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汪伪中储券 —— 国民党倒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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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目的，先后在东北、内蒙、华北和华东、华南等地成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加上早就在台湾设立的台湾银行，形成维持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金融网络。
胜利，货币问题紧随而来。法币收复失地，与各地伪币如何兑换。日本直接控制区，要平稳过渡，1（国）台币换1（日）台银券，东北拟用关金券换伪满币（被苏 军红军票抢先一步）。在关内本部，则用法币兑换，华北1法币换5联银券，1法币换4角蒙疆券，都挺务实稳当，因为战前就不是南京地盘 , 战后自要怀柔统战， 争取人心，所以算政治帐，日伪烂摊子一体埋单。
偏偏在汪伪中储券地域，重回故里却出了大事。
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即于1940年5月1日在上海设立筹备委员会，1941年1月6日正式成立，并对外营业，总行设于上海，分支行及办 事处则遍布华东、华中和华南各沦陷地区，汪伪政权重要头目周佛海担任总裁，副总裁为钱大櫆。该行成立后即采取恫吓、暴力和诱骗等种种手段强制发行中央储备 银行券(简称“中储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更禁止法币流通，并以2∶1的比率，强行兑换法币，不仅从沦陷区民众手中剥夺了巨额财富，而且也严 重地破坏了大后方的经济。
面对日伪发动的货币战，国民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反击，譬如原本限制法币流往沦陷区，此时则反其道而行 之，财政部建议：“内地增发之法币，可依收购物资之作用，向沦陷区疏散；沦陷区之法币，应严防其向内地灌流，以免内地之通货膨胀。”1943年，国际反 法西斯战场开始全面反攻，胜利曙光已遥遥可见，国民政府因应形势的变化，要求属下各个部门分别制订有关战后复员的计划。2月23日，四联总处第202次理 事会通过《战后金融复员计划》，强调战后“继续以法币为全国唯一流通之货币，并充实其准备，调整其对外汇率”，同时规定“限期禁绝敌伪货币之行使”，但对 于如何收缴及兑换伪币的方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中央设计局在各部门制定的复员计划基础上加以汇总，并于1944年7月31日国防 最高委员会第141次常务会议上予以通过。其中关于金融部分规定：“复员期间收复区、光复区所需钞券，应由中央银行充分准备及时运达，以应需要；散在收复 区之敌伪钞票及公债、社债等，应立即停止其流通，限期收集，分期清理，其超过担保品价值部分，应作为战后对敌要求赔偿之一部。”然而这样一个粗略 的计划大纲尚未经各个职能部门详加讨论并制定具体部署，抗日战争就已宣告结束。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面对 突如其来的胜利，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 行政院则负责伪钞和复员计划等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央政府既没有统一的计划予以执行，也没有相应的措施加以配合，更缺乏经过严格训练的接收 人员。再加上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开始孳生并形成体制性、系统化腐败行为的日益严重，由于缺乏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导致官员以权谋私，接收变成“劫收”，沦陷 区的民众在经济上又遭到新的剥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表现在如何对待沦陷区民众手中所持有的伪币。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是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还同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可以算是汪伪政权的“大管 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这时周佛海已认识到所谓“和平运动”必将失败，因此开始通过军统特务与重庆方面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得 到蒋介石的认可，而戴笠就是双方之间重要的联络人。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周佛海即致电戴笠，请他转告蒋介石建议暂时保留中央储备银行。 周佛海认为，因为中储行“所发纸币流通均在数省人民之手，而为人民之财产，如一旦动摇，则受损失者为人民”，所以主张应暂时准许中储券流通。在他看来，沦 陷区人民最害怕的就是中央不承认中储券，所以中央“如能暂予承认，则人民对主座当颂德不忘，此为收拾沦陷区人心之最好方法”。周佛海还报告说，中储券发行 额到8月10日止为18，000万万元，该行尚有3吨多黄金准备，而且日方同意将所借之款以黄金作价10，600万元(市价为12，000万元)，以黄金 约4吨偿还，因此，中储券绝不是像外间传说的那样毫无准备，而是“十足现金准备而有余”。
8月19日，周佛海被国民党中央任 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负责维护上海地区治安。接到任命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并向戴笠提出建议：“目前维持市面，实际上仍须暂时利用储备银行，故储备券 之发行如立即停止，乃沪市金融必立即混乱，且在法币大量运来之前，中央各军政机关亦须暂用该券。”他听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士主张立即停止中储券流通，认 为这“实属不明事理，望慎重考虑”。周佛海同时还提出“法币与中储券之折合比率须早日决定”(22)。
周佛海被捕后曾在审讯中表白， 当初发行伪中储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制日军滥发军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沦陷区民众生计的作用；另外，敌军索取中储券是由正金银行向中储行透支，并非予取 予求，而且正金银行于胜利前已陆续以金条偿还清了，因此他认为在当时这也是不得已中较好的办法。周佛海还说，中储券发行准备有黄金16吨、美金300万 元、白银30余万两，还有若干日金，抗战胜利后这些准备金亦均上交中央了(23)。在9月24日的审讯中，周佛海说，前次自白中所说的数目不确，中储券的 发行准备应为：金条50，231条，每条10两；美金550万元；日圆923万；白银、杂银7，639，445两，银元33万元；伪政府公债2280万万 元，日本公债20万万元，尚有其他股票；其他，上海分行贴现票据5200余万万元，以及其他不动产等各种资产(24)。至于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据周佛海交 代，至1945年9月6日止，发行总额为35，646亿元，但储备银行到9月12日才移交，这期间还发行了一些以供市场所需，因此总共发行额大约为4万亿 元。周坚持认为，所有发行都有账册记载，所以绝对不会有误。
从汪伪有关档案中可以得知，抗战胜利后伪中储行于1945年9月 11日停业，资负总额计79，000余亿元，该行发行局发行的中储券账面上计有3，882，562，939，000.00元，加上各分支行处，共发行 4，621，728，310，200.00元(苏、杭、甬三库除外)。虽然中储券发行总额高达4万余亿元，但周佛海却认为中储券的发行有相应的黄 金、白银和外汇以及其他股票和不动产作准备，因此并不承认其发行已到“滥”的程度，而且这些资产胜利后都上交给中央银行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于8月11日连续下达三道命令，要求国军“加速进军至日本占领区”，要求伪军就地维持治安，同时命令中共军队“驻防待 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命令在陆军总司令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农林部长谷正纲、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任副主 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等小组。9月6日，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抵达上海，其后上海市市长钱大钧、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亦先后飞 抵上海，他们都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
关于如何兑换伪中储券，有关方面也曾征求过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意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日军强行从香港带回上海，他的身份相当复 杂，一方面他没有完全落水，亦未担任重要伪职，但他与日伪方面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譬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就是他的老部属、曾 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的钱大櫆，伪中储行中也有不少原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同时，他与重庆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军统曾在他的家中设有一部秘密电台，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发给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冈村的覆电，就都是通过这部电台转交和拍发的。重庆方面后来也一再通过这部电台让周作民协助周 佛海维持上海市面上的金融，并请他对于如何整理中储券发表意见。对此周作民曾在日记中留下一些记载。如9月1日，浙江兴业银行的徐寄庼托人带话，“盼余关 于中储券之处理预备意见，以备当局采择”。但是周作民觉得还是“俟当局询及，再行陈述，以免越俎投机之嫌”。但过了两天，杜月笙亲自与他面谈有关中储券的 处理意见，这时他的态度就转为积极，立即嘱咐部下“代草关于储券之报告电稿”。9月10日，周作民刚刚到金城银行，周佛海就来相告，说他“昨晤戴君雨农， 久谈甚欢洽，对于此次维持地方，颇为满意。关于中储券之整理，中央尚未确定办法，盼余代拟呈请中央核办，余诺之”。随即又嘱其部下“告以大意，托其起草” 。
然而，等到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从天而降，周作民维持金融的使命也就此终结，他所拟制的方案更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了。 有一日，杜月笙邀请周作民参加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主持的一次关于上海金融事宜的座谈会，会上只听到苏浙区金融特派员、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一个人高谈阔论有 关中储券兑换以及上海商业银行清理复业的意见，却对周作民等人视而不见，态度十分傲慢。后来财政部长俞鸿钧来到上海，周作民屡次造访，都不得而见 。周作民对自己的处境自然十分明晓，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雨农部下邓葆光、吴伯明两君来谈，询余关于整理伪币之意见，余略告之。……钱 幕尹市长邀寄庼、孝籁退席他往议事，乃出，而复归牵余同行，势难谢却。至新之宅，心雅、吴绍澍诸君已先在，随即入议室，会商补救储券流通方法？余于此事不 甚明了，只好随声附和，不能有所主张。”周作民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就在这时，有关中储券兑换的决议已经出台了。
