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勾心斗角的内斗史，皇帝、文官集团、武人集团、外戚、宦官、功勋等之间互相倾轧、激斗。文官们都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原因很简单，历史是文官写的，即使文官集团失败了，也可以在历史里写成胜利，皇帝，并非一定是胜利者，这在明朝最为明显。

    人类文明主要是以文字为载体，而文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揭示了这个真理。

   文官们掌握了绝对的历史书写权，诚然，大部分人都是呆瓜，尤其是中国人，从无质疑精神，正史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历史的关键在其逻辑而非罗列一堆资料。文官们写的历史自然要极力诋毁对手，武人、宦官乃至皇帝，只要和文官集团不和谐，那都是被抹黑的对象。这不奇怪，人人皆有私心，如果历史都是武人写的，那自然要处处诋毁文官集团。最不可靠的就是《明史》，这部由投靠满清的东林党遗老遗少编撰的历史，还有奴才张廷玉，将武人、宦官乃至皇帝都极力贬低，而把文人和文官都极力拔高。

     从土木堡之战，到威宁海大捷，甚至到贺兰山大捷和应州大捷，历史记录中无不可以看出贯彻着这种思维。由于威宁海大捷是大宦官汪直和其党羽王越参与的，贺兰山大捷是阉党王越主持的，应州大捷是重用纵容宦官的明武宗指挥的，因此这些大捷就都要黑，否则怎么说明我大明文官的伟光正呢？

     大明一开始是极度重武轻文的，《大明律》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最多是伯侯。明朝时基本沿袭元朝，也仅仅分封世禄，按官员级别分封，中山王徐达年俸五千石，高于一品俸禄一千多石近五倍。建文帝时期，重用文官，但时间很短暂，朱棣取得皇帝位后，五次出征北伐，武官地位又远在文官之上。宣宗时期，由于大部分武官都支持汉王朱高煦，而宣宗是文官竭力支持的，所以武官地位有所下降。英宗时期，武官试图扳回这种局面，最好的方式就是打一场大胜仗，而英宗皇帝刚刚亲政，文官系统把握朝政不愿意放权。于是土木堡之战的背后也隐藏了文官和武官系统的内斗。

                   一、土木堡之变的关键：缺粮

     明朝初期，北元残余势力强大，北部边防是重中之重，为随时应对战争，今天山西北部一带各处要塞都备有大量粮草，以此来应对可能突然到来的敌人。这些要塞包括大同、宣化、万全。查不到正统14年的边镇粮草的具体数字，但根据万历6年的边镇粮草可以推测大概，万历6年瓦刺早已衰落，山西北方边镇的粮草只会比正统14年的数额要低，根据《会计录》记载，万历6年山西实征小麦591951.31石，其中运到边镇的有112480石。这些官仓主要是宣府镇龙门广盈仓、怀来广阜仓、新兴仓、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也有少数运到偏关、雁门关和宁武关。草料方面，万历6年山西全省征草3602991束，起运到北方边镇的3544850束。不仅有粮草，还有布帛。

    土木堡之变，英宗御驾亲征，到达大同后，正统14年8月戊申到达大同，仅停留两日，庚戍就开始东撤，未发一兵未做一战，这是英宗亲政后第一次御驾亲征，无功而返不说，基本上就是仓皇而逃，这绝对让皇帝颜面尽失，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一个，粮草不足。

   英宗御驾亲征路线上的大型粮仓皆有兵部负责调度，征集粮草，发运粮草由地方政府负责，而粮仓的收支调度由兵部负责，粮草的钱币折算以及登记是户部负责。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准，存粮大约四年。大军出发是在正统14年7月甲午，此时当年的粮草不会完全起运到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所以如果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缺粮，需要负责任的是当地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和兵部主管后勤的官吏。

     看起来是两个人需要负责，地方行政官员和兵部官吏，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于谦。1430年（宣德五年）33岁明宣宗知于谦可担重任，又逢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同时兼都御史，管理诸镇税粮兼练卒抚民，乃御书于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自本年始至正统十二年（1447）11月止，巡抚晋豫共计18年。于谦不仅是河南和山西的最高行政长官，还是兵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五月，父于仁卒，享年80。七月，得悉父亲病故，累章泣请回乡终制。英宗不许，仅命回乡奔丧，并遣行人汪琰谕祭，令有司营葬。十一月于谦奔父丧，及是起复返京，适罢山西、河南巡抚官，正式做兵部左侍郎。正统十三年五月，母刘氏卒，回杭奔丧。六月就回任上。明朝以孝制天下，于谦又不是张居正，不得不夺情。也真少见。

      正统十二年九月，于谦貌似不再负责山西、河南巡抚，实际上还是负责山西和河南防务。只不过换了个名字，以都御史的名义负责，以前是以兵部侍郎遥领巡抚，现在是以都御史遥领巡抚，一直到土木堡之变前，于谦一直都是山西和河南两地的巡抚，最高行政长官，在正统十二年九月前，于谦还算属吏部的，但是九月后就是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遥领山西和河南巡抚，九月后，于谦也就是京官了，不再往来于山西和河南两地之间。但仍是这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兵部侍郎的身份更是必须管理好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的粮草。

    毫无疑问，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的粮草不足，第一个需要问责的是于谦，粮草不足导致大军无功而返，而半路被瓦刺偷袭，于谦不仅是要斩立决，而是要诛九族。

    大同、宣化的粮草重要性在土木堡之变后得到高度重视，景泰二年，都察院特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这就是宣大总督，全衔为“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简称宣大总督。明景泰中置总理宣大军务，嘉靖初总督兼辖偏保，二十九年（1550年）始定设：去偏保，改山西。三十八年（1559年）防秋驻宣府（今河北宣化），后移驻怀来（今河北怀来东）。

