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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德国总参谋部诞生之前的法国军队: gordon 2017-6-5 07:50; 军队的组织形式，完全就是拿破仑式的。（连年内战，造成了常备军）但是财政负担很大军官从士兵里选拔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军队。士官，训练两三年就回家的平民军队，总参谋部（士官+平民，节省成本）特殊性在哪儿，那个人，本来就是失业的。 ****************************************************************************** 总参谋部（士官+平民，节省成本）以后，重视技术兵器。 ****************************************************************************** 拿破仑的军事，不重视技术兵器，在滑膛枪时代，还白刃冲锋呢。 ****************************************************************************** 清政府的军队有点像奥匈帝国。意大利特点，不是大生产，钢铁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艺术品，手工艺品）蒋介石学德国，德国也倒了。注：继续革命嘛 ****************************************************************************** 在法国的情形是减少子女的人数；在比较虔信宗教的爱尔兰，则是藉由将平均结婚年龄提高到欧洲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注：晚婚晚育，计划生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口，在欧洲仅次于俄国 ****************************************************************************** 五四运动时期，正好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纺织业大发展。中国粗砂和日本先进的细纱有一个民主制度，有一个解体的自然经济；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纺织女工，当时伦敦的娼妓问题很严重。 ****************************************************************************** 欧洲解决这个问题，是钢铁业的发展。中国是甲午战争被打败了。赔款以后，资本密集型的钢铁业干不了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给一个轻步兵的框架 ****************************************************************************** 后来，搞计划经济，跟日本一样，那是搞汽车，搞坦克了。注：那是不一样的，不要搞混淆了。这个最重要的是大庆石油的发现。 ****************************************************************************** 像涌现这种事情啊，肯定是有其社会原因的。环境的产物。现在感觉不到，可能是沧海桑田，世事境迁了。注：苏联发射卫星的时候，苏联还是世界老大呢。中国也很厉害，人才储备之类的，能够跟得上苏联的步伐。 ****************************************************************************** 飞机需要材料还多，再加上座人的，弹要简单的多。注：环境适应性，肯定吸收养分了。苏联模式，转日本模式；具体为什么，先别讨论，结果比讨论更重要。 ****************************************************************************** 后来我分析了，才发现是国际贸易的问题。（60、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对不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允许不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国际贸易的数据，太难找了。不是英国人研究，大陆型国家，哪有数据啊; 5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在蒋介石崛起之前，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 热度 1 gordon 2017-6-5 06:51; 清代、北洋时期，湘军集团根本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在蒋介石的江浙集团崛起之前。 ********************************************************** 我们家才是穷人它们都是富人，装穷人。（这就是它的真面目） ********************************************************** 正像李连杰在电影《杀手之王》中所说，假的劳力士，也能卖很多钱的。（可是在尖沙咀，假的也要八百块） “我在金三角当过兵”， “这个朋友不错，没有纹身” 注：以前跟 “狗哥” 混，后来跟曾志伟混。 ********************************************************** 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美国）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文姜进译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来达到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狮舞。湖南，江西的传统，每逢元霄节的时候，一定会舞狮，地方上的武术高手，就在本地的舞狮活动中大显身手，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跟他们练习武术。李立三就找了一位武术高手，在元霄节的时候，把狮舞舞到了安源地方精英每一家。在舞了一天后，他后面就跟上了几百名青年要跟他学武术了，他最后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却舞到了夜校。到了夜校以后，他出乎意料的宣布：“夜校李先生教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学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读好夜书，才能走正路，要读书就跟我们去。” 这些青年加入夜校后，很快又加入工会。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工人俱乐部发展了大概有五六百人，这对于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体（大概有一万人）来说，它还是个小数目。但这五六百人非常热情的投入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并做得很好。这一年夏天，也就是1922年夏天，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安源，他认为李立三的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于是他认为举行一次罢工的时机到了。他在回到长沙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指示他应该考虑怎么来举行罢工了。毛泽东对计划中的罢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哀而动人”，要感动周围的人。他的主要目的，是举行一个非暴力的罢工行动，从而取得安源地方上老百姓的同情。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天，毛泽东又派了一位青年革命家去安源，这就是刘少奇。一般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头脑比较冷静，毛泽东就是怕李立三太冲动、热情过度，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领导罢工的最好的组合。这次罢工进行得非常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李立三能够争取到当地上层人士 (尤其是地方洪帮大头目) 的支持。这些上层人士(象李立三父亲的好朋友，萍乡商会的领导) 出面来调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有罢工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一点暴力。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李立三离开了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做工运。刘少奇在安源又继续呆了三年。在这三年过程中，夜校越办越大，从一个夜校发展成了好几个夜校，人数也扩展到了上千人。工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当地造了一所大剧院，这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在这个大剧院里，工会的成员上演各种各样的戏曲、音乐会、演讲，或是举办艺术展览，吸引了地方上和周围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安源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田非常成功。此外，工会还设立了阅览室，订了各种各样的书报，工人们在能够读书识字以后，可以在阅览室里自修。国民党在1928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进行了清乡运动。在清乡运动过程中，他们在安源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关于为什么会在安源遇到这么大阻碍的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的红色教育。这个报告指出，在30年以前，安源的工人都是土包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懂，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李立三到那办了夜校后，安源的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能做非常有条理的发言。国民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后清乡还是把这个小莫斯科给清掉了，安源的共产主义被镇压下去了。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中央红军，他们到安源来征兵。毛泽东这一次不再穿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很多安源的工人们，也都穿上了军装，有几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很多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以后，担任了红军政委的职务，有十一位安源工人后来成了将军。从1921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以教育为主的活动，转变到了军事革命。但是如果没有前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红色教育，就不可能有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成功。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革命投入，它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在战争年代，就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教育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去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91％的识字率。而印度，识字率只有59％。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像这样的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我的演讲选择教育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教育这个问题一定都非常关心，也一定会有一份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在革命初期，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教育从大学殿堂带到了民间。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不再以同志相称，也不再早上伴着革命歌曲醒来，我们现在也不再用粮票、油票、布票，并且物质极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再需要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是要非常郑重的考虑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医疗费用，都已经到了几乎是很难承担的地步。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还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会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即不仅考虑自己的教育问题，也要考虑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是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 45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转）: gordon 2017-3-16 04:12; 作者：弗里德曼 1981年，在沃伦纳特政治经济学讲座上的一篇演讲辞 *********************************************************************** 对于社会来说，无论是作为理想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存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或者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在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理想市场经济这种最极端的模型中，也存在着家庭；而在家庭中，必然存在着指令性因素。有时候，儿童是奉命行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说，事实也是如此。类似地，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指令性经济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是军队。在军队中，假如上将向上校下达命令，上校向上尉下达命令，上尉向中尉下达命令，以此类推，直到列兵。在每一个阶段，对这些命令作出反应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而最高层的上将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因此，现实社会永远是混合体。只有在像家庭这样非常小的团体中，指令才能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重要但远非惟一的方式。所以，日式管理就是自动自发（在组织上对俄军有优势。）只能等待在通讯领域成本降低了慈父掌兵。（早年的带兵模式，很少用无线电的；在反围剿中形成的。德国顾问团给蒋介石的建议也是如此，山地作战） **************************************************************************** 我们来考察一下目前存在的指令性经济，即苏联和中国大陆。我想，在苏联，甚至在中国，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进行量化，那么，你将会发现大多数资源是通过市场原则，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自愿合作来组织的，而不是通过直接指令的巧妙结构来组织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联存在着自留地，据说占全部可耕地的3%，产量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1/4至1/3. 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度，是真正的跨越。跟东欧不一样，东欧是有一些自由的。中国完全就是指令性经济。 80年代，与其说是学习西方，不如说是学习苏联。（毕竟还得给美国这个盟友一些面子） 80年代，实际上是学习苏联。从工业（物质奖励）、农业（自留地），到军事（裁军）主要看巴山轮会议的记录，这帮人要考虑怎么转型，所以对以前中国的判断，更真实。（东欧的经验没办法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完全指令性的，也就是军事共产主义。）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是工业企业过来的，不一定相信市场经济，主要是留苏的一帮。（企业这种高效率组织的扩张，很快形成托拉斯了，效率高啊。） ***************************************************************************** 在苏联的劳动市场，一些人被雇佣，而一些人被解雇。个人拥有一些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去哪里工作，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一份工作。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种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甚至没有选择的自由。我的妻子和我经常回想起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件事情，在必不可少的导游的陪同下，我们由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导游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快就要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可以说，他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我们问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想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指令性经济的本质。当然，苏联的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工人并不处在我们的导游那样的处境中。他们会被雇佣，他们也会被解雇，结果是大多数劳动最终是通过市场安排进行配置的。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中，商品和劳务将直接分配给个人。每一个人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一篮子商品，但无权选择这一篮子商品的构成。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苏联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方式，我们就将发现它们是通过商店销售出去的。的确，人们也许要排长队买东西，但是，这种分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机制：给商品标价，然后卖给消费者。在一些情况下，人们需要不止一些钱，即除了纸币以外，还需要定量配给票证。然而，大体来说，这种方法是一种市场方法。此外，在这个国家，灰色市场到处涌现。如果一个苏联居民家庭的电路出了故障，他非常可能去找一个私人修理工来修理它，付给他现金，而不是去找负责修理他的电路的那个政府部门，因为他对政府部门人员在合适的时间内来修理感到没有信心。至于家庭内部的行为，我们注意到，即使家庭在某些方面是指令性经济的理想模式，但它仍然包含着很大程度的自愿交换和市场反应因素。 ***************************************************************************** 中国的相同现象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最近有所减弱，但指令性因素在中国经济中比在苏联经济中更加重要。例如，劳动配置更多地受到指令性因素的支配。在我们参观的所有工厂中，我们多次询问：如果它们需要增加雇佣5个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将请示有关领导，他们会给我们派来5个人。在雇佣这5个人的事情上，你们可以进行选择吗？嗷，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我们应该雇佣的人。我们想弄明白的是：如果一家工厂的工人认为，假如他到另一家工厂去工作，他的境况将会更好，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可能调动工作？ “嗷，可以”，他们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在另一家工厂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要做的就是告诉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又会告诉领导的领导，依此类推，直到最高领导。然后，最高领导会与另一家工厂的相应领导进行联系，反过来，后者将把这个信息又传达下去。按照这种方式，这个工人就可能调动工作。我又再三地询问他们是否听说过这种情况。没有，他们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有一种例外，但这种例外不是与工厂有关的，而是与科研机构有关的。 ***************************************************************************** 尽管在中国经济中，指令性因素无所不在，但也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因素。最近，中国开始在公社中引入自留地。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们开始引入自留地。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虽然自留地只占公社可耕地的2.5%，却占农作物收入的10%。类似地，这里有许多商店，既有土特产商店，又有百货商店，更不用说食品市场了。商品和劳务是通过购买和销售而不是通过直接分配进行分配的。虽然受到限制，但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灰色市场及其他类似活动。 ***************************************************************************** 人们经常问及的一个与中央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市场因素引入到指令性经济中去？我认为这种提法本末倒置。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将指令性因素引入到市场经济中去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走得多远？任何大规模的经济都不太可能严格地按照指令性制度运行。从根本上讲，使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运行的是市场因素，它们或者是精心引入的，或者是无意识地获准运行的。当我谈到将市场因素引入到像苏联这样的指令性经济中去时，我并不是指自由市场，而是指被高度扭曲的市场。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此低下的原因，也是它们如此没有效率的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对为什么市场运行可以协调经济运行这个问题所阐述的真知灼见。