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蒋介石的顾问 拉铁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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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中 拉铁摩尔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拉铁摩尔（左一）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
1937年，拉铁摩尔在第三次考察中国商道的过程中，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拉铁摩尔对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一书中（1940年出版），拉铁摩尔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其准确、了不起的预言。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有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那种味道。他们的逻辑是生态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民族特征，民族特征决定文化类型，文化类型决定历史进程。这种说法是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一种挑战，坚信“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学者往往会批评他们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实际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传统社会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的程度，在大河旁边农业必定发达，在草原上游牧必定发达，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由于无法调和而形成两个越走越远的世界，最终成了游牧民族与汉族几千年的拉锯战形态。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本是生活在中国内地落后区的居民，在优势的汉族不断的逼迫下渐渐向边疆移动，最终进入了亚洲内部的草原，成为了一种完全异样的民族。
既然中国的农业文明与中亚的草原文明完全异质，那么两个文明为什么不能找出一条和平共处的道路呢？这就牵扯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的中间地带了。这些中间地带既不属于完全的农业文明的范围，也不完全属于草原文明范围。在这一片地带中，中国内地式的精耕农业囿于恶劣的环境而无法开展，必须采取粗耕与放牧混合的一种生活生产方式。这种中间的生活方式对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困扰，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对这片中间地带的控制，往往要对这片中间地带采取一种防御性占领的姿态。而这种占领必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占领这片中间地带后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草原文明要放弃游牧，农业文明要放弃精耕，生活方式的改变就造成了对主体文明的一种反动而形成一股强烈的离心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中间地带会再次独立甚至投入敌对文明的怀抱。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中间地带实在是不断挑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这些中间地带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那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也许一开始只是想让自己的族人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生活的自在一点。于是他们带领他们的族人越来越强大，他们强大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在新获得的领土上必须要采取相应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他们强行的试图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如蒙元刚刚入主中原后的政策，这种政策必然是失败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迅速的变成彻底的游牧民族或者农耕民族，前者如汉初的匈奴后者如辽、金、满清。
这些（农耕民族的“华夷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更加深了实现和平的困难，于是历史的发展就成了一部民族对抗的历史。
这个你要读过魏晋南北朝啊，简直就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
西方中国学的“突然”兴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数百年来的耶稣会的研究、积累工作、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美国作为“世界历史上寿命最短的霸权之一”的跨文化研究、汉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翻译，都是他们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的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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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知道 “ 拉铁摩尔 ” 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的致谢中：
作者愿向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东方部主任A·w·赫梅尔（Hummel）博士以及他的助手B·A·克莱特（Claytor）先生，坂西志保博士，和韩寿萱先生等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使作者得以利用馆内浩翰的藏书，实际上还为作者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条件。
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作者也要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书是在它的秘书F·V·菲尔德（Field）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出版。如果没有作者妻子的关心与鼓励，本书就无法写成，对此，作者感谢不尽，并将此书献给她。
冀朝鼎 只是说了水利的作用，而拉铁摩尔先生分析了铁路、工业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很有可能，他们当初的考虑就是 农业对工业促进，工业对农业反哺，这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学的深层把握的基础上的。
对那一代学人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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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崛起居功甚伟，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美国是否出兵而彻夜难眠，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巨大，不论对于谁，放弃庞大的商业利益都是不容易的。
美国相对英国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一直掌控着中国的海关，在中国的投资也主要是英国人的。
为中国人熟知的蒋介石顾问是史迪威、马歇尔，而实际上，第一个为罗斯福总统任命的蒋介石政治顾问就是拉铁摩尔，他在抗战爆发初期，一直负责美国对华事务，并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但是，与其他两位美国顾问一样，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都很糟；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不抗战、腐败，拉铁摩尔的名言是“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
而这又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极其准确的预言。
拉铁摩尔（左一）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
1937年，拉铁摩尔在第三次考察中国商道的过程中，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拉铁摩尔对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一书中（1940年出版），拉铁摩尔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其准确、了不起的预言。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有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那种味道。他们的逻辑是生态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民族特征，民族特征决定文化类型，文化类型决定历史进程。这种说法是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一种挑战，坚信“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学者往往会批评他们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实际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传统社会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的程度，在大河旁边农业必定发达，在草原上游牧必定发达，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由于无法调和而形成两个越走越远的世界，最终成了游牧民族与汉族几千年的拉锯战形态。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本是生活在中国内地落后区的居民，在优势的汉族不断的逼迫下渐渐向边疆移动，最终进入了亚洲内部的草原，成为了一种完全异样的民族。
既然中国的农业文明与中亚的草原文明完全异质，那么两个文明为什么不能找出一条和平共处的道路呢？这就牵扯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的中间地带了。这些中间地带既不属于完全的农业文明的范围，也不完全属于草原文明范围。在这一片地带中，中国内地式的精耕农业囿于恶劣的环境而无法开展，必须采取粗耕与放牧混合的一种生活生产方式。这种中间的生活方式对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困扰，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对这片中间地带的控制，往往要对这片中间地带采取一种防御性占领的姿态。而这种占领必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占领这片中间地带后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草原文明要放弃游牧，农业文明要放弃精耕，生活方式的改变就造成了对主体文明的一种反动而形成一股强烈的离心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中间地带会再次独立甚至投入敌对文明的怀抱。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中间地带实在是不断挑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这些中间地带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那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也许一开始只是想让自己的族人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生活的自在一点。于是他们带领他们的族人越来越强大，他们强大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在新获得的领土上必须要采取相应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他们强行的试图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如蒙元刚刚入主中原后的政策，这种政策必然是失败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迅速的变成彻底的游牧民族或者农耕民族，前者如汉初的匈奴后者如辽、金、满清。
这些（农耕民族的“华夷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更加深了实现和平的困难，于是历史的发展就成了一部民族对抗的历史。
这个你要读过魏晋南北朝啊，简直就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
西方中国学的“突然”兴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数百年来的耶稣会的研究、积累工作、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美国作为“世界历史上寿命最短的霸权之一”的跨文化研究、汉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翻译，都是他们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的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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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知道 “ 拉铁摩尔 ” 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的致谢中：
作者愿向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东方部主任A·w·赫梅尔（Hummel）博士以及他的助手B·A·克莱特（Claytor）先生，坂西志保博士，和韩寿萱先生等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使作者得以利用馆内浩翰的藏书，实际上还为作者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条件。
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作者也要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书是在它的秘书F·V·菲尔德（Field）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出版。如果没有作者妻子的关心与鼓励，本书就无法写成，对此，作者感谢不尽，并将此书献给她。
冀朝鼎 只是说了水利的作用，而拉铁摩尔先生分析了铁路、工业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很有可能，他们当初的考虑就是 农业对工业促进，工业对农业反哺，这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学的深层把握的基础上的。
对那一代学人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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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崛起居功甚伟，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美国是否出兵而彻夜难眠，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巨大，不论对于谁，放弃庞大的商业利益都是不容易的。
美国相对英国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一直掌控着中国的海关，在中国的投资也主要是英国人的。
为中国人熟知的蒋介石顾问是史迪威、马歇尔，而实际上，第一个为罗斯福总统任命的蒋介石政治顾问就是拉铁摩尔，他在抗战爆发初期，一直负责美国对华事务，并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但是，与其他两位美国顾问一样，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都很糟；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不抗战、腐败，拉铁摩尔的名言是“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
而这又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极其准确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