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其实这篇文章吸引我的就一句话，“ 能否为学校带来财富视为终身教授评聘的基本标准 ” ，唉，对脾气

天才总是说出别人早已知道但是没有说出的答案。

更让我吃惊的是说这话的哥们他老爸是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191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斯坦福-比内”智力量表，在这份量表中首次采用比率智商(ratio IQ)的概念，以IQ作为比较人的智力水平的相对指标，这在心理测验史上是第一次。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GJ200309027.htm

　　1965年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1965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性平台。

　　一般人说起硅谷，总是少不得要提到斯坦福大学。 然而，硅谷与斯坦福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斯坦福创造了硅谷，还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的辉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今天硅谷能有作为世 界信息技术圣地麦加的声名，显然把它归因于仅仅拥有一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在工程领域，MIT应该说比斯坦福更出色，但毗邻MIT和 哈佛的128公路至今也无法与硅谷争锋。然而，如果没有斯坦福，还会不会有今天的硅谷以及硅谷目前依然风头正劲的发展态势、甚至于一度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信 心的重要支撑？估计也没有人敢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概言之，斯坦福的存在肯定不是硅谷形成的充分条件，但是没有斯坦福这个必要条件，恐怕也同样不会出现硅 谷。本文便试图对斯坦福与硅谷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希望以此为我国高校发展以及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提供一些启发。

　　一、斯坦福对硅谷的历史贡献

　　今天的硅谷一般是指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克拉拉山谷、距加州著名的旧金山市50英里左右的圣何塞城及周边社区。1876年，加州前州长老利兰·斯 坦福捐出了他8000多英亩专供培育良种马的帕罗阿图农场，要创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东部长春藤联盟的大学，即一个没有宗教派系之争、重实用技术、培养有教养 且有用公民的大学。在经过5年的精心筹备和计划后，1891年，斯坦福大学，一所融合了美国特有的西部精神的现代大学，就在这块丰饶的谷地上正式创办了。 老斯坦福的个人风格、共和党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创业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所后来被称为“西部哈佛”的大学奠定了基调，即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精神。 而也就是融入了这种西部精神的斯坦福办学风格，以及老斯坦福慷慨的8000多亩土地的捐赠（MIT和耶鲁都不足两百英亩），又为此后斯坦福参与硅谷的崛起 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在斯坦福大学成立20年后，无独有偶，1909年，也是凭着一种到西部开拓和冒险的精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艾沃尔（Elwell），在当 时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和工程系主任马克斯（C．D．Marx）的支持下，在今天的硅谷创办了鲍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即后来的联邦电报公司（FTC）。紧随其 后，1912年，耶鲁出身的后来被称为“电子管之父”的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st），怀揣着他的真空三极管专利，同时又背着被联邦法院以商业诈骗传唤的罪名，也来到帕罗阿图碰运气，创办了自己的个人公司。在艾沃尔以及联邦电 报公司为其支撑起来的保护伞下，德福雷斯特先后完成了大量的技术发明，这些包括电子管放大器在内的大量的技术发明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 司（AT＆T）。

　　FTC大概是比较早的一个由大学参与其中的公司，斯坦福大学不仅为其投入了一定的经费，特别是系主任马克斯本人就是公司的投资者，而且斯坦福的 高压实验室以及教授们直接为公司提供了研究支持。由于长期受到居于垄断地位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挤压，作为一个商业意义上的公司，FTC应该说也 算不上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但是，FTC与大学间的密切合作却为此后斯坦福参与硅谷高科技社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FTC创立伊始， 它的研发型小公司派生模式就初具雏形。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两个丹麦人杰森（Jensen）、阿尔伯提斯（Albertus）便与派迪哈姆 （E．S．Pridham），一位斯坦福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FTC雇员，一同离开公司在那浓（Napo）的一个车库中，创办了一个小型研发型音响设备公司 （Magnavox），所以真正开“车库创业”先例的并不是后来的惠普；此后，比较著名的还有1936年公司职员费舍尔（Fisher）离开FTC创办的 费舍尔实验室，1932年理顿（Litton）出走建立的理顿工程实验室等等。总之，几乎所有自立门户的雇员都是带着自己的技术发明而离开公司的。斯多根 （Timothy J．Sturgeon）在评价FTC公司的这种现象时说到：早期FTC的雇员脱离公司、自立门户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后仙童 （Fairchild）时代硅谷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而实际上，早在1910年，这一模式特征包括后来人们频繁传诵的车库创业佳话在硅谷就出现了。

