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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地主瞎侃#瑞典中国游客事件
热度 51 landlord 2018-9-18 03:44
瑞典这事儿,我从一开始就关注,但一直没发声。其实我自己对这事儿的看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披露,也是在不断调整。现在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就来说说。 这事儿可以分成3个阶段:1.旅馆赶人;2.警察把中国游客一家强行带走;3.警察“释放”当事人一家。我就一条一条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旅馆赶人。这条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旅馆店有没有权力把人赶出去?有!根据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常识”(下文里会常用这句,呵呵),很多商家都有个条款叫“我们有权向任何人拒绝提供服务”。但是,把客人,尤其是即将入住的客人,赶出旅馆,绝对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任何人说(国外,尤其的西方)旅馆赶人很平常,说这话的不是见识少就是别有用心。我在国外住酒店的次数起码上百次了吧,很多情况都见过,旅馆赶人还真没见过。 为什么赶人?好像有不同的解释。从现在了解的情况,我归纳一下:1.这个旅馆是二星级的,不是什么青年旅社;2.接待厅挺大;3.当事人一家应该是在晚上10点到1点之间到旅馆的;4.据当事人说:旅馆客满无法当时入住;刚开始旅馆对他们一家呆在大厅是许可的。至于为什么旅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旅馆方语焉不详,我也不能只听当事人的一家之言。所以这个问题至今存疑,有监控视频就好了。 第二,旅馆报警,警察赶来将中国游客一家强行带走。 这个阶段,从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瑞典警察确有一些问题,但责任更大的是游客一家。在国外这么多年,尊重警察的执法权早就是常识中的常识。老老实实听警察的话,别硬顶。虽然我可以理解儿子对父母健康情况的担心,但撒泼打滚对抗警察实是此事件中当事人的最大污点!这种情况下被人抓上警车我只能说是当事人咎由自取。当然,警察对老人暴力执法,不顾(不相信)老人生病也是有点过。但是,总而言之,这个阶段错主要在当事人,这个地没法洗。你可以指责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赶人;但没法指责警察抓人上车,因为你不配合人家警察执法啊! 第三,警察把中国游客一家放到公园(或称坟场)。 先说一下这个地方。关于地点很多说法,我一一分析一下: 1. 地铁站附近。我觉着不可能。根据常识,凌晨2点,地铁应该没运行,甚至地铁站也应该是不开门的。所以警察把人放在这里,即没法坐车,也没法进站等天亮。我不觉着瑞典警察这么没人性。 2. 教堂门口,而且还24小时有收容。开玩笑吧?24小时开门的教堂?真的?按我旅居国外20多年的“常识”,我不信!收容所我信,教堂我不信,欢迎打脸,让我也涨涨见识。 3.什么3分钟到皇宫?!这话说出来您自己信么?设想一下北京警察捉了盲流,干脆开到天安门(或中南海)附近把人放了--这画面真的太美。。。 放人地方什么样子,我大胆的推测:应该是比较安静,而且,我更大胆的认定附近一定有长椅!根据我的“常识”推理,警察就是想让中国游客一家子在那里睡一觉等天亮再爱去哪去哪。至于是坟地还是公园,我觉着倒是不太重要。可能国人比较膈应坟地,但我在国外待久了,我到觉着无所谓,反正有长椅睡觉就行,这也是警察的“好心”。 “所以你是觉着警察做得对喽?”可能有人会问?No No No。放人这个事儿在整个事件中,是最让人气愤的地方!根据报道,瑞典警察不是第一次在那里放人了。上次放的什么人?难民!我在大胆的推测一下,国际瑞典警察抓了当地的无家可归者也会在那里放人。网上的各位对难民问题言之汹汹,没想到吧?在瑞典警察眼中,中国游客(虽然您是来送钱的)和那些“要钱的”其实是一个档次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歧视!!想给瑞典警察洗地的,请找个人家把西方(白人)游客也扔在那里的例子来给我上上西方人人平等的课! 瑞典警察把中国游客和难民一视同仁的这个事儿真是令人气愤,尤其是对我这样旅居国外多年,还正计划去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而言。说我敏感也罢,这事儿一定不能置之不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话对自己也就罢了,但海外华人出事的时候说这个就不合适!被人家歧视了(或疑似歧视了)您还在自我批评,那只能助长别人的气势!宁可对自己人呵护的过一些,也比漠然置之或帮着外人说话好! 我看了瑞典记者对中国主瑞典大使的采访,建议大家也去看看。从问题中看看瑞典人对咱中国人的态度。我原来对瑞典不太了解,这次事件中才看到上次有瑞典人在中国被抓瑞典政府对咱的行文,瞧瞧人家那语气,那态度。为什么中国使馆这次言语咄咄逼人,有“犯汉者虽远必诛”(网友语)的感觉,因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以前一向是有事儿就朝我BB,有嘛反华提案就跳出来掺和,我们看你不爽很久了。所以大使这次这态度,我支持! 有句话叫“会闹的孩子有奶喝”,在国外感受颇深。至于那个把人家以前在荷兰旅游的照片冒充事发第二天旅游照来帮外国人洗地的国人,我就俩字:无耻!
