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7 17:17:11

《序篇：天国王朝》

故事的开头，仿佛一片田园诗般的乐土：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或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马提奥.利齐（Matteo Ricci），他的中文名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利玛窦。公元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Macerata），九岁时进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利玛窦前往远东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然后前往广东，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生活。

当年像他这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远不只利玛窦一个。据说，明末登陆中国的那些最早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感到非常惭愧甚至羞愧，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是如此富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远超他们的想象，基督教会形容的那个无所不有的“天国”，恐怕也不过如此。

传教士们马上遇到了难题，帝国官员们对外来宗教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孔孟释老的信仰根深蒂固。传教士开拓市场的通常技俩，比如他们在美洲、非洲以开展慈善事业和教授生产技术为先导的传教方式，在帝国很难行得通——传教士们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也许火炮和钟表仪器制造技术除外，但即使这些，在帝国政府看来也只不过是些微末的奇技淫巧。

于是，主的这些使徒们被迫做起了兼职，有的当上了钟表匠，试图通过制造修理自鸣钟的稀罕手艺，引起权贵们的垂青，从而侥幸打开传教之路；有的干上了军事工程师，专门为缺乏科技基础知识的帝国军队设计大炮，希望帝国政府能投桃报李。这些人数量很多，且延续时间相当长，迟至乾隆时期，还有老外毛遂自荐，说自己修得一手好钟，希望能得到录用，结果被皇帝嗤之以鼻——咱天朝钟表匠的技艺，早甩了你们两条街啦！

不过公平地说，这些甘为匠人的神父们，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明末清初的几乎所有大威力火炮，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指点下搞出来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后面将要重点提到的，很可能导致后金汗努尔哈赤死亡的那一炮。

也有少数教士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比其他人更深晓“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来中国传教前就掌握了许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数理化学问，因而除了照例会修钟表、造大炮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日月食万年历无一不晓，唬得只知子曰诗云的天朝高管们一愣一愣，从而厚积薄发一步登天，有的还混进高管行列，甚至做到了帝国科学院院长兼天文台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与鸦片战争后那些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同行们不同，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当时的传教士贡献多多。还以利玛窦为例，他不仅是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并介绍给西方的先行者，而且还帮助中国学者将《几何原本》等科学书籍译为中文——数学中“几何”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尽管他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自己夹带私货方便，因为在翻译《几何原本》等书的同时，利玛窦也抽空翻译了《圣经》和《天主实录》，同时也趁机发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其中不乏几位著名的政府官员。

再比如，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欧洲人都曾提到过东方有一个大国叫Cathay，我们一般将其翻译为“契丹”或“震旦”，但西方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直到利玛窦，才第一次确定了契丹原来是中国的别名：公元十世纪，契丹人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领土从中国北部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草原，因而契丹的名字被当时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直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人认为，利玛窦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即以他命名）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要知道，糊涂的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并将当地土著称为“印第安人（indios）”，即印度人。

与利玛窦一样，这些传教士基本都隶属于耶稣会（Societas Iesu）。这是一个成立于公元1534年的天主教修道会，建立的初衷是对抗当时日益壮大的基督教新教，因而十分强调纪律和服从，要求会士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其第一任会长、后来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甚至有句“名言”：“我相信白就是黑，只要教会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成员是信口雌黄夸夸其谈的骗子，事实上，罗耀拉与其他会士一样在世界各地跋涉，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传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圣人们也曾是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他们当年所忍受的痛苦，自己也同样能够忍受。

据说只要同意让他们在中国传教，耶稣会士们可以答应任何事情，凡事皆可变通处理，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触犯帝国几千年来的古老传统。比如刚到这里的时候，利玛窦想当然地穿上了“僧装”也就是和尚服，但很快他就发现与欧洲不同，僧侣的这套行头在中国并不受尊敬，于是便从善如流，开始蓄发留须，穿起儒士的服装。再比如，他们对向中国官员下跪磕头毫无心理压力，而且就像普通中国百姓那样，姿势极其自然谦恭，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老家，规矩其实是反过来的，公务员应首先向上帝的使者们致敬才对。

又比如，教士们很快发现了传统力量的强大，于是善解人意地允许主的中国信徒继续烧香磕头，照旧祭天、祭祖兼祭孔，为此利玛窦还独创了一套理论，宣称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主”其实是一码事儿，信徒们的祭拜是遵从习俗而无关信仰，只要其中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宗教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基督教义。这一原则被称为“利玛窦规则”，它一直被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做为潜规则而暗中遵守着。

直到康熙以后，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取代了耶稣会，这些愚蠢的新手们蔑视先辈积累的宝贵经验，自不量力地妄图改变“利玛窦规则”，想提前两百年就打倒“孔家店”。结果毫无悬念，他们被清朝皇帝们毫无悬念地赶回老家，更连累教会在中国全面受禁，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

可是突然之间，一群杀气腾腾的野蛮人破坏了天国的安宁，就像古老的诗歌里人们所吟诵的那样：“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

当年耶稣会传教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滔天巨变。对那段令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些人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四个世纪之后的我们翻开那些故纸，轰隆的铁蹄声和刺鼻的血腥味仍然扑面而来。其中，就包括一本名为《鞑靼战记》的小册子，它被认为是反映明清交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及最原始的记载之一，该书作者名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与AC米兰那位永远的队长同姓。

在他们的记载中，西方传教士将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入侵者称为“鞑靼人”——这个词，据考证来自于辽金时期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塔塔儿部，当时其他部族为了获得好处或不被欺负，往往冒称自己是塔塔儿人，欧洲人后来便用这个词来统称中国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

在《鞑靼战记》里，作者写道：“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于此同时，传教士也可能收到了明朝百姓的影响，因为明人将蒙古人称为鞑靼，或更进一步蔑称为“鞑子”，而不出意料地，这顶倒霉的帽子后来又戴到了他们同样蔑视的满洲人头上。

利玛窦的老乡兼同行马尔蒂尼，于明朝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到达中国。就在那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嘉靖帝系的龙兴之地——大明陪都之一的承天府也就是湖北钟祥，随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了农民军政权。这支大军继续向陕西挺进，一路势如破竹。

对明帝国祸不单行的是，同样在这一年，华北爆发大鼠疫，并很快扩散到西北，给明军的防御和农军的进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段时间有部片子《大明劫》，就是以此事为背景。那一年的八月初九，在位十八年的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经过一翻明争暗斗，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登基，他的叔父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实权。十月初三，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督师孙传庭与大明最后的精锐一起战死。在农民军与鞑靼人的内外夹攻下，谁都知道，明帝国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马尔蒂尼立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以表明自己与大明子民共同匡扶社稷的决心。他虽然也去过北京，但主要活动区域在江浙一代，因而亲身经历了江南那些惊心动魄的血与火时刻，后来甚至还参加了当地反清复明运动，对满清自然没什么太多好感。

公元1651年，卫匡国回到欧洲，在罗马教廷为传教士奉行的“利玛窦规则”辩护，同时开始用拉丁文撰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包括编年体史书《中国上古史》，地理学著作《中国新图志》，语言学工具书《汉语语法》，以及反映明清交替那段惨烈历史的《鞑靼战记》，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657年，卫匡国返回中国，与清廷和解并继续传教，四年后病逝于杭州，其墓地保存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卫匡国在内，大多数传教士既没有条件接触到明清双方的核心机密，也没有机会亲自对相关人物进行访谈，因而与今天北京的哥们嘴里喷出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红朝秘史类似，传教士们记下的好多内容，其实属于不加分辨的道听途说。正像在为同行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所写的序言里，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指出的那样：“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

