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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傅高义谈邓小平	史笔新阁	就爱抬杠 2012-5-17	26 5519	wdf12345 2012-8-25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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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特朗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 热度 30 晨枫 2016-11-28 11:20; 这篇文章有意思，把特朗普和邓小平相比，还给总结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 "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反全球化，捍卫美国的民主不变；四项基本原则：减税、基建、再工业化和就业" http://www.guancha.cn/WangWen/2016_11_28_382066_s.shtml; 1169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文摘】戚评邓: 热度 20 duanjian 2016-6-15 08:30; 以下摘自《戚本禹回忆录. 下集》第十四章：在我的感觉上，开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中的威信并不高，好多人都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他。董老说，“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其实，在五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邓小平。因为高岗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邓小平，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组织能力确实很强。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讲理论。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别人要琢磨几遍才懂，他却听一次就能够抓住要害。当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像吴晗呀、万里呀，吕正操呀，其实都是他的高参。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总理、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里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平。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但是对于如君子之方的领导人却能有醍醐灌顶、发人猛省的作用。不过，你很难说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什么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而且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 1555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邓小平的三封信和检讨、自述原文: 席琳 2016-4-24 17:27; 2016-4-24 邓小平的三封信和检讨、自述原文（比电视剧更真实更精彩） 2014-08-24 August 这几篇文章《邓小平文选》中是没有的，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今天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以此纪念。一九七六年十月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邓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一九七七年四月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诚挚的敬礼！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一九七二年八月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主席：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我的自述（摘录）邓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红七军工作时期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零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关注微信“环太咨询-大海旅游人”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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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分享 -- 专访傅高义：习近平与邓小平改革的同与异: 热度 12 jerf71 2014-8-29 17:52; 傅高义真是个人精，例如（对于香港2017普选的问题，我没有详细研究。） 2014-08-25 大公报︱孙志周琳我想表现一个时代记者：去年年初，我的书桌上有两位美国学者的书。一本是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一本是您的《邓小平时代》。我更偏爱您这本，还在微信分享了这两本书的读后感。傅高义：谢谢你能喜欢这本书。基辛格博士看到我，说你写的比我好。《邓小平时代》在加拿大拿到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论中国》没有得到那个奖。记者：您被称作美国唯一一位对日本和中国研究最精通的学者，而且是会讲中文，会讲日文，在美国找不到第二个。傅高义：在老学者中可能是那种情况，但是更年轻的人，也有会日语和中文的。他们有基础，但是成绩还是将来时。我很特殊的是，《日本第一》在日本销量很好，而关于中国的《邓小平时代》也在中国卖这么多，仅靠一本书在这两个国家出了风头的，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笑）记者：《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您的着墨点主要还是在1978到1992年，就是邓本人领导中国国内事务这段时间。傅高义：我写这本书主要以这14年为主，但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背景，也谈了邓小平的过去和历史，也谈了一些背景，但想表达的最重要的意思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时代，他怎样改变中国，以这个内容为主来写，是反映（邓小平）时代的一本书。