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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gordon 2017-3-29 06:50

我以前是猜的看到这本书，呵呵推断正确 *************************************************************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十章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 ************************************************************* 然后从第一章开始看，他讲的都是实话他把混乱的事情讲的很清楚，时间断点，也断的很清晰 ************************************************************* 早年，我就猜是 xxx 弄的只是资料不好找，信息很混乱我得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研究，澄清一个一个论点，观念 ************************************************************* 说假话容易，论证一个东西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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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夜宴 —— 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和派

gordon 2017-2-23 16:57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1932年春，他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 。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氏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出任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 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氏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日本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次年10月，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氏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氏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 ，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氏的冷遇。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氏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他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 “联总”基本协定》。1946年,他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邵阳市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1946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49年底,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2/3，即于当年10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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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二战后的中国经济—— 生丝、桐油、猪鬃

gordon 2016-11-6 15:28

“生丝、桐油、猪鬃”，是二战前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中国在二战后，面临的问题和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类似，杜邦尼龙的发明，取代了生丝。以前降落伞就是丝绸的，主要是日本丝绸。后来换尼龙的了。 1938年尼龙没被发明以前，牙刷和毛刷制品绝大多数都是用的猪鬃。但是在此之后尼龙就代替了猪鬃成为第一位的制刷原料了。参考文献：邓力群《九一八事变后，太平洋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回顾》 **************************************************************************** 中国战时生产局于1944年11月6日在重庆正式立成。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政府的官员谈话中，纳尔逊强调指出，中国不能期望美国向其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而必须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纳尔逊建议中国仿效英、美，设立战时生产局。 **************************************************************************** 国民政府垮台有几个原因： 1、二战结束后，战时新技术发明，替代生产，出口下降。跟日本一战后发展重工业一样，世界贸易隔绝了，日本不得不发展重化学工业。（一战德国战败，引进德国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桐油（美国找到了代替品）、锑、钨（南美进行开采）、生丝、猪鬃（尼龙等人造品） 2、美国战后的倾销一战后的教训，汉冶萍公司怎么停产的。不就是一战后，国外钢铁的倾销。 3、入不敷出借的军费拿什么来还，出口又啥也卖不出去。参考资料：《美援为何无效？——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策》 **************************************************************************** 接管东北后，xxx 为什么懂战时生产？