个人分类: 胡说八道|262 次阅读|18 个评论
分享 统治与教育,海外华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自干五 ——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 ...
gordon 2016-7-25 15:20
现在的中国学生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 ********************************************************************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 ,“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它 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 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 “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 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 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 就拿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 盲 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 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 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 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 “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分析: 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 “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 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 ,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 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 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 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 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 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 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 最难的,因为 他们并不愿意回国 。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 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 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 这 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 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 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 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 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 ,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 得20美元报酬的人 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 ,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 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 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 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 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 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 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 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 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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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我要是多年前,就会这个就好了
热度 2 gordon 2016-3-27 03:27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风格,和海外华人在别国的行事风格非常相似:不惹事不管事总想着闷声发小财(大财不敢指望也不可能),没有权力和权利意识,天塌下来有别人顶着,以为用痴情等待幸福就会慢慢停靠。“我兔”世界观人生观都有问题:没有自由意志,不敢承担责任。 *********************************************************************************** 注:呵呵,为什么中国人有钱 美联储为什么输了 (先储蓄才能投资呢,大哥) 多努力,不做过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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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我并不是脑残
热度 3 gordon 2014-9-22 11:31
有网友认为我是脑残,其实我并不是脑残 中国除了政治因素外,学术也很差。 刨去政治因素,中国在想当长的时间内,都很落后。 我们没有数据,没有调查资料,得不出什么有用的结论。 在中国,想要出人头地,要比信息透明的地方艰难的多。当然这有一定的 “信息红利” 。可能信息透明的地方,充分竞争后利润就没有那么高了。 现实的困境。我现在对谎言尽量少的评论。 主要是是针对谬误,这是类似自然科学的一个领域 。 谎言是因为有利益呢,跟自己没有切身利益关系,没有必要跑出来 做 “新闻发言人”。 我好久都不谈这个了。 我现在主要说谬误,不谈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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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海外华人 “自干五” 现象调查(转)
热度 5 gordon 2014-9-19 06:18
注:我只是很奇怪,好奇,这是为什么呢? 刚来美国时就发现,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倒是和极左网站非常一致。刚开始我也不太理解,总觉得喝过洋墨水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民族仇恨才对。但是在美国呆了几年以后,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妙。留学生群体(包括在读的和已经毕业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之处,而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有很强的因果关係。 一.缺少在历练中「去狼奶」的过程 每一个中国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民族主义的信息轰炸下长大的:学校的各种仪式、教科书、横店出品的抗日剧、儿童读物中的政治植入、奥运会亚运会期间的媒体狂欢……这些大家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问题是,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华人在这方面格外严重?换句话说,为什么很多没有出国的墙内之人反而能在成年后逐渐摆脱早期的民族主义植入? 据我观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的年轻人往往在毕业后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历练(官二代除外),从而其中一些心智较健全者很快认识到自己的压力并不来自于外国人,所谓国家利益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可疑。以我个人为例,虽然年轻时也算比较反叛,但是一直到工作以后和各种机构打过交道,才慢慢体会到政治寻租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大摧残,也才发现缺少政治问责的坏处不仅仅是贪污点钱那么简单;而知道这些以后才逼迫自己去看更多材料,以至于进一步求学。 但是像我这样工作了几年才出国的留学生属于少数,绝大部分是直接考研(如果有钱的话,直接考本科)出国的。他们恐怕一辈子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行政审批,没有自己掏钱看过大病(更别说给孩子看病),因而也就丧失了在生活歷练中「去狼奶」的机会。虽然他们不用翻墙,有更好的资讯来源,但是有些东西,是切身痛苦代替不了的。 注: 当个科长,到哪儿都受人待见 。受人尊敬,但是不挣啥钱。 对于“洗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留学的筛选过程 什么样的人容易留学?不好说。但是有两个规律是很明显的。1.理科生比文科生比例大;2.有钱的比没钱的比例大。这两点都有可能导致境外中文舆论的民族主义倾向。 请注意,我在这里没有给理科生贴标签的意思。其实我本科的时候也是理科生。但是从比例上看,理科生阅读人文书籍、思考社会问题的比例确实要略低一些(我没有收集过数据,当然无从判断其统计显著性,只能是一种感觉)。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阅读人文书籍,而多半是没有时间。考托考G然后出国以后再应付美国研究生魔鬼教育,谁有心思操那份閒心?偶尔想关心点国家大事怎么办?只好混留学生论坛,和其他的理科生讨论,故而获取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 至于家境上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性」)就更明显了。在国外见到的农村学生不是没有,但是比例多大可想而知。在一个雨都挡不住的残破校舍内上小学和初中,没有电脑也没有海量的印刷材料,甚至付不起午餐费用,这种情况下能考上大学已是奇迹,更何况上名校,进而申请出国?所以,你如果去美国的那些留学生父母经常聚会的公园和他们聊聊,就会发现,他们中体制内的人士居多,甚至经常一起唱红歌。这些家庭的孩子的国家认同感当然会高于平均值,也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 三. 异国生活的失败感 学语言的黄金年龄是20岁之前。凡是本科毕业以后再出国的人,除非有极特殊语言天分,英文想达到挥洒自如的程度,绝非易事。英文好的人有,但还是那句话,比例太小。 当然,语言不好并不代表挣不到钱。即使一些留学生抱怨公司里受老外排挤,多半是一种错觉——人家没事排挤你干嘛?我从没有观察到中国留学生有任何经济上的挫败感,相反,拿自己和美国「红脖子」相比的时候,优越感倒是不少。所以,留学生的失败感更多是社交上的。比如聚会的时候别人聊天的内容听不懂也插不上嘴,感觉可想而知。这绝非老外故意排挤,只不过他们和同样母语的人说话更自如罢了。 朋友圈子的狭小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一旦涉及到男女关係,负面情绪就会大爆发。不信你去看看留学生论坛上是怎么恶毒攻击那些嫁给外国人的中国女性,很多词汇简直不堪入目。我并不喜欢从中国文化上解释这些现象,事实上国内舆论早就对跨族婚姻持非常宽容的态度。但是留学生是个很特殊的群体,由于语言上的不自信,和美国女生约会的男性中国学生实在是非常罕见,我来了这么久还没见到过。