这个真知灼见就是：如果交易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任何交易，那么，交易将只在双方都受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经济活动不是“零和博弈”，它是一种每个人都受益的活动。这正是亚当斯密的真知灼见，并且导出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推论。即：一个一味试图促进自身利益的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促进了一种绝非他本意的结果。”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将有效的市场因素引入到指令性经济中去时所产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详细考察价格在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以及经济活动的协调中所起的作用。首先，价格它传递信息。在哈耶克194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他的著名文章《社会中知识的用途》以前，这种功能的极端重要性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是，为了使经济活动能够协调进行，价格的这种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价格传递有关偏好、资源可获得性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它们传递广泛的信息，通过期货市场等市场，它们传递有关现在或未来商品可获得性的信息。价格发挥的第二种功能是向人们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并将可用资源用于价值最高的用途。价格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功能，是因为它具有决定任何人得到何物以及得到多少的第三种功能，即收入分配功能。我们必须强调这三种功能并且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因是：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源自于人们企图将这些功能彼此割裂开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价格之所以向人们提供激励，只是因为它被用来分配收入。如果一个人的活动所得完全不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价格不发挥分配收入的第三种功能，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价格正在传递什么信息，也不存在任何使他按照这些信息行事的激励。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正在于依信息行事的激励是与价格所传递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在指令性经济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信息从指令性经济的一个层次传递到另一个层次，但这些信息并不提供依信息行事的任何激励。在这种经济中，必须采用某种辅助性办法，才能使得人们依信息行事。 ***************************************************************************** 原则上，经济学不涉及到价值判断，正像奈特所说，“只行动，不争论。” 但不可避免，“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也许还会时常影响他所得出的结论。他的结论又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尽管我们说不争论，但实际上，我们却把时间花在争论其他琐事上。当然，这些争论是相关的，富有成效的，可用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阿罗所做的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的贡献所在，也正是福利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的贡献所在。 ***************************************************************************** 你们所说的其实不是科学，而是指令性经济。 ***************************************************************************** 网红经济：为两个革命者贺。两位革命者组成了新家庭，可喜可贺。网红经济，你有什么办法，呵呵对于这个的解释，其实是科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公司更有效率。只是像托拉斯，扩展以后，会造成全社会问题而已。中国的事情吊诡在于，你懂的。按道理，政府应该反对这个的，它反而提倡这个。真鸡贼，呵呵我终于知道，我终其一生，都是在反对指令性经济。中国人爱搞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情，以为别人都搞不明白。（非常奇怪的人类行为）; 1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预言的真正作用是对当下的决策产生影响: gordon 2017-3-8 11:03; 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决策探源他是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发动九一八。没有地盘以后，正因为他要落到西北军的命运，所以要绑架蒋介石，进行收复失地的 “抗战”。正像张学良在视频里所说，蒋介石的 “一斧两砍” ；顶死就只能 “落下” 西北军的地盘。弹药消耗，经费都是你自己的，呵呵《水浒传》打方腊，呵呵说白了，就是财政问题 ************************************************************************* 冯玉祥一直是因为这个问题，倒来倒去，给他个山东，他还不满意。最后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才给29 军了; 1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夜宴 —— 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和派: gordon 2017-2-23 16:57;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1932年春，他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 。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氏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出任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 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氏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日本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次年10月，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氏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氏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 ，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氏的冷遇。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氏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他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 “联总”基本协定》。1946年,他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邵阳市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1946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49年底,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2/3，即于当年10月病逝。; 2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胡适先生（二）: gordon 2017-1-10 12:07; 对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外交成绩，很多人评价都不高。比如，耿云志先生就认为，胡适 “任使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成绩实在太平常。”（耿云志：《胡适与抗战》，载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02页）的确，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本国利益和国际形势，不是那么容易就为别国的外交人员所左右。胡适对于这一点当然很清楚。他并不妄想自己能够转移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不妄想立竿见影、建立奇功。即便如此，胡适的外交成绩也不容抹杀。人们普遍认可胡适在争取美援、搁置中立法案、阻止美日妥协方面的努力。 1938 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广州，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了。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罗斯福“也不免手忙脚乱”（胡适语）。9月8日，罗斯福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一项。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 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由中日两国“共用共管”中国的东三省。胡适听了极为着急，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他发现，C anton岛九英里长，最宽的地方50码，岛上居民40人；E n derbu ry岛三英里长，岛上居民4人。C an 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不论面积，还是人口，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但在1937年9月以后，他转而主张“苦撑待变”、“和比战难”。胡适认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果和谈的话，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日本所要求的，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所以，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1938年11月13日，胡适致电翁文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19-620页）胡适主张，中国无论如何都要苦撑下去，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所谓“苦撑待变”的政策，自己能够支撑下去是根本，只有自己能够苦撑下去，才能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就不远的前例来说，捷克为慕尼黑和谈断送的前车之鉴，更加强化了胡适的这一信念，使得胡适反对和谈的立场极为坚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更糟的是，如前所述，在抗战初期，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就在1939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对于美国方面，胡适采取避而不见的方法。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只是托好友H 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 orgenthau，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10月里，胡适费尽苦心，起草了一个说帖（M ediation）交给美国外交部，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东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1950年，胡适写成一篇长文“C hinain Stalin’sG rand Strategy”，文中提及了罗斯福主张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的这段旧事，认为C 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在罗斯福脑海中根深蒂固，影响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决策，使得苏俄在这次会议上骗取了中国的东三省）对于中国政府，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可以肯定，罗斯福的调停主张，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事后是否汇报不得而知）。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否则，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如此一来，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胡适这种做法，可谓是“独断独行”、“一手遮天”（余英时语）。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我想，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是否有此见识、有此魄力，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肯定不会。他们只会秉承上峰的旨意，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更不会实行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国士和庸人的区别。; 24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如果蒋介石不发动内战，中国现在就是伊朗: gordon 2016-12-8 16:46; 因为解放战争后面跟着就是冷战民主体制啊，本身来说就不适合战争孤悬海外，光发展海军可以美苏争霸，现在中国就是伊朗，世俗政权和底层人民政权相互争夺。，正是因为 “一边倒” ，才保存了元气如果蒋介石不失败那么快，拉锯够呛注：以为苏联很好惹啊，宁可面对美国，都不想面对苏联冷战时期，苏联可以席卷西欧的 ****************************************************************************** 世界革命击碎了英国的殖民地圈子对美国打击不大，主要打击的是英国。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印度洋是一个软肋，鞭长莫及。所以苏联选择从印度洋成为突破口注：既然是软肋，它就更依靠当地的力量; 2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1948年腐朽堕落的蒋介石政权: 热度 3 gordon 2016-11-18 18:43; http://video.weibo.com/player/1034:2d424d66735fce0b38037c9ee1351fa4/v.swf 蒋介石政权以腐朽堕落闻名问题是，它有多么堕落呢？现在找到了答案 1948年5月1日，南京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異常熱鬧，全校四百多名女孩子聚集在主樓前草坪上，舉行Maypole Dance（五月花柱舞）舞會。金陵大學「電影與播音專修科」主任孫明經教授用彩色電影將這一情景記錄下來。; 35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的 “日本军事顾问团”（转）: gordon 2016-11-17 13:21; 作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手下的高级参谋，曹士澄的仕途算不上飞黄腾达；然而，若是论起在白团诞生过程中功绩最大的人物非他莫属。他曾负责日本投降仪式后日本人遣返、战犯事务等大大小小有关中日战争事后处理的一切事宜。就在这个时期，他与冈村宁次等在日本方面促成白团成立的关键人士之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流。岗村宁次这个人呢，也不是 “三光政策” 发明人，只是当时日本军纪太坏，所以把他派过来了。他的军队是模范军队 ************************************************************************ “我被派遣到日本的主要任务，是透过和日本军及各界进行联络、找寻日本隐藏的武器等各式各样的方法，试着发现协助我国政府的良机。当时，日本的浪人们正打着‘招募义勇军拯救中国’的名号，四处非法诈取金钱，情势可以说一片混乱。就在这种紊乱的状况下，我开始拟定集结日本正规军人组成‘国际反共联盟军’，对共产党发动反攻的计划，随后并演变成在日本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的计划。” —— 曹士澄档案 1949年5月30日，曹士澄向蒋介石发出了一封重要的电报。电报指出，他和在上海被战犯法庭判处无罪后回到日本、目前正在养病中的冈村宁次，经过多次密商之后，提出了“组建东亚国际反共产党的军队”的构想。日本方面：小笠原清小笠原清以冈村宁次大将（最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心腹中的心腹自居。日本战败之后，冈村停留在南京安排日本军民的归国，小笠原也寸步不离追随在侧，将一丝希望寄托在中国；冈村回国之后，和蒋介石携手共同推动白团的组成，而小笠原也作为冈村的股肱，为了白团的运作而尽力奔走。 *************************************************************************** 如今已96岁高龄的前陆军少佐泷山和是少数几个仍存活于世的白团成员。他曾经是隶属陆军的战斗机驾驶员。战争结束以后，泷山费尽力气才找到了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就在这时候，小笠原清出现在他面前。 “前往台湾，就先预付20万元。”小笠原开出的条件，对当时每个月收入不过7000元的泷山来说，实在极具诱惑力。泷山问小笠原：“若是我拒绝呢？” 小笠原表情不变地说道：“现在朝鲜正在爆发战争，你应该知道有不少前军人为了清除地雷而被派到那边去吧？要是你拒绝的话，我们就借麦克阿瑟的手，把你派到那边去。” 对方选中了自己，关于这一点，就连泷山自己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就在他动身前往台湾之前，他前往四谷宅邸，拜会了身为“保证人”的冈村宁次；但冈村只说了“我想把责任托付给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请你务必要协助蒋介石”，至于其他更详细的事情，则一概未提。为什么组建“白团”？ “迄今为止，在东方诸国中，最早达成军事进步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日本人努力且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勤勉俭约的生活习惯，都与我国有着共同之处。为此，我们特地招聘了日本教官前来此地，相信他们一定能将过去各位的缺点，彻彻底底改正过来。” ——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军事训练团”开校讲话 *************************************************************************** “白团”都做了什么？训练团的课程，可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两类。普通班是以少校、上尉、中尉等基层军官为教育对象，授课内容从最基础的步兵操典教练开始，一直到师团级战术的培训，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类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形象。高级班的授课对象则是上校以及少将以上的级别，其中甚至也不乏师长以及军司令官等级的将领，主要是学习军团至师团等级的战术，大体上相当于日本陆大的程度。除了战术训练外，高级班课程也包括了沙盘推演、战史教育、后勤教育等。当时在台湾的师长和军司令官，大半都参加了这项培训。以后勤课程为例。日本军人深感 “轻视后勤乃是日军败于美军之主因”，岩坪秀博（中文姓名江秀坪）在其所著《“白团”物语》中说：“（国军）对于后勤方面的问题，简直是一无所知。在司令部演习时，要是我把哪个军官任命为后勤参谋，马上就会有这样的抱怨：‘难道我就这么差劲吗？’于是，为了让他安心，我只好告诉他：‘正是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我才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的！’（笑）” 白团的活动开始之后，蒋介石自身也相当频繁地参与课程。在蒋介石日记中，提及白团人员及其活动的部分相当多。 9时50分往实践学社，听有关“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作战指导失败之因”的授课。 ——《蒋介石日记》 1953年4月23日 10时于实践学社，听亚历山大大帝战史，深觉己身之学识贫乏，以及学问之重要性。 ——《蒋介石日记》 1953年9月30日 *************************************************************** 只可惜，岗村宁次的知识也不会超过德国顾问团更多。一战左右的水平，不超过德国顾问团时期的陆大日本和欧洲战场相差太远，和美军、苏军相差太远。注：基本上，“一五” 建设完以后，就没招儿了。; 1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完全帮助蒋介石？ —— 从战时生产体制说起 ... ... ... ... ...: 热度 1 gordon 2016-11-7 09:19; 这个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战时生产强调合作。手边没有美国的资料，参考一下 “ 英国的劳合乔治政府 ” 。有几点：1、不熟练劳动力，替代熟练劳动力。2、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例如玛丽莲梦露 3、反对罢工，强调资方和劳工一起商量。当然，按照列宁的说法，劳合乔治是为了挽救xxx （参考列宁选集） ************************************************************************ 二战时期，美国把战时生产局局长派过来，美援已经不可靠了，要靠中国自己生产。合作，蒋介石又不合作，发动了内战，就是历史的结果。 ************************************************************************ 说实话，英美派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因为是cc 反对的。但历史的潮流已经到了一个关口，不管谁上台，都会走绝对主义道路。民主制是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二战的教训，这是所有人民的呼声。那就没办法了，肯定是压制一部分人，依靠一部分人。那依靠谁呢？像我这种 “三代贫下中农”的人就翻身了。 ************************************************************************ 倒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被历史的潮流所碾压，就这么简单。再努力也看不到头，所以只好自杀了。