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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强干弱枝” ：国民政府时期的税收: gordon 2017-4-4 10:06;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该政府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继承了晚清以来的财政问题，即以重建和加强中央财政为目的，试图进行“国地财政划分”，明确地划分国税和地方税，在确保稳定的中央财源的同时，给予地方独立的财源。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央财政以关税、盐税、统税这三大间接税为主要的财源，并积极引入诸如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等源自西洋租税理念的直接税制度，推进税制的近代化，确保中央的财源。同时，为了落实这些国税的征收，还在各地设置了中央财政部直属的征税机关。不过，由于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上海等特定的城市，中央财政基本上依靠来自城市的税收。另外，在地方财政方面，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不久，便于1928年废除了晚清以来作为地方势力的重要财源的厘金，作为补偿把原属国税的田赋和新设的营业税划作为地方税。之后于1935 年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明确规定在确定中央－省(院辖市)－县(市)的各个财源后，地方政府须提出每年财政收支的概算，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可制定地方预算。地方经费不足的时候，由中央投入补助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一定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例如根据内田知行的研究，1930 年代前期山西省和绥远省一次也没有成立预算，很可能中央政府事后承认地方政府以截留的国税作为中央补助金。而地方财政的制度化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 年代尝试进行国民国家建设的一个环节。在这些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膨胀的军费，开始征收非常时期利得税以确保中央财源，并且对田赋和营业税实施了国税化。而且，为了实现财政的集权化，1942 年财政单位改变为国家财政和地方自治财政的二级制。但是这种集权体制也随着战争的结束逐渐被废除，1946 年7 月颁布了修正后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再次恢复了三级财政体制，而且重新就国税和地方税进行了如下的划分: 国税: 关税盐税货物税(原来的统税) 矿产税所得税印花税特种营业税 ===============================================================; 2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民政府对抗战的准备（二）: gordon 2017-1-11 05:12; 军工/物资层面的积累,才是行动层面脚踏实地的"做持久战",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持久战思想公开结晶是1938年5月(西安事变后一年半/南京大屠杀后半年). *************************************************************************** 因为上一篇是网友写的，不是我写的当年的宣传，就是仿照拿破仑兵败莫斯科进程呢，也类似在武汉会战中，导致日本财政紧张（库图佐夫博罗迪诺战役）后来，苏联就不支持了，也达到苏联的目的 *************************************************************************** 蒋介石政权，后来怎么样，就不是苏联顾问团考虑的问题了 *************************************************************************** 论持久战是一种媒体的写法，给老百姓看的新闻传媒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 而且论持久战产生于武汉会战之前，武汉会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 1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民政府对抗战的准备: gordon 2017-1-11 03:12;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外汇管制为例,遇到的问号是这样的.如果其他国家都像你这样管理外汇,世界的货币体系/世界的贸易体系就会崩裂. 像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1931年日本脱离金本位,货币贬值1/3;德克为了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也让马克巨幅贬值,说穿了就是外汇倾销,甚至重新开发出以货易货的方式. 对蒋的国民政府和广东陈济棠,纳粹德国用军工产品来直接置换钨矿;对日控的满洲国,是用钢铁来易货土豆。这些做法,都是对世界体系的挖墙脚,更何况有为战争囤积物资之嫌. Johannes Friedrich von Seeckt,译名为冯.塞克特,德国国防军之父,1933-1935年曾担任常凯申的外籍军事顾问团负责人. 他协助蒋制定旨在抵御日本入侵的两套国防计划,导致了日军快速占领全境的计划落空.时间是1934的4月底5月初,地点庐山牯岭,他计算出了短期"应急计划"和长期"基础规划"所需要的军工物资目录.与他对接的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翁文灏. ******************************************************************** 常凯申自1934年前后,就在军工项目层面,做对日持久战的准备了.第一个项目是从杭州到贵阳铁路,分四段: 1,张人杰修筑的从杭州到玉山221英里的铁路; 2,科隆商人otto wolff(通过其上海代理人pauli beeck)和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合作,修筑玉山至南昌181英里铁路(34年7月开工36年1月完工) 3,在1936年4月,otto wolff和克虏伯(krupp)/钢铁联合公司(stahlunion)一起,修筑623英里长的湘赣黔铁路(株洲到贵阳).这条铁路的重要性在于,即便上海和首都南京都陷于敌手,后方的军事运输仍可展开.更值得玩味的是,蒋的顾问,德国将军falkenhausen参与了这条与粤汉铁路(南北动脉)相交的铁路的谈判与设计. 当时国民政府有个下属机构,叫国家资源委员会,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目的另一方面战略纵深考虑,有意在中南规划新的经济引擎,所以才有了离株洲20公里的位于湘潭的中央钢铁厂,以及位于江西吉安的钨铁工厂.再就是193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所有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成立,资本为国币600万元,这个卡车装配厂同样位于株洲 ****************************************************************************** 军工/物资层面的积累,才是行动层面脚踏实地的"做持久战",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持久战思想公开结晶是1938年5月(西安事变后一年半/南京大屠杀后半年). ****************************************************************************** 易货贸易,这种已经越来越少听到的trade方式,个人的理解是货币动荡年代里的特殊双边框架,说到底是对既有的多变框架的变相 undermine. 1935年上海的德国商会写过一篇解释"补偿津贴"和"ASKI马克"的研报,后者是德文auslaender sonder konto fur inlandszahlung的缩写,即"国内付款的外国特别账户" 简化着说就是一个德国出口商(对应着一个大洋彼岸的中国进口商)和另一个德国进口商(对应着一个大洋彼岸的中国出口商).假设德国出口商以事实上的半价对华出口货品a(made in german),那么单看这条收支,德国商人利益上是受损的;但另一边的德国进口商以类似的折价进口了中国货品b 德国进口商大赚特赚了,德国出口商大亏特亏了,但他们之间的账会做清做平,发生在授权银行的ASKI账户上的.当时的德国对应授权机构是德累斯顿银行,而中国是中国银行.当两国出现特殊政治互信或特别利益交集而又试图规避公众视线的时候,这是个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很值得玩味的plan.国家利益导向的外交账户. ****************************************************************************** 翁文灏对作为国防柱石的重工业(冶炼/能源/机械/化工)的布局思考是非常现实主义的.1,计划立项重工业项目从资本到技术来自哪里?2,项目放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城市,还是落子内地?3,如东北和华北的煤炭不能利用,全面开战后如失去江苏/安徽/浙江的铁矿基地,怎么应对?4,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的矿藏勘探如何尽快操作? 翁及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学系同僚,和蒋公之间的探讨,甚至涉及去体制层面.那么多势在必上的工业项目,如靠自由市场需多少年才能发育出来?然日军侵略又迫在眉睫.