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防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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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朝鲜战争用的就是抗日战争中的防空手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防空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注：唯一的变化，就是雷达 逐步取代 “防空哨” 。
85高炮虽然比75高炮射高好一点，但基本原理却不是如此。
85高炮、75高炮对高空目标都打不准，防空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击落敌机，能够迫使敌机不能从容的投下炸弹，影响投弹的精度，也算完成任务。
朝鲜战争中，真正打下敌机最多的是仿博福斯40毫米高炮的苏联M1939型37毫米高炮。
注：马后炮，当然可以这么说。但你真有底气吗？万一人家技术变了，怎么办？还是苏联在后面撑着。（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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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18期间日军对张学良控制的锦州军政厅和28师兵营的轰炸，让张吓破了胆，最终违背中央政府命令擅自放弃了锦州。
而1932年128事变中，国军防空部队的无力，也打醒了国民政府。
1932年国民政府正式制定《对日防空五年计划及预算大纲》，开始建立正规的防空部队，防空学校，并且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防空区。
可是毕竟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比如抗战中国军击毙军衔最高的塚田攻大将，就是防空部队的杰作。
1942 年12月18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冢田攻及其随从乘坐“第十一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汉口。飞机进入大别山地区太湖县上空时，由于认为此 处没有国军防空武器，飞机飞行高度很低。结果被正在地面演练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二十一军团138师412团3营9连高射炮的击中尾部和油箱，“九江号”飞行 员试图带伤迫降，但此处是山区，没有迫降场所，最终撞山坠毁。机上包括冢田攻在内的11个人全部当场毙命，除了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以外，还有他的参谋长藤原武，也是一个少将。
打 掉这架飞机也很戏剧性，据当事人回忆，整个138师只有2门高炮，都是武汉会战撤退以后，大部分没有来得及带走，才留给大别山打游击的桂军。区区2门高炮 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经常几个月不用。12月18日上午，该连的炮兵将高炮推出来擦油养护，顺便晒晒炮弹，防止发霉受潮。结果他们突然发现一架日军大飞 机，很低很慢的飞过来。由于机会实在太好了，当时国军高炮手想也没想，装上炮弹就打。几炮下去，当场将这架飞机打成重伤，稍后坠毁爆炸。但他们做梦也没有 想到上面有一个大将，所以事后也仅仅汇报击落一架日军运输机。
事后日本方面为了挽回士气，宣布冢田攻死于飞机事故，但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方面已经明确将冢田攻的死亡原因定为战死，也就是认同了飞机被击落的事实。
真正死于飞机事故的，是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大角岑生。它的座机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遭遇飓风，导致引擎超负荷燃烧，坠毁在珠江口，日本方面追赠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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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高炮部队属于被动防空，就算做的再完美也没有太大意义。大师杜黑曾经明确说明：要表达成理想的防空作战目的，必须有大量的战斗机，决不能只依靠高炮担任防空作战的任务。战斗机的活动半径比高炮的射程远得多，能担任更大范围的防空作战。
而国军的空军在抗战前期和中期只能保证有限的战斗力，掌握局部制空权。到了零式战斗机出现以后，连局部制空权也没有了。所以高炮部队也就莫名其妙的成为防空的重要支柱，直到抗战后期空军又重新掌握制空权为止。
可以说，这种现象也是很悲哀的。
注：当然后边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有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防空发展方向的轨迹。（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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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雷达和计算机的时代，防空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上图是探照灯，这是夜间发现日军飞机的唯一方法。下图是国军的听音器，它可以通过飞机发动机的噪声，尽 量确定敌机的方位，高度和速度，但自然是不太准确了。下下图则左边带着德式钢盔的国军战士，他拿的叫做立体测高仪。这是高射炮兵必备的简易观测器材，可以 对于空中的活动目标距离，做出比较快速的测算。