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种族歧视云云,其实和这没关係。第二代华人里面娶本地女性的就很多了(我以前的一个邻居就是)。说到底还是语言能力的问题,两性相处的过程尤其需要表达各种微妙的意思,男方还要承担起讲笑话的功能,语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是不可想像的。 这种情况下,单身留学生的终身大事就只能内部解决,但是又要面临两大问题:基数小的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你想,即使生活在母语城市,面临上百万的异性,一个人要找到合适的伴侣都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如果生活在一个只有几十人,最多百把人的留学生圈子里,择偶的困难有多大?更何况,在这个小圈子里,男性的数量远远多于女性(理科生多於文科生的间接后果),男性留学生的焦虑感可想而知。所以,他们对外嫁女性的恶语相向也不全是道德或文化原因,无非是地球上多数动物都有的择偶焦虑而已。 想像一下,一头长期处于择偶焦虑之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当看到非常有限的潜在配偶群体经常被另一个部落的雄性拐走,他对那个部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绪?这时候,即使他朋友的住宅刚刚被本部落首领强拆了,他恐怕也顾不上义愤。相反,他可能还寄希望本部落首领有朝一日兵强马壮,为自己出一口恶气。 相比之下,国内的男性当然也有非常强烈的择偶焦虑。但是在整个中国这个超大型部落里,被外国人娶走的女性实在是比例太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就算全世界发达国家的适龄男性都加起来才多少人?那么,国内男性的焦虑从何而来呢?他们观测到的对手不是老外,而是那些坐拥三奶四奶的秃顶权贵,是刘志军、雷政富,是海天盛宴;他们心仪的女性有的早已因為生活所迫而沦落风尘,也有的虽然衣食不愁,但在高房价之下也断不敢嫁给无房户。虽然焦虑同样存在,但是国内男性在性选择过程中的对手不是外族而是本族,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也就缺少强大的动力。 四.外国人奉承下的忘乎所以 一个老外跟一个不太熟悉的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会说什麼?会批评你政府的政策吗?当然不可能。并不是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一点意见,而是纯粹出于礼貌。既然对你唯一的了解就是你的国籍,那不奉承你的国家奉承什么呢?他们并不确定你的国家认同感如何,但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必须假设你认同感很强,以免出现尷尬。很多人初到国外,可能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观点,但是由于持续地被外国人奉承,不免下意识地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我女儿幼儿园开运动会之前,老师会让每个人写一个和自己有文化渊源的国家(大多数美国小孩都有美国以外的文化渊源)。运动会之前,让每个孩子举著自己写的这个国家的国旗入场。每个小娃娃举一个不同的国旗,看起来真的非常可爱。老师的原意当然是出於多元主义的好意,尊重每个孩子自己的文化背景。但是此举对于我这种父母来说,反而会觉得有点尷尬。我自己从小被迫参加各种和政治符号有关的仪式,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这样。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中国孩子的父母看到孩子举著国旗,恐怕会有不同的反应。他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代表中国的亲善大使,如果回去以后不在网上狠发两句为国争光的言论,实在有辱使命…… 也就是说, 对于老外来说,你的国籍是了解你的「信息捷径」 (这是个政治学用语,常用於一些选民借助候选人的种族来投票的现象)。即使你在国内是一个并无强烈国家意识的人,当你出国以后长期面对一些把你和你的国家联系起来谈论的人,不免会强化你的国家意识。 综上所述,海外第一代华人,尤其是留学生群体,相比于国内网民群体有几个显著特点:缺少被公权摧残的经历、人文社科阅读量少、家境相对殷实、择偶范围窄且被迫与外国人竞争、社交活动少、以及经常被人以国籍来定位等几大特点,那么,「海外自乾五」现象也就不足為奇了。这不是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是个认识能力问题,而多半是生活经历的问题。 国内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因為留学生怨气重重,而以為美国或其他国家亏待了他们。谁那么傻历尽千辛万苦跑道一个亏待自己的国家去? 幸福本来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不是说你到了哪个国家就自然享有。看到有个英国的研究(抱歉忘了具体出处),找到理想伴侣的人也就佔十分之一左右。但是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的国家,至少可以免除其他方面的后顾之忧(看病、食品安全、孩子上学、财產权、生育权等等),因而也就可以更全身心地追求幸福。何乐而不為?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华人,即使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因為国内养成的习惯忘记了怎麼追求幸福, 像「虎妈」那样异化為成就感的奴隶 。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问题。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很难有幸福感。 总之有经济条件或者有申请奖学金能力的年轻人,别被国外留学生的抱怨吓住了, 如果不出来感受一下太可惜。当然,如果有一天能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同样自由和安全,则连学英语出国的力气都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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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海外华人这样教育孩子?