比如《鞑靼战记》的作者卫匡国，在清军入关期间生活在南方，他关于中国北方的好多记载，尤其是有关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事迹的描述，应多归于此类。此外，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没有达到利玛窦的水平，而许多人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无法令我们恭维，加之年代久远，以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错误，造成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是一件叫人极其痛苦的事，有时候恐怕，看得头疼脑涨却不知所云的现代读者们，恨不得杀了作者的心都有。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资料有着种种缺陷而且并不一定精确，但它们毕竟是那个时代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就如同后面我们要提到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扬州十日记》等民间资料一样，处处浸透着草根阶层和小人物的血泪，要知道刀枪不长眼，它可不管你是黄皮肤的大明百姓亦或蓝眼睛的上帝使徒。

而且，有些记载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几名传教士留下的他们在张献忠农民军中的亲身经历，就无疑是研究那段历史的极为稀缺的一手资料。汤若望在明清两朝身居高位，甚至与满清最高统治者都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记录的高层秘密其价值无法估量。对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豪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该书“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

再者说，我们自己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虽然早已汗牛充栋，但往往却众说纷纭或自说自话，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跳出自己的圈子，看看外人怎么写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

因此，本文将以利玛窦、卫匡国、汤若望等留下的记载为脉络，同时结合必要的中国史料，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就像一个人虽然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他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他怎么看，还有，他认为别人对他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他对自己怎么看，在好多时候，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声明：文中关于传教士的叙述仅仅是出于内容需要，笔者并无意赞扬或贬低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任何教派，以及任何其他宗教。笔者自认为已经尽量做到了中立和客观，但如果读者认为还没有做到，那么笔者只能表示抱歉。）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7 17:21:47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

有种说法认为，明朝的灭亡始于嘉靖皇帝，而更多的人却宣称其孙子万历皇帝才是罪魁祸首，正是由于他长达数十年的消极怠工和不做为，才将这个曾经繁花似锦的帝国拖入绝境，至于最后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只不过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罢了。

不过，当时的欧洲传教士对万历的印象都还不坏。除了“距离产生美”以外，也许还因为，我们的皇帝除了极其懒惰（当然这么说也许不全面，毕竟他还搞过‘万历三大征’），还极其贪婪，除了肆无忌惮地扩充自己的私房钱也就是内库外，他尤其是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儿，只要看到，都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天象仪等等好玩的东东，正好搔到了万历的痒处，玩得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甚至，在几个有权势的教友——后面还会提到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字——的帮助下，以方便修理这些“贡品”的名义，利玛窦等人还获得了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

但花团锦簇的宫禁之外，明帝国却正向着黑不见底的深渊，无可挽回地急速滑落。就在利玛窦抵达北京的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酋长同样来到了帝国京师“朝贡”，此人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据说在他的本民族即女真人的语言中，这个词是“野猪皮”的意思。

不仅如此，“野猪皮”酋长的两个同母弟弟，舒尔哈齐是“小野猪皮”，雅尔哈齐是“豹子皮”，而“野猪皮”十一年后才出生的儿子多尔衮，在女真语中则是“獾”。很显然，在那个绝不会提倡动物保护的年代，此种情况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即女真这个民族，是依靠打猎为主要营生的。

没有证据表明，同在北京“朝贡”的传教士和努尔哈赤两拨人有过什么接触，利玛窦等也没有留下关于努尔哈赤的任何记载，事实上，当时整个大明朝都没将这些女真人太当回事，只认为他们是些野蛮的臣属而已。与致力于改变异教徒信仰的传教士不同，努尔哈赤没那么多高大上的觉悟，他这次到京城主要是给高官们送礼也就是行贿来了，至于为什么咱们后面再说。

此前的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爆发大规模战争，看起来颇为忧国忧民的努尔哈赤主动向朝廷请缨，要求率女真骑兵去朝鲜打鬼子。虽然该提议被担心引狼入室的朝鲜当局婉言谢绝，但朝廷对努尔哈赤的积极态度无疑十分满意，不久后便册封其为龙虎将军。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抗日援朝期间，明军在东北的兵力布署十分空虚，尤其是悍将李如松麾下的辽东铁骑大多调入朝鲜作战，从而给了野猪皮先生极大的发展空间，他趁机大肆吞并其他女真部族的领地，无所不用其极地膨胀自己的势力。

那次进京朝贡十五年后的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这位渔猎民族首领终于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起兵造反，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国号则沿用了女真祖先的“金”，历史上通常称其为“后金”政权。这个后金，就是清朝的前身，而后金开国汗王努尔哈赤，便是后来被尊称为清太祖的那个人。

此时，利玛窦已经去世六年。认识他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个被士大夫尊称为“西泰先生”，外表看着慈眉善目的意大利老头，竟然能教出一批精通杀人火器和使用技巧的中国学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面来明清战争的进程，也在客观上延续了大明的寿命。甚至号称战无不胜的“野猪皮”汗王本人，最后也很可能栽在了他们手上。

这是由于，如果努尔哈赤真是像传闻中那样死于炮创，那么导致他死亡或重伤的那颗炮弹，肯定是从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发射的。有人考证过，这些大炮都是从澳门外海搁浅的英国巡洋舰上打捞出的，当初组织引进它们的，是利玛窦的一个著名学生，而指导和训练帝国炮兵如何使用它们的教官，则是利玛窦的再传弟子们，至于当时宁远城现场的明朝炮兵指挥官，还是他们中的一个。

如果努尔哈赤能穿越回公元1601年，不知会不会专门去拜访一下同在北京的利玛窦们，并同他们搞好关系？唉！人生若只如初见……

既然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头说起，要想搞懂明清之间的恩恩怨怨，就要往前找原因，而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中国人和这些“鞑靼人”之间的纠葛，起码要追溯到距当时四百年前的公元十三世纪初：“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叙述中国和鞑靼之间的战争，按他们史书和编年史所记载，始于1206年，持续了七十七个年头。”

这里重申一下，“鞑靼人”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对长城以北所有骑马民族的统称，并不只局限于女真人，也包括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渔猎民族。很可能，在他们和当时的明朝人看来，女真和蒙古这些“鞑子”都是一丘之貉，是没有多大分别的，要说就要一块儿讲才行。

我们知道，公元1206年，蒙古草原各部在今天外蒙肯特山东麓的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共推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国号“大蒙古国”，这也标志着日后席卷欧亚的蒙古帝国正式成立。

也许是因为发音过于接近，当时的欧洲人，经常把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公元十四世纪后期的帖木儿大帝即中亚帖木尔帝国的开国皇帝相混淆，即使学识渊博的利玛窦也没有搞清这两人的关系，他曾经写道：“一直到1206年，异族人才第一次有征服全国的记录。那时候有一位鞑靼领袖是整个民族的征服者，向整个国家进行胜利的进军。我们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而我也觉得有理由认为，他就是帖木儿或他的一个继承人。”

其实，鞑靼和中国的战争，或者蒙古征服中原，肯定比公元1206年这个时间要晚得多。成吉思汗于公元1211年才大举入侵中国北方，他们进攻的对象，正是努尔哈赤们的祖先建立的国家——金朝。成吉思汗宣称，蒙古与女真有着血海深仇，自己的祖先俺巴孩曾被金朝残忍地杀害，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许多年以后，当女真人的子孙努尔哈赤，起兵反叛曾推翻了蒙古的明帝国时，也动用了几乎同样的借口。

到了公元1234年，在草原铁骑狂风般的打击下，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亡。蒙古对中国南方的宋朝正式宣战，则要一年之后，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反金的盟友。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看上去斯文孱弱的宋人，在开始阶段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到了公元1259年，蒙哥大汗大举南征，竟然在钓鱼城（位于今天的重庆）殒命，至于这事到底是不是杨过大侠干的，则永远成谜。