参考阅读：《美援为何无效》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25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从何时开始不重视士兵的？: gordon 2016-10-15 10:47; 江西剿共起，国军即未有奖励士兵的特殊措施，而注重指挥官的奖励。而早年东征战役时，曾规定作战时凡士兵最先登城者，即升为旗官。攻占江西瑞金时，将新修的公路命名为“恩伯路”、“雪中路”等，以奖励有功的将领......前述士兵受奖人数为官佐的10％，一如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有重军官轻士兵现象例如，1932年9月进攻河南金家寨时（中共鄂豫皖苏维埃的中心），蒋委员长曾明令各纵队，凡先战领金家寨者，此镇即改为县治，并以先占者的名字命名（后命名为“立煌县”）。同月，徐源泉克复湖北洪湖，中央议划洪湖为县，以徐字“克成”命名，经徐辞让再三作罢。抗战期间，每次战役之后，一般部队所呈请核奖者，往往只限于排长、连长为止。 ************************************************************************* 正规化、国家化嘛基本上，老蒋那一套，跟日本人、美国人的一套类似。（包括金融，发 “战争债券” ）强弱之别 ************************************************************************* 实际上，抗日战争对老共来说，更轻松了。支援更多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国内战争时期，因为左倾的原因，非常困难。要比抗日战争困难多了注：日本的 “碉笼” 政策，还不如第五次反围剿 ************************************************************************* 旧军队就这样，比较重视士官，例如日本的陆士十月革命前，帝俄军队也是如此。重政治，这是列宁搞的，《国家与革命》; 2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深能克高，高亦能克深 —— 史迪威给蒋介石的建议（转）: gordon 2016-10-10 05:24; 着发的算度，大体上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算度深长而着法一般，一种是算度简短而着法比较高明的。这种风格各有短长。 ********************************************************************** 中国不要老是去想它所没有的军事力量—— 一支庞大的空军和炮兵部队——而要去利用它确有的力量，这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武装得相当好的庞大兵力。” ———— 史迪威 ********************************************************************** 在1942年的时候，美国援助中国政丶府装备军队，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史迪威的提出了美械师的构想。所谓美械师正式名称是美械轻装备师，从名称就可以看出这种美械师比美军的步兵师肯定要轻，实际情况还轻不少。史迪威的设想美械师（美械轻装备师）应辖步兵三团,炮兵两营（榴弹炮、山炮各一营或山炮两营）及工兵、辎重各一营、特务连、搜索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各一，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战防炮各一连、特务排、卫生队各一；营辖3个步兵连与1 个机炮连,每个师应装备有冲锋枪约1080支，卡宾枪约540支，步枪约4500支(皆为斯普林菲尔德步枪，非自动)，重机枪72挺，轻机枪约270余挺，60迫击炮约170门，81迫击炮约36门，战防炮24门,山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12门或76毫米山炮24门。军则辖有三个105榴弹炮营及一个155榴弹炮营,一个装备M3坦克的战车营。实际却是这种标准只装备了新38师和新22师，师辖105榴弹炮营最后变成了军辖105榴弹炮一个营。而战车营却从没实现过，只有在军建制内有若干战车部队。从上面可以看出从轻武器上国军和美军就有巨大差距，美军每班十二人，.30口径轻机枪一挺，汤姆逊冲锋枪两支，其余全部是M1半自动步枪。炮兵火力更是天壤之别，美军团辖105炮兵连（6门105榴弹炮），师辖一个轻型炮兵团（105榴弹炮36门）和一个中型火炮营（155毫米榴弹炮12门）。在美军中是没有山炮和野炮的概念，105榴弹炮是最轻型的支援火炮，155也只能算中型，当然伞兵用的组装榴弹炮除外。除此之外，在作战中美军部队还可以得到军属炮兵203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支援（美军无军固定编制）。美军步兵师还下辖若干战车部队，大部分都是M4系列的战车。再就是美军随时可以呼叫强大的航空兵支援，打不过就飞机轰炸是美军常用做法，以至于美国陆军被戏称为陆军航空队地面指引部队。这些都是国军不具备的。美军一个步兵师一个月的作战就足以消耗当时中国一年的石油产量，这种装备也是国军玩不起的。所以美械师和美军师的装备差距是很大的，那美械师是怎么作战的呢？美械师因为航空火力远不足以达到影响战役的程度，所以美械师的作战和苏军有种无奈的暗合。那就是用手中既有的榴、山、野炮队解丶放军对既有阵地进行火力准备，步兵在炮火准备结束后进行冲击，步兵冲击距离通常少于100米（很多电影里无论解丶放军还是国军大老远就开始冲锋，让那些弱智导演就拿一把冲锋枪冲一百米试试，一百米冲刺跑跑完扣扳机的力气恐怕都没了，而且100米的冲锋距离已经很大，在开阔地仅仅五十米的冲击距离就可以使冲击部队尸横遍野）。这就是所谓的步炮协同。步炮协同水平最高的部队是新六军，在第一次四平战役时，新六军部队在炮火准备刚刚结束便冲击到民丶主联军阵地前。在靠近阵地后一般美械部队会用迫击炮掩护，冲入后用冲锋枪扫射。在对解丶放军的攻击有时也动用坦克，不过大部分是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在美军中只是装甲骑兵，也就是装甲侦察部队的装备。在欧洲，这种坦克别说对付精良的德国坦克，就是遇到铁拳反坦克火箭也会完蛋。不过由于在太平洋，日军和后来的解丶放军都缺乏反坦克火力，所以这种坦克在亚洲应用广泛。; 17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又见李敖！: 热度 19 天地一沙鸥 2016-10-7 08:42; 哈囉李敖 9月26日 19:30 来自微博 weibo.com 67 年来，台湾的烦恼都因不晓得自己是老几，要在世界强出头。在开罗宣言里，明说台湾归于中华民国，但该国没想到，它早在 49 年亡国于台湾。蒋介石私下低吟亡国曲，公开却演赶尸记。行尸到今天，明明是中国一个叛乱的省，却捏造自己是一个中国以外的国，妄想与中国兄弟之邦。妈的屄你是老几啊？; 843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更本质的原因是蒋介石是 “国家统一狂”: gordon 2016-5-27 09:05; 在前文《拉长 “时间段” —— “控制点” 是比 “工匠精神” 更经济的办法 .》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因为金融抑制的原因，中国的财富都在沿海。那我们穷人吃什么？ “猫有猫路，鼠有鼠路”，那我们穷人就是要组织起来。不然我们去死肯定集体好嘛 ******************************************************************************************** 这个原因，并非蒋介石丢失国家政权的原因。那时候，其实已经准备 “和平谈判” 了。只是蒋介石是“国家统一狂” ，结果军事冒险，全盘皆输。毛主席不是，毛主席是搞武装割据的。湖南独立、湖南自治 ******************************************************************************************** 蒋介石的心结在哪儿？就是以前国共合作的教训，他怕渗透。内部矛盾处理，比敌对势力，还要困难。 ******************************************************************************************** 更根本的原因是没有 “自知之明” 真想武力解决，也得看看自己的情况啊为什么要快？很可能害怕苏联支持，发展超过他了。他还是一个 “国家统一狂”。; 14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军的缺点（转）: gordon 2016-5-13 11:30; 1944年8月18日，蒋介石曾在军委会召开的黄山整军会议上，援引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之言，如此评价中国军队各级指挥层的作战指挥能力： “此次俄国代总顾问回国的时候，我问他我们中国军队有些什么缺点，他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明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这是我们最大的毛病。 “他又说：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 古巴列维赤之言，所指出者，乃是抗战期间国军指挥层最严重的问题：始终未能建立起合格的“参谋制度”。近代“参谋制度”源于法国，发展完备于德国。自德国引入“参谋制度”，也是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因近代军事已发展为一门需要精密计算和调度的学科，二战前几乎所有强国都建立了“参谋制度”。但“参谋制度”的核心，乃是专业人才体系的长期培养，故其建立并非易事，以美国之天时地利人和，也耗费了 14年之久。国民政府自1928年实现名义上的国家统一，至抗战爆发，不过10年而已，且战乱频繁、内忧外患，其不能建立近代“参谋制度”，乃是情理中事。抗战前后，国民政府也曾致力于建立近代“参谋制度”，先后聘请法国、德国、苏联的军事顾问，进入军队及陆军大学，但效果很有限。军队方面最大的阻碍，在于军阀私心，不能接纳中央所培养之参谋人才，而更愿意任用私人幕僚。“识字者为参谋，不识字者为副官”；幕僚读不懂军用地图，把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铁路” ；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都是常事，其中尤以川军为最甚。陆军大学方面的障碍，一是外国教官常随国际关系的变化而来去无定，较深的军事理论及战争指导问题，多未传授；二是本国教官优异者多进入军队谋求更好的出路，安心留校的教官，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尸位素餐。所以，迟至抗战中期，因中央军的力量有所扩张，陆军大学也经过整顿，国军的“参谋制度”才稍有起色。 ***************************************************************************** 第九战区的“长沙大捷”，与其参谋制度较为完善有极大关系通观抗战期间的对日作战，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凡“参谋制度”较为完备者，其战绩往往较佳；反之，则战绩颇坏。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薛岳之第九战区与陈诚之第六战区。九战区先后四次“长沙会战”，六战区之“石牌要塞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均有赖于“参谋制度”。以第九战区为例。该战区诞生了迄今仍被津津乐道的所谓“天炉战法”，这种战法，实是以赵子立（黄埔六期，1938年陆军大学毕业）为代表的一批战区参谋所制定，其学名乃是“争取外翼、后退决战”。著名的“万家岭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是遵循该战法而取胜。因此两役，赵子立获授两枚青天白日勋章，且得到蒋介石的特别青睐。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蒋亲临长沙，指名接见赵子立，并与之合影留念。稍后，更破格提拔其为第九战区参谋长，时年仅34岁，乃是当时最年轻的战区参谋长。 “争取外翼、后退决战”这一战法，乃是特别针对日军“进攻第一”，“包围第一”的作战精神而来，其核心思想是：“只有‘争取外翼’才能包围敌人，击破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包围、所击破。只有‘后退决战’，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据赵自述，“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是一个作战计划，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是另一个作战计划。这两个计划大同小异，其立案精神，都是‘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翼’。……如一九三九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之交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对这两个要求，都做到了，所以仗就打的好些；一九四一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没有能做好‘争取外线’，就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九四四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没有做到‘后退决战’(敌人的兵力大了，后退的距离不够了)，就被打得一败涂地，长沙被敌占领。” 因九战区与六战区担负着拱卫重庆的重任，故在“参谋制度”的建设上，能得到来自军委会更多的照顾，仗也就打得好些。其他战区没有这样的照顾，仗自然也就打得差些。总体来说，抗战期间的国军，并未完成军队的国家化，部队长官的私心与参谋人员的中央色彩之间，常发生冲突（如张发奎之第四战区）。主官擅自撤换参谋长，参谋长与主官无法共事而自行离职的事情，乃家常便饭，最后往往须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加之参谋人才培养耗时，数量不足—— 陆军大学在战前10年仅培养了不足 2000名参谋人才 ——所以，至抗战结束，国军仍仅在战区长官部和集团军司令部这一层次建立起了较为简陋的参谋体系。再往下，则诚如苏联顾问所言，“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明其妙。”; 15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用何手腕追到了宋美龄 ——- 你叫人家 “三弟” （转） ... ...: gordon 2016-5-4 08:52; 1922 年仲夏，得到母亲的首肯后，美龄来到广州。巧的是美龄才到广州，美龄的男友刘纪文就被派往欧洲长期考察。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的：缘！蒋介石在总统官邸遇见宋美龄后，象被勾了魂一般：“她是我的菜！”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几天后，小蒋大胆向孙大总统提出：“自从见过令妹后，我夜不能寐。如果令妹如未曾婚配，可否向她求婚？ ” 孙中山回答：“介石，你已有家室了，何况美龄不喜欢军人。” 蒋介石并没有退缩，直接写信给美龄：“如小姐肯与介石同舟共进，则介石后半生幸甚！那时蒋介石算哪根葱啊，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何况当时美龄心里还有刘纪文，信的遭遇就是垃圾篓。感情，你越得不到，就越渴望！后来，蒋介石曾经几度向孙中山提到这门亲事，有意思的是孙中山没有把老婆执意不许的态度告诉小蒋，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说：“再等一等吧！”孙中山这点也够坏的，一直吊着小蒋的胃口。极有远见的孙中山是不是觉得这门亲事仍有希望，才不回绝把蒋介石的希望给扑灭呢？也很难说。正是这不灭的希望，才有蒋介石执着的追求。据斯诺的说法，庆龄告诉过他，孙中山在 1925 年过世后不久，蒋介石通过中间人向她提出与美龄的婚事。斯诺说：“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予以拒绝。” 让大家都想不到的是，被孙中山相中的蒋介石就象股市拉出的一根大阳线直冲云宵，出访俄国、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东征总指挥，北伐军总司令，昔日的“丘八”成了“宁波的拿破仑”。霭玲也看到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告诉妹妹：“嫁人要嫁给蒋介石这样的英雄！” 看着报纸上蒋介石的大幅照片，美龄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蒋光头还挺帅的，她的心第一次动摇了：若不嫁心爱之人，就嫁名和利！ 1926 年夏天，刘纪文回到广州，他要让等了 10 年的美龄做新娘。然而，一别经年，世事变迁，他的美龄早被人盯上了。蒋介石对美龄的好感在蒋介石在日记里有过记载： “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 他流露出对陈洁如的不满“ 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个小孩子时，不如吾意也” ，“知其迁租七十一元大屋，不胜愤恨，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刘纪文到家屁股还没坐热，就收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晚宴邀请函，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鸿门宴”。蒋介石开门见山：“兆铭兄，总理在世时，就希望我有一个贤内助，希望我和美龄结合，只有她出来支持我，革命大业才能取得成功。这对我本人、对党国都是有益事情！” 刘纪文压着愤怒，一言不发，只是嗯嗯地点着头。蒋介石看到刘纪文并不反对，竟志在必得地说：“兆铭兄，你学成归来，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知道你和美龄以前的关系，所以才请你来帮助我，希望你玉成。” 刘纪文正被怒火串烧着，可在政治与爱情面前，他没得选择，也无法选择。随即，蒋介石任命刘纪文为国民革命北伐军军需处处长，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一员重要大将。没有刘纪文这个顾虑，蒋介石对美龄的追求，就象他的北伐军一样，势不可挡。蒋介石非常了解孔祥熙夫妇，并准确地选择宋家大姐为自己的“通过联姻结成大联盟”计划的实施者。他依照宋家大姐的要求，处理掉妻室们。蒋介石早与毛福梅离婚，姚冶诚也就是一个没有名份的小妾很容易打发掉，唯一棘手是纯洁无瑕，跟随他 7 年的陈洁如。蒋介石很高，有意向陈洁如透露对宋美龄的感情，将与美龄、霭玲的信函有意地让陈洁如看到。 “有一件令我惊喜的事，就是我收到宋美龄的一通电报，为我的胜利致贺，并称我为英雄。” “美龄女士：我料想令姐已代转我给你的专函。今夜，我将离开九江向前进发，途中将在安庆停留数日，以等待你的回信。我收到你的信后，将上前线……你可否赠我一帧最近的玉照，以使我得以经常见到你的芳影？……” 陈洁如的爱情正经历着“七年之痒”。她记起一年前，在广州的宋宅见到宋霭玲、宋美龄，就不经意听到： “她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 现在，她才明白有人要和自己抢老公！这介没有背影没有后台的小姑娘，根本无法阻拦男人变心！ 1927 年 3 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了上海，各大报纸上登满了蒋介石的大幅照片。蒋介石对美龄思念之情也跃于纸上： “今日思念美妹不已” 。美龄在享受过“总司令女人”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后告诉自己：蒋介石是自己想要的男人！正当郎有情，妾有意，却遭到母亲倪桂珍和宋庆龄的强烈反对：“他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早年在上海滩就恶名远扬，就是一个流氓，还有他是基督徒吗？” 蒋介石当然不会退却，想当年，自己才出两招就打败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党国元老，更何况这两个女人，他要做的是俘获美龄的心。为消除美龄的顾虑，蒋介石力排众异提名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的首任市长。为加深与美龄的了解，他邀请美龄同游山水秀丽、清静宜人的焦山，派出专列接送美龄，并封锁了整座焦山，美龄第一次受到“女王”般待遇。然而，上天却给这段姻缘添加磨难。蒋介石要求陈洁如先去美国留学，把位置暂且让出 5 年给宋美龄，等完成统一大业再接她回来。并立下重誓： “自今日起 5 年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若违反，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得粉碎。如果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回来。” 年仅 21 岁的洁如懵懂地看着深爱 7 年的男人，他那坚定的眼神让她知道抗争的无望。不久，陈洁如在张静江两个女儿的陪伴下，伤痕累累登上了赴美轮船。船上，广播播放着两则《蒋中正启事》：一则蒋宋联姻之喜；别一则离婚声明：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短短数十字，字字如刀剜着陈洁如的心，令她痛不欲生，几要跳海，而被人阻拦。送走陈洁如，蒋介石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对美龄发起了强大的爱情攻势，一封封情书，全是爱之意：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灭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惟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面对一个男人如此执着，很少女人能拒绝！晚与三弟（即为美龄）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往访三弟，邀儒堂为我俩作伐。六时起床整装别往三弟，情绪绵绵，何忍受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亦于此方知也。七时前登上上海丸，九时开船，假眠，下午发三弟电后，与琢堂兄谈时局。夜以有浪早眠。致三弟两电，不知道共今夜早能安眠否？可倪桂珍却铁了心要拆散这段姻缘！当她得知蒋介石要上门提亲后，干脆带着美龄到日本养病。为了革命大业，为了重返政治舞台（蒋介石此时正值第一次下野），蒋介石那怕再丢面子、再受委曲，也要把美龄追到手。他在刘纪文陪同下追到日本，追到神户，追到镰仓乡下，他的执着感动了身边的所有人，也感动了倪老太太，因为美龄也告诉母亲：“今生非蒋先生不嫁。”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刘纪文出任蒋介石的傧相，从此向世人宣告：“蒋宋联姻，中美结合”。蒋介石终于收获等待了 5 年的爱情，抱回了美人：对蒋介石与宋美龄这段婚姻，《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胡霖曾这样评说： “蒋介石再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做他们的妹夫，以便争取孙中山夫人……和宋子文。当时蒋介石也开始想到有必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以美龄做他的夫人，他便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也看重子文这个金融家。不过，说蒋介石不爱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介石显然认为自己是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难过美人关。出于政治考虑，蒋介石无所不为。对蒋介石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娶一位新夫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举。” 十年之后，宋庆龄也对斯诺这样说过蒋宋之婚姻： “最初不是出自爱情，但现在我想是爱情。美龄和蒋介石现在真诚相爱。”，然后她又补充道：“倘若没有美龄，蒋介石会比现在更坏得多。” —————————————————————————————————————————————————————————— （美）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东方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4 页《蒋介石日记》 1926 年 7 月 2 日《蒋介石日记》 1926 年 6 月 20 日《蒋介石日记》 1926 年 11 月 12 日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0 页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8 页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6 页《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3 月 21 日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2 页《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9 月 23 日《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9 月 24 日《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9 月 28 日（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365 页（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367 页; 8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谭延闿（转）: 热度 1 gordon 2016-5-4 08:36; 蒋介石下野后，南中国经过北伐的厮杀，各方势力重新洗了一次牌。