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说起两王

大道至简

哈哈，看标题，还以为是说80年代全国通缉的东北“二王”呐。

天马行空

河蚌 发表于 2011-10-11 20:23
上班时间没有时间写，所以只写了一部分。
      中国的税负高是实际情况，但最大的问题是税负不均 ...

我哪有认为收税是罪恶的了？我本来就是个被应试教育困了十几年的机器，对这方面的事情不甚了解，我说了，中国税制很有问题，至少给人这种感觉。随便问个河蚌先生认为受益的普通人大多都会认为中国税制是剥削百姓的。技术性的问题搞不好，本身就可能导致事情变味儿。
其实这个道理用在王安石和王莽身上一样。为何河蚌先生在论述税制的时候这么客观但是在王安石的问题上却一巴掌打死呢？王的变法造成了很悲剧很严重的后果，或者说它实际上是南辕北辙，可是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可以认可的，估计跟马克思老人家想得差不多……至于王莽，我确实不甚了解，可能是受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影响然后乱加联系……
不过不管怎么说，感谢河蚌先生指教！我喜欢有人看了我胡诌八扯的东西后指出我的一堆错误或者说一堆不同的观点然后借此机会教我一些东西！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上次有这种感觉是在十几年前我上学之前，我爸爸会这样教我~

河蚌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0-11 23:21
我哪有认为收税是罪恶的了？我本来就是个被应试教育困了十几年的机器，对这方面的事情不甚了解，我说了， ...

: t1 T. n; a6 m3 r1 p4 D     我也是胡言乱语。
& P. E: Z% R3 c$ r! P     关于税制，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全民反对。这是人类社会性的表现，其极致可以追溯到无政府主义。任何人，在和平时期都不希望有政府管着，都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因此无政府主义曾经是一股十分流行的思潮，其理论基础就是认为政府就是一种罪恶。但是无政府只有在世界大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只要有民族、等级、财富，就会有冲突、有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让人类抱团取暖，然后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而出现政府，就必须有税收，实际上政府与黑社会有相同的性质，税收类似于保护费，而且无论在什么国家里，实际上税收而形成的国家收入都会被权势阶层所占用。
* v# K3 S4 M# U5 ^) U1 E      税收的本质，就是国家对于个体利益的剥削，这一点你说的很对，但是是对全体国民的剥削，而不是对百姓的剥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实质上富人的税收都远重于穷人，只是，权贵阶层能够从另一个方面，即国家财政支出方面获得补偿，并能够通过企业规避一部分税收。因此小老百姓是直接的利益受损，而权贵阶层则能堤外损失堤内补。
      税收政策，实际上就是将个体的财富进行集中，同时集中之后以国家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转移支付，这就是收支两条线。但这种政策，也就是所有的税收受益者都是间接的，而被征收者无法直接感受到税收的利益，却可以感受到直接的利益受损。对于社会而言，增税，受益者是模糊的，而受损者则是十分清楚的。这就使得增税就成为一种全民反对的罪恶行动，因为没有人会觉得受惠，但受损的人却能够直接地感受到。
      实际上，叫得最凶的是中产阶段，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比如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金领阶层，他们的税实际上相当于很多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些人在社会中（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发言权，我们举一下例，企业的中层主管、媒体的记者及编辑，实际上都属于这个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毕竟也是少数，如果他们只是为自己争取利益，那肯定会被围攻，所以，当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述求时，就会拉上大众。但方法是明确的，那就是攻击税收，甚至是无差别级的攻击税收。
) K$ |1 P' x# B) A& V4 x& A      这并不是罪恶，每个人都有为自己利益进行申辩的权力，就社会角度来看，这就是阶层的博弈，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
      但是，想论述这种现象，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媒体上宣讲的铺天盖地的，就是全民反对的。实际上，如果你到生活中走走，就会发现，退休职工、贩夫走卒，对于物业税、增殖税之类的毫无关心，因为这些与他们无关，他们关心的是鸡蛋、肉之类的价格。而这正是我们说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的税收应该如何反哺社会。
      还有，如果你到农村去走一走，就会发现，自从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生活很满足（不是富足），甚至还得到各种实利。用俺老家（国家级贫困县）姨夫的话说，乡村干部现在好做多了，因为以前他们干的事就是“搜粮缴钱追女人”（公粮、税费、计划生育），而现在，农民们经常找干部套近乎，因为国家有很多补助发放。
      只是这些，除了党报上报道外（可大家不认为是真的），别的报纸也看不到。只是你还是可以从某些新闻里看出来，比如各地现在都出现逼农民将户口改成城镇户口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的待遇提升了。报纸嘛，就是权贵财富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代言。对于广大的城市平民、农村人，他们的思想看法，都会报道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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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蚌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0-11 23:21
4 d% o. A, y- b, P7 P$ ]8 ^! v: J我哪有认为收税是罪恶的了？我本来就是个被应试教育困了十几年的机器，对这方面的事情不甚了解，我说了， ...