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最后鞑靼人在1278年整个征服了这个强盛国家，灭了宋朝，建立名为元的新王朝。元朝鞑靼族传了九代皇帝，和平、安定地统治中国达七十年之久；大约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随鞑靼人到达中国，这见于他的著述。”

如果以都城临安被占、皇帝和太后被俘，做为南宋灭亡的标志，那它发生在公元1276年，但若以南宋最后一支舰队在著名的厓山海战中全军覆没做为灭亡的标志，则为公元1279年。无论哪个，都和传教士说的对不上，显然后一个的可能性更大，鉴于这些传教士是与笔者一样的半吊子历史票友，一年误差自然可以原谅。

近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人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托克维尔生于拿破仑极盛时的1805年，死于整个世界都混乱不堪的1859年，他的另一部名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那就是前段时间被高层推荐，社会广泛提及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仿佛是为了证明二百年后那位法国哲人的正确性，对于占据了中原的蒙古人随后的生活，明末的西方传教士写道：“在这个时间内，鞑靼人遗忘了他们昔日英勇气概及尚武精神。在中国享受安逸生活，消磨了他们的意志，因长期和平相处，他们变得日趋温顺，为中国人的本性和气质深深感染。”

不过嘛，托克维尔和传教士也许都太绝对了，以后者为例，此话前一半大概是对的，安逸的生活确实消磨了草原骑士们的斗志，但后一半嘛，翻看史书我们会发现，除了萨天锡、马伯庸（可不是祥瑞御免的马亲王，而是元朝诗人马祖常）等极少数外，起码在元朝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鞑靼人”都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恐怕从未被“中国人的本性和气质深深感染”。导致这个帝国最终覆灭的元末农民大起义，起因相当复杂，但起码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源于这种文化上的冲突。

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也就是朱元璋，终于隆重出场：“一个姓朱的贱民——他是一个偶像献祭者的仆役——起兵反抗鞑靼人。这个对他那受着奴役的国家心怀不平的人，也产生了当权的野心，做起了拦路强盗。”

蒙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汉人被划进了最低的两个等级，称朱元璋为“贱民”应该并不离谱，而上述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也是朱元璋等汉人参加起义的原因之一。至于朱的宗教信仰，看过《倚天屠龙记》的童鞋们自然知道，身为无忌哥哥的小弟，年青的朱重八曾是一名摩尼教也就是明教信徒。只不过，历史上的他是否真曾加入该教，后世众说纷纭，即使真有这事，当时中原的明教早和白莲教等秘密团体相互融合渗透，已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了。

很显然，传教士是相信上面这种说法的，他称朱元璋为“偶像献祭者的仆役”，其中自然不无贬义。但同时，他又对这位异教徒的品行评价颇佳，说“他天性宽大，英勇，思想和行动敏捷；不乏志气、计谋、同伴及运气。”另外，重八似乎没做过打家劫舍的强盗，而是由和尚直接参军的，除非后世史料对此事有意漂白。

传教士记述说，我们的重八哥“召集大批人马，短时期内组成一支大军；从此他不再是强盗，成为一员军事指挥官，勇敢地进攻鞑靼人。”朱元璋于公元1352年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从普通士兵干起，很快得到主帅的赏识，被郭招为养女婿，新娘子就是后来有名的大脚马皇后。结婚后，朱重八才正式改名朱元璋，据说前两字取“诛元”谐音，而璋是一种尖头的玉礼器，正好象征“诛元”的家伙事儿。

长话短说，经过十六年的艰苦鏖战，期中大多数时间，他的主要对手都是陈友谅、张士诚等其他义军头目而非蒙古人，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终于扫灭群雄，在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同年，明朝大军北伐，一路摧枯拉朽，很快攻占大都，元帝国灭亡。对于这一事件，传教士写道：“多次激战后，他取得辉煌战功，终于在1368年把鞑靼人赶出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接受整个中国作为他英雄业绩的酬奖。”

明太祖的“洪武”年号，其来历众说纷纭——该年号并非像通常那样，由大臣们引经据典提出备选方案，而是朱元璋直接拟定的，因而皇帝基于什么理由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传教士也提供了一种说法：“他创建大明王朝，作为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自命为洪武，意思是‘著名武士’。”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民间的普遍看法，比如利玛窦也曾记载：“以智慧或诡计成功地屈服别的军阀的英雄，是朱姓家族的一个后裔，后来中国人称他为‘洪武’，意即‘卓越的统帅’，更准确的翻译则是‘洪水般的武功’。”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传教士们看来，朱元璋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鲜明地打出了民族主义大旗：“在取得如此赫赫功绩后，各省纷纷归顺于他，也就是归顺自己的国人。他成为百姓的解救者：因为中国人之爱戴和尊敬自己人，一如他们之憎恶异族，这是他们的天性。”

传教士不知道的是，尽管因民族主义而受益颇多，但夺取天下后，明太祖并没有教导国人无原则地憎恨异族，反而鼓励和吸纳有才华的鞑靼人为新王朝服务——“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即使对于元朝的那些皇帝，他也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认为“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很显然，明太祖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对于这位创建了中华帝国未来五百年基本制度的皇帝，西方传教士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利玛窦自然注意到了朱元璋制度性建设的成果：“今天治理中国人的法律都不早于洪武，所有这些法律或是由他亲自制订的，或是从他的前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他的计划明显地是制订一部全面性的法典，是以可惊叹地保证国家的安全，以及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绵延久远。”

显然，这部法典就是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大明律集解附例》，简称《大明律》。该法典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洪武年间经过三次大规模修订后最终定稿，终明一朝再无修订，遇到需要变通之处，朝廷就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以辅律的形式做出修正案，这是因为朱元璋极其讨厌子孙后代“变乱成法”，甚至明文规定有敢修改者严加惩处——“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朱元璋将帝国首都选在自己的老巢应天府，也就是长江边上的南京，卫匡国说：“他很快整饬朝政，创立大明国；不再担心被解放的人民造反。他定都那条大江岸边的南京，中国人因这条大江奔腾入海，称之为‘洋子’。”

其实，“扬子”并非海洋之“洋”。这一名称源于隋代在扬州南岸设置的一个叫扬子津的渡口，最初专指扬州、镇江附近长江段，后来扩大为长江下游。据考证在明末清初时，渡海而来的欧洲人从长江口溯流而上时，一定会经过名叫扬子江的这段长江，因此西方遂以“扬子”（Yangtze）来称呼整条长江。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9 08:27:18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3-21 10:47 编辑

《二、不能承受之痛》

在当时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的外国人眼中，明代绝对是个十分奇特的王朝。

一方面，明帝国似乎并不差钱。虽然黄仁宇先生说过，全明朝276年所铸铜钱数，北宋只要两年即可全部铸成，从而得出了明朝经济衰落的结论，但他大概忽视了，明朝尤其是明朝末年，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除了铜钱外，更有白花花的银子，而当时世界的贵金属，尤其是白银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囤积在中国。

但是，当时中国白银的产量极其有限，官府银矿的年产量仅为6000公斤（1公斤相当于26.6两），而帝国国库每年收入的银两则在十万公斤左右，由此不难推测，大部分白银都来自海外，尤其是它的主要产地——美洲。

据统计，西班牙在新大陆殖民地所产的白银，有约20％被Galleon（即著名的‘西班牙大帆船’，通常三桅或四桅，载重量很大且可商战两用）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其亚洲殖民地马尼拉，然后再运往中国。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则通过中亚贸易，由欧亚草原间接转入中国。