邓的政治智慧记者：您在书中提到，邓领导的改革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蓝图，他在处理改革难题时往往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来平衡各方利益。例如：为摆脱保守力量的抵制，往往通过试验避开；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讲明大局和长期目标，而非用直接命令的方式等等。这些策略和技巧对当下破解改革难题有何借鉴意义？傅高义：我认为邓领导的改革开放显然已经成功了，但现在活着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艰难。文化大革命里面分裂得太大了，应该算是一个内战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复杂的局面里，让人统一（思想），为了“向前看”，那是不容易的。当时很多老百姓对“毛”个人崇拜，毛是处于一个“神”那样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确实做了错事，包括政治上的错误，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以邓小平当时面临如何对待毛的问题，还面临搞不搞改革开放。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妥善处理那些历史问题，我认为的确是不容易的。他有自信，有权威，资格老，当时没有别人。陈云和邓的资历差不多，叶帅资格老，但是这两个人不能去领导中国。叶帅已经老了，比邓小平更老了。陈云没有外国的经历，没有跟外国接触过，对于外交的政策也不太了解，太小心的一个人。我认为邓和陈两个人一起工作是好事，但要陈云做最高的领导，我恐怕他不会（像邓那样）敢做的。所以我认为，当时中国也只有邓小平有独特的能力，独特的经验，不会再有其他人。记者：邓小平推进改革的策略，您觉得对当下的中国改革和最高的领导人，是不是有特别的借鉴意义？虽然邓小平很果敢，但是他还是用了一些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傅高义：我觉得他是考虑了。1979年的时候邓已经75岁了，所以他的精力有限，听力也大不如前。这么多的工作，他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没有参加很多会议，第一听不见，第二浪费时间，而是每天看报告。1982年以后，基本是让很多年轻的学者、专家来一起参与寻找新的路，那个过程非常成功。现在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事儿，但其实很难。回头一看，当时苏联、东欧很多的共产党国家都失败了，中国人口这么多，“文革”以后的问题更严重，邓小平面对一个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在那个情况之下，领导这么大的国家，我认为的确是不容易。推进法制会遇抵触记者：如果让您给当前的改革提经济政策建议，您会有哪些建议？傅高义：我想领导人已经知道了，基本的问题他们已经知道了，应该有新的税制，还应该有一些新的（办法）管理地方腐败问题。我觉得习近平对腐败的问题是很大胆地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以后要建立新的制度，可以震慑想腐败的人，不能只依靠一个人。记者：中央已经公布十月份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依法治国。傅高义：依法治国，邓小平也说了。但是，说了容易做了难。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领导人，你告诉我，应该增加法制，这其实等于动摇我的权威，我的权力就缩小了。（有可能会）说好听的话，但是实际上不太积极地支持改变，所以我估计有一些手中有权力的个人，会不太积极，虽然他说需要法制。手里的权力可能会缩小了，我估计他们会有抵触。（习近平）作为最高的领导人，在北京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要求推进法制，的确是难做，但这是必须要做的。权力结构的重组和调整记者：邓和习都是在上任之初，通过重组和调整权力结构的方式强化权威领导。邓通过恢复毛的中央书记处以及通过政治局，依靠个人权威“拍板”推行改革，而习则是成立多个改革小组，用小组治国强化中央权威。有人说，邓时期是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现在说他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您认为习和邓在塑造各自的权力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各自的权力结构对于克服改革困难有何作用？傅高义：你提的很好，我同意。但是78年的情况和背景与现在不同，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抓了，毛泽东也去世了，一些老干部平反恢复了工作，所以让他们做一个新的事情，需要一个很基本的改变，需要通过组织的改变。而习近平现在应该是在组织内改变，因为基本的组织（结构）现在已经成型。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所以习近平在这个组织内、体制内工作。有人问我，习近平的改革开放会跟邓小平一样吗？我认为是不会的，不是人的事情，而是时代的情况，邓小平的时代，很多组织是很混乱的，可能搞新的组织。但是现在，新的组织基本成立了，虽然习近平可以在关于安全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上树立权威，但我还是觉得背景环境是不完全一致的。记者：您觉得邓小平和习近平各自时期的权力结构，对于克服改革障碍会是有效的吗？邓看来还是比较有效的，您觉得习的时代用的办法会是有效的吗？傅高义：我看一些事情，特别是反腐败，习近平用了很硬的铁腕做法，我看起来是比较成功的，做得很不错。习更重视后30年更重视邓小平记者：我们通过梳理发现，习和邓在改革意志上有三个很相似的特点：一是果敢，二是在面对危局时的稳健和定力（邓提出“稳住阵脚”，习提出“保持定力”），三是二人都是务实派、很实干，您同意这样的归纳吗？傅高义：我想你谈的是对的，他们的改革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七十四五岁才当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五十九岁。他们的经验不完全一致，但是我想基本的精神，像改革是一致的。邓小平搞改革是在很大胆地搞，习近平也是一样大胆地，因为习近平也看到，不改革很多问题存在，他所以很大胆的搞，所以我觉得很相同的一点。记者：邓在复出后，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说“功大于过”、“三七开”；习在上任后，也说出“既不否定前三十年，也不否定后三十年”。您觉得二人为何在甫上任就做出这样的表态？有何意义？傅高义：虽然习近平说我不否定（前三十年），但是习上台后马上去深圳，去邓小平雕像前献花圈，我认为实际上是表达后三十年是更重要，要沿用邓小平改革的做法。所以我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在邓小平110周年的演讲，“我怀念你”、“小平你好”，表达了很多东西。