（伪币值钱，抗币跌价；因为要用伪币去购买物资，伪币稀缺） 抗日民主政府利用时机在新解放区大量发行抗币，驱逐伪币，把它送到敌占区去换回大量物资。由于我们及时行动，把几十亿元伪币从新解放区迅速排挤出去，使新解放区人民在不久伪币跌成废纸时，没有受到损失。 注： 抗币更烂，还不如日本人发行的伪币呢 。 法币伪币抗币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 法币升值，伪币下降。不说抗币， 一般认为抗币是稳定的 。 抗日战争时期，抗币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超发货币嘛（主要是根据地小， 货币流通范围小，不敢超发 ，没有信用） 伪币对抗币突然涨价 ，管它呢，我还印票子，把伪币给搞过来。（它是个政府嘛） 不超发也没用，人家不来你这儿。（穷山沟谁来呢） 扩大根据地，这个决策太英明了。 *************************************************************************************** 我的判断呢，估计是信用跌价了，因为日本投降了嘛，所以 信用跌价以后抛售 伪币 。只是一个心理预期 不代表日占区物资比国民党地区差。黄仁宇的回忆在哪儿呢 法币比伪币坚挺，伪币比抗币坚挺。（但后来是法币和伪币都跌了） 但不管怎么说吧，搞了大量的物资。（当时还占领大城市了，例如石家庄。这是一个铁路城市） 其实南方铁路还少，铁路主要在东北、华北。 *************************************************************************************** 抗日战争时期，法币和伪币纷纷跌价，不是我们搞的，是因为 他们俩超发货币 。 不要把自己搞的跟神仙一样 说实话就是跟大哥混的，就是套购点物资。 *************************************************************************************** 有变化的 抗日战争刚结束，法币的币值是最高，不是因为物资比日占区多，而是因为信用高。 根据地的抗币就不行，比伪币还差。物资没有日占区多 搜集伪币，到日占区套购物资。 国民党生产没上来，信用就维持不住，法币就要跌价 伪币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 *************************************************************************************** 为什么不实行金本位？央行为什么要调节 因为根据地的范围是在变化的，日军扫荡，时大时小。抗币的流通范围也经常发生变化。 农村的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秋冬和春夏，货币投放量是不同的。 *************************************************************************************** 现在看啊，超发不超发也不重要，人性才是最重要的。穷山沟谁来呢 只要不是低端风险 被破，都不是啥问题。 人还是 “好吃懒做” 的 注：货币没超发，有什么用啊，人家就是不来。 *************************************************************************************** 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 抗币的根基是食盐 。抗日战争结束后，抗币就是掉价很利害 根据地没啥东西，就是食盐、农产品 必须进攻日占区，必须到日占区去，不然经济受不住 。 抗币vs 伪币，掉价太厉害了，没用物资补充，货币信用维持不住。 *************************************************************************************** 卖出伪币，买进法币；卖出伪币，套购物资；伪币迅速跌成屎 那日占区的经济就停滞了，生产就停滞了。（没有货币下的经济，市场经济就停滞了。 日本不是纯计划经济，它是统治经济 ，市场经济的一种变种） 就是抢物资，国民党也是抢。为抢物资，国民党部队之间还互相开枪了。 *************************************************************************************** 形势急转直下 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下，中共所属各武装力量纷纷向附近据守的日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投降，并对拒不投降者展开攻击。到8月26日，“共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两方军队 围绕受降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 ，在山西上党，塞北平绥等地，北上的国军与当地或先到达的中共军队之间发生激战。10月，接收东北的国军乘美国运输舰到达大连时被苏联军队拒绝登陆，后转到葫芦岛仍无法登陆只得转在秦皇岛登陆。后在进发至山海关时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1946年1月初，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下达了1月停战令，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整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但因政治摩擦最终未能进行。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草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共激烈反应，4月蒋中正就东北接收问题的讲话更引起中共报纸攻击。3月， 随着苏联军队在东北撤退，国共重新开始在东北爆发军事冲突 。1946年4月15日，中共在苏军撤走长春一个小时内突袭长春机场并占领长春，随后其紧随撤退的苏军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随后，国共两军在四平街，长春等地激战，东北局势急剧恶化。 注：根本就没有 “转圆”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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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黄郛 —— 蒋介石 “自立门户” 的首要人物 （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3:25
注：其实， 政学系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提到的少。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 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 。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 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 注：黄郛一生没入国民党，是以私人身份帮蒋介石做事。 *********************************************************************************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 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 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 一度出任内阁总理 。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 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万全之策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 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 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 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 “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 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 。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 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 ”，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 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 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 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 。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 。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 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 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 。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 石—— 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 蒋介石。 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 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 ，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 。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 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 。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 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 。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 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 ，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 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 ，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 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 ——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 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 不 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 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 黄郛为什么被认为是亲日派？ 黄郛在办理宁案、济案中都很屈从帝国主义，因此有亲日派之名。政学系原本创始于李根源和张耀曾。黄和李的关系很好，人们通常把黄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称为“新政学系”， ************************************************************************ 为啥老大反对 “上大学” ？ 早年有人认为是，老大在北大时候，心理受打击了。 现在看，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恩怨还不少呢 如果真是北大的事的话，胡适估计就不会提，老大自己就说出来了。胡适本身就是名人，能跟名人拌个嘴，都是一种光荣。再加上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就是体育那篇。胡适是和陈独秀是一辈，辈分高。很少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 恐怕不是这个事情 。 注：不合常理，瞎猜的 “打是亲，骂是爱”，他说这个事，就说明这个事不是问题。 ************************************************************************ 跟现在的明星 “哭穷” 一样，起步越穷，越传奇。哪怕是个初中生呢，这是加分项，不是减分项，为什么？因为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跟罗永浩差不多。 正常的心理取向应该是加分项才对，表现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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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技术官僚没什么用处 —— 政学系的落寞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1:43
　　 国民党内部派系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再无像胡汉民那样的人物对 其发起挑战，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 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另一方面又都对蒋的决策产生影 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分忧 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 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 ，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 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 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 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 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 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 ，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 歧。 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 。从国内现实状况来说，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民众均多厌战，希望能够获 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休养生息，且 国内经济状况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也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发生内战，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必将铤而走险，反 而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而言，美苏两个大国均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执意行之，必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得不偿失。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 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 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独自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 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 利益 。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 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 。如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 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在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 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 政学系有技术嘛，到哪个政府干都行。cc 跟它 利益不一样。 注：所以 我的看法跟忙师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 政学系算是老成谋国，但 在现实中行不通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 。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是，我搞技术也搞不过忙师。 ************************************************************************** 知道以前沙皇的农奴制是怎么形成的吗？呵呵 世界没有新鲜事 据忙师说，前任总经理有句名言：行政命令管半年，利益交换管一辈子。所以 必须行政命令为辅，利益交换为主 。中央必须给地方利益，不能把地方利益都拿走，拿走利益，也就拿走包袱和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 都是能人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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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说说国民党
热度 27 silentdarkness 2016-1-28 17:32
任何一个政党，不管以前多么有组织能力，多么有动员能力，多么有执行能力，一旦只考虑5%的顶级阶层利益，而忽视95%老百姓的利益，他的所有能力都会迅速泡沫化，被替代也就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div忙总说的，我再说一遍/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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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
gordon 2016-1-20 10:03
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 还是曾经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黄仁宇在其著名文章《日本，Nippon，Japan》中说出了国民党人在获胜后的心里话： 　 　 　　V－JDay 〔VictoryoverJapan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 中 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 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 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 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 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从日方资料看来，作 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 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 命” 。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 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 ，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 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 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 。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 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 注：老蒋被日本人打怕了，赶紧把这群瘟神请出去了。 ****************************************************************************************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 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 。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 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 。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 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 。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 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 ，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 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 。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 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 。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注：都是下苦力人，这个蠢蛋，呵呵 （你就让他干呗） **************************************************************************************** 国军只有钱且衣衫褴褛，人家日本人装束整齐，真是，哎 消费性通胀嘛，问题出在生产上。 怪不得他们那么崇拜日本人，原来他们比日本人还差，呵呵 **************************************************************************************** 他怕日本人破坏，日本人也够意思， 给他一个完整的体系 。（横滨正金银行给它的，汪伪中央银行） 他只要生产就行了，呵呵 注：都饿成啥了，还跟我们打，呵呵 （ 大生产运动 ） 老蒋，goodbye **************************************************************************************** 蒋大哥怎么输的，他没有二线兵力。 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 毛选第四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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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不查都是共产党，一查都是国民党，党的根基，最核心的战斗力，中央军委的两个副主席都 ...
热度 37 silentdarkness 2016-1-20 09:21
不查都是共产党，一查都是国民党，党的根基，最核心的战斗力，中央军委的两个副主席都 ...
据说当初反对中国建造航母最起劲的就是外交部 在国台办内部喊让利喊的最响的就是这个龚清概 不下重手整党，苏联一幕难保不在中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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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No Zuo No Die 国民党
热度 33 苏双 2016-1-19 09:34