　　客观而言，斯坦福作为FTC的参与者或经营者并不成功，但其作为一个孵化器的角色却是相当的成功。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成功的经营者，却为后 期大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产业经济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也正是因为它在不经意之中所扮演的孵化器角色，才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硅谷创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 胚芽。诚如斯多根所言：硅谷的真正起源不是以惠普等第一批重要的电子企业的出现为标志，也不是以特尔曼鼓励自己的学生大胆创业的举措为起点，它的发达史要 前推到20世纪初，而不是1955年。的确，现在回头追溯硅谷早期发展史，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另类大学斯坦福的诞生，没有早期一大批工业“牛仔”的冒 险创业行为，很难说一定会出现1955年硅谷发展的转型和此后的迅速崛起。

　　硅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是：1955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创立。从历史角度分析，肖克利实验室之所以被视为具有标志意义，其原因就在 于它在硅谷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除了与前述历史有关以外，还有两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而这些事件无不与斯坦福关系 密切。一是惠普的诞生。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通常被人称为硅谷之父）的鼓励下，在东部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体利特（William Hewlett）与帕卡德（Dave Parkard）双双返回圣克拉拉，在特尔曼的帮助下，两人在帕罗阿图镇的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中创办了一家公司（如今被加州定为历史文物：硅谷 诞生地），这就是今天依旧如日中天的惠普公司。惠普发展迅速，到二战结束资产已达到数百万，并于1947年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惠普的崛起备受世人瞩目， 也引起了当时正在贝尔实验室的斯坦福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关注，1955年，看好硅谷这块风水宝地的肖克利也回到硅谷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并网罗了一大批一流的技术精英。至此，在斯坦 福的门生们主导下的硅谷，真正开始启动了它作为世界电子技术摇篮的进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鉴于内部财政上的吃紧，在当时副校长特尔曼的 建议下，决定将老斯坦福慷慨捐赠的靠近帕罗阿图的部分土地出租，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计划正式启动，包括瓦里 兰、柯达、通用、惠普一批电子企业纷纷来园区创业，新辟出来的700多英亩的土地到70年代末陆续租完。现在的斯坦福园区已经拥有包括电子、软件、生物科 技等领域的150多家公司，还有大量的律师事务所、财经服务机构、策划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等。然而，也许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斯坦福并不介入园区任何企 业的经营，园内也没有一家属于斯坦福的公司，斯坦福只是坐收批租土地的渔翁之利。这一点无论是对斯坦福还是硅谷的形成都具有特殊意义，即所谓的肖克利实验 室产生的“启后”效应。

　　肖克利是一位知名学者，凭借天才学者的魅力，他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一批年轻科学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然而同样，也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太单纯、太学究 气和学阀气息浓厚的学者，又注定了他成不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注定了肖克利实验室最终不幸的命运。但是，所有这些关于他个人的有幸和不幸，现在看来都恰 恰在偶然之中成就了硅谷的崛起。1957年，肖克利实验室的八位最杰出精英因不满肖克利的唯我独尊而集体出走，即所谓硅谷最为经典的“八叛逆”事件，从此 点燃了硅谷这个高科技社区发展引擎的导火索。随后，八人所创办的仙童（Fairchild）公司利用半导体技术优势，在短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 司，到1967年就已经创下营业额2亿美元的硅谷神话。然而，“八叛逆事件”的真正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仙童开始，硅谷逐渐成为风险投资家的乐土，美国西部 精神通过技术创新与工业冒险而重焕生机，叛逆和跳槽成为一种时尚。在肖克利实验室之后，仙童成为半导体技术人才的孵化器，八叛逆中的赫尔尼 （J．Hoerni）、罗伯茨（S．Boberts）、克莱尔（E．Kliner）等出走并自立门户之后，诺伊斯（N．Noyce）和摩尔 （R．Moore）也脱离仙童，成立了今天计算机行业的大鳄英特尔公司，一批批人才从仙重跳槽，在斯坦福附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时间，个人创业成为硅谷 的潮流。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有一半以上是仙童的近亲。由此，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硅谷现象、硅谷文化、硅谷模式或硅谷神话等也正 式出笼。摩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到，人们通常把对硅谷的理解赋予一个魔幻般的公式：技术＋企业家＋资金＋阳光＝硅谷，或者用一串人物勾勒出硅谷的历 史连续性。实际上，硅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所有硅谷人的经验积累。对此，他将硅谷经验概括如下：一是科学家成为管理者；二是把科学商业化、产业化；三是善于 识别、创造和捉住机会。此外，还有一个是限制竞争的维度，即强调专业化。