唐生智坐拥两湖并据有安徽，武汉的汪精卫更成了唐生智的一个护身符，可唐生智拥兵自重，根本没有把汪主席放在眼里，汪主席的日子也过得很不舒坦。谭延闿在南京独立支撑着国民政府，虽有孙科、李宗仁、程潜等人相助，然他号令不出南京。掌握宁方政权的李宗仁也根本没有把汪放在眼里，认为他“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不能负实际责任”。鄙视归鄙视，可南京政府和党部却没有一个能与汪主席匹敌的人物，于是李宗仁不断致电汪主席，敦请其早日东下南京主持大政。 9 月 5 日，在李宗仁等人反复敦请下，汪精卫终于自武汉抵达南京，可就在汪主席抵达南京当天，城里却出现很多反汪标语，词句还很刻薄。一边热心邀请，一边暗放冷箭，汪主席非常窝火。这些标语到底是谁贴出来的呢？什么可能性都有，蒋介石的指使？李宗仁的授意？还是西山会议派的捣鼓？谁都有可能，可都不会承认。在南京稍停片刻后，汪精卫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离开南京去往上海。汪主席前脚赴沪，其他那些中央执委监委们后脚也纷纷跟着去了上海。一时间，上海冠盖云集。汪精卫大概很得意于他这种行事风格 , 合则留 , 不合则去 , 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久试不爽的法宝，如今眼见大伙都跟着他来了，突发心思在上海发起成立“特委会”，亦即在国民党三大前，由各处代表组织成“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取代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各方代表都成为特委会委员，其中包括与汪合不来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胡汉民和唐生智。滑稽的却在后头。特委会名单出来后，汪精卫一看，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一干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有名的“西山会议派”，既是孙文同盟会时期的老同志，又是反共的急先锋，更是汪精卫的政敌。汪精卫大失所望。于是，特委会刚刚成立，汪主席再次使出他的法宝，飘然而去，回汉口。这样一来，又有一批亲汪人士又跟着到汉口，在那里，汪精卫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公开反对“特委会”。一个本为解决党内矛盾的特委会，它的诞生似乎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党内矛盾更加纠结。孙科、程潜等人与唐生智搞不到一块，到南京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推崇，成了宁方要人，从此俩人不再听汪精卫和唐生智的摆布。特别是程潜，素与唐生智不和，两人积怨还很深，李宗仁看在眼里，对程潜格外迁就，并答应帮助他对付唐生智，李宗仁画的这个大饼让程潜满心期待。 9 月 16 日，特别委员会召开，重新组织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因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当时主要受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西山派”影响，因而很快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李宗仁凭借着副总司令的地位，在宁、汉、沪三方“党争”的关口，跻身南京政坛，开始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自己的力量。 “新桂系”成为当时中国纸媒上最潮的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一股新生的重要力量。可树大总会招风！最看不惯南京局当数坐拥两湖的唐生智：“李宗仁，算个鸟！” 唐生智与“新桂系”间的矛盾也随之而生。在严峻形势下，在南京主政的李宗仁不得不迅速考虑这两件大事：第一，在政治上，必须尽快树立“中央权威”；第二，在军事上，必须尽快打通南京与两广的通道，以利将来控制全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首当其冲是解决唐生智的问题。因为唐生智公开宣布南京政权为非法，如任其嚣张，地方势力将会纷纷起效仿，那李宗仁所在的“中央”则无威信可言；唐的两湖地盘为连接南京与两广的枢纽，如其进一步扩张势力，界时占领了自己的广西大本营，到时大家都没得混。为此李宗仁把解决唐生智当成第一要务，并 10 月初开始筹划讨唐。大家都是有料的主，到了这个份上，双方已是虎视眈眈，一触即发。唐、桂两军在实力上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仅仅利用桂军与唐军作战，以桂军作战能力取胜把握较大，但无疑会大伤元气。可交战讲的是谋略。为保存实力，取得讨唐胜算，李宗仁巧妙运用了联络反唐势力的策略。首先，李、白与谭延闿、程潜建立反唐联盟。谭、程二人虽与唐生智同出湘军，却与唐尿不到一壶。若论资历，谭、程是国民党的元老，唐不过是北伐初起时李宗仁极力举荐才当上了前敌总指挥。在大家眼里，唐生智非常不厚道，得志后不仅不顾及同乡感情，反而把谭、程视为绊脚石除之而后快，令两元老很不爽。为拉拢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把他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这让老谭同志很受用。程潜与谭延闿情况却大不相同，当初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清党，对付了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军队，程潜的第六军当时也被桂军包围缴械，彼此结下梁子。程潜来到南京后，李宗仁虽然化解了一些以往的恩仇，也建立起了一些交情，却没有到“联程反唐”的地步。李宗仁明白，要想与程潜结盟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消除他对桂系以往的怨气；二是给他足够多的利益。在李宗仁、白崇禧你一句前辈我一句前辈把程潜叫得心花怒放时，李宗仁还许以讨唐胜利后由程主持湘政的承诺，彻底把程拉入自己的阵营。想着湖南老大位子，程潜就倍兴奋，自告奋勇承担瓦解唐部的任务。分化就象一把无形的利刃，杀人不见血，这样的政治手腕令任何人生厌，却是收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法。程潜以湖南同乡的名义与唐部何键、张国威、刘建绪等将领取得联络，并很快让这些人走进了反唐行列。李宗仁没费一兵一卒就从内部瓦解唐军。尚未出师，已操胜券，这正是李宗仁高出唐生智一筹之处。无奈之下，唐生智乘日本轮船顺长江东下日本“休养”，李宗仁取得了两湖的地盘，风头也越来越劲。唐生智被李宗仁解决了，张发奎却在“南昌起义”后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向南撤退，大有打回老家广东之势。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南京和武汉都容不下他们这两个广东人，于是密谋，着手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 9 月下旬，张发奎、黄琪翔等率领第二方面军数万人，进入广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南京政权的陈公博等人也纷纷南下入粤，汪精卫也于 10 月 29 日回到老根据地广州。看到汪精卫南下，南京政府的谭延闿、孙科等急电汪主席回宁召集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可汪精卫说：“我留在广州不回去了。” 汪精卫此举，是另有打算，他早已与张发奎合谋，准备武力统一两广。这背后还有蒋介石的支持。据陈公博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蒋介石为何再度联手汪精卫？下野后，蒋介石一日三省，明白自己就一个军事领袖，在国民党那些大佬面前，根本不能委以政治重任，南京正被李宗仁所持住，他要重新上台，就必须搞掉李宗仁的桂系，这与汪精卫的目标一致！他甚至向宋子文提及： “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要统一两广，就必须铲除驻守在广东的李济深与广西的黄绍竑。汪精卫的计策是：调虎离山！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将黄绍竑骗到广州干掉。 11 月 10 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后便邀请汪精卫北上，巧的是南京政府也致电汪主席回宁共商事国是。汪精卫把利用这两个机会，邀请黄绍竑自南宁到广州一晤，并邀请李济深一同北上。 11 月 15 日，黄绍竑抵达广州，与汪精卫作了简短会谈后，汪主席就携同李济深乘船北上了。当天晚上，黄绍竑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匆匆赶来：“老黄，听说半夜有兵变，你赶紧跑路吧！” 黄绍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逃命要紧，在当夜化装出了广州城。张发奎在广州兵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哗然！李济深知道上了汪精卫的当，急电东江陈济棠、徐景唐等，以及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鼎与逃回梧州的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准备杀回广州。汪精卫无奈之下，想出一招“拥蒋复职”：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隐退，以息纷争。让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 12 月 12 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部队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部队作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张发奎又立即率部返回广州，迅速将共产党的暴动镇压下去。可是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看到大势不好，张发奎、黄琪翔通电离职。广州“兵变”和“暴动”，汪主席成了众人之矢，监察委员还提出要弹劾汪。已犯众怒的汪精卫被推上被告席，无奈之下，于 12 月 15 日再次宣言“引退出国”，蒋介石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5 页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 页《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12 月 8 日转引自《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 , 《革命文献》 16 辑，总第 2880 页；《汪精卫集》第 4 卷，第 93 页（美）唐德纲《李宗仁回忆录》（上）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7 页; 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蒋介石不维持德械师的编制？: 热度 1 gordon 2016-4-28 16:47;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调整师根据所处的不同位置分别开赴到不同的战场。最先与日军交手的调整师，是奉命参加淞沪会战的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独立第20旅（原第2师补充旅改称，会战期间又扩编为第61师）。按照原先的设想，装备德械的调整师应该完全能够承担起对抗日军的任务，然而在缺斤少两的“调整”以及战术思想依然落后的情况下，调整师并不占据任何优势。调整师不仅无法完成歼灭日军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更加暴露出种种战术弱点，比如不懂坦步协同作战，任由战车部队落单被日军步兵逐一消灭，又如进攻作战时不知选择重点，导致处处都在进攻，处处都无法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希望完成的任务没能完成，反使会战规模越打越大，中国和日本的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上海。在调整师方面，陆续投入到上海战场的已完成调整的部队计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1师、第14师、第57师、第67师和教导总队，中断调整的部队计有第1师、第13师、第16师、第51师、第56师、第58师、第78师和第98师。这些部队在同占据优势火力的日军鏖战了三个多月，最终都以损失惨重的代价不得不陆续撤出战场，它们的德式装备、尤其是重装备也大都丧失。南京保卫一役，更是断送了大量调整师，如第36师、第51师、第58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在华北战场上，第4师和第89师在南口；第2师和第25师在保定；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在忻口、第27师在娘子关先后与日军交锋，同样遭到重创。抗战才开始了四个多月，28个调整师因损失过大，又无装备可作补充而不得不宣告结束。剩下的第80师因位于福建战场伤亡不大，第5师因驻防重庆而幸免于难。但到1938年时，也因中德军事合作的中断、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解散而在历次作战的消耗中改用起了国械。到了1939年，中国再次与苏联展开军事合作，苏械师随即应运而生，德械师则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 以前不知道，是因为缺了武汉会战的介绍。对苏械的知识点有空缺。从德械到苏械到美械，有什么装备打什么仗。它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注：步兵较量，国军确实不行，呵呵好乱，确实很乱。一战时期的基本规律明白了，结果并不吃惊。四个野战军的装备也是各不相同。; 16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刷马（转）: 热度 1 gordon 2016-4-15 11:37;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是炮科的，不刷马，干嘛。汽车能不保养吗？他是野炮专业的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大家发现了没有，没有人是学 “要塞炮兵”的。（段祺瑞用过 280 克虏伯）德国 “巴黎大炮” 的哥们，还是蒋介石整过来的。在他那个时代，“要塞炮兵” 就相当于现在的导弹部队。（弹道学，都是蒋介石时代搞的）当然，二战有飞机、坦克以后，“要塞炮兵” 就没什么用了。但是在大步兵时代，这个东西好牛逼的。你有汽车牵引和美榴炮，当然可以笑话他。（他对摩托化炮兵的运用是错误的，他又没有装甲部队）注：苏德合作时期，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起初在苏联当顾问。后来苏联把他撵走了。落后技术只能流向落后国家，但也要有识货的。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数学的一个转折时期。没有啥办法，这属于技术压制。一战淘汰不要的技术给你了，你还没有。呵呵日俄战争财政的坑，到一战，日本才填完。一战过后，日本天灾人祸，经济发展不起来。海陆还争夺资源鲍尔和日本的大山岩类似，在一战中，鲍尔可是创新型人才。他会设计大炮，来解决现实问题。甲午战争，为什么把大山岩派去攻打炮台了，就因为他是炮术专家。日俄战争为什么把乃木希典派过去了，甲午战争中就是乃木希典攻克旅顺的。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在一战中的德国总参谋部的作用，不亚于鲁登道夫。（只是大多数人没听说过而已） ************************************************************************************* 段祺瑞 1890年春天，清廷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及其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并以优秀的测距、瞄准、射击成绩，获得洪春和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完成学业后，4位同学先后回国，段祺瑞奉命留在克虏伯兵工厂继续学习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福线、灌注优质钢；以及检验钢材牵力、挤力试验；各类火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课程。注：中国能够学习德国的火炮，恰恰是因为德国的火炮不是长项。普奥战争中从奥地利学过来的。法国和奥地利才是传统的火炮强国。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普军的120尊大炮集中轰击法军陆地，把法国步兵阻击在2000米以外，正是克虏伯火炮为普军赢得了胜利。克虏伯大炮显赫的名声为克虏伯兵工厂带来了全世界的订货，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军火工厂。德国的步枪本来是长项，但普法战争前，法军和普军联合演习，然后法国的步枪推陈出新，比德国的好。 ************************************************************************************* 段祺瑞（1865—1936），民国时期政治家，北洋三杰”之一。皖系军阀首领。他帮助袁世凯练北洋军，而后纵横政坛十五载，一手主导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之美誉。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段祺瑞一生清正耿介，颇具人格魅力。他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梁启超先生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2MjY1OTQw/v.swf ************************************************************************************* 191O年冬，蒋介石终于从振武学校毕业了。12月5日，以士官候补生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在这里，蒋介石当了个二等兵。尽管实习一年合格后才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为在预科学校没学什么东西，来到了炮兵联队，蒋介石又燃起了满怀的希望，认为这次总可以去参加军事训练，去学点开大炮的真本事了。谁知联队派他去喂养拖拉大炮的军马。蒋介石连打炮都没见着，就当了养马兵。以后，每天吃完早饭，就得到马厩里去。因为天冷，蒋介石实习的任务，就是用禾草把马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擦热，使马浑身的血液都流通起来，早、晚各一次。北海道的天气本来很冷，而他往往马还未被擦热，自己就已是全身汗水淋漓。这天天去擦马，连联队的大炮都没见着。这还不算。日军实行“武士道治军”，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蒋介石是二等兵，上等兵可以任意使唤他，上等兵之上还有下士、中士、曹长、特务长，完了才是正式的军官。这么多的“上级”，官官兵兵都管着蒋介石。结果，蒋介石天天除了擦马之外，就是为这些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擦皮靴、补衣服……成了男保姆不说，稍有不慎，上级们就会来意顿粗暴的打骂，甚至绑起来，吊到木屋梁子上饿饭。蒋介石“咬定牙根忍耐着”，盼望有朝一日能学到真才实学，可在联队当了10个月的兵，只是喂了10个月的军马，连见到一门大炮都是遥遥无期。这种窘境并非是蒋介石一人遇到，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所有留日生都是如此。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不自强，堕落到去别国学兵法，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而大清国拿出重金，派留学生出国，又糊里糊涂地送到敌国（甲午战争被日军彻底打败）去学，自然把那些留学生害苦了。学生们眼看花着政府的钱，自己却学不到任何“东西”，着急了，急日军教官也不开恩，有关军事的事儿，闭口不言。一些学生见在学校和日军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跑到图书馆去找军事书籍，希望从那里找到日军强盛秘密的蛛丝马迹，哪里找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一本也没有。一次，一位同学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巴尔克战术》，如获珍宝，拿回来众人竞相传阅，后来才知这是一本早在德国公开发行的陈旧军事论著，在国内都随处可见。这样的“敌国留学”自然是越留越烦人。蒋介石期待的东西没有，由盼实习到恨实习，满肚子是怨气，失望又变成绝望，对外表光鲜其中早已经烂腐透的大清政府深恶痛绝。世袭制的大清政府对外软弱，在内腐败，酝酿已久的地火终于喷薄而出。1911年10月10 日，武昌新军几个士兵几声吆喝，立即引发全城暴动，辛亥烈火随即燃遍全国，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大清国在意瞬间就土崩瓦解，天朝上下一片尖叫和混乱。垂死的大清政府挣扎着派重兵南下，进攻武昌。革命党人向全国发出“极望各处响应”急电，陈其美决定在上海举行起义，策应武昌。为此，他给在日留学的同盟会员发出急电，催促他们回国。蒋介石向日军师团长长罔外史打报告，要求请假回国。 “干啥子唦！”长罔外史一把就拒绝了。蒋介石坚持要请假走人，长罔外史硬是不准：“大清国委托我们管理，没他们的许可，你们不能擅自归国。” 蒋介石遭到拒绝后，也不理他，转而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联队长有权给士兵48小时假。稀里糊涂的飞松宽吾倒准了他48小时假，但告诫说：“你必须在48小时内归队，否则就要以逃兵论处，宪兵要缉查你。” 蒋介石支支吾吾地应着。随后，他连夜从高田乘火车赶到东京，向同盟会浙江省支部领取了回国路费。在东京，为躲避宪兵稽查，他脱掉了二等兵军装，换上日本和服，并将军服和军刀用邮包寄回高田野炮兵联队。 24名留日学生登船回国了。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整整4年，3年学预科班，一年实习养军马，实际上没进正式军校就回国了。在 4年中，他没学到什么军事知识，甚至连大炮都没直接接触过，更谈不上放上一炮，对大炮几乎没入门。后来，他当了三军统帅，在大会小会上对手下的将领、军校学生讲述他的“军事学问”时，只能说些让人觉得搞笑的东西，比如当军人就要爱护军马；要服从长官，军人服从命令天经地义；要节制饮食，有益身体；军营要讲卫生，不能随地吐痰；要用冷水洗脸；士兵要俭省，要善于废物利用……至于起码的军事常识，都说不来，再要说下去，就只能说军人还应另学会一种技艺，比如养马什么的，以备退伍后就业，等等。这样的留学生涯自然是痛苦的。蒋介石等人离开日本后，11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全田康哉照会大清驻日公使，公文说，由于这些学生严重违犯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学校，将他们全部“开除”了，所付的培训银两不予退还。驻日公使在国内是“巨人”，高傲蛮横；出了国就当“小子”。接到这份公文，浑浑噩噩的他还不知情蒋介石等人参加革命去了，跺着脚，又气又骂，然而行走于人胯下，他哪里有什么办法？大清的银子又打水漂了。蒋介石等人回国后，参加陈其美组织的东南地区反清起义。蒋介石率领义军攻克浙江省会杭州，然后返回上海，在陈其美手下担任沪军第5团团长。