抗战胜利之初，先期受降的部队随身携带少量关金和法币，因此法币也非正式地在市面流通，南京商会当时曾定出200∶1的比率，但因大批法币无法迅速从大 后方运出，所以这一比率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先期到达沦陷区的军队与政府官员使用的货币主要还是敌伪银行发行的伪券。当时伪中储行虽然已经停止营业，但中央 仍责令其负责维持市面，同时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之需要。所以“接收大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 惊的”(36)。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自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至9月12日中央银行正式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的30余天中，该行共增加 发行伪券2，170，147，049，000元，其中沪行增发1，581，764，389，000元，其余则系总行及其他分行所发行。关于增加发行的用 途，根据伪沪行增加发行后业务上资产负债的变动分析，(一)购入黄金2，800，548，000，000元；(二)购入有价证券 9，121，000，000元；(三)购入房地产18，409，000，000元；(四)增加放款457，247，000，000元；(五)代付总行员役 遣散费之一部40，700，000，000元；(六)支付沪行员役遣散费18，612，000，000元；(七)支付存款12，546，000，000 元，合计共付3，357，183，000，000元。除收回各项放款计1，775，115，000，000元外，计轧付 15，820，068，000，000元(37)。按周佛海所说，伪中储行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四年多时间里，发行的中储券大约有4万亿元，而抗战胜利后不过 一个月的时间，增发的伪券即高达2万余亿元，毫无疑问。这些增发的伪券大多为供应国军及接收大员所用。
对此情形，蒋介石并非一无所 知，他曾电令财政部：“伪中储行收回各项放款大户户名及性质如何，应一并查明。”(38)其后，据上海区伪中央储备银行清理处查明，自8月10日至9月 12日，查收回放款，计往来抵押透支伪币135万万元，存放正金银行伪币14，820万万元，同业透支伪币470，400万元，贴现放款伪币57，500 万元，重贴现伪币27，308，800万元。转抵押伪币92，200万元，拆放同业伪币32，600万元。共计177，511，500万元(39)。有学 者通过统计大量原始档案而得出结论，认为战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以中储券“发行数额漫无限度，致物价奇涨，金融紊乱，为害民生”为理由而收兑伪券，但同时又在 收兑期间继续发行大额伪券，因而应为战后中储券的贬值承担应有的责任。
伪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因时因地而异，军统局根据派驻各 地情报人员的资料汇总，自1945年3月初至4月下旬，上海地区每百元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由300余元升高到六七百元，其后又跌至300元左右的水平，而 同一时期的徐州，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则维持在180元－250元之间。1945年5月中旬，当九江的比价还是300元左右的时候，广州湾却突破前所未有的 千元大关，这是因为广州邻近香港，因受到盟军反攻的消息而抛售中储券所致(41)。但即便如此，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也基本上维持在1∶10的水平。日本宣 布投降后，沦陷区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国军收复失地，但同时又不清楚国民政府如何对待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因而出现大量抛售伪券的现象，各地伪钞与法币的 交换率日益下跌，中储券对法币9月上旬跌至134.10∶1，至中旬更跌至200余元兑1元。南京市长马超俊奉命由重庆经芷江飞往南京，随即前往市区各重 要地带详加察勘，并向蒋介石报告，称南京市面“一切秩序尚称安靖，伪币价格约合法币二百元，若按法币价值计算，物价尚觉低廉。现有食粮尚不剧感缺乏，京 沪、京芜均通车无阻。经召集米商多方采购，粮食源源供应，公用水电亦经严饬伪方现在主管机关，不得稍有间断”。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日伪军队维持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治安，同时藉由美国的援助，从空中和地面向华东地区运兵。9月5日，国军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第 二天，第四方面军一部亦空运至上海，很快便完成了对京沪地区的控制。9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向外发布公告，宣布自次日起京沪地区公共机关及银行一 律使用法币，但对民间交易的伪钞并未规定停止流通的时间；虽然行政当局并未明文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价，但由军事机关非正式作出1∶200的比率。同 时何应钦已派员到上海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而且因“该行所属印刷厂，及日军部控制下之印刷造纸机构原料，均与印行钞券有关”，所以亦“应一并予以接收” 。
之后，接收大员与军队官兵携带的法币便在收复区大行其道，加上增发的大量伪券，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幅增加，而伪券的实际 价值则急剧下降。而且，由于当局并未规定兑换比率，以致法币兑换伪中储券的标准各异，有1元兑换200元的，也有1元兑换300元的，京沪市场一片混乱。
9月14日，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特别撰文呈送蒋介石，认为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的命令存在诸多弊端。徐柏园指出，废止伪币表面上看似乎是打击敌伪，提高中 央威信，然而“实际上则正足以卸脱敌伪之责任，妨害中央解民倒悬之一贯方针”。由于敌伪早就通过发行伪币掠夺物资，而那些奸商巨贾也早就将大部伪钞用于购 置物资产业，因此目前流通的伪币多在民众之手中，“一旦废止，敌伪自不必再负清理之责任，民间则泛滥此等不值半文之废纸，显与中央既定方针不符”。他认为 应该由政府将全部伪券收兑，再向敌人要求赔偿(44)。
自陆军总司令部发出通告后，各接收部门除了将随身携带的法币投入市场外，还纷 纷在沦陷区自印法币代用券。蒋介石收到密报，称“浙江省第五行政区专员俞济民所主持之鄞县金融调济委员会现印发百元、五十元、十元之法币代用券，规定发行 额为一千七百万元，实际上已印发四千万元，其与伪币之折合率为一比二百。现物价受刺激而暴涨，人心惶惶不安”，因而要求财政部迅速查明核报(45)。
9月15日，一位未具名但一定是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拟呈意见，认为财政部所拟关于处理收复区敌伪钞票的六条办法原则尚属可行，但陆军总部日前又颁布相 关布告以及财政部有关伪钞登记办法，则表现出“财政部对此问题之认识尚欠透澈，办法亦欠适宜”，因而提出若干意见供蒋介石参考。
签呈 认为，必须对伪钞有一基本认识，即沦陷区民众使用伪钞乃出于不得已，若贬值或作废，受害者皆为中国百姓，而非敌人；为了安抚人心，政府即使有所花费，也是 应该的。签呈接着指出目前处理伪钞办法的缺点：其一，未明文规定是否暂准伪钞流通，以致人心疑惑；其二，未确定法币与伪钞之比价，听任投机者任意剥削；其 三，一个月的登记期限太短，亦未规定期满后是否禁止伪钞流通；其四，财政部相关人员动作缓慢，未能及时报告各地情形。这位签呈的作者目前无法得知其名，但 其建议倒是切中要害。然而蒋介石看过之后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个月之后，该文件由蒋的秘书陈方批“此件并存”而归档了(46)。
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收复区的金融和货币还是十分重视的。9月16日，他与财政部长俞鸿钧共同对“华北华中处理金融、速定伪币比例率及金价低落 与取消十七万为一两之牌价”作出指示，蒋介石甚至认为，“此时币制、金融、物价、金价、伪币之复杂动荡之险象，实与接收降敌、接收东北与处置俄国对新疆之 方针，其危状相等”(47)。
9月26日，财政部声称，为了让“伪中储券流通区域之人民生活及市场交易得趋安定，而币制亦得以整理肃 清”，因而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并正式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收换期为1945 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逾期未持请收换之伪钞，一律作废”(48)。10月30日，财政部又公布伪中储券收换规则，规定每人每次以国币五 万元为最高限额(49)。
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已印制但未发行的伪券。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称，尚有19万亿余元伪中储券已经定制但尚未交付，印制钞券的包 括上海、济南、汉口、香港和日本等八家公司，其中上海地区的公司已派员查明接收，济南和汉口两地则请当地特派员代为查明接收，但日本的公司财政部无法办 理，因而呈请国民政府与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联系，请其下令立即停印并予销毁。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即在财政部的呈文上加批：“拟函美军总部斯特梅耶 将军转电查明办理见复”，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后，陆军总部即将此事转饬冈村宁次查复，经日本大藏省调查，所有在日本印制的伪券自停战后均已停 止印刷，其中在日本静冈、泷野川和富士印刷局印制的伪中储券(包括千元、万元和十万元三种面额)不足五千亿元，还有数家工厂因战火毁坏或无法联系，不明数 量。对于这些已印成钞券如何处理，日方建议“最好由中国驻日最高当局派员监督烧毁”。
至此，蒋介石以为“沦陷区华中伪币与后 方金价问题亦已如期解决，民生经济当可渐稳，物价则已大落矣”(52)。但他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兑换比率，导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民望急剧 下降。当时的《新华日报》对这种现象曾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表述：抗战刚胜利时，沦陷区人民对于国府大员充满着渴望，等到这批大员到达后，渴望就变成希望， 再以后，随着国军的到达。希望就变成失望，等到国民党的接收工作开始后，再由失望变为怨望，最后则变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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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规定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虽然与当时市场上的交换率差不多，但却未能符合这两种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平价，依照这个比率，法币在收复区的购买力远较 大后方为高。大后方接收大员见法币与伪券的兑换比率如此之高，没想到原先在大后方因通货膨胀已大大贬值的法币一下子价格暴涨，大量法币便通过各种 方式蜂拥而来，接收大员固然顿时身价百倍，物价大幅提升，沦陷区的民众却惨遭剥夺。由于兑换比例太高，对沦陷区人民极不公平。就连一贯坚持反贪、倒孔倒宋 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员黄宇人也承认，他到沦陷区后用了在大后方“已经所值无几”的50万法币兑换到一亿元伪币。用这些钱购置了一幢四合院之 外，居然还剩下不少钱，又用它购买了一些家具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的衣物。