　　对于摩尔的经验之谈，我们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如果说早期的斯坦福是硅谷的奠基者或硅谷模式形成的功勋，那么在1955年之后，斯坦福则既是硅谷 高科技社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硅谷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此，斯坦福与硅谷之间不存在主导与被主导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硅谷不是斯 坦福的硅谷，而是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的硅谷。如艾利（James Aley）说到：因为斯坦福才有了硅谷，但是，伯克利、卡耐基－梅隆、加州理工和MIT以及其他每一所超一流大学都在为硅谷提供技术和人才，许多人会认 为，事实上，MIT是美国最好的工科学府，然而，没有人会认为，MIT周围的高科技社区能达到硅谷的繁荣程度。斯坦福有别于其他人才中心之处不在于它拥有 一批有想法、绝顶聪明的人，而在于硅谷这儿的大量聪明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世界级的裁缝，他们善于把想法变为有利可图的现实。硅谷甚至也不是美国的硅谷，而是 世界的，据粗略估计，现在的硅谷仅常驻的亚裔人口就占1／4，而其中的l／3为炎黄子孙，伯克利的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 Saxenian）教授甚至认为，在硅谷，IC（integrated circuits）已不仅仅代表“集成电路”，而且是代表印度人和中国人。换言之，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 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级平台。

　　二、作为一个社区的硅谷对斯坦福的影响

　　自仙童公司的创办到如今，硅谷的发展和变化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20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的处理器，到80年代的软件业，再到 90年代的互联网；从惠普当年借特尔曼的几百美元创业，再到如今占美国人口不足3％的圣弗兰西斯科海湾地区，集结了全美由私人公司提供的用于高风险创业资 金总额的35－40％，这种突变恐怕就是当年硅谷之父特尔曼也无法料想的，更不要说带着落寞和失意回到斯坦福重执教鞭的肖克利。毫无疑问，硅谷的迅速崛 起，为斯坦福所带来的直接回报就是金钱，但最大的回报恐怕还是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斯坦福每年仅仅从工业园 区的土地租赁中就坐收600万美元。如今，随着房地产业价格火箭般地攀升，没有人说得清楚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将来意味着什么。然而，房地产绝对不是斯坦福硅 谷收益的主要进项，凭借硅谷的技术开发优势，斯坦福另外一笔不菲的收入应该是专利出卖所得。据雷马斯（Reimers）统计，从1954年到1967年， 斯坦福的出卖专利收入不过45000美元左右，然而，从1970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创办开始到1998年，斯坦福的专利收入已达到3亿美元。当然， 相对于由斯坦福分娩产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这才不过是个零头；除此之外，斯坦福重要的一个非政府来源就是校友捐助，大批的硅谷精英和新 秀不时地为母校注入大量的资金。比较著名的是1977年惠普的休利特和帕卡德两人共同为斯坦福捐助了920万美元，就是用这笔资金，斯 坦福建立了弗里德里克·特尔曼工程中心。在1991年肯尼迪校长任上，斯坦福一举创造了百年校庆募捐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在整个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 一个新记录，甚至连豪华世家哈佛也望尘莫及。

