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格竹）

前面的讲座曾经对“格物”和“致知”两词做过解释，这一讲是要讲“格物致知”这一章的内容，按照习惯，应该先列出对应的文字，但我们没有找到明确对应的文字。纵观《大学》全文，八目除了“格物致知”外，都能找到相应的内容，如“诚意”会对应“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又如“正心修身”，会对应“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等等。

一.“格致”章没有经文

为何“格物致知”没有对应经文？可能的原因是：1.文字丢失了。2.文字散落在其他段落里，或者文字没有散落，只是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3.作者没有写这段文字。

如果是文字丢失了，有两种对应方法，一种是等待，等以后考古发现。另一种是补写，南宋大儒朱熹就作了一段补充文字。如果是文字散落在其他段落里，就可以重编文字。如果是文字没有散落只是没有给出说明文字，那最有可能是把总纲部分视为“格物致知”的内容，近人伍庸伯就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作者没有写这段文字，那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毋庸赘言。

二.朱子的“格物致知”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一书里写道：“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然后又补充了一段“格物致知”的文字，对此后人有赞叹也有质疑。

朱子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三.王阳明的“格竹事件”

王阳明是明朝大儒，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对朱子的“格物”说不以为然，他在《大学问》里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他认为“格物”不是往外求，而是去除内心不正之念。他的见解是有实践依据的，即后人所说的“格竹事件”。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格竹事件”表明：1.别人学朱子的“格物”是只说不做，王阳明是真去做了。2.格竹把两人都格病了，但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格竹的。3.王阳明被贬到贵州，经龙场悟道后才知道，“格物”之功应该内求而不是外求。

四.伍庸伯与“格致”说

伍观淇（1886—1952），字庸伯，广东番禺人。6岁入私塾，16岁考入两广高等学堂，继而就读于广州将弁学堂，保定陆军大学。北伐时任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抗战时任四纵队司令，颇有军功。

据《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记载，梁漱溟平生最佩服的人就是伍庸伯。书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一生所亲自见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谁？那我就回答就是他。”“伍先生这个人，就我看来，是一个纯正的儒家，脚踏实地的儒家。”

伍庸伯喜欢讲《大学》，学者把它整理成《礼记大学篇解说》一书，书中写道：“我采用《大学》古本。古本《大学》由首至尾是一篇很通顺的文章，段落次序很清楚，不必要改动章句。所以我不取朱子的版本。《十三经注疏》将《大学》全篇分为六大段：《格致》、《诚意》、《正修》、《修齐》、《齐治》、《治平》。”

伍庸伯认为：《格致》章由“大学之道”起，至“此谓知之至也”止，共分五节。以前儒者将《大学》分为三纲领、八条目。我今则在《格致》章亦分作三纲、八目。“明德”、“知止”、“本末”三节为三纲。第四节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末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第五节，我说为此章的总结。

伍庸伯的这种划分是前无古人，值得后人玩味。

五.一位儒家前辈的观点

格，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推究，另一层是感通。格物，先是推究事物，进而使心意与事物感应融通。融通之后，就可以获知人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使自己的心意与事物相通呢？需要运用《大学》的思得六步心法：知、定、静、安、虑、得。

这个观点具有操作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老平 2013-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