注：你明白嘛，大家都穷。
1942年伪中储行成立时，曾以1∶2的比率从沦陷区人民手中强行收兑法币，三年多之后，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中央政府复员，竟又以1∶200的兑换率，再次从沦陷区民众收兑中储券。这真是像老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由于兑换率的极不合理，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使得收复区人民的怨气更大，物价亦随着游资增加而大幅飙升。蒋介石就听到内情报告：“沪市最近发现 大量来历不明之伪中储券金，中以五千元为最多，票面颜色为淡灰色与深灰绿色两种”，命令财政部迅速查明核办(56)。其后不久，蒋介石又接到情报，称浙江 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居然在海盐县私自印刷五千元面值的伪中储券，再由该署大队长秘密派人潜伏各地使用。此案侦破后交县政府审讯，竟然交保开释。蒋介 石闻之极为愤怒，除立即电令浙江省政府严密彻查法办外，还将审讯笔录等文件抄发给财政部(57)。
重庆《大公报》为此曾专门发表过一 篇社评，题目就叫“为江浙人民呼吁”。该文在揭露江浙一带国府官员以1∶200的比价回收伪币，以此掠夺当地人民的财产之后大声呼吁：“抗战八年，大后方 通货膨胀，还未到使工商业大量破产的程度；而今胜利到来，一开手，就使全国财富之区的江浙一带陷于经济崩溃的危险，这真太严重了！我们今天写此文，就是为 江浙人民呼吁，真实正是为国家呼吁。”(58)
兑换不合理也引发上海和江浙一带地区物价高涨，此时身在重庆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非常焦虑，同时发出多封急电查寻原因。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认为：“本市物价激 涨，其主要原因为运输尚未恢复，工厂犹未全数复工，生产不能增加，而原存货物又因(一)伪币限期废止，尚无足量法币可以兑换，致市民因伪币之必废，不愿收 藏，竞购货物；(二)到埠盟军所持该本国钞币价值较高，视本市物价较低，亦争相购买；(三)已接收物资如棉花、布匹、纸张等，迄仍封存，等于冻结；(四) 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有此四因，前存物资日渐减少，物价日趋上涨，除第三项正商请盟军协助抑止外，其余均非市 政府力量所及。拟请饬有关方面妥筹办法，以资抑制。”钱大钧还称，上海物价上升的原因他也会同时向蒋介石报告(59)。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看法就更为 直接，他说：“沪市物价近时骤涨，原因固不一端，但依文灏观察，兑换伪币之方法，似有主要影响。因中央规定各种税款以及铁路、邮电等一律只收法币，不收伪 币，公私银行概不得收受伪币存款，而近时公布十一月一日以后换回伪币办法，每次以五万元为限，限制颇严，实行收换之地点又不甚多。商界以伪币流通为数宏 巨，收受太多，势必受累，故减少营业，或倍增价格。”翁文灏的结论是：“在此情形之下，沪市限价命令自绝难有效。中央对于处理伪币办法，似有迅加修正之必 要。”(60)
蒋介石原以为制定兑换率后收兑伪券会为收复区的经济带来稳定，却没想到适得其反，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承认：“经济危机未过，平、津、京、沪一带自伪币比率规定以后，物价暴涨，人心不安，加之共匪造谣煽惑，学潮、工潮起伏无常。殊堪忧焚。”(61)
12月初，蒋介石收到密报，称“上海各银行对伪币日换五十万元为限，若对目前情势无断然之处置，将恐来年三月收清之限期势必展缓，遗害社会”云云。蒋即 下令：“京沪各金融机构既拒收伪币存款，则每日收兑伪币数量限制不宜过严，以免伪币充斥市面，影响物价。如法币供应不及。似亦可先准其改作法币存款。” (62)
蒋介石在南京时曾收到一位市民郑大觉的呈文，陈述民众兑换伪币的困难，有的人排队三四天都换不到，从乡下到市区的农民凌晨三 点钟就在兑换所排队，好不容易等到九时开门，但到晚上关门还是兑换不到。“加以兑换人员之种种挑剔，人民不便至极，甚至有无法兑到，自甘以七八折于外间街 市兑换者。”为此，蒋介石即下令：“查收换伪币应犹求便利，决不可使小民遭受种种痛苦，致滋怨望。即希通饬各收换行局认真改进，无许再有此种现象为要。” (63)
到了1946年初，上海等地物价上升的趋势更加严重。“上海物价高涨不已，情势严重，应即切实更张。此时政府万不能只管收 入，而不顾民生与社会实情。此一政策必须澈底研究改正，否则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政府虽聚敛积蓄，适足促成危亡而已。”(64)宋子文认为，物价波动的主 要原因是八年抗战期间政府收支相差太大，全靠扩大发行，加之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补救的根本办法在于输入大量物资，增进运输能力，改变国际汇率，协助商业 进入常轨。目前国外物资已开始源源输华，铁路、公路以及航运亦逐渐恢复，至于汇率则待委座回渝后提交国务会议决定(65)。其后，宋子文企图采用开放黄金 和外汇市场以及鼓励输入的政策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决策非但未能解决通胀问题，反而让宋子文被迫辞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战后诸多政策、特别是兑换伪券决策上的失误，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兑换伪券政策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伪券的比价估计过低，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人否认，而且当时就有许多人对这个比率提出质疑。
9月 间，戴笠自重庆飞往上海，周佛海即提醒他有关处理伪储备券的事必须慎重考虑。周佛海认为：“储备银行拥有黄金、白银、美金、日圆及不动产与债权，足够收回 发行之数，即使不足，中央可于要求日本赔款加入此项。且该券刻流通社会，均在人民手中，已为人民财产，政府须考虑人民利益。”他还根据当时伪储备银行所拥 有的准备金数、重庆和上海两地当时的物价标准以及当时法币与伪券各自对美金之市场比价等三大要素拟订了一个具体办法，请戴笠转呈行政当局(71)。周佛海 作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法人，当然要为自己的行径加以解脱，但他提出兑换伪券的三大要素却是有其根据的。
当时在重庆的四联总处秘书长徐 柏园亦针对处理伪钞提出若干建议：首先，应尽快规定伪钞与法币的比价，他认为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应定为1∶100；其次，这一比价一经规定，伪钞应准许暂 时按此比价与法币一体折合行使；第三，中央银行应尽快按此比价收兑伪钞，并查明伪银行之资产准备，以便清理(72)。
与此同时，一份 未具名致蒋介石的签呈亦建议，应将敌伪钞券分别处理，即敌钞及敌军用券立即停止流通，而伪钞中大额钞券应进行登记，以减少市场之筹码，小额钞券暂准流通， 但应立即规定伪钞与法币间的交易比价。至于比价如何确定，签呈则以中储券为例：“据报发行额约三万亿元，存有黄金准备五十万两，如以黄金每两值法币六万元 计，伪储券即可定为一百元合法币一元；如金价提高至每两十万元，伪储券即可定为六十元合法币一元，但亦不宜与现在市价相去太远。”(73)
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伍启元战后曾被行政院借调担任顾问，当时他对伪币兑换问题曾经撰写多篇文章予以讨论。伍启元主张对于伪中储券与法币间的 比率应暂不先作硬性规定。因为当时实在无法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兑换比率。他认为1∶200的比率并不合理，“对于收复区，则因币值过低，持有伪币的人损失 过大，不难会发生不满的感觉；再加以大后方有特殊力量的人，正利用这有利的比率，以大量法币运往收复区中去‘发复员财’，这更会增加收复区人民的不满”。 最后，他还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于携带法币往收复区及汇款往收复区，应加以若干限制；华中伪币折合法币，军事机关既已命令按一比二百的比率兑换，则财政当 局不应再坐视不加干涉”，建议在目前情形之下，“暂准伪中储券按一百伪元合法币一元行使”(74)。
后来曾有学者根据重庆、上海和华北三个地区战前与胜利时物价指数加以对比，从而得出法币收兑伪币的相应汇率(见下表)。
战后财政部规定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价为200∶1，伪联银券与法币的兑换价则为5∶1；然而若按下表的统计资料计算，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只及法币对伪币实际购买力的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三（50、60：1 ），也就是说，广大沦陷区民众手中的货币，无形中就被削弱了70％以上。
在评论伪券兑换政策的问题上，伪中储行总裁周佛海倒是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周佛海虽然在抗战期间与重庆政府早有往来，胜利之初还一度负责上海地 区的治安工作，但还是被判处死刑，其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他曾在狱中回忆抗战胜利之初沦陷区民众举国欢庆的情景，然而为什么这种热情很快就变为冷淡，转而 为失望、绝望甚至怨望。“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最高当局之意耶？”他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实为“各部负责无计划、无组织，对于派至沦陷区接收之 人员又无选择、无训练、无指导、无管束，致若辈所言所行，丧尽政府威信，完全暴露行政力及人员之无能与腐化”。至于接收大员的腐败行径，报纸上已连篇累牍 予以披露，而最让周佛海铭记在心的就是有关伪券兑换比例的政策。他在1947年5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由于胜利后“行政当局不加详细考虑，为近视之利益观 念所蔽，为幼稚之主张所惑，不顾及人民之利益，不了解政府之要事为收拾人心，对于金融之措置铸成大错，致使人民财产大受损失，助长物价高涨，而为丧失人心 之一有力分子也。储备卷［券］与法币定为二百对一之比例，暂准流通后，即以此比例收兑储备卷［券］，此于经济及人心均有莫大损失”(80)。他认为，在中 央尚未决定伪券处理办法之前，南京的陆军总司令部贸然规定的法币对储备券之临时比例开其滥觞。当时总部当局并不熟悉金融情形，完全没有考虑到沦陷区民众的 利益，而是“听从幼稚无知之参议邵某、顾某之意思，定为二百对一，群情哗然”；原以为中央政府日后必然会有相应的补救办法，却没有想到“行政当局亦因近视 的打算，亦定为二百对一”(81)。
周佛海日记中提到的邵某，其实就是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少将秘书邵毓麟。8月17日，邵毓麟刚从美国回到重庆，就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身份，参加受降工作。随后又前往南京和上海，目睹接收工作中的种种腐败行径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
据邵毓麟后来回忆，9月20日他在上海时曾邀请多位日本和中国的银行家在金城银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专门讨论有关中储券兑换比率的问题。与会者根据京沪 地区的物价指数、伪中储券发行总额、伪中储银行的库存现金及外汇总额，再比照目前大后方的物价指数、法币发行总额以及对美金汇率等资料议定对换比率，虽然 各人提出的兑换比率不一，但共同的一点是，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00∶1。邵毓麟也认为，这个比率较之目前市场上滥用而非法定的比率更为合理 和妥善，但这不仅是个极为重要的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前方军政机关自然无权决定，必须由重庆的中央政府决定(82)。