     我也是胡言乱语。
     关于税制，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全民反对。这是人类社会性的表现，其极致可以追溯到无政府主义。任何人，在和平时期都不希望有政府管着，都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因此无政府主义曾经是一股十分流行的思潮，其理论基础就是认为政府就是一种罪恶。但是无政府只有在世界大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只要有民族、等级、财富，就会有冲突、有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让人类抱团取暖，然后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而出现政府，就必须有税收，实际上政府与黑社会有相同的性质，税收类似于保护费，而且无论在什么国家里，实际上税收而形成的国家收入都会被权势阶层所占用。
      税收的本质，就是国家对于个体利益的剥削，这一点你说的很对，但是是对全体国民的剥削，而不是对百姓的剥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实质上富人的税收都远重于穷人，只是，权贵阶层能够从另一个方面，即国家财政支出方面获得补偿，并能够通过企业规避一部分税收。因此小老百姓是直接的利益受损，而权贵阶层则能堤外损失堤内补。
      税收政策，实际上就是将个体的财富进行集中，同时集中之后以国家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转移支付，这就是收支两条线。但这种政策，也就是所有的税收受益者都是间接的，而被征收者无法直接感受到税收的利益，却可以感受到直接的利益受损。对于社会而言，增税，受益者是模糊的，而受损者则是十分清楚的。这就使得增税就成为一种全民反对的罪恶行动，因为没有人会觉得受惠，但受损的人却能够直接地感受到。
2 b, R  U+ m8 j# U, I* v: }      实际上，叫得最凶的是中产阶段，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比如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金领阶层，他们的税实际上相当于很多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些人在社会中（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发言权，我们举一下例，企业的中层主管、媒体的记者及编辑，实际上都属于这个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毕竟也是少数，如果他们只是为自己争取利益，那肯定会被围攻，所以，当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述求时，就会拉上大众。但方法是明确的，那就是攻击税收，甚至是无差别级的攻击税收。
      这并不是罪恶，每个人都有为自己利益进行申辩的权力，就社会角度来看，这就是阶层的博弈，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
! h/ k. ]# O; I6 i( g+ }      但是，想论述这种现象，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媒体上宣讲的铺天盖地的，就是全民反对的。实际上，如果你到生活中走走，就会发现，退休职工、贩夫走卒，对于物业税、增殖税之类的毫无关心，因为这些与他们无关，他们关心的是鸡蛋、肉之类的价格。而这正是我们说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的税收应该如何反哺社会。
      还有，如果你到农村去走一走，就会发现，自从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生活很满足（不是富足），甚至还得到各种实利。用俺老家（国家级贫困县）姨夫的话说，乡村干部现在好做多了，因为以前他们干的事就是“搜粮缴钱追女人”（公粮、税费、计划生育），而现在，农民们经常找干部套近乎，因为国家有很多补助发放。
" a& q5 s) g3 a4 X( I; H% e, H$ y      只是这些，除了党报上报道外（可大家不认为是真的），别的报纸也看不到。只是你还是可以从某些新闻里看出来，比如各地现在都出现逼农民将户口改成城镇户口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的待遇提升了。报纸嘛，就是权贵财富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代言。对于广大的城市平民、农村人，他们的思想看法，都会报道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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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蚌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0-11 23:21
" H" I) y, m8 D" i7 d( A我哪有认为收税是罪恶的了？我本来就是个被应试教育困了十几年的机器，对这方面的事情不甚了解，我说了， ...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政策，需要逐项分析，这个我没啥研究，老帅能不能出马分析一下呀，这个是历史范畴。
" a+ G* `3 N7 u7 c8 z$ L     就其中几个具体的，比如青苗法、市易法来看，王安石所做的，并不是以税收的形式来增加国家收入，而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即国家直接参与经营活动来赢得利益。而事实证明，除非在某些技术垄断领域（即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国家垄断所造成的都会是效率低下、中饱私囊。
. A. }, O! s0 g  Q" n     看《新宋》有个感觉，所谓石越对于王安石的改革的改良，其实就是让国家资本撤出生产经营领域，而以税收（或者许可证）的方式来获取利益，通过所谓做大蛋糕的方法来完成国家收入的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走了这么一条路子。但是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不是现代财会制度及结算制度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必须通过银行结算，想要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收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这一问题，同样也体现在现代中国的税收集中在流转税，而财产税的征收则十分缺乏上。
- B- p8 W3 @3 _: ]' P8 x      王安石在地方上实行新法的成功与在全国推广的失败，其中涉及到一个社会改革成本的问题。即如果改革需要很强的执行力，需要大批思想统一、没有私心杂念的干部时，那么革命也许比改革要容易操作的多。看中国历史，有种感觉，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实际上都是在剧烈的朝代更替中完成，因为此时，生存权远比一切权利都重要很多。

