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简短的自由介绍之后，便根据自身情况开始了自由发言，讲述自己关心的劳动议题。 

    刘顺雄（四川籍在京建筑工人）：我是一名工伤工人，2013年1月6日，我们在北京郑常庄工地顶楼发生坍塌事故，造成一死八伤，施工单位国都建 设集团项目执行经理因涉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罪被北京丰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但至今已经快过去两年了，相关责任单位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赔偿。 　
      邱红娟（山西籍在京建筑女工）：我是一个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建筑女工。远的不说，我就说这APEC期间吧，我们在国贸附近的工地停工。我们来 到这个工地时有签合同，当时的合同约定我们这些技术木工是每天两百块钱。由于APEC会议北京市工地停工，我们无工可做，工地上既不给误工费，也不提供伙 食补贴，我们就要求结清我们之前做活儿的工钱走人。但工地项目部后来不承认之前的合同约定，而是按照一百块钱一天给工人结钱。我们工人不同意，项目部经理 就纠结一些黑社会人员，把我们工人打到了工地大门外。 　
    黄文宝（河南籍在京建筑工人）：我是来自河南的建筑工人，2012年春我们八十多名工友在北京海淀区一处保障房工地做工，由于公司一直拒绝签订 劳动合同，我们在麦收前要求工地结清我们的工钱。但工地项目部却勾结当地的警方和劳动监察大队强行要我们接受北京当年的最低工资1260元/月，我们一位 工友气不过，和一个监察大队的队员起了争执，在拉扯中，不小心将他们的工作制服扯开了线，结果我们不仅赔偿了人家1500元的损失，我们这位工友还被以 “妨碍公务罪”判刑半年。在权钱的勾结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以北京每月最低工资的标准来结算我们的工钱，此后我们也曾一直上告，但都没有效果。 　
    李新峰（河北籍在京建筑工人）：本来座谈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但为什么大家有怨气?是因为社会发展偏了，不由我们支配了。我们工人的力量虽然很 微薄，但是也要作为一份积极的动力去推动。我们大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顶层设计者肯定知道这种现象，他们现在没有能力马上改变，改善需要 我们底层自己的推动。例如，建筑业农民工工会只是一个设想，如果工会能够成立，在维权方面我们可以免除一些漫长的法律程序，可以直接通过劳资谈判或协商为 工人提供帮助。这条路可能会很长，我们只能用我们微薄的力量，让社会慢慢走向正路。 
    李建华（山东籍在京建筑工人）：在北京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法律上的规定是用人单位必须要跟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到了底下，90%的建筑工 人拿不到劳动合同。即便是有，也是劳务公司自己造的，公司有，工人没有。公司有的那一份也是只让工人签个名字，其他内容都是空白的。为了这事我还专门打了 两年多的官司，就是当时签了空白合同，最后给钱，劳动仲裁只给按照最低工资计算。不签，没工作干。签就是签假的，还得按手印。如果我们不要求，建工会这种 事也是不可能的，拿到属于自己的劳动合同也是不可能的。根据北京建筑业工会的精神指示，加入工会需要正规劳动合同。2013年夏，我们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一个工地做工，做满一个月后，工地没有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我们与公司和劳动监察大队交涉，劳动监察大队说我们是在闹事。为什么说我们闹事呢，因为我 们不要工钱，而是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汪晖老师：听了这么多，那参加和组织工会的难点在哪里? 　
    汪晖老师：成立工会会损害小包工头的利益吗? 　
    李大君：我觉得我们走上了一个过于强调法治的极端，一涉及纠纷就要上法院、打官司。如果依法治国走到这程度，那我想这就走上了邪路。在上世纪 80年代以前，国家在处理纠纷时尽量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是“无讼”，尽量通过各级组织和单位的协调把问题解决，不要事事都上法院。现在在处理问题时都要 走诉讼，耗费了大量资源。这一方面是政府行政部门和相关单位不积极履行责任的结果，所有事情都推到法院去;另一方面，也是弱势群体缺乏组织的结果。我们可 以去参考中国司法传统上非常优秀的“无讼”模式，通过组织进行调节，能够有组织的代表跟另一个组织的代表进行对话。 　 　  董社强（河北籍在京建筑工人）：所以更要成立工会，以这种合法的组织来维护工人的利益。当然，这也是相关部门阻挠工人成立工会的原因。

    汪晖老师：还有就是在这些事件中媒体有没有发声?很久之前，我的老家在工厂改制时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我问我本地的同学，他们 完全不知道，声音出不来。好几种权力都不在劳动者一方，导致劳动者越来越弱势。刚才说到，你们家里的土地问题，目前社会上争论很大，一部分说要私有化，另 一方面要保护土地。在这些问题上，你们怎么看?你们最希望的状况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