转进台湾岛后没几年，明明身边民进党这头不断成长的骆驼都挤占半个帐篷了，还他吗一门心思惦记着朝大陆扔香蕉皮。你妈，就算你要争衡天下，也得先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薅好不是？被土共揍了这么多年，还没明白中央社每年发“朱毛被擒指日可待”这种鬼话新闻有多少篇？ 这下帅，民进党整碗捧去。简直就是帮“大火都烧到屁股了，还说，哎呀，我这口红涂得不够红啊，先补补口红”的大天蓬。 等待看国民党被清算党产 苏双： 忙师好,国民党这次一败涂地,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 Wxmang：是的，对我们其实是好事情。当局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其实是台湾国民党，而这个敌人由于其特殊位置，你还无法大张旗鼓讨伐。 而他们一点没闲着，一直在渗透，这几年市面上不断增加的果粉，就是他们渗透的结果。 我前几年春节去海南琼海附近的一个叫伊甸园的庄园过年，这就是一个国民党渗透的基地，主人是原蒋经国卫士长。 据他介绍，在李登辉上台后，他们一批同志，用国民党党产在大陆购买了一些土地（不仅仅是海南有，内地也有，最北到哈尔滨，最西是成都，最东是杭州），建立针对小孩子培训（以小学生为主）的项目，不断灌输国民党的伟大（三大主题：辛亥革命，北伐，抗战），教育台湾民主政治的先进（平民有上升机会，法制公平，舆论公正透明等等），来污染争夺年轻人，实质上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因为经过他们运作，他们建立的基地很多都成为当地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近还要在珠海建海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种项目渗透是挖TG墙角的，可惜还无法制止。 现在台湾国民党完蛋，这些党产将成为私人财富（一直挂在私人名下），我想就不会再干这种挖墙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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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两岸
热度 18 巴巴爸爸 2015-11-19 16:24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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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当年我们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
gordon 2015-4-26 09:40
国民党的统治忘于通货膨胀，这好像是一个常识了. 那么我们当年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的？这个好像没人提起 这个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公家所有的收支 都通过银行。 民国的那个银行啊，老蒋控制不全。它跟摩根先生提出中央银行以前的美国一样，大大小小的私人银行。 ************************************************************************************* 我们是搞托拉斯的，所以说，老蒋有点low 嘛 注：以前是储蓄负利率补贴银行，中国补贴美国。 经济好，大家都挣钱，这也没人说啥。 哎，现在这一套不好整喽 你这么看，其实就是政府消费，老百姓补贴政府消费嘛。客户是上帝嘛，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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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炸鱼了
热度 30 洗心 2015-1-26 17:29
@铁血悍将汤恩伯 抗 日名将杨引之，湖南长沙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的战略被蒋委员长所采用，其下属的第十八集团军是抗日战争中歼灭日 军最多的中国军队，文革期间死于中国大陆，不久其妻入狱服刑十余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至今仍在民间蒙受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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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中国人了——专访“竹联帮”大佬张安乐 ... ... ...
热度 46 李根 2014-12-8 23:38
11月30日，狂欢一夜的台北恢复了平静。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出现在台北复兴北 路的党部，助手递给他一份资料，他扫了一眼，扔在桌子上：“国民党惨败。” 就在前一晚，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六个“直辖市”中国民党只有新北以微弱 优势胜出，南部依旧久攻不下，原先执政的台北与台中却被对手轻松拿下。评论家和名 嘴们说，国民党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但在张安乐看来，这是年轻人全面“绿化”的结 果。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中国人了。”在访谈中，张安乐反复强调着。 1948年，张安乐出生在南京，1949年就随父母来到台湾。在那个外省与本省人对立的年 代里，原本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乖学生张安乐，却成了叱咤江湖的竹联帮大佬“白狼”。 虽然后来他渐渐淡出了帮派事务，但江湖地位却无人能撼动。 2004年，台湾正值陈水扁当政时期。5月9日，张安乐率领二十余名志士前往广州祭拜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并在灵前宣誓成立台湾保护中华大同盟。2005年，台湾光复60周年， 台湾保护中华大同盟正式改名为中华统一促进党，张安乐任总裁。 2013年，避居大陆17年的张安乐选择主动返台。他说，这是对未来的忧虑让他回来，这 是时代的使命，否则他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回到台湾一年多后，面对蓝营“九合一”的惨状，张安乐感到对未来有些悲观。 红色力量 2013年6月29日下午两点，从上海起飞的国航CA197航班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被台湾当局 通缉了17年的张安乐主动回到台湾，这位前竹联帮大佬选择在他65岁时，完全投身于促 进两岸统一事业。 当机舱门打开，几个全副武装的“霹雳小组”成员立即上前，给张安乐扣上了手铐。张 安乐没有反抗，他微笑着配合，手里举着一本他自己写的书，深蓝色的封面，亮黄色的 一栏上写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闪光灯照花了人眼。张安乐挥舞着小册子：“拍清楚些哦”。机 场外，上千名中华统一促进党党员和支持者扛着红旗迎接，他对人群说：“乡亲们，我 回来了。” 后来回忆起这一段，张安乐笑地有些狡黠，“我知道他们对看我被抓感兴趣，对看我被 带手铐那一刻更感兴趣”，“可以说我回来，就为了那一刹那”。 警方和媒体为他举书的动作打了一次又一次的口水仗。但他自己倒颇为坦荡：“我回来 前跟他们讲，我要带本书。他们问什么书，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书。他们也没问内容，以 为是件小事，就没对上面通报，也没对下面人讲。” 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多里，张安乐受邀去参观拜访了很多宫庙。从历史系毕业的张安乐对 中华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我们中国山川阻隔，交通不方便，各地都有方言，为 什么可以凝聚在一起，就靠这些神明的故事或者是戏剧，大家共同信仰包公、岳飞这些 神明，它们把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在他的党部办公室里，随处可见关公的塑像。 强调于两岸的文化连接，张安乐自己改编了《大中国》这首歌。第一段的歌词改为了“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香火绵延五千年，世界我第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 创我文明；儒墨道法大智慧，指导我人生”。原先的歌词中并没有出现台湾，张安乐觉 得不妥，于是把第二段中描述中国幅员辽阔的词改成了“还有台湾和海南，是大海两明 珠”。 好友王丰曾评价他“有着极强的大中华情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安乐公开表示自 己是山西人。虽然是在台湾长大，他却倔强的保持着外省人的饮食口味。在参加名嘴赵 少康主持的《少康战情室》节目中，他和民进党议员李庆锋正面交锋。当众人质问他的 国籍时，他回答：“我是中国籍啊！”随后亮出自己的“中华民国”身份证。 张安乐把中华统一促进党称为“红色”，在他的政治光谱中，统派是红色，认同一个中 国；其次是深蓝，认同“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而光谱的对立一边是“台独”，追 求台湾成为一个与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关系的独立主权国家。在张安乐看来，深蓝阵营是 盟友，而深绿的“台独”是他们要与之对抗的敌人。 “绿化”的青年 11月30日晚，台北八德里二段的公园里。张安乐慢慢走着，几个路过的年轻人好奇地望 过来。一个老伯默默走近，伸出手来，低声道：“白先生。”张安乐看了他一眼，点点 头，与他握了手，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只有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人们才会突然醒悟起来，这位面带微笑的儒雅老先生曾经是 威震江湖的大哥。但如今在公开场合，他更喜欢强调自己的另一重身份。 张安乐名片的左上角，中华统一促进党党标的下方，写着“政治义工”四个字。在回到 台湾后，张安乐接受媒体时说，“政治义工”就是“为政治付出，不想从中得到任何回 馈”。一个高级党工告诉记者，在2005年中华统一促进党成立时，他们的党部办公室非 常小，直到张安乐从大陆回台，他们才搬到现在这个办公室。 “没有资源。”曾经的江湖大佬在面对如今的政治现实时，也不得不感慨。学校教育的 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无能为力。更让张安乐担忧的是，现在岛内潜移默化的把 台湾与中国区分开，甚至是亲蓝的媒体也不例外。 张安乐对统派的未来并不感到乐观。在采访的中途，他接了个电话，那是他一个老友打 来的。老友在“九合一”选举中把票投给了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张安乐笑了 笑回答：“我们结果很惨。” 张安乐把此次蓝营的失败归结于台湾年轻一代的全面“绿化”，他不认为台湾有超越蓝 绿的存在，而是全面“绿化”。张安乐曾经问过一个党工的两个大学生子女，你们是不 是中国人，两个孩子互相看了看，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张安乐又问，你们是不 是台湾人，他们点头说是。“经过这一年多的观察，现在两岸最大的危机是台湾已经没 有中国人了。从李登辉开始，陈水扁去中国化教育做的很彻底，马英九又不敢拨乱反正 ，现在这些小孩长大了。现在30岁以下的都是从李登辉时代成长起来的。” “本来有的反中情绪在这几十年里发酵了。”让张安乐感到有些愤懑的是，很多外省二 代、三代也渐渐向绿色方向倾斜。“现在完全是绿色的一个氛围，这些精英必须要有舞 台。”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族认同，不是蓝绿。”在被问到柯文哲现象时，张安乐如此 回答。 对话 许晔 谈“九合一” 凤凰网资讯：您回到台湾后感受是什么？ 张安乐：这个台湾就这样子，像讲说这次经过这一年多的观察，现在两岸最大的危机台 湾已经没有中国人了。　 凤凰网资讯：就是没有中国人这种认同意识了吗？　 张安乐：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大陆来的第三代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从李登辉开始，陈水扁去中国化教育做的很彻底，马英九又不敢拨乱反正，这些小 孩现在成长了，现在30岁以下都是李登辉时代成长的。现在台湾最大的危机没有中国人 。不要说年轻人不认同，包括很多大陆过来二代的精英“绿化”，现在一连串人天天在 骂大陆也好，骂国民党，骂马英九，这些精英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外省二代。 这点很奇怪，怎么突然都一下变成这样。因为现在完全是绿色的一个氛围，这些精英必 须要有舞台，这是恶性循环。你们感觉郝龙斌好像深蓝的对不对？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建造一个北投公园，给日本人立了一个碑，后来台湾光复以后， 那个碑除掉了，放的孙中山先生的碑，可是郝龙斌在日本始政119周年，重新替日本立碑 ，请的神风特攻队的后人来，把观光局局长女打扮成日本艺妓来招呼。悲哀的三个都是 外省人，父亲都是打过日本人的，外省二代应该中国情怀很深的，现在他们的日本情怀 可能还超过中国情怀，这是危机。 台湾现在这次不是国民党败，是国民党败没有错，但是不是什么超越蓝绿，不是柯文哲 超越蓝绿，而是选民结构已经变了。 凤凰网资讯：您认为国民党“九合一”大败是因为选民结构改变了？　　 张安乐：这种反中或者是去中国化，这几十年已经发酵了，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是马英九要负很大的责任，马英九为什么要负责任？他很低能。因为民进党是一个 有理念的政党，他们就是要台湾永远脱离中国，国民党以前是有理念，两蒋时代有，现 在国民党是没有理念的政党。国民党只是这几十年来利益感情共生的一个政党，只有共 同利益没有共同的信仰。国民党的基层就靠地方的村里长，乡镇民代表，乡镇长。很多 民进党的县市，县市长是民进党，可是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不是国民党籍的就是无党籍 的，无党籍是亲国民党的，因为他的对手是民进党，大家都是这样。结果李登辉想废乡 镇，陈水扁想废乡镇，我那时候写文章批评他，你废乡镇就是挖国民党墙角，结果都没 废掉，马英九一口气废掉了五个县的乡镇，高雄县、台南县、台中县、桃园县、台北县 。这莫名其妙。 当时我到南部去，人家跟我讲报仇的机会来了，2012年选举应该教训他（马英九）一下 损失200万票。当时人家有到，他要改所谓的六都，没有道理，改得莫名其妙。第二当然 是砍公教福利，公教的福利陈水扁想砍不敢砍，马英九还很得意讲一句话，你们都说我 没有魄力，公教的福利谁都不敢动，我动了。　 谈两岸政策 张安乐：今天其实大陆也有很严重的马英九心态。　　 凤凰网资讯：这是什么意思？ 张安乐：我在大陆讲过很多次，不要认为深蓝的或者北部的一定是支持你的。现在我想 这次选完以后要反省了，南部越来越绿，北部也绿化了。我举个例子。马英九大选胜利 后跑到云林讲过一句话，他说自从我当政以后两岸关系都和缓了，我们云林的农产品可 以登陆大陆了，结果当时的县长苏治芬当着马英九面讲，马英九你不要往脸上贴金，是 我卖到大陆的。　 我一个理论就是奶嘴理论，我的孙子他的保姆都是我请的，奶粉我供应的，可是每天谁 喂他的奶？保姆。保姆抱着他，我说来爷爷抱抱，但是不行，我一抱就哭，他离不开保 姆。牛奶我供应的，奶嘴是保姆的。今天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牛奶工厂是红色的，奶 嘴是绿色的。人家怎么知道这工厂，就认这个绿色奶嘴。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有中国人，一个是教育，李登辉时代的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媒 体现在一片绿色的风貌，这些媒体都是国民党当年培养出来的精英，但是因为没有平台 ，必须在绿色的平台里面混，绿色话讲久了，自己也绿了。 谈未来发展 张安乐：社会教育我们还可以做，因为只要有资源你就可以了，学校教育你是没办法， 教科书这个事情是没办法。 第二做红色的公益，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社会公益民众会被感动，比方来讲我到南部， 没想到在台湾乡下发送白米，120公斤的白米，人家排队来领，你才知道南部贫富悬殊这 么大。这种社会公益马上可以打动人，帮助弱势。我们送这东西其实可以打上五星标签 ，刚开始民进党都会骂，不要怕他骂，因为对受灾户来讲，我今天需要米下锅，什么颜 色的米都不重要，我要米下锅，你一定要做这一步。 第三，大陆一切善意透过红色奶嘴，比方来讲，还有这么不到10%的人还想为统一做贡献 的，可以通过他们来在台湾采购，为什么呢？第一，他可以凝聚他的力量，第二在采购 过程中一定有利润可以留下来，好好发展他的组织。 第四就是信仰的交流，为什么？因为台湾公庙信仰的神都是华夏诸神，主庙都在大陆， 促进交流，把主庙神请过来或者请这边人去那边这种做交流，这很重要。 第五当然是民间的交流，还有村里长的交流、基层的交流，但是交流都希望透过红色交 流，比方我们要组个团请里长去大陆，去那边后被大陆招待，我说不是我招待是人家大 陆要招待，但这是我组织的，这样就可以壮大台湾统派的力量。这五个方式可以壮大台 湾的红色力量。 谈太阳花学运 凤凰网资讯：太阳花学运期间，您也组织了很多人就是去立法院门口要反反服贸吗？当 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安乐：看不下去了。蔡英文阴狠、王金平权谋、马英九软弱、郝龙斌投机，他们不做 ，我们来做，那已经是看不下去，太过分。学生把立法院变成他们的王国，他们把入口 封住，警察要帮他们检查身份证，你要进他他们同意，变成他们的地盘了，这太过分了 。　 我们其实本来是准备进攻的，直接从后门攻，我说不要，先开记者会，我们格局不一样 。我们开记者会说要去，去了以后，我们特别在4月1号愚人节去，意思是说反服贸是个 骗局，假借反服贸，其实是反中。我们回来以后准备再开记者招待会说，如果学生礼拜 五再不撤，礼拜六我们就进攻，如果因此发生动乱，不是我们责任，是学生跟警察的责 任。结果礼拜天警政署得到了消息，一个高级警官跟我讲，如果你们开记者招待会的话 ，我们警政署就完了，因为我们礼拜一只要一进攻，学生就两难了，撤还是不撤，那警 察必须要驱离他们了。他说，学生反正要撤的，可不可以再给他几天时间。我说好，因 为我们也不想作秀，我们只想说让学生离开，就没想到礼拜天就完了。礼拜一他们就把 王金平叫去，给他个台阶下，学生就宣布撤。本来如果我们礼拜一的记者招待会一开， 警察局就很没面子，王金平也没面子。 凤凰网资讯：但媒体上是把太阳花世代视作一种新的力量，因为最近台湾也有很多人在 讨论公民社会的觉醒，您会认为有这种第三种力量吗？ 张安乐：他们藐视法律，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法律、台湾的警察碰上绿色的就转弯，民 进党这点厉害，警察你怎么样，就是暴力执法什么都来了。学生他们真的是英雄？英雄 不敢出来？你违法了，躲在楼上开一个窗口来看，被人家拍下来。那天为什么要警察来 保护？他们自己不出来面对，事后还怪警察没保护他，那警察还跟他们吵架，你现在讲 我那天不是我保护你们，你们呢？ 台湾绝对没有第三势力，基本上就是现在一大一小，大就是绿，没有什么第三势力，理 念都一样，只是“台独”是新世代的。 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看完了之后写个读后感： 台湾全面绿化，坏处是和统越发不可能，好处是武统的心理成本越发下降。综合起来，到底是好处多于坏处还是坏处多于好处，要看主政者的偏向。 长期以来受经济条件制约，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以非精确制导的为主，台湾又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岛，一切都挤在一起，打起来有投鼠忌器的顾虑。现在出现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是器越来越少，鼠越来越多，需要顾忌的比例越来越低了； 第 二是解放军开始大量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在控制误伤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第 三是器在台湾武装力量中的比例很高，面对解放军的导弹时，要他们豁出命来保护鼠，俺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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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老罗 = 国民党，他完全没有严肃的分析
热度 2 gordon 2014-12-7 11:26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量产，他说的解决方案，完全不靠谱。是靠更大规模的融资来支撑。 可以给他倒数了。 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 注：钱会害了他，他什么都学不到。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23165978/Ob/1/sid/XODQzMDQ0NTQ0/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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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选举篇
热度 62 李根 2014-12-7 10:36
有人说：“大陆目前种种乱象，都是因为中华文化在大陆断了根的缘故。” 上两集 《中华文化在台湾》 、 《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 在我台播出后，得到了很多热爱中华文化同好的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过去受共匪在精神上的荼毒太深，看了《中华文化在台湾》，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片完整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热土，很受鼓舞，很有启发，非常感动，非常亲切。 本集《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选举篇》，是结合最近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再次成功转进所做的观察和分析。放眼全球，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非台湾莫属。下面结合时事新闻，给您讲述闪耀在台湾的中华文化： 第一条，引咎辞职，古已有之。 按照中华传统文化，出了天灾人祸， 皇帝要下诏罪己，大臣要引咎请辞。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输得只剩下内裤，马英九带头辞去党主席， 还有一干喽罗跟着请辞，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 《北平无战事》一剧里，核心角色民调会副主任马汉山，就经常在被调查时说“我请求辞去副主任一职”；北平央行经理方步亭， 面对自己儿子被怀疑是共党的嫌疑，经常对着调查人员说“ 我请求辞去经理”；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在自己要求释放被逮捕学生的诉求不被理睬时，也气呼呼地说“ 我请求辞去燕大副校长一职”；就连北平市长、 新上任的民调会主任刘瑶章，也在面对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总陈继承的质疑时说：“民调会什么时候向我汇报过？形同虚设， 现在却要我说话。要我说就只能说这两个字——辞职！” 当然，中华文化在辞职方面的传统绝非简单鞠躬走人这么肤浅， 当年雄奇公数次辞职，以退为进， 成为最终的人生赢家 —— 虽然国民党这个大集体在整个中国占的股份越来越小收敛到了几个小 岛上，雄奇公的嫡系在国民党中占的股份却是越来越多 。这个本事马娘娘估计没有， 他这次辞职之后大概没法再当党主席了。 据马娘娘所说，国民党一百二十年来从未被击倒（只是在以各种不同方式转进而已） 不过他有另外的本事，可以穿越时空， 让2006年的自己打2014年的自己的脸： 更为讽刺的是，2006年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时， 曾批评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民调仅剩18%， 要求陈水扁懂得知耻下台，别等着选民发动罢免。 但年代民调中心于2013年9月13至14日间所做的民调， 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仅有9.2%， 创下台湾史上总统民调支持率最低的几个谷底。所谓“知耻下台”， 马英九今天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一把这种更耻的滋味， 想必是五味陈杂吧。 第二条：有始有终，一以贯之。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教导俺们，按照中华文化， 思想和行为都要一贯，贯通始终，不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 国民党台中市长胡志强，就是践行一以贯之重要思想的优秀代表。 他担任台中市长十三年，常年与黑道宣战，的的确确做到了一以贯之： 台中·真·守护神·胡志强 2007.3.27 胡志强今返台将配合台官方向黑道宣战。 2007.6.25 黑道疑介入狮子会选举，胡志强震怒要宣战。 2009.10.27 打假球案胡志强：应向黑道宣战取缔到底。 2010.5.30 台中爆枪杀案黑帮头目横死，胡志强向黑道宣战。 2010.5.31 治安坏，胡志强向黑道宣战。 2010.5.31 胡志强：不喜欢黑道到台中闹事，应对黑道全面宣战。 2010.6.1 黑道猖獗，重大刑案频繁，胡志强手持除妖降魔宝剑向黑道宣战！ “我不会辞职，辞职就是向黑道低头！” 2010.6.2胡志强：“台中治安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黑道！ ” 2010.6.2宣战黑道却出席角头丧礼（ 角头是指台中市黑社会头目翁奇楠，5月底遭枪杀） 2010.6.3 胡志强公开向黑道宣战：不期待黑道选票。 2010.6.3 胡向黑道宣战杠上警政署长。台中市治安败坏， 逼得市长胡志强再度向黑道宣战，可是警政署长王卓钧却泼冷水， 质疑为什么要宣战，因为警方每天都在作战。 2010.6.4 胡志强不惧黑道威胁坚持向黑道宣战。 2010.6.9 胡志强：敌人是黑道勿向警察宣战。 2010.6.22 胡志强再向台湾黑道宣战。 2011.5.19 胡志强：向黑道宣战不会辞职。 2012.2.1 中市刑案数下降，胡志强：与黑道宣战不止不休。 2012.6.26 胡志强向黑道宣战，指示彻查收取保护费等不法行为。 2012.6.26 暑假来临胡志强重申向黑道宣战，锁定飙车仔。 2012.8.15 黑道涉入补习班恶斗，胡志强：绝不让步， 台中市长胡志强强调这是台中市向黑道宣战的具体作为…… 2014.8.25 富商撕票案，胡志强：向黑道宣战。 令人万分惋惜的是， 在在刚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中胡志强败给了民进党的林佳龙， 当不成台中市长了。今后没人向黑道一以贯之地宣战， 可想而知台中市会成为一个神马样的黑道横行民不聊生的地方， 真是令人闻之色变，思之泪奔。 第三条： 重信守诺，言出必践。 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中华文化一贯提倡重信守诺的人文精神，摈弃出尔反尔、 两面三刀的作风。而台湾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主任， 都能主动自觉地实践重信守诺的精神，实在是活生生的好代表。 李台华是松山区自强里连任三届的老里长，今年64岁， 这次选举依旧胜选，但选前曾在私下场合对国民党“立委” 罗淑蕾宣示，他有把握自强里的辅选，连胜文一定可以胜选， 若连败选，他愿意切腹自杀；结果，罗将此话公开， 李面对媒体查证只得坦承。 在连胜文败选后，居然有民众致电李台华，问他何时切腹。 新闻闹开之后，就连多日没有公开行程的连胜文也大为紧张， 担心里长想不开，一日晚上九点多特地赶往慰问， 蔡依珊还再三当面要李承诺“不会做傻事”， 就连马英九也致电给李台华，让李倍感窝心。李台华表示， 当晚连胜文先是向他致谢，感谢他的辅选，接着要他保重， 不可做傻事，“蔡依珊还不断要我答应她，不可以伤害自己， 我最后当然是答应她。”李说，连胜文虽然有提到败选的失落， 但后来大家就闲话家常。 答应蔡依珊不做傻事的李台华，则是在2日上午买了一条鱼， 再用刀子切了“鱼腹”，以较为“轻松”的态度来履行承诺， 这条鱼最后煮成了汤下肚；他坦承不该夸下豪语， 并写了封公开信致歉，未来会做好分内工作，不会伤害自己。对于切腹履约一事，李台华说，他今早到市场买鱼， 回家后亲自用菜刀切开鱼腹杀鱼，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切开鱼腹， 感觉很可怕，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所谓的“切腹自杀”，以后买鱼， 一定请鱼贩杀好。 李台华是私下对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讲“剖腹自杀”的大话的，结果被罗捅到媒体上，媒体拿此话逼问李台华，李只好硬着头皮表态。结果之后的一大串事情罗淑蕾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完全消失没有参与，真是台湾好队友，你值得拥有 第四条：敬畏神明，超越分歧。 每逢天灾人祸，中华文化里的领军人物，就要放下俗世的争斗，出来带头祈福祝祷，拜佛求神，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台湾虽然蓝绿恶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在这一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问题上却丝毫不敢懈怠，国民党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作为双方的代表，跨越政党鸿沟，日前共同主持了“真武玄天上帝护国息灾全国团结大法会”，就是当下的证据。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诵经"拔苦、祈福、消灾、超死"，以"祈世界和平，消除国内灾害"；并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真武玄天上帝护国息灾全国团结大法会”将一连举行3天，由高功法师主行科仪演法，“全国”奉祀玄天上帝的宫、坛、寺庙、堂同时奉请主神圣驾，与大陆泉州祖庙合会，祈求四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收、合家平安。王金平提前抵达法会现场与民众寒暄闲聊，得悉蔡英文也会来后，笑称：“没关系！神明不分党 派！”但王金平对于国民党惨败、马英九辞党主席等敏感问题三缄其口，拒绝回答。 信众热情欢迎蔡英文到来，甚至有人高喊“蔡总统”。蔡英文感谢玄天上帝保佑“国家”人民平安，同时也欢迎来自大陆泉州的信众。蔡英文强调，大选过后，全台民众期待改变，也希望社会和谐、人民团结。民进党未来的地方治理将落实区域合作概念，促进社会团结和谐，更加照顾农业县民，也希望马英九未来能专注“总统”角色，倾听民意，调整好政策。 第五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享之有量。中华文化从不排斥发家致富，绝不跟钱财有仇，只要财富是正道所致，享受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化部长”龙应台一边大力抨击大陆官僚，一边用上千万新台币投资大陆国债，以实际行动支援大陆经济建设的同时享受正当利润，正是“取之有道”的优秀范例。 2012年11月，台当局“监察院”27日公布的财产申报中，“文化部长”龙应台向深圳某银行购买的大陆“凭证式国债”，总价额为1046.73万元新台币。据龙女士回应，自己是依法办理财产申报及信托，是身为作家历年累积的版税。不过，对于公布财产，龙“部长”多少是有些不悦的，一直要求“请用民主说服我”的龙女士怎会轻易罢休。今年7月，台湾“监察院”公布最新一期《廉政专刊》后，龙应台表示她赞成阳光法案，但财产向大众公布，“感觉自己的人权被侵犯。” 同样可惜的是，龙部长也辞职了，甚至还在国民党败选之前。马娘娘把“文建会”升格成“文化部”，请龙应台做了第一任部长，就是想在意识形态上反攻一下大陆，有枣没枣打俩竿子再说。问题是龙部长自己都时刻处于“我是谁”的“身份焦虑”之中，对自身的定位始 终游移不定讲不清楚，哪里还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数年来她从满腹理想到有志难伸，只能说是情理之间的事情。于是只好满怀深情地给自己点了一个赞之后，走人了。 龙应台是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父母是大陆人，随蒋介石前往台湾，龙应台在台湾出生。正在思想形成阶段，遇到中国大陆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这个历史剧变，她这一代台湾人由此普遍产生了一个鲜明的特征，即身份焦虑：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罗大佑经典之作《亚细亚的孤儿》表达的就是这种焦虑和彷徨。比龙应台更老一辈的人，这种焦虑要淡得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比较认可的。而龙应台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游移不定。她比一般台湾人还有更多一层焦虑：由于前夫与孩子是德国籍的原因，龙应台还时常有把自己当成“外国人”的恍惚。这样一种深层的焦虑，对于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文化官员会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多重身份焦虑，龙应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加剧全台湾民众的身份困惑。龙应台自身的文化认同分裂，往大里说，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文化对立；往小里说，妨碍了国民党内部的凝聚与团结。马英九对龙应台的认可与重用，在我看来是导致台湾和国民党文化分裂、凝聚力涣散的重要原因。 从积极的角度看，国民党这次惨败以及马英九辞职，说明文化认同游移不定必然失败；从消极的角度看，我们不知道未来台湾能否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深刻的文化命 题，也不知道台湾要花多少时间才能修补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与焦虑。龙应台辞职是个好消息。但如果不能认清龙应台对文化认同分裂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消息也没多大价值。 思想糊涂混乱到这个地步，难怪有人讲，神马是龙应台口里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就是小孩拿到一块糖，赶紧放到嘴里吃，至于这糖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大叔大嫂给的，还是人贩子嫖客老鸨给的，那都没有关系，反正现在这一瞬间，嘴里真的真的是甜的。 这一期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选举篇》就到这里，欢迎您的收看，期盼您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中华文化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下一期我们将推出 《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军事篇》，更多智慧，更多传统，更多教益，更多启迪。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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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港台人的历史观
热度 77 河蚌 2014-12-4 17:34
　　无论是占中还是反服贸，作为大陆人的我们，除了抱着看戏不怕热闹大的心态，其实还有一个最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让我们感到怪异的行为和言论，还有他们对于大陆的那些怪异的看法（比如茶叶蛋之类），怪异到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唯一贴切点的词就是－－逗逼。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终于，在这次跟踪占中后，俺发现我大概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人，大概都有着与我们大陆人十分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观谁对谁错，这个很难说，但如果两边的人对同一段历史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完全不一样，也自然就会有一方视另一方为逗逼了。 　　我们在大陆学的历史，国共内战，国民党是全面落后，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完败，完全输掉了底裤。中共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越打越强，整师整军最后整个兵团的吃掉国军，只用三年多时间就将国府赶到了弹丸之地，这个战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在他们的历史中，国共内战就是国军一直在胜利，一直在成千上万的消灭共军（把共军打成负数），共军多次都已经穷途末路，连延安都被占了。但是穷凶极恶的苏联，借着东北被划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机会，完全背弃国际协议，大规模武装东北共军，被武装起来的东北共军先打败了东北的国军精锐，然后挥师南下，占领了全中国。中国是弱国，国军虽然能够打败共军，但无法打败被苏联武装起来的军队，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然后国府悲情撤退，大陆沦陷于苏联的代理人中共之手。可以说，国共内战中国军的失败，完全是非战之罪，是国际政治弱肉强食的体现。 　　而在４９后，国共的局部战争仍然在继续，双方的记忆又不相同。比如５０年代的台海空战，看大陆这边的统计，是互有胜负，每次空战都是１：２、２：１之类，而看台湾那边的统计数据，则基本是一边倒的，６：０，８：０。而海军，大陆是宣传以木船打铁船把海战当陆战打，宣传英勇顽强不怕死，而台湾，则完全是大象碾蚂蚁，更有什么大陆温州舰队全军覆没（这好象不是钓鱼帖，而真的是台湾那边的战报）。在４９年后，国军的统计数据，仍然继续了在国共内战时的优秀传统，就是不断地将共军打成负数。 　　而在经济上，对于港台人来说，中共建政的大陆就是真正的沦陷，是人间地狱，大跃进的几千万死亡、文革的几千万死亡，还有文革时的几百万人逃港，总之，是个人就想着离开大陆。而在政治上，则是共党高层的派系纠缠，相互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及各种领导人的道德腐化和穷奢极侈的共边新闻。 　　应该说，拥有这样历史观的港台人，大概占到了绝大多数。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历史没兴趣，但不幸的是，那些喜欢政治的恰恰又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这些人往往自认为见识高人一等，喜欢以天下为己任。在这种历史观教育下，在港台这些人眼里，中共就是一个残酷、低效、腐败、无能的独裁政权，依靠封锁、欺骗来维持统治的国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纸包着火药桶，在这种政权下生存的人民都是敢怒不敢言，全都想着投奔乐土，而能够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那肯定是中共的走狗，是不知道真相被长期压制而只会顺从的奴隶。 而港台，就是大陆沦陷下的中国最后的乐土。 　　而上面的这些观点，还是来自于那些对中国最有认同感的人群（比如台湾的深蓝）。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族群，上面的历史观，他们一样不少，还多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鄙视，在这些人眼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是黑暗的，这是一个虚伪、粗俗、窝囊、麻木、内残外忍的种族，与这个民族为伍是他们最大的耻辱。 　　你想，在这样的历史观下，作为中华民族统治者的中共会是一个什么印象。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中共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质，不知道这是一个从尸山血海中趟过来的组织，关键时刻，死几百万人对这个组织来说也只是个数字。在 他们眼里， 大概以为中共是真正的纸老虎，连病猫都算不上，只要多捅几下就马上倒了，一点不可怕，只是很可怜。 　　 中 国有句话，叫“宁要人怕，莫要人怜”， 在对 中共的认识上出现这么大的偏差，也难怪他们会做出那么多在大陆人眼里完全是在找死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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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马英九今天宣布将请辞国民党主席
gordon 2014-12-2 17:00
牛！！！ 注：对大陆是大利好，你懂的 这就是战略机遇啊，呵呵 ********************************************************************************* 棋的走法有多种多样，但是你能迫使对方先走，就掌握了 战略主动权，呵呵 拼命不解决问题 现在谁都看出来了，是他们在攻，我们在守，谁占主动，一目了然。 注：因为现在比较乱，攻的一方不一定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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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关于国民党，俺来说两句
gordon 2014-12-2 06:17
注：我不想再写了，所以摘录了 “范进中举” 以前的河泥。 实际上这些认识都是来自一本书 ，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土改能成啊，实际上真实的原因，在于 农村合作社，取代了地主的放款。 土地是国家的，你就光种个地。放款也由银行放。 基层的金融网络。 注：真正的秘密在于托拉斯，大工业。中小企业主破产。 民营小企业不破产，筹集不到从事工业化的大量的资金，呵呵 当年摩根先生的 美国钢铁也是如此。 时代的特点，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厂长经理负责制，呵呵 **************************************************************************************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39807 在明清两代，东南的财富以漕粮的形式输到北京，此外东南财富输到北京也是明代对抗蒙古前线的需要。 要知道，农村的剩余资料交换这是自发产生的，参与者是各种层次的人，在1940年代的华北的农村调查中，发现主要的农村的纺纱工（农民兼职重要工作）生产和贩运主要掌握在商人手上。 商人和地主是中国1949之前的一个阶层，大地主鲜有不搞商业，家族不当官的。 所以在1949之前，国家动员结构和组织架构无法获得农村剩余，大量的交换运输在各个交易主体中自主交易，整个农业剩余被地主阶级占有，结果就是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安定时期及其繁荣，但是国家没有余钱，国家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明代亡国仅仅是所谓的三大征，这点钱在清末就是零头，在1949之后更不是什么。 1949 后的奥秘在于，国家扫掉一个占人口10%，占有土地财富80%-90%的阶级，农村的农业剩余剥夺率在最高时候达到60%以上比起封建时代的“永不加赋” “三十税一”简直是敲骨吸髓，但是农民没有造反，奥秘在于农民负担在1949之前是90%给剥夺了，现在的60%以上反而是减轻负担。所以社会主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秘密在于这里。 这样的征收体系和随之而来的组织架构就是现代国家了。 从国家角度而言，地主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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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民党力量的源泉是洋爹
热度 63 李根 2014-12-2 03:15
国民党力量的源泉是洋爹，没有洋爹就得阳痿。 北伐靠的是苏联洋爹。 抗战靠的是德国洋爹、苏联洋爹、美国洋爹三家轮着给军火，没有军火就哑火。 内战靠的是美国洋爹，结果美国洋爹觉得党国太TMD贪污腐败无能了，一赌气不给援助了，结果可想而知。 逃台之后惶惶不可终日，结果平地一声惊雷美国洋爹卷入了朝鲜内战，冷战的东亚剧场开演了，多到淹死人的军援经援又来了，爸爸咪呀，三颗塔玛丽亚！ 越战之后美国洋爹断交撤军废约，感觉天要塌了一切都要完了，幸亏洋爹还有点香火情，弄了个与台湾关系法，救了命啊！ 建丰要挂的时候美国洋爹不许搞三代单传，从不从由不得他啊。 想搞原子弹刚有了眉目，美国洋爹来把实验室拆得一根螺丝钉都不剩，剩不剩由不得他啊。 每次局势紧张都指望美国洋爹来救命，来不来由不得他啊。 国民党的力量不是内生的，基层组织很差，缺少真心实意拥护他的人，主要依靠给外国势力当在中国的代理人活着，所以只能把洋爹当作力量的源泉。论组织建设国 民党也不行，论打仗国民党也不行，论政权建设国民党也不行，论外交国民党也不行，论搞经济还得靠莫斯科回来的建丰同志，现在论群众运动争取选票国民党也不 行了，其实这都不奇怪：你当“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白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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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民党这次大败，肯定有阴谋
热度 67 水风 2014-12-2 02:05
这次选举大败，果然要找几个替罪羊出来。但也不用整个行政系统总辞吧？ 本来这次马娘娘表示要承担责任，那么你辞主席好了。这下子可好，几个副主席一个比一个勤快。但应该辞职的王金平之流的，岿然不动。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表示，那个，俺们内讧呢。 照我看，这次国民党大败，败得好阿。要不是觉得很伤蓝营的感情，我都要忍不住怀疑是不是马娘娘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了。 湾湾的“民意”是个大杀器，但自从太阳花以来，我很怀疑这个民意有几分理智的成分在里面。就目前这个局面来看，国民党行政体系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作为的余 地。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兔子将周围的各个经济体一个接一个的整合到自己的经济圈里面。至于湾湾稀罕不稀罕这个大市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即使湾湾表示 想加入，俺们也要回去研究研究，最后的结论恐怕就是，我就是跟你签了也没有用的，反正你回去一定会被否决掉的。 即使不考虑兔子的问题，台湾在当年的四小龙里面，已经蜕化成最后一名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太阳花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就是我不爽了，就不管不顾的要发 飙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民间的气氛在，谁敢继续去投资？湾湾本土的大企业，已经逃到大陆的，逃到越南的，呵呵，这个就不提了，看起来是不会回去了。那些能淘 的，是不是也在活动着要运动一下呢？台湾从上世纪80年代的做全球第一，已经退化到了小确幸了。但就这个经济局面来看，今天的小确幸，还能坚持多久？ 太阳花的确很厉害，小英英的手腕，比冲自己打枪的陈水扁，要强很多。但陈当年未必是不能，恐怕是不敢吧？这就是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后面就再也关 不上了。这次太阳花对着国民党，打得马娘娘大败亏输是没错。那是因为马娘娘要名声。等民进党上台以后，经济依然是这个局面，换一个不要脸的国民党主席，也 来一个攀枝花，一个凤凰花，一个狗尾巴花。。。这是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阿，总有不怕死，不要脸的后进想要走这条路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看民进党是要镇压好呢，还是镇压好呢，还是镇压好呢？ 小英英的眼界，大概也只能看到几个星期那么远吧？台湾目前的问题，关键有两点，一个是经济发展放缓，另一个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本来第二个还可以容忍的， 但经济一慢下来，大家就都受不了了。贫富分化这个问题很难办，不是没办法解决，但基本上都属于比较极端的方法。要触动一大批人的利益。这在大陆，或许还有 三份可能性，在台湾，是无治的。那么就只剩下了一条道路，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就目前来看，最好的出路就是，抱大陆的大腿。但小英英指挥着太阳花，已经把 这条路给堵上了。而且还保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绝对没人敢动这个脑筋。 所以，已经作得不得不死了，那么，就只好去死了。 照我看，既然国民党已经啥也干不了了，那么就索性撂挑子，啥也不干好了。等2016年小英英上了台，自己时不时的组织个某某花出来，来替湾湾的民主斗士们监督民进党不要“卖台”，投身大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亦快哉？ 妖道谨祝台湾人民的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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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民党在内战中是怎么失败的？
gordon 2014-12-1 07:53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也是把德国顾问团的组成搞清楚以后，才明白这个问题的。 他当时还总动员了 但是，他基本框架，训练、编成、金融、财政，和日本人差不多。 日本人要是在东北呆着，你是没办法它的。但是它全面侵华了，就能跟筛豆子一样，两头筛了。 国民党要是呆哪儿不动，没有太好的办法。 国民党的训练装备比我们要好，因为这个训练装备啊，和后勤、财力 有很大关系。 它当时还有很麻烦一点，通讯也不行，无线电老被截获，呵呵 它打仗那个打法，当时起的外号是很中肯的 “武装大游行” 。 它去打人家了，人家象潮水一样褪去，然后它的部队被地形分割，分割后，被人一口一口吃掉。 就是这么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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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最近晚睡气、起床气非常严重，我表达一下我眼里的曾可达。 ... ... ... ... ...
