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西西河：https://www.talkcc.com/thread/4201389/1#C4201551

作者：今胜昔

好久之前瞟了一眼，农村剧，没什么印象。最近一个偶然的镜头，从头细看了一遍，原来是部好剧。再一细看，山东影视制作，自然是良心出品。

不过，剧情拖沓冗长，不够紧凑，碎嘴皮子太多。

故事围绕土地流转这个主题，情节依次展开：量地，首次碰上“土地流转”被骗事儿，被推下化粪池救老祖奶，政绩压力下修路，想尽办法招商引资，首富购买大槐树风波，发展支前煎饼的致富路子，尝试大棚种植，发展农村旅游，最后回到“土地流转”的大决战。

看此剧必须了解的三个前置条件。

一，此剧奉旨宣传“土地流转”，这是主旋律。

这一点决定了“土地流转”的“政治正确性”，不能否定，全剧也在围绕土地流转作文章。

设定被骗情节，是戏剧冲突的必需。核心是“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如何得到保障，这又是一个“政治正确”，大结局必须符合这个“政治正确”。

所以，从这种情节设定上去质疑此剧没有道理。

二， 任何影视作品必须遵循“健康、阳光”等基本社会规范。

这一点决定了此剧可以写实，但不能完全写实。因此，必须符合在瓷器上作画的基本要求，这一点，此剧超常发挥，超一流。

比如，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首富的形象设定，刘氏族长斗争手段的运用……这些厚黑学在剧中如蜻蜓点水，表现的恰到好处。

再比如，很多情节最后的奇迹转变，比如刘玉彬放弃盖养鸡场，完全是一心之念。又比如李云芳散播丁秋香与马向阳的桃色谣言，一夜功夫，良心发现，又亲自辟谣道歉……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极小。

因此，在此点上质疑也没有道理。

三，此剧必须符合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判断一个好官的标准是：大公无私。个个是海瑞，一生清苦，穿衣打补丁，一年只吃一次肉。官官是包青天，主持公道，不畏皇亲国戚。比如，官方宣传的好官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无不带有这种意味。一般宣传的模式后面还要加一句，“他”生前穿补丁衣，银行零存款……这类描述也不鲜见于众多的X传或X回忆录。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几篇文章就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话，带有一股子浓浓的道德判断：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些论述中，我们看不到个人私利存在的空间，也看不到个人私利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看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完全就是历代士大夫修齐治平规范的集大成者。

这剧不是反腐剧，因此，此剧的“村支书”和“第一书记”必须为官清廉、无私，所以情节就必须要有“第一书记”抵押自己的房产240万，家人再汇60万，凑足300万借给大槐树村，突显“第一书记”之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以及首富刘玉彬的“奸商”嘴脸。

顺着这点，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农工商”（毛时代是“工农兵学商）和“重农抑商”（今天就是制造业立国）影响下的鄙视“商人”传统，“商”必须与“奸”连在一起。这一思潮和传统，即使到今天，依然非常强大，制约着中国人投机倒把、偷奸耍滑的另一个传统。这就可以看出中西方政治伦理的差异，也就明白了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反腐与西方的差异。西方公务员也有为官讲奉献的伦理，但看上去更像一份工作，对于“权力寻租”还是留有“合法”的口子，而在中国，这个口子从娘胎里就是罪恶的。

不过，此剧中马向阳角色的设定，隐隐有脱离传统政治伦理规范的味道，比如，从刚开始接受任务的不情不愿，到中期修路的“政绩”压力，但是，编剧很快用“老舅”和房屋抵押借钱将角色扭回到传统政治伦理规范里。这种先抑后扬，更加衬托出马向阳之清廉无私的伟大光辉形象。

回头再来说此剧的好。

1，情节写实，是此剧最大特点。

把此剧“艺术高于生活”的因素剔除，编剧着实下了心，对农村问题观察入微，也对农村生活深有体会。无论是梁会计的精于算计，还是看似憨厚的“二叔”，以及“嫂子”的前后反复，一反以往写农民“老实巴交”和憨厚的窠臼，用一句“第一书记”的话说：我以为农民都是憨厚老实的，原来憨厚老实的是我啊！

