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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二战后是如何解决滥发货币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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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货币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就是有钱不能买东西就行了，明白吗。就是买也是“场外交易”，大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交换，而不至于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作者：俞天任
20世纪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的恶性通胀，八十年代阿根廷的恶性通胀等，但最为国人所熟悉的则是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当时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钱，到了1947年连粒米都买不到。恶性通胀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诚然如此，日本在二战时期及战后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为何日本就那么“幸运”，将灾难似的通胀变成了稳定政局的“良方”？
二战时期
战后，《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有一次在采访贺屋兴宣（1888-1977，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内阁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理财圣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国家预算从1941年的86亿日元到1945年飞涨到了235亿日元，这个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从哪儿来的钱？”
贺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淡然：“哪儿来的钱？印呗，只要印刷机没问题，要多少钱都有。”
“那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吗？”
古怪的是在贺屋兴宣任上，还真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在现实中的表现是物价飞涨。从理论上来说，在滥发通货而同时物资严重匮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在统制经济的条件下，做到不使物价上涨也非常简单，只要不让消费者手中有钱，没有了通货，也就没有了膨胀，只要能够把滥发下去的那么多纸币吸收回来就行。贺屋的方法是开展一个“爱国储蓄运动”，让所有人把剩余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去支援“大东亚圣战”。这样，大家既有了拥有金钱的满足感，还能为支援了国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战后
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如果把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1940年货币指数设为1的话，1946年的物价指数是9.9，1947年是29.3，1948年是78，1949年则达到了127.3。作为比较，1955年日本的物价指数是209.1，1960年是214.7。从这组数字能看出，日本战后通货膨胀来势之猛，尤其是集中在最初的四年。
战后初期的日本实行的是“倾斜经济”，是一个集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为一体的古怪经济。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复兴金融金库”（后来的日本开发银行）来专门发放贷款，其初创宗旨：向钢铁、煤炭、电力和海运的政策投资。这样钢铁产业所得到的煤炭价格低于成本，同样煤炭产业得到的钢铁价格也在成本之下，中间全部是政府的各种补助金。
政府的钱又是从哪里来呢？一个千疮百孔的战败国哪来那么多钱？当然是和战争时期一样，开足马力印刷货币了。和战争时期不同，现在是无法进行强制储蓄的，这样溢出来了的钱诱发了极大的通货膨胀。
一般都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纳粹能够在德国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在日本并没有引起军国主义还魂的浪潮呢？这是因为某些理论是限定在某个特定时期内的，并不一定通货膨胀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坏事。日本在实行“倾斜经济”时所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其说是日本政府所欢迎的，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日本政府有意策划出来的。
这种通货膨胀使得日本政府没有了债务负担。日本政府所发行的国债总额，战前的1940年为286亿日元，战败时的1945年增长到1399亿日元，1950年为2407亿日元，1955年为4258亿日元。看起来一直在增长，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对国家预算的倍率已经从1940年的五倍降低到了1955年的25%。
通货膨胀当然能使政府减轻债务负担，然而也会使得国民生活日益艰难，但是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很古怪，不但没有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反而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是因为这种通货膨胀反而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平均了起来。
这种“倾斜经济”是最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从这种经营当中得到好处的并不仅仅是国家和垄断资本。大企业从这种国家补贴的经营方式中直接获利，而大规模通货膨胀又减轻了投资负担，这样大企业雇员的工资能够得到增长，分得了第一份蛋糕。大量的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们，因为战争受到了重大打击，损失尽管无法找补回来，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却仍能继续存活。
迄今为止，日本还有一部《借地借家法》的法律，规定房主不得随意驱逐房客，房东甚至在房客拖欠租金的时候，要赶人都很麻烦，这叫“保护居住权”。这条法律是在战争的时候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抓了壮丁的人家不至于被房东驱赶而流落街头。战后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取消这条法律，反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还追加了一条固定租金的条款。这样在通货膨胀之下，本来在企业负担中很重的地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再加上因为大企业的活力逐渐恢复而下来的订单越来越多，中小零散企业虽然很艰难，但是仍旧能熬下去。