热度 16 小淘 2013-3-4 14:48
http://you.video.sina.com.cn/api/sinawebApi/outplayrefer.php/vid=70996368_2036021381_ZkPkG3E6DG7K+l1lHz2stqkP7KQNt6nniWmyu1ClJgZYQ0/XM5GeYtQO5irQCNkEqDhAQ5g2fPgl0RU/s.swf Hidden tigers: why do Chinese children do so well at school? Children of Chinese origin, whether rich or poor, do incredibly well in school – but hardly any studies have been done to find out why Monday 7 February 2011 17.01 GMT It seems a hugely under-researched phenomenon within English education. But Jessie Tang thinks she has the answer. "It's mostly the parents. Chinese parents tend to push their children a lot, and have really high expectations. I think it's maybe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e have these days. They want u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Jessie, 18, an A-level student at Watford grammar school for girls, whose father arrived in England from Hong Kong, was being asked about what seems an amazing success story buried and barely commented upon within English schools ' results. The statistics relate to the achievement of pupils of Chinese ethnicity, revealed last autumn in a report by the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n inequality in Britain. This showed not only that British Chinese youngsters are the highest performing ethnic group in England at GCSE, which has been known for years. It also showed that this group seemed to be singularly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that goal of educational policy-makers everywhere: a narrow performance gap between those from the poorest homes, and the rest.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success of pupils of Chinese heritage came through the world's most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testing study, Pisa. This found 15-year-olds from Shanghai, China, easily outperforming those of all other nationalities. The domestic statistics show that, at GCSE, children of Chinese ethnicity – classed simply as "Chinese" in the data – who are eligible for free school meals (FSM)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all pupils, rich and poor. Not only that, but FSM Chinese pupils do better than those of most other ethnic backgrounds, even when compared with children from better-off homes (those not eligible for free school meals). A detailed look at the figures makes this clearer. Some 71% of Chinese FSM pupils achieved five good GCSEs , including English and maths, in 2009. For non-FSM Chinese pupils, the figure was 72%. Every other ethnic group had a gap of at least 10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children who do not count as eligible for free meals, and those who do. The gap for white pupils stood at 32 percentage points. In 2010, the picture changed slightly, with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FSM pupils (68%) and their non-FSM peers (76%) increasing to eight points. But it still compared very favourably with the equivalent gulf among white pupils, which was 33 percentage point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picture is similar. Remarkably, in 2009, in English key stage 2 tests, Chinese FSM pupils outperformed not just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 easily outstripping white children – but even Chinese pupils not eligible for free meals. Michael Gove, the education secretary, told his party conference last autumn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FSM pupils as a whole was a "reproach to our conscience". So what do Chinese pupils have going for them that other children do not? Anyone investigating this subject will be struck by the limited research available. Only one academic team seems to have looked into British Chinese pupils' experience in detail in recent years. The team, who interviewed 80 Chinese pupils, 30 Chinese parents and 30 teachers in 2005, identified several factors behind the success, although they stress that not all British Chinese pupils achieve. One explanation, though, shines through their