当然，写实是需要技巧的。这一点，我比喻为瓷器上作画，工笔式描摹，用轻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剧中很多突兀和奇迹转折就比较好理解，而不是苛责。

此剧的写实功力还体现在，大槐树就是一个简版、洁版的政治活动的勾勒，剧中将权力运行的轨迹讲的清楚而委婉。

2，土地流转是全剧主轴。

土地流转的核心是资本介入土地分配，是新一轮的“土地兼并”。

60年前的合作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只是60年后时空背景完全不同，但主题只有一个：土地只有集中起来形成规模才能产生收益。这是合作化和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初动力。

60年前的合作化失败于政治斗争与行政的操之过急，而今天的土地流转，在某些利益集团看来，必须完全遵守市场化规则，必须去行政化。如果这样演变下去，只能是古代王朝不断重复的土地兼并。

不过，现实中，土地流转并不是一个受到农民强烈抵抗的政策，虽然这个政策的可能后果是损害农民利益，并最终掏空政权基石。因为农民可以得到眼前的“流转补偿”，而土地在农民手里，产出已经严重落后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业产出，进城打工，出卖劳动力就是农民最现实而唯一的出路。

无论是古代王朝不断上演的“土地兼并”，还是60年前的合作化，抑或今天的土地流转，我们，静静地看着！

BTW，这也是中国人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要死要活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工业产出相比农业产出，有着难以想象的数量级优势，这是从个体到国家的全方位优势，不单单是经济产出优势。

3，此剧最大特色是点出了乡村宗族化和黑势力化。

随着政权在基层的撤出，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提高加剧农村的空心化，加上村民自治的实施，今天的农村已经，传统的宗族力量和黑势力又沉渣泛起。

全剧其实真真围绕着的，就是这一个核心。以土地和宗族为核心，展开了种种轻喜剧的博弈。现实的博弈可能更加复杂，也更加血腥残酷。

乡贤治理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而这种乡贤，在90年前，有一个专有名词：土豪劣绅。具体可以参考：《民国初年贵州土司状态简介》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3351446/

此剧的“二叔”只是一种抽象化的称谓，刘姓占村子的一半，他可以肆意地“欺负”任何一个他看不顺眼的个体，可以无顾忌地惩罚任何一个背叛他的家奴。因此，秋香的地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强占，老乔叔随时要被“二叔”敲打。

4，此剧是乡村版《纸牌屋》。

此剧的斗争手段，是一个简约版的宫斗，用一种工笔画的方式将斗争描写的不那么令人恶心，甚至还能让人莞尔一笑。

比如，大家都拿“全村人的利益”挂在嘴上，以遂行自己的私利。二叔为了“全村人的利益”毅然反对修路，但听说是“嫂子”的主意后又“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决定支持修路。

而这个顶着伟大高尚光环的“嫂子”在规划图出来之前，拍着胸脯说的正气浩然，当要拆小卖部时，却出尔反尔的那么自然。

其实，这里面没“全村人的利益”什么事儿，这只是一个由头，一个包装私利的外衣。二叔与“嫂子”对于此道，烂熟于心，而老乔叔、民义叔、二乔家的、玉娇、洪云他妈……他们只是一群蝼蚁、家奴。

这就是精英与民众的区别，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所在。有的人，从娘胎里就明白这里面的际分，而有的人活一辈子都没搞明白这里面的弯弯绕，到头来还以“老实人”沾沾自喜，聊以自慰。因此，孔老夫子说：民可使由知，不可以使知之。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所以， 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常识：利益集团的政治口号和站队可以随时根据自身的利益演变而不断变幻体位，所谓的大义和“全村人的利益”，就只能呵呵。但是，又正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演变和各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使得主政者可以通过有效地利益交换，使得整体利益可以有部分实现的可能。

当然，如果碰上一个昏庸的主政者，可能会使得利益集团之前的牵制变成了更加剧烈的争斗，迅速导致各利益集团的失衡，甚至导致类似二叔一类的本土豪强一股独大，尾大不掉，最后就是某个利益集团绑架主政者。很多平庸的主政者的多数选择就是一屁股坐到二叔这个本土豪强那里，寻求二叔的合作换取一年“第一书记”任期内的政绩繁荣，至于后面的尾大不掉，洪水滔天，那就不是主政者所考虑的事情了。历史上的汉光武帝是这个路子，刘表治荆州也是这个路子，袁本初治河北还是这个路子。所以，终东汉一朝，豪强坐大，侵蚀皇权，朝廷疲弱无力，算是中国最窝囊的朝代之一。