　　金钱或许不是万能的，它并不一定能够为斯坦福带来荣誉，因为至少到今天，在东部的一些老长春藤大学特别是耶鲁眼中，斯坦福还不过是一个新贵和暴 发户，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正因为有了近水楼台的硅谷，有了充裕的经费来源，后起的斯坦福办学层次和水平提高之快令人震惊。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几乎与硅谷的发展同步，斯坦福在全美大学评估中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目前，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以及主要的几个专业学院，都基本在全美的前5名之列。显 然，在此讲资历、论传统，斯坦福一百多年的历史实在有些“浅薄”，或许正因为此，它也无意去与哈佛、耶鲁等比拼历史和传统，而唯一所凭依的就是发展实用科 学和开发技术，即通过摩尔所谓的科学商业化创造和积累财富，再转过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增强基础研究实力。而学校地位的攀升，又是学校吸引优秀生源、抬高 门槛值的前提条件。随着斯坦福地位的上升，联邦拨款和专项资助、基金会的赞助越来越多，学费额度也节节拔高，由1920－1921年度的120美元，到 1970－1971年度的2400美元，再到1990－1991年度的14280美元和如今2002－2003年的27204美元，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高额的学费收入对学校而言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总之，斯坦福能有今天，当然要归功于它成功的办学策略，而这一策略的根源在于老斯坦福本人崇尚的实 用哲学，特尔曼则是这一哲学功勋卓著的实践者，而硅谷特殊的社区环境无疑为这一哲学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事实上，无论那些老牌大学如何在表面上看轻斯坦福的锐气，但在行动上，却也难说不为斯坦福所动。1970年，虽然鉴于大学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不利 的历史教训，但是又实在无法抵挡大学内部研究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的诱惑，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由校方对于那些有广泛应用价值、可以 市场化的研究项目，专门负责专利申请、谈判和推广。学校为专利申请提供相关的费用，而专利一旦被推广和市场化，学校是其中的当然受益者之一。但是，斯坦福 从不参与企业的经营，而只是从中分享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它的这种大学内部研究转化机制，后来纷纷为MIT、哈佛和耶鲁等所仿效。不过在具体运行中却略有 差异。例如，在斯坦福，教师只要在不影响份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均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但在耶鲁，这种行为却得不到许可。正如耶鲁该机构负责人加 德涅（Gardiner）所言，斯坦福和MIT可以不插手教师的创业活动，是因为他们周围存在一个有利于此的环境，但是，耶鲁却做不到。斯坦福和MIT的 教师有足够的创业经验，耶鲁的教师则缺乏这种背景。从中，我们不难领会硅谷对于斯坦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有了硅谷作为世界电子技术领头羊和大量风险资金集结的创业环境，再加上斯坦福对教师和学生创业的默许，就不难理解为何斯坦福人对应用技术开发如 此情有独钟、个人的创业热情何以如此高涨。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 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无疑，在这种氛围下，斯坦福中最落魄和失意的学科和人群可能是人文学科及其从业者。然而，恐怕也只有在硅谷中的斯 坦福人能够意识到这些学科的经济开发价值。如费舍尔指出：传统上人们认为，斯坦福的人文学科的价值也不过是如同烙印在T恤和杯子上的“斯坦福”字样，然而 现在不同了。斯坦福大学专门成立了教育风险办公室，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展冠以“斯坦福”商标的多媒体开发。如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前人文学科系主任艾克曼 迪（John Etchemendy）说到：“是真的，（人文学科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智力资源或许也可以通过开发创造稳固的收入。这种想法，在耶鲁或哈佛，恐怕即使不 为人所责难，也会因为它过于功利而为人所侧目。

　　至于斯坦福大学 对于通常老长春藤大学所痴迷于其中的普通教育课程或核心课程的态度，在硅谷这个多民族混杂、技术至上的氛围中也可想而知。也许为了追求更像一所大学（老大 学）的样子，1980年，斯坦福也第一次开设了反映西方价值和传统的“核心课程”，然而，计划刚出台便遭到大多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敌视。因为它们离现实实 在太远，且多少带有种族歧视性质。后来，迫于压力，核心课程被改为现在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课程，并淡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样，该计划方才勉强得以 实施。然而，其效果仍然大打折扣。1996年，斯坦福的一个针对四年级本科生关于“文化、思想和价值”课程调查结果表明，约有45％的人认为它“没有或有 轻微的价值”，25％认为“一般”，只有30％认为“极有价值”。

　　三、关于斯坦福与硅谷的启示

　　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斯坦福算得上是一个“另类”。然而，或许也就是这所集结了17位诺贝尔奖、4位普立策奖、220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 员和128名国家科学学会会员的豪华教师阵容，拥有大批学术界领袖、工商界成功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校友群体的另类大学，可称得上是最有美国色彩的研究型 大学。故而，人们往往又把它视为大学之中美国精神的一面旗帜或美国梦成真的典范。斯坦福大学地处美国西海岸，一个曾经是老一代移民的寻梦之所；一位在西部 淘金中成功“牛仔”的慷慨义举；一个被视为现代世界技术圣地麦加的硅谷；还有不断涌来的新一代企望实现自己梦想的技术移民；大批风险投资家的巨大赌注…… 所有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颇为生动且壮观的现世图景。

　　斯坦福没有多少传统，如果一定要追溯它的传统，那就是讲求实用、追求财富的短短发达史。老斯坦福极为反感大学的宗教派别之争，因此，斯坦福没有 哈佛和耶鲁等原生的宗教性。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传统的束缚，斯坦福追求实用技术的冲动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于是，便有了它在圣克拉拉播下的种子，随之 也便有了后来充满生气的硅谷。而一旦这些种子破土而出，并在硅谷四处生根、开花和结果，斯坦福就成了收获者。它不是硅谷中的最大收益人，却是硅谷最稳定的 收益人。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收益反过来又为斯坦福注入了更为旺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泡沫的大大缩水，也许多少预示了硅谷不是一个永远无法打破 的神话，但是，因为斯坦福的存在，当然也包括伯克利、加州理工以及圣何塞大学等其他知名和不知名大学的存在，相信硅谷的技术发达史在不远的将来还会继续谱 写出新的篇章。