很快，失去人心的大清国在革命烈火中轰然倒塌，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37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与唐骏 —— 大时代的典范，蒋介石是一个苦孩子: 热度 1 gordon 2016-4-15 11:06; （从官方引用的资料，用「……」表示，从蒋介石讲词以及日记中的引用，用『……』表示；文中▲……▲为引用日本方面的补充资料，并低一格，以示区别。）　　　　“像这样在日本军队生活的教训中所得到的收获，是很大的。为了要能在中日战争时战胜日军，无论在行动、精神、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到以能够超越日军的程度为目标。　　　　　一般说来，军队所具备的应有型态，是汇集了一个民族的特性；在日本军队中的阅历，也就是对於日本民族的体察。”----摘要　　　　■■首次东渡日本　　　　　蒋介石自从进入龙津中学（一九○六年一月）之后，没有过三个月，就下定了决心到日本去留学。　　　　　可是，家乡的亲戚朋友们却一致表示反对。在保守的家乡人看来，如果是去上海或北京的话，倒也还无可厚非；然而远渡到东海彼岸的外国----日本，则未免是一个不计后果的鲁莽行动。　　　　■　毅然剪下辫子　　　　　为了要表示决心，唯有采取非常手段，於是毅然把辫子剪了下来，托付给朋友，带到溪口送给母亲。　　　　　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是当时中国的坏风俗。　　　　　辫子本来是满族等北方民族的传统，是将脑袋周围剃得精光，剩下头顶和后脑的头发，蓄　　长起来编成辫子垂在脑后的一种发型。满洲民族自从统治中国以来，便强迫汉人接受这种发　　型，作为一种表示服从的象徵。　　　　　如果说缠足是女人隶属於男人的表记，那麽梳辫子便是汉民族屈服於满清的证明。所以，谁要是把辫子剪下来，就等於是在向清廷发表反抗宣言。家乡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大不敬」----「那个孩子终於把辫子剪掉啦！是不是想要做革命党罗？」「革命党」的罪行是要株连到全族的，许多人只要是提到革命党三个字，都会心惊肉跳的。　　　　■　慈母支持首次东渡　　　　　然而王太夫人对於来自周围的反对声浪，毫不在意，自动地为他准备留学费用，让他达成留学日本的心愿，这已经是在前面叙述过了的。　　　　　一九○六年四月，　蒋介石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国学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国船员看到，就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会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是扔掉。」这一件事，给予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不忘。』（注一）　　　　　确实，在当时日本人是持有著中国所没有的东西：　　　　　日俄战争，归结於日本得胜，因而签订了朴资茅茨条约、转让「南满铁路」和割让南库页岛给日本的决定，才经过了不过半年多的时光，充沛的活力，便已经洋溢在整个日本国土上----近代建筑陆续出现，象徵工业力的烟囱冒起黑烟。同样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日本却能不为西方列强的压力所屈，而循著自立途径迈进的民族力量，使人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和紧迫的感受。　　　　　在充满著活力的东京，孙中山先生已经於前一年的八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革命运动，比起她的前身----「兴中会」时代，更加强了组织性能，更发挥了活动效力。　　　　　然而，蒋介石满怀学习陆军的热望，却立即遭遇到了挫折。　　　　　『我到了日本，就想进日本的军队；但当时日本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队受训，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我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注二）　　　　　无可奈何，只有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了一些日本语文之后，就在那一年的冬季返回　　到国内。　　　　■　结识陈其美　　　　　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却有很大的收获，那就是和陈其美（英士）结识，建立了革命同志的亲切友谊。陈其美也是在同一年（一九○六年）刚刚来到日本。　　　　　陈其美於一八七七年出生於同属於浙江省的吴兴县。在后来，为建立国民党组织而有贡献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侄。　　　　　陈其美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体察到中国的危机，他认为凭清廷的能力已经不可能挽救这个国家，故而参加了革命运动；尤其是在一八九八年，他又看到列强倚仗武力背景相继租借了胶州、大连等主要港口，更想到国家的保卫和重建，非得要强化军事力量不可。然而，他本人因为协助家业（商家），非常忙碌，於是便劝导胞弟陈其采（蔼士）去日本流学，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陈其采在日本留学四年，於一九○二年归国，向乃兄详细报告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如何达成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其采自日本携回了一些关於「阳明学说」的书籍，同时并把有关日本建国精神□□武士道的知识，告诉了陈其美。　　　　　陈其美被这些话所打动，在第二年，便不顾父亲陈延佑（春仓）谆嘱继承家业的期望，迁居上海，积极从事革命运动。更且於一九○六年，前往日本留学，先后学习警察和军事，同时为发动中国革命而在日本展开活动。所以，他在当时已经和很多革命志士有所接触。　　　　蒋介石留日期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能够认识了很多的革命家，就是因为有陈其美的关系；后来，在第二次去日本，便参加了同盟会。而且能和孙中山结识，也是出於陈其美的引见。　　　　■　陈其美先生行动果敢　　　　　陈其美自许「以冒险为天职」，是一个兼备奔放热情和果敢行动的「天才革命家」。　　　　　陈其美后来成为　孙先生最信赖的同志之一，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场面----「光复上海」运动中，担负著领导任务。　　　　　中华民国建国以后，陈其美为抵抗袁世凯的祸国行为，曾经先后指挥一九一三年突击上海江南制造局、一九一五年袭取江阴要塞的殊死战斗。一九一六年被袁世凯所派遣的刺客以手枪暗杀。关於这一类的事，在后面将另有叙述。　　　　　总之，蒋介石由於和陈其美的遇合，得以投身於实际革命运动；可见第一次的东渡日本，虽说是没有能够达成进入军队受训的愿望，但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捩点。　　　　　　注一：蒋介石「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三）　　　　　　注二：蒋介石「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一九四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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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保定军校　　　　　一九○六年的冬天，　蒋介石结束了第一阶段在日本的留学，返回国内。　　　　　料想不到，在故乡却有得偿夙愿的机会在等待著。　　　　　『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年），清廷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向各省招考学生，规定每省考选四十人；可是浙江省的四十人名额，大多数已被清廷为实施军事教育而设立的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保送入学的学生所占去，剩下来只有十四个名额，全省青年千馀人在杭州报名投考，我（蒋介石）就是在这十四个名额中考取的一个人。於是，在二十岁的夏季，就进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是，我的目的是要藉此机会东渡日本，去学陆军。因为在保定军校，才能有机会达成去日本学习陆军的希望。』（注一）　　　　■　中国最初的军官学校　　　　　「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以下简称保定军校），是因为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冲击而体会到建军之重要性的清廷，在日俄战后的第二年（一九○六年）所设立，是中国最初的军官学校。　　　　　在此之前□□当义和团之乱刚过去的一九○一年，慈禧太后诏命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著手编练新军。其构想是：在每一省各设武备学堂等训练机构，负责军事学生的养成教育。保定军校则是由各省选拔优秀人材，集中在中央实施干部教育；毕业后，任用为陆海军干部，分发各地，作为建设新军的骨干。基於这个需要，清廷每年支付经费十多万元，自欧、美、日聘来许多教官任教，并建立了向各国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制度。　　　　　保定军校，固然符合了清廷的期待，训练出毕业生造就成优秀的军人；但在同时，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革命运动，也开始通过留学生们渗透到军队的内部，后来，在配属为军队干部的军校毕业生之中，挺身而出打倒清廷的，却是大有人在。所以，对於革命势力的培养，也发生了相当作用。　　　　　进入保定军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竞争者太多，录取率甚微；另一方面民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轻视军人的偏见，根深蒂固，所以应考军校者往往被旁人嘲笑、或是被迫打消念头。而且，在蒋介石来说，还有一点困难，就是在临考之前，突然生了病，必须勉强抱病参加。　　　　■　说服考官方获录取　　　　　考试的当天，又因为年龄未满二十岁，口试官员便以这个理由不考虑予以录取，但经蒋介石说明虚岁到了二十岁，体力已够充足，可以胜任为一个报效国家的成年军人，才终於说服了考官，突破了难关。　　　　　为了赴军校入学，由奉化到保定要纵贯半个中国大陆，这是蒋介石在广大国土上最初阅历长途旅行。保定又名清苑，在北京之南约一百四十公里。由故乡溪口到达保定的直径距离，就超过了一千一百公里，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漫长跋涉。　　　　■　亲身阅历民间疾苦　　　　　在这一次旅程中，对於中国国民被压迫到什麽样的生活、被屈辱在什麽样的地位之下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呈现在眼前，了然於胸中。　　　　　在上海，乃至在其他都市或港口，外国人过的是王侯贵族一样的生活，中国人则呻吟在外　　国人的侮辱、压迫、榨取之下，还不得不苟延残息，简直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　　　　　至於在河北省等北方乡村的民众，也是过的穷困生活，唯有和清廷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的满族人，才享有各种特权，受到优越照顾，贪恋著安逸的境遇。在这里的中国人，也是在被榨取膏血，也是隐忍在酷虐的待遇之下。　　　　蒋介石到了保定军校，进入炮兵科肄业。　　　　　　▲ 炮兵科在当时的陆军中，是需要具备有　　　　最新知识和技术的兵种，而且对於战争的　　　　胜败，具有能够发挥决定作用的威力。　　　　　　譬如说：在甲午战役中，日军给予清军　　　　的致命打击，是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山东　　　　半岛的威海卫之战。威海卫是清军北洋　　　　舰队的军港，有以二十四公分克鲁伯大　　　　炮为主的十几座炮台为之防卫；因此，　　　　日军乃从要塞背后的陆地发动攻击，先　　　　将炮台占领，反过来利用夺取到的大炮　　　　集中火力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将之歼灭。　　　　　　又如日俄战争时，在最高潮的旅顺攻防战　　　　中，日军两次总攻击，都被俄军的优势火　　　　力所遏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日军为谋　　　　增强火力，乃将安装在国内海岸要塞的十　　　　八门旋转式二十八公分榴弹炮拆卸下来，　　　　运到战场，用作攻城大炮，这才转为优势；　　　　所以在第三次的总攻击时，占领了二○三　　　　高地，俯轰旅顺港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　　　　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战局对於日本非常有利。　　　　　　清廷方面，也按照其「船坚炮利」的口号，急切考虑充实炮兵。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了炮兵，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决定的。▲ 　　　　■　没有辫子受人注意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入学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剪掉了辫子，在同学中没有第二个没有辫子的人；因而受到学校当局和满族同学们的特别注意，他们纷纷议论「会不会是革命党罗？」「要留意他一点」□□白眼交集，简直成了一个问题人物。　　　　　於是，对於日常的言行举止，自我克制，极力慎重，即使是受到侮辱，忍了一肚子的气，也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表面上和一般同学的态度毫无不同。因为，万一接受挑□，就很可能断送了去日本留学的希望。　　　　　　注：蒋介石□「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一九四四．一）　　 **************************************************************************************** 　　■■反击日籍教官　　　　　　▲保定军校时代的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小学三年级的教　　　　科书里，也记载著这麽一个有名的故事，现在来介绍一下：　　　　　　某一天，有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学的课，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上。　　　　　　「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约十六立方公分），这里面　　　　有四亿个微生虫」----就这样地打开了话匣子，接下去又说：　　　　　　「这可以拿来比譬中国，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　　　　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中一样。」　　　　　　把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按捺不住气愤，离开了座位，　　　　跑到讲台上，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拿起其中的一块，送　　　　到日本教官的面前说：　　　　　　『日本的人口有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　　　　中寄生的微生□，也可以说就是日本人吗？』　　　　　　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教官，真是连做梦也没有想　　　　到会受到这样的反击，在一瞬间，目瞪口呆，面红耳赤，　　　　对著蒋介石大声咆哮：　　　　　　「你！你！你是革命党？」　　　　　　他以为像这样说，可以把蒋介石唬倒；然而蒋介石却毫　　　　不害怕地接著说：『我只是想问问老师的比喻是不是恰　　　　当，请不要说些不相干的话。』　　　　　　日本教官当时没有再争论下去，但离开了教室之后，马　　　　上找到军校总办赵理泰，要求严重处分蒋介石；按照保　　　　定军校校规，反抗教官的学生，是要受到开除学籍或禁　　　　闭的严厉处分的。　　　　　　但是，赵理泰知道错在日本教官，所以只是将蒋介石申　　　　斥了事，并且反而对他流露出了同情之意。▲ 　　　　■　申请特准参加考试　　　　　一九○七年冬季，陆军部公布自保定军校学生中选派留日陆军学生，但是规定应考资格以　　在该校日文班学日文的人为限。於是，日文班以外的学生都不得其门而入。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蒋介石并非属於日文班，当然就没有报名的资格；因此便越级向总办赵理泰直接呈送了一个报告，内容是：『去年在日本学过日语，所以没有参加日文班，请特准给予应考资格。』　　　　　报告送上去之后，直到考试的前一天，都还没有批复回来；已经不再存希望，便躺到床上去睡觉。　　　　　到了深夜，忽然就是像在做梦一样，有一个手里拿著提灯自称是「赵总办派来的人」，通知特准参加考试。　　　　　第二天，和日文班的同学们一起堂堂正正地进入考场，结果被录取了。　　　　　『这一次被录取的，连我在内共有四十人，张群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人，我们都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注一）　　　　　出发前往日本，是在过了年～一九○八年，蒋介石二十二岁的时候，匆忙启程，都没有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　　　　■　蒋介石和张群　　　　　　▲蒋介石和张群（注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就是从这□开端。张群自从进入保定军校，到　　　　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学生生活、新泻（县名）高　　　　田（地名）野炮兵联队实习，乃至於参加辛亥　　　　革命的青春时代，一直是和蒋介石生活与共；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还是蒋介石一位得力　　　　的好帮手。两个人的友谊，被认为是超过了　　　　兄弟一般的感情。现在也住在台北市士林蒋介　　　　石官邸的比邻，可以从庭院里面通过栅门往来。▲ 　　　　　虽然是由中国陆军部派遣留学，但是在前往日本的时候，由於中国还没有开设中日之间的定期航运，故而乘的是日本商船。在这个商船上，由船员到服务生、厨师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国籍的服务人员只不过两、三个人而已。只要举出乘船旅行一点为例，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国家是在外国的支配之下。　　　　　　▲张群在接受笔者（译注：产经新闻编辑委员　　　　古屋奎二）采访时，回忆当时东渡的情形如下：　　　　　　「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　　　　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　　　　本，我们（包括　蒋介石在内）虽然能够阅读　　　　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陆军　　　　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　　　　到达东京……」▲ 　　　　　　注一：蒋介石□「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二：张群（一八八九年出生）字岳军，四川人。历任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现任总统府资政。对中华民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力。早在战前、战时，从事对日交涉。战后，尽力於缔结中、日和约；其后，周鸿庆事件、维尼龙工厂输出问题，都担当中、日之间的协调任务。这个连载秘录自企划之初，即参与其事。 ****************************************************************************************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清廷为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　蒋介石是第十一期学生。在这□大约受训三年，毕业之后，以见习军官身分，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团）实习。　　　　■　振武学校的设立　　　　　振武学校，是在一九○三年由日本方面将座落於东京牛□区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满清政府所设立的。除了给予激增的军事留学生以方便之外，也兼有便於当局对留学生管理、约束的目的。这是因为自义和团事件之后，革命运动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这种情况，在清廷方面乃至在日本政府方面都不以为然，所以有必要把留学生集中在一起加以管理。　　　　　促成设立振武学校的契机，是发生了所谓「吴孙事件」（一九○二年六月）和「拒俄义勇队事件」（一九○三年四月）。　　　　■　「吴孙事件」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於一八九八年设立了接受委托管理留学生的制度。在当时最为军事留学生向往的是成城学校（私立中学），这个学校重视军事训练，已有定评；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志愿学习陆军，一切都会无条件通过，故而被认为是造就侯补军官学生的捷径。只是留学生要想进入这个学校，则必需清廷官方的身分保证。　　　　　一九○二年六月，清廷驻日本公使蔡钧对於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私费留学生钮瑗等九人，以「私费留学不能作保」的理由拒绝保证，因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而激愤起来的留学生们，乃由素孚众望的吴敬恒（稚晖），孙揆均二人领导包括被拒绝保证的九人在内共计二十六人，跑到公使馆坐著不走，强迫蔡钧作保；於是蔡钧便请求日本警视厅派来警察将吴孙两人逮捕，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这就是「吴孙事件」。　　　　■　「拒俄义勇队事件」　　　　　至於「拒俄义勇队事件」，是因为俄国乘义和团之乱进军东三省拒不撤退；於是在一九○三年四月，约有留学生五百人集会抗议俄国暴行，并组成「学生军」，以在陆军士官学校肄业的蓝天蔚为队长，甚至具备有由女留学生十二人组成的「看护队」。在这个时候，蔡钧又要求日本政府取缔，乃由神田警察署发出警告，促使「学生军」解散（改称「军国民教育会」）。　　　　　在清廷而言：为了建军，有必要尽可能地造就大量的留学生，故而采取奖励政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对於参加革命运动的留学生不断出现，极为头痛。因此，清廷陆军部丞参良弼便和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少将等人成立了一个「清国留日陆军学生委员会」，协商结果决定成立「振武学校」。学校规模以及教育内容大致都和成城学校差不多；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　　　　　　▲据日本方面所保存的资料，振武学校设在东京都新宿区河山町二十一番地，现在为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校舍。当时由福岛安正担任清国陆军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中校担任学生监，曾任武昌武备学堂教习的野村岩藏担任舍监；此外，自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请来的兼任教官颇多。至於该校出身的留学生，除　蒋介石、张群之外，还有阎锡山（后来曾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蒋作宾（第一任驻日大使）、孙传芳（北洋军阀之一，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敌对）等人。▲ 　　　　■　规定章程加紧管制　　　　　清廷和日本政府，藉上述一些事件的发生，越发对留学生加紧管制。由清廷和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取得协议，一九○二年派遣「游学生监督」赴日，第二年更制定了「约束游学生章程」（留学生管理规则）等三个规章。这个章程规定：「不准擅自外出、妄发议论」、「不准发行有关政治性的印刷品」，内容相当严厉。同时日本政府也接受了清廷的意旨，由文部省发布了一个被称为「取缔规则」的省令，自一九○六年一月施行，著手取缔校外活动。尤其是在一九○五年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於东京，使清廷特别神经过敏，对留学生压迫更严。