      可以肯定，英宗如果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斩了于谦。

                  二、明朝人都胆大

      造反是诛九族的事，不过别以为没人敢做，明朝是疑案最多的朝代，皇帝或太子都死得不明不白，太子朱标，38岁暴毙，死因可疑。朱棣，北伐回师途中暴毙，死因可疑，居然仓促间棺材都准备好了。嘉靖帝，差点被几个宫女勒死。万历四十三年，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红丸案，泰昌帝暴毙。崇祯帝登基之初，饭菜都担心都被人下毒，要皇后亲自做。明朝人胆大。

     于谦为了保命，必须换个皇帝了，他有那么大本事？无论有没有，于谦都得试试了。于是，另一个人浮出水面，这就是杨洪的儿子杨俊。这个杨洪让于谦换皇帝成为可能。实际这个杨洪应该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

        实际明朝边境重镇宣化的守军与瓦刺本就关系很不错，袁彬的《北征事迹》有一段话，令人瞠目结舌。“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这个城就是宣化重镇，居然与敌国有婚约，还直言不讳。杨洪是当时宣化府总兵，自然与瓦刺也是交往甚密，《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杨洪与瓦刺之间沟通很顺畅。

       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杨洪为了掩盖儿子杨俊的临阵脱逃。谎称是主动撤退，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

      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毫无疑问，如果英宗能以皇帝的身份回到北京，第一个要斩于谦，第二个就要斩杨俊。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宗复辟后，第一个将于谦斩杀并弃市，第二个就斩了杨俊。于谦虽然说杨俊令人痛恨，然而景泰帝时期，杨俊作恶多端，但就是不倒。土木堡事变刚过，杨俊确实说不过去，景泰帝将其调到北京留职查看，而过了两个月，就官复原职，命都指挥佥事杨俊守备居庸关，然后一路高升，又进都督佥事，寻充右参将，辅佐朱谦镇宣府。景泰元年，杨俊冒功，将杀喜宁一功冒为己功，景泰帝再升杨俊为右都督，赐金币。半年后再委以重任，命杨俊为游击将军，率领在京五军并神机营精锐马队、神铳官军五千并口外原随尔熟头目往涿、易、保定、真定、定州等地方往来巡守各城。杨俊恃父势横恣，曾以私憾杖都指挥陶忠至死。杨俊这等恶事做的多了，景泰四年春正月因醉酒，无端杖责守备都指挥姚贵，杖之八十，且欲斩之。诸将力解而止。杨俊作恶多端，又仗着老爹权势，飞扬跋扈，到后来景泰帝也不保不住了。言官又弹劾杨俊跋扈不忠，论斩，将他锢于狱中。不过杨俊老妈说情，景泰帝再宽恕杨俊，仅降职处分。不久后，再高升，做到了他老爹杨洪的职位，然而杨俊坏事做尽，连其家人都对其不满，家人告杨俊盗窃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景泰七年二月，因“法司辩杨俊强奸庶母可疑也”，这是大不孝的死罪，景泰帝无奈，只得下令将杨俊的侯爵剥夺，但仍然免其一死。在杨俊老爹杨洪迁墓赤城的墓前，没有其子杨俊所立之碑，而只有其侄儿杨信所立之碑。

   这样一个人渣，恶贯满盈，景泰帝对其竭力保护，原因很简单，没有杨俊不战而逃，放弃东部防线，英宗定能安全回到北京，景泰帝根本没机会做皇帝。杨俊和景泰帝一样竭力反对英宗回北京，杨俊在守备永宁、怀来之时，听说也先要送回英宗，秘密布置将士“毋轻纳”，英宗真被送回后，又杨言英宗将是“祸本”。这些都很对景泰帝的脾气。所以杨俊在景泰帝期间，怎么都不死。英宗一复辟，杨俊自然被立刻斩首。

                     三、杨洪纵敌

     宣化总兵杨洪深知，英宗一旦回朝，其子杨俊肯定小命不保，同时宣大边镇粮食不足，杨洪自己也有部分责任，毕竟他是宣化府最高军事长官，储量不足，为何不早点通知皇帝？东线溃败，为何不早点通知皇帝？英宗回朝，也要治他杨洪的罪。所以让英宗回不去北京，是杨洪要极力促成的。杨洪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也要试一试。

    上一节已经说到宣化府的明军与瓦刺关系密切，杨洪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放任瓦刺骑兵前后追杀英宗，就足以让英宗回不到北京。再有就是不告诉英宗东线防守已经崩溃的消息，让英宗按从北京出发时的路线原路返回。

    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英宗根本不知道，杨洪也不会让他知道，东线已经全部崩溃，瓦刺骑兵正以逸待劳，占领水源，等着皇帝来进口袋。然而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瓦刺骑兵此时已深入大明腹地，宣化府4万精兵在瓦刺骑兵背后，按照常理，瓦刺骑兵断然不敢集中全力攻打英宗的明军，至少要抽出一半的力量来防止宣化府在背后插一刀，而瓦刺骑兵似乎根本没把背后这4万精兵放在眼里，全力和东线军队合击明军。

     明朝人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也搞不明白为何一贯勇猛无敌的杨洪此时不出战？详细记载土木堡之变的《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 《天顺日录》的作者李贤亲历土木堡之变，所言不虚，如果杨洪能在瓦刺军背后出击，土木堡绝对不会败。然而杨洪就是不出战，杨洪与瓦刺骑兵之间达成了默契，我杨洪不出战，你们放心砍杀英宗皇帝，最好把皇帝砍死。

    有人说，杨洪兵力单薄，出击也不行，非也，杨洪一旦出击，瓦刺骑兵就该知道明朝勤王的部队来了，要知道宣化西边的大同也有数万兵马，南边的偏头关、雁门关也有数万兵马，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瓦刺骑兵根本无心再战。而杨洪的兵力根本不算弱。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瓦刺太师也先的西路军最多也就10万人，而土木堡明军号称50万，实际25万左右，瓦刺骑兵要想包围这25万明军，最少得抽出8万的兵力，最多留下2万兵力防备杨洪从背后的袭击。杨洪是有兵力优势的。

