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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而论,还是从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论,毛泽东都要坚决反对,极力地避免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因此,他后来所谓的“大跃进”,后来所谓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利用美苏的矛盾,等等这些决策,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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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5 c( _8 g9 c 尽管在这之后,从反右斗争开始到大跃进,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乃至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国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之多,付出的代价非常之沉重,但是无论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是后面的几代领导人,这种意识形态基本的取向和坚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动摇。! l5 W7 @! M$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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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关于各种方案和路线的斗争,事实上只是不同策略、不同认识之间的斗争,不是基本的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党才能在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才能在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及时地反思和修正;才能够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及时对前一阶段进行反思和调整。" G+ m$ F2 z. I/ k: R; {8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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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想摆脱这样一种依赖,同时能最大程度地从苏联的援助中受益,他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出于种种策略的考虑,他采取了一些在有些人看来属于胡搅蛮缠的,具体的措施,最终既可以从苏联那里最大程度的得到了各种必要的援助,同时在这种援助转变为依赖之前,又及时的切断了这种援助。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顶住各种压力,最终不仅消化和吸收了苏联的援助,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事实上也开始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进程。这样一个探索进程中,有一些代表人物,表现了这样一种探索进程不同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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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陈永贵表现的是中国人这种“宁可累死不能穷死”的,在严酷的现实条件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内在的冲动。其根本的历史意义在于,是共产党真正在指导思想上,把农民上升为创造历史乃至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主体性的地位,是在毛泽东时代,才使中国农民真正有了创造历史的自信,直到今天,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创造历史的自信,仍然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核心的动力。1 j, h( a C- s3 R
2 P) Q2 P6 }' | 再比如王进喜这个人物,反映的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巨大的战略压力下面,在险恶的环境中,勇挑重担,积极进取,敢打必胜的信念,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近代以来最宝贵的一种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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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钱学森反映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准工业化国家里面,或者说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里面,如何独立自主实现对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赶超的正确道路。而且这种所谓赶超,不是今天所谓在国际上争一个排名大奖,而是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践中,以这种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和一个焦点,来实现这样一个直接落实为工艺成果的赶超,然后将这种赶超的成果,迅速向整个科技体系和科研体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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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u9 Y* Q$ B7 q( L3 U- x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欧洲主要是德国在科技上的赶超,是源自于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积淀;美国和苏联的赶超,是在自己确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之后,对于欧洲既有成果的掠夺来实现的;只有中国,是在非常薄弱的条件和非常险恶的环境中,以这种巨大的压力,作为国家战略性工程的动力,同时以一种科学的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对自己有限资源进行最大效力的组合。然后,发挥包括工人、技术人员、科学家、党政干部在内,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向心力,最后完成这样的突破和赶超。5 i; C! t u5 ]$ x-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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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三个人体现了三个群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下,在毛泽东独有的战略敏感和历史自觉的指导下,各自发挥作用的主要的形态和方式,他们是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样一个环境和时代中,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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