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


周期性的自然灾害深刻地影响着山东西南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先前多产的、有利可图的农业经济现在面临经常性的灾难威胁了。
大片土地成为经常性的洪水泛滥的牺牲品，以至于只有穷人和乞丐才定居于此。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受到同样程度的自然灾害威胁。
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完全可以维持比较富裕的生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便由此而起。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政治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长期以来，中华帝国在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一直存在着人员不足、经费欠缺问题。到19世纪末期，国家更多地撤离地方社会了，特别在边缘地区和那些经常遭受反叛或自然灾害蹂躏的地区。

尽管国家不顾其他事务而把镇压反叛（太平天国起义）或动员民众抵抗帝国主义压迫（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放在首位，但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机器已经不能保证在这些地区成功地重建或维持秩序了。由于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央政府在1891年彻底放弃了直接的河水治理工作，它责令地方当局承担此项任务，然而后者只拥有少量的财政和组织资源。

对于这一发展过程，山东西南部展示了一个经典的事例。作为国家从其传统任务领域（诸如治水、赈灾、慈善事业等等）撤离的结果，
广大民众的严重贫困化便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许多农民常常一贫如洗，只有铤而走险，以“打家劫舍”为谋生手段。
农村里的穷人们成帮结伙，试图以非法的方式求取衣食。在这些“强盗式的生存战略”之中，既有侵犯财产权的轻微犯罪如
偷盗农田里的庄稼等，也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如合伙拦路抢劫和向整个村庄敲诈勒索。曹州府就以强盗云集而闻名全中国；
人们也担心强盗从这里出发到河南和江苏两省作案。由于政府无力管辖，当地村民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民团或秘密结社，
例如“大刀会”等；这些团体也被用于巩固个别富农大户在村社共同体中的统治地位。于是，那些与帝国行政管理部门或科举功名获得者有着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社会力量便脱颖而出并开始与行政管理精英争夺地方社会的统治权，例如富农大户抗拒缴税。

他们不少人也参与了食盐或鸦片走私活动，并因此与土匪强盗发生冲突。随着公共秩序的崩溃，整个地方社会彻底军事化了。
武力到处都充当着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可经历的结构因素。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村庄变成了组织严密、能攻易守的军事共同体，
它们为防范外来威胁筑起了高高的围墙，经常处于某个富裕家族的绝对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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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北

山东的西北部同样属于低洼、平坦的中国北方平原地貌。在19世纪末期，这里甚至比山东西南部更多地受到黄河洪水泛滥的危害。

因土壤盐碱化而导致的农作物产量低下和由于普遍缺雨而出现的水利灌溉困难是影响农业经济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
农业经济根本无法提供剩余产品进行商品贸易，因此93%以上的居民都务农。而这里的人口居住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50人以上，
远远高于山东省其他地区。同中国北方的整个情形一样，在这里，小农的家庭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未超出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
这就不能不导致乡村的退化。乡村退化的典型症状则是农民家庭经济框架内农作物产量的低下与人口众多这两点的结合，
就是说，集约耕作（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与人均收入下降（由于环境条件恶劣和人口过多所致）的联结。

在鲁西南，黄河向北改道之前也经常泛滥，这里的人们很久以来已经习惯于此了。与之不同，鲁西北的居民还没有多少同洪水共生存的经验。

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只能提供少量收入，以至于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科举功名获得者）大都出走了。同其他边缘地区的情形一样，
他们的统治地位也被富农大户取而代之。

一旦儒学取向的精英离开了这个地区或者当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精英阶层，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秩序和稳定因素就失于匮乏了。
儒家精英们经常承担着重要的共同体任务，例如资助和领导像规划、建造和保护水坝之类的集体劳动。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他们往往会组织起第一批救助行动，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生产自救和重建公共秩序等活动。此外，他们担负着维持公学的责任。
现在，因缺少儒家精英而出现的权力真空被个别乡村首领或富农大户、民团头目、秘密会社、非正统宗教教派领袖以及到处流窜的强盗
和土匪等填补了。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因为缺少作用显著并且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及其广泛的联系网络形式出现的平衡力量，
政府衙门便获得了对农村共同体的绝对权威。县衙门的官员经常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提高附加税，索取贿赂。公益金，例如用于维修水坝
的款项，也常常遭到侵吞或挥霍浪费。如果没有某位精英的代言和积极参与，农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财政或组织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