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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解放前的山东(转)
热度 1 gordon 2017-3-26 10:13
鲁西南 周期性的自然灾害深刻地影响着山东西南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先前多产的、有利可图的农业经济现在面临经常性的灾难威胁了。 大片土地成为经常性的洪水泛滥的牺牲品,以至于只有穷人和乞丐才定居于此。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受到同样程度的自然灾害威胁。 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完全可以维持比较富裕的生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便由此而起。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政治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 长期以来,中华帝国在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一直存在着人员不足、经费欠缺问题 。到19世纪末期,国家更多地撤离地方社会了,特别在边缘地区和那些经常遭受反叛或自然灾害蹂躏的地区。 尽管国家不顾其他事务而把镇压反叛(太平天国起义)或动员民众抵抗帝国主义压迫(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放在首位, 但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机器已经不能保证在这些地区成功地重建或维持秩序了 。由于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央政府在1891年彻底放弃了直接的河水治理工作, 它责令地方当局承担此项任务,然而后者只拥有少量的财政和组织资源 。 对于这一发展过程,山东西南部展示了一个经典的事例。作为国家从其传统任务领域(诸如治水、赈灾、慈善事业等等)撤离的结果, 广大民众的严重贫困化便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许多农民常常一贫如洗,只有铤而走险,以“打家劫舍”为谋生手段。 农村里的穷人们成帮结伙,试图以非法的方式求取衣食。在这些“强盗式的生存战略”之中,既有侵犯财产权的轻微犯罪如 偷盗农田里的庄稼等,也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如合伙拦路抢劫和向整个村庄敲诈勒索。曹州府就以强盗云集而闻名全中国; 人们也担心强盗从这里出发到河南和江苏两省作案。由于政府无力管辖,当地村民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民团或秘密结社, 例如“大刀会”等;这些团体也被用于巩固个别富农大户在村社共同体中的统治地位。于是,那些与帝国行政管理部门或科举功名获得者有着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社会力量便脱颖而出并开始与行政管理精英争夺地方社会的统治权,例如富农大户抗拒缴税。 他们不少人也参与了食盐或鸦片走私活动,并因此与土匪强盗发生冲突。 随着公共秩序的崩溃,整个地方社会彻底军事化了 。 武力到处都充当着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可经历的结构因素 。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村庄变成了组织严密、能攻易守的军事共同体, 它们为防范外来威胁筑起了高高的围墙,经常处于某个富裕家族的绝对控制之下。 ************************************************************************** 鲁西北 山东的西北部同样属于低洼、平坦的中国北方平原地貌。在19世纪末期,这里甚至比山东西南部更多地受到黄河洪水泛滥的危害。 因土壤盐碱化而导致的农作物产量低下和由于普遍缺雨而出现的水利灌溉困难是影响农业经济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 农业经济根本无法提供剩余产品进行商品贸易,因此93%以上的居民都务农。而这里的人口居住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50人以上, 远远高于山东省其他地区。同中国北方的整个情形一样,在这里,小农的家庭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未超出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 这就不能不导致乡村的退化。 乡村退化的典型症状则是农民家庭经济框架内农作物产量的低下与人口众多这两点的结合 , 就是说,集约耕作(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与人均收入下降(由于环境条件恶劣和人口过多所致)的联结。 在鲁西南,黄河向北改道之前也经常泛滥,这里的人们很久以来已经习惯于此了。与之不同,鲁西北的居民还没有多少同洪水共生存的经验。 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只能提供少量收入,以至于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科举功名获得者)大都出走了 。同其他边缘地区的情形一样, 他们的统治地位也被富农大户取而代之。 一旦儒学取向的精英离开了这个地区或者当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精英阶层,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秩序和稳定因素就失于匮乏了。 儒家精英们经常承担着重要的共同体任务,例如资助和领导像规划、建造和保护水坝之类的集体劳动。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他们往往会组织起第一批救助行动,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生产自救和重建公共秩序等活动。此外,他们担负着维持公学的责任。 现在,因缺少儒家精英而出现的权力真空被个别乡村首领或富农大户、民团头目、秘密会社、非正统宗教教派领袖以及到处流窜的强盗 和土匪等填补了。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因为缺少作用显著并且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及其广泛的联系网络形式出现的平衡力量, 政府衙门便获得了对农村共同体的绝对权威。县衙门的官员经常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提高附加税,索取贿赂。公益金,例如用于维修水坝 的款项,也常常遭到侵吞或挥霍浪费。如果没有某位精英的代言和积极参与,农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财政或组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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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3 兜胖胖 2015-3-16 00:30