findings. Becky Franci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director of education at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and one of the researchers, says: "Our main argument is that families of Chinese heritage see taking education seriously a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their Chinese identity, and a way of differentiating themselves not just within their own group, but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as well." Recent coverage of Amy Chua's book on "tiger parenting",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has also focused attention on parenting styles promoting achievement in children of Chinese ethnicity. The argument that Chinese families put especial value on education is sensitive territory, of course, as most parents would profess a commitment to helping their child do well. Academics also stress that the numbers of pupils classed as "Chinese" are small – only 2,236 took GCSEs last year, from a total cohort of nearly 600,000 – and resul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cautiously. However, there is tentative evidence, both from interviews with parents and from analyses of background values existing in Chinese culture, that family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is particularly strong. Some 13 of the 30 British Chinese parents interviewed said their children were also being educated at Chinese "supplementary schools". These offer tui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the weekends. Several of the parents also said they paid for tutoring outside school hour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among British Chinese families this was not related to social class: a number of working-class parents paid for this, too. Asked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Is education important?", all 80 pupils agreed. High parental expectations also seem to have been a factor in many – though not all – children's experiences. One pupil is quoted saying: "My parents expect me to get the best grades. And if I don't, then they'll continuously nag at me to do better ... Like if I get a B, they'll be like, 'Why didn't you get an A?'" A paper presented at last year's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 covering performance across all ethnic groups, found no link between the occupation of Chinese pupils' parents and their GCSE scores, unlike for children from all other ethnicities. Ramesh Kapadia,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London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Education, who presented the paper, says: "I think within Chinese society, there is an emphasis on practice. Children are told: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practise, practise and practise it again and you will get better'. It may be that this helps to motivate pupils when the rewards can seem a long way away." There is a mixed picture overall, though, as to how far this school success is being translated into employment prospects. The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report found that British Chinese men and women were twice as likely to be in professional jobs as their white British counterparts. But average earnings remained around 11% lower throughout the population than for those classed as "white Christian". Whether the Chinese experience can be replicated among other pupils is debatable. Some might see evidence that Chinese families emphasise hard work, and the results that follow, as simple proof that all can succeed, given the right attitude. However, Francis says such a view should be treated cautiously, the team's 2005 paper arguing that "Chinese constructions of ethnic identity and education are very specific". Much research has shown links, generally, between poverty and underachievement. Jessie, whose father works in a takeaway restaurant and whose mother, originally from Malaysia, works at Heathrow airport, has 12 GCSEs including six A*s and an offer to read music at Royal Holloway, London. She attended a Chinese supplementary school from the age of five. She says many Chinese families are keen on their children pursuing careers in medicine, so she is "rebelling a bit", but wanted to pursue a subject she enjoys. 