虽然他不否定前三十年，但是他更重视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家。韬光养晦仍有用记者：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基调是“韬光养晦”，而现在的外交政策是更加自信和更敢于表达，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基调将调整成“有所作为”，这是不是表明中国外交政策可能面临巨大转变，你对此持何种观点？现在中日关系成为一个死结，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解开死结？傅高义：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的中国人比起八十年代要有自信，在经济和科技上都有了发展。但我还是认为，应该考虑中国的利害关系，跟其他国家都搞好关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很多中国人会觉得外国都是欺负我，怎么能再受欺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外交显示太过强硬的态度，我担心中国跟外国的关系不会好，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外资、贸易都会减少。所以，我认为，邓小平“韬光用晦、绝不当头”，是考虑了中国的利害关系，现在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也是合适、有用的。每个国家领导人都要听民间的舆论，习近平要听中国的舆论，安倍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想另外一个办法，不是软弱，是为了我们的前途要合作，用和平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做。邓小平八十年代是利用很多的日本的电视节目，《阿信》这一类的培养了友好的民间气氛。我想习近平的确想把中日关系搞好，两个方面（两国）都想。但是为了成功，最好是老百姓支持，我认为中日双方都是一样的。中日经济需要交流，他们的质量管理值得中国学习。我希望中日关系能利用今年的APEC的会议得到缓和，当然是不容易。香港的变化记者：您在书中也提到，邓小平1987年就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上发表了讲话，大意是：港人在97年后依然被允许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与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如今看来，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极富深意。不久前中央政府针对香港形势发表了白皮书，明确了中央政府对港有全面管辖权。您认为当前的政府应该如何处理香港“占中”等问题？香港在邓心目中的国家大局观念中占有什么位置？傅高义：我认为香港目前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经历前所未有的情况。在邓小平时代，香港的作用跟现在不一样。八十年代中国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跟世界接轨，借鉴了很多香港做法，所以香港人给大陆的帮助非常多，贡献很大。现在大陆有钱了，不一定要通过香港。当然现在香港和国内其他地区还是不一样，自由度高。对于香港2017普选的问题，我没有详细研究。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会更大记者：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他们在各自执政期间都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现在，习近平矢言全面深化改革，您认为习近平是否会开创属于他的“习时代”，您对习近平抱有怎样的期待？傅高义：历史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作用也很大。现在习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国家实力在增强，参加了世界很多组织。习近平上台以前，很多人觉得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应该比以前更大胆地反腐，我想他会更积极做，他也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全世界的很多组织，比如世贸、世界银行等，基本上是二战以后，由西方国家发起成立的。现在中国实力更强大了，发展贸易，向外国学习，更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国民素质也在提高。中国未来实力会更强大，在国际组织中的责任也会更大，我是这么看。我希望他会跟邓小平一样，跟别的国家保持和平、和谐的关系。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也是由中美医疗合作团提供帮助。中国现在对全世界的环境、医疗问题参与的更多，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虽然有很多国内问题需要处理，但我希望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会更大。; 46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再说恢复高考的初夜权: 热度 22 席琳 2014-8-29 11:31; 2014-8-28 记得七年前，在全世界华人都大张旗鼓地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时候，曾经戏娱地写过一篇文章《恢复高考的初夜权》，对众口一词的由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提出过质疑。首先看一看，1978年出版的1977年高考优秀作文选的前言中，是将恢复高考，也就是高等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归咎于华主席的。再看1977年的大学新生开学典礼，台上的照片，一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人已经死了。一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人家正在台上负责任，党政军三位一体，眉毛胡子一把抓呢。根本都没有邓小平什么事。最后看一下当年曾经参加过第一届高考的几个大学生的回忆：其一：1977年恢复高考，这位朋友一举考入大学，他的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不停地喃喃自语：“华主席（时任国家主席是华国锋）好，华主席万岁！”阎洪感慨说，也许只有经历过狂热地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人们才会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公平机会。其二：毛太祖驾崩，华高宗即位，改元“新长征”。“新长征”二年，恢复高考，也恢复了《国歌》。其三：时隔三十年，当年作文的结尾，我还记得一字不漏：“今天，我有幸步入高考的殿堂，今天，我要向党倾诉埋藏在我心中十年之久的肺腑之言！心中的话从何说起呢？一提笔，我仿佛看到毛主席、华主席走到自己的身傍，一提笔，我竟泪流满面......”