因此发生了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命令而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在大森海岸蹈海自杀事件。　　　　■　秘密团体「丈夫团」　　　　　蒋介石於一九○八年进入振武学校的时候，正是越发加强取缔。然而，在到达日本之后，便立即和陈其美重逢，因他的介绍加入同盟会，挺身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这个团体，是由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担任沪军参谋长、甚为活跃的黄郛所组织。团名取「丈夫」两个字，是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来。　　　　　蒋介石还和黄郛一同创办过「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　　　　　当蒋介石进入振武学堂之后，革命志士们发动了广东的钦州、上思之役（三月）和云南河口之役（四月），这是孙中山孙先生所策划进行的第七次、第八次的革命起义行动，但都归於失败。其后，大约有两年，是进入蓄积革命活动力量的时期。　　　　　　注一：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年）字稚晖。江苏人。自日本遣送回国后，曾在上海并赴法国从事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归国，一度出任唐山大学校长，提倡推广注音符号，致力於国语统一运动。晚年任总统府资政，在台逝世。遗言为期待反攻大陆而在金门海葬。　　　　　　注二：黄郛（一八八○～一九三六年）字膺白。浙江人。辛亥革命及第二次革命时（打倒袁世凯），担任沪军参谋长；讨袁失败，亡命日本，袁死后归国。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一九三三年中日塘沽协定之后，曾在北平致力於对日本的折冲工作。 **************************************************************************************** 　　■■首次会见孙中山　　　　　在同盟会会员之中，浙江和邻近的江苏两省人士颇多。每逢星期日聚首交谈，意气投合：议论所及的范围，经常是痛恨清廷压迫汉人，以及被列强夺去主权的中国现状。　　　　■　留学生活回忆　　　　　　▲蒋介石最要好的朋友□张群，对於那一段时间的学生生活状况，有如下的回忆：　　　　　　「在振武学校留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可以外出；我们租了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十二个榻榻米那麽大，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谈话。　　　　　　「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饭吃。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吃猪内脏的习惯，一头猪的内脏全部买下来，记得只要八角钱，非常便宜。我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日元十三块钱（政府发给十元、学校发给三元），在一顿早餐只要花四分钱的时代，相当宽裕。用炭炉生上炭火烧饭，大伙吃在一起。当然蒋介石也会上街买菜和做菜。　　　　　　「记得还有过这麽一回事，由於取缔留学生的规则太严厉，为了抗议，我和蒋介石俩个人扔下了退学报告，拔腿便走，跑到神田的中国料理店□龙涛馆，仅是啃面包和饮水，死守著不出去，差不多有一个月，严峻的学校当局终於软化，结果只给予我们俩人稍稍扣分的处分，要我们回学校恢复学业。　　　　　　「就这一点，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当时的革命青年面目，真正是呼之欲出；是一个正义感很强，性格很激烈，对於不合理的事情便会大发雷霆的人。　　　　　　「蒋介石和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自保定时代以来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愿是学习步兵，但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中途改学了炮兵。　　　　　　「当时，我每个月总要抽三块钱的香烟，但是蒋介石却烟酒不沾，生活规律非常严格。　　　　　　「不过，在畅谈革命之馀，也会抽暇乘电车在市内游览，或是到江之岛一带游泳，也曾　　　度过欢畅的学生生活。」　　　　　　此外，根据日本方面留下来的纪录，在一九○八年八月至十月之间，曾发生留学生集体退学事件，有张群在内，但并未见到蒋介石的名字。▲ 　　　　■　随身携带「革命军」　　　　　在这一段时间，蒋介石有一本经常携带在身边的小册子，就是邹容烈士在一九○三年所撰写的「革命军」。　　　　　邹容认清了使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满洲朝廷。他激昂地呼吁「要使中国为中国人的中国」「打倒满洲人所树立的北京野蛮政权」「诛杀满洲皇帝」「把满洲人从中国赶出去」「以杀报仇」「创立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就是因为发表了这些文字，邹容被捕下狱瘐死，所以是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书。这本小册子虽然已经发行几年，但其论点仍然新颖。蒋介石对於它的一字一句都熟读到能够背得出来，连在梦寐之间都好像是和邹容一起在对满洲人作战。　　　　　这样高涨的民族意识，当时寄托於一首七言绝句，写在寄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　首次和孙中山见面　　　　　一九一○年六月，在振武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第一次和孙中山孙先生见了面，这也是由陈其美所介绍。孙中山在这个当口自檀香山来到日本，清廷指他为危险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因此，只停留了两个星期，便离开日本前往新加坡，在极其匆忙之中腾出了一点空档，约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和国父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华民国的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时日、场所、谈话内容等情况，无从稽考；唯一的纪录，是孙中山在晤面之后向引见者陈其美表示初步对於蒋介石的印象是：「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像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材，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 　　　　　蒋介石提到过第一次听到国父对党员训话的内容：　　　　　『我还牢牢地记得　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於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的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　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注）　　　　　由於和孙中山的见面，蒋介石走向革命的路线，更加明确地做了决定；尽管等待著革命时机成熟的心境已经到了非常焦灼的程度，但仍然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进入了新泻县高田现在的上越市）的野炮兵第十九联队。　　　　　　注：蒋介石「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一九六三．十一）; 31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黄郛 —— 蒋介石 “自立门户” 的首要人物（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3:25; 注：其实，政学系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提到的少。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 注：黄郛一生没入国民党，是以私人身份帮蒋介石做事。 *********************************************************************************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万全之策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 “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 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 ”，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蒋介石。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 。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 ——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 黄郛为什么被认为是亲日派？黄郛在办理宁案、济案中都很屈从帝国主义，因此有亲日派之名。政学系原本创始于李根源和张耀曾。黄和李的关系很好，人们通常把黄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称为“新政学系”， ************************************************************************ 为啥老大反对 “上大学” ？早年有人认为是，老大在北大时候，心理受打击了。现在看，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恩怨还不少呢如果真是北大的事的话，胡适估计就不会提，老大自己就说出来了。胡适本身就是名人，能跟名人拌个嘴，都是一种光荣。再加上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就是体育那篇。胡适是和陈独秀是一辈，辈分高。很少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恐怕不是这个事情。注：不合常理，瞎猜的 “打是亲，骂是爱”，他说这个事，就说明这个事不是问题。 ************************************************************************ 跟现在的明星 “哭穷” 一样，起步越穷，越传奇。哪怕是个初中生呢，这是加分项，不是减分项，为什么？因为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跟罗永浩差不多。正常的心理取向应该是加分项才对，表现方式不同。; 46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技术官僚没什么用处 —— 政学系的落寞: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1:43; 　　国民党内部派系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再无像胡汉民那样的人物对其发起挑战，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另一方面又都对蒋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 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 ，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从国内现实状况来说，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民众均多厌战，希望能够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休养生息，且国内经济状况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也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发生内战，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必将铤而走险，反而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从国际环境而言，美苏两个大国均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执意行之，必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得不偿失。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 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独自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利益。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 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如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在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 政学系有技术嘛，到哪个政府干都行。cc 跟它利益不一样。注：所以我的看法跟忙师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政学系算是老成谋国，但在现实中行不通，“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是，我搞技术也搞不过忙师。 ************************************************************************** 知道以前沙皇的农奴制是怎么形成的吗？呵呵世界没有新鲜事据忙师说，前任总经理有句名言：行政命令管半年，利益交换管一辈子。所以必须行政命令为辅，利益交换为主。中央必须给地方利益，不能把地方利益都拿走，拿走利益，也就拿走包袱和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 都是能人啊，哈哈; 20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 gordon 2016-1-20 10:03; 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还是曾经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黄仁宇在其著名文章《日本，Nippon，Japan》中说出了国民党人在获胜后的心里话：　　　　V－JDay 〔VictoryoverJapan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 。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 ，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注：老蒋被日本人打怕了，赶紧把这群瘟神请出去了。 ****************************************************************************************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注：都是下苦力人，这个蠢蛋，呵呵（你就让他干呗） **************************************************************************************** 国军只有钱且衣衫褴褛，人家日本人装束整齐，真是，哎消费性通胀嘛，问题出在生产上。怪不得他们那么崇拜日本人，原来他们比日本人还差，呵呵 **************************************************************************************** 他怕日本人破坏，日本人也够意思，给他一个完整的体系。（横滨正金银行给它的，汪伪中央银行）他只要生产就行了，呵呵注：都饿成啥了，还跟我们打，呵呵（大生产运动）老蒋，goodbye **************************************************************************************** 蒋大哥怎么输的，他没有二线兵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 毛选第四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8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不是龙: 热度 3 gordon 2016-1-6 20:54; 黄金因为某些特性，具备了货币的功能。例如小巧且价值高，稀少。确实会产生这个情况，本身是交换的介质，到最后人民抛开了实物，开始追求介质。但你要明白，如果交换介质成为金圆券，就会失掉它代表的“交换中介” 信用。抗日战争早期，根据地还是用法币的，因为法币超发，就把法币拉到国统区换物资了。龙需要黄金去骗人，它也是需要黄金的。可以利用它这个弱点，去抓几条龙回来，吃龙肉。 ***************************************************************************** 货币这个东西啊，它能提高效率，有用的时候，你就用。如果没有用了，谁发行的货币，那就给谁。没看见每一个国家的货币都会打上统治者的肖像，就是告诉你，这个货币是谁发的。（央行让这么做的，也是一个行业惯例）实物生产没有虚拟生产速度快，这是事物的禀性决定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 其实这个段子的隐含假设是别人都用钱，就我不用钱。即使政府发行货币，也不代表其不受经济规律约束。不是说别人都贪钱，我自己多么清高。中国解决金融问题，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不是白来的 *****************************************************************************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描述，其实是一个货币的发行机构，宏观调控当局是不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问题。（现代学术是研究机制的，不论是谁，你只是机制运行下的其中一个棋子） ***************************************************************************** 扩展阅读：为什么选黄金做货币？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746/ 注：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在岸、离岸。和统治者博弈，脱离管制; 26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 “蒋介石的军事” 能学习 “德国” ？（转）: gordon 2015-7-5 10:04; 这个事啊，要从德国的体制说起。从帝国与各邦的关系上，德国则是一种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体。一方面，德意志帝国包含的统一因素并不多，表现为一种松散的联邦制。比如从主权上看，各邦君主是国家主权的共同享有者，仅仅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才是德国唯一的主权代表。这一点在皇帝称号的确定上就可看出。 1871年帝国成立时威廉一世试图使用“德国的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这一称号，但由于其含有对其他各邦拥有主权的意思而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拒绝，最终改为只具有民族意义的称号——“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 在军队构成上，德国最重要的军种就是陆军，而陆军是由几个主要邦的陆军凑起来的，平时主要向各邦的君主负责，战时才形成统一的德国陆军并由皇帝行驶指挥权。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关也属于邦，比如所谓的德国总参谋部，实际上它真正的名称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注：我们首先要记住的就是这个人，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这都是机缘巧合，马克斯·鲍尔以前在苏联工作，是苏德合作的参与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炮术专家 ********************************************************************************* 君主与代议机构帝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关系是按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决定的，即君主是唯一的主权代表，拥有充分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军事、对外政策等领域，君主拥有一人专断的权力。军事上，皇帝沿袭了普鲁士那种“士兵国王”的传统，军队只效忠皇帝而不效忠政府，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君主。在外交方面，除部分有关贸易、交通、关税等国际条约需要帝国国会同意外，其他国际条约（特别是同盟条约与合约）只需皇帝一人批准。在宣战问题上，只要帝国本土未遭直接攻击，皇帝只需取得联邦参议员同意就可以宣战，而不需要经过帝国国会的批准。事实上，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皇威廉二世甚至没有获得联邦参议员同意就宣战了，联邦参议院事后追加了同意，这才使宣战行为合法化。 ********************************************************************************* 在德意志历史上，以王朝为基础的分立主义根深蒂固，对王朝的忠诚一直是比民族认同更为牢固的纽带。对此，俾斯麦在其《思考与回忆》一书中指出：“在王朝的家庭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特殊的民族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含各种不同成分，它们的组合既不是以族的相同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相同为基础，而完全是以这样一种大可争议的事实为基础：即由王朝借助亲属关系、共同继承关系或在选举皇帝时从皇室获取继承权等来达到加强和继承的权利。无论这种小邦分立的组合的起源是什么，它的后果总是：各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火与剑同自己的德意志邻居和同族人搏斗，如果发生连他本人也不理解的纠纷，只要王朝有令，就亲自把对方置于死地。”; 14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蒋介石以前做的事，我们现在做，能做通？: 热度 1 gordon 2015-2-28 23:25; 有些问题，不回答，逃避，不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网友问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爱国“现象，是继承的蒋介石的套路，尤其是对待军事、工业、社会、人这方面。比如：“榜样的力量”出自曾国藩，“人的精神力量比物质重要”和“军队是国家力量的核心”这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纳粹军事家塞克特的理论。尊孔重建社会秩序；工业国有化等，都是蒋介石40年代提出和做过的事。 ************************************************************************************* 当然他问的很乱啊，我当然也可以用社会学来解释，或者说小品文这个体裁，文言文里面的精品多，新文学运动中少。新文学运动中，诗歌、戏剧小说多。现在从政治学的角度解释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问题，明白这个，就会明白当年为什么会结怨。