关于邵毓麟 的回忆是否准确，有人质疑他是事后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才这样说的，但是档案中有一份他1945年9月2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对他的回忆可以作出证明。在这 封电报中，他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的原因在于接收机构混乱，彼此之间又互不通气，而且接收人员对于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毫无认识。邵毓麟接着向蒋介石 提出相关的建议，其中关于伪中储券兑换的比率问题，他的意见是：“法币与伪币之比率，仅在目前系一比二百，比率既嫌过大，亦无法令规定，金融因此混乱，应 即法定比率，安定金融。”(83)由此可以说明，邵毓麟在财政部公布伪券处理政策前就已指出其兑换比率过高，对沦陷区民众不利了。
那 么到底谁是这一政策的最后制定人呢？财政部公布伪中储券兑换办法时曾称：“自日本投降后，本部为办理收复区财政金融复员工作，制定紧急措施方案，遴派各区 财政金融特派员驰往各地，遵照方案，积极办理。京沪区特派员陈行业已到达，并将应行查明事项电陈到部。”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方制定有关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 的具体处理办法予以公布(84)。邵毓麟的回忆也指出，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决策人是陈行。邵毓麟说，当他在上海召开过相关会议后，随即到南京将讨论情形向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报告，接着便飞回重庆，又分别向陈布雷和蒋介石作了汇报。9月25日一大早，等到他再将这一情形告知财政部长俞鸿钧，希望他尽快制定合理 的兑换比率，并建议1∶100的比率较为合适时，俞鸿钧却告诉他，四联总处已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等人的建议，已奉行政院核定法币与 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200，并于前一天发出电报通令各地执行，因而无法更改(85)。考虑到财政部在颁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时曾 规定，关于暂准流通的小额伪钞的面额、流通期限以及折合率等具体问题，应“由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拟定，报请财政部核定公告”(86)，因此邵毓麟的回忆有 其依据。
从表面上看，由于抗战胜利突如其来，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好战后复员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至于政出多门，接收工作混乱无序，制 定政策者则目光短浅，特别是在伪中储券兑换比率的制定方面竟由对于财政金融并无认识的军方先行宣布，其后财政部门明知不符实际，却不予改正，因而铸成大 错。至于这一比率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沦陷区的民众不敢去问，生怕因此而被划为汉奸(就在公布伪券兑换的同时，军统特务开始在上海等地大批抓捕汉奸)； 接收大员则欣然接受，因为这一比率实在可以让他们发一笔横财，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改呢？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 政策的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今日最大之耻辱，乃国军败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如乞 丐，以此为目前之大耻。而为国际所诟辩者。”(87)由于贪污腐败已经成为系统化、体制性的痼疾，而抗战的突然胜利又给这些接收大员和国军官兵一个敛财的 大好机会。曾亲自参与接收的邵毓麟就认为，“经济事业机构的接收，更是弊端百出，黑漆一团”。他还感叹地说：“个人或有‘五子，而可‘登科’，政府却因此 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接收大员不仅从接收中“五子登科”，而且趾高气扬，对沦陷区民众 视如草芥，这在制定伪券兑换比率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周佛海就认为制定政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普遍存有“浅薄、幼稚、意气用事之报复心理，其意谓，储 备券乃敌伪所用之伪币，故应压低其价。殊不知币为伪币，民非伪民，储备券乃人民手中之财产，即使全不承认，视为废纸，于伪无损。于敌更无损，受损者乃中国 人民也。此种初步常识尚不具备，而令其为接收干部已属可怪”，“苏联在东北发行军票，尚知顾念中国人民利益，以军票与伪满货币一对一交换；而中国当局反不 如此，实太伤心”。周佛海认为，政府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后果是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牺牲人民之利益。其结果甚至成为招致中国人民之损失，减 轻敌人应负担之负担。不智如此，不仁亦如此”(89)。钱大櫆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战后他以汉奸罪被捕，并判处死刑。他曾对人说，他在汪伪政权中除了 担任中储行的副总裁，其他什么事都没干过。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关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他以为“健庵(陈行字，——引者注)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 值，不该做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钱大櫆还拿出他所保管的资料计算，根据中储行所发行的钞券与库存的黄金、白银、外汇和其他动产不动产相对比，法币与中储 券的兑换率应为1∶28(90)。周佛海、钱大櫆虽然落水成了汉奸，可是他们这一番话倒是切中肯綮，值得深思的。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 的最高元首，自然要处理众多国家要事，仔细阅读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日记和有关电报，可以看出他对于处理伪券的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亦曾不断发出指示，要求 属下认真处理。然而他身在重庆，同时对有关金融的具体内容并不熟悉，只能作些原则性的指示，即使有人提出异议，亦未能引起他的重视。蒋介石原以为此事处理 得较为顺利，可以稳定收复区的民心和经济，然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此刻即使他想予以改正，但为时已晚。大厦将 倾，蒋介石已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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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啊，其实也简单，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搞这一套。它的本质就是劫掠物资。
同时法币被高估，超发一本万利，很快从2万亿超发到6万亿，恶性通胀苗头出现。怎么办，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与市场对决。到47年2月10日，黄金每两兑法币突破90万元大关，美金一元兑法币突破万元大关，美国又背信弃义停付美援，政策失败。战后国库本有黄金690万两，美金7亿，国舅双金抛售政策不到一个月，亏掉了黄金353万两，美元5亿。呵呵
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孔祥熙掌管的。蒋介石曾经打过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不管这事。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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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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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批发价格的变化，其反映的内容与零售物价指数基本相同，其计算方法更加简便，在没有零售物价指数的情况下，可以用批发物价指数来代替分析通货膨胀状况。
零售物价指数指的是市场零售价格的变化，是一国通货膨胀状况的另一种指示器。当一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消费增加，就可能带来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该指标的持续上升，就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收紧货币供应，该国货币汇率上升。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零售商品价格的平均变化，与消费物价指数不同，消费物价指数是按照不同商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费用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明白，因为汇率定的不合适，法币超发了。
货币超发还引起另一个事，就是钞票不一定是货币，也可以是资产。就象黄金不一定是货币，可能是资产一样。
抗日战争期间，汪伪中储券超发，通涨剧烈，以上海的钱庄，银行为地下源头，消失已久，但在民间信誉良好，被认为有保值功能的银圆，再度浮现在市场上，日伪 想管，可又没办法，地下央行的龙头是那时沦陷区唯一还能经营独立外汇结算的浙江实业银行。这家银行有特殊背景，一战德国战败，在华德商资本为规避风险都注 资入股浙江实业银行，此刻实业银行可以通过德商人脉，在瑞士用瑞士法郎进行外币买卖，在上海滩牵头银圆与中储券别苗头。市场经济角度，中储券超发通涨，实 际价值的确不如银圆，外交政治上银圆又有十字旗护身，汪伪中储券只能自认倒霉。
边币是采取实物本位，挂靠小米。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大量粮食，特货在手，去黑市抛售，换取械弹军饷。边币有粮食为本位，币值坚挺，到战末，在山东已经到了1边币兑33联银券。
法币资产供应过多，供应过多，它就通胀呗。
抛出黄金、美元与市场对打，国民政府成了最穷的穷光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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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理一下，日本刚投降，汪伪中储券被抛售，1：200 的价格实际上是抛售的价格，中储券被低估了，消费引起的通胀，促使法币超发。
解决办法就是恢复生产，投入物资。
法币超发以后啊，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GAME OVER
它把储备金一丢啊，就没办法超发货币了。
传统课本的说法也是对的，人民的和平意愿，就是消费引起的通胀嘛。储备金不丢可以超发货币，储备金一丢啊，只能控制货币发行量了。
钱大钧的说法最为妥帖，1、日占区人民购物，2、盟军购物，3、蒋管区购物，抗日战争军费开支，物资缺乏，通胀。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解决方法就是恢复生产，向市场投放物资，而不是投放硬通货。
硬通货是恢复生产所需，调剂有无，没有的东西可以进口嘛。抓住 “恢复生产” 这个牛鼻子，总供给搞不定就遏制总需求。92年价格闯关就是外汇少，生产跟不上，遏制了总需求。
