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发行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

• 正在这个期间，武汉的局势呈现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一个单身的男子想租一间房子居住，房东为了慎重起见，需要一个家庭作担保。因此，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忽然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事後想来，一定是毛泽东叫他来找我的，因泽东已经要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堂叔容留他的家庭避难，前面已叙述过），要求我为他找一间房子，并作保人。恰巧我的房东有一间房子出租，正在我的隔壁，於是我便出面为他担保租了这间房子。毛泽民当时在党开办的长江书店任职，他看到政治局势愈来愈危险，寻找房子也正是为了准备作避难之所，但他在这里只住了几天。由於汪精卫与冯玉祥的会谈以及宁汉之重新合作(汪蒋合作）结成了一道反革命的联合战线，於是7月1 4日所谓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向共产党和革命的群众开刀了，共产党的文化机关长江书店当然首先被注视然後被封闭了。一天下午我刚从毛泽民那里回来还不到五分钟，女房东形色慌张地跑到我的房子里来，她颤栗着说：哎呀！真吓死了呀！你介绍的那个房客刚才被五六个拿着手枪同盒子炮的军警抓去了，真把我吓死了呀！我听了这话心里着慌知道事情对我不妙；但表面上还强作镇静的态度，装作没有甚么政治知识的口气回答她说：为甚么抓他去呀？他是一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哩。嘿！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哩！现在找到共产党是要枪毙的呀！她着重地说。

• 说完了这话，她就匆忙地走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我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之下，怎么办呢？一方面我因分娩关系没有和任何同志的家庭有来往；同时，由於7月14日的反动事变，同志们都迁徙逃亡，因而我找不到一个同志，不能得到任何同志的帮助和商量，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准备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到我的堂叔父家里去避一避（这是我在武汉唯一的家属关系，这地方曾经给过毛泽东必要时避难的），姑母以後再安排（她没有关系）。但想不到，当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时，女房东同她的母亲挡在门口不许我出门。我说：我的孩子有病出去看医生。她们坚持地说：在这个人的事情没有了结以前，你是不能出门一步的。我一定坚持要出去，她们却以四只手把我推进来。我没有办法，我已经被房东软禁了，只好坐以待毙；我的出路是完全阻塞了，白天里，她们经常守在门口；夜晚就把门锁起来，我出去的希望是完全没有了。但我想把我房子里的那两大网篮子的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请我的父亲运出去，以准备军警来逮捕我或搜查我的家时，找不出任何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或者还有万—的希望。但更想不到，当我的父亲领着夫役搬着这两大网篮从门口出去时，她们像魔鬼一样又在门口挡住，并声言不但人不能出去，也不能搬东西出去（只有我的老姑母可以出去买食物之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完全失望了，真只有坐以待毙，因为找不能和房东争吵。我猜想她们软禁我也许是为了自保，她们预防万一军政当局来麻烦她们时，便可推在我身上，因房客是我介绍的。假如我同她们吵闹起来，她们会报告警察，那就等於自投罗网。我在这种万分无望的情况之下，仍旧想寻求一线的希望，就是如何处置那些书籍和文件的问题。完全撕毁也不可能，因为数量太多（有几百磅）。但怎么办呢？房子只有两间。後来发现在上楼梯的上面搭了一个小阁楼，是房东放旧东西的，我决定把这些危险的东西放在这个阁楼上，至少比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要好—点。但阁楼相当高，需要梯子才能上去，我当然不能向房东、也不能向邻居借梯子。在午夜的时分，人们都已入梦乡，我便开始活动起来，我利用吃饭的小圆桌，上面再搭上椅子，我先爬上去，像做贼—般，轻轻地把那些灰尘满布的旧东西搬在一边；然後便下来站在桌子上面的椅子上，我的姑母一搭一搭地递给我，我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等到全部的书籍和文件都运上去了，我才又上去把它们安放妥当，然後再把原来的那些旧家俱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盖在上面。这样上来下去，足足搞了两个钟头，天气异常炎热，身体本已十分瘦弱，因而在此两小时中头昏了几次，心跳不停，幸而还能勉强支持到底，没有跌倒下来。这样，我的心头稍微轻松了一些。当然，假如事情发生万一搜查到那上面去，我也是抵赖不了的；不过总比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要好一点，至少在我的心理上轻松一些。

