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学生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


********************************************************************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 ，“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它 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 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

      “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

       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就拿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盲 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 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 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

“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分析：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 “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 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 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

        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 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 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 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 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 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 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 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 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 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 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 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 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 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 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 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 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 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 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 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