按照西方人的计算，仅1597年这一年，西班牙从美洲海运到中国的白银将近35万公斤，这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要多。很显然，美洲的主人虽然表面上威风凛凛，但其实却在给遥远的中国打工，绝对的“驴粪蛋儿表面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一切都是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虽然西班牙并非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所需要的消费产品，尤其是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仍多是通过贸易而非掠夺而得，使得发现新大陆以后到十七世纪前期，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一直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相比西方的粗制滥造，当时中国的商品绝对拿得出手，而且高附加值，尤其是瓷器、丝绸和茶叶，每一种都绝对是让欧洲人眼红的硬通货物。老外眼馋想要？可以，拿货币来买吧，而当时东西方通用的货币，就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

到了后来，眼看着白花花的雪花银飞也似地流入东方那个无底洞，无计可施的西班牙人狗急跳墙，甚至动起了歪脑筋——十六世纪后半叶，不断有急红了眼的官员、商人向国王菲利普二世上书，强烈要求入侵中国，其中甚至包括菲律宾总督桑德等军政要员，但随着海军无敌舰队在英国的覆灭以及陆军在尼德兰战争陷入泥潭无法脱身，一生中三次宣布政府破产来赖账的菲利普二世，这回不敢再在东方折腾了，于是此事最后无疾而终。

后人认为，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另一个冤大头的贡献——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鬼子们对“唐货”可是一向趋之若鹜的，以至于当局为了限制入超，不得不对中国产品专门征收高额的“唐物税”——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而另一方面，钱却永远都不够花。利玛窦写道：“赋税、关说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不清楚利玛窦在这里用的是什么货币单位，当时的意大利各地货币种类多如牛毛极其混乱，但显然从上下文推断，一亿五千万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资金），它们不归入皇帝的金库，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这笔收入。

“作为通用货币的银子被存入国库，而用米交纳的收入则被存人政府的仓库。民用及军事开支和政府各部门的用度也都由这一国库提取，而国家预算之大是远远超过欧洲人所能想象的。人们很难相信，有时候即使这样庞大的收入也不够应付开支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增收新税以保持预算平衡。”

而这些税收常常都只体现在账面上，至于真正能收到多少，只有天晓得。比如公元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帝国财政部即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了，足够让税务官谢天谢地。

除了维持帝国日常运转的开支，皇室的奢侈消费，以及官员的腐败潜规则外，花钱的另一个大头，无疑就是为防范长城外骑马民族而消耗的军费支出。仅“万历三大征”的军费就高达一千二百万两，把当年张居正改革积攒下的红利吃得干干净净，而帝国北部边防军每年的军费都在八百万两以上，还仅仅只够维持日常开支，一旦打起仗来，就要不可避免地大出血，因为帝国财政根本没有应对突发战争的预算。

而明朝在北方的战争绝不算少。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从朱元璋开始，皇帝们组织了多次大规模远征，“他不满足于把鞑靼人逐出中国，进而追击到鞑靼本土，几次打败他们，毁坏他们的土地，终于迫使东鞑靼人陷入绝境，直至使他们放下武器，交纳贡赋，屈膝投降。”

其实，明军的这些远征并非像传教士形容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有胜有负，其中既包括公元1388年在捕鱼儿海这样的大胜，当时明将蓝玉大破蒙古，俘获元军八万，北元益宗皇帝（即天元帝）战败后被部下杀死，“元”这个汉式国号从此不复存在；也包括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这样的大败，当时明英宗号称五十万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皇帝本人也当了俘虏，此战直接导致北京被围，帝国险些覆灭。但不管怎么说，“鞑靼人”被“逐出中国”甚至“陷入绝境”，在明朝前期确实发生过。

不过，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搞清楚，当时与明军激烈对抗的主体其实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即所谓“东鞑靼人”，他们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次战争风暴主要落在女真地区鞑靼人身上，鞑靼人被逐出中国后就是回到女真地方。”

从史料来看，起码一直到明朝中期，帝国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大体保持着和平，当地的女真酋长们以藩属的身份向帝国朝贡，并从朝廷那里获得封赏，以及，相对更加重要的贸易特许权。

尽管混淆了蒙古与女真，但来自资本世界的传教士绝不会忘记女真与中原的贸易情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后来，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因为鞑靼人已经贫困，不愿再跟中国打仗。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男人用作束发，表现为最美的打扮。”

事实上，当年努尔哈赤进京送礼活动，目的正是为了获得贸易许可证或进出口专营权，也就是所谓的“敕书”。后人认为，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换句话说，通过对特许贸易权的控制，明帝国牢牢掌握着女真人的经济命脉。

“但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称为女真国。”公元1550年为嘉靖二十九年，也是农历庚戌年，当时女真人仍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合并为一国”，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要到九年后才出生，而且女真各部也并不自称为“盟”，不知这位传教士是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

笔者猜测，传教士很可能将蒙古人的事儿和女真人再次弄混了。十六世纪前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征战，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即中原史书上著名的“小王子”——重新统一了蒙古本土，他被尊为“达延汗”，“达延”就是“大元”的谐音。随后，达延汗将蒙古高原划分为六个万户，由他的七个儿子统治，这些万户后来逐渐发展成蒙古的行政区划“盟”。但此事发生在公元1550年之前四十多年，与传教士说的时间显然也对不上。

而公元1550年的最重要事件，无疑是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他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从古北口攻破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般经过帝都东大门通州，竟然一直杀到天子脚下，京畿震动人心惶惶。明廷无计可施，只得任蒙古兵在北京城外饱掠八天，对方才心满意足地安然离去，“掠男女羸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此事直接导致兵部尚书丁汝夔做为替罪羊被杀，真正负责人严嵩宰相却安然无事。

对于“西鞑靼人”，传教士也有涉及，他写道：“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认为与人打仗并不光彩，按照他们圣哲的教导，他们的国家可以采取别的方法维持和平安定。”显然，这些人指的应是就是蒙古人。

但其实，“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对中国国情只知皮毛的老外此言差矣。在对外政策上，与习惯性卑躬屈膝的大宋，或者两次鸦片战争后孙子样儿的大清不同，咱大明一向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这不，当初为了让这些瘟神早点儿滚蛋，朝廷被迫答应了俺答汗提出的“朝贡互市”要求，但事后就马上反悔了，随即关闭了宣府、大同等地的贸易市场，于是不可避免地再次引发战争。

可不要误会，要“朝贡”的并不是失败者大明，反而是胜利者俺答汗，只不过贼不走空，朝贡的目的正是为了“互市”。除了制作武器、装饰品等少数物件外，草原人手工业并不发达，资源缺乏技术落后，大量日用品只能依靠中原，即“必资内地以为用”，而获得方式只能有两种，要么是通过贸易用马匹来交换，要么是拔刀子去强抢硬夺，前者就是所谓的“互市”。

因而，就像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对明帝国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手段，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据史料记载，由于明朝的经济封锁，俺答汗治下的蒙古人铁器严重匮乏，有的家庭甚至吃不了熟食，因为连做饭用的锅都没有。

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贸易对彼此都有好处，因为中原虽然物资充足，可严重缺乏作战用的马匹，双方正好互通有无。可是，俺答互市的要求却激起明帝国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浪，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并不是那些只知道放嘴炮的喷子，而是世间公认的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杨继盛，后来他因为弹劾奸相严嵩而被诬陷下狱，打得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这位汉子竟然亲自打碎瓷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此公之刚烈即使不是后无来者，起码也是前无古人。