正是这种语境下,才提出让蒋效法意大利墨索里尼/土耳其凯末尔,望其以独裁统帅资源人心,超常规暴拉计划经济. ****************************************************************************** 内战的时候，资源委员会集体投诚了，哈哈 ****************************************************************************** 跟苏联的贸易，用的也是瑞士法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如此 ****************************************************************************** 这里涉及到浙江实业银行。因为浙江实业银行和德国有点关系，所以在日据时期，它还在运作。而且它收支用银元，不受货币贬值影响。; 1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关东军被国民政府加强 = 贝当的法军: 热度 1 gordon 2016-10-15 13:48; 关东军是一个基本盘子，但是当年日本很落后的。是一个骡马部队。国民党这个政府很有意思，买办，整的一些东西还挺超前因为买的东西嘛，不考虑这些东西怎么造。浮沙上建高楼，不操那个心战后物资，整了好多汽车 ****************************************************************************** 基本上，像什么呢，就像凡尔登后的法军看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就知道了，挺洋气的，就是冲锋枪嘛，火力制胜论火力制胜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贝当的创造注：说实话，聂帅当参谋长是非常适合的，再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 其实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跟法国人学的基本上被国民党加强以后，就是国民党的美械部队。 ****************************************************************************** 日本的好处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盘，最小完备集。真空管，日本的管子不如美国的管子好，到德国去，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工厂给搞来了。当年 ATT 和 ITT 分市场了，ITT 是管国际，ATT是管美国国内。（两家公司有协议）中国人口多，没有骡马；所以就发展汽车。中国生物学受苏联影响，不景气，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日本就有 “大洋马” ，法西斯嘛，人种选择留法加强，留法那帮人很牛逼的会不会吧，见过大世面 ****************************************************************************** 数学的 “莫斯科学派” ，这都是法国的东西总知道 “勒贝格” 吧 ****************************************************************************** 二战时，德国的重炮还是马拉的，资源有限。资源都给装甲部队了 ****************************************************************************** 《何长工回忆录》里面，何长工问苏联要了一辆修理列车，他们以前见过这种东西。注：会不会用，是另一回事参考阅读：贝当在凡尔登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8642; 3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民政府的炮钢生产: gordon 2016-5-24 16:36; 淞沪会战爆发以后，把上海炼钢厂迁到汉阳兵工厂，继续生产。上海炼钢厂以前是用英国生铁的，呵呵（很诡异）后来改用碱性炉，能用湖南湖北的生铁了。然后继续拆迁，转到重庆，拨交兵工署24 兵工厂。这两座电炉在大后方为支援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注：这个上海炼钢厂是只炼钢，不炼铁。（还是用英国生铁炼钢）跟宝钢类似 ********************************************************************************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大后方钢铁业陷入绝境。一方面，国民政府不重视大后方钢铁工业。相比于它们，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留下的钢铁工业设施更完善，设备也更先进，战后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也在这些地区。结果至1945年底，“后方的钢铁业可以说全部崩溃，剩下尚在苟延残喘的不足十分之一”。 ******************************************************************************** 能造枪管钢，能不能造炮钢，不知道 ******************************************************************************** 步兵炮、山炮、迫击炮；初速低的步兵伴随火炮可以产。压制火炮，没有能力。即使能大规模造碳素钢，竞争又有新的合金钢了。注：当年兵工署也确实尽力了。兵工署、外交部都很行。; 14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是一个扩大版的“远东共和国” —— 中国经济力量的恢复（转） ... ... ... ... ...: 热度 1 gordon 2016-5-6 10:21; 华盛顿会议确定了1921-1926年的远东国际体系，对日本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华盛顿体系恢复了国际协调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过火干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强承认日本划定的本土安全线。《九国公约》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局势。华盛顿会议真正排斥的对象是苏联。在列强当中，只有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旧条约而且呼吁各国全面废约。协约国既不肯承认苏联，又不肯放任日本通过干涉苏联独霸远东。于是，帝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掌握在白俄势力手中。苏联、远东共和国和北满构成了国际交涉的空白区域。这时，日本愿意扮演“条约维护者”的角色。主要的“条约破坏者”乃是苏联和苏联资助的广州国民政府。从苏联的处境就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她没有利益可言。苏联经营远东，是她在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的补偿行动。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中，西进和东进一直是交替展开的。欧洲关系紧张时，她就会在亚洲采取收缩政策。反之亦然。在苏联看来，远东是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列宁希望中国内乱保持沸腾，因为中国是远东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苏联的突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苏联进占外蒙古，建立亲苏政权。1921年6月，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修好条约》。第二步：苏联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开了解决悬案的公开谈判，同时向地方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们希望这些地方要人为苏联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刘敬忠：《苏联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2月】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十五条》。中国放弃了苏联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后才能承认苏联的条件。由此，协约国的远东防疫线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三步：苏联破坏列强于1919年5月达成的对华武器禁运协定，【张北根：《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单方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1927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极力支持的武器禁运政策彻底破产。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条约体系似乎濒临瓦解。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接踵而来，英美日相继出兵护侨。第二次义和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势必站在条约维护者的最前列。注：知道，当年为什么要反对儒家了吧，因为是英国支持的，呵呵 ***************************************************************************************** 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日两国就交换了位置。