热度 22 所以我才打高球 2014-10-26 19:04
坛友上善若水在谈曾可达，我有不同意见。 我认为曾可达是这样的人： 1）他是和建丰同志一样具有坚定的反贪愿望，目的是救国救党，在组织层级中，处于执行方的地位； 2）疑人要用。他后期不care北平分行庇护下的几个共产党嫌疑人，目的是保证币制改革执行过程的稳定。因为法币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币制改革是必须要做的。曾可达是国民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币制改革就是救国，忠于国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就好比改开后共党系统性腐败了几十年，我仍然支持今天习近平反腐，而并不支持推翻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纯净的新系统（就不展开讨论新中国是否能和旧中国比，今天共产党腐败是否可以和过去国民党腐败比）。 如果说崔中石这类的共产党是堂 吉诃德，那我认为曾可达们是另一条道路上的 堂 吉诃德。他们的力场是对立的，他们的目的都是高尚的。 3）为啥我认为曾可达是忠于国家的人而不是愚忠于建丰同志的人呢，因为只有忠于国家的人才会从心底佩服与他立场对立的那几个共产党。谁都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时局共产党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他能够认同共党所为，说明他心中首先是国家，其次是党，再次或许是与建丰同志的用才之恩。 关于梁经伦，这个人的台词干货很多，他的几段表达见解的台词打国民党的脸十分犀利。 从中表现出的倾向于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救国思想（与马列比起来第一缺乏具体性、系统性，第二缺乏哲学高度），认识深刻，但高度有限。 反共方面倒是积极，这种人是为反而反，其 信仰上并不清晰明确，或者说是自由派。他与曾可达的共同点是救国主义，不同点是： ① 在思想上，曾可达更加务实，梁经伦更加务虚； ②行动能力方面，曾可达更加依赖于命令，梁经伦更加自主 。 有没有愚忠建丰同志的？ 我发现有。 第一比如孙秘书。他杀谢木兰，考虑的是不能由谢木兰暴露梁经伦的党国身份。也就是说，他心中第一位置的是党，或者说是忠于建丰同志的铁血救国会；其次才是国家，也就是币制改革的稳定推行。这个人为了保住 铁血救国会的秘密宁可杀方家的闺女，破坏国家重大的金融改革，可谓私心颇重！ 孙秘书本来是 是希望徐铁英去请示一下， 要不要带那些共党去见严春明和梁经伦。 徐铁英 也是看准了建丰同志用此人的性质吧，公开梁经伦的身份，方家的闺女知道了，孙秘书肯定要开杀戒，借刀杀人。徐铁英也算是有识人的本领。 孙秘书这种人，就是把党或者也许是建丰同志（在他嘴里“建丰同志的命令”已经成口头禅了）放在第一位置的，把国放在第二位置。 第二比如王部长，他在给建丰同志汇报谢木兰已知情梁经伦是国党身份的时候，直接提的建议也是处决谢木兰，和孙秘书的行为是一致的。说明此人心里页是党为重，铁血救国会为重，国次之。 建丰同志听完王部长意见后，竟然予以肯定，同意枪毙谢木兰，说明此人心中也是先有党，后有国。 只有曾可达在知道谢木兰死后气急败坏！大呼这将严重破坏币制改革！甚至对孙秘书说“咱们两个就等着自裁吧”！与其他几个铁血救国会的成员的反应完全不同，这就已经说明差别了（这点上梁经伦也一样，谢木兰的死对他对党国的看发也是一种精神振动，其后的台词可以表现出来）。 关于曾可达的死，所长认为这是堂吉坷德式的殉国。 孙秘书、王部长、马汉山、徐铁英、蒋经国都不会做这样的事。 能做这样的事的，崔中石、谢培东、方孟敖包括剧中开头的那个共党，国民党这边只有一个曾可达。 我认为他们都是敢于去斗风车的 堂吉坷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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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高铁已经破产
热度 12 jerf71 2014-9-25 00:05
之前说过这事了，看过很多人夸WW高铁，一个项目，“ 把票价跟财改绑在一起，变成高铁公司绑架全民的工具“，无论人文关怀多好， 只要不能 永续经营/盈利， 它还是失败的。 绝妙回复之--台“交通部长”：当局准备5000亿，高铁要破产了 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今早在立院答询表示，高铁“严格来说已经破产”，但也透露5大股东确有不同意见待整合，强调财务改善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依归，但立委坚持“必须先降票价，否则杯葛到底”。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林国正说，高铁涨价后，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多赚16亿，一年就多赚民众32亿元，但高铁总资产5006亿，负债达4575亿，加上今年累积亏损521亿元， 实质上已经破产，应该先调降票价，并精算延展特许期后的经济效益，去支付以后的现金流支出。他也表示，票价至少应该跌两成，且不能把票价跟财改绑在一起，变成高铁公司绑架全民的工具，若不先将调降票价案送入就杯葛到底。 叶匡时承认，若政府强制收买，特别股与一般股股东都拿不回一毛钱，大股东大方向支持减资再增资，但意见却有不一致处，大部分特别股是泛公股，预计将全部买回，也与财政部达成初步共识，至于延展特许期，并未确定就是40年，高铁票则“一定会降价”，最好是延展特许、财务改善、降票价一次配套执行。 叶匡时说，高铁财务重整将秉持“以全民最大利益考虑”、“泛公股主导下永续经营”、“六万小股东当初相信政府因而投资，不能让他们血本无归 ”、“财务重整后能够全民认股、利益共享”、“接受国会监督”，希望年底前获得立院同意，明年实施，让高铁永续经营。 民进党立委李昆泽说， 高铁今年已发生20件设备异常，12件是转辙器故障，通车以来累计67件，706个重要微动开关仅换了60个， （日本货，小鬼子阴险） 今年更是高峰，还想延长特许期“交通部眼中只有财团股东没有民众，将全力杯葛延长特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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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关于那个人在军事学中的贡献
热度 1 gordon 2014-9-15 18:06
倒不是讲武堂的人、黄埔的人不知道仗该怎么打？ 而是有个实力对比的问题，人家这么弄，你也这么弄，小孩和大人比力气，这就很可笑了。 常规来说，军事学是不考虑社会问题的， 一个毫不动摇的观点，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 事物是复杂的，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著的注意。 正是因为现实中，敌我双方物资差异过大这么一个条件，要解决军事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需要一些很特殊的方法。 而某人首先论证了 割据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后来还有什么创造平原的“人山”，改造地形运动。 哪都是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写出来的，不是凭空出来的 ，明白。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它的山地战为什么会占有优势呢？ 山地战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 我们的通信和工兵能力比国民党强，呵呵 甚至比日本人都强，呵呵 据郭汝瑰 回忆，郭汝槐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工兵科的，也就那样，还跟中国学员保密，呵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退学，回国。 郭汝瑰是1931年回国的嘛，所以郭的信息是比较新的。 也就是说日本侵华之前，工兵水平不比中国强多少。 因为日本资源偏少，日军不太注重后勤，偏精神动员。 七七事变的发动者 牟田口廉也 指挥的进攻印度的“英帕尔”战役，后勤也是很烂的。 据此推测， 日军从 九一八事变 到 七七事变 之间，后勤能力没有太大变化。 抗日战争中有两个显著的事实，日军的通讯和工兵能力不如我们。 至于为什么，这就不知道了。 很少有人知道，在民国时期，曾经有一所大学 执中国社会学的牛耳，那就是上海大学。(现在早已停办) 注：它其实在三个方面在民国都是首屈一指： 社会学、工兵、通讯能力 。 1955年授衔，唐哲明少将 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工兵科的，1928年毕业。 ××××××××××××××××××××××××××××××××××××××××××××××××××××××××××××××××××× 学理工的人就是这样，爱从硬杠杠的角度看待历史。 个人见解，扯一些闲话。 注：其实他还是一个很早就意识到 宣传重要性的人，当然他也当过 国民党中央 代理宣传部长，还是中央执委 。 可能跟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代背景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新闻宣传战 就很厉害了。 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 ， 继续代理 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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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为什么解放战争中 解放军比国民党武器先进？
热度 1 gordon 2014-7-25 08:31
这个得有一点军事史的知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演化为步兵炮兵和压制炮兵。 《论炮兵》第6章 在 炮兵愈来愈难影响步兵作战的同时，炮兵技术的演进让反炮兵效率有长足的发展。最早把精力投注在反炮兵战斗上的是要塞炮兵将校们，在传统的炮兵分类中，要塞 炮兵的火炮口径更大、更重，相较于野战炮兵用马匹拖着火炮到处跑，要塞炮兵只能把火炮安置在固定的阵地中。而 当攻击方所使用的野战炮口径愈来愈大、射程愈 来愈远，要塞炮兵们所面临的处境可谓是「敌暗我明」 ，而如何找出敌人的炮兵阵地位置，就成了要塞炮兵的生死之战。 要塞炮兵发展出的第一种找出敌人火炮的方法是利用「音响学」的知识，在平时先仔细研究要塞周遭地形的音响特性，收集各种测试纪录，等到战时就利用这些已知 的纪录，根据敌方火炮发射声响的大小、相对位置等来找出敌人隐藏的炮兵阵地。由于这种技术需要平常就大量针对阵地周遭音响条件作测试，因此对野战炮兵来说 并不是实用的方法。但当西线变成僵化的阵地战时，交战各方的炮兵也习惯去构筑永久性阵地，让这种音响学方法再度活耀起来。 还有两种方法分别是火光测距法 和 空中侦察，利用飞机或气球来找出敌人的炮兵位置。利用气球的好处是可以长时间停留在固定位置，详细观察当面敌军炮兵阵地；利用飞机的优点则是可以深入敌军后方，不受地形地物阻碍。 彭恒武的老师 马克思玻恩就是干这个的。 我本人作为柏林某军事当局的一个成员，充当了这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我在那儿同其他物理 学家一起研究所谓声波测距法。这种方法通过在不同观察哨所测量炮声到达时间来确定敌人的炮位。即使在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领域里，一切也都明显地依赖于整个 工业的情况。为使这种方法更加有效，我们向当局要求准确测量时间的仪器，却被拒绝了，因为工业方面不愿为这样一些小事匀出时间、劳动力和材料来。然而英国 人碰到这样的要求时却并没有讲求节约。 ——— 马克思玻恩 虽然这三种方法都在1914年冬天出现，但离真正实用化还有一段距离。主题主要出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当西线炮兵密度愈来愈高时，要去分辨哪个声音、哪个火光属于哪门火炮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同时射击的火炮数量太多了，让音响与火光观测单位去分辨特地敌军炮兵阵地非常困难；其次是通信问题，在野战电话质量十 分不可靠的时代，各个观测站要把观测到的数据传回后方观测所需要相当的时间，而当时的飞机也没有装设无线电，侦察机与地面人员最有效的联络方式是把看到的 资料写在纸上，再飞回己方阵地后丢给地上的友军。 到了1917年中期，在有、无线电通讯科技上的发展简化了原先通信上的困难，让反炮兵战斗成了单纯的 国中数学问题 。其实早在1915年秋天各国陆军就开始指派了专业的反炮兵部队，而到了1916年凡尔登会战时，德军已经可以标示出大部分敌人炮兵阵地位置；得益于他们大量的榴弹炮，德军可以摧毁大部分他们标 示出来的法军炮兵阵地。 注：台湾人翻译的。 可以找到敌人炮兵阵地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步兵发动攻击前先把敌人火炮屠杀殆尽，只要敌人的火炮持续保持静默，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他们找出来；而当敌人所有 的炮兵同时射击时，要分辨各别炮兵阵地位置也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当炮兵指挥官想要减低敌方反炮兵射击危害时有两种简单的方法，首先是在攻击发起前所有 的火炮都要尽量地保持缄默，其次是当攻击任务开始后所有占领固定阵地、可能已经被敌人发现的火炮都要同时射击以混淆敌人。 虽然这些欺敌行动可以有效让炮兵不被敌人炮兵锁定，但相对地这样也会让炮兵支援步兵的弹性下降。「全部静默／集中射击」的方式虽然在进行弹幕防护射击时很 有用，但是在对付小目标（如一挺机枪）时则显得是杀鸡用牛刀了。因此双方大量进行反炮兵射击不但会减少可支援步兵的火炮数量（因为部分火炮被移去执行反炮 兵战斗），同时也减少了炮兵支援步兵的效率。 为了解决野战炮兵这种两难，出现包括了从迫击炮到高速加农炮等各式各样的发明。最后各国不约而同地朝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发展所谓的「壕沟炮兵」──让第一线步兵拥有更多的建制火炮，以降低步兵在对付步兵目标时对炮兵的倚赖。 ××××××××××××××××××××××××××××××××××××××××××××××××××××××××××××××××××××××××× 在东北，老共装备了大量的步兵炮，其实还有一个好东西 “爆破筒” ，对步兵来说太好了。 德国观察家在旅顺港之役中发现了在现代化要塞攻击中，有效快速地在铁丝网中开拓一条攻击路是决定步兵生死的重要关键。从这样的经验出发，德军迅速发展了一系列的迫击炮来替步兵开路；而在当时德军的兵种划分下，这类的武器交给了战斗工兵单位，以便与其他武器配合来破坏敌人的要塞地带。 有大量的爆破筒省了多少迫击炮炮弹呢。 迫击炮+步兵炮+爆破筒 构成了 步兵炮兵强大的火力体系。 伪满洲国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全民皆兵。不过主要作为辅助部队，例如高射炮部队。 老蒋的飞机啊，是美国二战前期的飞机，伪满洲国的高射炮部队足以对抗。老蒋的坦克，是美国二战前期的烂坦克，这个不说也罢。 其实 步兵炮兵、压制炮兵、高射炮兵 这一体系真正的问题在于 高射炮弹。 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高射炮弹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即使在解放战争后期，老蒋的飞机还在轰炸上海，而这是怎么解决的呢？ ××××××××××××××××××××××××××××××××××××××××××××××××××××××××××××××××××××××××× 摘自：http://www.rmbg80.com/html/2011/0623/bgzd_245.html 建新工业公司是以生产后膛炮弹，即仿制日式75mm炮弹为主的兵工大型联合企业，该公司生产75mm炮弹的技术工作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生产发射药 该公司接收大连化学厂以后，立即着手研究生产发射药。首先修复硫酸、硝酸生产线，建乙醚车间、硝化棉生产线，在金家屯建 发射药成品厂。1947年末，发射药生产线形成；翌年1月投入生产。从1948年至1950年5月，大连生产的发射药，除供应本地军队外，约有三分之二支 援了其他解放区。 二是冶炼、轧制弹体用钢 　 裕华厂利用原存的火车轴生产弹体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存量有限，必须自己冶炼炮弹钢。冶炼炮弹钢不能没有炭精棒，遂由工 程部组织设计，大连机械厂制造专用设备，建成炭精棒生产车间，在短期内生产出炭精棒。接着又由炼钢厂设计，大连机械厂协助，制造出轧钢机，轧制出合格的炮 弹钢。 三是弹体加工的改进 　裕华厂在大连机械厂的协作下，在弹体加工方面，采用水压机热压挤伸的办法，代替了用车床钻孔和切削的工艺，使钢材利用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 60%，2台水压机可代替125台车床的工作量，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质量也好于过去，月产量由过去的1万发提高到3万发。 四是自制引信 　 该公司试制的75mm炮弹引信是测绘仿制 日本88式野山加农炮弹的引信 。测绘中，技术人员对这种引信的结构和作用原理及关键零件的受力数据，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研究和计算，制定出科学的动态试验方法；在生产中严格工艺操作和检验，因而试制的引信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注：1925年东三省兵工厂仿日38式150毫米榴弹，制成辽14年式150毫米榴弹炮榴弹.装苦味酸炸药，配用日88式瞬发引信，弹重36公斤。 五是炮弹壳的压制 　炮弹壳材料是铜锌合金，因此生产炮弹首先要解决优质黄铜的问题。炼钢厂开始使用坩埚冶炼，但坩埚的使用寿命短、耗量大，冶炼的质量也不易保证。后来自行研制出一台低周波冶炼电炉，既节省坩埚和焦炭，又减少热量损失和锌的氧化物产生，保证了优质黄铜的供应。 　 随后，裕华厂对炮弹壳压制中的裂口、掉底等问题进行技术攻关，使这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再就是集中力量解决炮弹壳底部 凸缘的压制问题。根据资料计算，压制凸缘需要670吨的压力机，但裕华厂只有200吨的压力机，经过集思广益，自制了专用模具，采取了类似缩口的办法，问 题终于得到解决。经过多次实弹射击试验证明，75mm山炮弹的杀伤力和各项技术性能符合设计要求，质量良好。 1947年5月至1948年1月，这一时期 建新公司 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设3个军工专业厂,开展钢制炮弹试制工作。同时修复和新建若干与军品生产密切相 关的生产线。1947年5月,制造炮弹的裕华厂、制造引信的宏昌厂和制造无烟药的大连化工厂5分厂3个兵工厂先后施工。建新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及试验室 分析员们冒着危险,经过多次试验,获得了确切的数据,至10月先后试制出合格的弹体、底火、雷管、引信等。到年底,形成了月产1万发炮弹、1万个引信和3 吨无烟药的生产能力。1948年1月24日,试制成无烟药、药筒等全装炮弹零部件。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建新公司将自行生产的全装炮弹命名为“ 一·二四 ” 式炮弹 。这种全装钢质后膛炮弹,比其他解放区生产的前膛炮弹在技术、工艺上更科学,杀伤威力更大。 注：压制火炮，国共双方都生产不了。一个是买，一个是夺。 ×××××××××××××××××××××××××××××××××××××××××××××××××××××××××××××××××××××××××××××× 其实很多事啊，建立 一个简单的模型就很清楚了 。 这个事不在于压制炮兵多，而在于 步兵炮兵多 。 压制炮兵其实还需要两个必备的条件，一个是通讯，一个是炮兵参谋。 总所周知，老共的通讯也是比老蒋好的。 当时炮兵们开始学习如何间接射击技巧。炮兵离开第一线躲到后方让原本炮兵与步兵间脆弱的合作关系更加恶化，而如何派遣一些能够充分理解步兵战术作为的前进观 测官们去协调步炮间紧张关系成了战术上的重要课题。在野战电话科技的帮助下，炮兵指挥官利用电话与扮随步兵前进的观测官们连络，让步兵勉强可以接受这种炮 兵不在身边的日子。 在这段期间，派出前进观测官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在炮兵科技上出现了所谓的「炮兵观测所」──炮兵指挥官现在在自己指挥的炮兵阵地与步兵前线中间开设 了自己的指挥所，一方面利用有利的地形看看步兵们在干什么，另一方面对躲在更远处阵地中的火炮下达射击指令。真正陪着步兵用双脚前进的不是炮兵指挥官，而 是些少尉（法国与英国陆军的作法）或士官（德军的作法）；这些前进观测官们的层级太低、素养不足，因此虽然能陪着步兵往前走，但却最多只能提供些炮兵技术 上的意见，不能在战术上提供步兵指挥官们有关如何运用火力的建议。 在各式各样演习、兵棋推演等模拟情境下，法军与德军最后都发展出了所谓「炮兵连络官」制度，让步兵营营长身边有个炮兵出身的参谋人员，可以真正对通盘状况 提供火力运用的建议，而不是只有一个跟在营长身边，但却只能做些回报射击数据工作的家伙。这个阶段中的炮兵连络官不仅可以去协调数个不同炮兵单位的射击作 业，更可以依据当前战况发展来指派射击单位、射击目标、射击方式，来满足步兵指挥官作战需求。 注：这是四野的情况，解放战争中各解放区情况是不一样的，三野特纵是俘获了第一快速纵队的装备。 一野陕西的后勤都是山西在供给。二野没有后勤，挑了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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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同样是兵败期，团队领袖的格局和作为还是大不一样的
热度 16 苏双 2014-6-12 15:52
1950年“双十节”，委员长发表谈话,宣布基本任务是“建设台湾,反攻大陆”,高喊“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案”。 一九三〇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 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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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从志愿军的弹药消耗看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原因
热度 1 gordon 2014-5-20 07:26