呵呵，因为抗日战争时候，战时生产局，美国派有顾问。或者，从苏联学过来的具体来源不知道。但是肯定他们懂。（不论从国民政府，还是从苏联来，他们懂这个） **************************************************************************** 伪满殖民地工业体系围绕军需工业这个核心构建的伪满殖民地工业体系，以 “重化工业” 为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第一次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制订之初,日伪确立的是重工业综合开发计划。而这种综合开发,是以煤炭、钢铁、液体燃料、飞机、汽车等为重点的。 1942年起实行的 “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是以煤铁、石油、有色金属材料为重点的。注：第一次五年计划是个铺摊子，倒没有什么。第二次五年计划，涉及到有色金属，就厉害了。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请东德的专家来搞。（德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停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唯一发展比较好的产业就是有色金属，钨矿） **************************************************************************** 这是个德国的盘子，还不是日本的盘子 “双轨制”，在 “莫干山会议” 之前，就知道了德国的经验。只是没有论证而已 “莫干山会议” ，作了一个论证。（论证是第一位的，“ 知道个信息 ” 不算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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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视野下的经济危机，五年计划及九一八事变（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18 08:10

注：机制很重要，传导链条是什么? 其实中国人先验相信的东西，很多都没有论证。日本的人口是因为步入工业化国家以后，死亡率下降了。（造成人口膨胀）从 “硬数据” 推导逻辑链条，就是很清楚的事情。 ***************************************************************************** 访谈人田君潇先生系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田君潇：爆发于1929年的美国股灾，与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 ”、悍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冯学荣：严谨来说，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有着间接的逻辑联系，二者之间隔了好多张多米诺骨牌，是一个长链条连锁反应之中的其中两个环节。田君潇：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步一步去理清，先从1920年代日本的国民经济生态谈起吧。冯学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直至1920年代，尽管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其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日本经济的本质并未由此而改变，当时的日本，仍然是一个农耕国家 —— 日本的农业人口占了压倒性的比例，日本国土本来就狭小，而且还主要是山地和丘陵，当时日本全国适合耕种的土地，仅占12%左右，所以在1920年代，日本存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田君潇：日本当时不是工业国家吗？其工业产品竞争力如何？冯学荣：在1920年代，日本可以说已经相当工业化，但当时日本的技术在世界上并不先进，而是比较落后的，日本的工业品在当时的世界上，其竞争力是相当有限的，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的国策、其工业品竞争力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在1920年代，日本的工业技术相比西方列强而言，仍然是比较落后的。田君潇：日本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否意味着粮食不够吃？冯学荣：早在1920年代，日本的粮食已经无法自给自足，依据山田武吉的调查，粮食已经明显不够吃，在整个1920年代，日本大米的平均入超率，大约为 35%，粗略地说，1920年代的日本人每吃10碗饭，其中有3碗饭是需要进口的。田君潇：日本在1920年代领有朝鲜、台湾两块殖民地，是否能有效缓解耕地不足的问题？冯学荣：上面的数据，其实已经算上从朝鲜和台湾输入的粮食了，如果没有朝鲜和台湾的话，问题更严重。说到这里我插句话，日本在朝鲜和台湾的殖民统治政策，也是要怀柔的，并非是直接从被殖民人民的手中去抢、也并不能直接从这些二等皇民口中抠食，朝鲜和台湾的土地是要养活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而且台湾和朝鲜，同样也存在人多地少、人口膨胀的问题。田君潇：日本当时的人口政策如何？冯学荣：1920年代，日本本土人口已经有六千多万，而且其人口呈现了几何级的膨胀状态，每年几乎新增一百万没有耕地的人口，当时的日本当局不考虑限制生育，而是鼓励对外移民，其中美国是日本对外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国之一，但是，美国于1924年颁布了一部新的移民法案，即《约翰逊 -里德法案》，这部新法案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样一来，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条路到了1924年就断了。田君潇：所以当时日本人的目光，聚焦在中国东北，也就是他们所称的“ 满洲”。冯学荣：是的，所以在整个1920年代，尤其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当局都在努力扩张它于中国东北的既得殖民权益，例如铁路经营权、矿产开采权、商租权、以及铺设领事馆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向中国东北（满洲）移民、开发满洲的资源、舒缓日本国内的人口和经济压力。田君潇：你似乎曾经讲过，日本当年移民中国东北，不单是要解决日本国内的人口和经济问题，而且是因为日本有一个“防俄”的国策。冯学荣：没错。