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

2015年01月08日

去年，103岁的钱钟书夫人杨绛完成了小说《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4.5万字的书，买回家一个晚上读完。与有“半部红楼，半部儒林外史”之誉的《洗澡》相比，《之后》依然风淡云轻，有白描和机趣的风致，但绵里藏的针不见了，小说任务的简单，叫人有点讶异：老太太将自己一手捏成的那对“不能成眷属”的有情人儿许彦成和姚宓送入洞房，弄了个大团圆。

当然还是《洗澡》好看，那是许多人极喜欢的小说佳作。其中的“洗澡”，既是隐喻也是写实。洗澡，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是从苏联学来，从延安就已规模化实践，何时写入中央文件则不清楚。1951、52年，当局在全中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相应的京津各高校也开展了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杨绛后来的长篇小说《洗澡》就以此为背景。运动中人人须过关，职位高的校长院长“洗大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职位低的“洗小盆”。通常有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酝酿讨论、声讨控诉，当时在清华教书的杨绛都经历了。

《百年风华：杨绛传》再现了那些啼笑皆非的真实场面。学生认为杨绛既不属“向上爬”也不属“混饭吃”典型，只是满足当贤妻良母，缺乏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她的检讨一次通过了。控诉大会定在杨绛检查的当天晚饭后，她心情轻松和一个亲戚去听。那亲戚听说杨绛的检讨获好评，特来道贺。大会在学校礼堂举行，有个女学生上了台，她并非杨绛班上学生，却咬牙切齿控诉起来:　“杨季康（杨绛原名）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几千双目光射向杨绛，她只好木然默坐。夜里她思绪万千：“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断愧。”

第二天一早，杨绛特意打扮得喜盈盈，挽个菜篮到校内菜场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结果有人佯装不睬，有了见了及早躲开，也有人照常和她打招呼说话。看在她眼里都是喜剧“素材”。不久《人民日报》报道了清华开大会控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消息，点了杨绛的名，说她上课只讲恋爱。

然而在这场“洗澡”中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像杨绛那样有韧性，她1988年的《忆高崇熙先生》就写了一位。高崇熙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大家都认为他业务好脾气不好，杨绛和钱钟书却和他合得来。1951年秋天一个星期日，两人一时兴起出外走走，想起高夫人送过鲜花来还未去道谢，就穿过麦田，到化工厂高家寓所去。

太太进城了，家里只有高在。他对钱氏夫妇的拜访显得意外，请两人坐下斟了两杯水。他笑得勉强，酬答也不太自然。钱钟书问起化工厂的思想改造运动，高说：“没什么事，快完了。”杨绛觉得高心情不好，自忖来得不是时候，便起身告辞。

回家路上杨绛和钱钟书觉得纳闷：高崇熙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真怪！星期二上午消息传来：高崇熙自杀了。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高夫人和厂里几个女职工在会客室煮元宵吃，回隔壁卧房就见高崇熙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这噩耗让杨绛后悔又心酸。

因“洗澡”而死这自非孤例，但比起后来愈来愈残酷的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50年代初的“洗澡”算很“温和”了。

“洗澡”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还真奇特。近读阿城写父亲钟惦斐的文章，洗澡是其中重要话语。此处的洗澡是真的沐浴，和政治“洗澡”无关又似有关——

钟惦斐是电影评论家，1956年他写了篇《电影的锣鼓》令毛泽东“龙颜大怒”，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名，被打成右派流放，1987年去世。“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

阿城说，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他父亲访问日本回来，观感之一就是：随时可洗澡。

阿城描述其父洗澡的那句“舒服得很痛苦”，让我记起木心曾告诉画家夏葆元，文革中他被关进上海徐家汇附近一处监禁地，犯人每月被允许冲一次“热水龙头”，当热水直达头颈以下的脊椎，“这一种舒服如同死一般的舒服。”

木心这句话，我几乎每天会想起两次，一早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