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等于柔性废置《庚子条约》设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进一步推进革命外交，驱逐内地外侨，没收教会学校，废除协定关税；但英美两国反而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态度。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纠纷，同情强有力的国民运动”。【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第219页】美国表示愿意就修约问题跟中国单独谈判，反对任何制裁和军事威胁。【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1928年3月，中美签署了《南京事件善后协议》。1928年7月，中美签订《关税协定》，规定中国从次年起恢复关税自主权。随后，两国开始展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英、法、意效法美国，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协定。【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第三章 “动荡年代”之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普西认为：“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普西著：《查尔斯?埃文斯?许士传》，第517页。】从日本的角度看，列强已经放弃了一致维护条约体系的原则。但她只要坚持币原外交的既定方针，就只能随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这是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巅峰，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入江昭这样分析日本在三十年代的戏剧性换位：“在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内，列强在稳定相互关系，鼓励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相互打交道以及通过一步步把中国整合入全球经济秩序来吸引中国民族主义等方面大体是成功的。正是这种成功促使日本的一些势力 ——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排外主义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冒险。它们在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秩序中看到的仅仅是灾难：国际体系在逐渐向中国做出种种让步，而全球经济秩序则把日本这个国家的繁荣与不断波动的贸易平衡和兑换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谴责日本的领导人制造了这样的形势：这个国家的命运越来越依赖于列强和中国的善意。除非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日本不久就会完全受这些外部力量的支配。日本反国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AkiraIriye,TheOriginsof theSecondWorldWarinAsiaandthePacific,NewYork:LongmanInc.,1987, P.5.转引自王立新著：《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中东路事件暴露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变暴露了若槻-币原内阁的迟钝和软弱。此后，外务省的国际协调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诺。“满洲国”变成关东军、满铁和国内不得志激进派的试验场。在日本国内无法执行、或无法彻底执行的方案，在这里能够实现。注：基本上，当年就是类似 “亚洲四小龙” 的经济政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 三十年代的日本激进势力是极左和极右的奇特组合。他们将国会视为财团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将希望寄托在农家子弟组成的下级军官身上。他们希望帝国扩张能够启动国际阶级斗争，打倒土地和资本的拥有者英国和俄国，为穷人征服海外的土地。他们的精神领袖北一辉甚至在战后还同时受到两种极端势力的怀念。　　北一辉的理念明显有二三十年代盛行的社会主义成分，在日本国内是无法实施的。苏联模式、统制经济和五年计划使日本高阶层谈虎色变，认为跟皇国的国体绝不能相容，却在日本的满洲开发计划中留下了痕迹。随着初期建设的成功和战争压力的增大，统制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重。 ************************************************************************************ 建国后的重工业建设是必须的可以这么说，不如此，独立性都保证不了。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政治这种事情，不好说，呵呵 ************************************************************************************ 对劳动的 “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不可能仅限于资本。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937年12月14日，满洲国政府正式颁布《满洲劳工协会法》（456号敕令）。根据该法令，满洲劳工协会负责“配给、登录、保护、训练劳工。”协会本部设在新京，在新京特别市和和各省设支部，在东北主要城市设派出所，各支部长和派出所长由伪满各省次长、副县长或副市长担任。【武居乡一《满洲劳工协会沿革史》，1944年4月，油印，第10页。（吉林省档案馆藏350-37-234】1938年7月，关东军特务部劳动统制委员会解散，将劳动统制政策的决定权移交给设在国务院企画委员会的劳务委员会。1938年《劳动统制法》规定：25岁到55岁的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在伪勤劳奉公部统一调度下，前往矿山、工厂、森林和军事工地服役。1942年，《国民勤劳奉公官制》、《国民勤劳奉公法》、《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学生勤劳奉公法》公布。义务劳动制度最终覆盖全民，整个“满洲国”变成了一座国家工厂。　　日本侵略中国，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对抗西方和苏联。“满洲国”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新星出版社，2007，第156页】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战争结束时，“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这个纪录意味着“ 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中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优越性的模式对她们并不是什么安慰。; 3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谭延闿（转）: 热度 1 gordon 2016-5-4 08:36; 蒋介石下野后，南中国经过北伐的厮杀，各方势力重新洗了一次牌。唐生智坐拥两湖并据有安徽，武汉的汪精卫更成了唐生智的一个护身符，可唐生智拥兵自重，根本没有把汪主席放在眼里，汪主席的日子也过得很不舒坦。谭延闿在南京独立支撑着国民政府，虽有孙科、李宗仁、程潜等人相助，然他号令不出南京。掌握宁方政权的李宗仁也根本没有把汪放在眼里，认为他“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不能负实际责任”。鄙视归鄙视，可南京政府和党部却没有一个能与汪主席匹敌的人物，于是李宗仁不断致电汪主席，敦请其早日东下南京主持大政。 9 月 5 日，在李宗仁等人反复敦请下，汪精卫终于自武汉抵达南京，可就在汪主席抵达南京当天，城里却出现很多反汪标语，词句还很刻薄。一边热心邀请，一边暗放冷箭，汪主席非常窝火。这些标语到底是谁贴出来的呢？什么可能性都有，蒋介石的指使？李宗仁的授意？还是西山会议派的捣鼓？谁都有可能，可都不会承认。在南京稍停片刻后，汪精卫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离开南京去往上海。汪主席前脚赴沪，其他那些中央执委监委们后脚也纷纷跟着去了上海。一时间，上海冠盖云集。汪精卫大概很得意于他这种行事风格 , 合则留 , 不合则去 , 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久试不爽的法宝，如今眼见大伙都跟着他来了，突发心思在上海发起成立“特委会”，亦即在国民党三大前，由各处代表组织成“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取代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各方代表都成为特委会委员，其中包括与汪合不来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胡汉民和唐生智。滑稽的却在后头。特委会名单出来后，汪精卫一看，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一干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有名的“西山会议派”，既是孙文同盟会时期的老同志，又是反共的急先锋，更是汪精卫的政敌。汪精卫大失所望。