  今年两会期间,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在两会小组讨论会上,虽发言不多,但仍很自如。   在13日上午,云南的小组讨论会上,云南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言期间,谈及“地方政府欠钱”问题时,仇和曾回应称:“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   “为什么?世界上有97%的国家是土地私有化,我们国家土地没有私有化,仅仅是私有使用权,30年、50年、70年,但是目前百分之百是政府所有。”   当天新京报记者曾向仇和递采访提纲约访,仇和第一次表示,“会看看采访提纲”;第二次说,“会认真考虑,要思考一下”。一直没有接受采访。   去年两会期间,仇和曾在回答全国雾霾“十面霾伏”的相关问题时说,“希望大家到云南去深呼吸,到云南大氧吧去享受一番。” ------------------------------------------------------------ 说实话,没看明白他这个话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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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全球化下的香港社会 —— 其实都一样(转)
热度 7 gordon 2014-9-29 17:26
香港人不知道,内地人也看 《志明与春娇》 内地的制造业也不再有了。 美国新增的岗位也都是些低端岗位,中产阶级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源自香港社会的裂变。 谁都知道,发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虽然视频尚不完整,但从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敌意”。 事件是一次内地香港矛盾的升级:从地铁进食风波到蝗虫事件,从导游耍泼风波到冲击驻港部队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现出与内地决裂的一面。 (一) 由于学业、家庭的缘故,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时往返于粤港之间。打过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讲实际、口语中不时蹦出几句英文。对于内地人,虽不算特别友好,但也不至于粗鄙。 局势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改变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好了起来,原来不屑说普通话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竟练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坏了起来,原来笑容满面的阿姐阿叔,突然变得极不友好,甚至怒气冲冲。 香港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背后是割裂的香港社会。 2008年经济危机对香港经济影响很多,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分化。作为香港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欧洲和日本需求严重萎缩,依赖出口的香港中小企业,包括在珠三角的生产型企业经营困难。 虽然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联手推出经济刺激对策,让香港渡过难关,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香港市民还是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比以往大幅减少。 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这里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鳄如李嘉诚者到内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到内地谋求发展的机会。 在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志明与春娇》的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为青年北上的群像。与其受困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如远赴内地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2008年开始,“北上”成为港人们找寻机会与财富的时髦路径。某财经媒体一篇文章称: “内 地澎湃的经济图景,为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获取丰富经验的香港人提供了广阔的创富空间,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因为这些香港经 理人能够最快速度地为内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国际知识以及企业文化。此外,另一个最直接触发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内地业务的大量开展。” 我认识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个代表。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在一家港资企业做高管,曾在北京、广州、深圳都生活过,不时冒出两句“京骂”,在港人中算是“内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输入法,使用的都是简体版的Windows版本。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嫌弃我们内地的穷亲戚?”他大笑说:“怎么可能!内地人是我们的金主,没有内地,我们哪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我们很实际的,谁让我们发财,谁就对我们有恩。”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格局的洗牌,让香港的精英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当年的路径,唯有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地融入内地社会,才有发展做强的机会。 当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卫视节目中一炮而红的邓紫棋莫属。谁说内地不是梦工厂?邓紫棋在香港娱乐圈据说混得很差,“说话得罪人,大佬不喜欢她”。 但当她鼓起勇气来到内地,并到湖南卫视参加节目,却一下子红遍全国!作为新生代的香港人,邓紫棋就能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货真价实的实力,敢打敢拼的勇气。