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虽然个税的浮动税率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作用毕竟有限。另一方面,高管能力的高低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确实很大,所以股东们不得不接受高管的高要价。这是个挺纠结的问题。除非外部有限制(如法律),否则这个问题会继续存在。 ' s. R/ g5 y9 s w- X 2 y4 R0 z. Q8 P
美国过去30年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大幅度上升,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事实。普通人最流行的解释是高层管理人员是邪恶的,尤其是由于公司管制很弱,他们的收入不是由股东,而是由自己决定的,因此无限制的上涨。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现在的高管可能是邪恶的,但是60年代的高管也不是天使,因此这个理论只能解释解释高管收入高,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过去30年高管收入增长这么快。尤其是过去三十年董事会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应该观测到同现实相反的结果。类似的,不仅高管人员的收入同普通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大公司高管的收入增长要比小公司快很多,这个理论也解释不了。+ y+ Q `! T# w/ I. E, @# k: C
8 l; B5 y# V( b" S) p( }4 g经济学家的一种解释是过去三十年高管收入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你看一下数据,高管基本工资的增长并不快,我们观测到的收入大幅度上升主要在于股票期权的大幅度应用(你提到的bonus占的比例并不大)。高管收入直接取决于公司股票的表现。他们承担的风险比30年前大很多,因此需要相应的补偿。按照这个理论政府通过法律限制高管收入只会导致高管的合同回到60年代,没有激励部分,对整个经济不利。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一些事实也解释不了。 7 `% C0 t( c9 y ! K+ w6 x) D: B/ n/ f p d5 D过去30年企业高管收入的迅速增长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Occupy Wall St. 抗议的收入不平等变大并不只表现在99%同1%的差距或99.99%同0.01%的差距变大上。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收入增长比高中学历的快,硕士学历的收入增长比本科学历的快,0.01%的收入增长比1%快。象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他们收入的增长速度同大企业的CEO一样远远超过普通人。我个人觉得很有道理的一种对高层管理人员收入增长的解释就是明星效应。过去30年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化使市场变大,增大了CEO能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因此能力特别强的CEO在同公司谈判合同时,可以拿到更大的份额。拿体育界作个类比,新的媒体形式,象有线电视,互联网等大大扩大了NBA或者英超联赛的财源,全球化扩大了体育市场,体育明星象Lebron James的收入自然水涨船高。美国最大公司的规模在过去30年间扩大了8倍,美国最大公司CEO的收入过去30年间也增长了8倍。假设CEO对资产平均收益率的影响不变的话,这一点就可以解释CEO 收入的增长。) O" V) H( h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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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过去30年德国,尤其是日本高管收入的增长速度远慢于美国和英国,这个理论不好解释。另外,现在的大公司的市值有几千亿 美元,假设能力最强的CEO象Steve Jobs对每年企业业绩的影响超过10%的话,这个理论预测他的收入应该超过上百亿美元。我们要解释的问题变成为什么观测到的CEO收入那么低了。6 U& `' B) F* s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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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高管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取决于你认为高管人员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如果是现在的高管特别贪婪,侵蚀股东的利益的话,干预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原因是技术进步,全球化等等,政府干预会扭曲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效率。就你具体的建议。我觉得你是企业的中高级 人员,自然想将收入同高级管理人员收入绑定。但是反过来,将你的收入同企业最底层人员的收入绑定,你还会觉得这是个好政策吗?如果收入差距增大是由于外在的技术进步,这种绑定明显会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阻碍经济增长的。 . g0 v. Z3 `5 ^7 D7 m + g- }/ s$ C6 j
本帖最后由 晨枫 于 2011-11-23 07:56 编辑 * {7 p' b: D, {) X$ Q/ d
Dracula 发表于 2011-11-23 02:27 ( t: P. k0 A5 E0 w! u% g+ c) X) v3 O
美国过去30年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大幅度上升,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现在也没有 ...
c! I1 c; ]7 N n( P & D0 Y' Z. s' }5 q* Z, M5 s. a同意你的明星效应的说法。这在实质上是企业效益短期化的表现,绩效以股价和market capitalization为准。问题也出在这里:股价和market capitalization是动态的,如果高管决策导致短期升值但长期贬值,在高管任期内不能反映出来,而这正是大量美国公司的问题所在,导致很多问题结构化了。另一方面,对于任何公司,相对稳定的是员工和薪酬总量。高管的个人行为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股价和market capitalization,但只有员工的集体行为才能保证公司的长远健康。这才是把高管和员工(包括所有层面)的平均薪酬捆绑的原因。如果不用法律重新level the playing field的话,但靠公司自己是无法走出这个死循环的,正如你所说的竞争力原因,还没有改革好,有能力的高管都跑了,短期、长期绩效都完了。这引出另一个问题:在高管也全球化的今天,这件事要主要经济国家一起做。银行盈利法律要西方统一,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德法提倡,美英抵制,一时半会还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