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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N5 H% f- X: e8 ]# ~, k万历四十六年,同时也是天命三年,以及公元1618年,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五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在此前两天,他刚刚发布了对明帝国的宣战书,即著名的《告天七大恨》。在此前两年,他于赫图阿拉(女真语意为‘横岗’,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称汗,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从此与明帝国分庭抗礼,据说其汗号或年号为“天命”,因此后人往往称其为“天命汗”。$ X& G& i; J/ `( O
9 d* b/ ~) {1 u& R. e0 K明朝的抚顺城建于洪武十七年即公元1384年,得名于朱元璋“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之语,它位于浑河岸边,是明朝与女真“互市”也就是开展贸易交换的重要市场,虽然打着“马市”的名义,但其实各种商品都有。据考证,到努尔哈赤起兵时,这个“马市”已经前后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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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k( j: v1 V% t' i对于后金军来说,抚顺城的占领可以说相当顺利,因为许多女真人都去那里做过生意,对那里极其熟悉,不仅如此,明朝的抚顺城防司令李永芳就是辽东本地的铁岭人,与女真酋长们都是老相识。五年之前的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的时候,就和李永芳打过交道——明廷要双方罢兵,努尔哈赤不得不亲自前往抚顺进行解释,而当时负责接待他的,正是李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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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努尔哈赤通知尚蒙在鼓里的李永芳,说将有一支女真人的大商队要来抚顺做生意。次日,女真先头部队果然伪装成商队,顺利混进了城,他们与随后赶到的后金大军里应外合,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抚顺。据说,献上这条木马计的,正是努尔哈赤的四儿子,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 ~' k2 D% ^5 [
; y, i' n( W) Y. U+ Q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女真地区虽然有不少汉人,但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逃难者,像这样主动投降的明朝官员,李却是头一号。为了笼络这位开叛降先河的明将,努尔哈赤甚至将自己的孙女(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使之成为第一个汉人“额驸”即驸马,可谓下了“千金买马骨”的血本。; a9 x. D1 D7 }1 o
0 x* f8 l; {8 X' _抚顺的陷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努尔哈赤攻占的第一座明朝重镇。不仅如此,随同李永芳出降的,还有大批抚顺官绅,其中一人自称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十八世孙,他就是范文程。与范家一起归降的还有佟家,该家族后来被划入佟佳氏,后来无比显赫的“佟半朝”,便是由抚顺的佟养正、佟养性兄弟开始,这个佟家有说是汉化的女真人,亦有说是女真化的汉人,总之来源颇有争议。% G u, ^ g2 ]0 d
3 f- v, R+ x* l9 W# V, d' S* ]2 D清朝史料写道,接待李永芳等降人的,是后金一个名叫阿敦的官员,头衔为“固山额真”,李投降后则被封为“三等梅勒章京”——清人解释说,“梅勒章京”是“副将”的意思。可我们知道,清朝的副将虽然是从二品,但并非什么高官,那么身为明末第一叛将,李永芳才做到副将,是不是太亏了?其实,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所谓“固山额真”和“梅勒章京”,都是八旗的官衔,与明清官制并不存在严格的匹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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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 O& n+ }# E! P- ~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女真语意为“箭”,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女真语意为“段、节”,总指挥称为“甲喇额真”。在女真语里,“额真”是“主子”的意思。( w& K! u6 S- x* j) a
4 s- b4 P( O) Y% i/ V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 “固山”,意为“旗”, 长官称“固山额真”。努尔哈赤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即黄、白、红、蓝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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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地区,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其中后三个的旗帜镶红边,第一个的旗帜镶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读“整”音——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些人当然都是战士,杂役民夫等非战斗人员不包括在内。 g' f' I0 ?( p8 T4 v D
" |5 S7 {1 d9 F2 X7 S此外某些史料记载,在八旗初创阶段还曾出现过黑旗,一说黑旗后来改成了蓝旗,因为前者在夜里行军作战实在是不方便,一说黑旗是与红黄蓝白并列的一种独立旗色,后来在汉军八旗创建的时候,曾拨给汉军使用。众说纷纭,这里不多讨论。3 y) H4 I! u, W: F4 T2 {: E. W9 G