哪怕国语不怎么标准,不妨碍她成为亿万内地人眼中的“90后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虽然如今的两地矛盾越发尖锐,但作为香港的精英却更加向往内地。这些精英不惧怕走到内地的平台中与各路高材生一决高下。输了,也不会没有面子,赢了,整个舞台都是你的。难怪有评论说“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 (二) 我认识的B女士,在香港一个超市当收银员。她四十多岁,离异,孩子10岁。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麦兜故事》中的“麦太”,一个人带着幼子艰苦地为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间大公司任文员,算是一个“小中产”,但后来,公司倒闭,她从原来的阶层跌落。 B女士只去过一次内地。她在18年前去过一次上海,因为“厕所太脏”“秩序太乱”,而且听不懂国语,就再也没有去了。 她非常重视手头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话来说,“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可能性”。她不会离开香港,也永远不会离开香港。 我最初认识B女士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对我非常友善,跟我买了过很多零食。她会说,这个饼干内地没有,你试试,很好吃。这话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的“秀优越”。那个年代,大部分香港人还非常简单,希望让内地客尝试最好的食物、游览最好玩的乐园,以及对香港留下好印象。 但现在,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很多像B女士这个年龄段的人成为人生的输家。他们在香港社会中艰难生活,承受着高房价、高物价的煎熬。 他 们一再试图回归中产阶级,但绝望地发现,很多工作岗位已经被内地优才所挤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高材生,除了粤语水平有所欠缺外,无论是综合素质还是 工作热情,远胜于这些上了年纪的香港人。而目睹来港消费一掷千金的内地土豪,又会让他们感慨万分:自己反而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 有学者总结,这叫结构性失业。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偏食的后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香 港作家陈冠中说,“失业打击了我们这代部分人,而将继续打击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业率之所以还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于特区政府开发“低价值、 高就业”的机会,比如快餐店职员、清洁工、收银员等。B女士就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产阶级变得遥不可及。 这个群体的香港人,变成了超级大都市中的贫民。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最排外的,往往是社会底层之人。他们太过脆弱,没有生存技能,没有竞争优势,甚至脑子也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冲垮了他们小富即安的香港梦,他们必须接受挑战,哪怕他们完全不具备应对能力。 他们未必真的会侵略内地客,但他们会成为视频中冷漠围观的路人。当内地客遭到欺负、攻击的时候,他们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头,一位讲国语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问路。B女士爱理不理,态度并不友好。听说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轻的内地女子。 (三) 一 个城市,总有精英和穷人,双方观点不一致也是寻常的事。但第三股势力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这就是一群喊着“港独”口号的青年。他们大多是80后、90 后的青年,他们冲动、偏激,任务是“捍卫民主”“捍卫本土价值观”,会唱“蝗虫歌”,在网络上发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ID 号是“热血公民”的阿K,就是这样一个人。他28岁,开了一间玩具模型店,但生意并不理想。他没有考上大学,中七之后就出来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学录取比 例只有30%左右),在社会上打混10年尚无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学的书友,也没有谁特别优秀,虽然不少人进了500强公司,但也被生活反 复折磨,每天加班,累而无所获。 阿K陷入了一种“殖民怀旧”的情绪中,总认为是“97回归”破坏了香港的繁荣。据说,他每晚会听上世纪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个梦想》,也会看无线的老剧集,比如《笑看风云》,常泪流满面。 这 一代香港年轻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种社团。社团生活是他们寻求自我坐标的一部分,在网络空间上,“港独”这个词如野火一样蔓延。阿K等人将自身的挫折,视 为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国民教育”的推广,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机在网站上发表宏论,甚至连玩具的测评,他都要喷喷内地人,将玩具论坛弄 得乌烟瘴气,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与内地夫妇发生冲突、拦着婴儿车的两个年轻人,正好与阿K同一岁数——这种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但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既脆弱又蛮横,容不下一泡内地儿童的童子尿,又在错误时机中显示强硬。香港本地的批评者将他们形容为“废青”(废掉的青年),恐怕并不过分。 最近,台湾的反服贸运动上演得轰轰烈烈,在强调捍卫本土价值观的同时,也提出了针对内地的口号。台湾学生“行动宣言”中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是不愿意面对竞争的青年……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和机会。” “港 独”运动与其在本质上也极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本土觉醒运动”。全球化浪潮将重新引导国际分工,造成各国、各经济体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方式受到 冲击。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每年总有弱势群体——农民、工人、边缘人冲入主流视野,提出反对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甚至要求某一区 域进行自治。