　　对硅谷历史曾有过专门研究的科学史学者伦奥尔（Tim Lenoir）认为，如果说在1965年以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那么1965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相互交缠的关系， 同样有趣的是，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他指出，从那时起，硅谷中充斥了大量的怀揣博士学位的人们，形成了一支频繁流动的高水平劳动力队伍，并造就了 一种在高风险中求得回报的文化，一种共同体的合作精神，一个竞争的开发和投资环境；另外还有大学之间的互动，人们对高质量物质生活的追求，政府的介入、特 别是对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种专门事务部门如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完善，如此等等，为斯坦福作为技术孵化器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斯坦福作为 孵化器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硅谷对研究生研究的资助来实现的，一句话，在此，“每一件事情都是围绕研究而被组织起来的”。

　　总之，因为有了务实及对有形财富的关注远胜于无形资源的斯坦福（特尔曼就是一位把能否为学校带来财富视为终身教授评聘的基本标准的富有争议性人 物），才有圣克拉拉朴实乡村景观到技术圣地之旧貌换新颜；因为有了硅谷这样一个对技术有着宗教般虔诚的社区，即在人类学家英吉莉？卢克（J．A English－lueck）看来，一个技术理性无所不在甚至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微环节之中硅谷，斯坦福才成为了研究型大学林立的美国新宠。没有 多少深厚文化底蕴的斯坦福，因为它短短的发达史，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被哈佛著名的社会学家里斯曼（David kiesman）戏称为“流星”大学，然而，至少到现在，这颗流星还没有陨落，甚至看起来较以前更为炫目。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斯坦福是“借”了硅谷的光而熠 熠生辉，但毫无疑问，没有令世界瞩目的硅谷，斯坦福的光环会黯淡许多。

　　正如同硅谷是不可复制的一样（至少到今天，无论是MIT的128公路、剑桥的剑桥高科技园区、台湾的新竹等等，还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硅谷的地 位），斯坦福大学的发达史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这其中实在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历史机遇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因子。但是，即使如此，从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些许启 示，这就是大学完全有能力去塑造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社区，并在对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互动中，为自己赢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办学环境。大学的社区塑造模式并不 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立足自己特色并不断探索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也许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与斯坦福同样以工程 见长、且更胜一筹的坎布里奇社区中的MIT，难以创造出一个比硅谷更出众的园区，因为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声名，文化的哈佛都盖过了MIT，所以拥有哈佛与 MIT的坎布里奇社区，更突出的特色是典雅华贵、雍容大度，而不是被老派的人们所斥责的斯坦福的“粗俗的、势利的技术功利主义”。以此来理解拥有中科院、 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众多院校的中国超级豪华阵容的中关村，也颇意味深长。不知道以实用见长的清华、中科院以及大批其他传统行业院校，还有以人文见长的北 大、人大和北师大，究竟谁能够成为中关村的主导？表面上看，中关村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硅谷”，技术开发与市场策划是主旋律，然而，这一主旋律之中也同样 存在不同的变奏，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诸如北大南墙被推倒又被重建的戏剧性事件。方兴东先生将此斥之为“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校园文化与中关 村文化融合的最终失败”。其实，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文化的北大本身就是中关村社区中的一道景观，该事件本身的意义或许不是标志着它与中关村文化的融合失 败，而正体现了北大的文化精神对社区文化的一种抗拒，而这种抗拒同样也是大学与社区间的一种互动形式。人们不能强求一所大学磨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品格而去 追随社区文化，否则，大学也就失去了它在社区中存在的意义。

　　布朗等人认为，硅谷之中大量企业云集是因为存在一种氛围，一种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们面对面交流频繁的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然而，相对于硅谷， 中关村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生态，同时，也有着比硅谷更为深厚的区域历史背景，这里荟萃了太多的中国高水平科研院所，且各自的风格和特色迥异。因此，中关村 无法也没有必要一定去克隆硅谷的模式。它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和人文生态的复杂性，其实也正是它作为一个文化与科技社区的优势所在。因此，中关村能否真正崛起 并形成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关村模式”，取决于这里众多知名大学、科研院所的广泛参与，并在与社区以及彼此间的互动中，形成一种特有的社区发展和社区文 化模式。当然，也取决于城市管理部门的规划、投资、创业和人才流动等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