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说，赤俄是一个对外输出革命的国家，包括对日本也输出革命，日本要防它，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旦东亚地区赤化，日本也必将难免于难。其次从历史恩怨、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是于1905年从俄国人的手中抢来的，日本人防范俄国人将它们抢回去，众所周知的是，俄国人一直垂涎于旅顺港，它是俄国国防舰队不可多得的不冻港和出海口，这个一直到1940年代末直至1950年代初，斯大林都仍然对旅顺港念念不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赤俄从1928年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是一个阔步增强国力的计划，赤俄所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当时日本人的刺激很大，日本人认为：必须抓紧在满洲（中国东北）扩张殖民势力、与苏联赛跑，时不我待，刻不容缓，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从1928年初开始，日本人对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的殖民扩张要求，一个接着一个，修路、租地、设领馆 …… 马不停蹄，让张氏父子直喘不过气。田君潇：你也说过，南方的国民党势力，也对日本形成了压力？冯学荣：国民党自从1924年广州“一大”开始，就响亮地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 ”的口号，这一方面是受赤俄的怂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救国心切（至少表面上如此），希望以赤俄做靠山、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一鼓作气，将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势力逐出中国，尤其是在1927年，乘着北伐军的军威，国民政府成功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此后，国民党信心饱满，公开宣称要收回大连、旅顺这两处日本殖民地以及南满铁路，这一系列的铁腕救国外交，在当时叫做 “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 对日本人的刺激很大，一方面，从经济上而言，日本人不甘心将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另一方面，从国防上而言，日本人认为：一旦丢失了满洲这几个据点，日后要防俄，就丧失了最重要的第一道防波堤。田君潇：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华尔街股灾。冯学荣：这就是历史的不幸之处，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突然爆发股灾，美国股票暴跌，并从10月29日开始崩盘，然后，美国爆发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此以后，全球进入了长达数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田君潇：美国是如何应对这次股灾的？冯学荣：具体经济政策很多，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一一点评，我重点谈谈 1930年6月美国所实施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这部新法案，大幅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对外国商品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壁垒。其中，日本商品出口美国的大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几乎相当于是被堵死了。日本国内市场本来就狭小，其国民经济对外贸依赖程度很高。大萧条爆发之后，日本纺织品的出口暴减了60%，总出口则暴降70%以上，日本城乡爆发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日本的农村（尤其是日本东北地区）出现了饥荒以及卖儿卖女的现象，这段历史，在日本历史上，称作 “昭和大凶作” ，又称“昭和恐慌”。田君潇：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美国当时的贸易保护主义？冯学荣：美国在大萧条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修改关税法、对外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之后，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政策，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纷纷筑起了贸易壁垒，其后果则是全球国际贸易的大幅倒退，在大萧条时期，国际贸易总额的倒退率，达到了50%以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世纪初。田君潇：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冯学荣：日本人的应对措施也有许多，重申一次，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给予经济学上的专业点评，我只能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些与本文的主题相关的。在大萧条当中，日本朝野上下在加快开发满洲（中国东北）这一点上，达成了举国一致，所分歧的关键点在于：日本内阁政府认为，仍然应该在当时的国际条约体系之内、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里、通过政治手段去实现；而日本的激进军人则觉得，这是书呆子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要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铁腕救国的时候来了，要动手干一番不逊色于“明治先烈”的事业。田君潇：这一部分日本军人的激进思想，是从何而来的？冯学荣：首先，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农村影响很大，而当时的日本军队，其兵源主要来自于日本农村，这个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无论在哪个国家，参军当兵的，都是农村娃子多。