这只是弱者一次呼号,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国际城市自居,但在东亚,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一极,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内地经济体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为弱势群体,成为了反体制的呼号者。 虽然张牙舞爪、强词夺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时代所抛离。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标,还活在《笑看风云》的时代中。当他们试图取笑一个2岁的内地儿童时,他们已经“废”了。 (四) 香港的发展,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有人能在中国的发展中寻到机会,并获得巨大舞台,从而成为新贵; 有人却受制于内地人才的冲击,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活在无休止的抱怨中; 有人成为了偏激的爱港者,不愿努力,不求上进,怀念往日的荣光,在网络上与内地人谩骂……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的裂变。 在内地儿童便溺一事上,内地人也需反思。的确,作为长期基础文明不过关的内地人,要补的课还很多,包括过马路、排队、上厕所等等。但在这件事上,港人无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剧的经济形势变化下,优越感荡然无存,自我迷失,逃避现实、怯于接受挑战…… 陈 冠中曾经在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总结:“香港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 钱不如买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这种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但香港经历了十年的徘徊,“发容易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已经2014年了,香港人应当重新回到原点。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这里的人曾经援助过经历天灾人祸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义所劫持,不要沉寂于30年前的回忆而不能自拔。 《麦兜故事之菠萝油王子》有一句经典台词:“爸爸活在过去,妈妈活在将来。只有我,留在现在。”这反映了当代港人的迷惘:过去的不可追,将来的怎能如愿,能把握的就是当下——追寻“现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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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NYTimes:清华教授劝诫港人接受“不完美”普选
热度 13 一丁七丈三 2014-8-30 16:01
香港——周四,在北京就香港选举规则做出决定前夕,中国一名顶尖学者给出了一系列理由,解释香港700多万居民为何应该降低对西式民主的要求,并坚称“不完美”的民主胜过没有民主。 香港将在2017年通过普选选出最高领导人,即行政长官。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就该地区应如何进行选举,给出指导性意见。 北京的态度是,候选人必须接受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审查,但民主活动人士和亲建制派人士均表示,提名委员会会筛选出所有被北京视为不可接受的人。 周四,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在香港发表讲话时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民主”是完美的。 “绝大部分香港人和中央政府都希望看到2017年实行普选,”他说。“我们不应该让人们失望。多就是少,少就是多。不完美的普选胜过没有普选。要给未来的发展留一些空间。”在外交部的安排下前往香港解释新规则的王振民还向香港民众保证,和已发表的报道相反,随着中国自己向一个更依赖规则的制度发展,香港的独立法庭将受到尊重,并在未来几年里蓬勃发展。他说,称法官将受制于“爱国”的政治要求的报道,是对中国的一份白皮书的误解造成的。但他的陈述主要围绕的是这个原英国殖民地的选举规则。一名对北京的考虑有所了解的人说,全国人大几乎肯定会坚持要求候选人接受提名委员会的审查,提名委员会不会允许公众直接推举候选人。因为相关讨论性质敏感,这名人士要求不具名。 香港立法机构中的民主派誓言将阻止任何不考虑自由、公平选举的措施,一个由宗教领袖、学生乃至香港金融界部分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则誓称,如果政府的计划限制谁将出现在选票上,他们将进行大规模抗议。在身为亚洲顶级金融中心的香港,这类抗议可能会扰乱商业。 王振民承认,香港对北京的意图存在不信任。中国同英国签订的一项协议为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铺平了道路。根据该协议,香港的运行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香港民众享有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多项公民权利,包括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许多香港人担心这种自治权正在被侵蚀,并以媒体最近受到的压力,以及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发布的一项有争议的政策文件为证。 王振民说,“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我们在建立香港与大陆的互信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大进步。” 他把北京中央政府比作一位绝不会做任何事去伤害自己孩子的母亲。“母亲总是会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他说。“她的目的很单纯。” 王振民还表示,控制提名过程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这个至少名义上仍在实施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说法是一个不寻常的理论飞跃。 “我们得照顾到每个阶级,”他说。“每个群体、每个人、不论贫富。不能忽略任何人,不能落下任何人。尤其是在实施普选后,那些利益被会他人分享的人。”许多香港商业大亨一直担心民主制度会促使香港开始实施欧式福利制度,为了支撑这种制度,他们就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款。