这个暂时先不谈民主制度稳定之前，总是有一个 “绝对主义” 时期，以此来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 "带卫队的梭伦" ，明白吧 ************************************************************************************* 蒋时期，那时候急风暴雨的工业化还没有开始受战争、刺激和影响，工业化是迫切的任务。现在是工业化之后了，社会条件不同了。; 26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张灵甫，砸场子的来了: 热度 40 西楼客 2015-1-25 09:58; 　　《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是一本客观的书吗？　　近年，大陆出版了《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这是张灵甫女粉丝钟子麟写的书，书中处处为张灵甫涂脂抹粉、百般辩护，把将才平庸的张灵甫说成“王牌悍将”。钟子麟为张灵甫洗白辩护的手法，是大量引用张灵甫家人和部属的话。这些材料哪能做得到客观公正呢？举例来说，钟子麟描写张灵甫在陆大读书时，既要消除董其武回忆录的影响，又不能造成董其武说法扩散的效果。因此，她在书中引用张灵甫家人的话，声称张灵甫没有在重庆购置过房产。张灵甫家人的话岂能当成证据？同时，她在书中不敢引用董其武的原话，生怕读者知道张灵甫“吃喝嫖赌”；甚至不敢提到董其武的回忆录，以免读者出于好奇去查看此书，可见她处处维护张灵甫形象的苦心。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15-01-24/175631439741.shtml; 1356 次阅读|34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货币政策的问题: gordon 2014-4-14 09:16; 在农产品上，需求决定不了价格，工业看需求，农业看供应。明白吗，呵呵他调价格信号啊，没用。供应端不给他放货，他的价格信号得一直高。 ××××××××××××××××××××××××××××××××××××××××××××××××××××××××××××××××××××××× 这跟生产的难易程度有关农业品，生产是问题，再加上是基础产品，除非你不吃，呵呵工业品生产不是问题。; 34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台湾绿毛龟玩得真嗨——孙中山铜像被套脖子拉倒: 热度 63 李根 2014-2-24 02:33; 每当俺看到蒋介石铜像孙中山铜像这样的新闻，就怀疑国民党还有神马用处——连国父和国父传人都保不住，台湾这么屁大一点的地方，都治理不了；随便几只绿毛龟都能爬到他们头上拉屎撒尿。非要把中华民国最后一块地盘给绿毛龟们夺了，然后再去央求土共来恢复？如果是这样的话，民国的棺材盖可就得钉钉子了。中新网2月23日电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内重达600多公斤的“国父”孙中山铜像，22日突然被来自台北、台中、高雄和台南的“公投护台湾联盟”十多名群众，用绳索套铜像脖子拉倒在地。“独派”人士还在铜像背部喷上“ROC OUT”的白漆字。检察官陈竹君指示警方将该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依毁损公物罪法办，但讯后请回。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市议员谢龙介闻讯赶到现场，一度隔着警方人墙与“公投护台湾联盟”成员对话，他要求台南市政府对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国父”铜像“回复原状”。　　来自各地的“公投护台湾联盟”约150名群众，22日下午1时30分，分乘3辆游览车抵达台南市汤德章纪念公园。他们以“实地测试‘国父’铜像基座的安全强度”为由，由数人攀爬到铜像上面，用2条粗绳套住铜像脖子。　　紧接着，十多人合力拉绳，铜像竟应声掉落地面。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十余名警察赶到时，铜像已经倒地。“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站在铜像前演说，上百群众以手拉手方式围成圆圈保护他，让警方没办法立即处理。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市议员洪玉凤、卢昆福、蔡淑惠等人陆续赶到现场，谢龙介痛心地表示，“你们又不是台南人，凭什么毁坏我们的古迹”，多位国民党籍议员并痛批警方无能，要求分局长李政晓以现行犯之名逮捕蔡丁贵。　　蔡淑惠、卢昆福还拍打分局长李政晓，质问为何警方让这群人为所欲为？场面混乱，国民党议员和“独派”人士对峙半小时后，蔡丁贵被依毁损公物罪现行犯，带回派出所侦讯后送法办，其他群众则乘游览车离去，才化解紧张气氛。　　“公投护台湾联盟”总执行长李述儒说，这座由台南第一国际狮子会捐赠的铜像，基座已坏掉了，市府打算拆除，却引发国民党抗争，该联盟对孙中山没有意见，但基于维护大众安全，才前来“测试”一下，结果只用2条绳子、不到1分钟，铜像就倒地了。　　台南市文化局长叶泽山得知铜像被拆掉，惊讶地说，“拆下来了？怎么这么快？”但强调汤德章纪念公园是市定古迹，孙中山铜像则不是，后续处理问题，会召集专家讨论（叶泽山真是装13的高手，谁说台湾没有人才，佩服啊！！！）。; 1617 次阅读|33 个评论

分享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 热度 6 gordon 2014-1-22 12:53; 在中国近代史中拉铁摩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拉铁摩尔（左一）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 1937年，拉铁摩尔在第三次考察中国商道的过程中，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拉铁摩尔对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一书中（1940年出版），拉铁摩尔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其准确、了不起的预言。《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有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那种味道。他们的逻辑是生态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民族特征，民族特征决定文化类型，文化类型决定历史进程。这种说法是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一种挑战，坚信“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学者往往会批评他们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实际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传统社会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的程度，在大河旁边农业必定发达，在草原上游牧必定发达，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由于无法调和而形成两个越走越远的世界，最终成了游牧民族与汉族几千年的拉锯战形态。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本是生活在中国内地落后区的居民，在优势的汉族不断的逼迫下渐渐向边疆移动，最终进入了亚洲内部的草原，成为了一种完全异样的民族。　　既然中国的农业文明与中亚的草原文明完全异质，那么两个文明为什么不能找出一条和平共处的道路呢？这就牵扯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的中间地带了。这些中间地带既不属于完全的农业文明的范围，也不完全属于草原文明范围。在这一片地带中，中国内地式的精耕农业囿于恶劣的环境而无法开展，必须采取粗耕与放牧混合的一种生活生产方式。这种中间的生活方式对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困扰，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对这片中间地带的控制，往往要对这片中间地带采取一种防御性占领的姿态。而这种占领必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占领这片中间地带后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草原文明要放弃游牧，农业文明要放弃精耕，生活方式的改变就造成了对主体文明的一种反动而形成一股强烈的离心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中间地带会再次独立甚至投入敌对文明的怀抱。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中间地带实在是不断挑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这些中间地带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那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也许一开始只是想让自己的族人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生活的自在一点。于是他们带领他们的族人越来越强大，他们强大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在新获得的领土上必须要采取相应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他们强行的试图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如蒙元刚刚入主中原后的政策，这种政策必然是失败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迅速的变成彻底的游牧民族或者农耕民族，前者如汉初的匈奴后者如辽、金、满清。　　这些（农耕民族的“华夷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更加深了实现和平的困难，于是历史的发展就成了一部民族对抗的历史。这个你要读过魏晋南北朝啊，简直就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西方中国学的“突然”兴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数百年来的耶稣会的研究、积累工作、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美国作为“世界历史上寿命最短的霸权之一”的跨文化研究、汉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翻译，都是他们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的扎实基础。 ××××××××××××××××××××××××××××××××××××××××××××××××××××××××××××××××××× 我最早知道 “ 拉铁摩尔 ” 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的致谢中：　　作者愿向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东方部主任A·w·赫梅尔（Hummel）博士以及他的助手B·A·克莱特（Claytor）先生，坂西志保博士，和韩寿萱先生等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使作者得以利用馆内浩翰的藏书，实际上还为作者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条件。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作者也要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书是在它的秘书F·V·菲尔德（Field）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出版。如果没有作者妻子的关心与鼓励，本书就无法写成，对此，作者感谢不尽，并将此书献给她。冀朝鼎只是说了水利的作用，而拉铁摩尔先生分析了铁路、工业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很有可能，他们当初的考虑就是农业对工业促进，工业对农业反哺，这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学的深层把握的基础上的。对那一代学人保持敬意！！ ××××××××××××××××××××××××××××××××××××××××××××××××××××××××××××××××××× 拉铁摩尔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崛起居功甚伟，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美国是否出兵而彻夜难眠，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巨大，不论对于谁，放弃庞大的商业利益都是不容易的。美国相对英国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一直掌控着中国的海关，在中国的投资也主要是英国人的。为中国人熟知的蒋介石顾问是史迪威、马歇尔，而实际上，第一个为罗斯福总统任命的蒋介石政治顾问就是拉铁摩尔，他在抗战爆发初期，一直负责美国对华事务，并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但是，与其他两位美国顾问一样，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都很糟；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不抗战、腐败，拉铁摩尔的名言是“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 而这又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极其准确的预言。; 31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转>蒋介石为什么会发动内战？（一）: 热度 3 gordon 2013-10-16 15:50; 注：蒋介石为什么会发动内战？这个问题，除了官方僵化的解释外，很少能找到资料。回答这个问题非常艰难，我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历史转折点上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憧憬中,国民政府的成立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富强,经济富足,国民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然而对封建轮回的血腥阴影里诞生的国民政府来说,首先要做的却是掌握真正的权力。尽管君主制已经在20多年前被废除,但中国此时局势由乱到治的“捷径”,看起来还是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 文人独裁显然是无法实现这些使命的, 于是历史选择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 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而在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国民党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政党。汤良礼曾经写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一个“各种各样政客们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从不关心孙中山所拥护的“三M•Z义”,只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利用孙中山的威望。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CCP与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等)进行了“清洗”,为了获得支持,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血腥“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改革”又重新将旧军阀的价值观再一次注入了自己体内一一旧军阀官僚的价值观对于国民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很久。除了价值观,军阀渗入后对国民党的影响还包括政权的军人化:孙中山当年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是党一一政府一一军队,然而到了蒋氏上台之后,这个程序被完全地颠倒过来,1935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0年中政府支出的2/3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 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稳固,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舞台由中央逐渐转移到了地方各省,因为原先新政府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军阀们在战场上的战败,而是由于他们因为各自的利益暂时投靠了新政府。在北伐期间为了获得这些旧军阀的支持,蒋介石默许了军阀们的自主权力,但当中央政权稳定的时候,军阀们却坐不住了,他们嫉妒新政府曰益扩大的影响。为了各自的利益,有些军阀在各地成立了政治“分会”,妄图将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之中最有实力并且最不安分的,包括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沈阳的张学良和控制北平的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1929年大约为230万人,而清朝时只有40万人) ,为了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蒋介石在1929年1月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政府在会议上提出裁减军队的方案,理由是庞大的军队使得原本拮据的政府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如不裁减军队则新政府将无法展开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一一其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因为1928年仅南京嫡系部队即需军费3.6亿,而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并不需要中央直接拨款,但他们各自占据了原本可以纳入中央的财政税收。在编遣会议上,中国的各大军阀尽管表面上同意将全国的军队裁减到80万人,限制军队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失望—— 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中训练水平最好的,蒋介石希望战斗力差的军队首先复员,这自然要求地方军队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军阀们的主要政治资本就是军队,因此,这样做无疑使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刻意削弱自己的政治权力。会议破裂后,军阀随即发动了第一次内战,这也就是著名的“蒋桂战争”。这次内战以桂系军阀的军队被中央军全面收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出逃香港而迅速告终。由于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违背了把山东交给冯玉祥的承诺,并且以纵横之术使冯部10万大军投靠中央,冯玉祥于是也愤怒了。他随即与阎锡山、白崇禧及一些左派人士组织起了反蒋的“北方联盟”,阎锡山于9月在北平成立“新政府”并自封为国民党主席 ,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一一“中原大战”不久即爆发并以“北京政府”首脑阎锡山于10月15曰宣布下野,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而宣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直接结果是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此人们历来对“中原大战”的评判是十分消极的,皆曰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但站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看,“中原大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中原大战”表面上看似由于南京政府提议裁军所诱发,但直接原因是阎锡山在5月3曰擅自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此前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与北方来往通电、相互争辩,海关税收被扣留之后,蒋介石已感到谈判无望,才于5月8曰指挥部队北上。当战事爆发后, 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又于5月27曰,在河南的总司令部发表了一番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他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使得政府财政已竭尽山穷水尽的地步—— 讲话背后的玄机并非宋子文的抱怨, 南京政府真正目的是在提醒西方国家不要阻挠南京统一中国的愿望:如果中国再次四分五裂 , 军阀各自横征暴敛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此言一出,果然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就登载了一篇支持宋子文的社论。“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对原先的“北方联盟军”进行改编,政治上多变的冯玉祥从此再无实力问鼎中原,阎锡山也不得不退居山西,占山为王。注：自清末以来，海关就是收入的大头，并由英国把持。连汽车都是靠左行驶，后来美援增多，魏德迈改成了美式的“靠右行”，延续至今。 “中原大战”之后,中国的内战仍然在继续,蒋介石随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这么快发动围剿,蒋介石有几方面考虑:他的首要目的是尽快清除异己势力、完成“统一”,其次,在蒋介石眼中,红军起初的战力远远比不上中原大战时期的冯、阎军阀,但用杂牌部队围剿,也正是在逐步削弱军阀的实力。当然,在离国民政府中心城市较远的地方围剿红军,也有利于国民政府控制力向偏远地区的渗透一一长征期间,中央军在“追随”红军足迹遍及西南各省的同时,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机会,典型的如在四川,为了“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发行法币,直接将四纳入国民政府的经济轨道。因此,“围剿”红军的同时,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也随之大大增强。然而,即使是中国CCP在其最艰难的时期中,也依然体现了顽强的政治生命。如果说蒋介石在一系列内战中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框架,那么CCP领导农村土地改革,则是奠定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下层基础。国民政府对红军的围剿,则暴露出了其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弱点,这无疑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在富国强兵的努力中,南京政权效仿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苏联和曰本,而在制度层面上参考德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对中国来说,处西太平洋弱国的地位,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远远落后西方国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诸侯割据,这与十九世纪逐步统一前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俾斯麦的铁血统一政策则成为蒋介石最向往的目标。 