抱朴仙人

尽管河蚌进行了专业的评点，天马老弟的第一感觉其实是没错的，两位的关注点差异很大。
( \$ g& z; l2 }. D& b河蚌注意到了天马对税概念不清，批评的都对，然而天马短文的重点不在这里。
  x- Y9 l3 ]' N- |天马的意思有个基本出发点：税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合法掠夺的手段，对于被掠夺者的感受，掠夺者是不太在意的。这其实是正宗马派的想法。
. u( I4 |) w( ^, x5 ~/ I* z基于这一点，天马主要表达的是现行税法税政带来的危险和痛苦。税政所带来的痛苦，与税率有关联，但没有比例关系。
我的看法，近十年来，社会对税和税务机关的反感与日俱增，是不争的事实。
7 v8 ~: H; d: g7 e9 ^1 V% \# r河蚌说税负不高，有依据，但不能说税负的痛苦指数也不高。
/ G% |" b3 u$ Z3 _名义税负不高，为啥百姓痛苦反感呢？从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论，到现在实际操作的“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之间反差太大，是基本原因。
9 e' f0 f, w* i! t: C以前就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吗？以前我们是所谓吃饭财政，比现在还要用之于官。
2000年左右，说到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学员问我，有多少税是直接用之于民了？
4 t  A3 ]* k" {' C" a" z, `6 j8 C( {我只好如实回答：“转移支付大约8%......”其他的都拿来吃饭了。
% o6 T; z* @: c$ x现在转移支付已然超过30%，老百姓的意见却比十年前大得多。为什么？
, V  u; A1 [9 {机关已经变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吃了饭替老百姓干事，老百姓又不瞎，当然看得见。“收税养人，养人收税”，贪念无已，恶性循环，老百姓当然也看得到。
" {' H$ g7 K8 v9 V4 z7 c当然痛苦增加。
& N/ Q* B3 ~9 Z# Z/ F- i" Q天马大约不知道，河蚌也没论述的另外一个政府掠夺手段，乃是专卖制度，包括央企垄断性收入，这一块的收入所增加的国民负担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建议天马有空浏览一下我在河里的农业税帖子，也许会有帮助。

天马行空

3 n$ Q( n7 r1 z+ V8 j

抱朴仙人 发表于 2011-10-12 09:09
尽管河蚌进行了专业的评点，天马老弟的第一感觉其实是没错的，两位的关注点差异很大。
河蚌注意到了天马对 ...