熬不下去的是些什么人呢？从上面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了，是那些华族、地主和财阀家族们，也就是那些原来靠土地的租金收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日语中把这些人叫“资产家”，这个词和中文中的“资本家”不太一样，日语中的“资产家”是指那些依靠拥有的土地、不动产、股票或者金融债券生活的人，是那些不劳而获的食利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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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20日，满铁在大连设立了兴中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由十河信二担任社长。这是日本帝国的国策会社，负责对中国华北进行全面经济扩张的中枢机关。在华北驻屯军协助，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妥协下，兴中公司先后侵占龙烟铁矿、石景山铁厂（后来的北京首钢）、井陉煤矿、焦作煤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华北，兴中公司规模迅速膨胀，全面垄断华北重工业资源。这样引来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眼红，联合争夺华北利益。日本政府为避免内斗，将兴中公司改组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由藏相贺屋兴宣兼任总裁。到1945年日本战败，华北开发公司的总资产，已从起家时的3.5亿日元，膨胀至189.2亿日元（约合12.56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全国GDP的10%），子公司多达60余家。
南满铁路在1945年8月被苏联占领军和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大批罪恶累累的满铁官员返回日本，并重新进入日本铁道系统工作。十河信二在战后回到日本，担任了爱媛县西条市市长、铁道弘济会主席。
日本战败投降后，贺屋兴宣作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甲级战犯接受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正义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贺屋兴宣的认罪态度相对其他死硬分子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承认正是由于他推行的财政金融政策，才使得日本的战时经济得以维持下来，从而在客观上为法西斯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财政与物资保障。
贺屋兴宣在审判中供认：“我虽曾经努力回避战争，但最后仍参加了开战的决定。我决不能逃避政治责任。”然而，这一认识与反省显然来得太迟了。1948年11月12日，贺屋兴宣被最终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天，贺屋兴宣由于病重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因此其本人未能到庭，由其美国辩护律师列克里代为接受了判决。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很快改变了其对日政策：1949年10月19日，麦克阿瑟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又颁布了“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已经完全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时更是为战后日本扭曲的历史观的形成留下了巨大的隐患。1958年4月7日，包括贺屋兴宣在内的最后在押的10名甲级战犯被赦免出狱。
作者：俞天任
20世纪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的恶性通胀，八十年代阿根廷的恶性通胀等，但最为国人所熟悉的则是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当时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钱，到了1947年连粒米都买不到。恶性通胀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诚然如此，日本在二战时期及战后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为何日本就那么“幸运”，将灾难似的通胀变成了稳定政局的“良方”？
二战时期
战后，《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有一次在采访贺屋兴宣（1888-1977，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内阁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理财圣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国家预算从1941年的86亿日元到1945年飞涨到了235亿日元，这个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从哪儿来的钱？”
贺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淡然：“哪儿来的钱？印呗，只要印刷机没问题，要多少钱都有。”
“那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吗？”
古怪的是在贺屋兴宣任上，还真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在现实中的表现是物价飞涨。从理论上来说，在滥发通货而同时物资严重匮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在统制经济的条件下，做到不使物价上涨也非常简单，只要不让消费者手中有钱，没有了通货，也就没有了膨胀，只要能够把滥发下去的那么多纸币吸收回来就行。贺屋的方法是开展一个“爱国储蓄运动”，让所有人把剩余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去支援“大东亚圣战”。这样，大家既有了拥有金钱的满足感，还能为支援了国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战后
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如果把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1940年货币指数设为1的话，1946年的物价指数是9.9，1947年是29.3，1948年是78，1949年则达到了127.3。作为比较，1955年日本的物价指数是209.1，1960年是214.7。从这组数字能看出，日本战后通货膨胀来势之猛，尤其是集中在最初的四年。
战后初期的日本实行的是“倾斜经济”，是一个集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为一体的古怪经济。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复兴金融金库”（后来的日本开发银行）来专门发放贷款，其初创宗旨：向钢铁、煤炭、电力和海运的政策投资。这样钢铁产业所得到的煤炭价格低于成本，同样煤炭产业得到的钢铁价格也在成本之下，中间全部是政府的各种补助金。
