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棋局之七——春天的故事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3 07:36:47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的阶段。今天，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尤其需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的历史经验，以得出对今天的“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启示。那么，就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吧。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考察湖北、广东、上海等南方省市，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经中共中央归纳整理，作为“南巡谈话”传达，后收入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编订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第三卷，也是整个《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献。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发文传达“南巡谈话”是在南巡结束后七天的2月28日，而真正确定如何理解和贯彻“谈话”的精神实质，是由3月9日、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当年，中国足协在北京红山口召开会议，讨论“落实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深化改革，解放足球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讨论一年后开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一些媒体呼唤，希望这次“红山口会议”成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但事实证明，这个呼唤有些过于乐观了。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而言，从小平南巡到政治局会议结束，却可以称为“又一次遵义会议”。

就规格而言，一次是政治局会议，一次是长征途中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其过程而言，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小平南巡发表一系列谈话的过程，实际也是在以“隔空喊话”的方式，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说服其他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的过程。当时的领导层，肯定也是对整个过程密切关注的。布置发文学习，实际也是也是启动了一个收集反馈意见的程序。到3月9日之前，已经有10天的时间了。因此，在3月9日和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实际是经过了充分的酝酿的。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在“南巡”期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实是这次会议的基本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会议，仅就其作为一次会议的意义而论，其历史作用，起码不在当年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没有形成统一的、成熟的指导思想的遵义会议之下。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3 08:17:37

   更进一步分析，如同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这次会议，首先是因为其形成的路线，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会显出其意义。而这三次会议确立的路线，又是在指导思想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的困惑，才得以确立起来的。而在小平“南巡”之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思想困惑是：在国内发生经济领域的混乱，引发了政治风波，造成了思想上的一些困扰甚至混乱；在国际上，苏联东欧改革失败，引发了“苏东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全面低潮期。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是否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如果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注意把握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性的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实有两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暂缓改革开放，对所有的政策进行重新梳理甄别，以免“苏东波”延及中国；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苏联都没有顶住“和平演变”的“国际大气候”，中国也不应该抵制，索性将改革开放定位为“全面接轨”就是了。表面上看，在当时的各种文件、讲话和官方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前一种意见是“主流”；但实际上，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在现实中却掌握着相当一部分政经资源，且有着相当的社会思想基础。经历过二十年前那个阶段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些印象。

   由上述情况可见，在当时，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迷茫。应该承认，就直观的逻辑而言，上面两种想法，都是说得通的。客观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在“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机体中，移植生发一些资本主义的成分；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进行与西方的交易与妥协。在原则上，无疑应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自主原则；但在实践中，会不会出现反客为主的情况？应该怎样对待和认识这种反客为主的风险？这确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都必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的根本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问题尤其是性命攸关的。这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论述。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现实的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稍纵即逝的。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遇期，下一次何时出现，甚至能不能再出现，都是很不确定的。对这一点，至今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就需要一个展开的分析了。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0:02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美国、苏联、中国三个大国，各自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和模式。

　　美国显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模式，它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产品的极大的丰富，也不是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的精益求精，而是投资者也就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它又有着很明确的很坚定的一个基本的、清晰的国家战略。最初，它是一群在传统的欧洲社会，因为人均资源的矛盾无法缓和，最后逃逸出来，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的可能的，这样一个群体建立起来的契约社会。
　　这样的契约社会里面，它要确保每一个人的欲望，得到尽可能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也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天然的具有一种战略性的对外的扩张性。但是在它自身的实力和内部整合还不能为这种战略扩张提供实力支撑的时候，它会选择高度务实的国家发展战略。这种高度务实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是在孤立主义前提下迅速的实现领土的扩张和内部的整合。这样一种领土的扩张，就是西进运动；它的内部整合最高潮就是南北战争。但是无论是西进运动还是南北战争，它都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斗争，而是有着扩张和整合自身资源的一个基本的趋向，作为它主要的驱动的力量。在这样一个过程完成之后，它就充分发挥了自身在战略上、地缘上的优势。

　　美国战略上的优势就在于，它有着一个广袤的领土和统一的国家主权，同时周边的地区又是可以被它所覆盖和控制的地区；而地缘上的优势，就使外部的强权，对于它进行干预的能力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清晰的国家主权和战略意识，以这种独立的国家主权和清晰的战略意识，一方面实行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来扶持本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行一种全国性产业的布局和资源的配置。那么这种全国性的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最终的结果就是，粗糙的，但是有着巨大的规模效益的，廉价的美国制造的产品终于冲垮了那些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质量上的明显的优势。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没有任何一美分的价格优势所不能抵消的品牌忠诚度”的内涵所在。

　　与美国相比，不论是在工艺上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乃至于引领了整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德国，还是和美国几乎采取同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的日本，都没有完成如美国那样后来居上的反超。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战略环境是非常有限的，战略处境又非常险恶的。最终美国所确立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用自己的规模的优势冲垮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质量、工艺和品牌方面的优势，最终确立起自己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在确立了这种主导地位之后，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又确立了主导者的地位，利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与军事政治上的主宰者的地位，共同筹划，最后确立的，是美国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它在全球的范围内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或曰按照机器文明的基本逻辑，对资源进行最优化最高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它又为本国资产阶级圈定了一个最大限度地在这个体系中获益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就是，以军事、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话语权来维护美国在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以美国在金融方面主导地位，支持美国在它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获得一个最大限度的利润率和控制力。这种利润率和控制力，使得美国获得了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一个制度性的收益。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0:54