难怪即使后来的鞑靼人皇帝，对杨继盛也钦佩得五体投地，比如顺治就曾说过：“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显然，这绝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他对互市激烈反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杨继盛认为，与鞑靼贸易存在着“十不可”和“五大谬”，也就是十项不应该以及五个大错误。最主要当然是军事上的，比如害怕蒙古人借着互市的机会杀入长城，或者暗中埋下伏兵劫杀我重要官员，等等。另外还有其他顾虑，比如面子上的，认为和蒙古做买卖太丢脸跌份儿——“堂堂天朝而下与边臣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重威”，再比如经济上的，怕将来没钱没马的时候不好擦屁股——“大约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之后毕马少而我帛亦不继，将何以善其后”，以及害怕蒙古人强买强卖以“下马索上价”等等。

应该说，这些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蒙古人的狡诈众所周知，杨继盛提到的那些“不可”和“大谬”，此前和此后也确实都发生过。而更根本的是，当时明军的实力远远不能保障双方在互利的条件下开展正常贸易——只有当抢劫成本远高于交换成本的时候，草原人才会坐下来，真心实意地与中原人贸易，在此之前，既然抢劫远比交换来得容易，那干嘛非要费事呢？即使真地开放市场，恐怕也是单方面的强买强卖，就像杨继盛指出的那样。

于是，为了防范心怀怨念的蒙古人入侵抢劫，明帝国不得不修筑长城并布署为数庞大的驻防军，传教士写道：“同时，为防备敌人觊觎古老的财富，中国一直派出百万士兵守御从东至西的长城。”

明朝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九边三卫”，即大同、榆林、甘肃、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太原、辽东、宣府（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和固原九个边镇即总兵辖区，以及长城以北的太宁、东胜、开平三个卫所。同时，帝国也确实保持着数额高达百万的常备军，仅“九边”就长期陈兵六十万以上，当然这些仅是纸面数字，至于其中有多少吃空饷的幽灵士兵，则不得而知。

在帝国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万历时，中国北方各军镇有在册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里面，单是现款也就是银子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另外还有粮食、劳务等大量实物性支出），这个数字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

对此，利玛窦曾经写道：“虽然除了鞑靼人的侵扰而外已经享有很长时期的和平，政府仍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一一其中之一称为辽东——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
不过，当传教士们到达中国的时候，明朝和蒙古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互市关系，这主要归功于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的高瞻远瞩，以通过新政而逐渐恢复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他们终于解决了困扰明帝国两个世纪的蒙古问题，至于具体细节这里不做展开。传教士们眼中看到的是一片安详，这番和平景象，往往让这些外来者得出中国一向如此的错觉：

“中国在大明朝治下得到巩固，享受了二百五十年持久的和平安定。”

然而，另一批鞑靼人还是杀来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少年鞑靼说》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21 12:51:09

《三、少年鞑靼说》

俺们内噶都似东北银。

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女真属于通古斯民族。这其实是一种基于语言而非血缘的分类，又称“发声学分类法”，它将人类按照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的对应关系进行区分，相似的便归于一类，称为一个语族。而相互间有较多联系的语族又合在一起称为语系，女真人便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斯语族（更细一些是属于满语支），同语系的还有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而中原人则属于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

至于女真人自己，肯定是无视这个分类的，从中原史书来看，“女真”这个称呼可能要到公元九世纪也就是唐朝晚期才诞生，此前这些人的祖先又有肃慎、挹娄、勿吉、黑水靺鞨等不同称谓。为了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已经汉化的辽帝国后来将自己的这些女真臣民们改称为‘女直’，直到公元1115年，随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振臂一呼，强悍的“女直”人如狂飙般横扫辽帝国，他们自然也不用再避什么鸟讳，不仅恢复了“女真”的旧称，从此还自豪地称自己为金人。

号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金人，是公元十二世纪初期东北亚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在金兀术、哈迷蚩们的拐子马与狼牙棒下，繁花似锦的北宋帝国灰飞烟灭，不仅给中原人留下了多个世纪难以磨灭的深痛伤痕，也让他们的后人每读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时候，都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风水轮流转，如同一个多世纪前靖康之耻的轮回，到了公元1234年，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早已彻底蜕变为中原人的女真人，如同当年面对他们祖先的契丹人那样，既无招架之功，亦无还手之力，阿勒坦汗（蒙古对金朝皇帝的称呼，阿勒坦是蒙语‘黄金’之意）随他的帝国土崩瓦解。久居关内的女真人逐渐融入当地，而他们坚守在寒冷老家的亲戚们，则分别改用部落的名称为自己的族群命名。

元朝到明朝前期女真人的历史晦涩不清，研究者认为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蒙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女真人被划入不同的种族，“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这种人为划分最终导致60％左右的女真人口从此改为其他民族，大多数女真人成为汉人并改用汉姓；二是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以部落冠名，时间一长再加上与其他民族融合，很难统计究竟哪些部落属于女真。

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北的女真各部逐渐合并，最后按照居住区域，形成了建州八部与海西四部两大聚居群体，此外还有甚至在女真人中间也被视为野蛮人的海东女真或称野人女真。

女真各部族的首领称为“贝勒”，该词据说源自金朝时时的女真语“勃极烈”，这是金帝国初期的最高决策委员会，以少数高层合议制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自任都勃极烈即委员会主席，勃极烈成员包括金太宗完颜吴乞买（谙班勃极烈即皇储），以及其他重要的兄弟和堂兄弟。到了金熙宗时期，随着女真人迅速汉化，这项贵族民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贝勒”的复数形式是“贝子”，后来这两个词都成为清朝贵族的爵位。

努尔哈赤的部族属于建州女真。建州这个这个名字起源很早，黑龙江绥芬河下游的双城子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市一带，在唐代曾为渤海国的地盘，当年名叫建州，是渤海国率宾府治所。后来明朝在这里设置了建州卫，辖区极大，西到今天的吉林市，东到日本海，北到今天黑龙江与吉林两省的界河穆棱河，向南则越过了图们江进入今天的朝鲜境内。

明朝时居住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的女真人，便被称为“建州女真”。他们分为八个部族：苏克素护部、哲陈部、完颜部、浑河部、栋鄂部、鸭绿江部、讷殷部以及珠舍里部，前五个又称为“满洲五部”，后三个又称为“长白三部”。努尔哈赤便出自于“满洲五部”中的苏克素护部，清朝统治者自称满洲人，也是由此而来，至于“满洲”的具体含义则有好几个说法，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查，这里不再赘述。

建州女真的地盘既然已经延伸到朝鲜半岛，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朝鲜当局——更确切地说是李朝——发生争执。建州女真便不断抄掠朝鲜，一位名叫猛哥贴木儿的女真酋长甚至以佣兵首领的身份，参与过李朝太祖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因此，我们前面提到过，努尔哈赤要求抗倭援朝却被朝方有礼貌地拒绝，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另外，猛哥贴木儿是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清朝建立后被尊为“肇祖原皇帝”加以供奉，这无疑是一个蒙古化的名字，“猛哥”又写做蒙哥或忙哥，在蒙语中表示最高神灵“长生天”，而“帖木儿”则是“铁”的意思，该词很可能来源于突厥语。明太祖时期，猛哥贴木儿归附朝廷，成为朱元璋对抗蒙古人的同盟，永乐年间他又被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最后于宣德年间在女真人的一场内战中阵亡，努尔哈赤被认为是他的六世孙。

明末女真人的另一大群体是海西女真，这里的“海西”，指的是海西江，也就是今天松花江流经黑龙江省伊兰县以西的那段，据说此处是这支女真人的发祥地。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明朝将黑龙江库页岛（今属俄罗斯）一带的女真人称为“东海女真”（又名‘野人女真’），生活在东海女真西边的那些人就成了海西女真。

