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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OVID-19看美国文化内核及中美政治差异
作者:兔主席
昨天我写了一篇《假如COVID-19最初爆发在美国》,主要素材是副总统Mike Pence接受CNN采访,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反应折射美国政府与社会对新冠病毒(COVID-19)的反应。
今天补一个新鲜出炉的: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民主党)3月2日早上的新闻发布会。
背景是纽约出现了第一个COVID-19确诊案例。患者是一名年纪39岁女性医护工作者,与她的丈夫日前一起自伊朗返回曼哈顿的公寓。这位女性在旅行途中时并无症状,回家后有呼吸道症状,投医,在纽约州卫生厅实验室确诊。由于这位女性症状并不严重,所以现在回家隔离了(!)。
这两天,纽约市市长Bill de Blasio(民主党)和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都频繁露面媒体,解释这个案例。这两个政客都是民选产生。他们当然要关注公共卫生安全,但作为政客,他们同样要考虑为自己辩护,要做必要的免责,不能让自己被COVID-19拖下水。
本文主要取自关于Andrew Cuomo的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其中一两个点取自他的CNN及CBS访谈。以下为Cuomo讲话的要点(中括号【】中为笔者的诠释)。
从COVID-19看美国文化内核及中美政治差异
1、 这个病不可避免,迟早要来的呀!
这个病,不是会不会传到纽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传到纽约的问题(it wasn’t a question of if, but of when”
全球这么国家都在蔓延,纽约怎么可能没有这个病呢,这是纽约啊(this is New York!)【兔主席注: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传入COVID-19是必然的,如果COVID-19没有光临,好像都有点损害纽约大都会的形象。骄傲、光荣的纽约人民,你们当然早已做好了准备。此外,也是政客的自我免责:疫病传入是不可避免的,不要指望我做什么,和我毫无关系】
2、 这个病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主要打击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
1) CDC说这个病的全球致死率是1.4%,相比之下而流感是0.6%。【兔主席注:比流感就是厉害一点嘛】
2) CDC说的全球1.4%的致死率是基于各国案例产生的!纽约/美国的医疗水平比其他国家高多了【兔主席注:在最发达的国际大都会纽约的话,致死率肯定低于1.4%呀,怕什么怕】
3) 80%的患者可以自愈(80% of people infected with the coronavirus self-resolve)。大多人都会没事(Mostpeople are able to treat themselves)。只有20%的人会生病(get ill)并需要就医(”requiremedical attention”)【兔主席注:州长的这个说法基本就是把新冠病毒当成流感了,在家呆着等自愈就可以,甚至不需要求医!】
4) 遭遇严重情况的患者往往是老人(senior citizens)、虚弱者(debilitated persons)或有基础疾病者(underlying conditionsQ)。【兔主席注:换言之,你被打击那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或者是行将入土之人。不好意思了。生活是很残酷的。祝你们好运咯。然后,致其他人:你们不要紧张,和你们没什么关系
5) 相比一般流感而言,COVID-19对儿童的影响较小,儿童不是易感/脆弱人群(children seem to be less vulnerable to coronavirus than normal flu);看来这个疫病不是针对我们的孩子的,而事实上,与此相反(it does not seem to be a disease that focuses on our kids, in fact,the opposite)【兔主席注:与中国的尊长者的价值观不同,西方世界更加关心儿童。所以,在他们看来,针对COVID-19的应对必须重点考虑对儿童的影响。政客也需要特别对此回应,表明自己价值观和品行正确。结果是,COVID-19目前看对儿童的影响不大,且还小于流感,所以就更加不用重视了。对有子女的父母们来说,应该更关注普通流感】
6) 这个从伊朗回来被确诊的女性,她现在在家呆着呢!她甚至没有住院!(She’s at home! She’s not even at a hospital!)【兔主席注:这位患者现在纽约自家公寓里隔离。与中国尽收尽治,同时做好最大程度隔离的原则不同,纽约把这个确诊患者留在家中等待自愈!纽约确实是在冒社区传播风险,但这就是他们在3月初基于对COVID-19认定做出的选择。设想如果换做中国内地/香港的社区/小区/楼宇/邻居/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崩溃到什么地步?这说明纽约/美国人对COVID-19的看法与中国完全不同。这也回应笔者一再提出的中国SARS化、美国流感化的基本判断。疫病防控看来不仅是科学,还有社会建构的成分。
3、 重点引导民众不要恐慌
1) 多次强调纽约。【兔主席注:好像纽约市作为国家都市就是个战斗的城市,有战斗的市民一样。抗疫是一种骄傲】
2) 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从SARS、MERS、Ebola到猪流感。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次挑战(this isn’t our first rodeo)【兔主席注:特意使用了rodeo这个词,rodeo指牛仔竞技活动。见下图。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唤起美国人的雄性(masculine)和好斗情结】
3) 强调这个被确诊的女性现在在家中隔离,甚至都不在医院!【兔主席注:潜台词——这个病有什么可怕的。你们这帮pussies(娘娘腔)】
4) 我们应该放松(weshould relax)这是事实所决定的(this is dictated by facts/reality)。
5) 我担心的不是健康问题,而是如何看待这个病的问题(perception issue),是恐惧问题(fear issue)。你不能让恐惧超越现实(you cannot allow the fear to outpace reality)。
从COVID-19看美国文化内核及中美政治差异
not our first rodeo
【兔主席注:我前两天提到,FOX节目上一个嘉宾援引了罗斯福所说:“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讨论与总结
所以,以上才是美国人的心态。我们常说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美国(但请注意,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完全是中性的)。美国是一个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依靠个人的国度。回想几百年前,这就是一个殖民开荒的野蛮之地。能够征服这里的自然荒蛮及原住民的人就会获得一切。这就是美国人的“初心”和“使命”。
不要指望政府,不要指望任何其他人。对抗疫病最好的武器是枪械,而不是口罩和药丸。这里就顺便呼应前两天网上传播的一个帖子“美国人开始囤积枪械弹药了”。
如果写到这里收笔,那就不能反映美国精神的实质了。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你在中国内地长大,完全受内地教育熏陶,但今天在美国工作生活,那么在看待COVID-19的问题上你极有可能入乡随俗,采取和“土生土长”美国人一样的狼性看法。和当地人一样,不去依赖政府。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身体,依靠自己的意志对抗疫病。同时,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你的敌人——从政府到你的邻居。只相信你自己!