这种制度性的收益的一部分，作为它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来对于本国的普通国民进行赎买，进而建立起来美国的一个繁荣稳定充满活力的形象，并以这样一个形象，在各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之中，确立了自己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号召力。因此我们讲，美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世界确立了一种普世价值。但是这种普世价值，其实又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价值取向。这样一种非常庸俗的价值取向，就是按照某一种规则——不论这种规则是否合理——确立起一个利益分配结构，然后所有的人，如果你不能够改变自己在利益分配链条中的地位的话，那么你就要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就所谓美国所推动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所在。但是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需要的是不断的有新的成员加入这个体系，使得这样的体系关于产业优化配置的链条，能够不断的细化和延展，在这个不断的细化和延展的过程中，处于这个产业链条不同的位次的经济体，会逐步的接近美国那样一个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进入一个美国所主导的“因自由而繁荣富足”的社会状况。

　　也就是说，在二战之后第一波接受产业转移，然后为美国打工的，被马歇尔计划所覆盖的，是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二波就是南欧和东南亚以及拉美的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随后在制度上实现了与美国接轨，这就亨廷顿所谓的民主化的“第三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民主化的第三波，与经济上的由美国进行产业配置的第二波的国家，是具有高度的重叠性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事实上是受美国所主导的产业优化配置，一方面巩固自身的对于产业链最高端的绝对垄断和控制，另一方面提升和改善产业优化配置的第一波所波及的，西欧和日本的这样的国家，提升它们的位次，也就是说找到新的支撑点。这样使得在战后，包括改造日本和德国的过程，以及巩固欧洲的所谓的“民主与法治”社会，所取得的制度成果，在这些国家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

　　另一方面，随着南欧、拉美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在产业环节中逐步地承接了日本和西欧国家的转移，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也实现了与美国的接轨。当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制度基础，以及它自身的传统的积淀，与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样一种制度上的接轨，在这些国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远不如在日本与欧洲那样的整齐，而表现了多种多样的形态和发展阶段的特质。但是从整体而言，一直到所谓产业转移和承接的第二波与这个所谓民主第三波的阶段，美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取得了全面的成功的，也是体现了全面优势的。

　　这种优势能不能继续成功，能不能延续下去，要取决于在拉美、南欧、东南亚之后，下一波或者下一个承接产业的转移的经济体，是否能够如美国所愿，在主权上被美国控制，在制度上与美国接轨。只要这样一个新的经济体，在主权上被美国所控制，在制度上与美国接轨，不论这种接轨和这种控制给这样一个或者这样一批新的经济体带来什么，对美国来讲，它这种模式就又一次向前延伸，它的地位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这是美国的制度基本的内涵和它内在的需要。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1:41

与之相对的，就是苏联的这种模式。分析苏联的模式实质，我们也要回到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看。

　　从蒙古帝国独立出来之前，俄罗斯或者说罗斯这个民族，她是否是一个部落社会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斯拉夫，在拉丁语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它究竟是欧洲中西部的先发展的西方世界的一个奴隶的来源，还是一个初步形成的部落社会，其实是需要深度研究的。但是，自伊凡雷帝建立起俄罗斯帝国之后，它迅速的完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但是这只是制度上的完成，真正社会的主体，还是停留在一个农奴社会与部落之间的过渡的状态。而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罗斯这个机体，她的头脑开始和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制度和文化对接，躯干还是传统的，从部落社会向农奴社会的过渡的形态，而它的手足，则是那些基本上处于蒙昧状态的所谓的工匠，所谓的农民。甚至你很难将这些农民称为“农奴”，他们只是蒙昧状态的，刚刚摆脱了两只脚的动物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这个民族由此确立起来自己的特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民族进程中，真正取得决定性地位的，可能不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那样的一个群体，或者制度方案，而是最有行动力的那个群体，所选定的制度方案。不论暴力的彼得大帝，还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后来的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一直到最后解体的过程，事实上，反映的都是这样的基本的规律。

　　但是这个民族还有另一个特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方案，很容易在它真正的被落实后，迅速的僵化。因为这只是少数人组成的群体，凭着一种责任感，凭着一种对于更合理的社会的设想去实践。同时由于大多人的蒙昧和不自觉的状态，以及由于俄罗斯自身的庞大体量与资源优势的结合，使得这样的体制一旦确立起来，如果没有另一个更有行动力的精英群体来提出新的方案的话，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僵化的体制内部的某些人，自觉地来主动改造体制的话，那么这种体制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对于俄罗斯那样的情况来讲，任何一个制度其实都是一个早产儿。但是，又有足够的资源，供一个社会的先知先觉的群体在确立共识后，将制度建立起来，并很严谨地运作下去。

　　这样一个早产儿，它一旦作为制度，被真正确立之后，不可避免的会迅速僵化，然后就会发生精英群体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和疏离，最终使得制度本身失去自我改良的，或者说维护这个制度最基本的内在的条件。也就是说，不论改良这个制度还是维护这个制度，其实会让大多数人觉得与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一旦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不论是要维护这个制度还是要改良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群体，表现出来坚定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性，然后发挥他们自身的行动能力，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所谓的政治策略。否则，这个制度不论是被维护还被改良，都是不可能的。这是苏联解体的一种根本历史文化上的原因。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2:35