马克斯· 玻恩 炮兵研究机构的“声学测位”部门——通过在不同地点测定炮声传到的时间来寻找大炮的位置。
声呐和雷达，你懂的
电子回旋加速器 和 雷达，需要的电子学基础类似。
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关系，你的明白。马克斯· 玻恩 小时候做过 马可尼的 “无线电通讯” 实验（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成长的轨迹都类似，没有什么天才）
在玻恩向希尔柏特学习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玻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次，几位学者在议论对近代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审讯时，有人责备伽利略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希尔柏特相当激烈地回答：“但他不是一个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学真理需要殉难；殉难在宗教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的结果在适当的时机自会得到证明。”玻恩认为，希尔伯特的这种教导给他指明了生活和科学道路上的方向。
在戈丁根，玻恩最不感兴趣的是被学生们称为“伟大的费里克斯”的费里克斯?克莱因。他不喜欢克莱因的讲课，认为讲得太面面俱到，因而常常在克莱因的课堂上缺席，这引起克莱因教授的不快。在克莱因和应用数学教授卡尔?龙格共同主持的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研究班上，由于一个同学生病，玻恩被提名临时提出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报告。因为没有时间作准备，玻恩只好临场发挥，谁知这个报告给克莱因的印象很深，以致他建议，这个报告可参加大学的年度比赛，并要求玻恩提交一篇论文。因为参加有奖比赛的论文必须匿名提出，玻恩不能征求教授们的意见。这样，玻恩开始了第一次独立地做科学研究工作。玻恩的论文题为《在各种边界条件下平面上和空间内弹性线稳定性的研究》，他在学生宿舍用自制的简单仪器完成了这项研究的实验部分。在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实验中，玻恩第一次感觉到了理论和测量的一致所带来的满足和喜悦。这篇论文很成功，获得了戈丁根大学的比赛奖金。
１９０７年１月，玻恩获得戈丁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先去服了一段时间的兵役，由于严重的气喘病而退役。该年春，为了多学习一些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玻恩去了英国的剑桥。在那里，他成了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研究生，参加实验和听课。在约瑟夫?约翰?汤姆森的实验室，原子研究大师汤姆森以其绝妙的、令人激动的实验示范对玻恩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拉莫尔对电磁学的介绍却都是玻恩从闵可夫斯基那里学过的。因此，玻恩在剑桥只呆了６个月，就回到了德国。但英国人民的亲切和好客，学生生活以及学院和乡村的秀丽风光，都给玻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所以，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防空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注：唯一的变化，就是雷达 逐步取代 “防空哨” 。
85高炮虽然比75高炮射高好一点，但基本原理却不是如此。
85高炮、75高炮对高空目标都打不准，防空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击落敌机，能够迫使敌机不能从容的投下炸弹，影响投弹的精度，也算完成任务。
朝鲜战争中，真正打下敌机最多的是仿博福斯40毫米高炮的苏联M1939型37毫米高炮。
注：马后炮，当然可以这么说。但你真有底气吗？万一人家技术变了，怎么办？还是苏联在后面撑着。（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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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18期间日军对张学良控制的锦州军政厅和28师兵营的轰炸，让张吓破了胆，最终违背中央政府命令擅自放弃了锦州。
而1932年128事变中，国军防空部队的无力，也打醒了国民政府。
1932年国民政府正式制定《对日防空五年计划及预算大纲》，开始建立正规的防空部队，防空学校，并且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防空区。
1933
年，日寇又入侵热河省，并且攻破长城一线。情况危急，国民政府将原本的五年计划，缩短到3年，制订了《空军1933年到1939年建设计划及防日计划》，
随后又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制订了《防空作战计划》。1937年华北局势日益险恶，1月国军制订了整体防空计划，包括大城市防空，野战前线防空，防空
情报网等等。
抗战前，国军很有的建立了防空情报网，全国共有
