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你同意谁？

先说案情：唐朝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案子该怎么断？杀人理当偿命，私斗仇杀罪加一等。但“为父报仇”在唐朝不仅被舆论同情，更是符合儒家经典的做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到当时的一名谏官进言称：

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

用白话讲就是：徐元庆必须处死，但要在乡里表彰他的忠烈，这样能兼顾法律正义和社会影响。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是一番深思熟虑：

按国法，杀人偿命。国法不可违，徐元庆必须死。

但按照礼制，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礼制同样不可违，所以徐元庆的做法并非一无是处。

不论国法还是礼制，都是教化社会、惩恶扬善的手段。徐元庆杀赵师韫是为父报仇，更是尽儿子的本分。事后主动投案自首而非逃跑，还说明他不是为非作歹之徒，而是有担当的。

但若是将其无罪开释，又在客观上鼓励私斗仇杀，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治安。况且若是不处死，他主动投案自首的行为就成了沽名钓誉、贪生怕死的行径，反而抹杀了为父报仇的正义性。

综上所述，徐元庆必须处死，但他的行为不能一味否定。朝廷应当在他的坟前竖起旌旗，在墓碑上刻下他的忠烈行为，作为表彰。

于是，此案定论，这篇奏章也当做判例附在案卷后面供人查阅。

谁知百年之后唐顺宗当政时，另一位官员对此表示否定：

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用白话讲就是：你这种“先处死后表彰”的搞法，根本就是搞乱社会风气，还想继续当判例？！当然说话要负责，他也有自己的一番考虑：

国法和礼制，都是教化社会、惩恶扬善的手段。既然目标一致，它们所对应的赏罚标准就应该统一。你这谏官把徐元庆的做法分析的头头是道，却避重就轻故意放过了关键：县尉赵师韫！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犯法，赵师韫杀他本就是草菅人命。当地执法官员和上级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充耳不闻，那就是失职乃至渎职。如此一来，徐元庆报仇，本就合乎礼制。那些官员本该将其无罪释放，再好好对此追责，怎么还敢处死他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就并不违法，而是践行了国法。如此一来，徐元庆杀他就是正经八百的私斗仇杀，是跟国法、礼制作对。这样恶劣的行为，为什么还去表彰呢？

至于说“客观上鼓励私斗仇杀”，更是无稽之谈。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况且《周礼》说过：“杀人合乎礼义的，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更要被全国人反对。”你这分析既不合礼制也不合国法，更武断地把徐元庆所作所为和欺凌孤寡放在一个层次，连实际案情都不讲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还是先查清赵师韫杀其父亲的原因为好。即使不能查清，也不该把那份奏折附在案例后面当做标准！

各位看官请细细思量，再做投票。最后，说一下两位官员的身份——

“谏官”：陈子昂，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则天重视，授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在26岁、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后被权臣武三思陷害，冤死狱中。

陈子昂现存诗文百余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上述观点，出自陈子昂《复仇议状》：

然臣闻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乱，仁之所利，盖以崇德。今元庆报父之仇，意非乱也；行子之道，义能仁也。仁而无利，与乱同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今倘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

“另一官员”：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现存诗文六百余篇，上述观点出自其《驳复仇议》：

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投票主题：你支持谁的看法？

• 陈子昂：徐元庆必须死，但为父报仇天经地义，应受表彰
• 柳宗元：徐元庆的行为有待定性，处死再表彰是败坏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