那一代革命者，甚至说自彼得大帝开始的，一代一代的俄罗斯社会精英分子，他们可能推进社会的形态和组织方式上的乃至于具体的物质、科学、文化成果上来取得重大飞跃的时候，甚至走在人类的最前列。但是这一切，既是由巨大的智慧和献身精神所决定的，也是由俄罗斯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制度一旦进入僵化状态之后，它不论改变还是被终结，它的过程往往在其他民族看来，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流动性极强，而且持续上千年的历史，不同阶层、不同的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皇家还有草鞋亲”，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会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感到瞠目结舌。但是这就是俄罗斯真实的历史。

　　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首先为了政权能生存下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武装的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对于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甚至军事扼杀的或者说绞杀的直接危机暂时缓解之后，列宁开始新的关于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探索，就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苏联事实上的外部环境重新的险恶起来。

　　一方面，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度过了战争后期的危机和虚弱的状态，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当时的这样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本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也就是说，赶超者还继续的谋求赶超，美国努力谋求取代英国、法国的世界主导者的地位，而英国和法国则在全力维持自己的这样的地位。这就使苏联的战略环境面临着两重性：帝国主义国家的之间的矛盾，是可能被它所利用的，让它自己得到发展的；另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自身的矛盾，它会选择妥协，然后把主要力量的投入到颠覆苏联的努力之中，最终通过得到苏联的资源和这种所谓战略生存的空间，来缓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矛盾，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社会矛盾。这些都会谋求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缓解。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所谓的德意日反苏轴心的形成。

　　我们今天读一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按有些人的说法，里面的内容海阔天空，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可言。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宣扬德国必须向东部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宣扬，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那些政治家们，忽视了这些公开的宣传，才使得整个西方确定了在德国支持希特勒，来抵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向中欧冲击的趋势。

　　这是苏联当时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客观现实条件。对斯大林而言，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的意图还没有明确之前，迅速地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不论是用什么方式，不论采取什么体制，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制度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但是首先要让苏联生存下来，首先必须要让苏联发展起来。而要想发展起来，苏联就必须有效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选择可以最快的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后来的一场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中出现的机遇和条件，来迅速的完成苏联的工业化，而且是重工业化。

　　斯大林一方面很成功的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他最成功的表现，就是在一战中，沙皇俄国是一个拖后腿的盟友，是一个蹩脚的参与者。沙皇俄国的军队和意大利的军队，一个共同特点是，士兵在战争中极容易发生溃逃，在溃逃中，他们喊的号都是“打倒军官”！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新的军队，在二战中，承受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的冲击，最终他消灭了这支陆军70%以上的主力，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3:16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之后，这种体制也迅速的僵化了。这个体制的僵化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因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的就不是商品的极大丰富，不是人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不是资产投资的效率的回报。而是什么呢？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所以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就是，一方面，在物质上，要确保人民的合理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享受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在这种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的优越性。最终，在这种人民的比较选择中，以及在国际上的斗争中，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它的体制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

　　第二，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俄罗斯也好，苏联也好，它自身的人口基数是有限的。那么它的市场，主要是消费市场的发展空间，必然是有限的。当不能有一个广泛的消费市场的时候，是无法进行的美国那种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循环，只能进行一种计划经济的，不断地按计划进行投入和产出的循环。而且为了避免资源的浪费，它的计划的水平，也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极限。可能一台机器，它的螺丝是在高加索生产，它的轴承是在西伯利亚生产，而它的底盘或者发动机是在莫斯科生产，但只要通盘计算，资源得到了最优化的配置，这样一种体制就是合理的。

　　而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的核心，在于一个经济体或者说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区，它是承载着整个的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的，这是和苏联的体制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某一个环节，是由某一个经济区，或某一个经济体完整地承担下来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区或经济体内部，有一种内在的互相交流的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内部，就会形成的一个小的商品交换的范围，形成一个更有效率的计划和体系，它可能不叫经济计划，而事实上是一个经济体系所指导的。因此，整个美国，对于这样一个体系的配置、策划以及运转的过程，具有高度的计划性，而且是一种有活力的计划性。但是这种有活力的计划性，它最终导向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最终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最终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在这之前，它更多地表现的是创造财富，以及在海量的财富基础上的，所谓的“社会和谐”的效应。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3:58

而苏联的体制呢？它更多的体制性的优势，在实现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赶超，而不是满足人的现实的需要和维持一个有活力的、有着内在经济联系的体系这方面。只有理解这一点，很多事情，我们才会有深入的理解。