通胀分好几种，有生产引起的，有消费引起的。注意可不是一种，单单看历史书是得不出结论的。这也是我以前的说法，中国的近代史不懂金融根本讲不明白，至少历史系的讲不明白。
汇兑问题引发的物资抢购，越涨越买。至于为什么定成1：200 ，恐怕上下都是这么看的，集体行为。（这个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是近期某一事件的反思）
胜利，货币问题紧随而来。法币收复失地，与各地伪币如何兑换。日本直接控制区，要平稳过渡，1（国）台币换1（日）台银券，东北拟用关金券换伪满币（被苏 军红军票抢先一步）。在关内本部，则用法币兑换，华北1法币换5联银券，1法币换4角蒙疆券，都挺务实稳当，因为战前就不是南京地盘 , 战后自要怀柔统战， 争取人心，所以算政治帐，日伪烂摊子一体埋单。
偏偏在汪伪中储券地域，重回故里却出了大事。
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即于1940年5月1日在上海设立筹备委员会，1941年1月6日正式成立，并对外营业，总行设于上海，分支行及办 事处则遍布华东、华中和华南各沦陷地区，汪伪政权重要头目周佛海担任总裁，副总裁为钱大櫆。该行成立后即采取恫吓、暴力和诱骗等种种手段强制发行中央储备 银行券(简称“中储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更禁止法币流通，并以2∶1的比率，强行兑换法币，不仅从沦陷区民众手中剥夺了巨额财富，而且也严 重地破坏了大后方的经济。
面对日伪发动的货币战，国民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反击，譬如原本限制法币流往沦陷区，此时则反其道而行 之，财政部建议：“内地增发之法币，可依收购物资之作用，向沦陷区疏散；沦陷区之法币，应严防其向内地灌流，以免内地之通货膨胀。”1943年，国际反 法西斯战场开始全面反攻，胜利曙光已遥遥可见，国民政府因应形势的变化，要求属下各个部门分别制订有关战后复员的计划。2月23日，四联总处第202次理 事会通过《战后金融复员计划》，强调战后“继续以法币为全国唯一流通之货币，并充实其准备，调整其对外汇率”，同时规定“限期禁绝敌伪货币之行使”，但对 于如何收缴及兑换伪币的方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中央设计局在各部门制定的复员计划基础上加以汇总，并于1944年7月31日国防 最高委员会第141次常务会议上予以通过。其中关于金融部分规定：“复员期间收复区、光复区所需钞券，应由中央银行充分准备及时运达，以应需要；散在收复 区之敌伪钞票及公债、社债等，应立即停止其流通，限期收集，分期清理，其超过担保品价值部分，应作为战后对敌要求赔偿之一部。”然而这样一个粗略 的计划大纲尚未经各个职能部门详加讨论并制定具体部署，抗日战争就已宣告结束。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面对 突如其来的胜利，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 行政院则负责伪钞和复员计划等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央政府既没有统一的计划予以执行，也没有相应的措施加以配合，更缺乏经过严格训练的接收 人员。再加上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开始孳生并形成体制性、系统化腐败行为的日益严重，由于缺乏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导致官员以权谋私，接收变成“劫收”，沦陷 区的民众在经济上又遭到新的剥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表现在如何对待沦陷区民众手中所持有的伪币。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是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还同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可以算是汪伪政权的“大管 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这时周佛海已认识到所谓“和平运动”必将失败，因此开始通过军统特务与重庆方面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得 到蒋介石的认可，而戴笠就是双方之间重要的联络人。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周佛海即致电戴笠，请他转告蒋介石建议暂时保留中央储备银行。 周佛海认为，因为中储行“所发纸币流通均在数省人民之手，而为人民之财产，如一旦动摇，则受损失者为人民”，所以主张应暂时准许中储券流通。在他看来，沦 陷区人民最害怕的就是中央不承认中储券，所以中央“如能暂予承认，则人民对主座当颂德不忘，此为收拾沦陷区人心之最好方法”。周佛海还报告说，中储券发行 额到8月10日止为18，000万万元，该行尚有3吨多黄金准备，而且日方同意将所借之款以黄金作价10，600万元(市价为12，000万元)，以黄金 约4吨偿还，因此，中储券绝不是像外间传说的那样毫无准备，而是“十足现金准备而有余”。
8月19日，周佛海被国民党中央任 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负责维护上海地区治安。接到任命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并向戴笠提出建议：“目前维持市面，实际上仍须暂时利用储备银行，故储备券 之发行如立即停止，乃沪市金融必立即混乱，且在法币大量运来之前，中央各军政机关亦须暂用该券。”他听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士主张立即停止中储券流通，认 为这“实属不明事理，望慎重考虑”。周佛海同时还提出“法币与中储券之折合比率须早日决定”(22)。
周佛海被捕后曾在审讯中表白， 当初发行伪中储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制日军滥发军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沦陷区民众生计的作用；另外，敌军索取中储券是由正金银行向中储行透支，并非予取 予求，而且正金银行于胜利前已陆续以金条偿还清了，因此他认为在当时这也是不得已中较好的办法。周佛海还说，中储券发行准备有黄金16吨、美金300万 元、白银30余万两，还有若干日金，抗战胜利后这些准备金亦均上交中央了(23)。在9月24日的审讯中，周佛海说，前次自白中所说的数目不确，中储券的 发行准备应为：金条50，231条，每条10两；美金550万元；日圆923万；白银、杂银7，639，445两，银元33万元；伪政府公债2280万万 元，日本公债20万万元，尚有其他股票；其他，上海分行贴现票据5200余万万元，以及其他不动产等各种资产(24)。至于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据周佛海交 代，至1945年9月6日止，发行总额为35，646亿元，但储备银行到9月12日才移交，这期间还发行了一些以供市场所需，因此总共发行额大约为4万亿 元。周坚持认为，所有发行都有账册记载，所以绝对不会有误。
从汪伪有关档案中可以得知，抗战胜利后伪中储行于1945年9月 11日停业，资负总额计79，000余亿元，该行发行局发行的中储券账面上计有3，882，562，939，000.00元，加上各分支行处，共发行 4，621，728，310，200.00元(苏、杭、甬三库除外)。虽然中储券发行总额高达4万余亿元，但周佛海却认为中储券的发行有相应的黄 金、白银和外汇以及其他股票和不动产作准备，因此并不承认其发行已到“滥”的程度，而且这些资产胜利后都上交给中央银行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于8月11日连续下达三道命令，要求国军“加速进军至日本占领区”，要求伪军就地维持治安，同时命令中共军队“驻防待 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命令在陆军总司令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农林部长谷正纲、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任副主 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等小组。9月6日，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抵达上海，其后上海市市长钱大钧、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亦先后飞 抵上海，他们都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
关于如何兑换伪中储券，有关方面也曾征求过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意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日军强行从香港带回上海，他的身份相当复 杂，一方面他没有完全落水，亦未担任重要伪职，但他与日伪方面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譬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就是他的老部属、曾 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的钱大櫆，伪中储行中也有不少原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同时，他与重庆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军统曾在他的家中设有一部秘密电台，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发给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冈村的覆电，就都是通过这部电台转交和拍发的。重庆方面后来也一再通过这部电台让周作民协助周 佛海维持上海市面上的金融，并请他对于如何整理中储券发表意见。对此周作民曾在日记中留下一些记载。如9月1日，浙江兴业银行的徐寄庼托人带话，“盼余关 于中储券之处理预备意见，以备当局采择”。但是周作民觉得还是“俟当局询及，再行陈述，以免越俎投机之嫌”。但过了两天，杜月笙亲自与他面谈有关中储券的 处理意见，这时他的态度就转为积极，立即嘱咐部下“代草关于储券之报告电稿”。9月10日，周作民刚刚到金城银行，周佛海就来相告，说他“昨晤戴君雨农， 久谈甚欢洽，对于此次维持地方，颇为满意。关于中储券之整理，中央尚未确定办法，盼余代拟呈请中央核办，余诺之”。随即又嘱其部下“告以大意，托其起草” 。
然而，等到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从天而降，周作民维持金融的使命也就此终结，他所拟制的方案更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了。 有一日，杜月笙邀请周作民参加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主持的一次关于上海金融事宜的座谈会，会上只听到苏浙区金融特派员、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一个人高谈阔论有 关中储券兑换以及上海商业银行清理复业的意见，却对周作民等人视而不见，态度十分傲慢。后来财政部长俞鸿钧来到上海，周作民屡次造访，都不得而见 。周作民对自己的处境自然十分明晓，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雨农部下邓葆光、吴伯明两君来谈，询余关于整理伪币之意见，余略告之。……钱 幕尹市长邀寄庼、孝籁退席他往议事，乃出，而复归牵余同行，势难谢却。至新之宅，心雅、吴绍澍诸君已先在，随即入议室，会商补救储券流通方法？余于此事不 甚明了，只好随声附和，不能有所主张。”周作民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就在这时，有关中储券兑换的决议已经出台了。
