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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苏东波的冲击,使得国际上和国内对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判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预期。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将步苏联东欧的后尘,很快使改革开放转入和平演变的轨道,实现“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预言;第二种意见是,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会使中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抬头,绷紧“反和平演变”这根弦之后,中国的改革将发生停滞甚至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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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G, I7 Y* `* M' X 如前所述,就国内的官方喉舌的主流言论看,似乎后一种可能占了明显的上风。但是,在国际舆论和相当一些掌握现实政治经济资源的党员干部的意识而论,其实前一种意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现实论,改革的停滞和倒退意味着“拖死”,盲目地改革“接轨”,就是“作死”了。两种意见从直观看,又有各自的充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思想的混乱甚至分裂,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了。作为领导核心,即党内两种甚至多种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进行“正确的集中”,下最后的决心,因而也承担主要历史责任的领导人,小平的意见,就要对历史进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承担起主要的个人的历史风险了。 c, d0 }5 h: ^8 e, k, @* r5 j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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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巨人,小平没有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他却准确地认识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论,由于苏联的崩解,中国成了西方和平演变斗争的最后的主要目标。只要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分裂肢解,西方就可以宣布冷战的最后的胜利了。因此,加大对中国的全方位的渗透,尽快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西方一些冷战战略家和政治家的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K4 K' c3 J3 N6 v, }3 p; P5 E6 u
, t/ I* J6 L( Z 但是,另一方面,这对中国却未必不是一个机遇。首先,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和西方都因此得到了一笔最丰厚的和平红利。一些原来被迫投入应对军事威胁的军事对峙的资源,可以转向民生领域了;其次,西方社会确实因冷战的“完胜”出现了一个消费前景的景气预期的暴发性的增长,即所谓的“井喷周期”。很多人相信,从此西方将带动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可持续的繁荣的新境界,以往的经济周期,很有可能因技术革命和社会和谐的作用,而不再适用于以后的经济生活。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的消费,将出现一个透支性的暴发,即一个特殊的“井喷周期”;再次,就中国内部而言,苏联的结局,既提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更提示了及时进行改革开放,避免体制彻底僵化的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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