　　比如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对民族问题是掉以轻心的，甚至说是以很轻慢的态度，来处理一些民族问题方面的敏感事件。他违背了苏联共产党一贯的原则，在某些加盟共和国，不是配备当地主要民族的背景的干部，任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第一书记，而是配备了其他的民族的干部。根本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统一的，有着内在联系的体系。有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只要把事实上高度集权的，而在法律上规定的，各个加盟主体随时可以退出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转化成美国那种联邦制，所谓的民族问题，就会顺理成章地解决。所以它是非常轻慢地来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葬送了苏联。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计划性经济联系，而不是说每个地区主动参与的，积极推进的，公平自愿的一体化市场内的交易活动。这样一种联系方式，一方面是资源在整个联盟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另一方面是，这个最优化的配置，又是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需要，有一定距离的。因此这样的一个配置过程，必然是高度计划的，甚至是简单粗暴的。同时，因为是最优化的配置，所以各个加盟的主体都认为自己是吃亏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吃亏，那么谁占便宜了呢？事实上，是整个联盟“占了便宜”。它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和最优化的配置。本来应该回馈给各个加盟主体，乃至于回馈给劳动者的部分剩余价值，成了实现国家实现经济科技发展赶超的这样的一个积累。这导致的结果的是什么呢？是联邦为了实现经济科技的赶超，来进行积累，所以减少了对各个加盟主体以及劳动者的回馈。但是事实上，在一个民族矛盾激化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会被简单地解释成，其他民族剥夺了某个民族，或者说整个联盟，以简单粗暴的态度，把应当回馈给我这样的一个加盟主体或者说民族的一部分的利益，简单粗暴地划拨给了其他民族。结果这样的一种全局性的通盘的经济布局，最后成了催化和激化不同加盟主体间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苏联的体制悲剧性所在。

　　而更大的悲剧在于戈尔巴乔夫，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所包含的风险，而是简单的认为，只要有经济一体化，就会有民族内部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团结。而且这样的认识，不是从戈尔巴乔夫才有的。而是从所谓的“苏联民族”的概念提出，苏联将自己的国歌从《国际歌》改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开始，这种意识，就成了整个苏联精英群体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共识性错误，最终导致了苏联悲剧性的结局。

　　但是我们要承认，斯大林那一代领导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对苏联体制的优势和弱点，是有深入认识的。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特别是冷战已经开始的环境下，苏联的领导人，从斯大林开始，到今天被我们认为是所谓“左”的，甚至“血腥的统治者”，像贝利亚、莫洛托夫这样一些人，他们都具有了初步的改革意识。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4:39

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大阵营的对抗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态势了。在这样一个态势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的领导集体明显地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够在人民生活水平与社会经济活力方面，表现出和西方的优势所在，在这样一场冷战对峙中，苏联将面临非常困难的环境。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迫切的需要可以承接和转移苏联自身的产能，然后在苏联主导的体系中，居于产业链中低端的新的经济体。这就是苏联对于中国态度的一种矛盾和纠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之所在。一方面，苏联希望中国成为这样的承接者和承担者；另一方面，苏联唯恐自己在战略上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而且有独立意志和独立能力的对手。所以从经济的本质要求来讲，苏联应该迅速的扶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现实的战略考虑来讲，又不能不提防中国的发展。

　　直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了和西方坚决对立的姿态之后，苏联才解除了这样的疑虑，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这种援助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尽快的建立起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独立需要经过艰苦的争取。如果这样一个体系全面建成的过程，完全是由苏联的支持和指导来进行，那么必然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体系在设备和工艺，以及管理模式和发展思路上与苏联全面接轨，一旦这样全面接轨建立起来，那么中国对苏联的依赖性就被确立下来了，苏联对中国的主导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了。一旦建立起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就意味着中国将永远在实质上成为苏联的附庸国，也意味着苏联可以在冷战对峙中因为中国的加入，因为中国自身国情的复杂和特殊，如果能够驾驭好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仅仅中国就可以为苏联所主导的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所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援助是那么的热切而真诚。

　　当然，要肯定的是，大多数承担具体援助任务的专家，他们是本着朴素的国际主义情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理解苏联的决策层，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只有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读一下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里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对毛泽东之所以执意要进行整风和大跃进，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5:25

比之在自己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各个经济体而言，中国实际可支配的人均资源水平，明显是有着很大差距的。比之当前在逐步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而论，中国也是一个人均资源最匮乏的经济体。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必须既要调动起本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也要有效利用外部资源。这两个要求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道理很简单，就是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一个没有进取心的企业。只有在中国对各种合作伙伴，都表现出相当的合作潜力和价值的时候，才能使得中国有机会得到自己缺乏的资源，包括矿产、能源，也包括后来的资金和市场。

　　由于中国经济的后发地位，在原始积累阶段，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主要的获得外部资源的方式，就是争取苏联和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在冷战的背景下，第一步的原始积累阶段，当然需要从苏联争取支持，包括智力支撑；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要融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但是，不论是从苏联得到支持，还是和西方进行交易，都是很难保持独立性。这就需要中国的历代领导人，能够把握好这个合作的尺度，使中国始终在自身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既要有效利用外部资源，赶超发展的差距，又要保持在合作中的主动地位。实际上，不能尽快完成赶超，也就无法保持主动；不能保持主动，也就无法实现赶超。这就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但又坚持基本的原则，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在中国全面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毛泽东事实上看到了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共同的根本局限性所在，就是“见物不见人”。

　　美国的体制，是为了投资得到最大的回报，直接满足资本的需要。苏联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为了直接满足资本的需要，但是事实上，即便作出最无私的理解，即便作出最正面的评价，我们也要承认，苏联这样一个体制，或者说领导这样一个体制的决策层和精英群体，他们所建立起这个体制，事实上是为了证明某种价值观念，某种制度的优越性。都是一方面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质上不肯承认大多数劳动者和消费者，在这样一个进程中的主体性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见物不见人”。