30年代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德国对于蒋介石的吸引力则更是与曰俱增:首先,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要树立权威,就必须打倒当时的CC派、政学系等党内势力,法西斯成立冲锋队的经验正好让蒋介石依样画葫芦的成立了类似的蓝衣社, 在1935年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中,蒋介石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蓝衣社信仰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对领袖的极端崇拜,更是模仿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验。其次, 混合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并参杂苏俄特点的结果,是蒋介石建立了以自己为唯一效忠对象的黄埔系军官团,这与法西斯政权与军队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军统局本身作为一种军事情报与打击政敌混合性质的组织,对于左派来说也往往可以将之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 ——当然,中统局更符合此特征。另一方面,国学根底深厚的蒋氏又企望结合东西,以中国的古老儒家思想的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以民粹式的办法之迅速唤醒民众,其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 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曰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更多人更为盲目,而清醒之人却只能忍受政治迫害与白色恐怖的压迫 ——毕竟中国与德国的环境、基础和国民性都不同,而蒋介石一力学习法西斯的结果, 并没有使中国能像德国一样迅速崛起,但却使一批有识之士对他失去了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算是他在“黄金十年”中一个大的失策。; 699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让历史告诉未来（第五集命运的决战）: 热度 6 duanjian 2013-10-12 11:04; 男：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会面，似乎是极富戏剧性的。女：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抗战前就打了十年的冤家对头，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男：从此以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这场斗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这场斗争，便发展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片名：第五集命运的决战）女：当时，正是在重庆的这间屋子里，蒋介石设宴招待了来自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然而，到底鹿死谁手呢？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都相当地自信。女：毛泽东本人的心情，他自己曾经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八个字来形容过。男：喜悦之情是不必待言的了，他忧惧的则是战争可能再一次落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女：这次，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毛泽东毅然飞来重庆，党内许多干部曾万分担心，去了，会不会回不来呢？男：毛泽东的解答简单而又奥妙：你们在前线仗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女：没有打的准备显然是不行的。男：这时，中国合法的统治者是蒋介石先生。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单在西南后方他就屯兵四百二十万，其中三十九个旅全部是美式装备。女：但尴尬的是，八年抗战的结果，共产党的军队占踞了中国最重要的东部地区，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心腹之患”。男：在美国的帮助下，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就这样飞到了华东、华北，去抢地盘、抢城市、抢胜利果实。女：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属罕见。男：几十万伪军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女：日军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阎锡山更干脆，要日军用坦克送他进太原。男：美、蒋、日、伪就这样组成了一个荒唐丑恶的联盟。女：人民用战斗赢得的胜利果实，凭什么要拱手送给蒋介石？！男：中共中央发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从华东、华北抽调的十一万部队日夜兼程，迅速开进东北，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女：就在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备战区，印发蒋介石的“剿匪手本”。蒋介石要从八路军、新四军手里“收复失地”了。男：阎锡山率先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兵力，围住长治打援兵，一下吃掉了他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女：紧接着，在邯郸战役中又歼敌四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伍，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男：陈毅率领的山东军区部队发起津浦路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人，控制了二百里津浦线，阻断了沿铁路北运的敌军。女：这几仗的确打痛了蒋介石，也打出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被迫在国共《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国共双方实现了全线停火。男：为了维持停火局面，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了，他与周恩来、张治中组成了军事三人委员会，并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处理国共双方在各地的军事冲突。女：执行部设在旧北京饭店。这优雅舒适的厅堂，当年唇枪舌剑，有过一番激烈争斗。叶剑英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们为坚持正义、争取和平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男：但是一切认真的或是虚假的努力都改变不了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蒋介石是决意要打的。女：应当说，这时美国政府的介入，起了一种极不光彩的作用。男：据记载，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共为国民党装备了四十五个师，训练了十五万人，运送了五十四万人到内战前线。女：美国国会提出的《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援助与军事顾问的法案》和这张白皮书上开列的清单，足以说明一个事实：美国把几十亿的战争赌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男：联合国救济总署将五十二国人民捐赠的食品物资运到中国，但百分之九十八被美国送给了国民党。女：当时，一位义务来华服务救济孤儿的美国姑娘．亲眼看见了发给孤儿的食品被国民党军官扣掉．出卖发财，而孤儿只能坐等饿死的情景，她愤怒地写信给上司说：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人。男：青山流水依旧在，只是换了人间。等白宫的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女：一九四六年，中国短暂的和平只维持了五个月。男：五个月中，蒋介石违反协约，先后调动了一百三十万军队到达进攻位置，发动内战的准备已经完成。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 下令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三十万大军，向被围的我六万部队发起凶猛进攻。形势十分严重。女：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遵照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兵三路突出重围，经过艰难血战，王震到达陕南，李先念到达鄂西，皮定钩到了苏皖。男：延安人民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突出重围重返陕北的“大胡子”王震和三五九旅的勇士们。中原突围，标志着全面内战的开始。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彻底地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内战。女：解放战争开始时，国共双方兵力是四百三十万对一百二十万，所有大城市、交通要道、一百万日军装备和四十五个师的美式装备，都在蒋介石手里。男：蒋介石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向我山东、苏皖、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东北六个解放区同时发起进攻，宣布三个月解决问题。女：八月，我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在晋北一战全歼国民党八千余人。身材瘦小的粟裕司令员指挥华东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以少胜多，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六千。男：“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刘伯承、邓小平他们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动声色，将敌整三师诱进定陶以西的包围圈内。女：敌整三师师长赵锡田根本没有把刘邓放在眼里，甚至与上司通话时连密语都不用，拍着胸膛说要在两个星期中把刘伯承赶上太行山去。男：结果，仅仅打了五天，整三师四个旅一万七千人全军覆灭，赵锡田本人倒成了刘伯承的俘虏。女：在晋察冀，在东北，在晋冀鲁豫，在山东，各路野战军捷报频传。男：一九四七年二月，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了军区首府——临沂，主力七个纵队星夜隐蔽向北猛穿插。在莱芜、新泰迂回包围了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集团共七个师五万七千余人。女：人们所熟悉的电影《南征北战》, 就是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男：莱芜战役，共歼敌七万余人，收复了十三座城镇，俘虏了包括李仙洲在内的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军官二十一名。女：当年在这条长不足三十里、宽不过二里的河沟里，聚集着五万多乱成一团的国民党官兵，在几小时内全部当了俘虏。男：一名被俘的敌团长叹息说：就是万只鸭子，捉起来还得费些功夫呢！女：在各个战场上，蒋介石亲信的国军将领一一披挂上阵，又纷纷落马。男：宿北战役中自杀身亡的敌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女：鲁南战役中被俘的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男：吕梁战役中被俘的敌上将总指挥杨澄源。女：俘虏群、俘虏队……还有被强拉来的老头兵和娃娃兵。男：应当承认，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并非一无所获，他以损兵七十一万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五十多座城市。女：蒋介石被这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下令驱逐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的谈判代表，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彻底破裂。男：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痛斥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率中共代表团回到了延安。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过一次重要会议，下定了打到底的决心，并且明确提出“三五年内打倒蒋介石”。另：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以失败告终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又开始发动所谓“重点进攻”。女：两个重点，一是山东，一是陕北。进攻山东的四十万国民党军采取“硬核桃夹烂葡萄”的战法，前后重叠，齐头并进。男：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华东野战军陈、粟首长敢于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势，在他重兵密集之中，掏出最骄横难打的七十四师来打。女：五月十三日起，华野九个纵队紧密配合，和敌人拼顽强、拼意志，激战三天三夜，全歼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七十四师，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男：据说蒋介石大为震怒，以致掀翻了饭桌，并为张灵甫的“自戕殉国”垂泪表彰。其实，张灵甫是被我军一位排长打死的。陈毅、粟裕下令将张灵甫的尸体装入棺材，妥善护送，交给了国民党方面。女：在孟良崮战役率领各路纵队的解放军将领中，很有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男：当时的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员。女：少林寺和尚出身的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所率领的九纵队是当时孟良崮主攻部队之一。男：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野花飘香的五月，一位当年作战的连队指导员又来到昔日的孟良崮战场。女：他是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迟浩田。一九八五年四次重返战地，看望当年的乡亲。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行：男：烈士灵前我默默伫立，巉岩峭壁我寻觅足踪。青松挺拔，可是我战友的身姿？流泉欢唱，可是我战友的歌声？男：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人们最惦念、最牵挂的还是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另一个目标—— 延安。女：蒋介石调集二十万部队和上百架飞机，胡宗南率其1 4万精锐部队，杀气腾腾地向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中枢扑来。男：谁都明白，丢了莫斯科，就是丢了苏联，丢了柏林就是丢了德国，延安再怎么样也丢不得呀！女：可是中共中央却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决定。党中央耍离开延安了，延安人民离开家园撤退了，心里头总是舍不得呀！男：毛主席说：“胡宗南要来延安，就让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他也搬不走，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 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黄昏，毛主席就是从这儿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的。男：今天，当我们来到延安的时候，正是脱去冬袄换春装的季节。延安变了，延安人民的日子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变得红火了。我们透过老的一代，新的一代，追寻当年那些动人的故事，亲切的声音，象黄土一样质朴的面容。女：胡宗南损兵五千，得到了延安这座空城。男：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这里，巡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这很使他觉得快意，可他怎能想到，此刻建人民解放军攻入南京总统府，只不过两年！女：毛泽东以他惯有的从容不迫的风度，在陕北的川坳里和几十万敌军兜圈子，继续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战事。和毛主席一起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还有周恩来和任弼时。男：在安塞县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郭有祥。女：郭大爷今年6 8岁，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曾在毛主席身边当了四年警卫员和公务员。一九五二年转业，从北京回到家乡当了农民。男：回忆起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岁月，他说，整整一年，毛主席、党中央身背五六万敌军转战陕北，我们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但毛主席坚决不过黄河。女：那时，毛主席的名字改为李得胜。有一回，房东老乡听了广播，兴奋地向毛主席宣传：“李首长，你知道吧，毛主席还在陕北哩，胡匪军呆不长的” ，当了几十年农民的郭大爷，此刻激动了。男：在王家坪，我们遇到了当年太岳军区陈赓将军的几位部下，谈起当年的延安保卫战，这些老红军兴奋起来。他们说，当时，我们十分惦念毛主席的安危，要求毛主席过黄河。听说毛主席留在陕北，我们纷要求开到陕北去，保卫咱们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女：从保卫延安开始一直在彭总身边担任通讯处长的刘克东，给我们讲述了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打的几个漂亮仗：男：撤出延安的第七天，彭老总用小分队将敌人主力引到安塞，主力埋伏在青化砭，一仗消灭了胡匪三千人。女：二战羊马河又打了个胜仗，敌人被拖得疲劳不堪时，空虚的后方蟠龙又被我军摧毁。男：三战三捷，敌人胆寒！毛主席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即兴挥毫，为彭老总重写了一首他在长征路上写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女：我军在撤离延安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又胜利地返回了延安。还是在撤离延安前一天的傍晚，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毛主席接见部分旅团干部时说：另：“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许是北平吧！”; 6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ZT]高级黑，绝对是高级黑: 万里风中虎 2012-12-8 10:34; @历史尘封档案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睡过姐妹花,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女记者为他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竹席比他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祝贺过外蒙独立,儿子落难他视若不见。他，就是郭沫若。; 个人分类: 哗众取宠|66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难道又是潜伏: 热度 21 hanhanl 2012-4-18 11:40; 蒋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怆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之谊，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口口声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蒋介石身体也一天不似一天，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http://news.qq.com/a/20120417/000929.htm; 992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英雄迟暮: 热度 23 席琳 2011-12-16 13:42; 2011-12-15 古人说，老而不死谓之贼。 1971年，随着基辛格秘密访华，退居台湾的83岁的常凯申，已经是风烛残年，苦不堪言了。首先是前列腺肥大，小便时尿血。这对老常同学打击很大，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男人如果那地方不成了，别的地方也就不成了。所以老常的私人医生这样说：我们明显地看见他的脸庞是那样地惊慌失望，以前那个威仪凛凛的国家统治强人，如今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其次是便秘，从1971年12月开始，每天都要在肛门中塞两个甘油球来软化和止痛，本来不是什么大毛病，可是被一个毛手毛脚的钱如标钱副官，给塞错了地方，引起臀部肌肉出血和手术感染，使得老常坐也坐不好，站也站不安。钱副官也因此被关了禁闭，还差一点被太子经国给枪毙和军法论罪，等老常死后，才获得自由。接下来是心脏病复发，由宋美龄亲自组织荣总医院的医生和护理人员救治，治疗期间，医护人员不许回家，也不许和外界联系。如果家属询问，就通知说是到南部出差去了。这样子折腾了好几个月，以至于很多大夫的家属，都以为她们的老公，从人间蒸发了。这样还不够，为了粉碎台湾岛内和国际上关于老常同学身体健康出了问题的小道消息，宋美龄还出面安排了好几次给老常照相的机会，一次是在家给最小的孙子和孙媳妇举办婚礼茶会，一次是在医院中会见参加国民党十一次代表大会的10名高官会面，再一次是和他最小的重孙子一起的照片。在这些时候，老常只不过是一个道具，他的右胳膊必须被绑在沙发的扶手上，因为他已经不能够控制他右手的移动，而他的孙子重孙子和那些国民党高官，也只是放那么一下，照相机的快门按下了，也就拿走了。在老常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宋美龄还不顾医生们的警告，刻意安排老常接见了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湾大使，并和美国大使一起共进晚餐。虽然老常嘴里也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了点什么，而且还大小便都失禁，随时都需要有经验的医生为老常掏粪，可是宋美龄都随机应变，滴水不漏，翻译的恰到好处，而隔壁就是那些抬了氧气瓶，拿了掏粪工具，焦急地等待着的医护人员。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常凯申同学，终于在风雨交加中，画上了人生的句号。愧不当年死，留作今日羞也。;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820 次阅读|1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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