    还有人说，皇帝要杨洪守宣化，杨洪不能出战。问题是守宣化重要还是救皇帝重要？肯定是救皇帝重要。

    杨洪还有可能主动告诉瓦刺明军的动向，成国公朱勇的五万大军居然在鹞儿岭的中伏全军覆没。要知道鹞儿岭在河北怀来，主场作战的明朝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居然被几万军队伏击，我相信除非有内奸透露出明军军事路线和时间，否则没有任何可能。要知道上万人的队伍十分庞大，要找到适合的伏击地点很难。不是主帅灵机一动，看到地形就能拍板的。一辈子没进过关的瓦剌人，怎么会如此熟悉关内的地理？

    至于缺水，纯粹是胡扯，关键还是缺粮。25万大军的驻地，没有一个县也有好几个乡大小。明代初期北方地下水位很高。那么大片的军营驻地，没有地下水是不可能的。组织一帮士兵挖一个大坑不久有水了？土木堡之变的季节是多雨的夏秋季，阴历七八月份正式北方多雨的季节。地下水位大概是一年中最高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水？

                       四、于谦该死几回？

     说点题外话，石灰吟不是于谦写的，它的最早版本，应是宋末元初高僧释信忠禅师所作的一首僧偈。明清两代，先后出现了于谦、李都宪和刘儒三位作者。于谦说最终成为共识，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如其人”的要求。《石灰吟》也因被归为于谦的作品而终成千古名诗。

    英宗在御驾亲征前已经确立了皇太子，那就是后来的成化帝朱见深，虽然朱见深当时只有两岁，但毕竟是皇太子，朱元璋开国之初就定下规矩，皇太子必须是嫡长子。虽然明后期没执行这个政策，但前期还是执行的不错滴。

   英宗被俘，该立谁为皇帝？自然是太子朱见深，而非英宗的弟弟。英宗弟弟可以摄政监国，但是登基做皇帝不和情理。自古以来，没有说哥哥被俘，太子尚在，弟弟就登基做皇帝的先例，也没有奉哥哥做太上皇的先例。

   于谦为何力主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做皇帝？很简单，辅年幼的太子登基，于谦无尺寸之功，而推朱祁钰做皇帝，于谦是头功。退一步说，危机关头，朱祁钰勉强可以做皇帝，但危机过后，不要求朱祁钰退位，但是太子还应该是朱见深吧，然而朱祁钰贪恋皇位，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朱见濬（后来改名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朱见济为太子。大臣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连朱祁钰的汪皇后都看不过去，谏阻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位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换呢？”景泰皇帝不听劝阻，决意易储。汪氏随即被废，迁入别宫。然而于谦则是默认了，于谦不是傻子，如果朱见深登基，肯定要斩了他于谦。然而报应来得快，1452年，景泰帝在奉天门正式宣旨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东宫易储后，朱见济正位东宫仅一年有余，便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死了。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时兼陈一切弊政。景泰帝闻讯大怒，钟同被下狱杖死。这话简直要把景泰帝气死了，他说你的儿子没皇帝命，封了太子也要早死。

     有太子却立皇弟，于谦该死一回了。废太子不劝阻，于谦再该死一回。

     中国古代虽不是法治社会，但在金殿之上群殴将大臣致死，也属违法，而这个大臣就是马顺，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就在土木堡之变消息传来，金殿之上发生群殴，马顺被文官们打死了，纵然马顺十恶不赦，但标准的法律流程还得走，否则要《大明律》干吗？而最蹊跷的是，接替马顺的是于谦的女婿朱骥。虽然后人都认为朱骥为人不错，行刑不用大杖。然而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太巧合了？

    景泰帝时期，于谦军政大权独览，权势比魏忠贤之流都要强得多。于谦为人极为精明，深知自己辅助朱祁钰登基，一班英宗老臣肯定不服气，视于谦为仇敌，所以于谦牢牢抓住了京城的军权。

    明景泰元年（1450年），刚刚掌权的于谦选原京军三大营（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精锐改制。于三大营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团营的最高领导自然是于谦，中下级官员也都是于谦的亲信。于谦一党掌握军队而且是京城的军队，是明朝皇帝的直属部队！

   而英宗复辟时，景泰帝第一反应是，这是于谦谋反吧，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太简单了，于谦一党完全掌握了北京的军权。诚然，于谦此时可以废掉皇帝自己做，但他也知道，人心不服。

     景泰时期，说于谦只手遮天不算过分。皇帝也得让着于谦。

     英宗被俘一年后，也先觉得英宗无用了，开始求和。使者频至，请求送回英宗。

注意，是频至....也就是说，要放英宗回来，还得来求了好多次，因为明朝还没决定好要不要接英宗回朝！这时候，那位拉着于谦的手，极度推崇于谦的王直大人出来劝景泰接纳英宗回朝。景泰非常不高兴，当众生气的说：我本来不想当皇帝的，都是你们逼我！景泰的意思很明白，当初老子不想干，你们立了皇兄的儿子即可，为何立我？立我之后，又接回他，你们置我于何地？！双方僵持的时候，于谦出来拍板了："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的反应耐人寻味，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史官的记录很有意思，顾而改容.....皇帝不仅顿住，停顿，乃至改容，连脸色都变了。前面是不悦，改容，想必是将自己的生气掩去了....好吧：从汝从汝——从你了，从你了，你是大哥你说了算。

     有人会说，于谦不迎英宗回来岂不是更好，于谦是过分自信了，自信可以为景泰帝的儿子扶上皇位，在朱见济死后，于谦一直再为景泰帝物色接班人，然而前太子朱见深还活着，英宗还活着，无论你找谁做接班人都缺乏合理性，即便是你只手遮天，但奈何天下道理最大。