5，鸟瞰大槐树的政治格局。

大槐树的政治格局，可以作如下分类。

第一，以二叔为首的刘姓族人，这是大槐树最大的利益集团，本土豪强。没有二叔的配合，想在大槐树干成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这是马向阳不断容忍、委屈求全的根本原因。

第二， 以李云芳、齐旺财为首的杂姓人，这是次之的利益集团，但这个利益集团松散，非常容易被各个击破，不如刘姓族人凝聚力强，因此，博弈中常常处于下风。合理推测，齐旺财能当选村主任，一是二叔犯了贿选的错误，导致外部力量强势介入；二是二叔平日的强悍欺榨导致杂姓团结在李云芳、齐旺财周围；三是二叔的蛮横导致刘姓族人苦二叔久矣，出走了一部分人。

这里多说几句村民自治。大槐树村貌似是一人一票的选举，但从齐旺财与二叔的选举中就非常明显，宗族化是农村民主选举的一个基本现实。二叔找刘玉彬承包村里的土地，说的够明白：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要土地在刘家人手里就可以，并且，二叔通过与刘玉彬的交换，为自己的儿子刘玉龙寻求了更好的差事，而刘玉彬要想在大槐树村干成一点活儿，别看他也挂着“刘”，但没了二叔的配合，还真未必好使。

另外，村民并不在乎选举出来的人是否贪污或德行有亏，只要是自己人就行（这点从2016版的乌坎事件更加印证）。台湾一个民主100分的主持人郭崇伦和记者林克伦也对大陆村民选举中出现的各种“黑”与“金”的手段尴尬已。郭崇伦腼腆地问道：大陆村民选举真的像台湾那样，有黑和金的介入吗？林克伦答道：虽然大陆村民并没有观看过台湾民主选举，可不知道怎么地，这种黑与金等歪门邪道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了，与台湾看齐，这种现象的确是大陆当局非常头疼的事实。

呵呵，两岸本是同文同种，无论是手段、还是策略，都是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当然无师自通。

第三，刘姓族人分裂出来的散兵游勇，如花小宝，老祖奶。这些人是大槐树村的边缘力量，说好听是与世无争，高风亮节，难听点，是被欺负顺了的奴才，既无力反抗强权，又逆来顺受。

不过，老祖奶这个角色有点特殊。她辈份最高，又有妇德，并且见过华野首长，资历足够高，即使二叔也不能不给这老婆子几份薄面。这有点像古装戏里的太后，凡是强调“以孝治国”的皇帝都要面对太后“懿旨”这个力量对后宫甚至朝政的干预。这个剧，无处不在表现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也无处不在强调农村宗族化的现实。

第四，第一书记。这是纯粹的外部力量，代表着官家权威，这符合中国传统异地为官的回避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其精髓在于，利用空降官员与本土任何一个豪强没有利益关联性，使得空降官员能够充分利用本土各个豪强之间的利益冲突获得平衡的权力，保持官家对大槐树事务的有效干预能力，从而实现官家的“土地流转”等政策的落实与顺利实施。

毫无疑问，二叔是绕不开的人物，他就是乡贤，二叔与刘玉彬的合流，将导致老刘家一族独大，大槐树原来相互制衡的脆弱政治格局将要失衡，二叔与刘玉彬共治大槐树的基本格局将要形成。

如何牵制二叔，打压二叔，争取二叔，是第一书记在大槐树开展工作的核心之核心。不依靠二叔这个本土独大豪强，第一书记要推行官家政策基本不可能，但过于依靠二叔的代价就是官家要让渡管理大槐树的公权力，形成王与司马共治天下的格局。这一点，在修路后的私下酒桌上，二叔对马向阳说的非常清楚：你我二人合作，什么事儿做不来？包括后来土地流转引入本家首富刘玉彬，企图让刘家族人一举吞掉大槐树所有土地，重回刘氏过去的荣光。显然，马向阳果断地拒绝了。他在坚守共产党自土地革命以来的原则，实际也是在坚守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大一统集权的政治伦理传统。