　　不是因为看不到人的感情和欲望，不是因为不尊重这样一种感情和欲望，而是总是试图按照某种方向去引导这样一种感情和欲望。当然，精英群体对于大多数人这样一种引导地位和作用，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应该被否认的。它既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也具有自己的正当性和进步性。但是引导向什么方向，这才是决定性的。是真正去发挥人的主体性的作用，是培养和激发人的主体性的意识，还是为了某种抽象的理论，或者某些人个人的利益或者小群体对整个社会控制力的增强的需要来进行指导，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苏联其实是高度一致的，而毛泽东对此是高度警觉的。他始终认为，应该在以调动绝大多数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的热情，这个基础和前提下，来进行战略的筹划和现代化的建设。如果背离了这样一个基础和前提，那么可能在一时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会表现出一定的优势或者优越性，甚至会被认为坚不可摧，是可以千秋万岁的，但是事实上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最终会碰到自己无法克服的最核心的难题。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6:09

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而论，还是从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论，毛泽东都要坚决反对，极力地避免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因此，他后来所谓的“大跃进”，后来所谓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利用美苏的矛盾，等等这些决策，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源之所在。

　　尽管在这之后，从反右斗争开始到大跃进，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乃至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国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之多，付出的代价非常之沉重，但是无论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是后面的几代领导人，这种意识形态基本的取向和坚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动摇。

　　在这之后，关于各种方案和路线的斗争，事实上只是不同策略、不同认识之间的斗争，不是基本的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党才能在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才能在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及时地反思和修正；才能够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及时对前一阶段进行反思和调整。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想摆脱这样一种依赖，同时能最大程度地从苏联的援助中受益，他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出于种种策略的考虑，他采取了一些在有些人看来属于胡搅蛮缠的，具体的措施，最终既可以从苏联那里最大程度的得到了各种必要的援助，同时在这种援助转变为依赖之前，又及时的切断了这种援助。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顶住各种压力，最终不仅消化和吸收了苏联的援助，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事实上也开始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进程。这样一个探索进程中，有一些代表人物，表现了这样一种探索进程不同的侧面。

　　比如说陈永贵表现的是中国人这种“宁可累死不能穷死”的，在严酷的现实条件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内在的冲动。其根本的历史意义在于，是共产党真正在指导思想上，把农民上升为创造历史乃至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主体性的地位，是在毛泽东时代，才使中国农民真正有了创造历史的自信，直到今天，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创造历史的自信，仍然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核心的动力。

　　再比如王进喜这个人物，反映的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巨大的战略压力下面，在险恶的环境中，勇挑重担，积极进取，敢打必胜的信念，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近代以来最宝贵的一种思想资源。

　　再比如钱学森反映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准工业化国家里面，或者说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里面，如何独立自主实现对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赶超的正确道路。而且这种所谓赶超，不是今天所谓在国际上争一个排名大奖，而是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践中，以这种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和一个焦点，来实现这样一个直接落实为工艺成果的赶超，然后将这种赶超的成果，迅速向整个科技体系和科研体系推广。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欧洲主要是德国在科技上的赶超，是源自于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积淀；美国和苏联的赶超，是在自己确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之后，对于欧洲既有成果的掠夺来实现的；只有中国，是在非常薄弱的条件和非常险恶的环境中，以这种巨大的压力，作为国家战略性工程的动力，同时以一种科学的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对自己有限资源进行最大效力的组合。然后，发挥包括工人、技术人员、科学家、党政干部在内，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向心力，最后完成这样的突破和赶超。

　　所以，这三个人体现了三个群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下，在毛泽东独有的战略敏感和历史自觉的指导下，各自发挥作用的主要的形态和方式，他们是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样一个环境和时代中，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6:53

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又逐步发展起来了一种漠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敢试敢闯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终于导致了大跃进这样严重的挫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思想方法，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从它的价值取向来讲，是为了确立一个民族的独立，而且是通过确立劳动者的主体性的自觉，来争取民族独立和持久发展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失误，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论受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能够及时修正错误，而且能够增强而不是减弱我们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第二，某些错误的发生，是和当时的人的认识水平有着决定性联系的。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认知水平，包括决策者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的能力，又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的落后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只有迅速改变这种全面落后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那种简单的就事论事的总结出几条经验，简单的归结为体制和主义的所谓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都是一种没有经过现实检验的，或者漠视实际过程和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结果。这种总结和认识，可能在主观上也是善意的，但是在客观上无助于真正的深入全面的总结历史经验，只会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在这之后，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独立自主地建立起这样一个国民经济体系之后，中国就如同当年的欧洲大陆一样，主要的矛盾可能不是在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而是在现实的资源上面。如果不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工艺和技术水平的发展，就失去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条件。没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条件，关起门来想着自己发展自己，这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获得足够的外部资源的支持，就成为当时的中国的决策者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人民更多希望的是，回归正确的道路之后，能够迅速地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

　　怎么样把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哪一个政治家、哪一个领导人或者说，党内的哪一个集团能够正确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哪一个集团或者政治家就会确立起不可动摇的领导核心地位。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4 07:57:40