六、土木堡之变明军的损失有多大

      首先要看明军出征有多少人，历史小白都说是五十万，还说后来全军覆没，夸张至人类极限了，不过是抹黑英宗和王振。明军大约25万人出征，伤亡大约10万人，有15万人毫发无损地逃回北京。这也是为何后来的北京保卫战打得极其轻松的主要原因。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于谦订立的文官带兵制度让大明战斗力急剧下降。巡抚领兵制度根本上杜绝了武将上进的道路，造成军队战斗里和战斗意志地下。领兵的文官由于科举制的缘故，很少有军事能力。由于底层吏治被胥吏把持，明代文官甚至连行政能力都不足，完全是一帮只会空谈和党争的文人，甚至其实际能力还不如太监。这种人治理地方被人架空到还好说，带兵打仗纯粹的找死。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

    叶盛是兵科给事中，这个官职是专门负责国家军事检察，辅助皇帝处理军机的。《水东日记》所载，正统十四年，整个明王朝的卫所士兵普遍存在缺额的现象，而且刚好缺额一半。缺额是多少，叶盛说恰好一半，可能不那么准确。每个卫的情况不同，缺额不可能都恰巧是一半，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28-30万人。

   除了这30万人之外还有一种直接隶属皇帝的侍卫上直军。侍卫上直军是皇帝与宫廷的侍卫部队，它是由朱元璋在起义战争中设置的拱卫司演变而来。侍卫上直军共有12卫，每卫大约5600人，考虑这是皇帝的直属部队，不会有缺额，也就是大约67200人。

   北京城内总兵力大约34-37万人。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还要有留守北京的军队，《明史》记载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不满10万，取6-7万。

   英宗亲征所带军队就是35万减去7万，再减去提前出发的4.5万人。大约23.5万人。我们从后来于谦的北京保卫战里可以倒推土木堡之变的伤亡数量，北京保卫战时期，于谦手握22万军队，北京留守的部队大约7万人，于谦从9月开始执掌兵权，九月景帝依于谦荐，任命固守大同的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随后，又依于谦议，命监察御史白圭、李宾等十五人，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壮，就卫所操练，听调策应。 10月11日，也先大军已经到了北京城下，全国总动员来勤王的军队数量肯定很少，不到1个月的时间，先要接到动员的圣旨，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后勤粮草辎重，然后再出发，仅凭两条腿走路，最多有1-2万北京以外的部队能够到达北京加入战斗。这22万大军中留守的部队7万人，勤王的按1.5万人，还有13.5万人来自何方？这就是土木堡之变后逃亡回来的士兵。考虑到有些士兵逃亡后不会回北京，万一回京师问罪呢？或者有些人趁机当逃兵溜走了。因此土木堡之变中毫发无损的士兵大约15万人。

     御驾亲征的23.5万人中毫发无损的大约15万人，明军的损失大约8.5万人。最多不超过10万人。

                   七、被夸大了数倍的北京保卫战

    先让我们看看土木堡之变100年后的庚戌之变，就知道北京保卫战并无必要，当然了，北京城外围的百姓要全部撤到北京城内。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输入蒙古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

     自土木之变以后，京师百年无警，如今俺答突然兵临城下，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当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不过不用担心，蒙古人不是来攻城的。

    1550年8月十九日蒙古大军至东直门。二十一日德胜门﹑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当时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虏的宦官杨增，手持俺答的书信回复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给我钱，开贸易，就解围，不然我一年来骚扰你一回。

   明廷接到俺答的书信后，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礼部尚书徐阶斥责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赞同徐阶的话，并询问众臣如何回答俺答书信，徐阶说：“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非所爱。”徐阶认为无条件应允太失面子，只有劝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世宗采纳了徐阶的主张。据蒙古史料记载，“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扎克（杨增）之人，谓‘互相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之田赋之后而回还”。也就是说明朝允诺了通贡后，俺答便撤兵了。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军撤退。此前，俺答于八月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到撤退之时，大雨倾盆，俺答认为白羊口过于狭窄，怕明军伏击，乃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崖口、镇边城等处，一半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在俺答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引兵蹑其后，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军不战而溃，死伤千余人，仇鸾本人差点被俘。

    蒙古人早已不是成吉思汗时期的那个蒙古了，蒙古全盛时期攻打坚城也非常困难，合州城在蒙古全盛时期，坚守近40年，期间还打死了蒙古大汗。而当时蒙古已占领大部分四川。而瓦刺在长城以内未有一座城池，瓦刺根本无法打下任何一座大明城池，大同和宣化府都不能拿下，何况是比宣化强数十倍的北京城。

     瓦刺内部并不团结，实际瓦刺此时的首领并非纯正的黄金家族后裔，也先只是太师，真正的大汗是脱脱不花，脱脱不花与也先之间矛盾很深，也先得不到蒙古贵族认同，1453年，也先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也先本非元裔，得不到蒙古贵族承认，也先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部下离心，纷纷背叛，1455年，也先就在内战中被杀了。

    也先孤军深入，东路军还有个和自己不一心的脱脱不花，也先根本不是来攻打北京城，跟100年后的俺答差不多，也先此行，主要是要钱，其次是要开边境贸易。

    也先攻打北京城也就4-5日，孤军深入，粮道和退路很有可能被截断，也先根本不敢恋战，于谦也就丝毫不惧也先，大大方方地出城与也先野战。并且也先的部队人数远远落后明军。

     瓦刺在土木堡之变一个多月后开始进攻北京，兵分两路，一路由大汗脱脱不花率领，目标居庸关，仅仅是佯攻，主力南下从蔚县经飞狐道然后从紫荆关进入河北平原，从北京南面攻打北京。也先虽是实际最高统治者，但毕竟脱脱不花是大汗，脱脱不花一直不认同也先的南下政策，脱脱不花极力东进。主帅之间不和。脱脱不花在攻下白羊口之后开始观望，脱脱不花不是傻子，攻打北京城这艰巨的任务，打下来了，功劳也没他的，都还是也先的。而也先的势力削弱，对脱脱不花当然是好事。后来也先兵败，脱脱不好单独遣使来求和，显然是不跟你也先一条心了。明军可以专心对付南边的也先军。

     也先此次攻打北京城，兵分两路，也先有多少人呢？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

是日虏众奉，上皇至紫荆关北口。副都御史孙祥遣指挥刘深出见上皇。岳谦与深言，此处达子三万，止有精壮者二万、又有二万从古北口入。也就是也先就带了3万人，精兵只有2万。从古北口的也只有2万人。

