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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2 t$ |: R* [" [$ R! {; b# x, n《序篇:天国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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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头,仿佛一片田园诗般的乐土:0 d {! {" m# s3 R2 U1 T
- }# O7 U; J6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或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 {9 p' n$ p, g- f0 n# U
, M5 s: m( S3 d% W$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马提奥.利齐(Matteo Ricci),他的中文名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利玛窦。公元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Macerata),九岁时进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利玛窦前往远东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然后前往广东,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生活。$ V! [' \8 P! U) F& 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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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像他这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远不只利玛窦一个。据说,明末登陆中国的那些最早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感到非常惭愧甚至羞愧,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是如此富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远超他们的想象,基督教会形容的那个无所不有的“天国”,恐怕也不过如此。6 ?8 @! ~' q4 D/ [$ P
- \4 ~) b F' j传教士们马上遇到了难题,帝国官员们对外来宗教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孔孟释老的信仰根深蒂固。传教士开拓市场的通常技俩,比如他们在美洲、非洲以开展慈善事业和教授生产技术为先导的传教方式,在帝国很难行得通——传教士们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也许火炮和钟表仪器制造技术除外,但即使这些,在帝国政府看来也只不过是些微末的奇技淫巧。/ W, c( R# t6 {4 V
( |4 f7 A( [* J' g8 ~8 R$ r5 p于是,主的这些使徒们被迫做起了兼职,有的当上了钟表匠,试图通过制造修理自鸣钟的稀罕手艺,引起权贵们的垂青,从而侥幸打开传教之路;有的干上了军事工程师,专门为缺乏科技基础知识的帝国军队设计大炮,希望帝国政府能投桃报李。这些人数量很多,且延续时间相当长,迟至乾隆时期,还有老外毛遂自荐,说自己修得一手好钟,希望能得到录用,结果被皇帝嗤之以鼻——咱天朝钟表匠的技艺,早甩了你们两条街啦!# p7 X; U6 q5 U9 _# a' c+ N$ e9 q
: d+ ?6 _- o+ j不过公平地说,这些甘为匠人的神父们,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明末清初的几乎所有大威力火炮,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指点下搞出来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后面将要重点提到的,很可能导致后金汗努尔哈赤死亡的那一炮。# ]* ~8 T* e!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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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数教士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比其他人更深晓“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来中国传教前就掌握了许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数理化学问,因而除了照例会修钟表、造大炮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日月食万年历无一不晓,唬得只知子曰诗云的天朝高管们一愣一愣,从而厚积薄发一步登天,有的还混进高管行列,甚至做到了帝国科学院院长兼天文台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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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i! f! ]+ s6 z( S& @) R+ _与鸦片战争后那些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同行们不同,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当时的传教士贡献多多。还以利玛窦为例,他不仅是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并介绍给西方的先行者,而且还帮助中国学者将《几何原本》等科学书籍译为中文——数学中“几何”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尽管他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自己夹带私货方便,因为在翻译《几何原本》等书的同时,利玛窦也抽空翻译了《圣经》和《天主实录》,同时也趁机发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其中不乏几位著名的政府官员。9 v- ^7 \4 i& s5 J% V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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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欧洲人都曾提到过东方有一个大国叫Cathay,我们一般将其翻译为“契丹”或“震旦”,但西方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直到利玛窦,才第一次确定了契丹原来是中国的别名:公元十世纪,契丹人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领土从中国北部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草原,因而契丹的名字被当时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直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9 u5 Q7 g9 @: M" Y! A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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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认为,利玛窦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即以他命名)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要知道,糊涂的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并将当地土著称为“印第安人(indios)”,即印度人。; T5 u$ j- \5 t' g+ ~; a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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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玛窦一样,这些传教士基本都隶属于耶稣会(Societas Iesu)。这是一个成立于公元1534年的天主教修道会,建立的初衷是对抗当时日益壮大的基督教新教,因而十分强调纪律和服从,要求会士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其第一任会长、后来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甚至有句“名言”:“我相信白就是黑,只要教会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成员是信口雌黄夸夸其谈的骗子,事实上,罗耀拉与其他会士一样在世界各地跋涉,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传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圣人们也曾是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他们当年所忍受的痛苦,自己也同样能够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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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只要同意让他们在中国传教,耶稣会士们可以答应任何事情,凡事皆可变通处理,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触犯帝国几千年来的古老传统。比如刚到这里的时候,利玛窦想当然地穿上了“僧装”也就是和尚服,但很快他就发现与欧洲不同,僧侣的这套行头在中国并不受尊敬,于是便从善如流,开始蓄发留须,穿起儒士的服装。再比如,他们对向中国官员下跪磕头毫无心理压力,而且就像普通中国百姓那样,姿势极其自然谦恭,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老家,规矩其实是反过来的,公务员应首先向上帝的使者们致敬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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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教士们很快发现了传统力量的强大,于是善解人意地允许主的中国信徒继续烧香磕头,照旧祭天、祭祖兼祭孔,为此利玛窦还独创了一套理论,宣称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主”其实是一码事儿,信徒们的祭拜是遵从习俗而无关信仰,只要其中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宗教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基督教义。这一原则被称为“利玛窦规则”,它一直被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做为潜规则而暗中遵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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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2 N3 I7 I( ^# A, X9 y7 W直到康熙以后,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取代了耶稣会,这些愚蠢的新手们蔑视先辈积累的宝贵经验,自不量力地妄图改变“利玛窦规则”,想提前两百年就打倒“孔家店”。