2000多个防空监视队，参与人员超过1万。这些人通过简陋的望远镜和有线电话将日机情况汇报了指挥中心，再通知到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所以在1943年
之前国军虽然没有一个雷达，却很好的掌握了日军飞机的情况。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一般日军飞机只要起飞20分钟，就会被国军发现。
不要小瞧这个监视网，他为地面防空部队，空军，普通民众的防空躲避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抗战结束以后，深感监视网重要性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特别在美国制造了1万的徽章，赠送给这些防空监视员们！
全国当时还举行了各种防空演习，训练民众的防空意识，并且有计划的训练了可以参与防空的30多万壮丁。
由此，通过这些计划，国军还是比较完善的规划了抗战中的防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至于人才和武器装备的购买上，国民政府也用尽全力。
在 欧洲学习过防空的黄镇球将军被蒋介石任命为防空学校校长，负责这个艰巨的人才培养和建立防空军任务。在没有钱没有人没经验的三无情况下，黄镇球和一批爱国 的官兵用尽全力，于1935年正式建立了国军第一个新式高炮营，1937年抗战爆发前，又成立了第一个新式高炮团，41团，下辖5个营，装备博福斯75毫 米高炮28门，Flak 18 37毫米高炮36门，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48门。
到抗战爆发时，国军建立了一个小规模，但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防空部队，据白崇禧回忆抗战期间共有高射炮7个团。装备上，从20毫米机关炮到88毫米高炮在内的各种高射炮约300门！
除了41团以外，还有1937年8月刚刚组建的42团装备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108门，该团全部是20毫米小口径高炮。
1938年3月，组建了炮兵43团，下辖5个营15个连，使用的都是现有的高炮。
1938年下半年，又以从苏联购买的20门76.2毫米高炮和另外6个连博福斯75毫米高炮编组了炮兵45团，下辖3个营10个连。该团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个，大口径高炮团！
这样一来，抗战初期和中期，国军一共有41,42,43,45共4个炮兵团。
1941年1月，将武汉会战中剩余的一部分苏制37毫米高炮和20毫米机关炮，加上陕甘防空部队合编为炮兵44团！
1941年10月，因为抽调12门20毫米机关炮和44挺13.2毫米高射机枪，编组了专门防御长江航运（其实是湖北到四川的航运）的炮兵48团，下辖3个营9个连。
同时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的运输，又成立了炮兵49团。只是当时高炮已经奇缺，实在抽调不出来，只能临时抽掉了48挺13.2毫米高射机枪，组成了这个没有高射炮的炮兵团！
这3个团加上最初的4个团，也就是白崇禧回忆的所谓7个高炮团。
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许诺提供给中国20个师的装备。蒋介石非常高兴，下令组建了全新的炮兵46团和47团。没想到，缅甸很快沦陷，英军溃败到印度，滇缅公路也被彻底切断。依靠危险的驼峰航线，显然无法将大量火炮运到国内。
46团和47团没有能够得到美援火炮，前者只能从45团釜底抽薪，抽调一部分火炮使用，导致45团的实力急剧减弱。而47团则从各地抽掉了37毫米高炮4门，20毫米机关炮11门，13.2毫米高射机枪49挺，勉强组成了一个团。
这样一来，国军在整个抗战中，共装备了高炮9个团，番号从41到49！
虽然貌似团从抗战前的1个，锐增到抗战后期的9个，遗憾的是高炮的数量并没有增加，甚至抗战后期还没有达到初期300门的数量，还出现了没有高炮的高炮49团！
国军防空部队近距离依靠高射机枪和20毫米机关炮，中距离依靠Flak 18 37毫米高射炮，中远距离则依靠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这个火网总体还算可以，也算是比较先进的！
而在抗战中，国军防空部队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严重缺乏装备。
区区300门防空炮中的近200门，都是小口径的20毫米机关炮，仅能炮击1500米以下的敌机。而我们对手日军就拥有数量高达3000架，相当于我们每门火炮要对付将近十倍的敌机，这怎么可能的。
不要说十倍于己，就算列强的高炮数量和敌机数量大约是1:1甚至2:1，也需要超过5000发炮弹才能击落一架敌机。
实际上，整个抗战八年中，国军防空炮部队共作战7305次，可以确认击落的敌机为210架（为有敌机残骸可以证明的），可能被击落的约为400多架，可能被击伤的2000架。
这个数字显然不大，也就是八年击落击伤敌机总数不过2500架，平均每年才击落击伤日机300多架，其中真正击落的大约为50架。这区区的数字，对于拥有3000架飞机的日军来说，显然算不了什么。
当然，防空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击落敌机，能够迫使敌机不能从容的投下炸弹，影响投弹的精度，也算完成任务。
不过这点战果，显然还是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战绩，恐怕也就刚刚及格而已。
在 欧洲学习过防空的黄镇球将军被蒋介石任命为防空学校校长，负责这个艰巨的人才培养和建立防空军任务。在没有钱没有人没经验的三无情况下，黄镇球和一批爱国 的官兵用尽全力，于1935年正式建立了国军第一个新式高炮营，1937年抗战爆发前，又成立了第一个新式高炮团，41团，下辖5个营，装备博福斯75毫 米高炮28门，Flak 18 37毫米高炮36门，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48门。
