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虽然任何政府在处理新的流行疫情的爆发都可能准备不足，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

我不会把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身上，因为他们遵循了以前同样应对危机的模式。由于文化和政治原因，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每年省人大会议之前平稳运行，并保持局势稳定。这种应对模式已经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已建立了多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错误行为暴露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弱点。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其他省份和城市也都也发生过类似的卫生危机和其他问题，因为官员们都有着相似的心态。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这种情况下的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足以使他们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情况。我希望它使政府必须改变其决策过程、透明度以及对社会的开放性。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因此，即使如新型冠状病毒一样丰富的信息，但它也没有从地方到高层的有效信息传递。中国现行体制无法应对国家广袤领土和庞大的、异质人口的大量信息。事实上，高官们试图保护自己并过滤信息，而不是公开处理他们无法应对的信息规模。

— 周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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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学术化的批评其实回避了太多的敏感词，但毕竟提醒人们面对制度。

周雪光的书《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谈到国家治理模式时说，“国家治理模式有两个主要线索：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间关系，一是国家与民众间关系。” 他在这里没有把层次说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第一个层次是国家（state）与民众（people）的关系，这个决定国家政权如何形成。第二个层次，是国家政权的结构，即各级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个决定国家政权如何行使。两个层次互相影响，但第一个更根本，更本质，更基础，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当然，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在行使国家政权即执政方面会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因而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也可以互相借鉴。这个层次更实用，更有实际操作的意义。他这本书，主要说的就是这个执政层次的事。在说到村级选举时涉及到了第一个层次，里头的故事比逻辑有意思。他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非要触动政治制度的基本面（第一层次），在既定的基本制度里面，可以在政权行使（第二个层次）的制度安排上进行改革，着眼点是提高执政效率和质量。如果这样的讨论都不让有（据说这本书不许被再版了），那就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