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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厌恶公知和果粉,就是因为丫挺的习惯性用煽情代替说理。
近日国内门户网站和微博公知都在传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报道《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傅苹被称为“3D打印机的创始人”——其实她和她的前夫创建的杰魔公司(Geomagic)是做3D数据采集、分析和建模的,并非做3D打印机;又被称为“奥巴马团队的人”——其实她只是美国商业部组织的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的二十多个委员之一。
福布斯的这篇报道,是为傅苹新书《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造势的众多报道之一,关于她在中国的经历,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
该报道称,傅苹在文革期间,“离开父母身边后,傅苹需要照顾自己和年幼的妹妹,在南京劳改队里度过了十年。她在那里接受思想改造,忍饥挨饿,饱受折磨,惨遭轮奸,被迫在工厂里当了一名童工,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
傅苹出生于1958年,文革期间她还未成年,未成年人和年幼妹妹被送进劳改队的,闻所未闻,不见于其他人回忆文革的任何资料,算是傅苹一个人的独特的残酷经历吧。问题是,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傅苹就考上了苏州大学(苏州大学是1982年才办的,也许她上的是其前身江苏师范学院)。1977年的高考是要政审的,傅苹既然一直在劳改队,怎么通过的政审?1977年的高考竞争极为激烈,录取率不到5%,傅苹既然是在劳改队长大的,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她是怎么考上苏州大学的?天才吗?
福布斯的报道称,傅苹回忆:“我们被告知自己身份低下——我们的父母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行,我们待在这里替他们赎罪。他们给我们吃泥土和树皮。我们还被拉到现场,亲眼看到我们的老师被杀害。”
在2010年傅苹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采访时,说红卫兵为了吓唬他们这些黑帮小孩,在他们面前处决了两名教师,其中一名教师是用四马分尸的方式处死的:身体被绑在四匹马上,马朝四个方向跑,身体被撕裂了。
关于文革虐杀的情形,有很多回忆,有活活打死的,有活埋的,但四马分尸的酷刑,也是闻所未闻,只见于傅苹的口中。问题是,按她的说法,这并非像她被轮奸那样死无对证,劳改队的其他小孩也都被集中起来目睹了,为什么这些小孩没有一个人后来出来说他们见过如此奇特的惨无人道的一幕,难道这些小孩都死绝了?
要把一个大活人用四马分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是要找到四匹训练有素的马就不容易,红卫兵如此大费周章处死一个人,就为了吓唬小孩?中国传统有五马分尸的说法,那是对车裂的通俗说法,车裂时犯人是被绑在马车上的,而不是直接绑在马上,用马车显然更容易操作。而且车裂是酷刑之最,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搞过几次,每次都有记载,五代之后就绝迹了。四马分尸是古代西方的酷刑,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南京被红卫兵复活了,这中国历史上的首个活人被四马分尸,傅苹是唯一的公开的亲历者,不值得酷刑研究者找她好好探讨吗?把受害者和其他目睹者查个清楚吗?
福布斯报道说,“在(苏州大学)毕业前几个月,傅苹发表了一篇毕业论文,讨论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现象,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但她也因此入狱,被判劳教。”
2005年傅苹接受《公司》(Inc.)采访时,对这段经历说得更详细:1980年她向教授递交了关于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现象的论文。几个月后,1981年1月,上海最大的报纸(在电台采访中,她说是《文汇报》)报道了她的研究结果。随后《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然后引起了国际舆论谴责,联合国对中国实施制裁。于是在1981年2月,她被关进监狱。
我检索了1981年1~2月的《人民日报》,并没有关于傅苹或有关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报道。实际上有点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人民日报》关于国内的新闻都是歌功颂德的,怎么可能有这种影响中国形象的报道呢?说联合国制裁中国,也是没有常识的说法,联合国怎么可能去制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她不知道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有否决权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中国人知道联合国曾经在1981年制裁中国?傅苹是怎么知道的?
在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傅苹对自己被捕的经历描述非常有戏剧性:她在校园里走,突然被人用黑布套住头,塞进车里带走……这完全就是黑帮电影里的镜头嘛。在1981年,中国公安要在中国大学校园带走一个学生,竟不敢光明正大地来?
据《公司》的报道,傅苹只是被关了三天就放出来了,并没有被判“劳教”,而是判决把她驱逐出境,驱逐去美国留学。两周后她被送上去美国的飞机,到新墨西哥大学学英语,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送去那所大学。
因为写了一篇负面报道的论文,就被驱逐去美国留学,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好事?中国判决驱逐出境只限于对外国人,到90年代才有把异议人士赶到美国的做法,那也只限于非常著名的异议人士。傅苹当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就享受了驱逐到美国留学的待遇,那真是个奇迹。在80年代初要自费去美国留学,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没有特殊的海外关系,根本不可能实现。
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送去新墨西哥大学,但是在其新书《弯而不折》中,她却说她到达美国后,试图和一个姓盛的先生联系,此人是她父亲的学生(她父亲是南航的教师),她去新墨西哥大学是盛先生联系的。
福布斯的报道说:“傅苹在美国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当时她独自一人,身无分文,只会说3个英文单词。”
傅苹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她刚到美国时只会说3个英文单词。但是对哪3个英文单词,她每次的说法却不一样。《公司》说这三个单词是please, thank you,
help;其新书的介绍说这三个单词是thank you, hello, help;她接受NPR采访时,说这三个单词是thank you, help,
excuse
me。把这三种说法综合起来,都有五个单词了。
据《公司》报道,傅苹去苏州大学时,是想学工程或商业,但是党分配她去学英语,怎么可能只会三个英语单词呢?即使她不是英语专业的,上大学期间总要上英语公共课的,即使没学好,又怎么可能只记得最简单的三个英语单词呢?
所有这些说法,都只能骗骗对中国情况不了解的老外。傅苹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当她面对中国人时,就老实多了。比如她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时,对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的时候,我成长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读过什么书,大多就是下乡、学农、学工那样的经历。”
下乡、学农、学工,不就是当时所有中国学生的普通经历吗?有什么稀奇的?怎么一面向美国英文媒体,就换了另外一幅嘴脸?福布斯的报道原本是英文的,她大概也没有想到会被翻译成中文并广为传播吧?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相比于当时的其他中国学生,傅苹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毕竟她有一个在大学当教师的父亲,所以高考一恢复她就能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通过她父亲的关系,到美国语言学校读书,后来去读计算机科学的学位。她说她留学期间是通过当清洁工、在餐馆打工来谋生的,这属于非法打工,且不去管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能在美国留下来,会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一种做法是编造自己在中国受迫害的离奇经历申请政治避难。反正再离奇的经历,美国人也会信以为真的。有的人编着编着,连自己也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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