政府的钱又是从哪里来呢？一个千疮百孔的战败国哪来那么多钱？当然是和战争时期一样，开足马力印刷货币了。和战争时期不同，现在是无法进行强制储蓄的，这样溢出来了的钱诱发了极大的通货膨胀。
一般都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纳粹能够在德国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在日本并没有引起军国主义还魂的浪潮呢？这是因为某些理论是限定在某个特定时期内的，并不一定通货膨胀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坏事。日本在实行“倾斜经济”时所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其说是日本政府所欢迎的，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日本政府有意策划出来的。
这种通货膨胀使得日本政府没有了债务负担。日本政府所发行的国债总额，战前的1940年为286亿日元，战败时的1945年增长到1399亿日元，1950年为2407亿日元，1955年为4258亿日元。看起来一直在增长，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对国家预算的倍率已经从1940年的五倍降低到了1955年的25%。
通货膨胀当然能使政府减轻债务负担，然而也会使得国民生活日益艰难，但是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很古怪，不但没有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反而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是因为这种通货膨胀反而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平均了起来。
这种“倾斜经济”是最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从这种经营当中得到好处的并不仅仅是国家和垄断资本。大企业从这种国家补贴的经营方式中直接获利，而大规模通货膨胀又减轻了投资负担，这样大企业雇员的工资能够得到增长，分得了第一份蛋糕。大量的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们，因为战争受到了重大打击，损失尽管无法找补回来，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却仍能继续存活。
迄今为止，日本还有一部《借地借家法》的法律，规定房主不得随意驱逐房客，房东甚至在房客拖欠租金的时候，要赶人都很麻烦，这叫“保护居住权”。这条法律是在战争的时候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抓了壮丁的人家不至于被房东驱赶而流落街头。战后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取消这条法律，反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还追加了一条固定租金的条款。这样在通货膨胀之下，本来在企业负担中很重的地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再加上因为大企业的活力逐渐恢复而下来的订单越来越多，中小零散企业虽然很艰难，但是仍旧能熬下去。
熬不下去的是些什么人呢？从上面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了，是那些华族、地主和财阀家族们，也就是那些原来靠土地的租金收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日语中把这些人叫“资产家”，这个词和中文中的“资本家”不太一样，日语中的“资产家”是指那些依靠拥有的土地、不动产、股票或者金融债券生活的人，是那些不劳而获的食利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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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20日，满铁在大连设立了兴中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由十河信二担任社长。这是日本帝国的国策会社，负责对中国华北进行全面经济扩张的中枢机关。在华北驻屯军协助，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妥协下，兴中公司先后侵占龙烟铁矿、石景山铁厂（后来的北京首钢）、井陉煤矿、焦作煤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华北，兴中公司规模迅速膨胀，全面垄断华北重工业资源。这样引来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眼红，联合争夺华北利益。日本政府为避免内斗，将兴中公司改组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由藏相贺屋兴宣兼任总裁。到1945年日本战败，华北开发公司的总资产，已从起家时的3.5亿日元，膨胀至189.2亿日元（约合12.56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全国GDP的10%），子公司多达60余家。
南满铁路在1945年8月被苏联占领军和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大批罪恶累累的满铁官员返回日本，并重新进入日本铁道系统工作。十河信二在战后回到日本，担任了爱媛县西条市市长、铁道弘济会主席。
日本战败投降后，贺屋兴宣作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甲级战犯接受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正义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贺屋兴宣的认罪态度相对其他死硬分子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承认正是由于他推行的财政金融政策，才使得日本的战时经济得以维持下来，从而在客观上为法西斯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财政与物资保障。
贺屋兴宣在审判中供认：“我虽曾经努力回避战争，但最后仍参加了开战的决定。我决不能逃避政治责任。”然而，这一认识与反省显然来得太迟了。1948年11月12日，贺屋兴宣被最终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天，贺屋兴宣由于病重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因此其本人未能到庭，由其美国辩护律师列克里代为接受了判决。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很快改变了其对日政策：1949年10月19日，麦克阿瑟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又颁布了“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已经完全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时更是为战后日本扭曲的历史观的形成留下了巨大的隐患。1958年4月7日，包括贺屋兴宣在内的最后在押的10名甲级战犯被赦免出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