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

王明和林彪，是中共历史上少数尚未公开平反的十几次路线斗争的反党集团的头目和当事人。这两个人，都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诧风云，大红大紫，也都曾经被国人口诛笔伐，大事编排，并踏上亿万只臭脚，至今不得翻身。而且这两个人，也多少都和前苏联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莫须有的关系。王明早年留学苏联，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晚年携妻子孟庆树流亡苏联，以至于客死异国他乡。林彪是在平型关大捷后去苏联疗养，并在九一三事件时，和妻子叶群林立果一起，折戟沉沙，死在了逃亡苏联的飞机上。

可谓是惺惺相惜，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殊途同归。只不过和林彪相比，王明得以善终，并有幸成为林彪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1974年3月，王明自感身患重病，来日无多，遂抱病在去世前五天完成了四卷本的回忆录《中共50年》，并在该书第四部分《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中的第二节，花了颇大的篇幅，以亲历、亲闻、或亲见的当事人身份，“坚持反动立场”，绘声绘色地叙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等人的关系。

所以正如东方出版者在2004年重新出版该套丛书时所说的那样，看一看王明对于林彪事件和林彪本人的评论，对于研究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以及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不无裨益。而且通过阅读这本书，人们也可以认识真正的王明。

• 至于林彪，那么从1933年起毛泽东就已千方百计地使林亲近他，并要林做自己的“接班人”。当时林彪并不信以为真，而是把它当作笑话告诉了博古。

•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先是滥用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地位，以后又滥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此时也企图把林彪拉到自己一边，把林当作自己的军事支柱。关于林彪对毛的利害关系问题，毛泽东和我的两次谈话就能略为说明。

• 第一次谈话是在1939年春，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王明同志，为什么您要挖走我的林彪？您听着：挖我的这堵墙是不允许的！”我当时十分惊讶地问他：“您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反问我：“为什么去年夏天您在汉口隆重欢迎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讲了称赞林彪的话？”我回答：“我讲这些只是因为指挥著名的平型关战役的林彪将军也是年轻人，这怎么能说我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怎么能说‘挖’您的墙脚？”他继续说道：“既然您说了称赞他的话，这就是说您挖了我的墙脚。您听我说：我搞军事已经二十年了，这期间只有林彪一个人和我交上了朋友。他真正是我的人。他的军队真正是我的惟一的军队，我只能依靠这支军队。其余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不是我的。所以，您必须慎重，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挖林彪这堵墙。”

• 第二次谈话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当时武断地说，我在全会上的发言有十大“毒素”。其中两个正是涉及到林彪的。当时他问我：“为什么您在二中全会上又讲林彪的好话？为什么您赞扬他叙述军事形势具体而生动？要知道，早在十年前我就跟您说过：称赞林彪就是挖我的墙脚，我的军事支柱。现在您又来赞扬他，难道这不是放毒吗？”我回答他：“十年前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的看法是，党的一切干部，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属于党的，把他们分成‘我的’‘您的’‘其余的’或谁私人的，都是荒谬的。因此我的发言根本无意把林彪‘引诱过来’，并使他成为‘我的’人。您说过，你们之间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但是，难道只要谁讲了林彪的好话，他就要成为‘引诱者’？”

• 从这两次谈话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依赖林彪到了什么程度，他是多么需要林彪；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又是多么没有把握。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骑墙态度主要说明，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在共同的斗争目标和理想下团结起来的战友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滥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党中央主席的地位，通过施加压力和许愿的方式拉拢林彪，使林彪成为自己的军事支柱。然而，林彪追随毛泽东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在“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决定不直率地把白已伪造党史及其他鬼蜮伎俩和阴谋诡计告诉林彪。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以外，还可以列举一些我亲自经历过的事件来谈谈，这些事件表明，林彪并不是始终地、在一切方面都同意毛泽东的。

• 1、1937年12月，在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就如何评价平型关战役和我党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了两点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平型关战役超出了游击战的范围，它具有运动战的性质，今后不能再重复这类战斗，因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而不能去打运动战。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项英，新四军的名义副司令、实际领导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其他同志认为：平型关战役证明，在有相当准备和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今后也还能打类似的仗，以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我们的军队还缺乏品种比较完备的现代化武器时，作为主要斗争方式的游击战，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应该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但也不应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此，会上还讨论了由我转达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以建立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来源，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此外，斯大林还请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转达：“炮是现代化战争之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首先建立炮兵部队。为了能够修理炮、机枪、步枪和其他武器，自己也要生产器械和弹药。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兵工厂，为此我们将提供一切设备和技术人员。”政治局的全体同志，除毛泽东一个人外，都拥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这些建议。毛泽东却说：“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我们为什么要炮？我们为什么要建兵工厂？这些只能给我们添麻烦。”他的意见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是完全错误的。

• 林彪当时不是政治局的成员，所以他未能参加可以谈出自己意见的政治局会议。但是，我从同政治局同志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林彪是反对毛泽东的观点的。

• 2、1948年11月，有一天我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正赶上他在生气。我就问：“毛主席，谁惹您生气了？”他回答：“林彪！……”我又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法拿下长春，迫使驻防军投降……”

• 3、同年12月，我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又碰上他在生气。我问道：“毛主席，您为什么又在生气？”他说：“又是因为林彪。”我又间：“为了什么呢？”他答道：“又是他不听命令！我给傅作义写了最后通牒，把它寄给了林彪，让他把最后通牒交给傅作义，要求傅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将立即发动总攻，并且全歼他的部队。林彪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去听邓宝珊式的调停人的建议，他们说什么：傅作义是北方人，脾气固执，不会投降的，不过有可能作为‘起义者’转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向他提出最后通牒，那么他就会调动他的三十万军队同我们决一死战。在失败的情况下他会坐飞机跑到南京去，而结果是北平及其周围地区将为战争所破坏，这对我们太不利了。就是因为这一点，林彪还在等待傅作义‘起义’，并且对我的多次命令都不予理睬。”

• 由此可见，林彪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往往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在所有方面都盲目服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