结果毫无悬念,他们被清朝皇帝们毫无悬念地赶回老家,更连累教会在中国全面受禁,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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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7 z y7 u& P. e1 U可是突然之间,一群杀气腾腾的野蛮人破坏了天国的安宁,就像古老的诗歌里人们所吟诵的那样:“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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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耶稣会传教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滔天巨变。对那段令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些人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四个世纪之后的我们翻开那些故纸,轰隆的铁蹄声和刺鼻的血腥味仍然扑面而来。其中,就包括一本名为《鞑靼战记》的小册子,它被认为是反映明清交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及最原始的记载之一,该书作者名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与AC米兰那位永远的队长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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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记载中,西方传教士将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入侵者称为“鞑靼人”——这个词,据考证来自于辽金时期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塔塔儿部,当时其他部族为了获得好处或不被欺负,往往冒称自己是塔塔儿人,欧洲人后来便用这个词来统称中国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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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鞑靼战记》里,作者写道:“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于此同时,传教士也可能收到了明朝百姓的影响,因为明人将蒙古人称为鞑靼,或更进一步蔑称为“鞑子”,而不出意料地,这顶倒霉的帽子后来又戴到了他们同样蔑视的满洲人头上。) h6 L1 `3 [! M. Y+ a0 w& W
4 Y) v) S- P$ O' |- p4 {利玛窦的老乡兼同行马尔蒂尼,于明朝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到达中国。就在那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嘉靖帝系的龙兴之地——大明陪都之一的承天府也就是湖北钟祥,随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了农民军政权。这支大军继续向陕西挺进,一路势如破竹。6 K3 ^# H) O) G8 M%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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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帝国祸不单行的是,同样在这一年,华北爆发大鼠疫,并很快扩散到西北,给明军的防御和农军的进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段时间有部片子《大明劫》,就是以此事为背景。那一年的八月初九,在位十八年的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经过一翻明争暗斗,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登基,他的叔父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实权。十月初三,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督师孙传庭与大明最后的精锐一起战死。在农民军与鞑靼人的内外夹攻下,谁都知道,明帝国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u- v3 L" l) N, i5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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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马尔蒂尼立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以表明自己与大明子民共同匡扶社稷的决心。他虽然也去过北京,但主要活动区域在江浙一代,因而亲身经历了江南那些惊心动魄的血与火时刻,后来甚至还参加了当地反清复明运动,对满清自然没什么太多好感。: X& W$ J, a4 H& 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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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1年,卫匡国回到欧洲,在罗马教廷为传教士奉行的“利玛窦规则”辩护,同时开始用拉丁文撰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包括编年体史书《中国上古史》,地理学著作《中国新图志》,语言学工具书《汉语语法》,以及反映明清交替那段惨烈历史的《鞑靼战记》,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657年,卫匡国返回中国,与清廷和解并继续传教,四年后病逝于杭州,其墓地保存至今。) Q& k0 [$ j: C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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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卫匡国在内,大多数传教士既没有条件接触到明清双方的核心机密,也没有机会亲自对相关人物进行访谈,因而与今天北京的哥们嘴里喷出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红朝秘史类似,传教士们记下的好多内容,其实属于不加分辨的道听途说。正像在为同行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所写的序言里,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指出的那样:“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3 O: J1 `! U+ \+ Z H' k*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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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鞑靼战记》的作者卫匡国,在清军入关期间生活在南方,他关于中国北方的好多记载,尤其是有关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事迹的描述,应多归于此类。此外,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没有达到利玛窦的水平,而许多人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无法令我们恭维,加之年代久远,以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错误,造成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是一件叫人极其痛苦的事,有时候恐怕,看得头疼脑涨却不知所云的现代读者们,恨不得杀了作者的心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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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S/ s. u: f5 t另一方面,虽然这些资料有着种种缺陷而且并不一定精确,但它们毕竟是那个时代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就如同后面我们要提到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扬州十日记》等民间资料一样,处处浸透着草根阶层和小人物的血泪,要知道刀枪不长眼,它可不管你是黄皮肤的大明百姓亦或蓝眼睛的上帝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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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5 s2 n. c+ ~" u而且,有些记载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几名传教士留下的他们在张献忠农民军中的亲身经历,就无疑是研究那段历史的极为稀缺的一手资料。汤若望在明清两朝身居高位,甚至与满清最高统治者都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记录的高层秘密其价值无法估量。对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豪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该书“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2 ~) D) `4 I$ w* a
% W2 I4 C" Q* q8 m再者说,我们自己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虽然早已汗牛充栋,但往往却众说纷纭或自说自话,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跳出自己的圈子,看看外人怎么写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 V- C+ W& E0 z
6 y+ V A! }7 g8 }因此,本文将以利玛窦、卫匡国、汤若望等留下的记载为脉络,同时结合必要的中国史料,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就像一个人虽然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他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他怎么看,还有,他认为别人对他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他对自己怎么看,在好多时候,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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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 x6 U2 V9 r& W(声明:文中关于传教士的叙述仅仅是出于内容需要,笔者并无意赞扬或贬低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任何教派,以及任何其他宗教。笔者自认为已经尽量做到了中立和客观,但如果读者认为还没有做到,那么笔者只能表示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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