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龙和他的团伙曾是令北京出租司机的家人痛恨至极又恐惧至极的一个阴影。

今天在北京和出租司机谈安全问题，人家多半会苦苦一笑 –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儿，劫我干嘛？也是，随着地铁的发展，油价的上涨以及交通的日益拥堵，北京的出租车行业现在很不景气，不少司机都在凑合活着还是干脆改行之间头疼。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租车现在基本都装了防护网和卫星定位系统，让劫出租车的成本大大上升。其实，这些设备的增加，正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曾经连续发生劫杀出租司机的恶性案件。最严重时甚至到出租司机出去上班前要跟媳妇交代存折在哪儿的地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收入还比较低，出租司机手中总有几百块现金，对一些抢劫者来说已经足够诱惑，更主要的是可以劫持其所驾出租车，送到外地出售。

一些地方小工厂明知一些车辆来路不正，仍然专门从事对这些车辆的加工。这些工厂极善于把几辆不相干的车互换零件乃至底盘，甚至用高温錾字法修改发动机号码，改造完成的车保证连它妈妈都认不出来。

这些小工厂为了利益助纣为虐，是绝非如文字这般轻松的。

在警方记录中，曾有一次被劫的出租车在白沟附近被截获。其原因是购买出租车的新车主驾车回家，被人发现其经过的路上不断有鲜血滴下，于是报警，将其抓获。原来，将出租车卖给他们的抢匪甚至懒得处理司机的尸体，竟将其塞在后备箱里一起卖给买主。买主在夜晚买了车，也不知道后备箱里还有尸体，行驶一段后由于颠簸盛放尸体的胶袋倾转，其中的鲜血便渗透出来。在杨银龙团伙被破获之后证明，这正是他们所做下的一起案件，其残忍凶狠可见一斑。在九十年代前期这个团伙的八名成员先后向白沟等地输送抢劫的出租车近百辆，杀害出租司机数十人，是北京杀害出租车团伙中最猖狂的犯罪集团之一。

所以老太爷他们破了这个案子，引来不少出租公司，被抢司机和遇难者家属送匾送锦旗，几乎应接不暇。

现在抢劫出租车的事儿在北京少了，主要因为增加了保安设备，作案很容易被发现，再加上出租行业收入滑坡，而且现在中国汽车多了，车况不佳的出租车缺少市场，抢出租车实在是一种风险大，利润低的买卖，琢磨透了这个道理的贼宁可奔故宫去了。

本来，坑里不该挖坑，再说故宫盗宝的案子其实情节简单，案犯因为在警方档案中留有指纹而很快暴露，没什么好说的。但谈到盗博物馆，实在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是有些警界的朋友也有意无意地撺掇老萨把它写写，免得破不了案矛头都指向警察。现在有些博物馆的保安之懈怠，的确达到让贼吃惊，让警察也吃惊的地步。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如果有人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赝品》，可能还记得赫本扮演的业余小偷与专业的博物馆保安专家有段对话。专家问赫本，你要是博物馆的保安，整天对着一堆不属于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偏偏还得小心伺候的文物，你会有什么感受？赫本老老实实地回答：“烦死了。”

因为里面都是无价之宝，很少有几个博物馆舍不得投资购买最好的保安设备，对某个汉朝王爷骷髅的保护可以好到让某些国家元首嫉妒，但窃贼仍然有隙可乘。这主要就是因为赫本提到的保安那种“烦死了”的心态。由于没有警方人员那样的警纪约束，各博物馆的保安多半很难长期保持紧张的状态。要有个老外专家得机会参观司母戊大方鼎可能会激动得发心脏病，而警卫大方鼎的保安每天上班开门，下班锁门，迎来送往，只怕看这玩意儿远不如看家里炒勺顺眼。警卫松懈也属正常。前些天炒得沸沸扬扬的故宫盗宝案，只不过因为被盗的地方太特殊了。实际上警方的记录中，比这触目惊心的事情也有得是。我在警方曾经看到一份通报，几乎让老萨当场翻了白眼。

你说贼到博物馆偷东西吧，偷俩漆器或者一口宝剑也就罢了，竟然有人能偷走一口钟！

通报上记载，事情发生在陕西某历史博物馆，八十年代中期这里出了一起内贼通外鬼的案子，把陈列在大厅里的一口秦朝的钟给偷走了 -- 从博物馆偷跑一口钟，而且这口钟还是用玻璃罩罩起来的国家一级文物，这本来就是个令人吃惊的事儿。但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案子居然找不出嫌疑人来。

这口钟当年被发现后，国家文物局一位老大曾经对陕西的领导说：“就这一件东西，足够你们陕西两千万人民吃三年。”咱们算陕西人节俭，算每人一个月就吃一百块钱，两千万人民吃三年也是天文数字。所以，从通报看，发现失窃后，博物馆方面当时就麻爪了，立刻报警，案子最初是报到了西安某分局，刑警队当即出动，几位老大一查，警报器的线路被切断，立即推定有内贼策应，而后一面勘察现场，寻找指纹；一面排定二十四小时内在现场出现过的工作人员。

结果，被盗现场周围的指纹很快出来了，十分清晰，六个人的，四个清洁工，一个报案的保安，一个游客。但谁都没有作案条件和作案时间；接着二十四小时内出现过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也被一一排除。

分局坐蜡了，为了在最短时间内破案，只好上交到市局，市局不敢怠慢，当即成立专案组，请当地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钱夫子挂帅破案。

钱夫子果然不凡，看了案卷，沉思片刻就找到了关键问题 – 问问博物馆，最后一次看见这钟，是什么时候？

这一问，居然把博物馆上下问得张口结舌，谁也答不上来。我估摸着是谁也没想到贼能拿一口钟做目标，所以没人特意去注意它。这时候再指责保安干什么吃的去了已经没有意义，面对这种虽然奇怪但确实符合心理学的集体失忆，警察们也无可奈何。

钱夫子到底是钱夫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你们去找游客，看他们的照片，最后拍过这口钟的，是哪一天。

招儿是好招儿，结果却一张照片也没能找到。

该博物馆大厅中立有“禁止拍照，违者罚款”的标牌，这对不喜欢受限制的国人来说本来起不到什么威慑作用，无奈保安清贫，把这条规定当成了创收来源，结果敢在大厅拍照的游客无一漏网，自然也就不会有谁的照片带这口钟了。

最后调查到的结果哭笑不得 – 可靠的最后目击竟然是十五天前曾有一学术团体来参观，看过这口钟。

十五天？！这肯定不准确，因为也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影影绰绰记得后来什么时间见过这口钟，但已经记不清具体日子了。

然而，哪怕是五天，天天有人保洁，天天有人在这玻璃罩周围转悠，现场早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了，没有任何线索，还让钱夫子怎么破案呢？

事儿被继续上交，公安部的专家也没办法，只好说等待其销赃暴露吧。

这一等就等了十二年，还真是监守自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