。其四：我也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我是学建筑的。恢复高考我们能上大学应该感谢华国锋！我记得在1977年的4月下旬，单位通知参加党员大会, 听传达文件。是传达并讨论邓小平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华主席的信。在信中邓小平反复的说自己的身体很好，望再出来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不翻案 (永不翻文革的案)。恳切的希望党中央再给他一个机会，承认自己以前是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此时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了。可此时邓小平还在台下向华国锋献媚呢。怎么今天却有人说恢复高考，要感谢邓小平哪？最近看到文贝写的两篇文章《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伤害最大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算是对高考决策的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的厘清：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不仅见于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而且主流媒体也是这种观点。其实细化分析，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高考既不是他提出来的，也无权拍板确定如此大的国家政策方针。恢复高考的决策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比如恢复高考， “邓小平复出三天就恢复高考”见于许多文章中，这不是事实。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 7月30日第一次露面。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定是 7 月 21 日，并于当天在会议上讲话。邓小平复出首次露面是 9天后的 7 月 30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 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受到与会专家的呼应。事实上此次会议之前的 8 月 1 日，邓小平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示邓小平并无意在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何来邓小平出山三天就批准恢复高考。 8月 13 日至 9 月 25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仍然坚持 “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 的十六字方针。《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显然，教育部正式的招生会议并没有采纳座谈会的意见，也不存在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模糊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是贪天之功。就当时而言，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和教育的党的负责人，负责科技和教育工作是职务行为。作为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只是党的核心层，却不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中央，而最终决策权在华国锋。这进一步坐实了杨翰章教授早于1998年在《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书中所作的断言：一旦邓小平功成名就，所有或所没有的成绩都会鬼使神差，纷至沓来（Once Deng became famous, there were these who deliberately or negligently chose to attach conspicuous titles to his past activities.）。历史于是，就再一次，做了回婊子。; 个人分类: 拉拉杂杂|1976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热度 6 大卫 2014-8-22 09:10; 动员大会; 729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从《黄慕兰自传》看邓小平在中央的任职: 热度 16 席琳 2014-2-19 12:59; 2014-2-18 记得以前看人大教授杨翰章早年在哈佛大学游学时写的博士论文《Deng：A Political Biography》之第五章中，关于1928-1929年邓小平在中央的任职，曾有如下一段评述：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期间，邓小平是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工作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或秘书。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和邓小平本人都声称他担任的是中央秘书长。李维汉的回忆录，对 1928年时邓小平在党中央的工作性质有如此的描述：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我和任弼时同志留守上海，负责处理党在国内的事务。从1928年4月到1928年9月期间，新当选的中央领导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位于四马路的天蝉剧场的两件包厢里面开会，在包厢靠西面窗户的房间里，摆放有一张小桌子。每次开会，小平同志就坐在小桌子旁面，做记录。可是没有任何的历史文献可以证实，即便是在上世纪30年代，邓小平做过党中央的秘书长。秘书长的位置也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几个时期，而这样的位置，也一般都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担任。例如李立三和周恩来。当时邓小平连一般的中央委员也还不是。在上面提及的李维汉回忆录中，尽管李维汉也千方百计为邓小平打掩护，但也没有否定邓小平只不过是担任中央工作人员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号称自小就记忆力特别强并且同一时期也在中央书记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秘书处之误）担任秘书工作的黄慕兰是如何回忆的呢？