历史的因缘际会，首先给了华国锋这样的机会。他也提出了自己“抓纲治国”的战略规划。事实证明，华国锋的思路，还是对苏联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战争爆发，这个期间的基本的成功经验的照方抓药。但是他却从根本上，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第一，他对外的战略环境判断的前提就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强调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非理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是以一种所谓的备战，事实上是为自己的一个对苏联经验照方抓药的基本战略进行一种时代背景的论证。

　　第二，他忽视了中国现实的资源条件。当年苏联的成功经验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向全世界大量抛售资源产品和农产品，换回硬通货之后，用这些硬通货聘用和收购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闲置下来的人力资源和机器设备，加上自身的资源条件相结合，最后实现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赶超。在短短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也是第二大工业国。但是中国却不具备苏联那样的资源条件。

　　因此，不论是对中国自身资源条件的分析，还是对于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分析，事实证明，以华国锋为首的当时的领导集团的一些认识，或者当时领导集团主流的一些认识，都是脱离实际的，他们所确定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实践证明，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像苏联那样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必须经过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必须是全面融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利用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到自己的分工定位，以这种分工定位参与这个体系，从外部获得足够的资源，来逐步推进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7 17:10:57

   在这之后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步的摸索和成熟的过程。但是有两点是它取得成就的前提。第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和基本的策略是正确的；第二，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它自身的独特的条件。认识这种自身独特的条件，就需要我们回到刚才对于美国体制的分析。

   美国在所谓的产业转移的第二波和制度接轨的第三波之后，需要找到一个新的产业转移和制度接轨的经济体或者经济区。当中国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的意愿之后，中国就成为这个新的经济体和经济区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当时的中国，是由有着坚定的国家意志和清晰的国家战略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经历了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磨砺和考验的，深入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所领导的，同时又是有着独立大一统传统的国家，而它的辩证思维极度发达，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周边地区有着明显发展水平的落差，使中国接受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变得非常的顺畅。同时，因为这些周边地区的投资者，并不具备美国那样坚强的实力和明确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所以无法在中国政府面前表现出足够的强势地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承接转移东南亚，所谓四小龙的一些产业，而不是美国的所擅长的，有着足够资源的，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这样就使得中国政府在自己改革开放初步阶段，也是对西方需求最强的阶段，避免了和最强大的西方体系核心国家进行直接的博弈和碰撞。反而在这样的阶段中，出于冷战的一些战略需要的考虑，美国对中国表现出了相当的善意，这就是所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的背景。但是在这样一个蜜月期中，邓小平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任何国家、任何集团，都不要指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吞下牺牲民族利益，放弃民族尊严的苦果。但是，当时这样的宣示，被很多人认为只是一句空话套话，并没有真正现实的实力资源作为支撑。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7 17:13:41

   事实也证明，苏联在它悲剧性的改革过程中，先是由一群精英群体，为了摆脱一种僵化而被另外一种僵化所迷惑，为了终结一种迷信而进入了另一种迷信，在这样一种僵化的思维和迷信的主导下，罔顾自己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以最迫切的态度，选择了一套最错误的改革方案。就是这样一套最错误的改革方案，彻底葬送了苏联，同时也真正警醒了中国。

   在这之后，曾经热切拥抱西方的，具有着坚定改革共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群体，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分化。这个分化的影响和意义，只有1919年的那一次分化可以相提并论。一部分人从苏联的解体中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国只要再经历一个过程，再加一把劲，就会让“苏联的今天”变成“中国的明天”。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一种盲目幼稚的改革方案或者改革热情，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因此，对于任何以所谓“先进经验”的名义向中国灌输和推销的制度的方案，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充分的怀疑。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有了这样的警醒和怀疑，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种警醒和怀疑，它会很快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在这之后的所谓的左右之争的一个根本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

   思想观念的斗争，最后要由实践来检验个评判。对中国而言，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真正走出一条既有效融入世界，又保持独立自主，还可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而这就需要中国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有效的方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个比较优势，就是有着广袤的纵深依托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各种廉价的要素成本构成的国际资本运营的洼地。而这个比较优势在实践中的落实，也是在一个危机下倒逼的结果。这个危机，就是庞大的过剩劳动力的压力。

   由于人均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始终面临着事实上的人口过剩的问题。问题的根本，就是庞大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同样庞大的资源与之匹配，因此由失业而流动，由流动而成为乱源，就是中国治乱兴衰周期的一个根本的经济社会动因。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对饥荒和流民动乱有着深刻而惨痛的历史记忆的国家。把农民锁在土地，然后通过城市化的发展逐步改变城乡比例，是中国制定一切政策和计划的铁律。

   改革开放前，传统的农业技术水平，使得近八成的人口在土地上耕作，具有其必要性。尽管是低效率的，但可以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当年的全民修水库和造梯田，确实是得不偿失的瞎折腾，但却可以把精壮的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拴住，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又可以在农忙时确保足够的劳动力。联产承包后，农民的集体积累都被分光了，根本没有资金引进先进的农资和农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激励下，只能加大自己在劳动力上的投入。所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当中国农民在自己祖祖辈辈摆弄千百年的土地上投入几乎全部精力之后，温饱问题的解决，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随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7 17:16:31