4 H5 A' S2 H' c5 b# O; b; j% \唉这个央企垄断性收入我也是深有感触啊！我老家在山东，是在省会的重点中学念得高中。高中同学遍布全省各地。大家应该知道“中石化”吧，其实中石化就是山东东营的。东营这个城市很不出名，但是胜利油田相当有名。来到帝都接触全国各地的同学后问他们，发现他们都知道山东青岛、济南这样的城市，认为这样的城市是富有的，可实际上山东最富的地方——应该是说山东最富的一群人——是在东营。举个例子吧。我父亲是淄博某专科院校的老师。我父亲是正高，可是税后收入只有4000元左右。他们学校的中层也只有5000~6000左右。但是我济南很年轻的高中老师月正常税后工资6000元（不包括赚外快）。东营的胜利油田就更厉害了，我同学的亲戚是油田某初中的普通老师，税后收入竟然达到7000~8000元，而那些高中的老师、大学的老师自然更多，中层干部（比如油田X中的校长书记之类的）年收入20~30万是没问题的。而且油田福利极好，每个月发的洗发水沐浴露卫生纸牙膏什么的各种日用百货足够用一年！
但是中石化还是天天嚷嚷着赔钱……反正我是没看到他们赔过钱……
$ r! k/ I# M5 k, ]但是这种事情，相当于是我们这些吃不到葡萄的人说葡萄酸。中石化的收入巨高，养活了（应该说是养肥了）油田上百万人，这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仁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0-11 18:40
3 c$ Z9 B8 i* V5 q这方面我确实不太懂。但是古代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没有什么可以暴富的行业吧除了当皇族，现在赚钱多的行业 ...

$ m; K* ?+ J$ r- x& e- o对奢侈品收税不干穷人什么事呀。

河蚌

抱朴仙人 发表于 2011-10-12 09:09
2 \  n+ ?9 W, Z6 ?. L# y; i尽管河蚌进行了专业的评点，天马老弟的第一感觉其实是没错的，两位的关注点差异很大。
8 I7 Q# x2 G, k. y* `& J河蚌注意到了天马对 ...

      我觉得，对税有切肤之痛的，或者让现行税法带来的痛苦的，真的不能说是老百姓，反而是收入比较高的人以及企业主，比如年薪在50万以上者，可能收入的40%要用来缴税，而企业主，5%的营业税，17%-33%的所得税，这个税率是相当的高，可以说，除非暴利，否则这个税率企业生存起来十分困难。国税局、地税局为啥成为企业的爷爷，不就是因为他们掌握退税的权力嘛。
      所以，俺反驳楼主，就是因为拿税收来说TG的事，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TG的税真的是很轻的，但是这税却是紧着一头羊在拔毛，即税收集中在流转流域。TG应该加强对财产税的有效征管，特别是那些容易征收的财产税，中国的现在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财产税，造成富人将企业赢利投入到房地产或者证券领域，从而形成从实体经济吸血的现象。反对TG增收物业税、股票增殖税，这其实拿自己给富人当枪使。
/ L3 d, H8 M* M& y4 q8 H0 q     就如仙人所说，TG在税收上的问题，主要就是税收的分配问题，不能让大头都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转移支付达到30%，而老百姓意见大，说实在话，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段多了，大家的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强了，都越来越紧地盯着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另一个，则是国家的余粮多了，于是剩余部分也多了，这些剩余部分被少部分人拿走，就会造成社会收入的严重不均，而外国奢侈品的普及，让贫富差距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显现，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意见自然大了。

# R7 D! N- q4 G/ R3 t

shenjq

关键看主管的人把，好的政策遇到想升官发财的人，估计都要变味！太祖尚且不能做到改变整个官僚阶层！只能给屁民以胆！哎。。。。

天马行空

萧萧易水 发表于 2011-10-13 18:02
你这篇文在西西河也收获了不少砖吧。 我不太理解。王莽跟王安石完全是两种人。
$ I4 @( Z- W, U& q, d你这么并列是把左冷禅和令 ...

, Y# ^# X; \; w0 [* V9 t* P% Z萧兄愿意详细说说怎么不对吗？

天马行空

河蚌 发表于 2011-10-13 16:28
我觉得，对税有切肤之痛的，或者让现行税法带来的痛苦的，真的不能说是老百姓，反而是收入比较高的 ...

TG是神马？

herochxl

河蚌大神说的税负主要在中间阶层没错，楼主认为的税负太重就是因为税收没有转移支付到底层，再加上通胀，当然会有一种被剥夺感

巴巴爸爸

我不喜欢纳税人这个概念，这和“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有什么区别？农民不交农业税以后不是纳税人，月收入低于5000的不是纳税人，中国纳税人只有两千万，是不是其余12亿多的人口就没有象“纳税人”那样监督政府的权力了？

毛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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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p! c! m- C恕我直言，从我看完你这个帖子第二句话后就可以判断，阁下对这历史上的二王，尤其是王安石，缺乏基本的了解。
) N6 S4 H; }# ~/ V5 H
2 z( D0 w- c5 w, Q& I1，王安石和王莽一样出身上层？人生仕途都颇为相似？