于是，特委会刚刚成立，汪主席再次使出他的法宝，飘然而去，回汉口。这样一来，又有一批亲汪人士又跟着到汉口，在那里，汪精卫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公开反对“特委会”。一个本为解决党内矛盾的特委会，它的诞生似乎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党内矛盾更加纠结。孙科、程潜等人与唐生智搞不到一块，到南京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推崇，成了宁方要人，从此俩人不再听汪精卫和唐生智的摆布。特别是程潜，素与唐生智不和，两人积怨还很深，李宗仁看在眼里，对程潜格外迁就，并答应帮助他对付唐生智，李宗仁画的这个大饼让程潜满心期待。 9 月 16 日，特别委员会召开，重新组织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因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当时主要受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西山派”影响，因而很快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李宗仁凭借着副总司令的地位，在宁、汉、沪三方“党争”的关口，跻身南京政坛，开始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自己的力量。 “新桂系”成为当时中国纸媒上最潮的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一股新生的重要力量。可树大总会招风！最看不惯南京局当数坐拥两湖的唐生智：“李宗仁，算个鸟！” 唐生智与“新桂系”间的矛盾也随之而生。在严峻形势下，在南京主政的李宗仁不得不迅速考虑这两件大事：第一，在政治上，必须尽快树立“中央权威”；第二，在军事上，必须尽快打通南京与两广的通道，以利将来控制全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首当其冲是解决唐生智的问题。因为唐生智公开宣布南京政权为非法，如任其嚣张，地方势力将会纷纷起效仿，那李宗仁所在的“中央”则无威信可言；唐的两湖地盘为连接南京与两广的枢纽，如其进一步扩张势力，界时占领了自己的广西大本营，到时大家都没得混。为此李宗仁把解决唐生智当成第一要务，并 10 月初开始筹划讨唐。大家都是有料的主，到了这个份上，双方已是虎视眈眈，一触即发。唐、桂两军在实力上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仅仅利用桂军与唐军作战，以桂军作战能力取胜把握较大，但无疑会大伤元气。可交战讲的是谋略。为保存实力，取得讨唐胜算，李宗仁巧妙运用了联络反唐势力的策略。首先，李、白与谭延闿、程潜建立反唐联盟。谭、程二人虽与唐生智同出湘军，却与唐尿不到一壶。若论资历，谭、程是国民党的元老，唐不过是北伐初起时李宗仁极力举荐才当上了前敌总指挥。在大家眼里，唐生智非常不厚道，得志后不仅不顾及同乡感情，反而把谭、程视为绊脚石除之而后快，令两元老很不爽。为拉拢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把他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这让老谭同志很受用。程潜与谭延闿情况却大不相同，当初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清党，对付了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军队，程潜的第六军当时也被桂军包围缴械，彼此结下梁子。程潜来到南京后，李宗仁虽然化解了一些以往的恩仇，也建立起了一些交情，却没有到“联程反唐”的地步。李宗仁明白，要想与程潜结盟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消除他对桂系以往的怨气；二是给他足够多的利益。在李宗仁、白崇禧你一句前辈我一句前辈把程潜叫得心花怒放时，李宗仁还许以讨唐胜利后由程主持湘政的承诺，彻底把程拉入自己的阵营。想着湖南老大位子，程潜就倍兴奋，自告奋勇承担瓦解唐部的任务。分化就象一把无形的利刃，杀人不见血，这样的政治手腕令任何人生厌，却是收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法。程潜以湖南同乡的名义与唐部何键、张国威、刘建绪等将领取得联络，并很快让这些人走进了反唐行列。李宗仁没费一兵一卒就从内部瓦解唐军。尚未出师，已操胜券，这正是李宗仁高出唐生智一筹之处。无奈之下，唐生智乘日本轮船顺长江东下日本“休养”，李宗仁取得了两湖的地盘，风头也越来越劲。唐生智被李宗仁解决了，张发奎却在“南昌起义”后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向南撤退，大有打回老家广东之势。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南京和武汉都容不下他们这两个广东人，于是密谋，着手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 9 月下旬，张发奎、黄琪翔等率领第二方面军数万人，进入广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南京政权的陈公博等人也纷纷南下入粤，汪精卫也于 10 月 29 日回到老根据地广州。看到汪精卫南下，南京政府的谭延闿、孙科等急电汪主席回宁召集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可汪精卫说：“我留在广州不回去了。” 汪精卫此举，是另有打算，他早已与张发奎合谋，准备武力统一两广。这背后还有蒋介石的支持。据陈公博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蒋介石为何再度联手汪精卫？下野后，蒋介石一日三省，明白自己就一个军事领袖，在国民党那些大佬面前，根本不能委以政治重任，南京正被李宗仁所持住，他要重新上台，就必须搞掉李宗仁的桂系，这与汪精卫的目标一致！他甚至向宋子文提及： “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要统一两广，就必须铲除驻守在广东的李济深与广西的黄绍竑。汪精卫的计策是：调虎离山！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将黄绍竑骗到广州干掉。 11 月 10 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后便邀请汪精卫北上，巧的是南京政府也致电汪主席回宁共商事国是。汪精卫把利用这两个机会，邀请黄绍竑自南宁到广州一晤，并邀请李济深一同北上。 11 月 15 日，黄绍竑抵达广州，与汪精卫作了简短会谈后，汪主席就携同李济深乘船北上了。当天晚上，黄绍竑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匆匆赶来：“老黄，听说半夜有兵变，你赶紧跑路吧！” 黄绍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逃命要紧，在当夜化装出了广州城。张发奎在广州兵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哗然！李济深知道上了汪精卫的当，急电东江陈济棠、徐景唐等，以及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鼎与逃回梧州的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准备杀回广州。汪精卫无奈之下，想出一招“拥蒋复职”：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隐退，以息纷争。让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 12 月 12 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部队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部队作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张发奎又立即率部返回广州，迅速将共产党的暴动镇压下去。可是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看到大势不好，张发奎、黄琪翔通电离职。广州“兵变”和“暴动”，汪主席成了众人之矢，监察委员还提出要弹劾汪。已犯众怒的汪精卫被推上被告席，无奈之下，于 12 月 15 日再次宣言“引退出国”，蒋介石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5 页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 页《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12 月 8 日转引自《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 , 《革命文献》 16 辑，总第 2880 页；《汪精卫集》第 4 卷，第 93 页（美）唐德纲《李宗仁回忆录》（上）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7 页; 1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技术官僚没什么用处 —— 政学系的落寞: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1:43; 　　国民党内部派系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再无像胡汉民那样的人物对其发起挑战，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另一方面又都对蒋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 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 ，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从国内现实状况来说，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民众均多厌战，希望能够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休养生息，且国内经济状况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也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发生内战，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必将铤而走险，反而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从国际环境而言，美苏两个大国均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执意行之，必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得不偿失。