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时代是由前面的时代演化而成，而并非孤立地产生出来。演化的一半是摧毁，一半是改造其所要代替的东西，需要打倒旧的既得利益，以建立新的权益。

        这里最基本的条件不单是政治，而是这个新时代一切复杂潜力的综合作用。生硬的单纯的政治解释是站不住的。

        中国的近代化，西方化、日本的侵略方式、还是从苏联革命经验中取益更有效呢？

        中国古代文明有多少将被破坏？在这个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近代结构又有多大的稳固性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检讨整个历史的地理条件，考察各个区域的差异，在这些区域中，原始社会对地理环境的关系也须加以考虑，由此认识各个区域中社会及政治发展过程的区别。这样，才能对中国及其长城边疆历史的各种势力的演进，做出正确的估价。

        在西方工业化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产生作用以前，在早期中国历史中，移民与征服（是政治势力而不一定是整个人口移动）的方向显然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中国的人口繁殖，并没有造成人口压力使之向外发展，而永久占据东三省的森林、蒙古的草原和中亚的绿洲。

        这个也得解释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人口繁殖没有溢出到关外？

        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那儿没有足够灌溉的河流。虽然在内蒙古的大部地区可以农耕，但是耕作必须从精耕改为粗耕，并更倾向于“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中国人曾经屡次越过长城，却是时行时止地犹豫不决。同样，草原民族也屡次侵入中国，然而他们也不可能在长城以南永久地建立草原经济和游牧社会。（人可以过来，但社会结构过不来）

        到了20世纪，新情况的产生使得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种现象。

        在内蒙古的南部及东内蒙古，中国贸易经济控制蒙古经济的现象，已经转变为由移民出现的中国农业经济代替蒙古游牧经济。这种经济比蒙古原有的经济精深得多，尽管还不如长城以内的中国农业那样精深，因为在草原边缘，还不能从河流或水井中取得足够的水来实施灌溉。

       在某些方面，农业表示着中国经济的伸展，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与中国内地经济没有直接联系。交通的困难，使从草原向中国输送谷类的工作无利可图。（地多嘛，过剩的粮食向内地运）

       因为输送谷类的牲畜在经过农业区时必须厮喂，它们可以在几天内吃掉一车谷物。用车辆或骆驼把谷物向草原上运却是有利的事情。在草原上走，牲畜可以随处吃草，只需对每一个旗政府交一点水草费。这样，谷物可以运到较远的地点，卖给蒙古人做食粮，商人可以用谷物换回盐或牲畜、羊毛与皮革。牲畜可以赶回中国来，以比谷类高的价格卖出。

       过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致使边疆产业调整成为要务。有些汉族边疆移民从粗耕转变为农耕与畜牧并重的混合经济，有些则干脆放弃农耕，专力畜牧。同时，有些游牧民族也在畜牧之外加上农耕，有些则完全从畜牧转到农耕，成为汉人。转变趋势是倾向于游牧经济还是农业经济，则由边疆的复杂关系而定——根据历史循环中移动性的重要性的增降而定。

注：解释看原著吧，这里只陈述一个现象。游牧经济中有定居性和移动性两种，像绿洲、喇嘛庙的经济都是定居的。

        红色是 “ 西伯利亚铁路 ”

        到了这个世纪之交，蒙古被纳入到新势力的范围以内。西伯利亚铁路绕过它的北部，东北的铁道网改变了东内蒙古的情况，平绥铁道一直到达内蒙古的南缘。铁道整个地使原有的粗浅与精深两种经济的天然平衡变形。从北方，铁道把俄国商人从它的侧面送进外蒙古，俄国移民也随之进入，他们至少进入了邻近内蒙古的布里雅特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从东方和南方，由铁道送进内蒙古的汉族移民比商人要多，因为铁道运输改变了谷类输出的方向，使中国市场比草原市场更为有利。

       火器的发展又加强了这种变化，它以本身的方式改变了游牧移动性及农耕定居性的比例。在旧的调整方法中，边疆社会在向粗耕演变时，会出现适当的移动性，会脱离中国而趋向草原。（就是定居的人多了以后，抢劫的也多了，呵呵）

       现在，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了。虽然向草原的迁徙逐渐改变了这些汉人的经济制度、家庭与社会制度（例如盗匪与边疆军阀的发展），但这些新的粗放经济的汉人，由于外来的铁轨及火器的影响，并不情愿地保留了与精深经济的中国的联系。