到抗战爆发时，国军建立了一个小规模，但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防空部队，据白崇禧回忆抗战期间共有高射炮7个团。装备上，从20毫米机关炮到88毫米高炮在内的各种高射炮约300门！
除了41团以外，还有1937年8月刚刚组建的42团装备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108门，该团全部是20毫米小口径高炮。
1938年3月，组建了炮兵43团，下辖5个营15个连，使用的都是现有的高炮。
1938年下半年，又以从苏联购买的20门76.2毫米高炮和另外6个连博福斯75毫米高炮编组了炮兵45团，下辖3个营10个连。该团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个，大口径高炮团！
这样一来，抗战初期和中期，国军一共有41,42,43,45共4个炮兵团。
1941年1月，将武汉会战中剩余的一部分苏制37毫米高炮和20毫米机关炮，加上陕甘防空部队合编为炮兵44团！
1941年10月，因为抽调12门20毫米机关炮和44挺13.2毫米高射机枪，编组了专门防御长江航运（其实是湖北到四川的航运）的炮兵48团，下辖3个营9个连。
同时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的运输，又成立了炮兵49团。只是当时高炮已经奇缺，实在抽调不出来，只能临时抽掉了48挺13.2毫米高射机枪，组成了这个没有高射炮的炮兵团！
这3个团加上最初的4个团，也就是白崇禧回忆的所谓7个高炮团。
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许诺提供给中国20个师的装备。蒋介石非常高兴，下令组建了全新的炮兵46团和47团。没想到，缅甸很快沦陷，英军溃败到印度，滇缅公路也被彻底切断。依靠危险的驼峰航线，显然无法将大量火炮运到国内。
46团和47团没有能够得到美援火炮，前者只能从45团釜底抽薪，抽调一部分火炮使用，导致45团的实力急剧减弱。而47团则从各地抽掉了37毫米高炮4门，20毫米机关炮11门，13.2毫米高射机枪49挺，勉强组成了一个团。
这样一来，国军在整个抗战中，共装备了高炮9个团，番号从41到49！
虽然貌似团从抗战前的1个，锐增到抗战后期的9个，遗憾的是高炮的数量并没有增加，甚至抗战后期还没有达到初期300门的数量，还出现了没有高炮的高炮49团！
国军防空部队近距离依靠高射机枪和20毫米机关炮，中距离依靠Flak 18 37毫米高射炮，中远距离则依靠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这个火网总体还算可以，也算是比较先进的！
而在抗战中，国军防空部队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严重缺乏装备。
区区300门防空炮中的近200门，都是小口径的20毫米机关炮，仅能炮击1500米以下的敌机。而我们对手日军就拥有数量高达3000架，相当于我们每门火炮要对付将近十倍的敌机，这怎么可能的。
不要说十倍于己，就算列强的高炮数量和敌机数量大约是1:1甚至2:1，也需要超过5000发炮弹才能击落一架敌机。
实际上，整个抗战八年中，国军防空炮部队共作战7305次，可以确认击落的敌机为210架（为有敌机残骸可以证明的），可能被击落的约为400多架，可能被击伤的2000架。
这个数字显然不大，也就是八年击落击伤敌机总数不过2500架，平均每年才击落击伤日机300多架，其中真正击落的大约为50架。这区区的数字，对于拥有3000架飞机的日军来说，显然算不了什么。
当然，防空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击落敌机，能够迫使敌机不能从容的投下炸弹，影响投弹的精度，也算完成任务。
不过这点战果，显然还是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战绩，恐怕也就刚刚及格而已。
可是毕竟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比如抗战中国军击毙军衔最高的塚田攻大将，就是防空部队的杰作。
1942 年12月18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冢田攻及其随从乘坐“第十一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汉口。飞机进入大别山地区太湖县上空时，由于认为此 处没有国军防空武器，飞机飞行高度很低。结果被正在地面演练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二十一军团138师412团3营9连高射炮的击中尾部和油箱，“九江号”飞行 员试图带伤迫降，但此处是山区，没有迫降场所，最终撞山坠毁。机上包括冢田攻在内的11个人全部当场毙命，除了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以外，还有他的参谋长藤原武，也是一个少将。
打 掉这架飞机也很戏剧性，据当事人回忆，整个138师只有2门高炮，都是武汉会战撤退以后，大部分没有来得及带走，才留给大别山打游击的桂军。区区2门高炮 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经常几个月不用。12月18日上午，该连的炮兵将高炮推出来擦油养护，顺便晒晒炮弹，防止发霉受潮。结果他们突然发现一架日军大飞 机，很低很慢的飞过来。由于机会实在太好了，当时国军高炮手想也没想，装上炮弹就打。几炮下去，当场将这架飞机打成重伤，稍后坠毁爆炸。但他们做梦也没有 想到上面有一个大将，所以事后也仅仅汇报击落一架日军运输机。
而日军方面发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被国军击毙，极为震惊。侵华日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命令华中派遣军调集第3、40、68、116师团4个师团约17000人的兵力，于当年12月19、20日由武汉、合肥、安庆三个方向分五路出发，搜寻冢田攻的飞机，最终才找到了一些破碎的尸体。