所以，在大萧条中日本农村凋敝破产的景象，对日本军人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一个就是赤俄的五年计划，这个前文提及了，就不重复。其次，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以国民党为靠山，在中国东北加快了铁路网建设、并触犯了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利益，还有国民党在东北设置党部以后，也加快组织排日活动，这样一来，以关东军参谋为首的日本激进军人觉得：大连、旅顺、南满附属地这些殖民地，是十万明治先烈用生命打下来的，现在眼看就要从他们这一代手中丧失了，他们不甘心做明治先烈的“不肖子孙 ” 。再者就是当时的日本文官政客在日本国内不得民心，贪腐舞弊、不择手段互相攻讧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我举个例子：“九一八事变 ”爆发之前，当时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名叫床次竹二郎，这个人找张学良要了50万日元的政治献金，作为竞选经费，并答应张学良：一旦我床次竹二郎上台组阁，我就让日本放弃在大连、旅顺、南满附属地的殖民权益，张学良很高兴、让王家桢给了这个钱，不料床次竹二郎最终没能组阁。“九一八事变 ”爆发之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府邸中，搜出了床次竹二郎所写的这 50万日元的收据，丑闻在日本曝光，舆论哗然，这件事在日本历史上，叫做“五十万元事件”。注：就是葫芦岛- 沈阳那条平行线。田君潇：所以日本关东军在大萧条中发动 ”九一八事变 ”、所谓 “拯救日本于国难 ”，这个行为在当时的日本，是有民意基础的？冯学荣：是有民意基础的。早在“九一八事变 ”爆发之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已经对中国当局怨声载道、公开呼吁关东军 “出手相救”。前一段时间，《朝日新闻》有一位记者采访我，他问我：日本侵华是军阀的责任，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当时坦率地回答：恕我不能同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主要责任当然是在日本军阀的身上，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当时的日本人民一点责任都没有。其实说句不客气的话，当时的日本人民总体上来说，其三观也是有问题的。在“九一八事变 ”之前，日本的广大老百姓普遍存在两种心理：第一，他们普遍认为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殖民地是日本应得的、合法的、理所当然的，而中国人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排日行为则是非法的、野蛮的、不守信义的；第二，日本的文官政客是腐败的、迂腐的、不顾人民死活的，而日本军人才是廉洁的、可靠的、进步的、救国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 “ 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客 ” 。后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之后，日本人民也是万人空巷、提灯庆祝。1920－1930年代的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普遍抱有一种殖民者的优越心态，国强必霸，忘乎所以：凡是领土争端，都是日本有理，凡是军事冲突，都是日本正义，凡是外交纠纷，都是欺负日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总是对的，这种思想，与其说是“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倒不如说是“民粹主义 ”，而遗憾的是，事隔80年之后，这种思想在今天的亚洲各国，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至少亚洲人）未能从历史中充分吸取教训。田君潇：所以日本关东军的几个主谋，其实是抓住了当时日本人民的心理、做了顺应日本民心的事情。冯学荣：是的。日本关东军之所以在未和日本政府商量、未征得日本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动 “九一八事变 ”，看似鲁莽，其实关东军的几个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他们是有底气的，他们的底气就是日本当时的民意，他们是吃准了日本民粹主义的心态，“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所以他们深深知道：放胆去干，日本人民会支持我们。果不其然，“九一八事变 ”爆发之后，日本舆论是一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日本政府看到民意起来了，就不敢反对民意了，反而被民意牵着走，我举个事例： “九一八事变 ”爆发之后，日本新上任的首相犬养毅派出密使萱野长知去南京、和中方孔祥熙、居正等人商讨解决东北问题，为什么要派密使呢？因为当时犬养毅作为日本首相，他要顾虑日本的民意，他要顾虑自己的选票，所以和国民政府议和这种事，不敢公开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不幸的是，当时犬养毅的电报被日本军部破译了，派密使与中国谈判这件事被日本媒体公诸于众，舆论又是一片哗然谴责之声。可是犬养毅深知：日本军人侵吞东北、破坏国际秩序，这件事是饮鸠止渴，长期以往，迟早会出事，所以他“不思悔改”，仍然暗地里与军部较劲，结果没隔几个月，日本激进军人就失去耐性、将犬养毅刺杀了。刺杀犬养毅这件事在日本发生了 “寒蝉效应 ” ，从此以后，日本政治家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看看日本军阀的脸色。田君潇：在“九一八事变 ”之前的几年，中国是不是有抵制日货的情形？冯学荣：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丧失了基本的信任，从那时候开始，尤其是赤俄扶持国民革命之后，抵制日货的运动就在中国大中城市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使得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行销遇到了阻力。这里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细节：1930年5月6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关税协定，从此以后，中国关税自主。讲到这里，有必要普及一点历史背景知识：从清末开始一直到1930年以前，由于一大堆“不平等条约 ”的桎梏，中国的关税是不能自主的，外国的商品进入中华民国的市场，中国海关收多少关税？