; y: _: y! ?3 a* I* U1 M& s王莽出身贵戚。而王安石，今据《临川先生集》卷七十一王著《先大夫述》考，其父只是一个做过几任知县与一任知州的宋朝中级官僚而已。至于王安石的家族前辈，在《先大夫述》中，他坦陈“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始所以徙”。

至于王之仕途，则完全靠的是自己的才干政绩一步步升迁而来。

, B0 m5 h7 e8 m" ]6 Z1 s3 e% ?《宋史王安石传》写的清楚：

* d# o/ Y- k! t; Z2 o: ?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用为群牧判管，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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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6 k  m, m, z( U; D9 u, H. b7 O2,王死得不光彩？
9 s2 g1 r, b8 q# B" x/ a9 D
5 J( V; f4 K4 R王莽死于乱刀分尸。确实不够光彩。而王安石，以《宋史王安石传》载“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王作为前任宰相，死后被追赠太傅，是符合礼数的。王最大的政敌宰相司马光，当时正在病中，还特别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的信里说到“（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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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 g; o5 F/ r7 Q( }( [% s9 N时人张舜民在《哀王荆公》诗中描述王去世时的场景“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张做此诗目的主要出于感叹世态炎凉。仅以当时情状，或过于夸张。《宋史陆佃传》就记载王的学生陆佃闻“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

- ]; K7 @. w2 p/ b: u3，王死后被刨坟？

5 S, E" H7 m% I8 k4 d* X王墓被发，见于《野获编》卷二三

“冢墓被发，即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

, f6 G* I+ M' Q" x7 C9 @《野获编》此记载真实性且不论，只以文字看，也只是说“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并不存在刨之说。而且拆的原因并非因为墓主，而是墓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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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说一句：

9 l- ~$ e  `0 g王安石去世一千年来，对其赞者有之。对其唾者弃者更是不计其数。 但将其与王莽相提并论者，只有一人，就是那条满鞑子主子爱新觉罗弘历。楼主拾弘历先生的唾余，我看是不智。

天马行空

毛锥子 发表于 2011-10-15 17:06
恕我直言，从我看完你这个帖子第二句话后就可以判断，阁下对这历史上的二王，尤其是王安石，缺乏基本的了解 ...