注：现在明白美国人在说什么了吗？就是汉族移民别老往西藏去，呵呵

        如果没有这些及其他相关因素，在清朝灭亡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肯定地说，蒙古与中国内地会沿长城边疆而分裂，在清朝逐渐形成的社会变化也会突然地崩溃。旧的移动性与定居性、粗放经济与精深经济的基本价值又会重现出来，重归于它们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形式。

        在蒙古内部，喇嘛及召庙势力和王公势力之间将有大规模战争，因为王公所掌握的旧传统将再一次适应重新发生的移动性的需要，而召庙的最大利益却不能与其不动产分离，其利益与产业都是在蒙古整个地臣服于清朝的情况下获得的。

       斗争的结果，王公和草原部落制度将获得胜利，而喇嘛教，将如蒙古民族在14世纪丧失在中国的统治而返回草原时那样，再次被消减。或许，喇嘛及其召庙，会像17世纪西蒙古和北蒙古战争时那样，去适应游牧形式。游牧原则在召庙中没有完全被消灭，在距内地较远的地方——外蒙古的西北部及新疆、蒙古——喇嘛们每年夏天照例要离开召庙，住在围绕着轻便的“庙幕”的蒙古包里。

        从王公和召庙的根本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蒙古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统治下，召庙反对革命比王公贵族还要坚决。

        蒙古共和国所推行的原则是，让工业以适宜的形式加入到游牧经济里去，这样保全了游牧，却摧毁了游牧部落组织。在另一方面，召庙的政治组织已经不是游牧，它已经有办法在游牧经济上建立非游牧的组织，所以它抗争的时间要长一些。

注：信仰这个问题很麻烦，而且定居的汉人统治者和定居的召庙之间有竞争，你说统治者会采取什么方式呢，呵呵

       但在事实上，进入蒙古及中国内地的新势力已经不允许再回到旧日的情况。外蒙古先是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然后又被苏联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贷款、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的政策，和一个由苏联训练并装备的军队所控制。

       同时，中国本身虽然处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却利用铁道及火器对蒙古民族实施一种近乎“亚帝国主义”的政策。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自日本1931年侵入东北起，就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日本对中国及蒙古民族的压迫之剧，很快出现了使这两个民族为共同利益而建立新的合作互助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像苏联与外蒙古的关系那样。如果这种关系能够实现，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蒙古经济和中国经济并不一定是敌对的，在现代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为用。过去所缺乏的是一个良好的协调方法，而现在，工业和机械可以联系草原与农区，联系矿区和城市。如果旧日的社会敌对状态不再延续到将来，他们可以很融洽地合作，而不是一个民族臣服于另一个民族。

按：对于蒙古民族，1939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苏联军队对外蒙古及满洲边界上与日本军队作战。这件事必定会引起许多重要变化，外蒙古因此会整体进入战时状态，结果会是苏联统治势力的加强。苏联统治势力的加强可以说是日本侵略的结果。此外，还会出现另一个政治军事的变化，即外蒙古与中国的和解，联合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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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不搞工业啊，清朝的领土它就保全不了。

        发展经济呢，农业也可以，如陈济棠治粤，效仿日本在台湾的经济治理方式。但是要考虑长期发展，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必须搞工业。

        而中国大陆搞工业有路径依赖，不论是日本留下的遗产还是苏联都是计划经济。

        为东北那点工业基础，又把美国惹了。（美国为什么会过来，把傀儡政权打了，人家肯定不愿意啊，它想倾销工业品，中国成为一个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的国家，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做服务业是70年代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工业还是很强大，朝鲜战争和越战让日本的工业做大了，美国不得已只好去发展服务业了）

        这个也不是老毛能定的。

        发展水利是因为闭关锁国，它只好发展水利了。

        你要想守好清政府的烂摊子，就必须发展工业。不然的话，就会跟历史割裂，中国历史没办法讲了。

        这可不是小事啊，大脑混乱，最后自杀个球了。最后出了一大堆 “伤痕文学” 作家，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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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一点其实论证不太严谨，要想富啊，工业绝对是捷径，因为工业生产快啊，机器生产多快呢，只要你有需求。


注：像什么汉文化先进，把游牧民族同化的事，纯属意淫，入乡随俗而已。定居呢，游牧地区本身就有定居。

近代游牧地区定居化主要是铁路和火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