忘情的《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里说： 由于战争消耗巨大，弹药光靠从苏联进口，财力上吃不消。因此我军采用了苏联订购、国内生产修理、部队调剂库存这三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志愿军弹药供应的困 难。国内有些部队美式弹药几乎全部调剂到朝鲜前线，甚至有的国内部队每名战士每支枪子弹不足三发。这种情况下国内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志愿军需要的子弹。 当 时国内生产弹壳和弹头没有问题，但生产的子弹装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 为解志愿军的燃眉之急，国内动员大批党团员参加义务拆子弹工作，从其 他口径子弹中拆出装药，装入新的子弹壳内。即使这样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战争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量的70％。 当年国共内战时期，就是如此，国军的装药不够，生产子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老共爱用大炮，因为弹壳可以复用，光装药就行了。 中国早年的军工生产，生产机械品很困难，生产装药倒是不困难。老共爱用工兵，所以，比较重视装药。 这个生产态势倒过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国民党那帮人没有注意这事。 等注意到了，通货膨胀没钱了。呵呵 基本上算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 还有就是金融战争的胜利。 农村可以搞来硝，熬硝。 国民党没有原料，进口没钱，消耗量太大，开头没有估计到。 所以钱学森说的那番话是对的，有赖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兵工。 注：王明贞的哥哥王守竞 以前在国民政府是搞这个的。 王氏兄妹有个表妹叫何泽慧，受王守竞影响也学了物理 王明贞的老公叫 俞启忠 ，和 俞大维 有点亲戚关系，这个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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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汪伪中储券 —— 国民党倒台之谜
热度 6 gordon 2014-5-4 06:04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目的，先后在东北、内蒙、华北和华东、华南等地成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加上早就在台湾设立的台湾银行，形成维持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金融网络。 胜利，货币问题紧随而来。法币收复失地，与各地伪币如何兑换。日本直接控制区，要平稳过渡，1（国）台币换1（日）台银券，东北拟用关金券换伪满币（被苏 军红军票抢先一步）。在关内本部，则用法币兑换，华北1法币换5联银券，1法币换4角蒙疆券，都挺务实稳当，因为战前就不是南京地盘 , 战后自要怀柔统战， 争取人心，所以算政治帐，日伪烂摊子一体埋单。 　　偏偏在汪伪中储券地域，重回故里却出了大事。 　 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即于1940年5月1日在上海设立筹备委员会，1941年1月6日正式成立，并对外营业，总行设于上海，分支行及办 事处则遍布华东、华中和华南各沦陷地区，汪伪政权重要头目周佛海担任总裁，副总裁为钱大櫆。该行成立后即采取恫吓、暴力和诱骗等种种手段强制发行中央储备 银行券(简称“中储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更禁止法币流通，并以2∶1的比率，强行兑换法币，不仅从沦陷区民众手中剥夺了巨额财富，而且也严 重地破坏了大后方的经济。 　　面对日伪发动的货币战，国民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反击，譬如原本限制法币流往沦陷区，此时则反其道而行 之，财政部建议：“内地增发之法币，可依收购物资之作用，向沦陷区疏散；沦陷区之法币，应严防其向内地灌流，以免内地之通货膨胀。”1943年，国际反 法西斯战场开始全面反攻，胜利曙光已遥遥可见，国民政府因应形势的变化，要求属下各个部门分别制订有关战后复员的计划。2月23日，四联总处第202次理 事会通过《战后金融复员计划》，强调战后“继续以法币为全国唯一流通之货币，并充实其准备，调整其对外汇率”，同时规定“限期禁绝敌伪货币之行使”， 但对 于如何收缴及兑换伪币的方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中央设计局在各部门制定的复员计划基础上加以汇总，并于1944年7月31日国防 最高委员会第141次常务会议上予以通过。其中关于金融部分规定：“复员期间收复区、光复区所需钞券，应由中央银行充分准备及时运达，以应需要；散在收复 区之敌伪钞票及公债、社债等，应立即停止其流通，限期收集，分期清理，其超过担保品价值部分，应作为战后对敌要求赔偿之一部。” 然而这样一个粗略 的计划大纲尚未经各个职能部门详加讨论并制定具体部署，抗日战争就已宣告结束。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面对 突如其来的胜利，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 行政院则负责伪钞和复员计划等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央政府既没有统一的计划予以执行，也没有相应的措施加以配合，更缺乏经过严格训练的接收 人员。再加上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开始孳生并形成体制性、系统化腐败行为的日益严重，由于缺乏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导致官员以权谋私，接收变成“劫收”，沦陷 区的民众在经济上又遭到新的剥夺。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表现在如何对待沦陷区民众手中所持有的伪币。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是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还同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可以算是汪伪政权的“大管 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这时周佛海已认识到所谓“和平运动”必将失败，因此开始通过军统特务与重庆方面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得 到蒋介石的认可，而戴笠就是双方之间重要的联络人。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周佛海即致电戴笠，请他转告蒋介石建议暂时保留中央储备银行。 周佛海认为，因为中储行“所发纸币流通均在数省人民之手，而为人民之财产，如一旦动摇，则受损失者为人民”，所以主张应暂时准许中储券流通。在他看来，沦 陷区人民最害怕的就是中央不承认中储券，所以中央“如能暂予承认，则人民对主座当颂德不忘，此为收拾沦陷区人心之最好方法”。周佛海还报告说， 中储券发行 额到8月10日止为18，000万万元，该行尚有3吨多黄金准备，而且日方同意将所借之款以黄金作价10，600万元(市价为12，000万元)，以黄金 约4吨偿还，因此，中储券绝不是像外间传说的那样毫无准备，而是“十足现金准备而有余”。 　　8月19日，周佛海被国民党中央任 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负责维护上海地区治安。接到任命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并向戴笠提出建议：“目前维持市面，实际上仍须暂时利用储备银行，故储备券 之发行如立即停止，乃沪市金融必立即混乱，且在法币大量运来之前，中央各军政机关亦须暂用该券。”他听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士主张立即停止中储券流通，认 为这“实属不明事理，望慎重考虑”。周佛海同时还提出“法币与中储券之折合比率须早日决定”(22)。 　　周佛海被捕后曾在审讯中表白， 当初发行伪中储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制日军滥发军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沦陷区民众生计的作用；另外， 敌军索取中储券是由正金银行向中储行透支，并非予取 予求，而且正金银行于胜利前已陆续以金条偿还清了 ，因此他认为在当时这也是不得已中较好的办法。周佛海还说，中储券发行准备有黄金16吨、美金300万 元、白银30余万两，还有若干日金，抗战胜利后这些准备金亦均上交中央了(23)。在9月24日的审讯中，周佛海说，前次自白中所说的数目不确，中储券的 发行准备应为：金条50，231条，每条10两；美金550万元；日圆923万；白银、杂银7，639，445两，银元33万元；伪政府公债2280万万 元，日本公债20万万元，尚有其他股票；其他，上海分行贴现票据5200余万万元，以及其他不动产等各种资产(24)。至于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据周佛海交 代，至1945年9月6日止，发行总额为35，646亿元，但储备银行到9月12日才移交，这期间还发行了一些以供市场所需，因此总共发行额大约为4万亿 元。周坚持认为，所有发行都有账册记载，所以绝对不会有误。 　　从汪伪有关档案中可以得知，抗战胜利后伪中储行于1945年9月 11日停业，资负总额计79，000余亿元，该行发行局发行的中储券账面上计有3，882，562，939，000.00元，加上各分支行处，共发行 4，621，728，310，200.00元(苏、杭、甬三库除外)。虽然中储券发行总额高达4万余亿元，但周佛海却认为中储券的发行有相应的黄 金、白银和外汇以及其他股票和不动产作准备，因此并不承认其发行已到“滥”的程度，而且这些资产胜利后都上交给中央银行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于8月11日连续下达三道命令，要求国军“加速进军至日本占领区”，要求伪军就地维持治安，同时命令中共军队“驻防待 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命令在陆军总司令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农林部长谷正纲、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任副主 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等小组。9月6日，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抵达上海，其后上海市市长钱大钧、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亦先后飞 抵上海，他们都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 关于如何兑换伪中储券，有关方面也曾征求过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意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日军强行从香港带回上海，他的身份相当复 杂，一方面他没有完全落水，亦未担任重要伪职，但他与日伪方面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譬如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就是他的老部属、曾 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的钱大櫆，伪中储行中也有不少原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 ；同时，他与重庆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军统曾在他的家中设有一部秘密电台，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发给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冈村的覆电，就都是通过这部电台转交和拍发的。重庆方面后来也一再通过这部电台让周作民协助周 佛海维持上海市面上的金融，并请他对于如何整理中储券发表意见。对此周作民曾在日记中留下一些记载。如9月1日，浙江兴业银行的徐寄庼托人带话，“盼余关 于中储券之处理预备意见，以备当局采择”。但是周作民觉得还是“俟当局询及，再行陈述，以免越俎投机之嫌”。但过了两天，杜月笙亲自与他面谈有关中储券的 处理意见，这时他的态度就转为积极，立即嘱咐部下“代草关于储券之报告电稿”。9月10日，周作民刚刚到金城银行，周佛海就来相告，说他“昨晤戴君雨农， 久谈甚欢洽，对于此次维持地方，颇为满意。关于中储券之整理，中央尚未确定办法，盼余代拟呈请中央核办，余诺之”。随即又嘱其部下“告以大意，托其起草” 。 　　然而，等到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从天而降，周作民维持金融的使命也就此终结，他所拟制的方案更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了。 有一日，杜月笙邀请周作民参加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主持的一次关于上海金融事宜的座谈会，会上只听到苏浙区金融特派员、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一个人高谈阔论有 关中储券兑换以及上海商业银行清理复业的意见，却对周作民等人视而不见，态度十分傲慢。后来财政部长俞鸿钧来到上海，周作民屡次造访，都不得而见 。周作民对自己的处境自然十分明晓，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雨农部下邓葆光、吴伯明两君来谈，询余关于整理伪币之意见，余略告之。……钱 幕尹市长邀寄庼、孝籁退席他往议事，乃出，而复归牵余同行，势难谢却。至新之宅，心雅、吴绍澍诸君已先在，随即入议室，会商补救储券流通方法？余于此事不 甚明了，只好随声附和，不能有所主张。”周作民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就在这时，有关中储券兑换的决议已经出台了。 　 　抗战胜利之初，先期受降的部队随身携带少量关金和法币，因此法币也非正式地在市面流通 ，南京商会当时曾定出200∶1的比率，但因大批法币无法迅速从大 后方运出，所以这一比率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先期到达沦陷区的军队与政府官员使用的货币主要还是敌伪银行发行的伪券 。当时伪中储行虽然已经停止营业，但中央 仍责令其负责维持市面，同时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之需要。所以“接收大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 惊的”(36)。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自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至9月12日中央银行正式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的30余天中，该行共增加 发行伪券2，170，147，049，000元，其中沪行增发1，581，764，389，000元，其余则系总行及其他分行所发行。关于增加发行的用 途，根据伪沪行增加发行后业务上资产负债的变动分析，(一)购入黄金2，800，548，000，000元；(二)购入有价证券 9，121，000，000元；(三)购入房地产18，409，000，000元；(四)增加放款457，247，000，000元；(五)代付总行员役 遣散费之一部40，700，000，000元；(六)支付沪行员役遣散费18，612，000，000元；(七)支付存款12，546，000，000 元，合计共付3，357，183，000，000元。除收回各项放款计1，775，115，000，000元外，计轧付 15，820，068，000，000元(37)。 按周佛海所说，伪中储行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四年多时间里，发行的中储券大约有4万亿元，而抗战胜利后不过 一个月的时间，增发的伪券即高达2万余亿元，毫无疑问。这些增发的伪券大多为供应国军及接收大员所用。 　　对此情形，蒋介石并非一无所 知，他曾电令财政部：“伪中储行收回各项放款大户户名及性质如何，应一并查明。”(38)其后，据上海区伪中央储备银行清理处查明，自8月10日至9月 12日，查收回放款，计往来抵押透支伪币135万万元，存放正金银行伪币14，820万万元，同业透支伪币470，400万元，贴现放款伪币57，500 万元，重贴现伪币27，308，800万元。转抵押伪币92，200万元，拆放同业伪币32，600万元。共计177，511，500万元(39)。有学 者通过统计大量原始档案而得出结论，认为 战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以中储券“发行数额漫无限度，致物价奇涨，金融紊乱，为害民生”为理由而收兑伪券，但同时又在 收兑期间继续发行大额伪券，因而应为战后中储券的贬值承担应有的责任。 　　伪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因时因地而异，军统局根据派驻各 地情报人员的资料汇总，自1945年3月初至4月下旬，上海地区每百元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由300余元升高到六七百元，其后又跌至300元左右的水平，而 同一时期的徐州，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则维持在180元－250元之间。1945年5月中旬，当九江的比价还是300元左右的时候，广州湾却突破前所未有的 千元大关，这是因为广州邻近香港，因受到盟军反攻的消息而抛售中储券所致(41)。但即便如此，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也基本上维持在1∶10的水平。日本宣 布投降后，沦陷区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国军收复失地，但同时又不清楚国民政府如何对待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因而出现大量抛售伪券的现象，各地伪钞与法币的 交换率日益下跌，中储券对法币9月上旬跌至134.10∶1，至中旬更跌至200余元兑1元。南京市长马超俊奉命由重庆经芷江飞往南京，随即前往市区各重 要地带详加察勘，并向蒋介石报告，称 南京市面“一切秩序尚称安靖，伪币价格约合法币二百元，若按法币价值计算，物价尚觉低廉。现有食粮尚不剧感缺乏，京 沪、京芜均通车无阻。经召集米商多方采购，粮食源源供应，公用水电亦经严饬伪方现在主管机关，不得稍有间断”。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日伪军队维持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治安，同时藉由美国的援助，从空中和地面向华东地区运兵。9月5日，国军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第 二天，第四方面军一部亦空运至上海，很快便完成了对京沪地区的控制。9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向外发布公告，宣布自次日起京沪地区公共机关及银行一 律使用法币，但对民间交易的伪钞并未规定停止流通的时间；虽然行政当局并未明文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价，但由军事机关非正式作出1∶200的比率。同 时何应钦已派员到上海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而且因“该行所属印刷厂，及日军部控制下之印刷造纸机构原料，均与印行钞券有关”，所以亦“应一并予以接收” 。 　　之后，接收大员与军队官兵携带的法币便在收复区大行其道，加上增发的大量伪券，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幅增加，而伪券的实际 价值则急剧下降。而且，由于当局并未规定兑换比率，以致法币兑换伪中储券的标准各异，有1元兑换200元的，也有1元兑换300元的，京沪市场一片混乱。 　 　9月14日，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特别撰文呈送蒋介石，认为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的命令存在诸多弊端。徐柏园指出，废止伪币表面上看似乎是打击敌伪，提高中 央威信，然而“实际上则正足以卸脱敌伪之责任，妨害中央解民倒悬之一贯方针”。由于敌伪早就通过发行伪币掠夺物资，而那些奸商巨贾也早就将大部伪钞用于购 置物资产业，因此目前流通的伪币多在民众之手中，“一旦废止，敌伪自不必再负清理之责任，民间则泛滥此等不值半文之废纸，显与中央既定方针不符”。他认为 应该由政府将全部伪券收兑，再向敌人要求赔偿(44)。 　　自陆军总司令部发出通告后，各接收部门除了将随身携带的法币投入市场外，还纷 纷在沦陷区自印法币代用券。蒋介石收到密报，称“浙江省第五行政区专员俞济民所主持之鄞县金融调济委员会现印发百元、五十元、十元之法币代用券，规定发行 额为一千七百万元，实际上已印发四千万元，其与伪币之折合率为一比二百。现物价受刺激而暴涨，人心惶惶不安”，因而要求财政部迅速查明核报(45)。 　 　9月15日，一位未具名但一定是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拟呈意见，认为财政部所拟关于处理收复区敌伪钞票的六条办法原则尚属可行，但陆军总部日前又颁布相 关布告以及财政部有关伪钞登记办法，则表现出“财政部对此问题之认识尚欠透澈，办法亦欠适宜”，因而提出若干意见供蒋介石参考。 　　签呈 认为，必须对伪钞有一基本认识，即沦陷区民众使用伪钞乃出于不得已，若贬值或作废，受害者皆为中国百姓，而非敌人；为了安抚人心，政府即使有所花费，也是 应该的。签呈接着指出目前处理伪钞办法的缺点：其一，未明文规定是否暂准伪钞流通，以致人心疑惑；其二，未确定法币与伪钞之比价，听任投机者任意剥削；其 三，一个月的登记期限太短，亦未规定期满后是否禁止伪钞流通；其四，财政部相关人员动作缓慢，未能及时报告各地情形。这位签呈的作者目前无法得知其名，但 其建议倒是切中要害。然而蒋介石看过之后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个月之后，该文件由蒋的秘书陈方批“此件并存”而归档了(46)。 　　 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收复区的金融和货币还是十分重视的。9月16日，他与财政部长俞鸿钧共同对“华北华中处理金融、速定伪币比例率及金价低落 与取消十七万为一两之牌价”作出指示，蒋介石甚至认为，“此时币制、金融、物价、金价、伪币之复杂动荡之险象，实与接收降敌、接收东北与处置俄国对新疆之 方针，其危状相等”(47)。 　　9月26日，财政部声称，为了让“伪中储券流通区域之人民生活及市场交易得趋安定，而币制亦得以整理肃 清”，因而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并正式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收换期为1945 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逾期未持请收换之伪钞，一律作废”(48)。