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was unable to point to any particular study it has commissioned to look at British Chinese pupils' success. Given the scale of that success, it seems surprising that the phenomenon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further. 隐藏的老虎,为何华裔学生在学校里表现得这样优秀? 在英国的教育界,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还少有人研究。但是Jessie Tang认为她知道答案。 “主要还在于父母。中国的父母更喜欢督促自己的孩子,并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并不像我们一样拥有这么多的机会。他们希望我们比他们更优秀。” Jessie,今年18岁,是英国Watford文法女校的A级学生,她父亲从香港移民至英国。被问到是什么使她在英语学校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时,她作出了如上回答。 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在去年秋天发表的一份有关大不列颠的不平等现象的报告中列出的统计结果表明,学生的成绩与其中国后裔的身份有关。 该报告显示,在普通中等教育考试(GCSE)中,英国的华裔学生不仅在英格兰的所有族群中表现得最为优异——多年前已经广为人知——而且它也表明这一族群还极其惊人地达到了一个所有教育政策制定者都想实现的目标,即缩小最穷困家庭的孩子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孩子之间在学业上的鸿沟。 另一个表明华人学生学业成功的证据是最知名的国际学习考察组织PISA的统计结果。它们发现来自中国上海的学生在成绩上表现得比其他国家的要优异得多。 国内的统计结果表明,在中学毕业考(GCSE)中,那些族群一栏只填“华裔”的享受学校免费午餐的学生,他们的表现要高于全体学生的平均值。 不仅仅如此,FSM(享受免费午餐)华裔学生与其他族裔的FSM学生比起来也表现得更好,甚至也优于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享有学校的免费午餐)。 如果对这些数据进行更仔细地研究,结论将会更为清晰。09年,71%的FSM华裔学生能得到5个优,包括英语和数学。而非FSM华裔学生则达到了72% 与其迥异的是,其他族裔学生在FSM和非FSM之间则至少有10%的差距。而白人学生在这个方面是32%。 到了2010年,数据变动了一点点,FSM华裔学生(68%)对非FSM华裔学生(76%)比上一年高了8个百分点,但是与白人小孩的33%比起来,仍然显得非常平均。 在小学获得的结果也与以述数据接近。另人印象深刻的是,在09年的英语第二关键段考试中,华裔的FSM学生的表现不仅比其他族裔的FSM学生要好,轻松超过白人小孩,他们甚至还超过了那些不享有免费午餐的华裔学生。 教育部长Michael Gove在去年秋天一个党代会上说,FSM学生作为一个整体在学业上的表现是“对我们良心的拷问”。但是为什么那些华裔学生可以做到而其他孩子不行呢? 任何调查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被有限的研究结果所阻挠。近年来,似乎只有一个学术组在具体研究英国华裔学生的经历。 他们在2005年访问了80个学生,30个学生家长和30名老师,尽管研究者强调,不是所有的华裔英国学生的学业都很棒,但他们还是总结了其成功的几个因素,有一个解释则格外引人注目。 Becky Francis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客座教授,也是皇家艺术协会的主任兼研究员。她说:“我们的主要争议在于华裔家庭严肃看待教育问题并将其作为一个使其在族群内脱颖而出并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核心竞争力。 最近关于Amy Chua的新书《虎妈战歌》的报导,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华裔父母提高其子女成绩的方式方法上。 人们争论华裔家庭将教育赋予如此重要的价值是一个敏感话题,当然,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致力于帮助他们的孩子表现得更好。学者们也强调华裔学生的数量很小,在去年参加GCSE考试的近60万学生中,他们只有2236人,因此,要谨慎地解读上述的数据。 然而,通过采访家长和分析中华文化中存在的普遍值观我们发现,华人家庭对于教育格外重视。 受采访的30个英国华裔父母中的13个称,他们的孩子还要在中国的“辅导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在周末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 几个家长也说请过课外的辅导老师。研究人员发现在英国的华裔家庭中,这样的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无关:许多工薪族父母也会为此而让荷包放血。 在被问到“教育很重要吗?”这样的问题时,(受采访的)所有80学生都回答是。看起来父母的高期望似乎也促成了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孩子的经历。 一名学生说:“我的父母希望我可以拿到最好的等级,如果我没做到,他们就会不停地在我耳边唠叨让我表现得更好……就像,如果我拿到一个B,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你不拿上A回来?’” 去年英国教育研究协会会议的一份文件分析了全国所有族裔学生的表现,发现华裔家长的工作与他们孩子的GCSE分数没有关系,而这与其他所有族裔的结果不同。 伦敦大家教育学院的客座教授Ramesh Kapadia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我认为中国社会特别强调训练。人们教导孩子:‘如果你想学点什么,那就去做练习、练习、再练习一次,这样,你就会提高',当成功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时候,这样的文化可能帮助激发了这些学生的斗志”。 还有一个总表,显示了学习成绩在多大程度上会转化为工作上的前景。平等与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华裔英国男性和女性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数,两倍于同他们情况相当的白人。但是他们的平均收入则比与其相当的“白人基督徒”低大概11%。 然而,Francis称,应该谨慎对待这样的观点。05年作调查(指上文提到的那个采访了几十个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团队——译者)团队也质疑“华人民族文化和教育的特殊性”这一观点。许多研究也表明(在华裔中)贫穷与缺乏教育之间存在联系。 Jessie的父亲在一家外卖餐厅工作,她的妈妈来自马来西亚,就职于伦敦希思罗机场。Jessy有12个GSCS,包括6个A,并得到了一份去皇家霍洛维学院读音乐的通知书,该学院位于伦敦。Jessy自五岁开始便参加中文课外辅导班。她说,许多华裔家庭非常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从事医药类的工作,所以她“有点另类”,但是她更希望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当教育部调查华裔学生的成功之秘时,它甚至不能指出任何特定的研究。有鉴于举得此等成绩的广度度,我们竟然没有进一步调查这一现象,这实是让人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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