这个不能由中国单方面决定，而是要和列强商量决定，这在当时叫做 “ 协定关税”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当时中国的主权就是这样不完整。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在革命外交思维的推动下，一直致力于收回关税自主权，一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那么从今往后，美国货也好，日本货也好，你要进入中国市场，那么我中国海关收你多少税，就是我中国单独说了算，毫无疑问，当时中国也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一旦关税自主了，立马加税，加税之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就上涨，上涨就滞销，所以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之后，日本产品在中国的销路必然雪上加霜，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这无疑又是一记重拳。但是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爱国的、救国的，收回关税自主权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必经之路。田君潇：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实际上并不能起到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制裁。国民政府大幅提高关税的行为是否值得商榷？冯学荣：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范畴，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深入评论，但是当时国际上各国普遍存在进口关税，因此对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行为，至少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了，如果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家一起取消关税、实行彻底的全球自由贸易，好不好？据我所知，二战之后，人们经过反思之后，普遍认为：大萧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痛定思痛，人们觉得有必要促进自由贸易，于是出现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来逐渐演变成 “世界贸易组织 ”（WTO），致力于降低和逐步消灭关税、最终实现自由贸易，不少人相信，这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田君潇：日本关东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 ”，除了摆脱国民政府革命外交压力、转移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赛跑这三方面原因之外，是否还有觊觎东北三省自然资源的因素？冯学荣：觊觎东三省资源其实并没有脱离上述三点。东三省资源的动机也是清楚的，在关宽治《满洲事变》里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关东军参谋认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日本都需要中国东北（满洲）的煤、铁、油页岩等资源。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殖民强国，但其国内资源贫乏，于经济，于国防，都存在先天的不足，他们认为：开发满洲，就是解决这个先天矛盾的灵丹妙药，所以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伪满和日本签署了一份《关于确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协议》，将东三省多处煤、铁、油页岩资源，交给日本开发，日本认为：有了满洲的资源，日后无论和苏联打、还是和美国打，就有底气了。田君潇：事过多年，我们回头去看，假设日本当年不发动 “九一八事变 ”，日本会怎么样？冯学荣：1929年华尔街的股灾，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股灾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市场萎缩，生产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市场基本上对日本产品关闭了大门，日本的经济一落千丈，国民生计凋敝，当时的日本激进军人认为：如果不保住满洲、不开发满洲，那么日本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倒退，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日本人要忍受越来越穷的生活，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激进军人认为：绝对不能这样下去，所以他们在满洲（东北）动武了。所以从日本人的角度看来，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行为。田君潇：所以从纯粹读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冯学荣：正是如此，事情总是有原因的，日本军阀发动侵略，也有其内在驱动力，绝对不是一时兴起，但我们也要注意：合理并不等于合法，合理性指的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是大概率事件，合法性则指的是这样做正当不正当？我们都知道，吞并满洲、转移经济危机，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事情，大萧条在日本的确造成了民生困苦，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同样也是困苦，再说当时东北三省是国际公认的中华民国领土，日本军阀武力侵占东三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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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义不三辱吴清源

热度 29 孟词宗 2014-12-2 07:52