10月30日，财政部又公布伪中储券收换规则，规定每人每次以国币五 万元为最高限额(49)。 　 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已印制但未发行的伪券。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称，尚有19万亿余元伪中储券已经定制但尚未交付，印制钞券的包 括上海、济南、汉口、香港和日本等八家公司，其中上海地区的公司已派员查明接收，济南和汉口两地则请当地特派员代为查明接收，但日本的公司财政部无法办 理，因而呈请国民政府与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联系，请其下令立即停印并予销毁。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即在财政部的呈文上加批：“拟函美军总部斯特梅耶 将军转电查明办理见复”，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后， 陆军总部即将此事转饬冈村宁次查复，经日本大藏省调查，所有在日本印制的伪券自停战后均已停 止印刷，其中在日本静冈、泷野川和富士印刷局印制的伪中储券(包括千元、万元和十万元三种面额)不足五千亿元，还有数家工厂因战火毁坏或无法联系，不明数 量。对于这些已印成钞券如何处理，日方建议“最好由中国驻日最高当局派员监督烧毁”。 　　至此，蒋介石以为“沦陷区华中伪币与后 方金价问题亦已如期解决，民生经济当可渐稳，物价则已大落矣”(52)。但他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兑换比率，导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民望急剧 下降。当时的《新华日报》对这种现象曾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表述：抗战刚胜利时，沦陷区人民对于国府大员充满着渴望，等到这批大员到达后，渴望就变成希望， 再以后，随着国军的到达。希望就变成失望，等到国民党的接收工作开始后，再由失望变为怨望，最后则变为仇恨。 ×××××××××××××××××××××××××××××××××××××××××××××××××××××××××××××××××××××× 财政部规定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虽然与当时市场上的交换率差不多，但却未能符合这两种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平价 ，依照这个比率，法币在收复区的购买力远较 大后方为高。大后方接收大员见法币与伪券的兑换比率如此之高，没想到原先在大后方因通货膨胀已大大贬值的法币一下子价格暴涨，大量法币便通过各种 方式蜂拥而来，接收大员固然顿时身价百倍，物价大幅提升，沦陷区的民众却惨遭剥夺。由于兑换比例太高，对沦陷区人民极不公平。 就连一贯坚持反贪、倒孔倒宋 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员黄宇人也承认，他到沦陷区后用了在大后方“已经所值无几”的50万法币兑换到一亿元伪币。用这些钱购置了一幢四合院之 外，居然还剩下不少钱，又用它购买了一些家具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的衣物。 注：你明白嘛，大家都穷。 　　1942年伪中储行成立时，曾以1∶2的比率从沦陷区人民手中强行收兑法币，三年多之后，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中央政府复员，竟又以1∶200的兑换率，再次从沦陷区民众收兑中储券。这真是像老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由于兑换率的极不合理，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使得收复区人民的怨气更大，物价亦随着游资增加而大幅飙升。蒋介石就听到内情报告：“沪市最近发现 大量来历不明之伪中储券金，中以五千元为最多，票面颜色为淡灰色与深灰绿色两种”，命令财政部迅速查明核办(56)。其后不久，蒋介石又接到情报，称浙江 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居然在海盐县私自印刷五千元面值的伪中储券，再由该署大队长秘密派人潜伏各地使用。此案侦破后交县政府审讯，竟然交保开释。蒋介 石闻之极为愤怒，除立即电令浙江省政府严密彻查法办外，还将审讯笔录等文件抄发给财政部(57)。 　　重庆《大公报》为此曾专门发表过一 篇社评，题目就叫“为江浙人民呼吁”。该文在揭露江浙一带国府官员以1∶200的比价回收伪币，以此掠夺当地人民的财产之后大声呼吁：“抗战八年，大后方 通货膨胀，还未到使工商业大量破产的程度；而今胜利到来，一开手，就使全国财富之区的江浙一带陷于经济崩溃的危险，这真太严重了！我们今天写此文，就是为 江浙人民呼吁，真实正是为国家呼吁。”(58) 兑换不合理也引发上海和江浙一带地区物价高涨，此时身在重庆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非常焦虑，同时发出多封急电查寻原因。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认为：“ 本市物价激 涨，其主要原因为运输尚未恢复，工厂犹未全数复工，生产不能增加 ，而 原存货物又因(一)伪币限期废止，尚无足量法币可以兑换，致市民因伪币之必废，不愿收 藏，竞购货物；(二)到埠盟军所持该本国钞币价值较高，视本市物价较低，亦争相购买；(三)已接收物资如棉花、布匹、纸张等，迄仍封存，等于冻结；(四) 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有此四因，前存物资日渐减少，物价日趋上涨，除第三项正商请盟军协助抑止外，其余均非市 政府力量所及 。拟请饬有关方面妥筹办法，以资抑制。”钱大钧还称，上海物价上升的原因他也会同时向蒋介石报告(59)。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看法就更为 直接，他说：“沪市物价近时骤涨，原因固不一端，但依文灏观察，兑换伪币之方法，似有主要影响。因中央规定各种税款以及铁路、邮电等一律只收法币，不收伪 币，公私银行概不得收受伪币存款，而近时公布十一月一日以后换回伪币办法，每次以五万元为限，限制颇严，实行收换之地点又不甚多。 商界以伪币流通为数宏 巨，收受太多，势必受累，故减少营业，或倍增价格。 ”翁文灏的结论是：“在此情形之下，沪市限价命令自绝难有效。中央对于处理伪币办法，似有迅加修正之必 要。”(60) 　　蒋介石原以为制定兑换率后收兑伪券会为收复区的经济带来稳定，却没想到适得其反，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承认：“经济危机未过，平、津、京、沪一带自伪币比率规定以后，物价暴涨，人心不安，加之共匪造谣煽惑，学潮、工潮起伏无常。殊堪忧焚。”(61) 　 　12月初，蒋介石收到密报，称“上海各银行对伪币日换五十万元为限，若对目前情势无断然之处置，将恐来年三月收清之限期势必展缓，遗害社会”云云。蒋即 下令：“京沪各金融机构既拒收伪币存款，则每日收兑伪币数量限制不宜过严，以免伪币充斥市面，影响物价。如法币供应不及。似亦可先准其改作法币存款。” (62) 　　蒋介石在南京时曾收到一位市民郑大觉的呈文，陈述民众兑换伪币的困难，有的人排队三四天都换不到，从乡下到市区的农民凌晨三 点钟就在兑换所排队，好不容易等到九时开门，但到晚上关门还是兑换不到。“加以兑换人员之种种挑剔，人民不便至极，甚至有无法兑到，自甘以七八折于外间街 市兑换者。”为此，蒋介石即下令：“查收换伪币应犹求便利，决不可使小民遭受种种痛苦，致滋怨望。即希通饬各收换行局认真改进，无许再有此种现象为要。” (63) 　　到了1946年初，上海等地物价上升的趋势更加严重。“上海物价高涨不已，情势严重，应即切实更张。此时政府万不能只管收 入，而不顾民生与社会实情。此一政策必须澈底研究改正，否则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政府虽聚敛积蓄，适足促成危亡而已。”(64)宋子文认为， 物价波动的主 要原因是八年抗战期间政府收支相差太大，全靠扩大发行，加之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补救的根本办法在于输入大量物资，增进运输能力，改变国际汇率，协助商业 进入常轨 。目前国外物资已开始源源输华，铁路、公路以及航运亦逐渐恢复，至于汇率则待委座回渝后提交国务会议决定(65)。其后， 宋子文企图采用开放黄金 和外汇市场以及鼓励输入的政策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决策非但未能解决通胀问题，反而让宋子文被迫辞职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战后诸多政策、特别是兑换伪券决策上的失误，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兑换伪券政策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伪券的比价估计过低，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人否认，而且当时就有许多人对这个比率提出质疑。 　　9月 间，戴笠自重庆飞往上海，周佛海即提醒他有关处理伪储备券的事必须慎重考虑。周佛海认为：“ 储备银行拥有黄金、白银、美金、日圆及不动产与债权，足够收回 发行之数，即使不足，中央可于要求日本赔款加入此项。 且该券刻流通社会，均在人民手中，已为人民财产，政府须考虑人民利益。”他还根据当时伪储备银行所拥 有的准备金数、重庆和上海两地当时的物价标准以及当时法币与伪券各自对美金之市场比价等三大要素拟订了一个具体办法，请戴笠转呈行政当局(71)。周佛海 作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法人，当然要为自己的行径加以解脱，但他提出兑换伪券的三大要素却是有其根据的。 　　当时在重庆的四联总处秘书长徐 柏园亦针对处理伪钞提出若干建议：首先，应尽快规定伪钞与法币的比价，他认为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应定为1∶100；其次，这一比价一经规定，伪钞应准许暂 时按此比价与法币一体折合行使；第三，中央银行应尽快按此比价收兑伪钞，并查明伪银行之资产准备，以便清理(72)。 　　与此同时，一份 未具名致蒋介石的签呈亦建议，应将敌伪钞券分别处理，即敌钞及敌军用券立即停止流通，而伪钞中大额钞券应进行登记，以减少市场之筹码，小额钞券暂准流通， 但应立即规定伪钞与法币间的交易比价。至于比价如何确定，签呈则以中储券为例：“ 据报发行额约三万亿元，存有黄金准备五十万两，如以黄金每两值法币六万元 计，伪储券即可定为一百元合法币一元；如金价提高至每两十万元，伪储券即可定为六十元合法币一元，但亦不宜与现在市价相去太远。 ”(73) 　 　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伍启元战后曾被行政院借调担任顾问，当时他对伪币兑换问题曾经撰写多篇文章予以讨论。伍启元主张对于伪中储券与法币间的 比率应暂不先作硬性规定。因为当时实在无法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兑换比率。他认为1∶200的比率并不合理，“对于收复区，则因币值过低，持有伪币的人损失 过大，不难会发生不满的感觉； 再加以大后方有特殊力量的人，正利用这有利的比率，以大量法币运往收复区中去‘发复员财’，这更会增加收复区人民的不满 ”。 最后，他还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于携带法币往收复区及汇款往收复区，应加以若干限制；华中伪币折合法币，军事机关既已命令按一比二百的比率兑换，则财政当 局不应再坐视不加干涉”，建议在目前情形之下，“暂准伪中储券按一百伪元合法币一元行使”(74)。 　　后来曾有学者根据重庆、上海和华北三个地区战前与胜利时物价指数加以对比，从而得出法币收兑伪币的相应汇率(见下表)。 　　战后财政部规定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价为200∶1，伪联银券与法币的兑换价则为5∶1；然而若按下表的统计资料计算，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只及法币对伪币实际购买力的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三（50、60：1 ），也就是说，广大沦陷区民众手中的货币，无形中就被削弱了70％以上。 　　在评论伪券兑换政策的问题上，伪中储行总裁周佛海倒是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周佛海虽然在抗战期间与重庆政府早有往来，胜利之初还一度负责上海地 区的治安工作，但还是被判处死刑，其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他曾在狱中回忆抗战胜利之初沦陷区民众举国欢庆的情景，然而为什么这种热情很快就变为冷淡，转而 为失望、绝望甚至怨望。“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最高当局之意耶？”他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实为“各部负责无计划、无组织，对于派至沦陷区接收之 人员又无选择、无训练、无指导、无管束，致若辈所言所行，丧尽政府威信，完全暴露行政力及人员之无能与腐化”。至于接收大员的腐败行径，报纸上已连篇累牍 予以披露，而最让周佛海铭记在心的就是有关伪券兑换比例的政策。他在1947年5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由于胜利后“行政当局不加详细考虑，为近视之利益观 念所蔽，为幼稚之主张所惑，不顾及人民之利益，不了解政府之要事为收拾人心，对于金融之措置铸成大错，致使人民财产大受损失，助长物价高涨，而为丧失人心 之一有力分子也。储备卷［券］与法币定为二百对一之比例，暂准流通后，即以此比例收兑储备卷［券］，此于经济及人心均有莫大损失”(80)。他认为，在中 央尚未决定伪券处理办法之前，南京的陆军总司令部贸然规定的法币对储备券之临时比例开其滥觞。当时总部当局并不熟悉金融情形，完全没有考虑到沦陷区民众的 利益，而是“ 听从幼稚无知之参议邵某、顾某之意思，定为二百对一，群情哗然”；原以为中央政府日后必然会有相应的补救办法，却没有想到“行政当局亦因近视 的打算，亦定为二百对一” (81)。 　　周佛海日记中提到的邵某，其实就是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少将秘书邵毓麟。8月17日，邵毓麟刚从美国回到重庆，就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身份，参加受降工作。随后又前往南京和上海，目睹接收工作中的种种腐败行径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 　 　 据邵毓麟后来回忆，9月20日他在上海时曾邀请多位日本和中国的银行家在金城银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专门讨论有关中储券兑换比率的问题。与会者根据京沪 地区的物价指数、伪中储券发行总额、伪中储银行的库存现金及外汇总额，再比照目前大后方的物价指数、法币发行总额以及对美金汇率等资料议定对换比率，虽然 各人提出的兑换比率不一，但共同的一点是，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00∶1。邵毓麟也认为，这个比率较之目前市场上滥用而非法定的比率更为合理 和妥善，但这不仅是个极为重要的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前方军政机关自然无权决定，必须由重庆的中央政府决定(82)。 　　关于邵毓麟 的回忆是否准确，有人质疑他是事后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才这样说的，但是档案中有一份他1945年9月2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对他的回忆可以作出证明。在这 封电报中，他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的原因在于接收机构混乱，彼此之间又互不通气，而且接收人员对于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毫无认识。邵毓麟接着向蒋介石 提出相关的建议，其中关于伪中储券兑换的比率问题，他的意见是：“法币与伪币之比率，仅在目前系一比二百，比率既嫌过大，亦无法令规定，金融因此混乱，应 即法定比率，安定金融。”(83)由此可以说明，邵毓麟在财政部公布伪券处理政策前就已指出其兑换比率过高，对沦陷区民众不利了。 　　那 么到底谁是这一政策的最后制定人呢？财政部公布伪中储券兑换办法时曾称：“自日本投降后，本部为办理收复区财政金融复员工作，制定紧急措施方案，遴派各区 财政金融特派员驰往各地，遵照方案，积极办理。京沪区特派员陈行业已到达，并将应行查明事项电陈到部。”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方制定有关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 的具体处理办法予以公布(84)。邵毓麟的回忆也指出，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决策人是陈行。邵毓麟说，当他在上海召开过相关会议后，随即到南京将讨论情形向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报告，接着便飞回重庆，又分别向陈布雷和蒋介石作了汇报。9月25日一大早，等到他再将这一情形告知财政部长俞鸿钧，希望他尽快制定合理 的兑换比率，并建议1∶100的比率较为合适时，俞鸿钧却告诉他， 四联总处已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等人的建议，已奉行政院核定法币与 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200，并于前一天发出电报通令各地执行， 因而无法更改(85)。考虑到财政部在颁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时曾 规定，关于暂准流通的小额伪钞的面额、流通期限以及折合率等具体问题，应“由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拟定，报请财政部核定公告”(86)，因此邵毓麟的回忆有 其依据。 　　 从表面上看，由于抗战胜利突如其来，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好战后复员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至于政出多门，接收工作混乱无序，制 定政策者则目光短浅，特别是在伪中储券兑换比率的制定方面竟由对于财政金融并无认识的军方先行宣布，其后财政部门明知不符实际，却不予改正，因而铸成大 错。至于这一比率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沦陷区的民众不敢去问，生怕因此而被划为汉奸 (就在公布伪券兑换的同时，军统特务开始在上海等地大批抓捕汉奸)； 接收大员则欣然接受，因为这一比率实在可以让他们发一笔横财，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改呢？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 政策的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今日最大之耻辱，乃国军败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如乞 丐，以此为目前之大耻。而为国际所诟辩者。”(87)由于贪污腐败已经成为系统化、体制性的痼疾，而抗战的突然胜利又给这些接收大员和国军官兵一个敛财的 大好机会。曾亲自参与接收的邵毓麟就认为，“经济事业机构的接收，更是弊端百出，黑漆一团”。他还感叹地说：“个人或有‘五子，而可‘登科’，政府却因此 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接收大员不仅从接收中“五子登科”，而且趾高气扬，对沦陷区民众 视如草芥，这在制定伪券兑换比率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周佛海就认为制定政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普遍存有“浅薄、幼稚、意气用事之报复心理 ，其意谓，储 备券乃敌伪所用之伪币，故应压低其价。殊不知币为伪币，民非伪民，储备券乃人民手中之财产，即使全不承认，视为废纸，于伪无损。于敌更无损，受损者乃中国 人民也。此种初步常识尚不具备，而令其为接收干部已属可怪”，“苏联在东北发行军票，尚知顾念中国人民利益，以军票与伪满货币一对一交换；而中国当局反不 如此，实太伤心”。周佛海认为， 政府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后果是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牺牲人民之利益 。其结果甚至成为招致中国人民之损失，减 轻敌人应负担之负担。不智如此，不仁亦如此”(89)。 钱大櫆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战后他以汉奸罪被捕，并判处死刑。他曾对人说，他在汪伪政权中除了 担任中储行的副总裁，其他什么事都没干过。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关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他以为“健庵(陈行字，——引者注)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 值，不该做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钱大櫆还拿出他所保管的资料计算，根据中储行所发行的钞券与库存的黄金、白银、外汇和其他动产不动产相对比，法币与中储 券的兑换率应为1∶28(90)。周佛海、钱大櫆虽然落水成了汉奸，可是他们这一番话倒是切中肯綮，值得深思的。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 的最高元首，自然要处理众多国家要事，仔细阅读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日记和有关电报，可以看出他对于处理伪券的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亦曾不断发出指示，要求 属下认真处理。然而他身在重庆，同时对有关金融的具体内容并不熟悉，只能作些原则性的指示，即使有人提出异议，亦未能引起他的重视。蒋介石原以为此事处理 得较为顺利，可以稳定收复区的民心和经济，然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此刻即使他想予以改正，但为时已晚。大厦将 倾，蒋介石已无力回天了。 ×××××××××××××××××××××××××××××××××××××××××××××××××××××××××××××××××××××××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简单， 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搞这一套 。它的本质就是劫掠物资。 同时法币被高估，超发一本万利，很快从2万亿超发到6万亿，恶性通胀苗头出现。怎么办，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与市场对决。