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 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独自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利益。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 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如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在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 政学系有技术嘛，到哪个政府干都行。cc 跟它利益不一样。注：所以我的看法跟忙师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政学系算是老成谋国，但在现实中行不通，“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是，我搞技术也搞不过忙师。 ************************************************************************** 知道以前沙皇的农奴制是怎么形成的吗？呵呵世界没有新鲜事据忙师说，前任总经理有句名言：行政命令管半年，利益交换管一辈子。所以必须行政命令为辅，利益交换为主。中央必须给地方利益，不能把地方利益都拿走，拿走利益，也就拿走包袱和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 都是能人啊，哈哈; 24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防空（转）: gordon 2016-1-2 07:34; 基本上，朝鲜战争用的就是抗日战争中的防空手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防空还是值得说一说的。注：唯一的变化，就是雷达逐步取代 “防空哨” 。 85高炮虽然比75高炮射高好一点，但基本原理却不是如此。 85高炮、75高炮对高空目标都打不准，防空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击落敌机，能够迫使敌机不能从容的投下炸弹，影响投弹的精度，也算完成任务。朝鲜战争中，真正打下敌机最多的是仿博福斯40毫米高炮的苏联M1939型37毫米高炮。注：马后炮，当然可以这么说。但你真有底气吗？万一人家技术变了，怎么办？还是苏联在后面撑着。（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 1931年918期间日军对张学良控制的锦州军政厅和28师兵营的轰炸，让张吓破了胆，最终违背中央政府命令擅自放弃了锦州。而1932年128事变中，国军防空部队的无力，也打醒了国民政府。 1932年国民政府正式制定《对日防空五年计划及预算大纲》，开始建立正规的防空部队，防空学校，并且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防空区。 1933 年，日寇又入侵热河省，并且攻破长城一线。情况危急，国民政府将原本的五年计划，缩短到3年，制订了《空军1933年到1939年建设计划及防日计划》，随后又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制订了《防空作战计划》。1937年华北局势日益险恶，1月国军制订了整体防空计划，包括大城市防空，野战前线防空，防空情报网等等。抗战前，国军很有的建立了防空情报网，全国共有 2000多个防空监视队，参与人员超过1万。这些人通过简陋的望远镜和有线电话将日机情况汇报了指挥中心，再通知到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所以在1943年之前国军虽然没有一个雷达，却很好的掌握了日军飞机的情况。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一般日军飞机只要起飞20分钟，就会被国军发现。不要小瞧这个监视网，他为地面防空部队，空军，普通民众的防空躲避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抗战结束以后，深感监视网重要性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特别在美国制造了1万的徽章，赠送给这些防空监视员们！全国当时还举行了各种防空演习，训练民众的防空意识，并且有计划的训练了可以参与防空的30多万壮丁。由此，通过这些计划，国军还是比较完善的规划了抗战中的防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至于人才和武器装备的购买上，国民政府也用尽全力。在欧洲学习过防空的黄镇球将军被蒋介石任命为防空学校校长，负责这个艰巨的人才培养和建立防空军任务。在没有钱没有人没经验的三无情况下，黄镇球和一批爱国的官兵用尽全力，于1935年正式建立了国军第一个新式高炮营，1937年抗战爆发前，又成立了第一个新式高炮团，41团，下辖5个营，装备博福斯75毫米高炮28门，Flak 18 37毫米高炮36门，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48门。到抗战爆发时，国军建立了一个小规模，但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防空部队，据白崇禧回忆抗战期间共有高射炮7个团。装备上，从20毫米机关炮到88毫米高炮在内的各种高射炮约300门！除了41团以外，还有1937年8月刚刚组建的42团装备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108门，该团全部是20毫米小口径高炮。 1938年3月，组建了炮兵43团，下辖5个营15个连，使用的都是现有的高炮。 1938年下半年，又以从苏联购买的20门76.2毫米高炮和另外6个连博福斯75毫米高炮编组了炮兵45团，下辖3个营10个连。该团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个，大口径高炮团！这样一来，抗战初期和中期，国军一共有41,42,43,45共4个炮兵团。 1941年1月，将武汉会战中剩余的一部分苏制37毫米高炮和20毫米机关炮，加上陕甘防空部队合编为炮兵44团！ 1941年10月，因为抽调12门20毫米机关炮和44挺13.2毫米高射机枪，编组了专门防御长江航运（其实是湖北到四川的航运）的炮兵48团，下辖3个营9个连。同时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的运输，又成立了炮兵49团。只是当时高炮已经奇缺，实在抽调不出来，只能临时抽掉了48挺13.2毫米高射机枪，组成了这个没有高射炮的炮兵团！这3个团加上最初的4个团，也就是白崇禧回忆的所谓7个高炮团。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许诺提供给中国20个师的装备。蒋介石非常高兴，下令组建了全新的炮兵46团和47团。没想到，缅甸很快沦陷，英军溃败到印度，滇缅公路也被彻底切断。依靠危险的驼峰航线，显然无法将大量火炮运到国内。 46团和47团没有能够得到美援火炮，前者只能从45团釜底抽薪，抽调一部分火炮使用，导致45团的实力急剧减弱。而47团则从各地抽掉了37毫米高炮4门，20毫米机关炮11门，13.2毫米高射机枪49挺，勉强组成了一个团。这样一来，国军在整个抗战中，共装备了高炮9个团，番号从41到49！虽然貌似团从抗战前的1个，锐增到抗战后期的9个，遗憾的是高炮的数量并没有增加，甚至抗战后期还没有达到初期300门的数量，还出现了没有高炮的高炮49团！国军防空部队近距离依靠高射机枪和20毫米机关炮，中距离依靠Flak 18 37毫米高射炮，中远距离则依靠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这个火网总体还算可以，也算是比较先进的！而在抗战中，国军防空部队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严重缺乏装备。区区300门防空炮中的近200门，都是小口径的20毫米机关炮，仅能炮击1500米以下的敌机。而我们对手日军就拥有数量高达3000架，相当于我们每门火炮要对付将近十倍的敌机，这怎么可能的。不要说十倍于己，就算列强的高炮数量和敌机数量大约是1:1甚至2:1，也需要超过5000发炮弹才能击落一架敌机。实际上，整个抗战八年中，国军防空炮部队共作战7305次，可以确认击落的敌机为210架（为有敌机残骸可以证明的），可能被击落的约为400多架，可能被击伤的2000架。这个数字显然不大，也就是八年击落击伤敌机总数不过2500架，平均每年才击落击伤日机300多架，其中真正击落的大约为50架。这区区的数字，对于拥有3000架飞机的日军来说，显然算不了什么。当然，防空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击落敌机，能够迫使敌机不能从容的投下炸弹，影响投弹的精度，也算完成任务。不过这点战果，显然还是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战绩，恐怕也就刚刚及格而已。可是毕竟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比如抗战中国军击毙军衔最高的塚田攻大将，就是防空部队的杰作。 1942 年12月18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冢田攻及其随从乘坐“第十一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汉口。飞机进入大别山地区太湖县上空时，由于认为此处没有国军防空武器，飞机飞行高度很低。