所以，马向阳在大槐村有一个“政治正确”（土地流转）不能提，有一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问题”不能提。这两个问题的结，其实是在二叔这个本土豪强手里紧紧攥着，这是他与马向阳决战的大杀器。一言不合，他就要到镇上告“土地流转”挨骗的事儿。

至于占秋香的地，或许开头还有占地的私利，但斗争到中后期，丁秋香的地已演变成真正的权力斗争和利益集团的交锋，与丁秋香再无关系，更与两垄地无关，他关系的，是二叔在刘氏族人、在大槐树村的权威，这是二叔的根本利益。

显然，马向阳认识到了，所以，他有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政治智慧。

所以说，评价台湾蔡英文的能力，单看一件事就知道此女人不足以成事，成立转型正义委员会。如果她做实了这个委员会，她引爆的将是台湾政坛的核武器，开了这个口子，蔡英文以后想脱身，就是脱几层皮都难以善了。并且，这个“转型正义”，谁能扯清楚？历史的正义与否，很大一部分是历史上的政治进程，怎么可能扯清楚，要真扯起来，大家屁股底下都一坨屎，是不是要办个展览馆，展示给世人欣赏哪坨屎更香或更臭？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向阳是智慧的。

这一点，周冰不理解，甚至埋怨马向阳自私自利。作为技术流的农业专家周冰不理解，正是对角色的精准定位。因此，周冰不赞成刘玉龙、齐槐用假怀孕逼二叔让步，也不屑于马向阳用欺骗的手段招商引资，更不认同马向阳后来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正大光明的做法。

要是周冰理解了马向阳，那周冰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了。

6，马向阳是个有为的政治家。

马向阳经过刚到村的“量地”风波，很快认识到了二叔及刘姓族人的厉害，又通过修路领略了“嫂子”的厉害，在家访中体会到了老祖奶的正直、与世无争。很快，马向阳迅速摸清了大槐树的基本政治格局和力量分布，所以有了两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问题”：秋香占地事件和土地流转被骗事件。处理的手法简单、直接、粗暴：用政治高压强迫大家“不讨论”，谁讨论打压谁。

接下来，马向阳的工作手段，无不符合毛主席的套路。

引述一段《读《毛泽东传》笔记》的一段话，看看马向阳的工作手段。

……聪明的管理者，不要一个一个地去面对万千茫茫的个体民众，只需要在这里面找到几只“头羊”，搞定“头羊”，就能呼呼拉地扯起一大批追随者和队伍，这也是中共早期从无到有开创时期的工作方法。用大大小小的“头羊”来壮大队伍，然后靠三个条件去制衡“头羊”团结在自己周围：一，利用各个“头羊”的力量平衡相互牵制；二，有团结群众、凝聚人心的一个根本主张（政治上就是政治信念和政治理念）；三，高级英明者不断利用前两点来寻找平衡，创建新的力量来平衡固化的旧格局，次一者靠培养自己的亲兵（包括培育不可缺少的暗黑力量），或者通过搞团团伙伙，最后通过利益交换和掰手腕寻找妥协共存共荣的制衡方法，这一级会随着主导者手中资源日益缺乏，旧有格局固化尾大不掉，导致利益交换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限制，最后系统自爆，走向毁灭。平衡支点的法子，一般要求领导者做到大公无私，没有私欲，这几乎是对圣人的要求，不符合名利场中大家争的头破血流、家破人亡的基本利益。大部分领导者都会选择培育亲兵和搞团团伙伙的便宜路子，一是因为这种搞法能极大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二是因为这种成本最低，对领导者的才能要求也最低，但这种力量平衡相互牵制的基本原理，也会贯穿在大部分领导的权谋手段之中。

BTW，所谓的依靠群众的路线，其实就是两点：一，找到“头羊”，利用“头羊”撬动每一个小团体；二，与团体的普通“羊群”分享利益，离间“头羊”对“羊群”的控制力（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高妙）。