. {& L* i4 b1 R6 R: }8 x6 Y, f你真棒！

zealangel

上次回复我说了增值税是10几年前分税制改革后开始征收的。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在不断的进行着，此消彼长，30年河东30年河西情况不断，90年刚开始改革时候多少体制内的人毅然决然的下海，多少留在体制内的人羡慕嫉妒恨呢。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的盛况。
这段时间我在读井底望天的《大国游戏》，在第3卷里看到了增值税出台前后的中央地方博弈及相关内容。贴出来给你看一下。
以下内容引用自井底望天的《大国游戏》第3卷《梦幻泡影》
  o; W$ z) s( D+ ?   除了这些条条、块块或者条块结合的博弈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账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1980年代对“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大锅饭进行了改革，向地方下放财权，采取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办法。这个改变明确划分了各自收支的范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上下级分开相互独立的财政体制。同时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两步走的“利改税”，按照税种和企业的隶属关系，来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自留地，然后通过其他区域的收入分账。在整个80年代，这个源自“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概念，被运用到了城市和工业，所以有了企业上当时国有企业的“大包干”，和政府财政上，中央与收入大户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之间五花八门，眼花撩乱的地方财政大包干，简直把包干形式推到了鼎盛时期，把俺们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们都变成了工地的包工头。
  f. _" t" B+ u' `& c- z
    这个从计划经济“统收统支”，到鼓励“各展其能”的变化，事实上带有中央向地方分权和让利的色彩，当时中央希望地方的各路英雄下夕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全国这张大饼做大。这个方法确实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力，支持了10多年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包干合同”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财政上缴基数，由于政策松动的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同步，就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广东省本来经济底子差于上海市，所以财政包干的国家财政上缴额度要低。结果在包干体制下，因为挂靠香港便利，经济迅猛发展让广东地方留利的肥肉越来越大，引起了为国家贡献大的上海的不满。另外就是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官员的能力有差异，结果就是本来在同样起跑线的地区，开始出现了差异，而发展越快的地区，留利越大，留利大就钱多，投资就越大，结果就是富者越富，贫者愈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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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重要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这个以“利地方”为主的改革，最后导致了中央财政在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肥肉都被地方吃了，其财政收入比例在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当时地方也开始越来越不甩中央了。而在中央和地方各自夹走了按合同属于自己的那些肥肉之外，地方上对于共同分赃的火锅里剩下的肉，开始有了不同的打算。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弱化征收和管理，任意减免等办法，“留富于民”，只火锅里的清汤给中央当镜子用，照一照中央自己日渐消瘦的芳容。完成了“留富于民”后，地方政府就反过来，那些“留了富”的当地人民，以地方各级政府的名义，从省、市、县，以摊派、赞助、捐款的名义收纳各种费用（明白了为什么90年代后要严厉清查撤消各类费用了吧）。地方政府的理由很充分响亮，俺地方政府为你在前线讨价还价，留富于民，那实在是太受到人民爱戴了，所以这人民送来的钱俺是想拒绝都没办法啊，于是就在各级政府开设自己的私房钱，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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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闹成了央穷地富。中央财政的收入基本上在一签合同后就固定了，年年还是那个数，连通货膨胀都赶不上。当然，如果地方上的有钱大爷们，比如广东省，看着中央的穷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也会主动的借些不需要还的钱给中央过日子。只不过以后中央如果出了广东不“中意”（粤语，即喜欢之意）的政策的话，那些借据就会被拿出来在手上重复点几次，暗示暗示利害关系。同时，因为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地方吃到了实处，各地官员当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一方面让中国的官员成为全世界最有进取心的官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令中国出现了各地上项目如万马奔腾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上升，助长了区域性经济壁垒和地方的盲目发展，影响的中国内部市场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以来中国企业更愿意做外贸的原因），并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的小厂子到处冒。当时各个区域间还爆发烟叶大战、棉花大战、蚕丝大战和羊毛大战等乱局。而在西北各省大打出手的羊毛大战，以中央放开国外羊毛进口而平息。但战争的结果，就令青海等多民族省区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该区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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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0 F3 k5 i, O7 @: s    为了改变这种中央变穷的局面，在1994年中国推出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一定的划分方法，将不同的税种的归属权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并在组织上成立的各自经营的中央税务局（国税）和地方税务局（地税），来各自管理自己的税收。中央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包括中央所得税、海关关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工商调节税等等。地方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地方所得税、物产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牌照税等等。而大家分享的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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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 J$ v+ F$ @6 E( `$ g    这个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变成了“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国的事情就是经常是每个时期搞一个方向性的移动，一会儿都是从上往下流，一会儿又180度拐弯变成从下往上流，每次转变都要到事情严重到一定地步才改。当中央政策以注水为主的时候，钱就一路往低处流。而一旦中央把地方的一些钱扒到了自己碗里，来个吸水政策的时候，省就以同样的方向去吸市，而市如法炮制去吸县，结果就是中央，省，市家家有余粮，但是基层的县和乡财政就无米下锅，一度搞到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河南的农村，变成了乡乡背债，村村欠钱，农村兴起了乱收费的局面，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进行农民减负，但根子出在基层政权财权的问题上。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到后来，搞了如“省管县，县管乡”等跳级管理方法，以及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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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_# @8 T8 C2 g: t+ J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不仅表现在对每一个税项的分成争吵，而且争吵还有一个焦点，就是如何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相匹配。财权就是你拿多少钱，事权就是你干多少事，花多少钱（其实很大事情算责任、义务）。以2006年为一个例子，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52%比48%，大家基本对半分饼，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各自支出却是25%比75%，导致地方支出缺口28%。这个钱哪里来？当然必须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当然，这个转移支付，毕竟做不到及时反馈，结果很多地方上管的事情，就拖了下来，包括08年大地震里校舍质量存在的问题，也和90年代末地方财政上紧张，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校舍建于那个时期）。

    所以对于这个运行了十几年的“分税制”，要进行改革的话，笔者现在观察到的国内现有思路基本上是两条路子，一条主张就是中央拿少一些，地方留多一些，来解决这个缺口。另一条主张就是认为现有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基本合理，但要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付统一化、制度化和透明化。现在的中央转移支付基本上是通过财力性支付，即给地方钱，但由地方自己决定如何用，或者是专项资金支付。

