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颇多，有些扯得很远。这里仅仅把比较确定的，和电影本身密切相关的几点罗列一下：

《教父2》的真正主题不是另一部黑帮传奇，而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和维护：这就是为什么迈克尔必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最后连他和最信任的黑根之间也出现了毫不掩饰的猜疑——这种价值观指引下的努力甚至完全破坏了剧情的合理性：如果迈克尔和黑根之间都不再无保留地信任，那么洛克又怎么可能象那个引爆身上炸弹的古巴革命者那样，去执行刺杀海门罗斯的必死任务？（迈克尔在把家族交给黑根代理的时候说过：我们身边都是生意人）

普佐在创作《教父》原著的时候基本是抱着在文坛最后一搏的心态，所以对作品的价值观方面并没有太多在意。但《教父》一旦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以后，价值导向的问题就必须注意了。正如《哗变》里面法官对格林渥的训斥：对于有才能的人，我们更希望他有责任心。你在本法庭的所作所为，有责任心吗！

看了不少美国电影，感觉在反体制的问题方面老美有着一条从不明说、却始终清晰把握的底线——那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走向反体制，可以是一个正面的英雄，比如《教父2》中的青年教父维托克里昂；不知为了什么对抗体制，可以是一个浪漫不羁的悲剧角色，比如《铁窗喋血（COOL HAND DUKE）》中的保罗纽曼；但那种成熟、智慧，有能力从根本上无视这个体制另搞一套的（或者说是看透了这个体制的本质根本不为它那些表面的纹饰所动的），则是必须予以消灭、至少也要在个人形象上给予彻底否定的反派，比如《教父2》中的迈克尔。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奥斯卡奖可以授给罗伯特德尼罗却不能授给阿尔帕西诺，以及为什么格瓦拉可以成为时尚的符号，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则必须被丑化为恶魔。

同样精彩的类比还是来自《哗变》，格林渥告诉马瑞克打赢官司的秘诀就在于“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大英雄而不是两个心怀不满的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