吴清源老先生死掉了。日本围棋界从此少了一位“昭和棋圣”。这位吴清源老先生据说1914年6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名门望族。不知道他祖上和我大清平西王有啥关系，待考。吴清源老先生据说是个围棋神童，11岁就罕有敌手，于是成为段祺瑞门下清客，以娱权贵。后来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将其弄到日本进修。此后在日本连战连胜。并发明三三等新布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据说当初帮助吴老先生渡日的山崎有民劝说他入日本国籍，但手续繁琐，更主要是必须脱离中国国籍，最后在外交官清水薰三帮助下，才于1936年入籍，之后到1940年间，曾改用名为“吴泉”。后来吴老先生据说在日本侵华时很痛苦，有传闻说：在吴清源入日本籍一年后，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开始，蒋介石一直退败的时期。吴清源因病在富士见的高原疗养所养病。佐藤垢石去探望他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虽然现在已经归化日本，在中国被日本残酷对待的情况下，你不会对日本起敌意吗？” 吴清源闭上眼睛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睁开眼睛平静地开始说：“正如你说的。虽然我已经归化成为日本人。但我的手腕里流的是中国的血。” “而且，我和蒋介石是同乡，中支浙江......” “我有一个信念，即使蒋介石被日本征服，我也要报仇征服日本的信念。我这只瘦瘦的手不知道拿起武器见血的战争之术，但我知道围棋战术。不久我就会征服日本的围棋界，凯旋而归故乡中国，我确信这个......” 一边说着，吴清源面色潮红，眼睛发亮，那一年，吴清源二十二岁。佐藤垢石听到这话，低下头，眼睛发热。然后怕给吴清源惹麻烦和谁也没有说，直到十三，四年后的战后写成文字。这个时候吴清源已经是棋圣了。当然了，吴老先生是要征服日本的，就像平西王为了救大明先要灭大明一样。吴老先生为了征服日本就要先慰劳日本： 1934年5月，已升为六段的吴清源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回国巡回访问了近两月，给满洲国皇帝溥仪表演下棋。 1935年，吴清源的大哥吴浣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吴清源拜访日本政客床次竹二郎，称“我大哥很想为日满友好作贡献”，在床次的关照下，吴浣得到了满洲国宫内府的一份工作，后来调任满洲国在东京或南京的大使馆工作。 1934年他向中国领事馆提交材料，申请脱离中国国籍。遭到领事馆人员的嘲笑，并质问他为何要加入敌国国籍。最后在日本政界高层的过问下，1936年吴清源在日本侵华大背景下脱离中华民国国籍，加入日本籍。 1941年，与日本棋士们结成"棋道报国会"参加劳军； 1942年秋，受南京汪精卫政权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的邀请，到上海慰问侵华日军。上海的大街上，有人贴上“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宣传漫画，画中吴清源的脖子上挂着赏金。为此，汪精卫政府还派出特工在旅馆附近巡视，确保其安全。他早年的监护人杨子安要求吴清源回国，“否则，日本一旦战败，你就是一个汉奸。”这句话令吴清源异常痛苦。他后来回忆，“那时，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想了两个小时。我想，如果我帮助了日本人，那么大家叫我汉奸无话可说，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真的很苦恼。” 1943年夏，吴清源到釜石制铁所慰问伤兵。 1944年春，征兵体检，结果是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后来，吴老先生又闹出“嚴詞拒絕台北市長馬英九頒給他榮譽市民狀的小插曲”（http://old.ltn.com.tw/2003/new/sep/27/today-sp5.htm）圍棋三傑返台頒獎出狀況（自由電子新聞網中華民國92年9月27日星期六）〔記者趙新天╱台北報導〕旅日三代圍棋國手吳清源、林海峰和張栩本因坊昨日連袂返國，晚間並參加國內棋界安排的歡迎晚會，讓大小棋友親睹國手們的丰采。　不過，晚會中發生高齡九十的吳清源大國手因為誤解「榮譽市民」的意義，嚴詞拒絕台北市長馬英九頒給他榮譽市民狀的小插曲，場面相當尷尬。　吳清源大國手、林海峰國手和張栩本因坊，一門三傑，在張栩贏得本因坊頭銜後返國，令國內棋友相當振奮，昨晚在晶華酒店舉行的歡迎晚宴，吸引數百名棋友到場，不少家長帶著正在習棋的小孩到場。　主辦單位原本好意安排台北市長馬英九到場，頒發榮譽市民狀給三位國手，不料馬英九親自宣讀內容後，回身頒給吳清源大國手時，意外遭到拒絕，馬英九再三解釋，吳清源大國手依舊嚴詞拒絕，並稱自己是日本人絕不能收，場面一度尷尬。所幸林海峰國手和張栩本因坊稍後都欣然接受榮譽市民狀，才化解這段不愉快。　主辦晚會的台灣棋院董事長翁明顯事後表示，吳清源大國手早已入籍日本，頒發榮譽市民狀事先已經溝通過，可能是吳大國手誤以為會造成「雙重國籍」的問題，才會堅拒這項純屬榮譽性質的市民狀。这件事是有原因的。吴清源在1936年放弃中国国籍入日本籍。后来抗战期间老跑去慰劳日本军队。日本战败后，据说“党国”强迫吴清源在1946年放弃日本国籍，并给了他临时护照。结果当时传言给他恢复国籍是要把他引渡回中国当汉奸审判。而日本人则因此把他当成是两边倒的墙头草。后头的乌龙是，读卖新闻社策划吴清源与桥本宇太郎之间的十番棋第一局，吴清源输了。“党国”代表立马找到吴清源骂他输了比赛，并没收了他的临时护照。不过吴大师后来还是在1949年重新加入中华民国。并在1952年跑到台湾被蒋介石授予“大国手”称号。不过据吴大师说他其实自己一直不知道自己重新成为了中国人（很奇怪他跑台湾去的那几次拿的是谁的护照），直到1968年，吴清源因为参加本因坊战被日本棋院以无籍为理由而拒绝才得知实情。然后到了1979年，吴清源又一次加入日本籍。所以，吴大师坚决拒绝马英九的授奖是有他的道理的。人家李陵“义不再辱”，他吴大师“义不三辱”。堪比前贤。胜比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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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gordon 2014-9-15 18:06