结果被正在地面演练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二十一军团138师412团3营9连高射炮的击中尾部和油箱，“九江号”飞行员试图带伤迫降，但此处是山区，没有迫降场所，最终撞山坠毁。机上包括冢田攻在内的11个人全部当场毙命，除了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以外，还有他的参谋长藤原武，也是一个少将。打掉这架飞机也很戏剧性，据当事人回忆，整个138师只有2门高炮，都是武汉会战撤退以后，大部分没有来得及带走，才留给大别山打游击的桂军。区区2门高炮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经常几个月不用。12月18日上午，该连的炮兵将高炮推出来擦油养护，顺便晒晒炮弹，防止发霉受潮。结果他们突然发现一架日军大飞机，很低很慢的飞过来。由于机会实在太好了，当时国军高炮手想也没想，装上炮弹就打。几炮下去，当场将这架飞机打成重伤，稍后坠毁爆炸。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上面有一个大将，所以事后也仅仅汇报击落一架日军运输机。而日军方面发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被国军击毙，极为震惊。侵华日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命令华中派遣军调集第3、40、68、116师团4个师团约17000人的兵力，于当年12月19、20日由武汉、合肥、安庆三个方向分五路出发，搜寻冢田攻的飞机，最终才找到了一些破碎的尸体。事后日本方面为了挽回士气，宣布冢田攻死于飞机事故，但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方面已经明确将冢田攻的死亡原因定为战死，也就是认同了飞机被击落的事实。真正死于飞机事故的，是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大角岑生。它的座机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遭遇飓风，导致引擎超负荷燃烧，坠毁在珠江口，日本方面追赠大将军衔。 ******************************************************************************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高炮部队属于被动防空，就算做的再完美也没有太大意义。大师杜黑曾经明确说明：要表达成理想的防空作战目的，必须有大量的战斗机，决不能只依靠高炮担任防空作战的任务。战斗机的活动半径比高炮的射程远得多，能担任更大范围的防空作战。而国军的空军在抗战前期和中期只能保证有限的战斗力，掌握局部制空权。到了零式战斗机出现以后，连局部制空权也没有了。所以高炮部队也就莫名其妙的成为防空的重要支柱，直到抗战后期空军又重新掌握制空权为止。可以说，这种现象也是很悲哀的。注：当然后边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有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防空发展方向的轨迹。（钱学森） ****************************************************************************** 在没有雷达和计算机的时代，防空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上图是探照灯，这是夜间发现日军飞机的唯一方法。下图是国军的听音器，它可以通过飞机发动机的噪声，尽量确定敌机的方位，高度和速度，但自然是不太准确了。下下图则左边带着德式钢盔的国军战士，他拿的叫做立体测高仪。这是高射炮兵必备的简易观测器材，可以对于空中的活动目标距离，做出比较快速的测算。马克斯· 玻恩炮兵研究机构的“ 声学测位 ”部门——通过在不同地点测定炮声传到的时间来寻找大炮的位置。声呐和雷达，你懂的电子回旋加速器和雷达，需要的电子学基础类似。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关系，你的明白。马克斯· 玻恩小时候做过马可尼的 “无线电通讯” 实验（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成长的轨迹都类似，没有什么天才）在玻恩向希尔柏特学习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玻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次，几位学者在议论对近代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审讯时，有人责备伽利略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希尔柏特相当激烈地回答：“ 但他不是一个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学真理需要殉难；殉难在宗教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的结果在适当的时机自会得到证明。”玻恩认为，希尔伯特的这种教导给他指明了生活和科学道路上的方向。在戈丁根，玻恩最不感兴趣的是被学生们称为“伟大的费里克斯”的费里克斯?克莱因。他不喜欢克莱因的讲课，认为讲得太面面俱到，因而常常在克莱因的课堂上缺席，这引起克莱因教授的不快。在克莱因和应用数学教授卡尔?龙格共同主持的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研究班上，由于一个同学生病，玻恩被提名临时提出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报告。因为没有时间作准备，玻恩只好临场发挥，谁知这个报告给克莱因的印象很深，以致他建议，这个报告可参加大学的年度比赛，并要求玻恩提交一篇论文。因为参加有奖比赛的论文必须匿名提出，玻恩不能征求教授们的意见。这样，玻恩开始了第一次独立地做科学研究工作。玻恩的论文题为《在各种边界条件下平面上和空间内弹性线稳定性的研究》，他在学生宿舍用自制的简单仪器完成了这项研究的实验部分。在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实验中，玻恩第一次感觉到了理论和测量的一致所带来的满足和喜悦。这篇论文很成功，获得了戈丁根大学的比赛奖金。１９０７年１月，玻恩获得戈丁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先去服了一段时间的兵役，由于严重的气喘病而退役。该年春，为了多学习一些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玻恩去了英国的剑桥。在那里，他成了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研究生，参加实验和听课。在约瑟夫?约翰?汤姆森的实验室，原子研究大师汤姆森以其绝妙的、令人激动的实验示范对玻恩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拉莫尔对电磁学的介绍却都是玻恩从闵可夫斯基那里学过的。因此，玻恩在剑桥只呆了６个月，就回到了德国。但英国人民的亲切和好客，学生生活以及学院和乡村的秀丽风光，都给玻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46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俄罗斯堪比国民政府: 热度 2 gordon 2014-5-19 16:23; 一点小事，搞到抛外储的地步，实在是莫名其妙。这一点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有的一拼，抛外储后怎么办? 没有任何头绪。中国比其它几个难兄难弟好那么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这帮人还是懂经济的。; 362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国民政府选择美械装备为什么不合适？（转）: 热度 1 gordon 2014-4-30 05:51; 看双方的武器对比，很有意思，一方爱用大炮，使用炸药多，使用钢铁少，主要原因是掌握了大量的工业原料硝。那么国民政府的钢铁比较多吗？不是，其实它是贸易商，利用的是美国的战后物资。是美国的钢铁比较多。不是它用不用美械的问题，在步枪都造不了的时代，有啥用啥。只是，加重了财政负担。 ××××××××××××××××××××××××××××××××××××××××××××××××××××××××××××××××××× S·L·A·Marshall 《根据1950年11月Kunu-ri之役中第二步兵师步兵连作战行动之研究》一文中说：在Kunu-ri战斗中，中共军武器对我方步兵的效果可以从伤亡率、对士气的影响、以及对阵地的压制来衡量。它们的效率评估如下： 1.轻机枪 2.迫击炮（通常60mm） 3.手榴弹 4.冲锋枪（通常是汤姆森冲锋枪） 5.步枪　　　　中共军的机枪火力一直很准确并且很持续。他们会持续发射机枪直到被摧毁，也会利用掩护把机枪尽量往前推进到近距离。他们似乎没有很多轻机枪；在攻击一个连阵地的时候几乎没有使用超过两挺机枪的例子。它们的战术目的似乎是在提供压制防御者的火力。在一般状况下，迫击炮并没有集中使用。在某些特例中，两或三门迫击炮会集中火力来使用。通常中共部队只使用一门迫击炮，而且是在攻击已经开始一阵子后。迫击炮火分两类：一是一般区域性的压制，一是集中在主要设施，例如防御的机枪、迫击炮阵地、指挥所、以及补给点。他们的区域压制火力并不猛烈，我方部队也并不太在意。但在集中射击方面，他们的迫击炮火都能很快而准确地命中特定目标，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发展出了能够在战斗中做快速三角定位的方法，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已经在周遭潜伏一段时间并且测好距离，所以在战斗时可以很快地根据火光来定位。在步枪火力方面，他们的冲锋枪火力不论是在日间或夜间战斗中都不是十分准确，而且他们常常在过远的距离就开始使用冲锋枪。但是，中共部队拥有许多汤姆生冲锋枪，这可以从Kunu-ri战斗的报告和从他们的死者和俘虏身上搜集到的数目看出。从这里可以发现一个特征，它没有大量的使用机枪和迫击炮，主力兵器好象是手榴弹和冲锋枪。这也是民国时期可以大量制造的武器，所有的人都受自身所处的时代限制。当年是连步枪也造不了的。 ××××××××××××××××××××××××××××××××××××××××××××××××××××××××××××××××××× 忘情的《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里说， 1951年5月，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建议供应志愿军弹药方面：日式炮弹以修理为主，少量制造，炮量少而作用不大的，不应再制造。不能炼钢嘛，没有炮了，造也没用了。 ××××××××××××××××××××××××××××××××××××××××××××××××××××××××××××××××××× 注：人利速决，我利持久。关于银本位的崩溃过程，虽然美国的购银法案是一个因素，但这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国民政府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持续的外贸逆差，白银流出；其次就是，财政赤字。据在华美籍财经顾问杨格的统计,1929至1935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仅军费支出一项,均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1931年的年度军费支出为30400万元,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4.5%;而1933年,更增至37300万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8.5%，继续整军备战，白银本位下是无法持续的，实行法币制度，就可以通过增发钞票解决这些赤字，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根本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你看看，几次上赶着让美国购买白银，如果说是被动的，鬼才信！所以。历史不像很多小朋友想象的那个样子。 1935年11月公布了法币改革令。抗战以前，存在英国伦敦的法币准备金有二千五百万英镑，存在美国纽约的约有一亿二千万美元，合计约合法币11亿元，实际国内发行的法币总金额是14亿元。法币同英镑实行固定比价（法币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即十四点五便士）,而且，布告规定：“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法币既有英镑和美元完全背书发行的，也有自主发行的，因为实际国内起始流通量14亿元超过11亿元；其次，实行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14.5便士，而且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可以自由的买卖外汇，也就是你可以拿法币随时兑换外汇。所以，就有很多人说，法币就等于美元和英镑。实际上怎么样？ 1937．7—1938．3，国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维持战前的汇价，1元法币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1938年3月10日，实行外汇审查制度以后,取消无限制提供，但汇率不变。为了维持现状，国民政府于1938年6月开始进行以稳定汇率为目的的市场操作。中国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共同投入巨资稳定外汇的汇率。当时尽管发生了国民政府迁移到汉口、重庆等重大事变，但这并不影响汇率，汇率一直维持到1939年2月，这时的汇价虽然未变，但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你手中的法币已经不能到银行去随意兑换了。这时就开始出现黑市，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 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上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2月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 1939年末，国民政府再次与英国政府在香港设立总额1000万英镑的中、英共同外汇平准基金，开始了阻止法币买卖和不当变动所必要的外汇操作。此举使法币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稳定，但也只是在短时间内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二战爆发后,国际金融环境逐渐向对中国法币有利的方向发展。相对于英镑和美元价值下跌，在上海市场上法币，由于前期向香港和国外转移过的资金回流，价值上升。这时期外汇平准基金恢复了其间被卖出去的外汇的40%，贸易也有所好转，因此法币的价值暂时可以保持稳定。到1940年，处于上升趋势的法币的对外价值再次狂跌。这是因为与汪精卫政权在上海推进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相比，外汇平准基金准备不足，因此法币的外汇销售受到制约。到7月，原有的1000万英镑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只剩了200万英镑，实际上不可能稳定法币的价值。面对法币汇率如此急速的下跌，蒋介石于10 月和11月两度致函罗斯福。他说，美国如再不采取积极态度，中国的抗战将陷入危险，并请求武器援助和维持货币稳定所需的2亿-3亿美元的贷款。1941年 1月，中美法币稳定基金协定签定。因此,在抗战时期,法币的汇价相对稳定,并不是法币发行的规范,相反,日本人在占领区建立的傀儡政权对法币时刻保持压力,法币基于战争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发行，法币之所以在抗战时期相对稳定,主要还在于英美不断用美元和英镑干预汇率，同时不准许国内的法币持有者购买外汇，如果准许国内的法币购买者随意购汇，神仙也稳不住法币的汇率. 但是,这种干预只能短期保持这种纸币的币值。所以，虽然法币的外在近似是汇兑本位制的货币,但内在本质是纸本位制的货币 .如果考虑到国民政府为了扩军备战,通过不兑换的纸币来填充财政赤字的主观动力,法币发行伊始,就标志着这是极为短命的货币.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569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法币价值的变化莫过于一个最生动的类比: 100元法币的价值 1937年等于两头牛 1939年等于一头猪 1941年等于一袋面粉 1943年等于一只鸡 1945年等于两颗鸡蛋 1947年等于一块煤 1949年等于一张纸所有人都会有疑问，为何法币在40年代前期以前，汇率变化的幅度并不算很大，从14.5便士即便跌到4便士，只不过跌了72%，可是两头牛和一代面粉或一只鸡相比，差远了。这是两个原因，第一，你手中的法币是不能随便换成外币的，就像现在，一人一年只能5万美元，你别小看这点，这很重要，更紧张的时候会不准许兑换，所以，法币在外汇市场上受到的冲击小的多，但是，这么多的法币，你总不能不让人购买国内的商品，所以，国内的通胀就会远高于汇价的下跌幅度；其次，今天，你总不能把所有的人民币都换成美元吧，因为你明天要吃早餐，要买菜，都需要人民币，市场中是有一定的法币基本流量的，物价越上涨，这种最基本的流量就越大，这些流量不会去购买外汇，否则，菜市场只能关门了。因此，法币数量对通胀的压力就远远大于对汇价的压力。即便法币跌到45年，100元等于两个鸡蛋，但只要不准法币持有者随意兑换外币，汇价依旧可以维持，但这种汇价不过是名义汇价，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你不会按这个汇价卖出外汇。1945年7月，重庆黑市要花去2889元法币才能购到1美元无论中英外汇平准基金还是中美平准基金，都可以短期操纵国际市场上的汇价，源于更大量的法币（国内的法币持有者，被规定锁住了，也被市场买菜的需求锁住了），就和现在的央行一样，限制购汇额度，买菜的需求，都限制了对汇价的冲击，央行可以操控；但汇价可以操控，确挡不住通胀的不断上行，在汇价上显示的美元价值和法币价值，与国内流通的法币价值根本就是两回事。所以，法币近似与美元无关。美元收缩，对人民币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体现，当美元收缩，国际贸易环境变差，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国内产能过剩就更加严重，坏账上升，经济就会下降，施压人民币汇率；其次，美元收缩，影响央行美元的增长，基础货币就没法派生，泡沫出现问题后，必定需要脱离美元，那时一定首先关闭外币兑换窗口，汇率就彻底成为名义汇率。; 5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北洋、国民政府与央行（转）: gordon 2014-4-30 01:56; 美联储有私人股份，而且私人股份不在少数，我们直观的感觉是：美联储在压榨无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我相信无数人都是如此认定的。美联储是美国第三间中央银行，前面曾经成立两次中央银行，那就是第一国民银行和第二国民银行。 1791 年，美国建立美国第一国民银行，这是美国建立中央银行的第一次探索，这种中央完全集权式的央行，因遭到各州银行和其他部门的反对，它在1811年因注册期满而关闭。1816年，美国建立美国第二国民银行，它可被视为美国第二家中央银行，但由于杰克逊总统的反对而在1836年注册到期时未获准展期。1913 年，作为对1907年金融危机的反应，美国成立了有别于欧洲的美国式中央银行——拥有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就是今天的美联储。　前两次中央银行为何无法获得展期？最关键的问题是集权(私人控制货币发行权）。受到各州的反对，第二国民银行还受到杰佛逊总统的反对。这和美国人的理念有关，美国的国家理念，对集权极其厌恶，当大一统的央行成立之后，少数人就可以通过操控央行实现特定的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前两次集权式的央行都无法持续。 1913年成立的美联储，很难界定性质，就是这种政治妥协的结果。是半私人性质的机构，她的12家分支联储银行股东是花旗等银行，股权构成上是私人性质，但是，这些私人性质的股权，并不能完全取得收益权，似乎只占6%的收益权。