到47年2月10日，黄金每两兑法币突破90万元大关，美金一元兑法币突破万元大关，美国又背信弃义停付美援，政策失败。战后国库本有黄金690万两，美金7亿，国舅双金抛售政策不到一个月，亏掉了黄金353万两，美元5亿。呵呵 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孔祥熙掌管的。蒋介石曾经打过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不管这事。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呵呵 ×××××××××××××××××××××××××××××××××××××××××××××××××××××××××××××××××××××××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 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 ，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 批发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批发价格的变化，其反映的内容与零售物价指数基本相同，其计算方法更加简便，在没有零售物价指数的情况下，可以用批发物价指数来代替分析通货膨胀状况。 零售物价指数指的是市场零售价格的变化，是一国通货膨胀状况的另一种指示器。当一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消费增加，就可能带来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该指标的持续上升，就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收紧货币供应，该国货币汇率上升。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零售商品价格的平均变化，与消费物价指数不同，消费物价指数是按照不同商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费用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明白，因为汇率定的不合适，法币超发了。 货币超发还引起另一个事，就是钞票不一定是货币，也可以是资产。就象黄金不一定是货币，可能是资产一样。 抗日战争期间，汪伪中储券超发，通涨剧烈，以上海的钱庄，银行为地下源头，消失已久，但在民间信誉良好，被认为有保值功能的银圆，再度浮现在市场上，日伪 想管，可又没办法， 地下央行的龙头是那时沦陷区唯一还能经营独立外汇结算的浙江实业银行。这家银行有特殊背景，一战德国战败，在华德商资本为规避风险都注 资入股浙江实业银行，此刻实业银行可以通过德商人脉，在瑞士用瑞士法郎进行外币买卖 ，在上海滩牵头银圆与中储券别苗头。市场经济角度，中储券超发通涨，实 际价值的确不如银圆，外交政治上银圆又有十字旗护身，汪伪中储券只能自认倒霉。 边币是采取实物本位，挂靠小米。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大量粮食，特货在手，去黑市抛售，换取械弹军饷。边币有粮食为本位，币值坚挺，到战末，在山东已经到了1边币兑33联银券。 法币资产供应过多，供应过多，它就通胀呗。 抛出黄金、美元与市场对打，国民政府成了最穷的穷光蛋，哈哈 ××××××××××××××××××××××××××××××××××××××××××××××××××××××××××××××××××××××× 这个逻辑理一下，日本刚投降，汪伪中储券被抛售，1：200 的价格实际上是抛售的价格，中储券被低估了，消费引起的通胀，促使法币超发。 解决办法就是恢复生产，投入物资。 法币超发以后啊，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GAME OVER 它把储备金一丢啊，就没办法超发货币了。 传统课本的说法也是对的，人民的和平意愿，就是消费引起的通胀嘛。 储备金不丢可以超发货币，储备金一丢啊，只能控制货币发行量了。 钱大钧的说法最为妥帖，1、日占区人民购物，2、盟军购物，3、蒋管区购物，抗日战争军费开支，物资缺乏，通胀。 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 解决方法就是恢复生产，向市场投放物资，而不是投放硬通货。 硬通货是恢复生产所需，调剂有无，没有的东西可以进口嘛。抓住 “恢复生产” 这个牛鼻子，总供给搞不定就遏制总需求。92年价格闯关就是外汇少，生产跟不上，遏制了总需求。 通胀分好几种，有生产引起的，有消费引起的。 注意可不是一种，单单看历史书是得不出结论的。 这也是我以前的说法，中国的近代史不懂金融根本讲不明白，至少历史系的讲不明白。 汇兑问题引发的物资抢购 ，越涨越买。 至于为什么定成1：200 ，恐怕上下都是这么看的，集体行为。（这个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是近期某一事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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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0 寞洑 2014-2-24 13:05
此人水平不仅低，嘴还没把门的。所以不仅忽悠起来容易，还能套消息。这样的人在位，何愁不变天。 毛泽东对胡乱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 陆铿是资深记者，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创办过《天地新闻》因准确预测出解放军渡江地点，被“国府”当局以“通匪”之嫌关入监狱。 解放后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反右开始后以历史反革命帽子入狱，1975年获释出狱后去香港。在台湾因批评蒋经国被指“通共”而禁入台湾， 89风波因支持运动被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 1985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以“胡耀邦会见陆铿”为标题登出短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美国《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及其亲属。 陆铿作为新闻人的老江湖，在玩语言方面远比胡耀邦会算计，一开始就看出胡耀邦“口无遮拦，全无机心。”稍加诱导便滔滔不绝，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尤其在台湾及中央高层人士方面，引诱胡耀帮说了一些不算慎重的话。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胡耀邦开始就说“我们让你受委曲了”。作为总书记，说出这种话等于是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道歉，在政治上并不合适。 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胡耀邦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这段话一方面暴露了大陆当时的实力不足和没有信心的问题。另一方面被海外舆论视为大陆武力攻台的规划，台湾反应尢为强烈。蒋经国该年视察金门时特别强调“中共党魁”的谈话，鼓吹“军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质疑：邓小平半年前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怎么仅仅时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北京则解释那只是胡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大陆对台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显然，胡耀邦的态度与中央对台政策有一定的出入。 关于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在陆铿连续提出胡乔木的许多问题时，胡耀邦没有反驳，反而模棱两可地打哈哈。“哈哈……你们（陆铿）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等于是默认了对胡乔木的指责。胡乔木当时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邓小平的得力干将，胡耀邦如此态度显然有一定的情绪。 在提到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保守和中央打算换掉的问题上，胡耀邦“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这种回答也等于认可了陆铿的说法。后来邓力群内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落选中央委员而销声隐迹。 在谈到王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即撤换了前任校长胡耀邦信任的阮铭等三位笔杆子（指当时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编辑阮铭、吴江等三人。其中阮铭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反右时“左”得出奇，是反右扩大化的积极推手。文革中投机造反。文革后成为胡耀邦的理论智囊，被王震清除出党。阮铭后来流亡海外，2004年成为台湾陈水扁的“国策顾问”，沦落为台独分子。），外间盛传此事造成二人纠结，两人是老乡南北呼应时，胡耀邦说“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等于是说他与王震有矛盾。如此放言无忌，连陆铿也感到目瞪口呆。 在谈到军队时，胡耀邦认为“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其实没几年就发生学潮乃至89风波）。显然在对国内局势的评估上，胡耀邦说了大话。 对邓小平仍占着军委主席不让的问题，胡耀邦的回答是“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小平）兼任了……。”这种回答明显是对邓小平的轻蔑，无视老人家邓小平的作用。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外，他与陆铿的谈话也是错误之一。 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指出：“胡耀邦同志……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杜润生曾撰文称：“耀邦离开总书记职位，和他与（香港报人）陆铿谈话有关”。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认为，这次谈话对胡耀邦离职“起的作用比较大”。 2006年，胡耀邦的女儿胡恒接受新加坡《星岛日报》记者采访时仍心有余悸地说：“陆铿的教训太深刻了。” 陆铿将此次采访整理为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并将清样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虽然做了七处修改，并派专人送到香港。但陆铿坚持照实发表，拒绝改动。胡耀邦看似颇有礼贤下士的风格，以开明的态度对待新闻工作者。陆铿却不厚道，拒绝了胡耀邦修改文稿的意见。 胡耀邦提出七修改是：其中三处都是“哈哈……”。这本是胡耀邦平日说话的习惯，但纸上过多的“哈哈……”似乎不够严肃。 问题比较大的是实质的修改。一处是说和王震“南辕北辙”的话，胡耀邦主张这句话删去。一处是谈到胡乔木的话胡耀邦要求删去。一处是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指军委主席）了。”胡耀邦希望删去。 最后一点是涉及陈云的，胡耀邦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反映对老一辈称呼的小心翼翼。 赵紫阳在他口述的《改革历程》第四部分中说：“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陆铿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党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 　　 “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 “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 胡耀邦后来在中央会议上检讨发言中说“不知道陆铿是坏人。”（1987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 　　 陆铿于2008年6月21日于美国旧金山去世，终年89岁。其骨灰安葬于昆明名人墓园。 胡耀邦被称为“中国最有良心的领导人”，他的良心却没有得到回报，被陆铿这个所谓的“说真话”新闻人出卖和践踏。 　　 从说真话，说实话，言论自由的角度看，胡耀邦的谈话至少没有大问题。从身份而言，作为一国首脑，胡耀邦说话确实过于随意。 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采访，拟定采访提纲报批是惯例。这一次，不仅没有报批采访提纲，而且破天荒地允许陆铿进行录音。有了录音证据，以后想修改都难。 作为中央领导人在记者面前，无论是政治敏感还是人事关系都是大问题，任何不慎重的表态或评价都可能带来政坛波动和反响。 在胡耀邦看来，对媒体及知识分子示好是一种开明。但是，他忽视了新闻人的职业特点。抓热点，出风头，引起社会关注是他们的本能。为了获取第一手新闻，他们貌似温良恭谦，甚至可以出卖灵魂和人格。 在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共八老看来，任何脱离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轨道的行为，任何对他们的反面评价，包括总书记在内，都是不能容忍的。 胡耀邦与陆铿的谈话，不仅触动了政治神经，而且暴露了中央高层人事矛盾，造成了他六年多“总书记”工作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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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3 李根 2014-2-24 02:33
台湾绿毛龟玩得真嗨——孙中山铜像被套脖子拉倒
每当俺看到蒋介石铜像孙中山铜像这样的新闻，就怀疑国民党还有神马用处——连国父和国父传人都保不住，台湾这么屁大一点的地方，都治理不了；随便几只绿毛龟都能爬到他们头上拉屎撒尿。非要把中华民国最后一块地盘给绿毛龟们夺了，然后再去央求土共来恢复？如果是这样的话，民国的棺材盖可就得钉钉子了。 中新网2月23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内重达600多公斤的“国父”孙中山铜像，22日突然被来自台北、台中、高雄和台南的“公投护台湾联盟”十多名群众，用绳索套铜像脖子拉倒在地。“独派”人士还在铜像背部喷上“ROC OUT”的白漆字。检察官陈竹君指示警方将该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依毁损公物罪法办，但讯后请回。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市议员谢龙介闻讯赶到现场，一度隔着警方人墙与“公投护台湾联盟”成员对话，他要求台南市政府对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国父”铜像“回复原状”。 　　来自各地的“公投护台湾联盟”约150名群众，22日下午1时30分，分乘3辆游览车抵达台南市汤德章纪念公园。他们以“实地测试‘国父’铜像基座的安全强度”为由，由数人攀爬到铜像上面，用2条粗绳套住铜像脖子。 　　紧接着，十多人合力拉绳，铜像竟应声掉落地面。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十余名警察赶到时，铜像已经倒地。“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站在铜像前演说，上百群众以手拉手方式围成圆圈保护他，让警方没办法立即处理。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市议员洪玉凤、卢昆福、蔡淑惠等人陆续赶到现场，谢龙介痛心地表示，“你们又不是台南人，凭什么毁坏我们的古迹”，多位国民党籍议员并痛批警方无能，要求分局长李政晓以现行犯之名逮捕蔡丁贵。 　　蔡淑惠、卢昆福还拍打分局长李政晓，质问为何警方让这群人为所欲为？场面混乱，国民党议员和“独派”人士对峙半小时后，蔡丁贵被依毁损公物罪现行犯，带回派出所侦讯后送法办，其他群众则乘游览车离去，才化解紧张气氛。 　　“公投护台湾联盟”总执行长李述儒说，这座由台南第一国际狮子会捐赠的铜像，基座已坏掉了，市府打算拆除，却引发国民党抗争，该联盟对孙中山没有意见，但基于维护大众安全，才前来“测试”一下，结果只用2条绳子、不到1分钟，铜像就倒地了。 　　台南市文化局长叶泽山得知铜像被拆掉，惊讶地说，“拆下来了？怎么这么快？”但强调汤德章纪念公园是市定古迹，孙中山铜像则不是，后续处理问题，会召集专家讨论（叶泽山真是装13的高手，谁说台湾没有人才，佩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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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6 兜胖胖 2014-1-21 23:22
国民党承认曾欠毛泽东720大洋薪水 还没还不知道
http://news.ifeng.com/taiwan/3/detail_2013_08/30/29172621_0.shtml 8月27日，国民党党史 馆举行乔迁暨揭幕仪式。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出席揭幕仪式。大陆赴台旅游日渐升温，国民党党史馆几乎成为每个“陆客”的必到之处。国民党党史馆的毛泽东薪水单，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笔史料，特别受大陆游客关注。 毛泽东薪水单引发国民党“欠薪”之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国民党党史馆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相关的展品广受关注，特别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薪水单。 在国民党的薪水单上可以看到，毛泽东每月有120大洋（俗称袁大头）的薪水。另一位中共著名领导人，列“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也有120大洋的薪水。而邵力子和向警予的薪水则为80大洋。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证实，从党内已解密的文件发现，中央党部确曾拖欠毛泽东月薪；但在当年动荡时代，最后该笔款项是否如数核拨，目前文件看不出来。已经泛黄的会计数据仅记载着：“毛泽东……120大洋。” 邵铭煌解释，在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毛泽东出任候补中央委员，随后转往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负责办理党员入党等文书工作，月薪120大洋。而当时仅上海执行部就有毛泽东、邵力子等15名中共人士。 后来国民党积欠薪水并研议全面减薪。毛泽东被欠6个月薪水，共计720大洋（俗称袁大头）。上海党部来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已转往广州党部任职。 1927年4月，国民党进行“清党”，毛泽东遂退出国民党。目前已无法证实拖欠的薪水是否由广州党部转交。 有关大洋的实际物价，依照《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当年大学教授月薪80大洋，北大、清华教授的月薪则约为120大洋，白米一担约4大洋，可见720大洋十分可观。 ------------------------------------------------------------------------------------------------------------------------------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中，规定了对恶意欠薪者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欠农民工薪水，看来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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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从老蒋搞不定简化字说起，转帖谈国民党本身是不错的
热度 75 李根 2014-1-5 00:35