   1980年代初，对农村的所谓“两户”的放贷，几乎到了没有任何信贷约束的程度。以致1993年朱镕基铁腕整治信贷纪律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再也不敢向纯粹的农业项目放贷。这两家成了很多人诟病的城市对农村的“抽血机”。直到2008年6月，一些小国出现了食品恐慌之后，这个状况才有扭转。今天回想，那些能拿到贷款的，属于所谓“草根精英”。原来的体制，这些人可以成为社队干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不大可能政治进步了，只能用一些钱把这些人拴在农村。那些贷款能有回报更好，即便都糟改掉了，也算花钱买稳定的无奈之举。所以，把钱塞到那些草根精英手里，就是当时的金融系统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后来这个过程，又在城市折腾一遍。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成了塞钱的对象。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既发了点小财，又被磨平了戾气，现在已经是标准的守法公民。极少数人，则成为今日中国城乡社会中的黑恶势力的核心教父级人物。他们的第一桶金，可是拜改革所赐。被一些人认为是“体制外新生力量”的代表，全力维护，也是很正常的。

   这些“能人”数量有限，能用钱安抚，就用钱安抚；再怙恶不悛者，还可以用“严打”消灭。因为已经缩小了打击面，本着露头就打的原则，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多数因农业技术的改进而闲置下来的农村劳动力，又能用什么办法呢？坦率地讲，中央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应对问题的可行预案的时候，就敢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只有中国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成熟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毛泽东为共产党确立的性格特质和思想方法，更来自于那一代政治家对于农民的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坚定信心和深刻理解。

   可见，中国的改革，其实一开始就面临着流民动乱，导致政权颠覆的风险。这才是中国真正要命的危险所在。直到2008年底的“民工慌”时，还有人做这样的推想。当时，为中国解套的，是两伙人。

   一伙，是禹作敏、吴仁宝、王宏斌、卢志民等农村的真正的能人。他们认准了一个死理，也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真理：中国归根结底，必须把农民拴在乡土社会，才有基本的稳定可言。因此，不论当时中国农村发展工商业的基础和起点怎样，只要抢先干起来，把规模做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支持，加上乡土企业独有的优势，就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了。此后，禹作敏因为和当道大唱对台被打掉，吴仁宝和王宏斌则是始终对共产党大唱赞歌，得到了体制给与的资源支持，干得很是热闹。如果用“公平竞争”的原则细究，一些支持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站上更高的视点，就必须承认，这种支持是绝对必要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被邓小平称为中央意料之外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

   但是，如果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第一会占用大量耕地，那可不是小事。二来，既然是企业，就要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起点低，没有技术和资金积累，规模受到种种制约，这样的企业干起来一时很热闹，长期看就完全是胡闹了。国家在初期可以给与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毕竟不能解决根本困难。所以，乡镇企业的骤起骤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从长期看，如果只有乡镇企业一条路，实在是靠不住的。此时，不分管农业的另一伙人意外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7 17:19:06

      当时，为了统筹对外经济交流合作，成立了一个办事机构：进口领导小组。成员由各部门抽调，组长是副总理谷牧。我们还应该记住两个名字：副组长马宾，机电口负责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国专家局局长江泽民。当时谷牧考察西欧几个国家后，感觉到技术和装备水平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意识到必须尽快展开和西方的交流合作，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只能越拉越远。考察东南亚后，看到东南亚招商引资的情况，记起在意大利也见到过保税区。于是，便提出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

   这个设想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有国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有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依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有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急于完成产业转移，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的现成的港澳台侨投资者。地处偏远的“海防前哨”，不需要国家在设备上的投入，又有现成的销售渠道，完全可以大胆地试一下。于是，迅速拍板推开。当然，国家还是要有一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江泽民当时就是被派到广东考察基础设施状况的带队领导。

   开始建设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为加快进度，管委会主任袁庚决定，工人在定额之外多铲运一车土石，奖励四分钱。这个倒不是惊人之举，而是他结合自己在香港的见闻，公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有人议论，又要钱又要命，哪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袁庚不为所动。后来，有人把这句口号的发明权归在袁庚名下。袁庚回答：乱讲！这哪是什么发明，香港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最初，来到深圳特区的都是国家干部和国营职工。最初的玩具厂女工，就有200名来自长春的国营玩具厂。但是，当时特区的前景不明朗，大多数工人不愿迁转户籍，这就出现了两地分居和借调的问题。后来，特区的户籍含金量上升，又有成本问题。所以，必须寻找新的劳动力。香港的老板的精明被传给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盯上了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先是广东本省，然后是临近的湖南、江西，随后是湖北、四川、安徽，最后是全国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把特区看做是希望的热土。他们背上简陋的行囊，怀揣朴实的和不那么朴实的梦想，成群结队，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片土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随后，这种用工制度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的企业意识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中国从沿海到内地梯次配置，基本吸纳了农村闲置的青壮年劳动力。此时，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才基本解决。

   但是，事情很快暴露出了另一面。这一面就是，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特区直接面对的“四小龙”的直观的巨大差距，也由于缺乏改革开放中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更由于整个国家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承受力的脆弱，使得特区的发展引发的争论，迅速被激化。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7 17:22:06

