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蒋介石为什么会发动内战？这个问题，除了官方僵化的解释外，很少能找到资料。回答这个问题非常艰难，我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历史转折点上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憧憬中,国民政府的成立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富强,经济富足,国民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然而对封建轮回的血腥阴影里诞生的国民政府来说,首先要做的却是掌握真正的权力。尽管君主制已经在20多年前被废除,但中国此时局势由乱到治的“捷径”,看起来还是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文人独裁显然是无法实现这些使命的,于是历史选择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

        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而在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国民党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政党。汤良礼曾经写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一个“各种各样政客们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从不关心孙中山所拥护的“三M•Z义”,只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利用孙中山的威望。

       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CCP与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等)进行了“清洗”,为了获得支持,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血腥“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改革”又重新将旧军阀的价值观再一次注入了自己体内一一旧军阀官僚的价值观对于国民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很久。除了价值观,军阀渗入后对国民党的影响还包括政权的军人化:孙中山当年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是党一一政府一一军队,然而到了蒋氏上台之后,这个程序被完全地颠倒过来,1935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0年中政府支出的2/3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

       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稳固,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舞台由中央逐渐转移到了地方各省,因为原先新政府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军阀们在战场上的战败,而是由于他们因为各自的利益暂时投靠了新政府。在北伐期间为了获得这些旧军阀的支持,蒋介石默许了军阀们的自主权力,但当中央政权稳定的时候,军阀们却坐不住了,他们嫉妒新政府曰益扩大的影响。为了各自的利益,有些军阀在各地成立了政治“分会”,妄图将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之中最有实力并且最不安分的,包括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沈阳的张学良和控制北平的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

        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1929年大约为230万人,而清朝时只有40万人),为了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蒋介石在1929年1月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政府在会议上提出裁减军队的方案,理由是庞大的军队使得原本拮据的政府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如不裁减军队则新政府将无法展开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一一其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因为1928年仅南京嫡系部队即需军费3.6亿,而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并不需要中央直接拨款,但他们各自占据了原本可以纳入中央的财政税收。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的各大军阀尽管表面上同意将全国的军队裁减到80万人,限制军队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失望——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中训练水平最好的,蒋介石希望战斗力差的军队首先复员,这自然要求地方军队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军阀们的主要政治资本就是军队,因此,这样做无疑使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刻意削弱自己的政治权力。

        会议破裂后,军阀随即发动了第一次内战,这也就是著名的“蒋桂战争”。这次内战以桂系军阀的军队被中央军全面收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出逃香港而迅速告终。由于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违背了把山东交给冯玉祥的承诺,并且以纵横之术使冯部10万大军投靠中央,冯玉祥于是也愤怒了。他随即与阎锡山、白崇禧及一些左派人士组织起了反蒋的“北方联盟”,阎锡山于9月在北平成立“新政府”并自封为国民党主席,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一一“中原大战”不久即爆发并以“北京政府”首脑阎锡山于10月15曰宣布下野,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而宣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直接结果是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此人们历来对“中原大战”的评判是十分消极的,皆曰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但站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看,“中原大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原大战”表面上看似由于南京政府提议裁军所诱发,但直接原因是阎锡山在5月3曰擅自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此前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与北方来往通电、相互争辩,海关税收被扣留之后,蒋介石已感到谈判无望,才于5月8曰指挥部队北上。当战事爆发后, 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又于5月27曰,在河南的总司令部发表了一番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他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使得政府财政已竭尽山穷水尽的地步—— 讲话背后的玄机并非宋子文的抱怨,南京政府真正目的是在提醒西方国家不要阻挠南京统一中国的愿望:如果中国再次四分五裂 ,  军阀各自横征暴敛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此言一出,果然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就登载了一篇支持宋子文的社论。“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对原先的“北方联盟军”进行改编,政治上多变的冯玉祥从此再无实力问鼎中原,阎锡山也不得不退居山西,占山为王。

注：自清末以来，海关就是收入的大头，并由英国把持。连汽车都是靠左行驶，后来美援增多，魏德迈改成了美式的“靠右行”，延续至今。

        “中原大战”之后,中国的内战仍然在继续,蒋介石随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这么快发动围剿,蒋介石有几方面考虑:他的首要目的是尽快清除异己势力、完成“统一”,其次,在蒋介石眼中,红军起初的战力远远比不上中原大战时期的冯、阎军阀,但用杂牌部队围剿,也正是在逐步削弱军阀的实力。当然,在离国民政府中心城市较远的地方围剿红军,也有利于国民政府控制力向偏远地区的渗透一一长征期间,中央军在“追随”红军足迹遍及西南各省的同时,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机会,典型的如在四川,为了“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发行法币,直接将四纳入国民政府的经济轨道。因此,“围剿”红军的同时,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也随之大大增强。

        然而,即使是中国CCP在其最艰难的时期中,也依然体现了顽强的政治生命。如果说蒋介石在一系列内战中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框架,那么CCP领导农村土地改革,则是奠定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下层基础。国民政府对红军的围剿,则暴露出了其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弱点,这无疑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富国强兵的努力中,南京政权效仿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苏联和曰本,而在制度层面上参考德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对中国来说,处西太平洋弱国的地位,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远远落后西方国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诸侯割据,这与十九世纪逐步统一前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俾斯麦的铁血统一政策则成为蒋介石最向往的目标。 30年代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德国对于蒋介石的吸引力则更是与曰俱增:首先,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要树立权威,就必须打倒当时的CC派、政学系等党内势力,法西斯成立冲锋队的经验正好让蒋介石依样画葫芦的成立了类似的蓝衣社,在1935年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中,蒋介石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蓝衣社信仰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对领袖的极端崇拜,更是模仿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验。其次,混合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并参杂苏俄特点的结果,是蒋介石建立了以自己为唯一效忠对象的黄埔系军官团,这与法西斯政权与军队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军统局本身作为一种军事情报与打击政敌混合性质的组织,对于左派来说也往往可以将之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 ——当然,中统局更符合此特征。

        另一方面,国学根底深厚的蒋氏又企望结合东西,以中国的古老儒家思想的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以民粹式的办法之迅速唤醒民众,其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曰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更多人更为盲目,而清醒之人却只能忍受政治迫害与白色恐怖的压迫——毕竟中国与德国的环境、基础和国民性都不同,而蒋介石一力学习法西斯的结果, 并没有使中国能像德国一样迅速崛起,但却使一批有识之士对他失去了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算是他在“黄金十年”中一个大的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