但是，这些私人股东的权力显然是受到制约的，甚至可以说，无法左右美联储的重大政策。因为美联储的行长和高级官员必须是总统提名，无论股东怎么倒腾，如果总统不提名，那是瞎闹。再有，美联储是对国会负责的，必须接受国会的政策质询。股东无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为所欲为，美国总统也不能为了特定的利益而肆意妄为。美联储的设立上充分体现了美国人对集权的警惕性。这就是一种制约理念。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这样的央行，那就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辛亥革命之后，原来的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这时的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发钞行（另一个是交通银行），因为大量的为北洋政府垫款，解决北洋政府的财政赤字，造成货币贬值，酿成京钞危机（1916年），后来在张公权和北洋政府的努力下，改组成私人股权占多数的发钞行，解决了这次货币危机，从此，中国银行一直作为独立的发钞行而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政府不断扩军备战，赤字高昂。原来中国银行是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作为准备发行货币的，但是随着国民政府不断扩军备战，赤字上升，信用下降，中国银行将国民政府的债券从准备金中撤了出来，相当于降低了政府债券的信用等级，保护了中国银行储户的利益和所发行钞票的内在价值。但是，这样做使国民政府的国债发行的难度加大，利率上升导致成本上升，国民政府的扩军备战出现了财政问题，结果，伟大的“蒋公”强行在中国银行的股份中掺入政府的股份，取得控制权，实现了中国银行为政府赤字买单的目的，之后中国银行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的命运大家都清楚了。到此，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的意义，虽然私人股东每年分走了大约800亿（这个数字不准确）左右的利息收入，但是中国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和法币，劳动者的收入被南京国民政府拿走了多少？简直是天文数字，因为相当于全拿走了，法币和金圆券的价值都是归零的结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权力不收制约的时候，全民的利益根本没有保证，央行只为特定的利益者服务，百姓的利益等于零。如果用800亿的利息支出，保证全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至少减轻全民受到的损害），值得吗？所以，美联储是私人性质的银行，但如果你跟着别人去咒骂，不知道在骂别人还是在骂自己。没有信用，哪有信用货币？而信用，不是嘴上说的，而是需要制度来保证的。; 22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我们现在走国民政府的路能够走通？: 热度 2 gordon 2014-4-19 02:42; 注：固定汇率制度引进外资，不是说引进外资就能引进外资的，外资也得来啊。它为什么会来？中国的经济必须把建国初期的重工业建设给算进去不行。就象日本经济肯定得提甲午赔款，进而实行金本位。其实很多人不太注意，改开以后走的路，其实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如果你对民国史熟悉的话）包括那个令人诟病的外汇制度，二战时的日本和国民政府都读的是一类教科书。准确的说，日本应该在前，因为日俄战争发行债券，比国民政府发战争债靠前。不过当年中国的经济是英国人打理的，日本人也是学英国人的，英美日、国民政府，它们本质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变来变去一个学校出来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国民政府的政策现在能够走的通？你要看日本经济史就明白了，它跟甲午战争有关，日本就是靠甲午的赔款，从农业国跃升为金本位的工业国。改开后，80年代和90年代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80年代是小政府，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前；90年代，因为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转成大政府，相当于甲午战后。那为什么能够转成，很少人问过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因为建国的那些年我们本来就是大政府。不是写了一份报告，我们就转过去了，而是我们有转的基础，所以转过去了。别搞错了。那这个基础是哪儿来的，日本是得自甲午的战败赔款，中国是苏联的工业转移。没要你啥钱，就你搞点烂苹果换的。毛曾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企业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它农产品。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这些食物向来匮乏，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哎呀，妈呀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挤”、“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政权用严格定量的办法，保证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农民就没有保障了。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他们被终身钉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子孙后代难有出头之日。传统上，中国农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可以通过本事发财致富，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复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东德人民闹事。毛马上送给东德的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注：东德这个没啥说的，那时候苏联压迫东德，东德教我们的东西是倾囊相授，它留也没用了。其实是东欧的产业和苏联竞争，我们是不想过于依赖苏联，有一些项目是东欧援建的，东欧没有的找苏联。东欧是苏联老大哥的一个子集，我们是朝鲜战争后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很厉害。 “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苦，” “农民要穿新衣服，要买袜子，要穿鞋子，要“梅兰芳”的镜子，要肥皂，要毛巾。他们需要各种东西，他们的孩子要读书。” 80年代，我们都见识过了，物价上涨。比较稳妥的方法，是我以前说的，“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对资源进行跨期的最优配置。” 获得收入并分割为当期消费和投资。比较顺的方法，就是荷兰或者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源进行跨期（最优）配置。” 我们整的，根本是瞎胡闹。搞了一个战败赔款的办法，中国农村向城市战败赔款，我们又输了一场甲午战争。中国、日本能闯出 “ 格鲁格曼问题 ” 都是靠 “ 二元结构 ”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样说吧，就是靠经验，中国是靠日本的经验。吐了一口血，晕死注：国民政府1925年，日俄战争1904-1905 扩展阅读：给毛伯伯上一堂金融课 http://www.aswetalk.org/bbs/blog-663-39130.html ×××××××××××××××××××××××××××××××××××××××××××××××××××××××××××××××× 我只能说，真生猛。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当年他们有军事压力。日本面对的是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中国也是周遭的军事压力，连印度都跑来和我们打一仗，我勒个去。还是朝鲜战争以后，它难道以为我们是靠运气的吗？三哥是如此的神秘，实在令人费解。它其实很厉害，基本上恢复了清政府对东亚的影响力，中国的历史又接上了。一次是抗美援越战争（对法、对美），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对苏），一次抗美援朝（对美）对英是发动了殖民地革命，使得英国放弃了殖民地。（当然主要是布尔战争的影响和英俄争霸）象朝鲜、越南、印度都是海洋国家对陆地国家的前进基地。外交上，对缅甸做的不错，及时割地。漂亮，连消带打。朝鲜、台湾、越南、缅甸、印度、伊朗、土耳其（毛子的世仇）、意大利、法国、西德，整个整了一个包围圈。相持地带就是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斯拉夫那一块地方。冷战中，基本上我们这一片没什么问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打胜了，出问题是毛子那一片出了问题，巴尔干和中东。注：英国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是英国和帝俄之间的缓冲国。 ××××××××××××××××××××××××××××××××××××××××××××××××××××××××××××××××××××× 其实以前中国也是用来包围毛子的，一个新的情况是，中国、印度、伊朗的独立，是打开英国封锁俄罗斯的锁链。美国又是个两洋国家，大西洋和太平洋，印度洋是鞭长莫及。; 281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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