马向阳的角色设定就是大公无私，清廉公正，因此，他可以通过平衡支点的方法在大槐树干的如鱼得水，这也是他不断容忍二叔挑战他的原因所在，愤怒无法带领大槐树发家致富，必须利用好“二叔”才能实现目标。

当然，马向阳也用“培育亲兵”的手段。

花小宝就是他培育的暗黑力量，也是他的亲兵，指哪打哪，一些不方便“第一书记”出面的脏活、湿活、累活，都由花小宝完成。

分化二叔的刘姓族人，最成功的当属“梁会计”。这个人，和老乔叔一样，当然属于刘姓族人。马向阳利用的手段非常简单，封官许愿、未来收益吸引了梁会计的投靠和忠诚。

总结起来，马向阳的策略主要是：

1，在家访、助人中建立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一批年青人的效忠，并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班底，这支亲兵，后来在贯彻马向阳的治村理念中起到了尖兵的作用，是马向阳打开局面的骨干力量，这些人是：花小宝、刘玉龙、齐槐（都是年轻人，呵呵）。

2，紧紧笼住杂姓的人心，主要依靠团结李云芳完成，后来还有齐旺财的协助。这主要是杂姓更需要引入外部力量以平衡二叔的刘姓宗族力量，所以，马向阳与云芳的合作是天然需求。

3，分化二叔的刘姓宗族势力，主要通过梁会计完成。这个工作，非常艰难，梁会计的完全效忠是在整个村走上了致富之路，梁完全算清了效忠马向阳的未来收益。梁的效忠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但很有意思的过程。一方面有公心大义的驱使，一方面看中了追随马向阳的预期收益。

另外被分化的对象就是民义叔、老乔叔、洪云他妈。这几个是二叔控制的“亲兵”，二叔对大槐树的控制主要依靠这几个渠道完成。

4，对二叔打拉结合。虽然秋香的地马向阳从此不再追就，但时不时总有某个亲兵（如齐旺财、花小宝）跳出来拿此事敲打“二叔”，而二叔与之对应的手段就是“土地流转被骗”，形成了马向阳在大槐树的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问题。再比如，修路后期，马向阳与二叔有合作，二叔出力也很大，但在剪彩这种露脸的事儿中，马向阳故意不给二叔长志气的机会，将五个名额给了别人。分别是：老祖奶、民义叔、二叔家奴的病老婆子、小孩子毛蛋、李云芳嫂子。

拉的一方面就是不把事情做绝，给二叔留有余地。比如量地，整个剧终，马向阳不再提一个字；再比如，刘玉龙刚回村，包括后面与父亲“二叔”的冲突，马向阳一直在做父子相和的工作。还有，卖大槐树的时候，最大的阻力就是二叔的私心，要卖的是二叔，不卖的也是二叔，反正好事坏事都是二叔一张嘴，全凭二叔的一己私利决定大槐树的命运，但就是这件事，马向阳没有追究二叔，没有孤立二叔，仍然给予二叔正面的“历史评价”。

但是，也就是大槐树风波将二叔在大槐树村、在刘氏族人心目中的固化的优势地位动摇了。从此，二叔不再具有从前说一不二、众星拱月的权威，马向阳逐渐夺回了在大槐树村的领导优势。

5，马向阳在调查研究和长时间的摸索中，确立了自己治村致富的根本理念。

当然，他的手段非常高明。

富硒地是真正的金子，由于周冰书呆子气的一门心思在“土地流转”的规模种植上，这正是大槐树的历史包袱，没有合适的政治气候根本没办法推进。马向阳的工作方法很简单，迂回、扫清外围障碍、抽丝剥茧，到全剧最后，将土地流转的精髓吃准、吃透，与首富刘玉彬进行一次正面决战，一举统一了农民的思想，化解了农民疑虑。

而这之前，马向阳通过搞支前煎饼、大棚种植两项实务，使村民赚到钱，收拾了大多数人心，也使得二叔的势力受到极大限制，建立了领导威信，为决战“土地流转”准备了充分条件。

当然，二叔和云芳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尤其是二叔，一花一木，一颦一笑，各种厚黑学信手拈来，谈笑间对手就感受到地裂山崩的压力。比如李云芳阻挠修路拆迁，二叔一招“小卖部是集体财产”的釜底抽薪之计就让李云芳的优势瞬间瓦解。