昨天日志里讲到老蒋为了加速工人农民士兵脱离文盲，在全面抗战前和逃到台湾后两次试图搞简化字，结果都被那些包围着他的无德无能的文人废掉的事情。 今天想起水木上有人回的那个帖子，国民党本身是不错，至少动机是好的，是想干点事情的： 国民党本身是不错，但是正如楼主文章所说，这种不错的政党，没什么新鲜的，“都是我爷爷玩剩下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全世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能找出一个国民党来，都有一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真心想给国家做点事情。所谓民国范，也就是中国这种接触西方比较少的土鳖才以为是什么稀奇，你到印度去，埃及土耳其非洲去，人家整个统治阶级上层贵族都是牛津剑桥毕业生，举手投足一股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气息，秒杀中国假洋鬼子暴发户。拉丁美洲那些受法国教育祖祖辈辈几百年的精英，国民党够给人提鞋吗？宋美龄会讲两句英文就被捧成神了，人家伊朗巴列维国王见过没？没见过百度图片搜一下去，那才是标准的雅利安男神，英法德语哪门不精通，骑马击剑都是奥运水准，人家贵族的时候，你宋父查理还在海南文昌玩屎呢。CNN采访巴沙尔阿萨德看过没？人家英国桑赫斯特毕业的，英语没你宋美龄讲得好？结果呢？他能改变叙利亚的命运吗？巴沙尔也好，萨达姆也好，不都是虚心学习西方紧跟西方的吗，怎么西方老师 傅说翻脸就翻脸说打就打呢？巴列维风光无限，怎么一夜之间就被人民赶下台了呢？说好的美国盟友哪去了呢？ 总之一句话，国民党是好，但是这种好人不值钱，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哪国都有精英，哪个精英都知道照搬自己在牛津剑桥索邦学会的西方道路发展本国，结果就没一个成功过，所以不值钱。 物以稀为贵，全世界有无数国民党，无数蒋，但是只有一个毛，精英掌权的第三世界政府不能有效调动本国资源，只是一个上层贵族自娱自乐，大城市里闹一下，底层农村跟几千年前没啥区别，还是过着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蒋推行新生活运动，号召大家不喝咖啡，这不是笑话吗，99%的中国人这辈子见过咖啡吗？所以国民党玩什么新生活运动，无非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几个大城市的小资文人凑个热闹，跟几亿普通中国人有半分钱关系？你搞一百次新生活，能改变普通农民半点生活？所以国民党的政策再好，都是纸上谈兵，不接地气，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不能持久。比如1943年国民党收复新疆，这要在古代，得是多 大功劳啊，什么唐太宗 乾隆 左宗棠 统统不在话下。可是为什么这么牛逼的政权几年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呢？精英政权，无非是运用了现代科技力量，靠美军飞机，不费吹灰之力把士兵运到新疆几个大城市，控制了上层政权，号称收复，对基层维族人有任何实际控制力么？台湾两蒋时代的发展，放在非洲，也不过是和同时代的博瓦尼、穆加贝等量齐观，没什么新鲜的。毛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告诉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运用基层力量，如何把一个悬在空中的和普通老百姓不接轨的政权变成上下一体的有机整体，让基层的力量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服务，而不是一小撮精英在那里搞现代化，旁边几亿农民看热闹，就跟印度那样，少数精英玩软件玩高科技，跟十亿民众半毛钱关系没有，民众还继续生活在中世纪。毛是唯一解决了这个脱节问题的人。 所以距离产生美，没见过世面不熟悉西方的土鳖，才把什么民国范当个宝，楼主爷爷那种见过世面的，知道尼赫鲁巴列维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顶级精英长什么样，才对国民党和笑贫这种西化程度比尼赫鲁们更次一等的二三流精英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越是没接触过社会的象牙塔书呆子，越喜欢谈什么普世价值；越是“我爷爷”这种真刀真枪商海搏击出来的资本家，明明自己比洋人公司努力十倍，却就是总也竞争不过洋人的企业和买办，才刻骨铭心地懂了什么叫政治军事特权，什么叫军刀下的现代化，什么叫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拳头就是硬道理。尼赫鲁剑桥优等生又怎么样，吹得再响，还不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张国华就让你现了原形，忧郁而死。 话说得很难听，但仔细想想真有道理。国民党在大陆一向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成，靠着从大陆抢劫的黄金白银、从老毛那里学来的分田分地、从莫斯科毕业的蒋经国这三样宝贝，同时还要很辛苦地冒着死人的危险侦察大陆军事科技机密以换取美国经援军援，才在台湾搞出一个局面，结果差点又被日本奸细篡夺了。仔细想想，这才是一般第三世界政权的水准，而老毛真的是给中华民族改命的、逆天的。 俺作为城市工商业主和地主联姻的后代，说起来也被老毛剥夺得很惨， 但是一想小我之外还有大我，如果国家如印度烂成一滩，一个小资有个屁用？不在乎了。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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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让历史告诉未来（第五集 命运的决战）
热度 6 duanjian 2013-10-12 11:04
男：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会面，似乎是极富戏剧性的。 女：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抗战前就打了十年的冤家对头，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 男 ：从此以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这场斗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这场斗争，便发展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 （片名：第五集命运的决战） 女：当时，正是在重庆的这间屋子里，蒋介石设宴招待了来自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 泽东。 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然而，到底鹿死谁手呢？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都相当地自信。 女：毛泽东本人的心情，他自己曾经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八个字来形容过。 男：喜悦之情是不必待言的了，他忧惧的则是战争可能再一次落到中国人民的头上。 女：这次，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毛泽东毅然飞来重庆，党内许多干部曾万分担心，去了，会不会回不来呢？ 男：毛泽东的解答简单而又奥妙：你们在前线仗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女：没有打的准备显然是不行的。 男：这时，中国合法的统治者是蒋介石先生。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单在西南后方他就屯兵四百二十万，其中三十九个旅全部是美式装备。 女：但尴尬的是，八年抗战的结果，共产党的军队占踞了中国最重要的东部地区，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心腹之患”。 男：在美国的帮助下，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就这样飞到了华东、华北，去抢地盘、抢城市、抢胜利果实。 女：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属罕见。 男：几十万伪军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 女：日军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阎锡山更干脆，要日军用坦克送他进太原。 男：美、蒋、日、伪就这样组成了一个荒唐丑恶的联盟。 女：人民用战斗赢得的胜利果实，凭什么要拱手送给蒋介石？！ 男：中共中央发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从华东、华北抽调的十一万部队日夜兼程，迅速开进东北，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 女：就在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备战区，印发蒋介石的“剿匪手本”。蒋介石要从八路军、新四军手里“收复失地”了。 男：阎锡山率先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兵力，围住长治打援兵，一下吃掉了他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女：紧接着，在邯郸战役中又歼敌四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伍，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 男：陈毅率领的山东军区部队发起津浦路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人，控制了二百里津浦线，阻断了沿铁路北运的敌军。 女：这几仗的确打痛了蒋介石，也打出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被迫在国共《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国共双方实现了全线停火。 男：为了维持停火局面，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了，他与周恩来、张治中组成了军事三人委员会，并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处理国共双方在各 地 的军事冲突。 女：执行部设在旧北京饭店。这优雅舒适的厅堂，当年唇枪舌剑，有过一番激烈争斗。叶剑英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们为坚持正义、争取和平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男：但是一切认真的或是虚假的努力都改变不了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蒋介石是决意要打的。 女：应当说，这时美国政府的介入，起了一种极不光彩的 作 用。 男 ：据记载，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共为国民党装备了四十五个师，训练了十五万人，运送了五十四万人到内战前线。 女：美国国会提出的《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援助与军事 顾问 的法案》和这张白皮书上开列的清单，足以说明一个事实：美国把几十亿的战争赌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 男：联合国救济总署将五十二国人民捐赠的食品物资运到中国，但百分之九十八被美国送给了国民党 。 女：当时，一位义务来华服务救济孤儿的美国姑娘．亲眼看见了发给孤儿的食品被国民党军官扣掉．出卖发 财， 而孤儿只能坐等饿死的情景，她愤怒地写信给上司说：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人。 男：青山流水依旧在，只是换了人间。等白宫的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女：一九四六年，中国短暂的和平只维持了五个月。 男：五个月中，蒋介石违反协约，先后调动了一百三十万军队到达进攻位置，发动内战的准备已经完成。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 下令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三十万大军，向被围的我六万部队发起凶猛进攻。形势十分严重。 女：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遵照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兵三路突出重围，经过艰难血战，王震到达陕南，李先念到达鄂西，皮定钩到了苏皖。 男：延安人民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突出重围重返陕北的“大胡子”王震和三五九旅的勇士们。 中原突围，标志着全面内战的开始。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彻底地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内战。 女：解放战争开始时，国共双方兵力是四百三十万对一百二十万，所有大城市、交通要道、一百万日军装备和四十五个师的美式装备，都在蒋介石手里。 男：蒋介石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向我山东、苏皖、晋察 冀 、晋绥、晋冀鲁豫、东北六个解放区同时发起进攻，宣布三个月解决问题。 女：八月，我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在晋北一战全歼国民党八千余人。身材瘦小的粟裕司令员指挥华东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以少胜多，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六千。 男：“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刘伯承、邓小平他们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动声色，将敌整三师诱进定陶以西的包围圈内。 女：敌整三师师长赵锡田根本没有把刘邓放在眼里，甚至与上司通话时连密语都不用，拍着胸膛说要在两个星期中把刘伯承赶上太行山去。 男：结果，仅仅打了五天，整三师四个旅一万七千人全军覆灭，赵锡田本人倒成了刘伯承的俘虏。 女：在晋察冀，在东北，在晋冀鲁豫，在山东，各路野战军捷报频传。 男：一九四七年二月，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了军区首府——临沂，主力七个纵队星夜隐蔽向北猛穿插。在莱芜、新泰迂回包围了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集团共七个师五万七千余人。 女：人们所熟悉的电影《南征北战》, 就是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 男：莱芜战役，共歼敌七万余人，收复了十三座城镇，俘虏了包括李仙洲在内的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军官二十一名。 女：当年在这条长不足三十里、宽不过二里的河沟里，聚集着五万多乱成一团的国民党官兵，在几小时内全部当了俘虏。 男：一名被俘的敌团长叹息说：就是万只鸭子，捉起来还得费些功夫呢！ 女：在各个 战场上，蒋介石亲信的国军将领一一披挂上阵， 又纷纷落马。 男：宿北战役中自杀身亡的敌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 女：鲁南战役中被俘的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 男：吕梁战役中被俘的敌上将总指挥杨澄源。 女：俘虏群、俘虏队……还有被强拉来的老头兵和娃娃兵。 男：应当承认，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并非一无所获，他以损兵七十一万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五十多座城市。 女：蒋介石被这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下令驱逐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的谈判代表，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彻底破裂。 男：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痛斥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率中共代表团回到了延安。 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过一次重要会议，下定了打到底的决心，并且明确提出“三五年内打倒蒋介石”。 另：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以失败告终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又开始发动所谓“重点进攻”。 女：两个重点，一是山东，一是陕北。进攻山东的四十万国民党军采取“硬核桃夹烂葡萄”的战法，前后重叠，齐头并进。 男：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华东野战军陈、粟首长敢于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势，在他重兵密集之中，掏出最骄横难打的七十四师来打。 女：五月十三日起，华野九个纵队紧密配合，和敌人拼顽强、拼意志，激战三天三夜，全歼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七十四师，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 男：据说蒋介石大为震怒，以致掀翻了饭桌，并为张灵甫的“自戕殉国”垂泪表彰。 其实，张灵甫是被我军一位排长打死的。陈毅、粟裕下令将张灵甫的尸体装入棺材，妥善护送，交给了国民党方面。 女：在孟良崮战役率领各路纵队的解放军将领中，很有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男：当时的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员。 女：少林寺和尚出身的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所率领的九纵队是当时孟良崮主攻部队之一。 男：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野花飘香的五月 ，一位当 年作战的连队指导员又来到昔日的孟良崮战场 。 女：他是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迟浩田。一九八五年四次重返战地，看望当年的乡亲。 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行： 男：烈士灵前我默默伫立， 巉岩峭壁我寻觅足踪。 青松挺拔，可是我战友的身姿？ 流泉欢唱，可是我战友的歌声？ 男：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人们最惦念、最牵挂的还是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另一个目标—— 延安。 女：蒋介石调集二十万部队和上百架飞机，胡宗南率其1 4万精锐部队，杀气腾腾地向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中枢扑来。 男：谁都明白，丢了莫斯科，就是丢了苏联，丢了柏林就是丢了德国，延安再怎么样也丢不得呀！ 女：可是中共中央却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决定。 党中央耍离开延安了，延安人民离开家园撤退了，心里头总是舍不得呀！ 男：毛主席说：“胡宗南 要 来延安，就让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他也搬不走，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 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黄昏，毛主席就是从这儿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的。 男：今天，当我们来到延安的时候，正是脱去冬袄换春装的季节。延安变了，延安人民的日子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变得红火了。我们透过老的一代，新的一代，追寻当年那些动人的故事，亲切的声音，象黄土一样质朴的面容。 女：胡宗南损兵五千，得到了延安这座空城。 男：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这里，巡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这很使他觉得快意，可他怎能想到，此刻建人民 解放 军攻入南京总统府，只不过两年！ 女：毛泽东以他惯有的从容不迫的风度，在陕北的川坳里和几十万敌军兜圈子，继续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战事。和毛主席一起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还有周恩来和任弼时。 男：在安塞县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郭有祥。 女：郭大爷今年6 8岁，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曾在毛主 席 身边当了四年警卫员和公务员。一九五二年转业，从北京回到家乡当了农民。 男：回忆起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岁月，他说，整整一年，毛主席、党中央身背五六万敌军转战陕北，我们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但毛主席坚决不过黄河 。 女：那时，毛主席的名字改为李得胜。有一回，房东老乡 听 了广播，兴奋地向毛主席宣传：“李首长，你知道吧，毛主席还在陕北哩，胡匪军呆不长的” ， 当了几十年农民的郭大爷，此刻激动了。 男：在王家坪，我们遇到了当年太岳军区陈赓将军的几位部下，谈起当年的延安保卫战，这些老红军兴奋起来。他们说，当时，我们十分惦念毛主席的安危，要求毛主席过黄河。听说毛主席留在陕北，我们纷要求开到陕北去，保卫咱们的毛主席和党中央。 女：从保卫延安开始一直在彭总身边担任通讯处长的刘克东，给我们讲述了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打的 几 个漂亮仗： 男：撤出延安的第七天，彭老总用小分队将敌人主力引到安塞，主力埋伏在青化砭，一仗消灭了胡匪三千人。 女：二战羊马河又打了个胜仗，敌人被拖得疲劳不堪时，空虚的后方蟠龙又被我军摧毁。 男：三战三捷，敌人胆寒！毛主席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即兴挥毫，为彭老总重写了一首他在长征路上写的诗篇：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女：我军在撤离延安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又胜利地返回了延安。 还是在撤离延安前一天的傍晚，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毛主席接见部分旅团干部时说： 另：“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许是北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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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三轮师傅惹不得
热度 23 樱木花道 2012-3-20 16:08
“国民党军从四川败走时，留下许多武林高手， 大都散居成都。一时群星荟萃， 千年难有。 但他们的生活都很苦恼，很多人靠卖苦力过活。当年的成都人很多都知道，拉三轮的中有许多隐姓埋名高手， 万万惹不得。” 别人的文章。 　　　突然想起来ｎ年　认识的拉三路师傅　小胖 小胖湿兄颇有廉颇古风，大热的天，敞开了肚皮蹬三轮，是我等打不起出租鼠辈的好交通。 　　有次　坐小胖的车，下午五点多，小胖拉到了位，马上车钱就变成了啤酒，曰　不拉了，老子跳拉丁去了。收工！ 我当然晕，俺是扫盲舞会多年扫不掉的顽固。 　　　小胖曰：俺还是三袋弟子了。手一抬，屁股一扭，小胖gg还比一个拉丁姿势。 　　真心碉堡了，完全潇洒哥。 三轮师傅惹不得，三轮车夫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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