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鲁迅和黄兴

热度 1已有 470 次阅读2021-7-19 10:59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

2021-7-18

1902年，鲁迅与黄兴先后至日本，入私立弘文学院留学，在章太炎先生门下读书。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所采用的名字是周树人字豫才，参加了光复会以后的共和党的。黄克强所采用的名字是黄轸字堇坞，黄兴字克强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后才改用的名字，是同盟会的前身华兴会的创始人。可是同样作为历史人物，鲁迅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后来成为革命伟人的黄兴的呢？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日租界的大陆新村9号寓所。他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动笔于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25周年纪念日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剪辫子，不是为了排满革命的复仇雪恨，而是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作为比较，鲁迅谈到黄兴在弘文学院留学时，根本就没有剪辫子: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有云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这一点，鲁迅还是诚实的，没有借回忆之机，故意拔高，自吹自擂，贪天之功，也没肆意吹捧，歌功颂德。除此之外，鲁迅在1925年6月16日的《杂忆》一文中，再次提到过黄兴的名字，而且是作为历史教训中的反面教材来加以介绍的：

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最后是在1926年11月18日《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有所涉及，但是没有提黄兴，只是提到徐锡麟和秋瑾的被杀，以及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革命。写这篇回忆的时候，黄兴已死，孙中山也不在了。鲁迅用的，是反讽的语气。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黄兴是一个领导者，身先士卒，足履危地，而鲁迅则是一个看客，连参加者，都还算不上。可是鲁迅的文字是深刻的，到了五四运动，终于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召唤下，成了新青年的主要一员，和黄克强革命事业的反对者了。