值得一提的是，二叔和李云芳对“谣言”这个战略级核武器的运用，可以说是贯穿此剧始终的一大看点。二叔带着孙女全村宣扬“马书记”的饼干，以彰显与“书记”的关系不同一般，假虎皮立威。还比如，修路后的庆功宴上假冒生日，虽然被拆穿把戏，但用心很深。再比如云芳借凤安之口成功凝聚起大家修路的共识，云芳编排马向阳与秋香的绯闻以达到打击马向阳的目的，等等手段的运用，都表示这二位大槐树的顶尖政治家，始终对“谣言”这个市场操纵的战略级核武器高度重视，且运用的得心应手。历史上，太平教以“苍天已死，皇天当立”鼓动人心，袁术与曹丕都用“当涂高”为自己称帝营造合法性，红巾军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鼓惑人心，……

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类武器的运用更是充斥着社会的全方位领域，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今天，社会上批发的各种“国粉”和民国范儿潮流，就是现实版的谣言核武器的运用。在信息时代，这类谣言放大指数更是银河级别的爆炸威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认为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的大爆炸（比如微博曾认为代表了草根崛起），克服了“寻常百姓家”与精英贵族在获取知识和上升通道等方面的鸿沟，弥平了二者之间的天然差距，这股思潮，准确地说，就是新形态下的经典运用。这里的谬误在于两点：一，信息固然爆炸，也意味着信息的有用性与有效性大打折扣，优势方很容易通过泥沙俱下的垃圾信息进行疲劳轰炸，使得“寻常百姓家”根本无从分辨；二，信息的传播需要原始的传播源以及有效的传播渠道，而这两条都非常容易掌握在优势方手里，从而有效控制“有效信息”的扩散，从而拉开二者对“有效信息”获取的巨大不对等。相反，优势方还可以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垃圾信息的疲劳轰炸，进一步拉大二者之间的不对等，导致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也部分解释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的现象。

6，马向阳的政治资源不可复制

马向阳在大槐树村的第一桶金是从建立图书室、沐浴室、电脑室开始的，而这些资源，都是他原来的单位“商务局”的支持，没有商务局背后的支持，马向阳根本不可能实现“平衡支点”的设想，撬动起大槐树力量版块的位移。

第二桶金就是修路。修路的核心是资金和拆迁。资金来源于商务局，拆迁同样来源于商务局与市里超市企业的“下乡”合作，没有这个合作，李云芳拆迁的利益交换就没有资源，虽然最后这个超市给了秋香。

招商引资利用的是马向阳在商务局工作中结下的各大企业，但这次失败了。

马向阳另一个不可复制的政治资源是如臂使指的亲兵班底。花小宝这类人物可遇不可求，但刘玉龙、齐槐这类人才难找。培养嫡系、班底，一般三个方法：一，起于微末之间，有知遇之恩要报。二，再生之德，有救命之恩要报。三，志同道合，理念相同，誓死追随，但是这条的甄别难度很大，需要时间检验。其他诸如带枪投靠，或半路投诚，都不可能成为嫡系、班底。

7，面对农村宗族力量的重新崛起，第一书记是一个好的尝试

在今天农村凋敝的趋势下，宗族力量的重新崛起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所谓的乡贤治理虽然被很多具有国士精神的精英极力反对，但这是迟早要到来的一个历史事件。要想平衡，或者牵制宗族力量重新恢复到旧时代，或许官派第一书记是一个好的尝试。

从二叔私罚花小宝（二叔自己也没遵守刘氏祖训）可以看出，虽然类似二叔这种宗族力量也承担维持秩序的功能，等价的说法是，宗族力量（二叔等）将官家公共产品的功能承包，而官家则将自己职责打包出租。在村里，评理讲法，不是靠法院、第一书记等官家代表，而是靠二叔这个宗族力量，第一书记作为官家意志的代表，竟然无力干预二叔杖刑花小宝，官家意志成为虚设，这是涉及国本的关键：权力不可让渡与分享。