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才是美国文化的实质:自给自足的顽强、朴素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
所以,美国老百姓并不会像许多中国民众那样,把“what if”和“事后诸葛亮”发挥到极致,努力追寻、还原2020年1月初的武汉市,希望找到一件可以决定性扭转整个疫情发展的事件或人,并将一切问题规则与体制、公权力和政府。
对朴素的美国大众来说,从来就不能去指望政府;政府才是最大的病毒——而且越指望政府,越可能扩大这个“病毒”。政府是有可能在COVID-19帮助我,但它可能在100个其他事件上伤害我。所以,小政府才是正道。最可信赖的是自己。不用花时间去抱怨政府。囤积足够的物资,备足枪械弹药,用双手保护你的家庭和子女。
这才是美国的精神和文化。
美国政客之所以能够这样去描述和应对COVID-19,当然就是美国文化和历史、制度所决定的。他们的表态已经足够满足民众的预期。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3月初的美国和1月中下旬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1月中下旬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有可能严重性相仿SARS的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3月初的美国掌握了数万确诊案例及死亡案例数据,比1月中下旬的中国领导人掌握的信息远要多,可以做出一个更加全面(well-informed)的决策。而没有中国人民的付出,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取得这些信息并籍此做出公共卫生决策。但笔者坚信,假使还原到1月初,同样的信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不同的决策。美国政府会放之任之。这也是我上篇文章所要表达的。
临近文章结尾,笔者最后想再次说明的是,不同国家和社会,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制度。有句俗话说“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笔者认可这个表述。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建制。
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人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相比西方而言,很可能希冀一个更强大的、能够照看一切的“大政府”。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responsibility)和义务(obligation)。为了履行这些任何义务,也就要相应的对政府赋予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缺少系统性的权利意识。权利是什么?就是主张(claim、claim-rights)。更多的是强调义务、责任。自上到下,从天子到士农工商每个个体都要为社会的运转承担义务和责任。义务和责任先行,再根据义务和责任导出与其匹配的权力和资源。
既然人们期望政府承担巨大的责任与义务,自然就会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
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政府有更大的权力,所以人们就要求政府有更大的责任与义务。这有可能是把因果倒置了。
有句话很流行的、来自西方的说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笔者想在这个基础上补充和完善——“绝对的期望、绝对的义务、绝对的责任,导致绝对的权力”。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各种反腐制度建设解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命题。
但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就要承担绝对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了绝对的权力,但责任和义务不能完满的履行,就会受到批评。并且执政者始终要面临的是,批评者永远不可能理解施政的困难和复杂性——也就是,即便政府被给足了权力,很可能也不足以完满的履行所有义务和责任,让民众完全满意。而只要民众不满意,就会对政府提出批评。
写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笔者想表达的中西体制(或者说中美体制)的差异了。
美国从一开始就限制政府的权力,将公权力进行全面分解(垂直:联邦/州/地方;平行:立法/行政司法),并通过无数的选举使得民众自认为对每一个环节的公权力具备影响力、影响力。
其所造成的效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公权力部门需要为全责负责。公权力作为个体和整体都只需要对社会承担有限的责任。
当遭遇公共治理危机时,民众很难把矛头指向任何一个具体的公权力部门,因为它的权力非常有限。
同时,民众也不会批评整个体制基础。因为他们相信,把公权力进行无限分解,构建无限的制衡,打造“小政府”,才能符合民众的利益。
回到COVID-19,在枪械弹药和公权力全面干预下的公共卫生之间,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会选择枪械弹药。他们眼中的敌人是美国各级政府和其他的公民,而不是病毒。
而如果要在上万年长者因为COVID-19致死,以及 捍卫美国小政府体制 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人会选择前者。
而关键的是,这因为COVID-19死掉的万把年长者也不会去抱怨政府。他们大概会认为,如果自己的牺牲能够帮助捍卫美国体制,那真的就“值”了。
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人民、政府、体制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
笔者并不是从第一天起就理解这些道理的。
但我认为,中国绝大部分的自由派/公知并不理解这些道理。
中国的爱国者、体制维护者也并不理解这些道理。
我希望坚持写作,也是帮助引导大家以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今天写到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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