/ L1 }! f* T) t' m    在具体讨论到税种改革的方向上，一个思路就是将税收大头——增值税全部交给中央，然后在企业所得税上中央向地方让税。另一个思路相反，将企业所得税给中央，然后中央在增值税上让税。现在的增值税分配上，大概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企业所得税上，大概是中央拿60%，地方拿40%。

    上面赞成把企业所得税归中央的那派观点，依据是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主要出发点是因为能增加增值税，而且地方财政里这个税也是大头。要是把这个给了中央，地方的经济驱动力就会减弱很多。而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比较头疼，征收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地方为此扯皮吵架甚至打架都习以为常，如果交给中央去管，反而比较省事。但对立的那派观点则认为，由于增值税和地方财政关系太大，反而容易形成大家恶性竞争，盲目发展工业，增加地区保护等等不统筹，不协调发展的恶果。

' b1 M3 i( z+ t4 }. O  g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由中央包下来，建立起一个具有全国统一标准而实质水平无地区差别（当然地区物价因素的调整必须有）的公共服务系统，避免现在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钱包的鼓胀程度不同，带来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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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 o/ `$ k" ~, @* {/ c6 A' s    在增值税上的另一个不牵涉中央和地方利益的改革，是把生产型增值计算法，改成消费型增值计算法，经过了前2年在中南6省的实验，会在2009年全面展开，并和国家的退税政策相联系，这个政策对企业来说，应该有应付现在的经济紧缩局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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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m8 Y& S/ g    另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就在资源税的增收上。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在西部等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但目前以按量计税的方法，显然不利于西部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中国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对环境的保护。在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显然应以计价方式，获得弹性：在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下跌（作者此文写于2008年12月，时逢国际石油价格跌入低点，国内煤价陷入低迷的时期。——编者注）的情况下，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比较小。所以这个改革，在现在经济不振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出。在资源税的改革方面，另一个方向就是要把西部省份的留成增加，要征收生态保护税，来保证西部的自然资源不要被过度开发，造成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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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7 [+ Q& x: W2 ?    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和其他历史因素，西部在发展上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尤其是在软环境的发展上，比如在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整体人民文化素质方面，改善政府行政能力和私人投资环境方面，改造技术陈旧、能耗大的旧重工业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国家在产业布局上，应当寻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落户西部，比如说整条产业链的能源石油化工（就近和中亚能源对接）、航天工业和军工工业等等，都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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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各种政府之间的博弈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大家的事权和财权进行明确的定义并法律化，以减少社会成本。分税制的确立，配合加上各种不同的税种的修改，慢慢就会形成一个中央和地方权和利清晰和透明的局面

    从最近十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方向来看，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市一级的政府，前一段是借鉴并发扬光大了以前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把殖民者用来收刮劳苦大众的刮地皮政策，变成了主权国家的中国地方城市发展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路线，就是以城市改造为契机，将旧地区撤迁，以较小的成本（成本的绝对数大小，还要看官老爷和地产商的心黑到什么程度）解决原居民的居住问题——要么搬到其他地区，要么给点补偿，然后就把土地高价批给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思路就是想把房地产变成支柱产业，一方面来增肥地方财政（一些搞这种土地财政很积极的地方，倒也不是受限于分税制而闹穷的地方），一方面从数字上看起来，好像是促进了GDP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从属于集体所有的农民手上，强制以仅占2-3%的土地转让收入的低成本抢地（借口土地分开管理，应用不同，征的是农业用地，放的是城市住宅用地），然后以市场价格倒出去，这就在前几年导致了一批农民群体事件。

既然你对政治经济这些很关注，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下王绍光的《安邦之道》这本书去年我看了前面一点点，里面也讲到了国家政策出台时中央的调研，目标，以及中央地方博弈。我认为年轻人愤青很容易让自己的偏激沉入自己的小角度，从而忘了或无视其它角度观察，我也是这样，而且我现在也是伪愤青，井大的《大国游戏》和王老《安邦之道》可以让我们从政治和高层（智囊）的角度来看，也能更加全面的了解政治。

水风

消费税是非常有必要的。前提是把生活必需品给除外。

  U  w; |8 a: Q我觉得河蚌说的比较有道理。税收就是起社会再分配作用的，征税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税收上来以后怎么用。只是目前这个社会再分配，实际上在中国是似有似无的。

无名小鸭

我是来支持河蚌的

老土拨鼠

熙宁四年三月，文彦博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必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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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写这个我以为是要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的，下文看上去似乎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