    也先的兵力为何这么少？太简单了，又不是去真的攻打北京城，就是挟持英宗，希望能赚点金币回来。其次，十月初一，也先就到了大同，发现虽然手中有英宗，还是叫不开大同城门，于是南下仅仅两天，也先就到了紫荆关，并当天拿下紫荆关，显然是急行军的速度，不可能带太多军队。后边的大同、宣化各自拥兵数万，虎视眈眈，即便瓦刺知道明军不敢出城追击，但总要有些防备吧。

    也先只有3万人，也先的如意算盘是挟持英宗，所要巨额金帛，且开通贸易互市。奈何于谦等人根本不认英宗，一分不给。并且于谦22万雄兵在手，区区3万骑兵，根本无法撼动北京城分毫。

    22万对3万，还有1万是疲弱之兵。这仗要是再不赢，那真是丢人。并且四方勤王兵越来越多，十月初十，皇帝命守居庸的罗通留少量人守居庸（东路的脱脱不花已经处于观望状态），大部分兵士急速回京支援，同时调宣化府总兵杨洪的2万精锐入京，调辽东精锐焦礼的3万士兵回京支援，如果全部赶到，北京足足有30万士兵，面对3万瓦刺骑兵。何足道哉。（明英宗实录184卷，乞令与右副都御史罗通筹画量存军士守备居庸合兵寅夜赴京夹攻贼阵，命杨洪将二万辽东副总兵焦礼施聚将三万入援）

  而土木堡之战，瓦刺是全体总动员，大约9-10万精锐骑兵，且是前后夹击，瓦刺军以逸待劳，明军缺粮数日。

                  八、被抹黑的太监王振

    文官们对太监是极力抹黑的，文官们自认饱读诗书，寒窗十年才谋得一席官位，而宦官们仅靠经常在皇帝左右，就拥有权势。文官们自然气愤不平，所以历史上你找不到几个评价好的太监。

    王振被文官们说成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八年（1443年）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初为家庙，后英宗赐名“报恩智化寺”。如果土木堡之变确实有王振的过错，那么英宗一复辟，就该将这座王振的家庙捣毁，而事实上，英宗一复辟，就为王振修建忠烈祠，并为王振歌功颂德，书写了墓志铭。王振早已死去多年，英宗也是昏君，为王振修忠烈祠是出于公德。

    相比之下，《明实录》就对王振不是一面倒地抹黑，毕竟文官们在当时不敢信口胡扯，而几百年后的《明史》就可以随便写了。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先是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负责淮河地区盐业事务的机构）同知（副职）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正职），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王振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

     王振曾对宣德时期的某些弊政予以过纠正。明代陆容撰《菽园杂记》记载：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统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如此处理，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

      王振掌权时，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意见，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极为赏识。

    在英宗的成长过程中，王振则起了相当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这一点在明人许浩所撰《复斋日记》中多有记载。早在宣德朝，王振因“有才识，能驱驾人”而为宣德皇帝所看重，当时宦官有很多，后来只有王振官做到太监，这也可以说明王振才能的非凡之处。英宗在东宫做皇太子时，宣德皇帝使王振侍奉英宗，并教授英宗读书写字，这也正如英宗后来褒奖王振时所说：“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作为东宫师傅，王振庄重沉稳，以致英宗常对他心存敬畏。对即位后的英宗王振也是很尽心地管教，一次大臣给小皇帝上课，偷偷跑出去玩，王振立即就报告给了太皇太后，结果英宗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身边的宦官则被关入牢房。对英宗的近侍之人王振也是严加管束，防止他们误导幼主，一次王振准备去侍奉英宗时，听到有人吹箫，吹箫的人看到王振来了，拔腿就跑，王振追上去，狠狠的训了他一顿：“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结果吹箫的人被给以二十大板的处罚，可见他对英宗的成长是颇为尽职尽责的。

     王振对于英宗的直接教导也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英宗登极后，王振曾劝导英宗戒绝好玩。据清人查继佐所撰《罪惟录》记载，一次英宗与侍从玩球，结果因为王振的到来而停止。第二天天亮时，小皇帝因为玩得累，在屋里还没出来，王振就跪着劝道：“先皇帝为一毯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听后觉得非常惭愧。三杨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宦官中宁有是人！”另据明人邓士龙辑的《国朝典故》一书记载，当时太皇太后等人喜欢游玩佛寺，常在寺中一连居住好几天，王振觉得这样既有损皇家形象，又劳民伤财，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盛世，于是教导年幼的英宗将后妃们所住的房间里放上佛像及佛经，这样既顾及到后妃们的喜好，又使得她们不能长期地住在佛寺里面了，巧妙地纠正了这一陋习。王振也曾教导英宗不要随便授予身边的人官位，而要重惜国家名器。《复斋日记》记载：有位宦官给英宗梳头时日长久，于是乞求恩赏，英宗同意赏他一官职，并让王振去办，王振劝谏道：“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最终没有给予。其言其行劝告英宗作为一国之君当居安思危，以天下为重，勿贪图玩乐而导致荒政误国，并严明赏罚之事，这本身就是就某些具体的事例引导英宗如何做一贤德之君，裨益实为匪浅。

    以上之种种良言善举亦恰如英宗称赞王振时所言：“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禆益实多。”

                  九、亲征无错，并且非常有必要

     明朝的军制是整个军队内体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各兵种之间也互不搭界。上卫亲军与野战军互不相属，野战军内部还要划成五个部分。小战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队应战。而如对北方的大战役，需要动员举国之力，这个时候，请问哪一个大臣能指挥得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就连兵部，也对军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春明梦余录》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另外，班军制是明军主力的构成，士兵一年一轮换，相互间也缺少配合与默契。这样一支队伍，你能够让谁来指挥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个人了，这也是明朝从永乐开始，皇帝亲征并用太监监军的原因。因为，只有太监是代表皇帝的，如钦差一样。太监如果分量不够了，那就只能是皇帝自己上了。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则已，要打，英宗亲征是无法避免的。