抗战胜利之初，先期受降的部队随身携带少量关金和法币，因此法币也非正式地在市面流通，南京商会当时曾定出200∶1的比率，但因大批法币无法迅速从大 后方运出，所以这一比率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先期到达沦陷区的军队与政府官员使用的货币主要还是敌伪银行发行的伪券。当时伪中储行虽然已经停止营业，但中央 仍责令其负责维持市面，同时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之需要。所以“接收大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 惊的”(36)。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自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至9月12日中央银行正式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的30余天中，该行共增加 发行伪券2，170，147，049，000元，其中沪行增发1，581，764，389，000元，其余则系总行及其他分行所发行。关于增加发行的用 途，根据伪沪行增加发行后业务上资产负债的变动分析，(一)购入黄金2，800，548，000，000元；(二)购入有价证券 9，121，000，000元；(三)购入房地产18，409，000，000元；(四)增加放款457，247，000，000元；(五)代付总行员役 遣散费之一部40，700，000，000元；(六)支付沪行员役遣散费18，612，000，000元；(七)支付存款12，546，000，000 元，合计共付3，357，183，000，000元。除收回各项放款计1，775，115，000，000元外，计轧付 15，820，068，000，000元(37)。按周佛海所说，伪中储行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四年多时间里，发行的中储券大约有4万亿元，而抗战胜利后不过 一个月的时间，增发的伪券即高达2万余亿元，毫无疑问。这些增发的伪券大多为供应国军及接收大员所用。
对此情形，蒋介石并非一无所 知，他曾电令财政部：“伪中储行收回各项放款大户户名及性质如何，应一并查明。”(38)其后，据上海区伪中央储备银行清理处查明，自8月10日至9月 12日，查收回放款，计往来抵押透支伪币135万万元，存放正金银行伪币14，820万万元，同业透支伪币470，400万元，贴现放款伪币57，500 万元，重贴现伪币27，308，800万元。转抵押伪币92，200万元，拆放同业伪币32，600万元。共计177，511，500万元(39)。有学 者通过统计大量原始档案而得出结论，认为战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以中储券“发行数额漫无限度，致物价奇涨，金融紊乱，为害民生”为理由而收兑伪券，但同时又在 收兑期间继续发行大额伪券，因而应为战后中储券的贬值承担应有的责任。
伪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因时因地而异，军统局根据派驻各 地情报人员的资料汇总，自1945年3月初至4月下旬，上海地区每百元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由300余元升高到六七百元，其后又跌至300元左右的水平，而 同一时期的徐州，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则维持在180元－250元之间。1945年5月中旬，当九江的比价还是300元左右的时候，广州湾却突破前所未有的 千元大关，这是因为广州邻近香港，因受到盟军反攻的消息而抛售中储券所致(41)。但即便如此，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也基本上维持在1∶10的水平。日本宣 布投降后，沦陷区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国军收复失地，但同时又不清楚国民政府如何对待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因而出现大量抛售伪券的现象，各地伪钞与法币的 交换率日益下跌，中储券对法币9月上旬跌至134.10∶1，至中旬更跌至200余元兑1元。南京市长马超俊奉命由重庆经芷江飞往南京，随即前往市区各重 要地带详加察勘，并向蒋介石报告，称南京市面“一切秩序尚称安靖，伪币价格约合法币二百元，若按法币价值计算，物价尚觉低廉。现有食粮尚不剧感缺乏，京 沪、京芜均通车无阻。经召集米商多方采购，粮食源源供应，公用水电亦经严饬伪方现在主管机关，不得稍有间断”。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日伪军队维持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治安，同时藉由美国的援助，从空中和地面向华东地区运兵。9月5日，国军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第 二天，第四方面军一部亦空运至上海，很快便完成了对京沪地区的控制。9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向外发布公告，宣布自次日起京沪地区公共机关及银行一 律使用法币，但对民间交易的伪钞并未规定停止流通的时间；虽然行政当局并未明文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价，但由军事机关非正式作出1∶200的比率。同 时何应钦已派员到上海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而且因“该行所属印刷厂，及日军部控制下之印刷造纸机构原料，均与印行钞券有关”，所以亦“应一并予以接收” 。
之后，接收大员与军队官兵携带的法币便在收复区大行其道，加上增发的大量伪券，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幅增加，而伪券的实际 价值则急剧下降。而且，由于当局并未规定兑换比率，以致法币兑换伪中储券的标准各异，有1元兑换200元的，也有1元兑换300元的，京沪市场一片混乱。
9月14日，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特别撰文呈送蒋介石，认为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的命令存在诸多弊端。徐柏园指出，废止伪币表面上看似乎是打击敌伪，提高中 央威信，然而“实际上则正足以卸脱敌伪之责任，妨害中央解民倒悬之一贯方针”。由于敌伪早就通过发行伪币掠夺物资，而那些奸商巨贾也早就将大部伪钞用于购 置物资产业，因此目前流通的伪币多在民众之手中，“一旦废止，敌伪自不必再负清理之责任，民间则泛滥此等不值半文之废纸，显与中央既定方针不符”。他认为 应该由政府将全部伪券收兑，再向敌人要求赔偿(44)。
自陆军总司令部发出通告后，各接收部门除了将随身携带的法币投入市场外，还纷 纷在沦陷区自印法币代用券。蒋介石收到密报，称“浙江省第五行政区专员俞济民所主持之鄞县金融调济委员会现印发百元、五十元、十元之法币代用券，规定发行 额为一千七百万元，实际上已印发四千万元，其与伪币之折合率为一比二百。现物价受刺激而暴涨，人心惶惶不安”，因而要求财政部迅速查明核报(45)。
9月15日，一位未具名但一定是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拟呈意见，认为财政部所拟关于处理收复区敌伪钞票的六条办法原则尚属可行，但陆军总部日前又颁布相 关布告以及财政部有关伪钞登记办法，则表现出“财政部对此问题之认识尚欠透澈，办法亦欠适宜”，因而提出若干意见供蒋介石参考。
签呈 认为，必须对伪钞有一基本认识，即沦陷区民众使用伪钞乃出于不得已，若贬值或作废，受害者皆为中国百姓，而非敌人；为了安抚人心，政府即使有所花费，也是 应该的。签呈接着指出目前处理伪钞办法的缺点：其一，未明文规定是否暂准伪钞流通，以致人心疑惑；其二，未确定法币与伪钞之比价，听任投机者任意剥削；其 三，一个月的登记期限太短，亦未规定期满后是否禁止伪钞流通；其四，财政部相关人员动作缓慢，未能及时报告各地情形。这位签呈的作者目前无法得知其名，但 其建议倒是切中要害。然而蒋介石看过之后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个月之后，该文件由蒋的秘书陈方批“此件并存”而归档了(46)。
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收复区的金融和货币还是十分重视的。9月16日，他与财政部长俞鸿钧共同对“华北华中处理金融、速定伪币比例率及金价低落 与取消十七万为一两之牌价”作出指示，蒋介石甚至认为，“此时币制、金融、物价、金价、伪币之复杂动荡之险象，实与接收降敌、接收东北与处置俄国对新疆之 方针，其危状相等”(47)。
9月26日，财政部声称，为了让“伪中储券流通区域之人民生活及市场交易得趋安定，而币制亦得以整理肃 清”，因而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并正式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收换期为1945 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逾期未持请收换之伪钞，一律作废”(48)。10月30日，财政部又公布伪中储券收换规则，规定每人每次以国币五 万元为最高限额(49)。
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已印制但未发行的伪券。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称，尚有19万亿余元伪中储券已经定制但尚未交付，印制钞券的包 括上海、济南、汉口、香港和日本等八家公司，其中上海地区的公司已派员查明接收，济南和汉口两地则请当地特派员代为查明接收，但日本的公司财政部无法办 理，因而呈请国民政府与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联系，请其下令立即停印并予销毁。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即在财政部的呈文上加批：“拟函美军总部斯特梅耶 将军转电查明办理见复”，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后，陆军总部即将此事转饬冈村宁次查复，经日本大藏省调查，所有在日本印制的伪券自停战后均已停 止印刷，其中在日本静冈、泷野川和富士印刷局印制的伪中储券(包括千元、万元和十万元三种面额)不足五千亿元，还有数家工厂因战火毁坏或无法联系，不明数 量。对于这些已印成钞券如何处理，日方建议“最好由中国驻日最高当局派员监督烧毁”。
至此，蒋介石以为“沦陷区华中伪币与后 方金价问题亦已如期解决，民生经济当可渐稳，物价则已大落矣”(52)。但他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兑换比率，导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民望急剧 下降。当时的《新华日报》对这种现象曾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表述：抗战刚胜利时，沦陷区人民对于国府大员充满着渴望，等到这批大员到达后，渴望就变成希望， 再以后，随着国军的到达。希望就变成失望，等到国民党的接收工作开始后，再由失望变为怨望，最后则变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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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规定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虽然与当时市场上的交换率差不多，但却未能符合这两种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平价，依照这个比率，法币在收复区的购买力远较 大后方为高。大后方接收大员见法币与伪券的兑换比率如此之高，没想到原先在大后方因通货膨胀已大大贬值的法币一下子价格暴涨，大量法币便通过各种 方式蜂拥而来，接收大员固然顿时身价百倍，物价大幅提升，沦陷区的民众却惨遭剥夺。由于兑换比例太高，对沦陷区人民极不公平。就连一贯坚持反贪、倒孔倒宋 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员黄宇人也承认，他到沦陷区后用了在大后方“已经所值无几”的50万法币兑换到一亿元伪币。用这些钱购置了一幢四合院之 外，居然还剩下不少钱，又用它购买了一些家具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的衣物。
注：你明白嘛，大家都穷。