      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是与特区发展的势头基本成正比的。基本模式就是，特区大发展一下，就暴露出一些问题，最集中的两点，一是经济犯罪特别是走私的暴发，在经济上危及全国的稳定；二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一些因为暂时的落后导致的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动摇，在特区确实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这在政治上也危及了社会的稳定，甚至有可能使改革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就会遭到反弹。反弹中一股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直指特区为“和平演变策源地”“新时期的租界”的言论。于是，特区就会随之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连生存都要发生危机。用特区干部的话总结，就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特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和原则，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和基本原则的斗争的集中体现。

      应该承认，当时参与争论的各方，本质上都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争论和分歧。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即在各种意见激烈争论，难以得出统一认识，又必须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下最后的政治决心，也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的领导人，邓小平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决断。这既是对关于特区的争议的回答，也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原则进行确立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小平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历史使命。其间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把握大局的清醒坚定，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个决断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小平对于深圳特区的两次发生在春天的考察。

      1983年底，深圳特区被批复成立三周年之后，面临着第一次的夭折的危机。一些言论认为，深圳已经是“经济犯罪的渊薮”、“和平演变的策源地”、“新时期的租界”。一时间，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心中被压上了一块巨石。

      当时的特区建设者，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情况，调派到深圳的党员干部。很多还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这些人而言，被组织派到这里建设特区，结果却成了“搞资本主义”、“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和利益”。这些党员干部，一下子面临着人生价值的焦虑。这些人的焦虑在于：“我们这一辈子，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啊？”

      第二部分，就是更多的因为在内地已有的体制下，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在特区看到了希望，才下决心来这里希望拼搏出一个个人的光明前景的。现在，这一线光明，随时有被关闭的可能。这些人的疑虑在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8 12:13:27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夕，小平来到了广东。他先是到了深圳。下车伊始，就明确宣布：只看只听不说话。他先后考察了深圳市区和蛇口工业区，并且为一艘邮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题写了“海上世界”。深圳市的领导很忐忑。因为小平本来宣布的是“不谈话不题词”，却在蛇口工业区开始发声，又动了笔，但对深圳市却是“不置一词，不着一字”。1月26日，小平离开深圳，到珠海考察。在离开珠海的时候，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市的领导坐不住了。市委接待处长张荣，领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利用在接待工作中建立的关系，争取到小平身边的人员的支持，说服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张荣一路跟着小平的行程，在除夕，即1984年1月29日赶到了广州。小平告诉身边的人员，通知深圳的同志，春节后回到北京，会给深圳题词的。现在先不要等了，回深圳过年去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得不到小平的题词，所有的深圳特区的建设者，都不可能有一个过年的好心情。而且，如果小平回到北京后，也没有为深圳题词，深圳方面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张荣决心，一定要在除夕夜之前，讨到小平的题词，才能回深圳过年。他的坚持，终于打动了小平身边的人员，包括保卫局负责人和小平的女儿，都答应帮他争取。

      当天傍晚，小平在宾馆散步后回到房间，见到了等候在房间里的张荣。小平的女儿帮助说明了张荣的使命。小平说：不是让你先回去过年么？不要在这里等了。小平的女儿说：人家深圳的同志这样回去，不好交差嚒。小平笑了，说了一句：有没有那样严重啊？然后就坐在了沙发上。沉吟片刻，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了写字台前。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8 12:18:07

      深圳市委的领导，准备了两套“题词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希望小平比照对珠海经济特区的题词，写一句“深圳经济特区好”之类的直接肯定深圳经济特区的话；第二套“方案”，就是退而求其次，请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报题写一个报头，也算间接得到一个“保胎定心丸”。张荣本来是准备小平垂询题词内容时，按照两个“方案”再争取一下的。不想小平却不假思索，提起笔直接题写了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张荣带着狂喜，立即打通了深圳市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深圳市委全体常委，都自发地聚集在书记的办公室，守望着广州方面的消息。张荣的第一句话，就是“题了！题了！”。在市委书记催问了几次之后，他才一字一字地把题词的内容读了一遍。登时，所有市委常委都欢呼了起来。第二天，新年的第一天，深圳的市民，见面拜年的第一句话，多数都是“题了！他题了！”深圳特区建设者的心头的巨石，被小平举重若轻地掀开了。深圳特区的发展，以及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都被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春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小平把握历史的智慧和胆魄。面对经济犯罪和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动摇，小平还是坚持，即使放进来一些苍蝇蚊子，也要把门窗打开。只有在和国际最先进的经济政治体制学习、交流、引进之后，才能真正地发展自己；只有真正地发展了自己，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坚定大多数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信念。一时地容忍一些动摇甚至丧失信念的情况，才能真正在全体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巩固和丰富理想信念。这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的不竭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小平才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即使牺牲掉一批经受不住考验的干部，也要在引进外资这个方向上杀开一条血路。

      但是同时，小平又在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心中的疑虑最大的时候，在年关前来到深圳，又以“渗着”的方式，进一步加大了他们心中的疑虑。待到真正的年关——除夕的傍晚，小平终于举重若轻地掀掉了压在特区建设者心头的巨石。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需要注意：小平是1月26日离开深圳的。他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是在1月29日的傍晚。但是，在题词落款时，小平却把时间写成了“一月廿六日”。小平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特区建设者，这句话是他在离开深圳前，就想告诉特区建设者们的。至于为什么要在三天后的年关，才写下这句话，就需要特区建设者们自己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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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棋局之七——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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