类似的案例，剧中不一而足。农村中，不是靠讲法和法治，而是靠讲理，而这理儿，往往是嘴皮子一碰，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最后沦为强者（如二叔）主导立法议事规则。这与城市中市民动辄将民间纠纷诉诸于法院，或者引用法律条文解决纠纷，完全不同。当然，即使在中国的城市，也未必能达到高标准的法治水平，但与农村相比，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这说明，当豪强或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时，官家机器将变的软弱无力，豪强可以肆意地私设公堂，将官家的司法权据为己有。长此以往，官家的资源组织、动员能力完全仰仗各大小豪强和利益集团。官家要想干成任何一件有利整体利益的事情，都需要不断让渡官家的各种行政权、司法权、甚至立法权，最后官家就成了老蒋式虚化的中央政府（更差的就是汉献帝），力量全被大小豪强和利益集团蚕食、分化，无力应对日本入侵，这就是很多具有国士精神的精英极力反对乡贤治理的根本原因。

补充：宗族化、农村演变趋势、城市化与就业、乡贤治理  花1 新

确定几个概念。

宗族化：

农村宗族化不是说只窝在农村一亩三分地儿，某个农民族长如何，也不是说一家一姓。古代的乡绅与宗族，通常是夫妻九族的一条巨大而完整的利益链条。因此，宗族化指“乡绅”与宗族结合，形成从农村到城市（县镇一级，更高不好说）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最终通过承包或购买国家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形成旧中国时代的“皇权不下县”格局。这就是“南昌市长从市长到农民只4小时”这个新闻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如果仅仅是某个村儿某个姓如何，就像《马》剧中大槐树村一样（此剧刘玉彬已经具有这种雏形）与世隔绝，那不过是小孩儿过家家。

农村宗族化、黑势力化的最大危害是指国家权力一旦淡出涉及4-5亿人口的农村，将政府的职能完全打包出租（甚至出售）给宗族和黑势力等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都将在农村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这是历史动乱的必要条件。

一般规律而言，中西部落后区对全局的影响有限，往往是发达地区这种宗族化趋势和格局的形成，对全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一点，从历代动乱就可清楚表明。所以，宗族化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也就是地理意义上的“第三阶梯”区域。比如，江浙、广东一带，县镇级苗头非常明显，特别是所为的乡贤，他们往往是过去的省部级、厅局级高干，非常容易影响当地政权。比如，有新闻报道，浙江某地（市级）被某一传统书香大家控制，形成了从镇到县到市的全面控制；二是江浙一带修家谱、修祠堂之风极为盛行。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构建宗族共同体的精神共识，凝聚宗族人心，形成以宗族为团体的利益共同体。

农村演变趋势

1，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大约是三七开。中国再城市化，估计四六开，顶破天三七开。

2，按四六开（14亿人口基数）估算，农村人口起码还有5亿多，按三七开估算，农村人口4亿多。历史上，TG能够在抗战时与老蒋、日军三足鼎立的最大资本就是解放区的人口规模达到9000多万，近1亿。说说明，任何一个“叛乱”（或动乱、风波）如果涉及到上亿人口的波动，即使善了，也得脱层皮。据说，圈圈功的会员顶峰时有近2亿，以圈圈憋足的能力，整出的动静也很吓人了。

3，未来的农村的演变可能导致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平原地带，以及中西部自然条件相对适宜农耕的区域，土地集中化、规模化不可避免，中西部山区的农村消亡应该确定了。

因此，如果在这些农业人口集中区域出现涉及千万级别人口的波动，还是蛮吓人的。

并且，在80后、90后的二三代之内，城市化主要是农民进城，因此，城市下层与农村的联系仍然存在，政治语言叫做“工农是天然的同盟军”。

城市化

“人都往城里面跑”是今天决定政权从农村撤退的依据。

中国，按四六开完成城市化，农村人口起码还有4-5亿，并且，无论城市化率是四六开、还是三七开，甚至二八开，再城市化也不可能100%，农村没人了，吃啥？14亿人怎么养活？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仅以四六开城市化估算，农村人口约5.5亿，如果把18-70岁都算作农村劳动力，按40-45%的比例计算，农村劳动力2.2-2.5忆，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16%左右的2.3亿农村劳动力将养活84%的全中国人口，这等于是说一个农村劳动力要养活6个人。