1942年伪中储行成立时，曾以1∶2的比率从沦陷区人民手中强行收兑法币，三年多之后，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中央政府复员，竟又以1∶200的兑换率，再次从沦陷区民众收兑中储券。这真是像老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由于兑换率的极不合理，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使得收复区人民的怨气更大，物价亦随着游资增加而大幅飙升。蒋介石就听到内情报告：“沪市最近发现 大量来历不明之伪中储券金，中以五千元为最多，票面颜色为淡灰色与深灰绿色两种”，命令财政部迅速查明核办(56)。其后不久，蒋介石又接到情报，称浙江 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居然在海盐县私自印刷五千元面值的伪中储券，再由该署大队长秘密派人潜伏各地使用。此案侦破后交县政府审讯，竟然交保开释。蒋介 石闻之极为愤怒，除立即电令浙江省政府严密彻查法办外，还将审讯笔录等文件抄发给财政部(57)。
重庆《大公报》为此曾专门发表过一 篇社评，题目就叫“为江浙人民呼吁”。该文在揭露江浙一带国府官员以1∶200的比价回收伪币，以此掠夺当地人民的财产之后大声呼吁：“抗战八年，大后方 通货膨胀，还未到使工商业大量破产的程度；而今胜利到来，一开手，就使全国财富之区的江浙一带陷于经济崩溃的危险，这真太严重了！我们今天写此文，就是为 江浙人民呼吁，真实正是为国家呼吁。”(58)
兑换不合理也引发上海和江浙一带地区物价高涨，此时身在重庆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非常焦虑，同时发出多封急电查寻原因。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认为：“本市物价激 涨，其主要原因为运输尚未恢复，工厂犹未全数复工，生产不能增加，而原存货物又因(一)伪币限期废止，尚无足量法币可以兑换，致市民因伪币之必废，不愿收 藏，竞购货物；(二)到埠盟军所持该本国钞币价值较高，视本市物价较低，亦争相购买；(三)已接收物资如棉花、布匹、纸张等，迄仍封存，等于冻结；(四) 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有此四因，前存物资日渐减少，物价日趋上涨，除第三项正商请盟军协助抑止外，其余均非市 政府力量所及。拟请饬有关方面妥筹办法，以资抑制。”钱大钧还称，上海物价上升的原因他也会同时向蒋介石报告(59)。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看法就更为 直接，他说：“沪市物价近时骤涨，原因固不一端，但依文灏观察，兑换伪币之方法，似有主要影响。因中央规定各种税款以及铁路、邮电等一律只收法币，不收伪 币，公私银行概不得收受伪币存款，而近时公布十一月一日以后换回伪币办法，每次以五万元为限，限制颇严，实行收换之地点又不甚多。商界以伪币流通为数宏 巨，收受太多，势必受累，故减少营业，或倍增价格。”翁文灏的结论是：“在此情形之下，沪市限价命令自绝难有效。中央对于处理伪币办法，似有迅加修正之必 要。”(60)
蒋介石原以为制定兑换率后收兑伪券会为收复区的经济带来稳定，却没想到适得其反，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承认：“经济危机未过，平、津、京、沪一带自伪币比率规定以后，物价暴涨，人心不安，加之共匪造谣煽惑，学潮、工潮起伏无常。殊堪忧焚。”(61)
12月初，蒋介石收到密报，称“上海各银行对伪币日换五十万元为限，若对目前情势无断然之处置，将恐来年三月收清之限期势必展缓，遗害社会”云云。蒋即 下令：“京沪各金融机构既拒收伪币存款，则每日收兑伪币数量限制不宜过严，以免伪币充斥市面，影响物价。如法币供应不及。似亦可先准其改作法币存款。” (62)
蒋介石在南京时曾收到一位市民郑大觉的呈文，陈述民众兑换伪币的困难，有的人排队三四天都换不到，从乡下到市区的农民凌晨三 点钟就在兑换所排队，好不容易等到九时开门，但到晚上关门还是兑换不到。“加以兑换人员之种种挑剔，人民不便至极，甚至有无法兑到，自甘以七八折于外间街 市兑换者。”为此，蒋介石即下令：“查收换伪币应犹求便利，决不可使小民遭受种种痛苦，致滋怨望。即希通饬各收换行局认真改进，无许再有此种现象为要。” (63)
到了1946年初，上海等地物价上升的趋势更加严重。“上海物价高涨不已，情势严重，应即切实更张。此时政府万不能只管收 入，而不顾民生与社会实情。此一政策必须澈底研究改正，否则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政府虽聚敛积蓄，适足促成危亡而已。”(64)宋子文认为，物价波动的主 要原因是八年抗战期间政府收支相差太大，全靠扩大发行，加之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补救的根本办法在于输入大量物资，增进运输能力，改变国际汇率，协助商业 进入常轨。目前国外物资已开始源源输华，铁路、公路以及航运亦逐渐恢复，至于汇率则待委座回渝后提交国务会议决定(65)。其后，宋子文企图采用开放黄金 和外汇市场以及鼓励输入的政策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决策非但未能解决通胀问题，反而让宋子文被迫辞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战后诸多政策、特别是兑换伪券决策上的失误，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兑换伪券政策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伪券的比价估计过低，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人否认，而且当时就有许多人对这个比率提出质疑。
9月 间，戴笠自重庆飞往上海，周佛海即提醒他有关处理伪储备券的事必须慎重考虑。周佛海认为：“储备银行拥有黄金、白银、美金、日圆及不动产与债权，足够收回 发行之数，即使不足，中央可于要求日本赔款加入此项。且该券刻流通社会，均在人民手中，已为人民财产，政府须考虑人民利益。”他还根据当时伪储备银行所拥 有的准备金数、重庆和上海两地当时的物价标准以及当时法币与伪券各自对美金之市场比价等三大要素拟订了一个具体办法，请戴笠转呈行政当局(71)。周佛海 作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法人，当然要为自己的行径加以解脱，但他提出兑换伪券的三大要素却是有其根据的。
当时在重庆的四联总处秘书长徐 柏园亦针对处理伪钞提出若干建议：首先，应尽快规定伪钞与法币的比价，他认为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应定为1∶100；其次，这一比价一经规定，伪钞应准许暂 时按此比价与法币一体折合行使；第三，中央银行应尽快按此比价收兑伪钞，并查明伪银行之资产准备，以便清理(72)。
与此同时，一份 未具名致蒋介石的签呈亦建议，应将敌伪钞券分别处理，即敌钞及敌军用券立即停止流通，而伪钞中大额钞券应进行登记，以减少市场之筹码，小额钞券暂准流通， 但应立即规定伪钞与法币间的交易比价。至于比价如何确定，签呈则以中储券为例：“据报发行额约三万亿元，存有黄金准备五十万两，如以黄金每两值法币六万元 计，伪储券即可定为一百元合法币一元；如金价提高至每两十万元，伪储券即可定为六十元合法币一元，但亦不宜与现在市价相去太远。”(73)
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伍启元战后曾被行政院借调担任顾问，当时他对伪币兑换问题曾经撰写多篇文章予以讨论。伍启元主张对于伪中储券与法币间的 比率应暂不先作硬性规定。因为当时实在无法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兑换比率。他认为1∶200的比率并不合理，“对于收复区，则因币值过低，持有伪币的人损失 过大，不难会发生不满的感觉；再加以大后方有特殊力量的人，正利用这有利的比率，以大量法币运往收复区中去‘发复员财’，这更会增加收复区人民的不满”。 最后，他还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于携带法币往收复区及汇款往收复区，应加以若干限制；华中伪币折合法币，军事机关既已命令按一比二百的比率兑换，则财政当 局不应再坐视不加干涉”，建议在目前情形之下，“暂准伪中储券按一百伪元合法币一元行使”(74)。
后来曾有学者根据重庆、上海和华北三个地区战前与胜利时物价指数加以对比，从而得出法币收兑伪币的相应汇率(见下表)。
战后财政部规定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价为200∶1，伪联银券与法币的兑换价则为5∶1；然而若按下表的统计资料计算，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只及法币对伪币实际购买力的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三（50、60：1 ），也就是说，广大沦陷区民众手中的货币，无形中就被削弱了70％以上。
在评论伪券兑换政策的问题上，伪中储行总裁周佛海倒是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周佛海虽然在抗战期间与重庆政府早有往来，胜利之初还一度负责上海地 区的治安工作，但还是被判处死刑，其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他曾在狱中回忆抗战胜利之初沦陷区民众举国欢庆的情景，然而为什么这种热情很快就变为冷淡，转而 为失望、绝望甚至怨望。“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最高当局之意耶？”他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实为“各部负责无计划、无组织，对于派至沦陷区接收之 人员又无选择、无训练、无指导、无管束，致若辈所言所行，丧尽政府威信，完全暴露行政力及人员之无能与腐化”。至于接收大员的腐败行径，报纸上已连篇累牍 予以披露，而最让周佛海铭记在心的就是有关伪券兑换比例的政策。他在1947年5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由于胜利后“行政当局不加详细考虑，为近视之利益观 念所蔽，为幼稚之主张所惑，不顾及人民之利益，不了解政府之要事为收拾人心，对于金融之措置铸成大错，致使人民财产大受损失，助长物价高涨，而为丧失人心 之一有力分子也。储备卷［券］与法币定为二百对一之比例，暂准流通后，即以此比例收兑储备卷［券］，此于经济及人心均有莫大损失”(80)。他认为，在中 央尚未决定伪券处理办法之前，南京的陆军总司令部贸然规定的法币对储备券之临时比例开其滥觞。当时总部当局并不熟悉金融情形，完全没有考虑到沦陷区民众的 利益，而是“听从幼稚无知之参议邵某、顾某之意思，定为二百对一，群情哗然”；原以为中央政府日后必然会有相应的补救办法，却没有想到“行政当局亦因近视 的打算，亦定为二百对一”(81)。
周佛海日记中提到的邵某，其实就是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少将秘书邵毓麟。8月17日，邵毓麟刚从美国回到重庆，就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身份，参加受降工作。随后又前往南京和上海，目睹接收工作中的种种腐败行径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
据邵毓麟后来回忆，9月20日他在上海时曾邀请多位日本和中国的银行家在金城银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专门讨论有关中储券兑换比率的问题。与会者根据京沪 地区的物价指数、伪中储券发行总额、伪中储银行的库存现金及外汇总额，再比照目前大后方的物价指数、法币发行总额以及对美金汇率等资料议定对换比率，虽然 各人提出的兑换比率不一，但共同的一点是，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00∶1。邵毓麟也认为，这个比率较之目前市场上滥用而非法定的比率更为合理 和妥善，但这不仅是个极为重要的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前方军政机关自然无权决定，必须由重庆的中央政府决定(82)。
关于邵毓麟 的回忆是否准确，有人质疑他是事后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才这样说的，但是档案中有一份他1945年9月2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对他的回忆可以作出证明。在这 封电报中，他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的原因在于接收机构混乱，彼此之间又互不通气，而且接收人员对于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毫无认识。邵毓麟接着向蒋介石 提出相关的建议，其中关于伪中储券兑换的比率问题，他的意见是：“法币与伪币之比率，仅在目前系一比二百，比率既嫌过大，亦无法令规定，金融因此混乱，应 即法定比率，安定金融。”(83)由此可以说明，邵毓麟在财政部公布伪券处理政策前就已指出其兑换比率过高，对沦陷区民众不利了。
