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4月20日 星期一 晴转阴
封城进入第六周。本以为隔离监漫长难捱，没想到转瞬间就到了现在。
虽然自称日记，但称之为政治观察笔记更精确。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对疫情考验下的东西方进行制度性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法国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两万。好消息是法航宣布当飞机客满无法保持人际距离时，将向没有口罩的乘客发放口罩。巴黎市长表示4月底将发放50万口罩给高危群体。不好的消息是用于抗击疫情的手机追踪系统短时期无法运用了，因为总理说不排除国会辩论和投票。法国对程序的重视和依赖太过机械，为了这个程序付出的生命成本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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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19日，法国各地新冠患者住院情况（图/维基百科）
其实最近几篇日记都围绕一个主题：西方制度的弊端。包括去专业化、政党监督设计不符合人性、人民永远是正确的，出了错也不能改正。这几点，估计眼尖的网友也早就发现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分析：西方制度另一大缺陷是权利和责任无法保持一致。
按说，权利和责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在西方这种制度设计下，大众拥有决定谁是国家领导人、国家实行什么政策的巨大权利，但却没有与行使这一重大相关权利的责任。或者说这种责任只是口头存在，但无法监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个选民都应该去投票，投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了解每一个候选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话，应该对议题充分了解，还要知晓其利弊。
以2016年英国公投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说有近三成约一千三百万选民没有出来投票。换而言之，支持者、反对者和弃权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脱欧的只比反对者多出122万张票。结果就是这122万人决定了一个6600万人国家的命运。
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铁杆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极端的、活跃的少数就将代表多数。2017年法国议会选举，投票率竟然只有42.6%，连一半都不到。这不仅仅结果是否真实反应民意的问题了，而是直接令人质疑这个结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很多选民连欧盟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投了票。结果出来后，在英国出现一幕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查询什么是欧盟竟然升到谷歌搜索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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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截图：《每日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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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投票结束后，“什么是欧盟”搜索量激增（图/WebFX）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了欧洲宪法《里斯本条约》，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否决的原因并不是选民对这个条约多么不满，相反他们很多人根本都没有看过这个条约。他们只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投了反对票。一个影响自己国家和欧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儿戏以对。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就指出法国公民社会的“黑手党化”：只要权利，不要责任。甚至借国难之机而向国家发难，谋取个人利益。我也曾在日记中提到过法国两个例子：
2003年，法国出现罕见的高温，造成上万人死亡。2006年，当高温再现法国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吸取教训的法国医疗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问题发动罢工！向政府施压，以满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办奥运会进入倒计时一刻，当国际奥运会到巴黎考察时，交通部门就选在这一天进行总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个时候才最有效果。最后巴黎申办失败显然与此有关（毕竟奥委会担心如果举办奥运会时也如法炮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毫无疑问，正是先天性制度设计的四大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失能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现的所有问题，如短期行为、不能制订长远规划、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才、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经济困难时削减福利）、政策缺乏延续性、不能在问题处于苗头阶段解决、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关。
当然一个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发，还是需要外因的，这就是全球化、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机的外部条件。
历史发展的新时代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有二。
一是中产阶段迅速萎缩，成为少数。今天的欧美都降到50%以下。根据西方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产生、运行和维系的基础正面临崩溃。
全球化导致发明创造带来的巨大利润只能被少数人获得，本国大多数民众无法分享。比如苹果手机是美国的发明，但生产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苹果公司获得巨额回报，美国广大民众却无法从中分得一杯羹。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大量中产阶级失业。特朗普虽然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但研究数据表明，90%的失业是由自动化造成的。从自动化技术获利的也是少数精英。
二是网络助推民粹主义崛起。当一个国家最穷和最富的群体超过中产阶级，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就会崛起。过去由于政治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成本，它们都会受到技术性制约。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比如从传统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杀；但他却一路高歌猛进，笑到最后。其原因就在于网红政治时代的到来和他个人特质的有效结合。
在电视和报纸传统媒体时代，政治素人根本没有表达机会，自然也没有办法对选民产生影响。但在互联网时代，和网民互动的成本几乎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争议，就有了知名度。
特别是在信息爆炸时代、求新求变时代，传统政治人物谨言慎行的风格越来越令人厌恶，那种不讲道理、激进、偏激、处处说错话、挑战传统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关注和轰动。可以说越无赖越能打动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联网面前正面临着感性打败理性的严重挑战。
由于长期的政治历练，这种网红品质在传统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才可能具备。所以特朗普就靠一个推特打败了所有媒体。
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频频出现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义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说中产阶级还是相对理性和稳健的话，那么当一个国家失去这个主体、民粹主义崛起的时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众永远正确、权利和责任分离、政治的非专业化、政党竞争违背人性的设计等都会共同爆发出来。
只是全球化、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都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仅仅难以适应就可能会被历史淘汰，更别说还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将是西方难以跨过的历史之门。
此外，致作家方方的公开信发表之后，方方女士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她在接受《财经十一人》的专访中，坚定地表示要继续在美国和德国出版。虽已至此，我仍然尝试再致作家方方一封公开信，当然也是最后一封。
《巴黎日记》作者再致作家方方的公开信作家方方女士：闻悉您仍将决定继续授权美国和德国出版《武汉日记》，失望之余仍予以尊重。一个社会既有法律的底线，也有道德的高标准。您的出版并没有逾越法律的底线，而道德标准只能提倡，不能强迫，故我表示尊重。然而，我仍然希望在日记出版时，您在序或跋表达以下四种看法：第一，中国是第一个遭遇人类未知的新冠病毒的国家，在应对的过程中为整个人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武汉日记》就是对这个过程的一个记录。但是为什么西方完全忽视了中国所探索出来的、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没能够避免在欧美爆发？《武汉日记》现在发表，虽然起不到亡羊补牢的作用，但是它提出这个疑问，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第二，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后，欧美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有“武汉日记”？没有美国人写“纽约日记”、德国人写“柏林日记”、英国人写“伦敦日记”、法国人写“巴黎日记”、意大利人写“罗马日记”，这是为什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国更宽容，更有言论自由的空间？第三，世界上生活着很多华人，他们也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场灾难。有纽约日记、柏林日记、伦敦日记，还有巴黎日记啊，我希望欧美的出版社，能像对待我一样，也出版他们的日记，对后世、对人类的历史做一个完整的记录。最后，作为一名作家，既不了解国际关系，也不了解地缘政治，因此希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利用《武汉日记》作为攻击我的祖国的工具。本人只想给人类记录一下这段历史，为后世存下一个经验和教训。相信有这四点，就可以把您的日记从武汉的高度提升到人类的高度，同时，它还能够避免外界强行赋予它的，不应有的政治因素和标签，从而回归到《武汉日记》纯粹的、本来的、源自生活的作品本身。宋鲁郑
2020年4月20日于巴黎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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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1 12:4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