    正统十四年是多事之年，年初，即有云南思机发之乱，又有福建邓茂七之祸，还有贵州的骚乱，都是动用了国家大力量才加以平定的。直到六月，还调了十万兵，灭了湖广生熟苗的造反。于是才有刘球之言。刘球：“移此力经略西北，已巳之变，必有以御之者，穷疥藓这拒搔，而耗腹心之元气，安得不败乎？”（指云南麓川之役）

     首先，明代诸帝有上阵杀敌的优良传统。洪武元年，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一完成，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汴梁，亲自指挥讨伐元顺帝的25万明军；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朔漠，追剿故元蒙古贵族残部，披坚执锐，亲冒石矢，建树了赫赫武功；仁宗享国极短，其子宣宗刚上台，便亲率六师一举荡平汉王朱高煦之叛。父祖们的雄风，为春秋鼎盛的明英宗起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其二，英宗正统年间是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处于危机四伏的时代。那时宦官干政，武备松弛，地荒民逃，滇西发生动乱。然对明廷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北方的蒙古，自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消彼长，虽未能重建对中原的统治，但活动在辽东、漠北和漠西的蒙古势力，一直是明王朝生存发展的巨大威胁，明朝边防、军备的核心始终放在对付蒙古贵族的基本点上。

   第三，瓦刺骑兵此行来势汹汹，大有摧垮明王朝九边防线，重新人主北京的势头。瓦刺兵分四路，声威大震，明朝大同参将吴浩率兵迎战，兵败而死，军情吃紧。面对主要敌人的强势进攻，前线的节节失利，瓦剌已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的严重局面，明英宗不得不高度关注之。

    最后，皇帝亲征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且作为一国之君，就应该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保护社稷苍生的重任。况且，皇帝亲统大兵，也有利于巩固皇权，维护国家统一和内部稳定，比之贪生怕死的宋徽宗，血气方刚的明英宗勇气的确可嘉。

    再有关于土木堡之战的起因，清朝那些腐儒将责任全推给宦官王振，实际也先迟早发兵，只是时间问题，根本不是王振削减马价。

    正统四年夏五月，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病死，其子也先嗣位以来，势渐强盛，多次进攻塞北，瓦剌部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首先征服了鞑靼蒙古，继而分化了河西三卫，最后征服了兀良哈蒙古，势力推进辽东，压迫女真各部，威胁朝鲜安全，明王朝长城一线的任何一个隘口要塞，随时都会遭到瓦剌铁骑的冲击。也先大举入侵，仅是迟早的问题。何况，瓦剌朝贡不仅人数连年剧增，给明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他们还借机抢夺明军武器，殴打明军，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和国体，更有甚者，瓦剌贡使居然深入各地侦察山川形势，探听明朝虚实，危害极大。而且正统十四年二月的朝贡中，实际只有2524人，却虚报了3598人，且马匹瘦小，让人忍无可忍，因而减少马价势在必行，王振此举并无过错。

    因此，说瓦剌入侵是由王振削减马价所引起的，是站不住脚的。王振的做法只不过为也先找到了大举进犯的口实而已。

                  十、绝非仓促应战

    在“仓促应战”说中，有一个评价的程度问题。准备两天是仓促，准备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仓促？准备一年就不算仓促了吗？因此，“仓促”的评价只能针对准备的情况而言，那边大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明军一败涂地；这边赶快把城门关上，好好准备，等着瓦剌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这就是当时某些人的战略观点。吏部尚书王直就取此意，他向英宗说：“陛下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明通鉴》）。回到今天，如果某敌国来犯，我们先退守首都和重点地区，让敌人进来，我们再打。这说得通吗？打得过打不过是战术问题，打不打是战略问题。即便二战时期，苏军也是经历了顽强抵抗后才后撤的。开战即后撤，人心尽失。

    “（六月）甲子，卫喇特额森（瓦剌也先）寇报频闻，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兵马。”（《明通鉴》）“乙丑，驸马都尉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军，预战守。”（《国榷》）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四十天前，明朝就已经发觉也先的意图，并已着手准备，调兵遣将。那么，北京的驻军就没有准备吗？不合情理，因为北京距大同这么近，而且，北京兵的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北方蒙古残留势力的。北方有兵事，北京驻军肯定会拉响警报。按现在的话讲，进入警备状态。可以肯定的是，从30万大军两天就可出发来看，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了，而且京军原本就是野战军，其主要构成来自每年16万的班军，即各附近省份抽调上来的精壮士兵，以备京操。这支部队，在四十天，或者一个月内整装待发，是完成可以的。

                 十一、亲征无关王振

    说英宗被王振蛊惑才御驾亲征，好像英宗是傀儡一样，实际英宗不仅不是傀儡，且极富主见，办事精明老练，而人缘又极好。

   明人余继登所著《典故纪闻》记载了英宗的很多事迹，关于太监管理的问题，就有好几条，且看如下一、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叁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二、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觉，英宗命届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三、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表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英宗对太监下手并不轻，因此，王振之流即使得宠，恐也不至于肆无忌惮，再亲信的人也要对主子负责，不敢干太出格的事。

     后世都说是王振挟天子率师亲征，可是翻检当时明廷的官方记载,根本并无确指英宗亲征出于王振“挟迫”的记录, 《明英宗实录》卷180 正统十四年七月己丑( 十一日) 条载英宗亲征的决议, 说: 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 至猫儿庄, 右参将吴诰迎战, 败死。脱脱不花(Toytobuqa,蒙古尊号为岱总可汗,Daitsung,1422--1452,在位1438--1452)王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宁将凭城拒守。报至,遂议亲征。同书载该年七月甲午( 十六日) , 明军自京师出发时,亦仅称: 车驾发京师亲征, 是举也, 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 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