《黄慕兰自传》第五章《转入地下》和第六章《中央秘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我继续留在江西省委机关坚持工作，直到1928年12月接到党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作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我当秘书虽然只是个一般的工作干部，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学习了许多在白区斗争的经验。。。。。。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担任，不是在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不过黄慕兰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还是提到了自称于1927年12月，23岁就开始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的。只不过文中说他“参加了中央的工作”，是“领导同志”而已。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具体是什么样的领导职位，负责什么工作，人家黄慕兰投鼠忌器，没有明说，后来的所有人，也只好是毫无依据地胡说八道和人云亦云。但此时的邓小平，不是中央秘书长，则是肯定的。;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944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从《黄慕兰自传》看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 热度 6 席琳 2014-2-18 13:27; 2014-2-17 几年前写过一篇博文，考证1929年在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到广西南宁的具体时间，其中曾引用《黄慕兰自传》中的一段话：“ 192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开创革命根据地，他取道香港去南宁时，我们夫妇和聂荣臻夫妇同他有过好几次愉快的会面。 ” 其实紧接在这一段话的后面，还有这样一段：“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小平同志一到香港便与南方局书记贺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取得联系的事。毛毛还提到我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在跑马地寓所烧晚饭给小平同志吃的事。广西开党代表大会时，贺昌是以南方局书记的身份和小平同志一起去参加的。前几年，中共广西区委派人来访问我的时候，还跟我一起核对了贺昌在广西那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稿子和使用的化名。后来贺昌又和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一起工作过，不过那时我已被留在上海工作，未能跟贺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再看网上刊出的《黄慕兰自传》，知道当时的这段时间，虽然漏洞是有一些，例如所谓南方局书记的称呼，应该做广东省委书记，但也并不完全是瞎掰。因为黄慕兰说：我进恒丰纱厂不久，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浦东区委又下令要搞散发传单，并号召要响应全市纱厂、丝厂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哪怕能组织罢半天的工也是好的。恒丰纱厂的地下党、团支部一共只有三个党员、五个团员，我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的命令。最后决定，“七一”前夕在厂里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宣言，声援纱厂丝厂总同盟大罢工，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具体的做法是：有一位党员是在工厂食堂里当采购负责买菜的，每天都比烧饭的工人更早进厂，就让他趁天色还黑时，把传单藏在采购蔬菜的三轮车里带进厨房；有一个团员是电工，就让他在天色未明前把电线剪断；其他几位同志就趁着停电混乱的黑暗之中，从厨房里拿了传单，跑到厂里最高楼层的晒台上，从四个方向把传单散发下来。注意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在1929年的6月底，也即是在《黄慕兰回忆录》中所谓的“七一”前夕。可就在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下面的一件事：过后组织上派我到正在罢工的丝厂去，对罢工的姐妹们进行慰问和联系互相支援罢工的事。那时工厂里只有官方认可的工会（我们称之为黄色工会）才能公开合法地活动。组织上决定，让过去参加过大革命的党员和干部都参加进去，就是要争取和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地位来领导罢工。我从丝厂联系回来后，就向工会作了汇报，工会决定恒丰纱厂也举行罢工，并向资方提出复工条件。我被罢工委员会推定为学徒工的代表，跟其他工人代表一起，到闸北大众茶园参加谈判。。。。。没等我把条件讲完，在旁的军警就一拥而上，把我们八个工人代表都抓走了，押进了停在茶园外面的汽车上。被捕的第一天在南市区公安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们被囚禁了一百天，其间只对我们进行过一次庭讯。假如黄慕兰这第二次在上海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7月1号前后的话，那么按最保守的估计，坐牢100天，到她出狱的时候，也应该是10月上旬了。于是才有下面一段故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被党中央调派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了（先当宣传部长，后任书记）。。。。。。。贺昌打电报给中央，请求调我到南方局去工作。中央考虑，我刚从狱中出来，身体很差，又怀了孕，在上海工作不便，也无人照顾，转移一下工作地点也是必要的，就批准贺昌的申请，同意派我去南方局工作了。也就是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谓的在1929年7-8月份，贺昌与黄慕兰在香港遇见并招待从上海到广西南宁去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的邓小平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信口胡言了。邓小平是否和贺昌一起参加了1929年9月中旬召开的广西第一次党代会了呢？那么从黄慕兰的回忆中，也看不出有这种时间上的可能性。如果《黄慕兰自传》，真的是无懈可击值得相信的话。; 个人分类: 拉拉杂杂|1002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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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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