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不写小说已有好多年。

“情妇门”时，颇上过一阵头条，<span

lang=EN-US>76岁、5<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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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New Roman"'>个情人、吹箫……原以为这是最后的喧闹，没想到，死亡更嘹亮，于是，张贤亮成了“伟大作家”。早知如此，我真该多死几次。

这是一个批发“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公认的小时代，犹如阳痿变成了贞洁，虚伪变成了入世，弱智变成了忠诚，胆怯变成了善良……当我们不知道对一个人该说点什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他伟大，而说不出究竟哪里伟大时，就说他人格伟大。

张贤亮真的伟大吗？

看过张贤亮几乎所有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马克思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和小说主人公讨论哲学问题，那时，真的很担心马克思因此罹患痔疮。披上马克思的外衣，让他老人家光着，这是那个时代写作者最爱干的事。《绿化树》系列的主题，据说就是表现知识人经过苦难历程，最终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被强奸，所以爱上了性生活。很多年，我想不通这算什么逻辑。

张贤亮是这样的一代人，他们先给人生捏造出一个“意义”，然后用这个“意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意义”，他们得到了伟大的幻觉。在“意义”面前，他们甘愿奴隶，而在不认可“意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又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他们是永远不会去追问这样的问题的：生命真的有“意义”吗？人活着，真的需要“意义”来支撑吗？

过度的“意义”，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理性迷狂，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他怒斥革命者乱开黄色玩笑的行为，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不知道人能否一脸神圣地去做爱，并顺利地产下后代来，考虑到造人的产量如此之低，则绝大多数性交是典型的设备磨损与浪费，理应从我们纯洁生活的清单上删除。

张贤亮很背叛，但他的背叛充其量是多说两句黄色笑话的程度，他并不否定“意义”，而是希望这个“意义”的压迫不太强，如果者“意义”居然还能允许他做爱，那么，他甚至还会为“意义”的知遇之恩而感激涕零，一旦“意义”出现松动和危机，他还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这不是张贤亮一个人的“贱”，而是他们乃至我们这一代人整体的“贱”。

我们喜欢背负，喜欢去寻找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存在，然后以它的名义来定位个体的价值。我们从没能建立真正的自我，所以也没有真正的爱，我们只会为大词而热泪盈眶，却对生命本身高度无感、高度冷漠。

这并不因为愚蠢，而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共同犯罪，它塑造着我们的下一代。在每间教室里，老师像训孙子那样呵斥学生，每个家庭中，父母都只会命令而不愿陪伴，在每条街边，长辈都会用任性的大吼大叫，来制止孩子们的错误行为，来封闭他们的天性流露。

只要是我的，就是错的。我们建构了一个普遍无自信的社会，在这片国土上，真正狂奔的只有自卑与自傲，寻找崇拜物和冒充神圣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有了这个心理基础，被奴役实在是命中注定。

不否认，张贤亮的小说真诚地写了饥饿，写了内疚，写了性压抑的苦闷，写了被挫折的尊严，在非常年代中，这种体验也许有共通性。

张贤亮小说之所以成功，因为它吻合了曾经的主流审美标准，即：托尔斯泰崇拜。托尔斯泰是当时不多的、被官方批准的文学大师，在世界文坛上地位亦高，模仿老托是一代中国作家的荷尔蒙，只是中国小说向来缺乏心理描写的传统，所以仿起来总显幼稚，张贤亮的天才在于，他发现了老托笔下多是有缺陷、有污点的人格，正是在他们不断自我追问、自我修正中，作品才拥有了感人至深的魅力。

张贤亮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托派的，只是老托喊的是上帝，而张贤亮喊的是马克思。在没有形而上信仰的民族中，这未始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只是上帝可以永远喊下去，马克思就不行。

上帝是一个幻像，足以将真理、道德、爱融汇一炉，马克思则不同，他是活在现实中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和女仆偷情，却让恩格斯顶雷，他一生赞美无产阶级，但坚决反对女儿与无产者的婚姻。

人永远无法尽善尽美，注定承担不了永恒的使命。想把他们神格化，一是要将他们肉体消灭，以免他在人间继续犯错误，二是要遮蔽一切负面信息，可人类越进步，就越不可能做到这点。

张贤亮走向“伟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有少量色情描写。

从今天的标准看，那些描写少且乏味，但在当时，所有可能的空间都被“组织”阉割得干干净净，只有文学杂志还能以“人性”为借口来写性。

那时没有互联网，看黄色录像带会坐牢，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接吻镜头受到媒体一致炮轰。小说的优点在于其模糊、隐晦，比如说牛仔裤是“一个屁股包两瓣”，表面上看是在嘲讽牛仔裤这种资产阶级文化，但写得这么形象，可见观察颇久，作者通过文字充分地释放了其被压抑的快感。

当时几乎所有好小说都有准黄色的描写，但把性看成中心议题，张贤亮确实是开创者。

“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已渐失序，在平民语境中，色情笑话广泛流传，很多涉及最高领导人，而精英阶层的革命话语已很难深入民间，中层对“运动”普遍持不配合、应付的态度。

高的下不来，低的上不去，作家因此有了填缝的空间。

给性嫁接上一段时代背景，乃至一个高尚的理由，甚至用鸡巴来批判社会，至少从传播角度看，是聪明的策略。毕竟革命制造了大量的愤青，他们以否定为乐趣，对革命前的社会他们会批判，对革命后的社会他们更会批判，当找不到批判的武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裤裆。

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一手，但张贤亮走得更远，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踏入雷区（但《早安，朋友》还是被禁了）。

张贤亮并没对性心理挖掘做出过什么贡献，也没有在性道德的思考上有什么创造，他让别人看到的是勇气：原来还能这么写。在人人说谎的背景中，这很容易被误解成真诚。

张贤亮的幸运在于他解开了第一个扣子，而不幸在于世界上还有饭岛爱、苍井空和加藤鹰，一代中国作家成了<span

lang=EN-US>AV的手下败将，这该算是甲午之败后又一次比较大的挫折吧。

个人以为，在文学这条路上，张贤亮继续拓展的空间有限，不弃文从商，就只能写点散文之类，坐等德高望重，靠捧捧周啸天这类人的臭脚为生。苟如此，其实生不如死。

在人类文学史上，绝大多数作家无法走入永恒，因为他们身上带有太多的伤痕，太多的时代烙印。对历史而言，变态社会总是暂时的，常态才能长久，可惜的是，张贤亮生活在常态社会中的时间太短了。

看不到光明的人，只能在心中虚拟阳光，应该对这种坚强保持足够的敬意，但未失明的人还是会说：您可能想错了。

也许，张贤亮的坚持是伟大的，但他作品并不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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