   当时人李实(1413--1485) 曾因英宗被掳事出使瓦刺，在所著《北使录》中仅指王振“请上出征迤北”,而参与《明英宗实录》编纂为刘定之( 1409--1467 )在《否泰录》中亦只记王振“劝上亲征”。他们虽同样感受到“呼吸间即有永嘉(307--313 ) 、靖康( 1126--1127) 之祸”的莫大恐惧,然持论却与官方一致。王振果真“挟帝亲征”,英宗崩后由众多身历“己已国变”的大臣编纂成书的《明英宗实录》, 又怎会只字不提呢？当时曾历惨变的大臣在私自撰写记录时，又哪会特为逆阉隐瞒呢？这可见“土木之变”前,王振只是从旁助成英宗亲征而非若《明史·宦官·一》所指的“挟帝亲征”。

   英宗毅然决定率师亲征, 委实缘于瓦剌部族连结北方各族，多路并进，来势汹汹地大举南侵,而明廷沿边将领却又连番御敌失利。王振的劝帝亲征, 便是因应恶劣的客观形势, 以成祖 五荡边尘、宣宗三巡北境,作为游说的凭藉。谈迁(1594--1658)在《国榷》中便曾指出: 阉振(王振) 用事, 狃太宗(成祖)、宣宗之故驾, 劝上亲征, 廷臣伏争不得也。成祖以来的“皇帝守边”政策, 使英宗长期感受到父祖辈行动的影响。他在决议亲征后，拒绝吏部尚书王直等谏阻时, 便曾具体而确切地表白自己的卫国决心, 说: 虏贼逆天悖恩, 已犯边境,杀掠军民, 边将累请兵救援, 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载氏辑《皇明史概》台湾学海出版社据崇祯〔1628--1644]间原刊本影印,第16卷第18页。英皇(英宗)追慕先烈才一启行六师俱覆谋虽发于王振，断必决于圣衷。

 十二、祸起权力争夺战

   英宗早年由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朝政，随着英宗年纪越来越大，英宗亲政是必然的，英宗与以三杨为首的文官集团发生了矛盾，英宗以锦衣卫来对付文官集团来夺回朝政。

    正统年间的内阁“三杨”中，只有杨溥为人比较低调，其他两人当中杨荣好收受贿赂是众所周知的，靖江王佐敬贿赂他被王振的锦衣卫查知后揭发了出来，杨士奇却袒护他去跟英宗求情（以前宣宗时就有过这种事），杨士奇表面上看没啥污点，但他却纵容儿子仗势欺人，身背十数条人命，也被锦衣卫查了出来告发了，他就请求辞职告老还乡，郁郁而死后他儿子才会绳之以法。就这些事来看，王振错在哪了？锦衣卫本来就是皇帝直接掌控的类似于便衣暗探之类的情报组织，要不是上层腐化做了不法的事，怎么会让他抓到把柄的？历史把这些都归于权利斗争，却半点不提掌权文官集团的腐败，杨荣受贿被揭发，杨士奇三番两次求皇帝不要惩罚，却把他说成好像是“做好事”一样，不就是“官官相护”么？　　

　　而后来掌权的于谦那拨人就是杨士奇提拔上来的，杨士奇又是被王振的锦衣卫弄倒的，后来这两拨人的矛盾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王振的锦衣卫之所以要扳倒“三杨”倒不是他本人要争权，而是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得从内阁那里收回权利了，可那帮人掌权掌得久了已经腐化了，轻易不肯让出权来，不然不但诸多的特权和好处会被收回，以前做过的那些不法的事也会被清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所以到最后他们是不惜连皇帝都给拉下马的。

                    十三、一代英主明英宗

     英宗绝对是一代英主，即便他不做皇帝，也是个人缘极好的好人，能让这种人痛下杀手的，绝对是犯了大错。

     明英宗实录记载，宣宗皇帝抱置膝上问：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正其罪乎？曰敢！答应之际，音响洪亮，神采英毅，无所疑虑。 宣宗皇帝大喜亲解所御龙袍宝带加于上体。这正是英宗一生写照，御驾亲征正是为了不辜负当年答应父亲的承诺。

   观察一个人，最好的时机莫过于观察他最困难时期，在做也先俘虏期间，在被弟弟囚禁在南宫数年期间，英宗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坚韧不拔，始终乐观地面对现实，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这种压抑和恐吓，如果心理素质不佳的人，早就被吓死了。

   英宗两次登基做天子，用宦官巧妙从文官手中夺权。隐忍数年，一鸣惊人，一句话，朕乃太上皇，谁敢不开城门？夺门之变最关键的人物只有英宗一个人，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朕乃太上皇，开门！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复辟后立刻诛杀于谦一党，于谦在景泰帝太子朱见济死后，一直试图为景泰帝找接班人，于谦岂会不知，一旦朱见深上台或英宗复辟，第一个就要杀他，朱见深后来虽然也说了于谦几句好话，但那时于谦已经死了，朱见深邀买人心罢了。于谦试图扶植的接班人是襄王朱瞻墡（英宗的叔叔）的长子，不过朱瞻墡并不想趟这趟混水，土木堡之变爆发后，朱瞻墡上呈孙太后请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并且建议帝国派人营救被绑架的英宗；于景帝上位后，朱瞻墡上疏劝其毋忘对英宗的恭顺，要朝夕省问，念兹在兹。

   英宗的政治手腕水平之高，令人称奇，这样一个人居然有人说，英宗被王振操纵了，没主见，100个王振都斗不过英宗的铁腕。

   刚刚30出头的英宗在复辟后，先是借徐有贞之手处理了景泰旧臣，再借曹吉祥、石亨之手处理了徐有贞，手段不可谓不高明，身段也仿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算是擅于斗心眼的文臣也绝非其对手。