那 么到底谁是这一政策的最后制定人呢？财政部公布伪中储券兑换办法时曾称：“自日本投降后，本部为办理收复区财政金融复员工作，制定紧急措施方案，遴派各区 财政金融特派员驰往各地，遵照方案，积极办理。京沪区特派员陈行业已到达，并将应行查明事项电陈到部。”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方制定有关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 的具体处理办法予以公布(84)。邵毓麟的回忆也指出，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决策人是陈行。邵毓麟说，当他在上海召开过相关会议后，随即到南京将讨论情形向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报告，接着便飞回重庆，又分别向陈布雷和蒋介石作了汇报。9月25日一大早，等到他再将这一情形告知财政部长俞鸿钧，希望他尽快制定合理 的兑换比率，并建议1∶100的比率较为合适时，俞鸿钧却告诉他，四联总处已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等人的建议，已奉行政院核定法币与 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200，并于前一天发出电报通令各地执行，因而无法更改(85)。考虑到财政部在颁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时曾 规定，关于暂准流通的小额伪钞的面额、流通期限以及折合率等具体问题，应“由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拟定，报请财政部核定公告”(86)，因此邵毓麟的回忆有 其依据。
从表面上看，由于抗战胜利突如其来，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好战后复员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至于政出多门，接收工作混乱无序，制 定政策者则目光短浅，特别是在伪中储券兑换比率的制定方面竟由对于财政金融并无认识的军方先行宣布，其后财政部门明知不符实际，却不予改正，因而铸成大 错。至于这一比率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沦陷区的民众不敢去问，生怕因此而被划为汉奸(就在公布伪券兑换的同时，军统特务开始在上海等地大批抓捕汉奸)； 接收大员则欣然接受，因为这一比率实在可以让他们发一笔横财，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改呢？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 政策的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今日最大之耻辱，乃国军败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如乞 丐，以此为目前之大耻。而为国际所诟辩者。”(87)由于贪污腐败已经成为系统化、体制性的痼疾，而抗战的突然胜利又给这些接收大员和国军官兵一个敛财的 大好机会。曾亲自参与接收的邵毓麟就认为，“经济事业机构的接收，更是弊端百出，黑漆一团”。他还感叹地说：“个人或有‘五子，而可‘登科’，政府却因此 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接收大员不仅从接收中“五子登科”，而且趾高气扬，对沦陷区民众 视如草芥，这在制定伪券兑换比率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周佛海就认为制定政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普遍存有“浅薄、幼稚、意气用事之报复心理，其意谓，储 备券乃敌伪所用之伪币，故应压低其价。殊不知币为伪币，民非伪民，储备券乃人民手中之财产，即使全不承认，视为废纸，于伪无损。于敌更无损，受损者乃中国 人民也。此种初步常识尚不具备，而令其为接收干部已属可怪”，“苏联在东北发行军票，尚知顾念中国人民利益，以军票与伪满货币一对一交换；而中国当局反不 如此，实太伤心”。周佛海认为，政府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后果是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牺牲人民之利益。其结果甚至成为招致中国人民之损失，减 轻敌人应负担之负担。不智如此，不仁亦如此”(89)。钱大櫆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战后他以汉奸罪被捕，并判处死刑。他曾对人说，他在汪伪政权中除了 担任中储行的副总裁，其他什么事都没干过。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关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他以为“健庵(陈行字，——引者注)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 值，不该做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钱大櫆还拿出他所保管的资料计算，根据中储行所发行的钞券与库存的黄金、白银、外汇和其他动产不动产相对比，法币与中储 券的兑换率应为1∶28(90)。周佛海、钱大櫆虽然落水成了汉奸，可是他们这一番话倒是切中肯綮，值得深思的。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 的最高元首，自然要处理众多国家要事，仔细阅读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日记和有关电报，可以看出他对于处理伪券的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亦曾不断发出指示，要求 属下认真处理。然而他身在重庆，同时对有关金融的具体内容并不熟悉，只能作些原则性的指示，即使有人提出异议，亦未能引起他的重视。蒋介石原以为此事处理 得较为顺利，可以稳定收复区的民心和经济，然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此刻即使他想予以改正，但为时已晚。大厦将 倾，蒋介石已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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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啊，其实也简单，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搞这一套。它的本质就是劫掠物资。
同时法币被高估，超发一本万利，很快从2万亿超发到6万亿，恶性通胀苗头出现。怎么办，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与市场对决。到47年2月10日，黄金每两兑法币突破90万元大关，美金一元兑法币突破万元大关，美国又背信弃义停付美援，政策失败。战后国库本有黄金690万两，美金7亿，国舅双金抛售政策不到一个月，亏掉了黄金353万两，美元5亿。呵呵
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孔祥熙掌管的。蒋介石曾经打过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不管这事。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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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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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批发价格的变化，其反映的内容与零售物价指数基本相同，其计算方法更加简便，在没有零售物价指数的情况下，可以用批发物价指数来代替分析通货膨胀状况。
零售物价指数指的是市场零售价格的变化，是一国通货膨胀状况的另一种指示器。当一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消费增加，就可能带来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该指标的持续上升，就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收紧货币供应，该国货币汇率上升。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零售商品价格的平均变化，与消费物价指数不同，消费物价指数是按照不同商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费用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明白，因为汇率定的不合适，法币超发了。
货币超发还引起另一个事，就是钞票不一定是货币，也可以是资产。就象黄金不一定是货币，可能是资产一样。
抗日战争期间，汪伪中储券超发，通涨剧烈，以上海的钱庄，银行为地下源头，消失已久，但在民间信誉良好，被认为有保值功能的银圆，再度浮现在市场上，日伪 想管，可又没办法，地下央行的龙头是那时沦陷区唯一还能经营独立外汇结算的浙江实业银行。这家银行有特殊背景，一战德国战败，在华德商资本为规避风险都注 资入股浙江实业银行，此刻实业银行可以通过德商人脉，在瑞士用瑞士法郎进行外币买卖，在上海滩牵头银圆与中储券别苗头。市场经济角度，中储券超发通涨，实 际价值的确不如银圆，外交政治上银圆又有十字旗护身，汪伪中储券只能自认倒霉。
边币是采取实物本位，挂靠小米。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大量粮食，特货在手，去黑市抛售，换取械弹军饷。边币有粮食为本位，币值坚挺，到战末，在山东已经到了1边币兑33联银券。
法币资产供应过多，供应过多，它就通胀呗。
抛出黄金、美元与市场对打，国民政府成了最穷的穷光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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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理一下，日本刚投降，汪伪中储券被抛售，1：200 的价格实际上是抛售的价格，中储券被低估了，消费引起的通胀，促使法币超发。
解决办法就是恢复生产，投入物资。
法币超发以后啊，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GAME OVER
它把储备金一丢啊，就没办法超发货币了。
传统课本的说法也是对的，人民的和平意愿，就是消费引起的通胀嘛。储备金不丢可以超发货币，储备金一丢啊，只能控制货币发行量了。
钱大钧的说法最为妥帖，1、日占区人民购物，2、盟军购物，3、蒋管区购物，抗日战争军费开支，物资缺乏，通胀。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解决方法就是恢复生产，向市场投放物资，而不是投放硬通货。
硬通货是恢复生产所需，调剂有无，没有的东西可以进口嘛。抓住 “恢复生产” 这个牛鼻子，总供给搞不定就遏制总需求。92年价格闯关就是外汇少，生产跟不上，遏制了总需求。
通胀分好几种，有生产引起的，有消费引起的。注意可不是一种，单单看历史书是得不出结论的。这也是我以前的说法，中国的近代史不懂金融根本讲不明白，至少历史系的讲不明白。
汇兑问题引发的物资抢购，越涨越买。至于为什么定成1：200 ，恐怕上下都是这么看的，集体行为。（这个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是近期某一事件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