• 软禁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过去，党方面知道毛泽民被捕，当然没有一个同志敢到我那里来，即连我的父亲也不便多来这里，我身边只有—位年迈的姑母和我的还未满一个月的婴儿，外面的小孩子像故意恶作剧一样（也许是有意的因毛泽民被捕後我的姑母从邻居的互相谈话中听到他们说我一定是共产党），在我的窗口底下嘶着粗涩刺耳的噪音，叫着：呀！又在抓共产党呀！今天又要枪毙共产党呀！像报凶的枭鸟一般从窗口送进来，不断地袭击着我的心灵。我觉得长久下去，牺牲在所不免，我有点不耐了，我的心已经横了，我想：假如事情一定难免的话，我倒希望早日降临；与其在这个无限期的囚笼里渡日如年，还不如痛快地在敌人的枪弹下丧生。我告诉姑母说：假如事情发生了，我是不能活命的，因武汉认识和知道我的人太多，这里还有一点钱（我把仅有的几十元交给她，叫她放在口袋里，以免军警来逮捕我时来不及，你把我的女儿带到乡下去，请你为记念我好好地养育她，把她当作你自己的孙女一样。她的父亲是不会来找她的。我的姑母听了我的这一番话，眼泪不住的流下来，我安慰她说：你不要伤心，万一到了那个地步，也没有办法，我并不害怕，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有甚么顾虑和痛苦了。我的这位姑母，是我的祖父母的第二个女儿，她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家贫，依靠自己精巧的刺绣得来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她从二十几岁就守节，因而赢得封建社会的嘉许，不用说她也是无数牺牲在片面贞操观之下的一个。她是一个出名超人聪明的女子（她可能是我的祖母的遗传，因祖母不但特别聪明，而且口才很好，尤其记忆力强）。她经常住在娘家，由於她的聪明能干，因而处理事务和对人的态度都令人心服满意，从我的祖父母一直到我这一代差不多都喜欢她，自1923年夏我的母亲去世後，她就经常住在我的父亲家里照顾我的弟妹。

• 这种度日如年的软禁生活，约莫过了二个星期，在一天的下午，毛泽民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声不响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腈，他显然已被释放出来了。但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出来的，他的释放是十分侥幸的（对我也是如此，时间久了就很危险）。因为当时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都枪毙了，女同志向警予和我的堂姐陈慕兰（同志）都是在同一时期枪毙的。此外，还有某些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和学生。由於我二个星期来的软禁生活弄得身体瘦弱，情绪不佳，没有同他谈甚麽，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假如你不出来，我就要一直软禁在这里不知到何时哩！现在你算是侥幸地释放了，我也可以自由了。说完这几句话，他仍旧没有开口，我急忙把那一张五千元的支票从床上的垫褥子里抽出来交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这里。这样他就一声不响地连一句人情话都没有说就走了。他从进到我的房子里一直到出去简直没有开口，他的目的只是为着取去那五千元的支票的。毛泽民被释放，事後想来，他是花了巨款运动出来的。中国有句俗话钱能通神；同时他又不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这就更容易做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他被捕之前长江书店正在准备变故，毛泽民正在处理和安排大量的金钱，当时的党中央还在武汉，他为甚么不把所有的钱直接交给党，而把一张五千元的支票给我保存（此支票转存上海的上海银行，凭票取款的）呢？显然是把此款当作私产，准备自己到上海去享用的。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钱分别转到上海去了。我从中共的某些资料看到，在谈到毛泽东的家庭时，曾神化毛泽民，说他曾二次逃狱，指在武汉和上海。实际上是二次用巨款才得以出狱的，逃狱是绝无可能的。因这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由於对毛泽民同对一般共产党人一样信任，以为他所安排的款项都是为党安排的，因而我从没有对任何同志提及此事，当然也没有问过党是否接收由毛泽民从长江书店取出的大量金钱，因我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思想。

• 关於那张五千元支票事，我的父亲和姑母都不知道，後来我的父亲从姑母那里知道了，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说：幸而毛泽民出来了，假如他长期不出来，假如当局派人来搜查你的家，查出了不是没收了，白白地丢了吗？五千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你当时应该交给我放在外边保存起来，任何时候都可以交还给你，难道你对自己的父亲还不相信吗？我并不是不相信我的父亲，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慷慨的人；只是因为他不是同志，而且我知道他找不到任何同志，我是希望有一个同志到我的家里来，我就把它交给党，因我断定毛泽民已经枪毙了。我的自由是恢复了，但身体却异常瘦弱，天气酷熟，总是热得整夜不能睡觉。因此我的父亲向我建议，劝我到家乡去休养一个短时期；同时也可以看到多年不见的弟妹。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在动身之前夕，陈乔年来访问我（他当时负责武汉党组织部书记），他已经知道毛泽民被释放，我的家里没有问题，他主张我立即迁居暂住机关，然後准备到北方去，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很弱，汉口的天气太热，我准备到家乡休养一个短时期再说（我的家乡离汉口只需二小时的火车），他同意我的计划，并把汉口交通处的地址以及述之在天津的通讯地址交给我，嘱我身体稍好一点就早日北上。我同他没有提到毛泽民，他也没有问我的经济情形，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身边只有几十元，我想到乡下去住一个时期不需要多少钱，假如我告诉他，我从长江书店只拿了一百元，他自然会马上送钱给我的，因我当时根本不会想到钱的问题，当时一般优秀的共产党人，对於金钱的观念是很淡薄的，假如发现某个同志注重金钱或者拒绝作党内的工作而愿意做国民党的工作和社会上的高薪职业，那便会使那些优秀的同志看不起。

有趣的是，陈碧兰还对毛家老大和老二，进行了比较和评价。但她没有否认的是，毛二虽然缺乏理想，可是懂得赚钱，有着经营的头脑，鸡鸣狗盗，不拘一格，所以才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