到了明朝中后期，海西女真主要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今天辽宁开原以北到松花江大拐弯的地段，他们分为乌拉、哈达、辉发和叶赫四大部族，另外还有苏完部等附属小部落。根据他们的分布地不同，明朝人又将海西女真分为山寨夷和江夷两部分，哈达、叶赫是山寨夷，乌拉、辉发则是江夷，通俗点儿说，前者住在威虎山上，后者住在黑龙江边。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女真人之间仍然内斗不断，传教士写道：“这时，正当七个鞑靼部长，即长官打内仗的时候，中国大明朝称号万历的第十三位著名皇帝，很稳健公正地从1573统治到1620年。”今天看来，传教士所谓的“稳健公正”更像是讽刺，正是万历朝廷三十年一贯的不作为，才给了努尔哈赤极大的作为空间。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爱新”是女真语的“黄金”，而“觉罗”据说是“远方”的意思，表示这一分支是爱新家族的旁支远宗。嘉靖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的爱新觉罗家族，他是当地酋长塔克世的长子，这个家族虽然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但其实际势力范围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一级。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加之与继母的关系极差，因而自幼闯荡江湖，饱受社会磨练，并且与明帝国的辽东当局官员们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关系，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直到公元1583年，他家遭遇了一场巨变，直接导致努尔哈赤继承了家族的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位。

传教士曾记载道：“当女真王毫不怀疑他的所谓友人时，他们用计把他擒获，背信弃义将他杀害。”

这应该说的是当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之事。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明军进攻建州女真叛军盘踞的古勒寨（位于今天辽宁新宾县上夹河镇古楼村至胜利村一带，与前文提到努尔哈赤大胜九部联军的古勒山很近），叛军首领阿台是努尔哈赤家的亲戚，至于具体关系则比较复杂，有人说阿台的老婆是觉昌安的孙女，也有说塔克世是阿台的女婿，而日本学者则认为阿台的姐妹是塔克世的老婆，也就是说阿台其实是努尔哈赤的舅舅。

觉昌安和塔克世遂以亲戚的身份进寨劝降，但不幸成了包子馅，与叛军一起被明军团团围困在寨中。城破之后，明军展开无区别的大屠杀，觉昌安与塔克世不幸躺枪，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后来，当努尔哈赤正式造大明王朝的反时，他在宣战书即著名的《告天七大恨》中列举了七个理由，试图证明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而自己父祖无辜被杀，正列在这“七大恨”的头一条。

“为报仇雪恨，鞑靼国王之王调发一支强大军队，趁机设法进入我提到的长城；因大河结冰，他马上袭击鞑靼边境上的大城开原，在1616年攻占了它。”

传教士显然把几件事给弄窜了，当年女真人与明朝之间其实并没有长城的阻隔，明帝国在东北的主要管理机构都设在长城之外，尤其是，当自己的祖父与父亲被误杀后，努尔哈赤，这位后来的“鞑靼国王之王”，其实并没有采取任何武力反抗行动，等到他攻占开原，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大明管理东北的最高官员，名字叫做李成梁，他的头衔很长——“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其中“太保兼太子太保”是荣誉职位，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地位极高；“宁远伯”是封号，意味着李成梁进入了帝国伯爵的行列；而“镇守辽东总兵官”或简称“辽东总兵”则是他的实际职务，总兵官是明帝国在边疆设立的军区司令，权力极大却没有固定级别，而通常认为，这个官位已经是明朝中后期武将的最高实职。

与戚继光齐名或者名声更盛的李成梁，是明朝最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之一，翻开《明史》中他的传记，几乎就是一本功劳簿，通篇都是大大小小的军功。比如说，阿台的父亲、当年建州女真最强大的首领王杲，就是死在了李成梁的手里。

王杲（这可能是他的汉名，此人本名喜塔喇. 阿突罕）从嘉靖年间就开始与明朝不对付了，据说他和帝国官员有生意上的纠葛，从而心生怨恨。当时王杲偷袭了帝国关外重镇抚顺，在当地大肆抢劫杀戮。后来，一位明军高级将领——副总兵黑春带兵前来清剿，结果不仅大败，就连副总兵本人也被这位凶恶的女真酋长活活肢解。王杲从此与明廷结下了无法化解的梁子，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频繁入侵辽阳、抚顺等要地，杀死大批帝国官员。

李成梁来到辽东后，王杲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万历二年即公元1574年，王杲率领女真和蒙古联军，大举进犯辽阳，结果被李成梁杀得大败，不得不投奔同属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却被对方当做大礼献给明军。当时正值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一片欣欣向荣，小皇帝本人也精神头十足，他亲自登上午门城楼接受李成梁部队的献俘，仪式过后的第二年，悲催的王杲被千刀万剐处死。这位失败的枭雄是努尔哈赤家族的亲戚，有人说他是努尔哈赤的外曾祖父，也有人说是外祖父。

李成梁在任期间，西击蒙古，东破女真，赫赫战功甚至让另一名将戚继光只能望其项背，即使祖先饱受其蹂躏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人“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甚至明帝国的藩属兼邻居朝鲜李朝，也在自己的史书上记下了“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这样的字句。额外说一句，李成梁很可能是朝鲜遗民的后裔，但该家族声称本出自陇西李氏也就是与李唐皇族同源，唐末进入朝鲜半岛避难，洪武年间又回到故国。

“南戚北李”都是张居正的爱将，为了表示对伯乐的感激之情，李曾给张送去重礼，结果却被对方婉言谢绝，帝国首相认为，李成梁的荣誉和地位都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任何人，如果自己收了他的钱，那就是侮辱了这位勇士，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后人评价道，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理由。

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就连困扰帝国两百年的蒙古人也已不再是问题。可惜的是，随着张居正病死并被彻底清算继而身败名裂，万历皇帝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消极怠工，戚继光也在黯然下野后默默无闻地死去。目睹帝国政局的大退步，以及老上级老同事的不幸遭遇，李成梁很难不被触动，从此他得过且过，出工不出力以至于谎报军功，像星战中的阿纳金那样开始了朝着黑暗方向的加速堕落。

至于努尔哈赤本人与李成梁的关系，则是一言难尽，按照明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这两个人“结托极深””。有一种看法认为，正是在李成梁本人的默许甚至纵容下，努尔哈赤才大胆地对女真各部动起刀兵，而丝毫不用担心受到朝廷惩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起码在开始阶段，努尔哈赤就像台球里的那颗白球，在李成梁的驱使下，不停地击打着那些因强大而引起明廷警惕的彩球——乌拉，叶赫，等等。

后世研究者发现，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李成梁相当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史籍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梁的书童、侍卫、侍卫长，甚至被李成梁收养为义子的说法。两人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父、祖被误杀，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而在军事思想上，未来的后金汗王很可能是这位名将的亲传弟子，战场上李将军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优秀素养，肯定让他身边的女真酋长潜移默化深受熏陶。

根据满族民间传说，精力旺盛的努尔哈赤与垂垂老矣的李成梁的一个年轻妻妾，甚至还有过一腿，满族人绘声绘色地形容，那位叫做“紫薇夫人”的美丽女士，曾用生命掩护未来的后金汗王，逃脱了自己那位嫉妒老丈夫的追杀。即使在《清史稿》中，也留下了一段含糊的记载，说“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让人很怀疑这个传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当时，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的实力明显要弱于海西女真，尤其是后者中的哈达与叶赫二部，是女真各部中最强大的。仔细考虑之后，他决定对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卑躬屈膝，同时与强大的哈达与叶赫联姻，而攻击的重点，则是另外几个相对弱小的部族。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四、叶赫那拉的诅咒》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5-16 15:38:00

《四、叶赫那拉的诅咒》

有人曾经总结说，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学会给自己制造敌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技巧，政治斗争永远都要拉一派、打一派，切不可两面作战、两派一起打。就算要面对的只有一派，那也要先分化他们，然后再一拉一打，打掉一派之后再来分化剩下的一派，照旧一拉一打。