事后日本方面为了挽回士气，宣布冢田攻死于飞机事故，但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方面已经明确将冢田攻的死亡原因定为战死，也就是认同了飞机被击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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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高炮部队属于被动防空，就算做的再完美也没有太大意义。大师杜黑曾经明确说明：要表达成理想的防空作战目的，必须有大量的战斗机，决不能只依靠高炮担任防空作战的任务。战斗机的活动半径比高炮的射程远得多，能担任更大范围的防空作战。
而国军的空军在抗战前期和中期只能保证有限的战斗力，掌握局部制空权。到了零式战斗机出现以后，连局部制空权也没有了。所以高炮部队也就莫名其妙的成为防空的重要支柱，直到抗战后期空军又重新掌握制空权为止。
可以说，这种现象也是很悲哀的。
注：当然后边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有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防空发展方向的轨迹。（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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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雷达和计算机的时代，防空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上图是探照灯，这是夜间发现日军飞机的唯一方法。下图是国军的听音器，它可以通过飞机发动机的噪声，尽 量确定敌机的方位，高度和速度，但自然是不太准确了。下下图则左边带着德式钢盔的国军战士，他拿的叫做立体测高仪。这是高射炮兵必备的简易观测器材，可以 对于空中的活动目标距离，做出比较快速的测算。
马克斯· 玻恩 炮兵研究机构的“声学测位”部门——通过在不同地点测定炮声传到的时间来寻找大炮的位置。
声呐和雷达，你懂的
电子回旋加速器 和 雷达，需要的电子学基础类似。
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关系，你的明白。马克斯· 玻恩 小时候做过 马可尼的 “无线电通讯” 实验（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成长的轨迹都类似，没有什么天才）
在玻恩向希尔柏特学习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玻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次，几位学者在议论对近代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审讯时，有人责备伽利略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希尔柏特相当激烈地回答：“但他不是一个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学真理需要殉难；殉难在宗教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的结果在适当的时机自会得到证明。”玻恩认为，希尔伯特的这种教导给他指明了生活和科学道路上的方向。
在戈丁根，玻恩最不感兴趣的是被学生们称为“伟大的费里克斯”的费里克斯?克莱因。他不喜欢克莱因的讲课，认为讲得太面面俱到，因而常常在克莱因的课堂上缺席，这引起克莱因教授的不快。在克莱因和应用数学教授卡尔?龙格共同主持的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研究班上，由于一个同学生病，玻恩被提名临时提出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报告。因为没有时间作准备，玻恩只好临场发挥，谁知这个报告给克莱因的印象很深，以致他建议，这个报告可参加大学的年度比赛，并要求玻恩提交一篇论文。因为参加有奖比赛的论文必须匿名提出，玻恩不能征求教授们的意见。这样，玻恩开始了第一次独立地做科学研究工作。玻恩的论文题为《在各种边界条件下平面上和空间内弹性线稳定性的研究》，他在学生宿舍用自制的简单仪器完成了这项研究的实验部分。在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实验中，玻恩第一次感觉到了理论和测量的一致所带来的满足和喜悦。这篇论文很成功，获得了戈丁根大学的比赛奖金。
１９０７年１月，玻恩获得戈丁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先去服了一段时间的兵役，由于严重的气喘病而退役。该年春，为了多学习一些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玻恩去了英国的剑桥。在那里，他成了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研究生，参加实验和听课。在约瑟夫?约翰?汤姆森的实验室，原子研究大师汤姆森以其绝妙的、令人激动的实验示范对玻恩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拉莫尔对电磁学的介绍却都是玻恩从闵可夫斯基那里学过的。因此，玻恩在剑桥只呆了６个月，就回到了德国。但英国人民的亲切和好客，学生生活以及学院和乡村的秀丽风光，都给玻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