倒不是讲武堂的人、黄埔的人不知道仗该怎么打？而是有个实力对比的问题，人家这么弄，你也这么弄，小孩和大人比力气，这就很可笑了。常规来说，军事学是不考虑社会问题的，一个毫不动摇的观点，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事物是复杂的，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著的注意。正是因为现实中，敌我双方物资差异过大这么一个条件，要解决军事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需要一些很特殊的方法。而某人首先论证了割据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后来还有什么创造平原的“人山”，改造地形运动。哪都是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写出来的，不是凭空出来的，明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它的山地战为什么会占有优势呢？山地战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我们的通信和工兵能力比国民党强，呵呵甚至比日本人都强，呵呵据郭汝瑰回忆，郭汝槐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工兵科的，也就那样，还跟中国学员保密，呵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退学，回国。郭汝瑰是1931年回国的嘛，所以郭的信息是比较新的。也就是说日本侵华之前，工兵水平不比中国强多少。因为日本资源偏少，日军不太注重后勤，偏精神动员。七七事变的发动者牟田口廉也指挥的进攻印度的“英帕尔”战役，后勤也是很烂的。据此推测，日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后勤能力没有太大变化。抗日战争中有两个显著的事实，日军的通讯和工兵能力不如我们。至于为什么，这就不知道了。很少有人知道，在民国时期，曾经有一所大学执中国社会学的牛耳，那就是上海大学。(现在早已停办) 注：它其实在三个方面在民国都是首屈一指：社会学、工兵、通讯能力。 1955年授衔，唐哲明少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的，1928年毕业。 ××××××××××××××××××××××××××××××××××××××××××××××××××××××××××××××××××× 学理工的人就是这样，爱从硬杠杠的角度看待历史。个人见解，扯一些闲话。注：其实他还是一个很早就意识到宣传重要性的人，当然他也当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还是中央执委。可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代背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新闻宣传战就很厉害了。 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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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9 席琳 2012-1-4 14:24

2012-1-3 读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第二辑（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的《丁文江传》（责任编辑：彭明哲），为胡适1956年（民国四十五年）根据记忆所写。文末附录有傅斯年的回忆和李敖的评论，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一本书。可是书中的插图说明，关于李四光的部分，就有明显的错误了。例如第188页，关于李四光的图片：说明如下 -- “地质学家李四光 -- 丁文江提出以同仁捐款的方式办《独立评论》，以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李四光就是参与捐款的一人 ”。但是在胡适正文中是如下写的：“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参加讨论的聚餐，他们始终不赞成办刊物，后来都没有加入独立评论社 -- 在君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了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出版。后来因为我割治一个溃了的盲肠，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们积了近五个月的捐款，才出了第一期《独立评论》（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后，捐款仍继续。后来刊物销路增加了，捐款减到千分之二五。《独立》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这都是在君的主张，为的是要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原来的社员只有十一人，捐款总数为四千二百零五元。这个数字小的可怜，但在那个我后来称为'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这点钱已很够使我们那个刊物完全独立了。“ 《独立评论》的创刊缘起九一八事变，从一开始，该刊就力图“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刊物”。到第四年，发行量已高达一万四千余份，寄售及代订处分布全国，难怪后来胡适不无自豪地说：《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 -- 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 -- 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以及“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 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 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之所以出这样的乌龙事件，怪不得原作者胡适，人家当年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是现在这些做编辑的人，急功近利和读书不仔细，以为像办报纸和抗日这样的好事情，以李四光这样的名人和爱国主义典型，怎么能够会不参与？所以也就想当然，拿名人名传，给名人脸上贴金了。其实像这样和九一八事变有关的事情，不但李四光不会参与，就是鲁迅（若鲁迅仍然活着）、郭沫若等人，也不会涉足的。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独立评论》出版的《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第一八八期）中，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李济、格利普、陶孟和等中外地学考古学的同仁都有专文，也没见有李四光的文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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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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