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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俄罗斯反恐中添乱的媒体和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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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图说车臣战争》。新闻媒体和民间团体有相对独立的立场和报道自由对保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说他们为了发行量、点击率和博眼球可以背离主流价值观、罔顾基本道德观念。如果说新闻自由导致某种损失是自由的代价的话，背离主流价值观和道德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损失。伴随着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恐怖分子在宗教邪说和毒品麻醉下，疯狂地在俄罗斯制造一次次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本来俄罗斯上下应该凝聚共识，共同打击恐怖分子，然而俄罗斯的某些新闻媒体和民间团体却添了不少乱子，有的立场甚至是俨然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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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原有两名劫匪的同伙躲在校园外充当劫匪的眼线，他们一个向劫匪通报学校周围的情况。另一个恐怖分子在群众中煽风点火，散布谣言说当局根本不考虑人质安全。在这两名劫匪眼线暴露身份被捕后，劫匪们两眼一抹黑，只能从电视上获取信息。可媒体偏偏什么都报：指挥部所在地点、军警的行动、坦克和装甲车的位置以及人质中有哪些重要人物。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还打听到呆在人质营救指挥部的北奥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的一儿一女正在学校里。劫匪从新闻中得知这一情况，从人质中找出了马姆苏罗夫11岁的儿子和15岁的女儿，让儿子泽利姆汉与他通电话向当局施压。幸运的是，这两个孩子后来都被安全营救。
在这个恐怖活动猖厥的时代。我们看到，部分人为了博出位、拼出名，发表一些不合主流冲击道德底线的言论。对恐怖主义表达同情，对恐怖遇难者却幸灾乐祸。还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如“武力反恐越反越恐”、“恐怖主义是弱者对抗强权的武器”。还有的给恐怖暴行冠之以文化称谓，创造出“自杀性炸弹文化”、“斩首文化”、“绑架文化”这类怪诞的名词。有些媒体在描写恐怖分子时，一味突出报道人肉炸弹的家境是多么贫穷、黑寡妇的身世是多么的不幸。唤起人们对恐怖分子的一丝怜悯。俄罗斯在南部联邦区活动有一百多个国内外民间团体，这些组织有不少是有外国背景，如丹麦车臣难民协会、纪念人权组织、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索罗斯基金会、卡纳基基金会等。其中一些组织在一直在回避车臣非法武装的种族灭绝和恐怖暴行，却起劲的在追查车臣战争中5000多人失踪的“真相”。用隐蔽的形式向北高加索民众潜移默化灌输以下一些观点：美化恐怖活动为反侵略抵抗运动。将车臣的反恐行动丑化为“种族灭绝”。企图影响西方国家政府在独立问题上支持恐怖分离组织。寻求成立类似于前南法庭一样的国际法院“审判 5000人在车臣失踪的种族灭绝暴行”，为俄罗斯的反恐努力抹黑。象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所在的“纪念”人权组织已经沦为恐怖分子的政治宣传工具。在莫斯科地铁3.29爆炸案发生后的3月31日哀悼日，当市民们前往莫斯科繁华的胜利广场，为受伤者献血时。却有200多名反政府和反战人士，计划在献血点举行示威，批评普京强硬的反恐政策导致“越反越恐”。结果遭到社会舆论谴责。事实上，恐怖主义者就是一伙反人类反社会的最穷凶极恶的罪犯。恐怖活动的危害在于他们向毫无防备不对政治负有责任的民众下手，无辜的平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成为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人人自危，给社会散布极大的恐慌心态。任何问题都不能成为恐怖分子施暴的理由，什么说辞都不能作为恐怖罪行的推托。在这一点上，俄政府要提高反恐意识，特别是媒体舆论的正确导向性。在反恐的大是大非问题前要坚持原则。对恐怖主义形成全民喊打，举国防恐的舆论氛围。绝不向恐怖主义作出任何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