' g/ ?9 ~1 u& y+ o努尔哈赤规定,各旗的首领“固山额真”,级别对应于明朝的总兵官,而明朝总兵是独据一方的军区司令,权力比清朝总兵大得多。固山额真的副职是梅勒额真——“梅勒”满语意即为“‘副”——后来改称“梅勒章京”,而“章京”这个词据说来自汉语的“将军”,“梅勒章京”就是“副将”,其级别也对应于明朝的副总兵即副将。清朝入关后,“固山额真”和“梅勒章京”确定了正式的汉语译名,改称后来我们熟知的“都统”和“副都统”。+ P" Z. G) t: A0 d0 G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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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三等梅勒章京”中的“三等”,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后金实行官爵合一制度,“梅勒章京”既是职务,同时也是爵位。清朝正式建立以后,做为职务的梅勒章京改称“副都统”,而做为爵位的梅勒章京则改称“阿思哈尼哈番”,汉语意为“男”爵。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后来的标准换算,李永芳既是副都统,又是三等男爵,显然努尔哈赤并没有亏待这位孙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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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的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看上去位高权重,但其实,他们仅仅是各旗的执政官,除了向汗王这个共主负责外,各自还有上级——努尔哈赤任命自己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掌各旗,由于这些王子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固山贝勒”,即“掌旗贝勒”或“旗主贝勒”,地位自然在固山额真之上。李永芳投降时,接待他的阿敦是正黄旗固山额真,而该旗的旗主贝勒,就是努尔哈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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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旗务,而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顺治的孙子雍正进一步强化皇权,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把不由皇帝直辖的下五旗之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旗主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至此,不仅旗主只剩下一个空壳头衔,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基本上成了授予武臣们的高级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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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庄园》里的猪说过:“所有动物生来平等,只不过,一些动物比另一些更平等。”八旗中人自然也不会一视同仁,按照地位高低,大体有外八旗,包衣或称“内八旗”,以及旗下家奴之分。+ E. ?: E3 |4 U) t
, \$ \9 l- M6 ^: f! B) R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正身旗人”或“旗份佐领”阶层,成分既包括皇族、豪门,也有普通的官员和百姓,做为骨干成员的他们是整个八旗制度的中坚力量和统治阶级,也是后金及清早期八旗军力的主要源泉。外八旗中的皇族是八旗的统治者,而普通外八旗人虽然与旗主有君臣之分,并要承担旗主的差役,但他们并不是旗主的奴隶,旗主对他们也没有人身处置权。4 G' ^* d% S( E*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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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衣俗称“内八旗”,为满语“包衣阿哈”即“家奴”的简称,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从职业看,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从来源看,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各族人口及战俘。包衣尽管出身不高,但其奴仆身份却仅相对皇帝和旗主而言,此外由于和统治者的特殊关系,他们经常能做到很高的官职,清朝时许多包衣出将入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总督数不胜数,甚至有一些被贬的宗室和觉罗也是包衣成员。" \5 ~6 t/ p+ V-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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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为外八旗,汉军八旗为内八旗”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尽管汉军旗要迟至皇太极时期才建立,但旗人亦分自由人和包衣,前者与满蒙“旗份佐领”同属外八旗。包衣们也有自己的旗籍即户口,但与外八旗的自由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清朝时,八旗共有48种旗籍,每旗6种,即满洲籍、蒙古籍、汉军籍三种外八旗,以及包衣满洲籍、包衣蒙古籍和包衣汉军籍三种内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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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奴隶,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主家对其可以任意处置买卖,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满洲家庭的私人奴隶,被圈地卖身的汉人农民,战争掠夺以及买卖的人口,以及被抄没的罪犯家属。入关之前,虽然身份有着显著的差异,不过他们与包衣在名称上并没有明显区分,都泛称为“包衣”,顺治末年为了加强管理,才正式划分为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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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为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是良民,隶属于八旗和汗王,可认为是国家奴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普通外八旗人更受皇室信任,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因而对八旗有着较强的认同感,许多汉人包衣在清朝灭亡后自发地选择了满族。而后者隶属于自己的主子,是私人奴隶,被归入贱民的他们备受歧视,对八旗的认同感很差,清亡之后多加入了汉族。甚至在法律上,包衣和旗下家奴的地位也有着巨大差异,比如汉人杀死包衣要加重治罪,而杀死旗下家奴则可减刑一等。- f: i$ @" Y/ ~6 l2 P& L/ f
; U) r! ?1 a N0 V6 R8 R0 H+ @阎崇年先生曾热情讴歌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3 @+ t# L* \3 Z0 W+ m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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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 Z2 o" w* @4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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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军事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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