身为大明不世出的名将，李成梁经常玩拉一派打一派的把戏，比如他在收拾建州女真王杲的时候，就拉着海西女真一块儿动手，既能让女真人自相残杀，同时也让对方纳了投名状。

后人研究后认为，明王朝对于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分而治之、钳制平衡政策，一个部族如果稍许强大起来的话，就会立即扶植另一个部族与之抗衡，或者同时扶助几个力量，在其间挑拨离间，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因此，这些边疆部族很少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哪怕很简单的军事训练，都有可能招来大明帝国军队的打击。

在李成梁的长期纵容下，努尔哈赤的情形是极为特殊的例外。名将身边浸淫多时，深谙这种“借力打力”之道的努尔哈赤，决定照样画葫芦，而他给自己制造的敌人，是一个名叫尼堪外兰的倒霉蛋。

“尼堪”据说出自女真语中的“牛”，大概是因为汉人多用牛耕作吧。该词在女真语中用来指汉人，但对它的词性却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而另一种则认为是个贬义词，相当于评书中金兀术称呼岳家军的“南蛮”或“蛮子”。但奇怪的是，也有一些满洲贵族以此为名，比如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子就叫尼堪，此人爵封敬谨亲王，于公元1652年战死于广西，当时举国震动，这里暂且不表。

“外兰”据说是汉语“外郎”的音译，本意是没有固定职责的散官，比如员外郎，这里大概指秘书或者翻译，因此“尼堪外兰”合起来就是“汉人的秘书”或“汉人的翻译”，总之与汉人有着不尽渊源，事实也确实如此。

前面我们讲过，公元1583年，明军进攻建州女真叛军首领阿台驻守的古勒寨。当时李成梁亲率大军讨伐，但却屡攻不下，就在此时，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主动跑来讨好，他劝说守军打开了城门，但没想到明军立即大开杀戒，此前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父祖也被误杀。

显然，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在他愤怒的质问下，明廷专门派使者向他表达了歉意，做为补偿，帝国政府特意授予努尔哈赤三十道敕书也就是进出口贸易特许经营证，三十匹好马，以及帝国高级荣誉军职——都督的委任状，并让他继承了祖父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之位。

既然没法和真正的责任人李成梁叫板，努尔哈赤决定柿子拣软的捏，他宣称，父祖被误杀完全是尼堪外兰的责任，此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必杀之！而所有胆敢收留尼堪外兰的人，也都是我努尔哈赤的敌人！随后他找出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遗留下来的盔甲十三副，召集了几十个人，向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发起了进攻，这就是后世大肆渲染的“十三遗甲起兵”故事。

预先得知消息的尼堪外兰，早早带着老婆孩子躲了出去，于是经过一场不算激烈的械斗，努尔哈赤取得了人生中首场战役的胜利，并顺利接管了可能比屯子大不了多少的固伦城。随后，他又攻击尼堪外兰藏身的甲板城，后者再次逃走，努尔哈赤遂再次取胜。

也许对误杀努尔哈赤父祖确实心怀愧疚，李成梁不但推动朝廷对这位年青的女真做了大笔赔偿，而且对后者的军事行动故意装聋作哑，甚至，当无路可逃的尼堪外兰跑到明军大营寻求庇护时，李成梁又故意指使明军不闻不问，最后还偷偷切断了尼堪外兰的退路，导致后者为努尔哈赤所杀。

据说，得知尼堪外兰已经被明军保护后，愤怒的努尔哈赤当场将十九名汉人俘虏斩杀，其余六名受箭伤的汉人，伤口则被重新插入箭头，令他们去向明军报信以索要仇敌，最后终于一偿夙愿。

也许虐杀俘虏实在不怎么光彩，此事并未记载于清朝正史，而是出自一部名为《满洲实录》的书，该书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编成，叙述了自满洲起源一直到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后的女真人历史，特点是图文并茂，换句话说，它其实是一套小人书。也正因为如此，该书虽然在信口雌黄的乾隆时期也做了修订，但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我们知道受图画内容和篇幅的限制，小人书只能删改个别字句——因而较好地保存了许多早期史料。

就这样，在李成梁的暗中支持下，努尔哈赤借着追杀尼堪外兰为父祖报仇的名义，开始了一统建州女真的步伐。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也就是继承家族职位的同一年，努尔哈赤征服浑河部，四年之后征服哲陈部，又过了一年，栋鄂部和完颜部投降。加上他所在的苏克素护部，至万历十六年即1588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八部中的满洲五部。万历十九年即公元1591年，他又兼并长白山三部中的鸭绿江部，势力越发膨胀。

期间，努尔哈赤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展现出了卓越的勇气和娴熟的武艺，据说他甚至曾以四个人对抗八百敌军，并成功战胜对手。如果按照后来清王朝的宣传，像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张翼德们一样，努尔哈赤显然具备了冷兵器时代英雄的所有重要素质，但是后来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他的那些敌人们，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乌合之众，而那些稍有军事素质的女真人，早就被李成梁给杀光了。

身为大明在辽东的军政第一把手，李成梁之所以力挺努尔哈赤，显然不仅仅出于个人交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借着建州女真去削弱更为强大的海西女真，尤其是其中的叶赫部。

其实，海西女真的哈达部本来是女真人中最为强大的部族，尤其是嘉靖末期，哈达首领王台（应是其汉名，此人姓纳喇氏）势力极大，其余三部叶赫、乌拉、辉发，甚至建州女真的浑河部，都纷纷向其称臣，王台遂自称“哈达汗”。到了万历二年即1574年，因为抓捕建州女真首领王杲有功，王台被明廷册封为右柱国（从一品）和龙虎将军（正二品，努尔哈赤也曾获此官衔），哈达部达到鼎盛，成为朝廷认可的女真霸主。

到了晚年，王台“贪婪失众”，因为生活腐化，渐渐失去了民心，死于努尔哈赤“十三遗甲起兵”的十个月前。他这一死，几个儿子为争位互相攻战，随着明军武力介入，女真霸主哈达部迅速衰落——据说王台有统一女真的雄心，从而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蛰伏多时的叶赫部也来趁火打劫。它是女真最古老的部族之一，据说金代之前就有了，但也有说它出自蒙古，后迁徙到叶赫河（位于今天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遂以地为名。学者研究后认为，叶赫部有一个与其他女真部族不同的政俗，即同时存在着两位贝勒，他们分居东西二城，共同执政。

贝勒们都出自叶赫那拉家族，是不是很耳熟？您记的没错，那个曾给中国创造了无数耻辱底线的老太婆——慈禧，就是叶赫那拉氏；而最后抱着小溥仪退位的丑太后——隆裕，也是叶赫那拉氏。

叶赫属下有十五个部落，素来以“勇猛、善骑射”著称，见哈达陷入一片混乱，他们趁机出兵，一举取代了哈达的女真霸主位置。但是正所谓枪打出头鸟，这个新霸主马上遭到明军的猛烈打击，两位贝勒也同时被李成梁杀死，元气大伤。

新贝勒继位后试图咸鱼翻身，再次进攻哈达，结果又被李成梁击败，不得不乞和罢手。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眼看在明军那里讨不到便宜，叶赫两贝勒决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哈达部暂时和好，大家一起去相对弱小的建州女真那里挽回损失，抢来的土地人口大家都有份。

在他们的组织下，海西四部联合科尔沁等三个蒙古部落，以及长白山三部中残存的珠舍里和讷殷两部，结成九部联军进攻建州。两军在努尔哈赤的主场古勒山（与前文的古勒寨都在今天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部）展开决战，九部联军有三万人马，而建州军则不到一万。