数十年来,香港一直被视作世界上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些商业巨头就处于香港社会阶层的顶端。自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一个约由1200名选举人组成的委员会——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机构——的坐席都被这些大亨占据,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就来自这个阶层。 王振民提到了十多年前,允许资产阶级进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上的变化。所谓的“三个代表”政策正式结束了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敌视商业阶级的官方态度——即中国的成立就是为了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但是在周四,王振民的态度似乎又进了一步。他把富人的利益放在了其他人的利益之上,称他们在香港享受的权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 “尽管是一小群人,一个非常小的人群,”王振民说。“但他们掌控着香港的经济命运。如果我们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香港的资本主义就会停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认可在香港实施普选,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香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说,在民主社会中富人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个观点,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不符。李柱铭参与了一些香港法律的拟定,这些法律将在2047年以前单独适用于香港。 “美国有共和党,英国有保守党,对不对?我是说你可以组成自己的党派,”李柱铭在王振民讲话后接受采访时说。“没有理由要去违反法律规定,然后使他们的利益凌驾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我们谈论的是权利平等,他们并不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特权。”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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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泡沫并非房地产
热度 4 gordon 2014-4-7 06:31
【房地产泡沫与产能泡沫】与固定投资相比,房地产买家杠杆率并不高,前者的融资中,大量依赖信贷、债务与 短期债务 融资。从这个角度讲,当今中国最大的泡沫并非房地产,而是产能。中央政府选择打压房地产而非重复建设,从经济学上讲,可能并不正确。 ×××××××××××××××××××××××××××××××××××××××××××××××××××××××××××××××××××× 其实我们的泡沫是产能泡沫。房地产只是替罪羔羊, 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危机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也对。 抑制产能泡沫才更重要 ×××××××××××××××××××××××××××××××××××××××××××××××××××××××××××××××××××× 高储蓄问题 储蓄本身也可能是内生的,与高比例投资相关;而用好储蓄的标准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即按照回报率最大化来配置资源;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一定是用好储蓄的最佳方式。 ×××××××××××××××××××××××××××××××××××××××××××××××××××××××××××××××××××× 弗里德曼论大萧条中美联储的四个错误:1)1928年为刺破投机而提升利率,2)1931年为保卫黄金储备而提升利率;3)1932年没有意识到真实利率 奇高而拒绝降低利率;4)没有致力于防止银行挤兑。 注:现在利率工具已经失灵了,别迷信利率。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调结构,这才是最重要的。 ×××××××××××××××××××××××××××××××××××××××××××××××××××××××××××××××××××× 中国经济不像当年华尔街经济危机,首先是从部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开始的,比如雷曼兄弟的资金链断裂,导致雷曼兄弟倒闭,其信用危机传到到整个市场,信 贷抵押物价值快速下跌,所有的金融市场价格跳水,最后酝酿整体经济的信用危机。 而亚洲金融危机则首先从本币的贬值开始,贬值导致资金出逃,出现信用危机,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破裂从而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不同于以上现象,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地区性、板块状的危机,并呈现危机向周边蔓延扩大之势。 中国经济出现以上不同的特点,原因有一下几点:首先是,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超大型经济体,经济内部回旋空间较大,又由于发展阶段和自然禀赋不同,其经济调整过程将是一个叫长期缓慢的过程,在全国范围看,激烈的动荡可能不会在前期出现。 其次,中国经济又是一个地方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因此呈现了地区性,一般按照行政单位和经济自然形成的区域呈现共性, 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出现共生性,地方政 府成为民营企业的保护神,他们共荣共生,但是地方政府的力量来自于民营企业,一旦民营企业出现问题,其实政府的实力立即枯竭,地方政府能力极为有限,这就 是地方政府在后期往往无能为力的原因。 另 外,中国金融体系不发达,金融服务空缺大,形成了脆弱的民间金融,这种状况加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也容易形成蔓延之势,而商业银行往往处于强势状态,出现 问题立马停贷抽贷,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就是银行不良贷款没有出现大规模爆发的原因,也是民间借贷大面积恶化的原因,同时信用没有出现激烈动荡的原 因,在民间金融和银行博弈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当然不是对手,他们承担了经济危机的成本和恶果,留给商业银行的更大的成本尚未出现,就看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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