   处理徐有贞之后，英宗开始谋划对付石亨，六韬中说，你要对付敌人吗？那就把敌人养的更强，强极必折。英宗正是深谙其中奥秘。

    在天顺三年石亨的儿子石彪晋封之前，英宗几乎替石亨打击了其所有政敌。一个时代渐渐走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情境当中，这其中的“我”便是石亨。英宗虽贵为天子，也几乎沦为石亨打击政敌的工具。天顺三年，英宗终于开始反击，切入点放在石亨的儿子石彪身上。在此之前，石彪已封定远侯，出镇大同。石家一门二公侯，天下将帅几乎有一半出其门下，至于石家蓄养的谋士与猛士更是数以万计—一个王朝的危局已然铸成。

      七月，英宗下令召石彪回京，给出的理由是进爵封候。石彪却仿佛看到命运的狰狞，不敢回京。他指使千户杨斌等50人奏保其守大同，变相拒绝皇帝回京的诏令。英宗正是要你这么做，先不搞石彪，英宗先抓了一个千户杨斌，石彪毫不起疑。被捕的杨斌供述出奏保行动的幕后主使人正是石彪。英宗恼羞成怒，下令石彪“疾驰入京”—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帝国的收官行动开始了。石彪回京后立刻被锦衣卫下狱，随后的审讯与抄家工作由门达主持。很快，门达从石彪家抄出绣蟒龙衣以及违反制式的寝床等物，石亨父子谋逆之心至此昭然若揭。天顺四年二月，石彪被弃市。同月，石亨瘐死狱中，走完其始乱终弃的一生。

   干掉石亨父子后，英宗再来做曹吉祥这个宦官。英宗厚待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是明朝军队的主力）。把兵都交给你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实际英宗根本不放心曹吉祥。曹吉祥父子自认掌握兵权，贪心的不得了，要造反做皇帝。这时正好甘州、凉州告急，英宗命怀宁侯孙镗西征，尚未出发。曹吉祥使他的党羽、掌管钦天监的太常少卿汤序择定于这个月的庚子日黎明时分发动叛乱，由曹钦拥兵入，曹吉祥率领禁军接应。计划制定的很好，这些曹氏父子的党羽自认为成功在望，提前开了庆功宴，这些党羽中，有一个都指挥叫马亮的，恐怕事情败露，偷偷溜出来告诉吴瑾。这天晚上，孙镗和恭顺侯吴瑾都在朝房值夜。吴瑾急忙催孙镗由长安右门门隙投入奏疏。英宗接到奏疏后，立即下令捆绑了曹吉祥，下严令封闭皇城和京城九门。

   曹钦发现马亮逃跑后，半夜里飞驰到逯杲家，把他杀了。又在东朝房砍伤了李贤，把逯杲的头给李贤看，说自己的行动是逯杲激成的，逼李贤替他上疏声辩。又到西朝房杀了都御史寇深。他们攻东、西朝房，不得入，遂放火。守卫者拆河边的墙石填塞大门，叛军在门外往返呼叫。孙镗派自己两个儿子急召西征军士到东长安门攻曹钦。曹钦转攻东安门，在路上遇到吴瑾，把他杀了。又纵火，门烧毁了，但门内却乘势加柴，火更猛，叛军无法入内。这时天已渐亮，曹钦党稍稍散去。孙镗领兵追杀曹钦，斩了曹铉；孙镗子孙辄砍中了曹钦胳膊后被杀。曹钦企图突破安定等门，但城门全部紧闭，曹钦只得退回家中抵抗。刚好天降倾盆大雨，孙镗督军入曹钦家，曹钦投井死，又把曹铎及全家人杀了。三天后，英宗下令把曹吉祥碎尸于市。

    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在位，共计二十二年。三十七年的人生，七年太子，十四年皇帝，八年幽禁，最后八年又当皇帝。

    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显现了英主的风采。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过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而英宗的人缘之好，令人无法相信，英宗以气度和热心让敌人彻底为其倾倒，尤其是与也先弟弟伯颜帖木儿，关系亲密程度就像同性恋一般。

    也先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 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还曾经想把妹妹嫁给这个已经基本没用的皇帝。

    也先送英宗回朝之日，也先预筑土台，请上皇登座，自挈妻妾部长，罗拜台下。礼毕登程，乜先及部长等，送至数十里外，各下马解脱弓箭战据，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独伯颜帖木儿，送上皇至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一面称谢，一面也流泪两行。饮毕，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密语上皇侍臣哈铭道：“我等敬事上皇，已阅一年，但愿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设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上皇，莫忘前情！”哈铭允诺。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伯颜帖木儿尚依依不舍，直送出野狐岭口，重进牛羊等物。上皇揽辔慰藉，彼此又复垂泪，经杨善等促驾南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如此气谊，实是难得，想与英宗前生，定有夙缘。仍命麾下头目，率五百骑护送上皇还京。”

     《明史演义》这么写，的确让人怀疑，英宗与伯颜帖木儿有基情？当然演义有些夸张了，可不止演义这么写，。”《正统北狩事迹》写的也是基情四射，朱祁镇走的时候他一路送行，直到野狐岭下，史载：“帖木儿闻知，大哭曰：“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帖木儿既去，行数里，闻人马声。上惊问为谁，乃帖木儿归逐得野兽，使人来献也。”

   英宗被俘期间，从来不摆皇帝架子，不仅不摆，还待人非常恭顺，就算普通人，也是难得。《正统北狩事迹》有载：“铭屡至大同，往复劳甚。一旦，上谓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压我胸，我不动，俟汝醒，乃下其手。’”这个故事用现代文说，就是哈铭同志整日奔波非常劳苦，睡觉的时候手臂压到了朱祁镇，朱祁镇担心影响他休息便不曾起身。

    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在朱祁镇身上确实完全不适用的，两个陪伴了他艰难岁月的人，得以善终。《明史》载“及帝还京，景帝仅授彬锦衣试百户。天顺复辟，擢指挥佥事。寻进同知。帝眷彬甚，奏请无不从。……十三年擢都督佥事，莅前军都督府。卒于官。世袭锦衣佥事。哈铭从帝还，赐姓名杨铭，历官锦衣指挥使，数奉使外蕃为通事。孝宗嗣位，汰传奉官，铭以塞外侍卫功，独如故。以寿卒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