粮食安全一直是当局头疼的问题，列为四大“国家安全”（国土、能源、金融、粮食）之一。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凋敝导致种地人口不足，这才是真让政府头疼的大事。因为市场规律的威力导致“人都往产出高、财富积累快的城市跑”，这不是靠行政调控能解决的，往往只能靠革命造反解决，才能形成新的平衡。

还有，在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简单地用百分比率来分析问题，因为14亿的人口基数，使得任何百分比一乘，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实体存在。按照最理想的三七（甚至二八开）开城市化测算出来的4-5亿农村人口中，至少有1亿多青壮年。如果城市化完成，剩下的农业人口，工业消化不了。

工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均生产率极大提高，投入较少收益较大，这与农业时代的“人海战术”根本不同。

因此，如果在中国农村真实现了欧美那种规模化、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在农村，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将产生大量闲置劳动力。这些人在城市化完成，城市容纳能力饱和的情况下，就是一批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怎么安置？并且，还得拜托城市一直保持既有的高容纳能力，如果到经济下行到需要再搞一次“上山下乡”来解决城市就业时，希望农村还有就业蓄水池的功能。

另外，现在工业发展的趋势是自动化，智能化。工业智能化、自动化的结果就是人工的减少，也就是就业岗位的减少。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工业使用人工，一是人工成本不划算，并且随着劳工维权的日益崛起、经济发展，导致人工工资大幅提高；二是大量中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岗位，机器人能有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而真正能大量创造就业的恰恰就是这种类可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替代岗位。

显然，农村的失业怎么安置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照搬到中国可以成功。因此，参照欧美的城市化来检测中国的事情，通常是不好办的，是荒谬的。不过，现在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类问题暂时不会出现，但时间不会太久的，大约20-30年吧。

乡贤治理

今天的中国站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岔路口，也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拉美化”，或者叫做中等收入陷阱。通俗讲就是，财富精英化，政治权贵化，社会两极化。

一种是走乡贤之路，就是走“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走旧中国时期的乡绅地主为基础的人治道路，国家将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部分出售给特定阶层，再次形成旧中国式的“国家权力与权贵、乡绅共存共治的格局。特点就是将国家权力打包出租（甚至出售）给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形成政治权贵化，乡贤化。

一种是走国家资本主义的法治之路，这是当初文革试图解决而终于失败的道路，也是一条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光明之路。由国家和法治来治理社会。国家权力管到每一个人，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国家法律为准绳，仲裁权在代表国家权威的法律手中，而不是以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为准绳，私设刑堂，浸猪笼，点天灯。

历史地看，自1840年至1976年止开启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准确地说，只完成了对外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而对内的利益分配与调整的民主革命，以文革的失败为标志，则是彻底失败了。因此，改开走到今天，乡贤思潮泛滥莫不有因。

至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那一整套的宗族治理体系，涵盖了道德（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土地（以土地为核心的固定资产，即恒产者有恒心）、人脉（以联姻、宗族为核心的正生态循环的人口基数，以及与权力苟合形成的完整政治资源，即，只富不贵，早晚得跑）三位一体的宗族系统，并不必然要求乡贤符合“有道德，有良心，有担当，有正面意义”的标准，事实上，没有“四有”乡贤，也可以有“四没有”乡贤。中国旧社会“土豪劣绅”并不鲜网。要注意，这个词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这是不为一般人所忽略的：一，于普通人而言，也就是作恶一方，为祸乡里，欺男霸女，黄世仁、周扒皮即此类代表；二，于政治而言，“土豪劣绅”指的是指为某个阶层的私利而罔顾国家整体利益。具体的实现路径是，通过将“国家权力”承包，借国家权力损公以肥私，掏空国家财富，绑架国家命运，最后将国家的资源组织、动员能力消耗殆尽。这就是当年老蒋的国家虚弱，中央无力应对日本入侵的全部原因，不在于器物上的落后，实乃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问题——某个阶层为个人私利，即使做亡国奴也不愿意相忍为国，这才是抗战大量汉奸的根本原因。

所以，这就是60多年讲的地主与地主阶级的全部秘密：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寄语

借用毛主席的话对“法治中国”之路做一个寄语：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