面对数量远超自己但却各自为政的敌人，此战中努尔哈赤展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其要旨就是“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这一军事思想也几乎贯彻了他今后的战争岁月。最后，人数占据优势的九部联军大败，被杀四千多人，其中就包括叶赫贝勒之一的布塞。

在李成梁的暗中支持下，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随着长白山二部被努尔哈赤吞并，他终于将建州女真全部统一。对此，传教士写道：“女真的靼鞑人这时合并为一国，人数大增，并向外扩张，日益成为明朝可怕的威胁。”

其实，努尔哈赤这时还没有能够将“女真的靼鞑人这时合并为一国”，战败的叶赫等海西四部仍有一定实力。但是，海西与建州之间的力量已经完全改变，努尔哈赤也取代了王台，成为女真最有力量的酋长。而对于一直养虎贻患的明帝国来说，其辽东当局不得不再次调整政策，由此前的限制叶赫变成了之后的限制建州。传教士写道：

“于是边境几省的长官私下商议如何把这些人限制、约束在他们的范围内。长官在皇帝面前尽管有如奴仆，他们却拥有绝对权力处理他们治下的事务及关系，除非有更高的官员限制他们。这样，总督和长官在女真的鞑靼商人来到辽东省的境界，便对他们进行辱骂。”

随后，传教士又记载了一条八卦：“当女真国主想把女儿嫁给另一个鞑靼王时，长官提出一些捏造的理由，阻止婚配。”

此处说的应是著名的“叶赫老女”故事。据说这位姑娘名叫东哥，出身于叶赫那拉家族，有着倾国倾城的惊人美貌，其艳名流传四方。她的父亲就是在古勒山之战被杀的布塞贝勒，而造化弄人的是，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这对后来的死敌却很有机会成为一对翁婿。

当年为了笼络努尔哈赤，布塞曾将女儿东哥许配给这位青年才俊。但随着建州女真实力的迅速上扬，两家很快变得势不两立，尤其是随着布塞被准女婿杀死，这门亲事更变得根本不可能维持。绝代风华的东哥据说还发下誓言，愿意嫁给任何一个替自己报杀父之仇的英雄。

此后，为了政治利益以及刺激努尔哈赤的需要，她的哥哥布扬古不断地将美丽的妹妹许配给各路豪强，他们中既包括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酋长布占泰、辉发首领拜音达理等女真首领，也包括好几位蒙古首领。不过这些许婚都是惠而不实的空口白条，因为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韶华逝去的东哥才终于远嫁蒙古，而当时她已经三十三岁，成了人们家长里短指指点点的“叶赫老女”。

万历十九年即1591年，常在河边走的李成梁终于陷入泥滩，他因谎报军功被言官弹劾，铁证如山事实确凿，加之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坏，即使一直对李十分欣赏的皇帝也不好出面力保，这位老将不得不罢官回家，而这一待就是十年。

曾经的靠山虽然走了，羽翼早已丰满的努尔哈赤可没有闲着，继续着他统一女真的脚步，而未婚妻东哥的不断改婚，正好成了他发动战争的绝佳借口，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此女之生，非同一般者，乃为亡国而生矣！”因此，她的每次许配时，他都表现得义愤填膺，赌咒发誓地宣称要找那位新未婚夫的晦气。

努尔哈赤说到做到。万历二十七年即1599年，在让建州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之后，女真曾经的霸主哈达部还是灭亡了，东哥曾经的未婚夫——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被擒，不久后即遭诛杀。

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鉴于辽东的将军们一蟹不如一蟹——“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又被重新起用。也许已经看透了人生，也许因为努尔哈赤表面上对他仍一如既往地恭顺并频频赠以重礼，老爷子此后得过且过，再也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睁一眼不如闭一眼地混吃等死。尽管他在复职以后的八年时间可谓尸位素餐，可官职却仍然一个劲儿地往上升，七十五岁时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太傅，真可谓“官至极品，寿比龟蛇”。

如果只是单纯地不作为，也许他造成的危害还不那么大，但老爷子却偏要时不时发出一些声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年，李成梁竟然以“孤悬难守”为理由，下令放弃六个军事要塞即著名的“辽左六堡”（又称宽佃六堡，辽左是辽东的别称），并将六堡防区内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徙到内地。

李成梁此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撤离过程中组织不当，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史载“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死者狼藉”；二是失去了制约女真人的重要桥头堡，要知道这个要塞控制着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的广大地域，一旦弃守，辽阳、抚顺等几大重镇，顿时门户大开，明军从此失去了进入女真腹地的资本。

见老上级自废武功，努尔哈赤大受鼓舞，立即加大了对海西女真的打击力度。万历三十五年即1607年，位于今天辽宁抚顺辉发河流域的辉发部灭亡，东哥的另一个未婚夫——辉发贝勒拜音达里被杀，努尔哈赤“屠其兵、迁其民”而还。

一年之后，不得不为辽东乱局承担责任的李成梁再次罢官，尽管熊廷弼等言官愤怒地弹劾他误国误民，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素眷成梁”的万历皇帝再次干涉，所有弹劾的奏章都“留中不下”，这位老将终于成功上岸。

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位于今天吉林省中央的乌拉部灭亡，东哥的又一个未婚夫——乌拉贝勒布占泰逃奔未婚妻的老家，不久后因叶赫部悔婚而抑郁而死。努尔哈赤将乌拉降民一同带回建州，至此，女真各部中还没有臣服努尔哈赤的，只剩下孤零零的叶赫一家。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李成梁病死于北京，一年之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同年，也就是出嫁仅仅一年之后，他曾经的未婚妻东哥，这位“女真人的海伦”，便在遥远的异乡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其实，所谓“东哥”只是后人给她取的名字，也可能是她的小名，《满文老档》等原始史料里只说她是“叶赫贝勒布杨吉之妹”。

而更为不幸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努尔哈赤，竟然将风华绝代的她定义为红颜祸水，宣称她必须为海西女真各部的灭亡负责：“以此女故、哈达国灭，辉发国亡，乌拉国亦因此女而覆亡。此女用谗挑唆诸申国，致启战端。”此种言论真的让人无话可说，呜呼哀哉，天日昭昭！

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倾国之兵，发动了对老冤家叶赫的最后一战。尽管明朝象征性地派兵支援，但已经于事无补，这个古老的部族最终灭亡，助战的一千明军也被全歼。努尔哈赤至此统一了整个女真，他终于成为了传教士笔下名符其实的“鞑靼王”。

据说，当叶赫部的最后时刻到来时，其贝勒金台石对努尔哈赤发出了这样的诅咒：“哪怕叶赫那拉只有一个女人活着，她也一定覆灭满洲！”随即，他投入熊熊烈火中慨然赴死。

——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金台石的遗言，读起来颇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般的决绝。只是面对这可怕的诅咒，努尔哈赤却显得无可奈何，斩草除根是不可能的事，该部人口众多且与建州联姻频繁，就连努尔哈赤自己的夫人，也是叶赫那拉家的姑娘。

这位名叫孟古的叶赫格格是金台石贝勒的妹妹，她的儿子就是清太宗皇太极——换句话说，此后清朝所有的皇帝，其实都是她的子孙，爱新觉罗与叶赫那拉两家的血，早已融在一起无法剥离。

斗转星移，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随着一个姓叶赫那拉的女人泪流满面地发布了清朝最后一道上谕——《宣统退位诏书》，那个曾灭亡她祖先的王朝终于不复存在。如果再考虑她的亲姑姑即慈禧老太太做过的那些事儿，从某种角度看，叶赫那拉确实报了对爱新觉罗的一箭之仇，只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帝国。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五、荒腔走板不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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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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